2014年11月29日 星期六

難望再有詩

20141129

20062009年間,我曾忽然文青,嘗試寫詩。前後共寫了14首,如今再看,多不堪讀。儘管如此,寫詩的日子多少令人懷念。以下是幾首我覺得尚可見人的。


去哪裡?
20061027

雨後春筍
等著被收割

籠裡的鳥
嚷著要翱翔

世界急促前進
不知要往哪裡去


蟬變
2007723

有一種人
像蟬那樣
蟄伏良久
破土而出後
就拼命地鳴叫

非常聒噪
相當煩人
人們都聽見了
人們也都聽不見

秋風吹起時
鳴足叫飽的蟬一一死去
留下愛鳴叫的人
帶著沙啞的嗓門
去迎接冬天

許多個寒暑之後
他們大多成了蟬
一隻隻
寒冷中噤聲的蟬


番紅花與人字拖
──記日本記者長井健司採訪緬甸反軍政府示威時遭士兵槍殺
2007928

















天安門
天鵝絨
鬱金香
還有……
番紅花

袈裟染血時
他的相機在手上
魂斷異鄉
暴卒疾走
穿著……
一對人字拖

流血
不流血
流血
剝削
磨難……
再剝削

槍聲響過
留下
一地的拖鞋

同一個世界
不同的拖磨


冷與熱之間
2008418

心上結痂
快脫落之際
一陣輕癢
難言的惆悵
於是明白
「但我已不在乎」
其實是在說
「但我仍在乎」


Unspeakable Sadness
9 June 2008

It is callous to seek for the truth behind disasters, they say
Always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they say
Always think positively, they say
Look to the future, they say

It is callous to cover up sins, I say
It is coward who cannot face the dark side, I say
It is self-deceiving to think one-sidedly, I say
There is no future without knowing history, I say

Heartlessness abounds
Brainlessness so common
Unfeeling ambitions aspired everywhere
All that leaves are
Unspeakable sadness, and
Aching void


最美一刻
2008122

你說
黎明之前最是黑暗
我想
腐爛之前最是甜美

夜盡晝臨
衰退的盡頭是復甦
世界周而復始
凋零的是個體

酸掉之前
請好好品嘗
櫻桃的滋味

梁文道 - 翻譯的態度與常識

香港蘋果日報   2007624

最近讀當紅法國哲學家于連(Francois Jullien)的訪談錄《(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發現一個非常罕見的奇事,作者竟然和譯者公開鬧矛盾,而且全都呈現在這本書中。根據書前〈譯者的話〉,譯者曾多次保證中國出版譯書的程序能夠「出精品」,但作者于連教授就是不放心,而且不放心到了一個地步要另外寫一封〈作者告讀者書〉,並且指明要一個他信得過的人中譯之後連法文原件刊印,以正視聽。

他想告訴讀者什麼呢?他說:「雖然我十分感謝譯者對我思想複雜性的闡述所顯示出的極大耐心,我還是拒絕對該書中可能出現的誤解和錯誤承擔任何責任。特此聲明」!再回到〈譯者的話〉,譯者隱晦地表達了他的感受:「譯者慶幸本書在中法文化交流年內出版,其宏觀意義在於交流兩國文化,這個〈作者告讀者書〉也可視為對本書的一個不無意義的腳注。讀者不僅可知其書也可知其人,由此更充實了文化交流的內涵」。

我不懂法文,實在沒有能力判斷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不曉得到底是譯者的水平果然有限,還是作者的為人太過麻煩。就算遇上了令人看得莫名其妙的章節,我也不知道是誰的責任。好在我還有丁點常識,可以藉此摸出些蛛絲馬跡。在這本書的第八十九頁,于連提到他七十年代在香港新亞研究所就讀的經驗;可是譯者似乎沒聽過「新亞」這個名字,於是直接按原文音譯把它寫作「Xinya研究院」。此外他也不曉得「啟德機場」,因此就有了「Kaitax飛機場」。如果說他沒來過香港,不知道什麼叫「新亞研究所」,也不知道香港曾經有個新亞研究所,那倒也罷了。

但接下來,這位譯者竟把一代中國思想史名家,于連的老師,徐復觀先生,譯成既有福氣又有官運的「徐福官」,而且還標明這是「音譯」。這不是一本談中國哲學思想的書嗎,譯書的人怎能連徐復觀是誰都沒聽過呢?就算沒有這方面的背景知識,隨便上網查一下,也不難找到「徐復觀」這三個字吧?如此苟且的態度,難怪于連授如此不滿,如此不信中國翻譯能「出精品」了。讀到此處,我總算知道了于連授的「為人」是何等地認真,這次「文化交流的內涵」也實在太充實了。

又有一本書,是已故美國思想家薩義德(Edward Said)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我在是書中譯本的編者前言看到這麼一句話:「在另一個界標上,為了突出那句塞訥卡人格言的重要性,薩義德從一開始就投入了這個主題……」。誰是塞訥卡人呢?他們又說了些什麼格言?我在這篇前言的上一段又找到了這一句話:「『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這句格言儘管已經是老生常談……」。看來這就是塞訥卡人的格言了。

至於塞訥卡人,本書譯者很認真地提供了一條譯註,他說:「塞訥卡人(Senecan),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聯盟中最大的部落,主要生活在美國紐約州西部」。我非常驚訝,原來這支部落竟有一句美國學界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談,而我卻一無所知,於是趕緊找回英文原版學習學習。一學習我就發現原來「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原來是「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這句名言的中譯。譯得對不對,姑且不談;但這句話又那是什麼印第安人的格言呢?但凡受過西方人文學訓練的,大概都知道這句格言其實出自劇作家特倫斯(Terence),但他可不是什麼印第安人,而是兩千多年前的羅馬帝國人。

由此推斷,所謂的「塞訥卡人」(Senecan)指的應該是著名的古羅馬人文主義思想家「塞內卡」(Seneca),暴君尼祿王的老師。這篇前言的作者的意思應該是說「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是句「塞內卡式」的格言,擁有塞內卡式的人文主義精神。看來《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的中譯者對人文主義的傳統所知有限,才會把一個古羅馬人當成了印第安人。難得他還要很認真地去提供一條譯註,生怕讀者看不懂,儘管是條錯得離譜的譯註。


許瑞宋:看完這篇妙文,我想起林行止專欄曾在提及中國現在翻譯出版頗為活躍,不少有犯禁嫌疑的名著都獲准出版時,冷冷地說:中國政府准許這些譯作出版,可能是因為很多譯文莫名其妙,讀者都看不懂。

我去逛書店時,常有書海無涯,人壽有限之嘆,另外亦常懷疑,那麼多精美的書籍之中,包含了多少垃圾?

于連教授寫那一段disclaimer,不但顯示出他是個認真的作者,還相當高明。奈何啊,認真的人多討人厭,而世上多的是不及格的翻譯和不負責任的出版業者,不斷製造導人於盲的「文化精品」。

2014年11月25日 星期二

日文漢字(舊文轉貼)

2014621


今日《明報》木暮〈解散〉一文引用日劇《Change》(個人認為該劇水準不高)中的一句話:「政治家都是骯髒的,政治家都是不可信任的。」當中「政治家」一詞應該是直接引用日文漢字,而日文「政治家」其實是中性的「從政者」之意,是指「以政治作為職業,從事政治工作的專家,通常指議會的議」。因此,日文的「政治家」其實如同英文的 politician,一般可譯為「從政者」、「政界人士」或「政治人物」,而不能直接引用,因為中文「政治家」如同英文 statesman,一般理解為偉大的從政者。(日文「政治家」也不宜譯為「政客」,除非上下文有明確的貶意。)

日文漢字往往是翻譯上的陷阱,「政治家」一詞是一個好例子,因為其字面意思與中文同字詞語相關,很容易被不假思索的譯者直接引用到中文裡,造成理解上的混淆。

數年前中工作中碰到不少類似例子,因為同事翻譯時可以參考日文報導,所以有時會直接引用日文漢字。以下是當年寫給同事的 memo

日文書面語有不少漢字,但畢竟日文與中文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在很多情況下,日文漢字不能直接搬過來當中文用。翻譯時,要考慮中文用詞的習慣,以及讀者理解的難易。

一般情況下,日本的人名若有漢字,我們照用不誤(有些字的寫法會有不同)。但公司及機構名稱的漢字,我們就未必會照單全收,比如日本汽車公司多以「XX自動車」為名,但我們選擇寫「XX汽車」,如豐田汽車、日產汽車,就是考慮到中文遣詞用字的習慣。

日本有一家負責退休金投資的官方機構,英文名稱是 The Government Pension Investment Fund,日文名稱為「年金積立金管理運用獨立行政法人」,這對大部分中文讀者來說是相當彆扭費解的,我們寧可按其性質直譯英文為「政府退休金投資基金」,加附英文縮寫「(GPIF)」以協助讀者辨識(英文全名可不附就不要附,以免版面累贅)。

財經用語方面,日文以「利益」為 profit的書面語,相當於中文常用的「利潤」、「盈利」及「獲利」等。就中文而言,「利益」另有所指(相當於英文的 benefit/interest),一般是不用來指 profit的。因此,考慮到中文的用字習慣,我們應避免照用日文的「利益」來指利潤。

日本公司財報中常見「營業利益」,我們應用「營業利潤」;「經常利益」則可用「經常性獲利」;而「當期利益」(current profit,包含非營運盈虧之稅前獲利)則用「當期利潤(包含非營運盈虧之稅前獲利)」。

再補一個例子:Tokyo Stock Exchange的日文是「東京証券取引所」,我們不會直接引用,會按中文習慣譯為「東京證券交易所」。

2014年11月24日 星期一

書摘 - 巴菲特的金融市場寓言

交易之惡:交易成本(摘自2005年巴菲特致股東信)

對波克夏及美國其他企業的股東來說,這些年來賺錢實在有夠輕鬆。讓我們舉一段很長的時間為例:18991231日至19991231日期間,道瓊工業指數從66點升至11,497。(猜猜看需要多高的年成長率才能產生這樣的結果?令人訝異的答案就在本文結尾。)股價指數漲勢這麼大,原因很簡單:這一個世紀中,美國企業表現格外優異,投資人搭上了順風車。如今企業表現依然出色,但股票投資人因為一連串的自殘行為,投資報酬率受到顯著的傷害。

要解釋此現象,首先可以從一個基本事實說起:撇開一些不重要的例外情況(例如某些公司破產時,部分損失由債權人吸收),從現在至最後審判日,股東整體而言能賺取的收益,不可能超過企業的累計盈餘。沒錯,投資人A若買賣精明或運氣夠好,的確可以賺得較大份的收益,但這多賺的部分是由投資人B埋單的。沒錯,股市上漲時,所有投資人都會覺得自己的財富增加了。但某位股東若獲利了結,必然得有另一位投資人頂替其位置。某位投資人高價出售持股,另一位投資人就得高價接手。體而言,股東能得到的財富,不可能超過他們的企業所創造的;這當中是沒有魔法的,金錢不會從天而降。

事實上,因為存在「摩擦」成本,股東能賺到的,必然少於企業的盈餘。這就是我想說的:目前此類成本已變得非常沉重,股票投資人得到的報酬因此遠低於過往。

為說明此類成本是如何暴增的,且讓我們做一個假設:美國全部企業皆由單一家族擁有,未來也將永遠如此。讓我們稱此家族為「得寶家族」(Gotrocks)。在支付股息稅之後,得寶家族的財富跟隨其擁有的企業之總盈餘逐年增加。如今這筆盈餘為每年7,000億美元。當然,這家族會花掉部分所得,但它存下來的部分會產生複利作用,對家族累積財富大有好處。在得寶家族裡,每一個人的財富均以同樣的速度增加,家族裡一團和氣。

假設此時出現了一群口才便給的「服務者」(Helpers),他們熱心遊說得寶家族的成員:只要在適當時機跟親戚做一些股票交易,閣下所得就能顯著超過其他家族成員。這些服務者義不容辭地負責完成這些交易──當然會收取服務費。得寶家族仍擁有全體美國企業,股票交易不過是改變了股權的分佈。該家族的財富原本是跟隨企業盈餘成長,但在服務者協助下,家族必須支付股票交易佣金,因此每年的財富增幅就會被這些佣金吃掉了一部分。得寶人之間的交易越頻繁,服務者得到的佣金越多,家族所得就越少。這群服務者其實就是經紀商,他們深明此中道理:交易是他們的好朋友,他們想盡辦法鼓勵人們交易。

一段時間之後,得寶家族多數成員意識到,這種「打敗兄弟」的遊戲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多少好處。此時另一群服務者出現了,他們向每一位得寶人解釋:單憑閣下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打敗其他家族成員的。他們建議的辦法是:「請一位經理人吧。沒錯,就是我們,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投資服務。」這群經理人也是透過經紀商執行交易,他們甚至可能更積極地買賣,好讓經紀商多賺一些。整體而言,更大份的財富流向了這兩群服務者。

得寶家族因此更加失望。每一位得寶人都聘請了專業人士,但家族整體所得不增反減。該怎麼辦呢?當然是尋求更多專業服務囉。

於是財務策劃師與機構顧問就登場了,他們的任務是幫助得寶家族成員挑選投資經理人。糊裡糊塗的得寶人欣然接受這種服務。到此地步,他們已相信自己不但沒有能力正確選股,也不知道如何正確選擇投資經理人。那麼,為什麼他們會認為自己能選對顧問呢?但得寶人沒想到這問題,而投資顧問當然也不會提醒他們。

得寶人如今要養三群收費昂貴的服務者,家族所得進一步萎縮,他們因此陷入絕望的深淵。但就在希望看似幻滅之際,第四群服務者(讓我們稱之為「超級服務者」吧)適時出現了。這群親切的專業人士向得寶人解釋:他們的所得不理想,是因為既有的服務者──經紀商、經理人與顧問──缺乏激勵誘因,因此根本無心服務。超級服務者說:「這樣一群行屍走肉,你能期望他們替你做些什麼呢?」

超級服務者提出一個簡單得驚人的解決方案:多付一些錢,讓我們來操盤。這些超級服務者自信滿滿,堅稱得寶人除了支付昂貴的固定管理費外,交易獲利分一大部分給他們,就必定能在投資上打敗其他得寶人。

比較機警的得寶人發現,部分超級服務者不過是穿上新制服的投資經理人,大衣上繡著「對沖基金」或「私募基金」這種很炫的名稱而已。但這些超級服務者鼓起如簧之舌,令得寶人相信這種換裝行為至關緊要,就像溫文爾雅的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穿上他的超人制服,馬上就有了神奇的力量。得寶人聽了這解釋後覺得很安心,決定掏錢聘用這群超級服務者。

而這就是我們當前的處境:本來股東只要安坐搖椅上,就能全數進口袋的企業盈餘,如今有好大一部分流向陣容鼎盛的「服務者」,數額之大前所未見。對股票投資人代價最高昂的,是近年像流感般流行的投資分紅方案。在這種方案下,服務者若是精明或幸運,可以分走好大一部分的投資獲利;服務者若是愚笨或倒霉(有時是存心欺詐),則投資人在承擔全部損失之餘,還得支付昂貴的固定費用。

這種服務方案(賺錢時經理人分走一大部分,虧錢時投資人全數認賠,同時支付昂貴的服務費)如果大流行,得寶家族或許就應該改稱「失寶家族」(Hadrocks)了。事實上,今天得寶家族承擔的各種摩擦成本大有可能高達美國企業盈餘的20%。換句話說,因為必須向一層層的「服務者」付費,美國股市投資人的整體投資報酬,僅為他們安坐搖椅、不理任何人時的80%

很久以前,艾薩克.牛頓爵士告訴我們,運動有三大定律。這真是天才之作。但艾薩克爵士的天才不包括投資:他在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中損失慘重,事後解釋說:「我能算出天體運行的軌跡,但無法預料人類的瘋狂。」如果不是因為此次投資慘敗的創傷,艾薩克爵士大有可能發現第四運動定律:對整體投資人來說,動作越多,投資報酬越低。

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現在揭曉答案:精確點講,道瓊工業指數於二十世紀從65.73點漲至11,497.12,年複合報酬率為5.3%。(當然,在此期間投資人還會收到股息。)倘若二十一世紀表現相同,20991231日收盤時,聽好了,道指將來到2,011,011.23點。我不貪心,給我整數兩百萬點就好了。只是新世紀開始六年以來,道指仍在原地踏步。

  
原文書名: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 Lessons for Corporate America Second Edition
作者:華倫.巴菲特/原著、勞倫斯.康寧漢/編選
原文作者:Warren BuffettLawrence A. Cunningham
譯者:許瑞宋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077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是美國一位研究公司治理的教授,將巴菲特歷年來致股東信的內容,依主題分類編纂而成。有關巴菲特的著作很多,但因為巴菲特並不寫書,這本書便成了他「親筆撰述的唯一著作」。

不是每個人都崇拜巴菲特,也不是每個人都想了解巴菲特,但如果有機會閱讀他每年寫給股東的信,多數人會覺得趣味盎然。光就敘述風格而言,巴菲特的文字可說是「簡潔有力、自然直率、趣味十足,寫下來跟講出來是一樣的」。

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從巴菲特致股東信中看到不同的景觀,即使是金融門外漢,也能領略他的許多重要觀點。富批判精神的人更會意外發現,巴菲特談笑之間,幾乎每年都在批判商業社會的醜惡現實,有時也不忘自嘲一番。2005年的這一篇可說是談交易成本的絕妙寓言。

另一篇書摘:巴菲特對商界的批判

2014年11月23日 星期日

去日苦多──沉沒成本的啟示


機會成本(
opportunity cost)和沉沒成本(sunk cost)是我很想向大家解說的兩個經濟概念,上一期In Plain Words已講了機會成本,本期向大家介紹沉沒成本。
在使用上,沉沒成本一詞遠不如機會成本普及,但這概念其實也非常重要,對日常生活同樣有重大啟示。
從「去日苦多」說起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這是曹操《短歌行》前四句,短短十六字,流傳千古,引起無數人共鳴。說來很慚愧,我是不久前才明白「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意思。以前,我只覺得「去日苦多」這句子很sentimental,還以為說的是「來日大難」,未來的苦日子還有很多(反映了一些年青人的想法?但「去」字又怎能理解為未來呢?)。香港的許鞍華導演1997年拍了一套紀錄片,記錄自己面臨九七主權移交的所思所感,片名就叫做去日苦多,我這笨蛋還以為證實了自己對「去日苦多」的理解!
當然,大家都知道,曹孟德這兩句詩,說的是人生苦短,有如朝露般稍縱即逝,已經逝去的時光已很多,真叫人苦惱。許鞍華導演1947年出生,在1997年感慨去日苦多,是很合理的。
那麼,去日苦多與沉沒成本有何關係呢?沉沒成本這概念,要告訴大家的,恰恰就是:已經付出、無法收回的資源就是沉沒成本,對於未來無關宏旨,在決策時不應考慮。因此,對每一個人來說,因為時光無法倒流,「去日」都是沉沒成本,不管多少,都不應該影響我們的決策。
一如其他經濟學概念,沉沒成本也強調理性思考——無關的成本(irrelevant costs),無論多麼巨大,無關就是無關,若胡裡胡塗受其影響,很可能會作出愚蠢的決定。但人性結合了感性與理性,為了無法收回的資源而感慨是人之常情,吟誦「去日苦多」雖然不合理性的經濟邏輯,卻有難以衡量的感性價值——比如紓解鬱悶,還可能留下極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是「自利/自私、理性」,難怪會被稱為是dismal science(憂鬱的科學)。
其實,中外均有很多成語含有沉沒成本的概念,比如: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
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
It’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t milk.
這些成語說的均是「無可挽回的,就讓它過去吧」,而這恰恰就是沉沒成本的要旨。
The Concorde Fallacy
1956年至1961年,英法兩國分別研究超音速客機,並各有一種設計方案,由於研製費用高昂,加上兩國方案相近,於是兩國決定聯合試製。196211月達成合作協議,並將飛機正式命名為「協和」(Concorde),研製費用兩國平攤。
協和客機尚在開發階段時,設計人員已經意識到,這種超音速飛機的經濟效益將無法彌補其成本。雖然客機尚未投入商業運作,研發者已能預期,這種客機雖然飛得特快,但開發和經營成本太高了,不會有很多消費者願意付出高昂的價格來享用這種史無前例的飛行服務。
在發現協和客機沒有商業前景時,英法兩國已投入巨額的資金,這時面對一個表面艱難、實則簡單的抉擇:一、認賠停損——放棄開發計劃,損失全部已投入的資金;二、冒著損失更多的極大風險,完成超音速飛行的夢想。
結果大家都知道,英法合資的協和客機風光面世、慘淡經營,在撐了27年後,終於在20031024日起停飛,原因一如當初預期:成本太高,票價太貴,乘客太少,虧損累累。
這就是著名的協和謬誤(the Concorde Fallacy),已成為說明沉沒成本這一概念的上選例子。我說英法當局當初面對的抉擇「表面艱難、實則簡單」,是因為只要稍有經濟理性,都應明白:已投入的研發費用有如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的就是沉沒成本,與應否繼續計劃毫無關係;繼續計劃既然只會虧更多的錢,虧錢的生意不應該做(除非還有更重要的因素要考慮)——難怪在協和這個案中,虧的主要是英法納稅人的錢,私人企業因為風險太大而未有參與。
協和謬誤的教訓,用英文講就是:One should never throw good money after bad。用中文則可以這麼說:覆水難收,停損為上。我們時常聽到類似這樣的說法:「唉,我也知道情況很糟糕,但已付出這麼多,還是不想放棄。」這種想法很危險,往往導致浪費更多資源在無益之事上。我們必須記住的是,若明知情況改善的希望很渺茫,就應果斷地承認錯誤,為已投入的資源(既然已無法收回,就是與未來不相關的沉沒成本)感到可惜而加碼投入,是愚蠢及揮霍的行為。
協和謬誤發生在個人投資者身上,最常見的就是,沒有設定停損點並嚴格執行投資紀律,買了賠錢的股票不肯壯士斷臂,甚至在股價大幅下跌後加碼買入以求「降低平均投資成本」,結果越賠越多。投資者如果能遵守停損的紀律,比如一旦虧損達15%便即時平倉,大出血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可惜,正如《信報》專欄作家曹仁超所說,多數散戶都會犯兩大錯誤:止賺而不停損——賺了小錢便急著獲利了結,賠了大錢還不願面對現實。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情況可以從沉沒成本的角度思考,比如入錯了行、愛錯了人、浪費了日子、買錯了鞋子,損失可能足以令人悔不當初,但如果我們都能理智一點,知道覆水不必追,記取教訓,果斷停損,則可免除無謂的自擾之苦。
開採石油的成本
Sunk cost在路透的英文報導中甚少出現,以下這篇講的是北海油田的採油成本:
2000/9/14 RTRS - Old North Sea oilfields helped by lower costs - CGES.
The Centre for Global Energy Studies released an analysis of production costs related to UK and Norwegian North Sea fields in 1998, showing costs per barrel or equivalent (boe) at $9.2 for the area's 21 billion barrels of oil and 13 billion boe of gas. … …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production from the producing fields will not cease even if the price of oil falls below $10/bbl," the report added.
"An important point to be underlined is that once the fields are developed, the committed investment will be treated as sunk cost and oil production will be continued as long as the price covers the operating costs."
In 1998, weighted average operating costs were $1.9 per boe in Norway and $3.7 per boe for the UK. Of total production of about six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operating costs were less than $5/barrel for about five million bpd of that.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ing fields in the North Sea will be kept in production no matter how low the price of oil is," the study said. … …
Capital costs still outweighed production costs, but were falling faster, with platform costs dropped more quickly than those related to drilling, the study said.
這篇報導說的是,全球能源研究中心(CGES)分析1998年英國和挪威在北海油田的採油成本,發現平均每桶石油的總開採成本為9.2美元,這其中包含了油田的日常營運成本——挪威方面是每桶1.9美元,英國為每桶3.7美元,其餘的則是每桶石油所分攤到的固定成本——海上鑽油台等資本設備的成本。
第三段指出分析石油生產成本必須注意的一個重點:開發油田的資本投資一旦投入,就會被視為是沉沒成本,只要開採出來的石油的市場價值高於油田的日常營運支出,即使每桶石油的總成本(計入資本設備的成本)超過油價,油田還是應該保持開工,否則虧損更大。由於北海油田的日常營運成本相當低——每日600萬桶的產量中有500萬桶的成本低於每桶5美元,因此,油價必須跌至每桶5美元以下,才會顯著影響北海油田的產出。
在成本會計上,分清各種成本的性質極為重要。在上述例子中,鑽油台等設備一旦投入,成本就是固定的,不管日後開採出多少石油,設備的總成本固定不變(分攤到每單位產出上的固定成本,則視產出的規模而定),這種成本稱為固定成本(fixed costs)。油田的日常營運支出則屬於可變成本(variable costs),會隨著產量的改變而變動,理論上油田一停工,營運支出會降至零。一般而言,只要產品的市價超過產品的單位可變成本(variable cost per unit),生產線即應保持開工。
我們常聽到的「規模經濟」一詞,便涉及固定成本、平均單位成本和產出規模的關係,以下釋義摘自路透金融詞典:
Economies of Scale 規模經濟/規模效益
指隨著廠商擴大生產規模,產品的平均單位成本隨著產出增加而下降的現象。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規模效益通常較為明顯,因為廠房及設備等固定成本龐大,分攤到更多的產出上,每單位產出平均成本下降的效果很顯著。規模效益亦可以是因為隨著生產規模擴大,廠商能以較低的價格大批買進原料、在融資上獲得較優惠的利率,以及因生產上分工更精細而提高了生產力。
沉沒成本與會計
在北海油田的例子中,「once the fields are developed, the committed investment will be treated as sunk cost」並非精確的說法,因為已投入在鑽油台井等設備上的資本投資,並非全部都是沉沒成本——即使油井廢置,這些設備至少應該有一部分可回收再用。當然,可回收的設備可能不多,如果考慮到回收的額外支出,設備的剩餘價值可能微不足道。
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了解,生產設備並非一旦花錢引進,其成本就全部成了沉沒成本,因為將設備轉手賣掉還可以收回部分成本,而根據定義,沉沒成本只是無法收回的成本。
在會計上,固定資產(廠房及設備等)必須攤提折舊,反映理論上資產因損耗而降低的價值。每年所攤提的折舊是一筆非現金的支出,反映使用固定資產的代價,會降低損益表上的盈餘。而在資產負債表上,固定資產一天未全部折舊完畢,其歷史成本都會保留在帳面上,減去歷年累計的折舊總額,就是固定資產的帳面淨值。
當一項固定資產的成本已全部透過折舊攤提完畢,即使該項資產實際上仍在使用中,在會計上,該項資產已「鞠躬盡瘁,完成使命」,因此會從帳面上消失(固定資產的登錄上會保留這些帳面淨值為零的資產之記錄),這是會計資訊不完全反映現實的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這項實際上仍然有用的資產在會計上是不存在沉沒成本這一問題的,因為理論上,這項資產已物盡其用,當初投入的成本已全部在使用中收回來了。
至於那些仍留在帳面上的固定資產,其帳面淨值(歷史成本減累計折舊)代表該項資產理論上的剩餘價值。若這種資產因故需要汰換或廢棄——例如已無法滿足營運上的需要或在天災中毀壞,其沉沒成本是帳面淨值減去實際的剩餘價值。舉一個例子,一套印刷設備成本1億元,估計可使用10年,假設按最簡單的方式每年攤提折舊1,000萬元,到第五年結束時,其帳面淨值為5,000萬元。假設有以下兩種情況:
  1. 該設備的印刷品質已無法應付市場競爭,需要汰換,公司在市場上賣掉此套設備能得到2,500萬元,這套舊設備的沉沒成本是帳面淨值5,000萬減去實際剩餘價值2,500萬,即2,500萬元。
  2. 該套設備因地震而完全毀壞,剩餘價值為零,公司可從保險公司取得1,000萬元的償付,該套設備的沉沒成本是帳面淨值5,000萬減去可獲得的賠償1,000萬元,即4,000萬元。

沉沒成本的概念,就講到這裡為止。希望大家看了這篇文章能有所得益,不會覺得浪費了大好時光,投入了無可挽回的「沉沒成本」!
順帶一提,路透金融詞典中有收入opportunity cost以及sunk cost,前者概念錯誤,後者解說不清,日後如有機會再版,應當修正。
Once upon a time at Reuters
後記:這篇文章發表於20051129日,當時人在北京,擔任通訊社翻譯部門的培訓編輯,負責培訓與品管工作。文章原題In Plain Words: Sunk Cost,是用淺白文字解釋財經概念的In Plain Words系列的最後一篇。該系列自20026月開始,共寫了22篇,有很多內容是我研究新資料整理出來的心得,也是自己數年間的學習記錄。撰寫此系列是上司Fanny交待的任務,每次寫完都先交她審閱,多年來得到她很多支持和鼓勵,不勝感激。

2014年11月22日 星期六

社會物理學: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

20141122


《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Alex Sandy Pentland英文著作Social Physics的繁體中文版,大塊文化出版,121日上市。這是我替大塊文化譯的第一本書,非常感謝從我第一本譯作就開始合作的編輯盈華帶給我這個機會。

本書作者潘特蘭是麻省理工學院人類動力學實驗室(MIT Human Dynamics Laboratory)主任,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創業計劃主持人。他十多年前便主持全球第一個「賽博格」(cyborg)群體:所有成員生活和工作時,身上均配置以無線方式連結的電腦,戴著可當作電腦顯示器使用的眼鏡。這個實驗的許多構想,最終找到了實際用途:潘特蘭以前的學生如今正領導一些尖端商業計劃,如內建電腦顯示功能的Google眼鏡和全球第二大社群網絡Google+

所謂社會物理學(social physics),可說是應用大數據(big data)技術,研究意念和資訊的流動如何影響人類的行為。資料科技的巨大進步,無線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大大促進了社會物理學的發展。潘特蘭在本書第一章這麼解釋社會物理學:

社會物理學是一門量化社會科學,描述資訊和意念流(idea flow)與人類行為之間確實的數學關係。社會物理學幫助我們了解意念如何經由社會性學習(social learning)機制在人際間流動,以及這種意念流如何決定企業、城市和社會形成規範,影響其生產力和創造性產出。它使我們得以預測小群體、企業部門,以至整個城市的生產力。它也能幫助我們調整交流網絡,可靠地提升決策品質和生產力。

社會物理學產生的關鍵見解,全都與人際間的意念流有關。這種意念流當然可見於電話或社群媒體通訊的形態,但也可藉由評估人們相聚的時間長短、是否去同樣的地方和擁有類似的經歷來觀察。我們在後續章節將會看到,意念流對了解社會極其重要,不僅是因為及時的資訊對維持系統高效運轉至關緊要,更重要的是因為行為轉變和創新,正是靠新意念的傳播和組合來推動。

聚焦於意念流,正是我選擇將本書英文書名取為「社會物理學」的原因。傳統物理學的目的是了解能量的流動如何轉化為運動之變化,社會物理學則是嘗試了解意念和資訊的流動如何轉化為行為之變化。

本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這段話:

我們有關人類自身和社會如何運作的許多傳統觀念是錯誤的。最好的主意並非只能來自最聰明的人,而是往往來自擅長彙集其他人想法的人。推動變革的並非只是最堅決的人,往往還有與同道中人保持密切聯繫的人。最能激勵人的不是財富或名望,而是同儕的尊敬和幫助。

正因為「最能激勵人的不是財富或名望,而是同儕的尊敬和幫助」,所以社群誘因(social incentives)才會那麼重要,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比經濟誘因更重要。這涉及人類在社群中的互動情況,本書有不少有趣的例子,頗發人深省。



《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作者談永續的數位生態

這段短片的字幕是我譯的,沒有原文文字稿,在網路上找到幾句,多少有些幫助。這是我第一次譯字幕,發現沒有文字稿譯起來真不輕鬆。後面有一句聽了好多次都不肯定講什麼,請教一位優秀的同業,得到答案,如釋重負。



《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作者談社會物理學
(這一段的字幕不是我譯的)

2014年11月19日 星期三

懶惰的譯者喜歡機械式翻譯

2014年11月19日


剛好在審訂某書的翻譯,所以順便談談翻譯問題。我常在翻譯課上對同學說,翻譯的基本功之一是「用心」,不要急躁。

太急躁的結果,就是看到 when 就翻成「當」,看到 ism 就翻成「主義」,看到 as 就翻成「作為」,看到被動態就下意識地翻出個「被」。只要多用點心,是可以避免這些毛病的。做學問或做翻譯都沒有捷徑,貪快的人往往最慢抵達終點。

萬教授說的當然沒錯。但我在翻譯工作中感受更深的,是許多譯者的問題不在於急躁,而是他們太懶惰了。他們喜歡將翻譯當作一種機械作業,最好每個詞或詞組都有固定對應的中文,每種句式都有可套用的中文句式,因為這樣翻譯是最輕鬆的。

可惜這種機械式譯法效果往往非常不理想,譯文不但讀起來不順,還往往相當費解。我認為翻譯的基本要求,是譯者透徹理解原文,然後以妥貼自然的中文準確表達原文的意思。

當然,這只是通論,實際翻譯會遇到許多必須隨機應變的情況。例如譯者碰到以下這種十分academic的文字,難免會感到無奈,因為原文本身不容易理解,很難先「消化」再意譯,而如果用「忠實直譯」的方法,譯文也會相當費解:

Social tie density and idea flow offer simple, generative links among human interaction patterns and mobility patter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economies without the need to appeal to hierarchy, specialization, or similar social constructs.

當「忠實直譯」效果不好時,譯者會覺得為難,因為他很可能必須承受譯文不順的指責。有朋友回應我這個例子,說:「據說近年翻譯學術界日益推崇的是foreignization而非domestication,即愈加看重忠實。」我的回應是:Foreignizationdomestication的學術問題,我無法置評。但我擔心的是中文日常語言的foreignization,也就是英式中文的問題。我至今尚無法接受諸如「吸引眼球」(attract eyeballs)、「餘下的是歷史」(The rest is history)這種說法(被動句式的濫用更令人看了難過);對我來說,這種直譯不是忠實,是譯者懶惰和本身中文不好。我覺得余光中近三十年前的文章〈怎樣改進英式中文?──論中文的常態與變態〉說得很好,絕大多數論點至今仍適用。

我對翻譯理論並無研究,但我覺得古德明老師七年前一篇短文,就翻譯的大致道理已有很好的說明:

古德明 - 談翻譯
香港蘋果日報   2007105

《南華早報》社評說:There is no better sign of the mainland's realisation that its "development at all costs" attitude has to change than acknowledgement by senior officials that the Three Gorges Dam could cause an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這 no better sign than句式頗為複雜,怎樣翻譯才好?

那位讀者把句子試譯如下:「雖然大陸認識到必須改變『發展便是硬道理』的思維,但更好的徵兆就是,連高層官員也得承認三峽水壩或會引起環境大災難。」我的翻譯簡短一點,意思似乎也妥貼明白一點:「大陸高官承認三峽水壩可能引起環境大災難,正好顯示當局明白『不惜一切發展經濟』的態度必須改變。」

〔我會修為:大陸高官承認三峽水壩可能引起環境大災難,至能彰顯當局明白「不惜一切發展經濟」的態度必須改變。〕

我向來認為翻譯沒有成法,所以不會說 no better sign than應用什麼相應句式翻譯,只能說這四字即「沒有比……更好的徵兆」,也就是「……的最好徵兆」,也就是「正好顯示」。這三個譯法,由硬譯以至半硬譯以至意譯,顯示了三個層次。硬譯一般最累贅也最難明。日前有讀者來信,說讀《雙城記》原著,讀到不懂的地方,參看譯本,還是不明白,這不奇怪。譯者本身大概都讀不懂原文,唯一辦法就是照原文句子結講一字一字硬譯過來。那樣的翻譯我見得太多了。

讀者可以發覺我沒有用「硬道理」這類下流的新中國詞語,也沒有用「思維」這類有點學術味的堂皇詞語。文字我喜歡平實,而且「思維」有「理性分析」含義,和attitude不大相同。

2014年11月16日 星期日

第一本譯作

2014年11月16日

20088月中離開工作了近八年的通訊社,成為自由譯者後,由於原先的一些工作計劃落空,有約半年時間,我只能接某localization公司和翻譯社的零星工作,心裡惶惶之餘,空閒時間多到可以每天看紐約時報多篇專欄文章(後來工作忙起來就沒辦法了)。

好在前同事將我介紹給財信出版社(要感謝JenniferAndrea),我得以接下第一本書--辜朝明由日文原著譯成英文的The Holy Grail of Macroeconomics: Lessons from Japan's Great Recession。此書繁體中文版2009525日出版,書名為《總體經濟的聖杯:資產負債表衰退啟示錄》。

這本書無論是英文還是中文版,都稱不上受重視。但我個人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後,多年來翻譯不少總經與金融投資相關書籍和文章(包括資產管理公司的投資通訊),深感辜朝明的「資產負債表衰退」理論提供了主流評論以至業界人士(連Bill Gross也不例外)忽略的一些關鍵,特別是針對貨幣政策的看法。其中針對量化寬鬆(QE)措施,辜朝明一再強調的重點,就是如果資金需求不振,沒有人借錢消費或投資,再大規模的量化寬鬆措施也無法提振經濟(也不會刺激通貨膨脹),只會令銀行體系資金更加浮濫而已。道理很簡單:錢要有人拿去用,才能產生經濟作用。

對多數人來說,量化寬鬆是很技術性的東西,但辜朝明在《總體經濟的聖杯》中的解釋相當清楚易懂,具體可參考〈書摘 - 量化寬鬆(QE)是怎麼一回事?〉。而辜朝明長期擔任野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對日本1990年起綿延十多年的經濟衰退有切身體會,因此此書對這場大衰退的分析也極有份量。

第一次譯書就能接到一本有意思、有份量的著作,我覺得自己頗幸運。要感謝當時財信出版社總編輯楊森先生願意將這本書交給一個沒譯過書的人。此後我替財信陸續譯了十多本書,合作愉快。財信總是在交稿後很快便一次支付全書譯費,這一點更是難得。可惜財信現在已幾乎停止出版了,我也只能致力開拓其他客源。


相關文章:

2014年11月15日 星期六

義譯

2014年11月15日

義譯,一般是指意譯,相對於直譯或音譯而言。但我用「義譯」是將它當作「義務翻譯」的簡稱,也就是翻譯的義務工作。義務工作在香港簡稱「義工」(也指做義務工作的人),台灣稱為「志工」,中國稱為「志願者」,我偏好「義工」。

義譯也可以是「義憤之譯」,出於義憤而無償譯之。

靠翻譯謀生的譯者,當然無法做太多義譯。有些自由譯者會碰過親戚朋友要求「幫幫忙,隨便幫我譯一下」,如果是舉手之勞,當然不妨做個人情。但這種要求多了,一定是不勝其煩,此時便要硬起心腸拒絕之。如果是你願意接的案件,可按正常行情要求收費(可說是一種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 at arm's length),千萬不要不好意思。

數年來我的義譯絕無僅有,因為我公餘主要是看中文文章,很少看英文,也就不常碰到覺得值得義譯的東西。以下這篇是我8月底花了一個晚上翻譯的,雖然只是摘譯,也有三千多字。這篇乍看是談教育,但主旨是批判美國的名校體制「加劇社會不平等,阻礙社會流動,延續特權,並製造出與社會大眾極其疏離的精英階層」。以下這段話我想許多人會有共鳴:「培養有能力在大學入學遊戲中競爭的小孩需要越來越多錢……富裕家庭幾乎是從小孩出生那一刻起,便開始花錢買通前進精英大學的路。」曾有大學同學對我說:以前我們成績好,家裡窮也不難進入好學校;現在他們要看你的課外活動,看你去過哪裡遊學,我們這種窮人要如何跟人家競爭?

世界越來越不公平,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這篇既是義務翻譯,也是義憤之譯。


William Deresiewicz - 不要送你的小孩上常春藤名校
New Republic   2014721

原文:Don't Send Your Kid to the Ivy League

〔譯者按:畢業自哥倫比亞大學、在耶魯大學教了10年書的美國作家William Deresiewicz日前在美國《新共和》雜誌發表文章,對美國頂尖名牌大學(常春藤聯盟)有沉痛犀利的批判,引發美國社會熱烈議論。全文很長,對此議題有興趣者應閱讀原文,以下僅摘譯個人覺得特別有意思的若干段落。〕

現今精英大學特別傑出的學生多數是這樣的:雙主修、精通某項運動和某種樂器、掌握數門外語、曾在世界某些遙遠角落當志工,外加數種高尚嗜好。他們具備這些條件,展現出泰然自若的自信,令成年人和同儕莫不敬而生畏。

這些可羡慕的年輕人看來是人生競賽中的勝利者(他們從童年開始就被大人投入這場競賽中),但事實看來絕非如此──這是我從自己許多學生身上看到的情況,也是近幾年來數百名曾與我在校園交談、或是寫信給我的年輕人告訴我的情況。沒錯,我們的精英教育系統製造出聰明、有才幹、有衝勁的年輕人,但他們也焦慮、畏怯和迷失,缺乏求知的好奇心和健全的使命感:他們陷在特權的泡沫中,溫順地朝同一方向前進,對自己在做的事非常在行,但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做這些事。

身處常春藤名校24年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唸本科和博士,然後在耶魯大學教了10年書),我才開始思考這系統如何影響年輕人和我們的社會、他們可以逃離這系統,以及我們可以如何拆掉它。

另一間學校的一名年輕女性寫信給我,談到她讀耶魯的男朋友:「他進大學之前,多數時間花在閱讀和寫短故事上。三年之後,他變得極度不安,擔心一些我唸公立學校的朋友想都不會想的事,例如一個人吃午餐很可恥,以及他在『建立人脈』這件事上是否不夠努力。只有我知道他努力假裝自己博覽群書:他的做法是快速瀏覽他聽過的書的第一章和最後一章,以及不可自制地大量閱讀書評而非好好看書。他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他缺乏好奇心,而是因為能夠跟別人談書所能得到的社會獎勵,大於實際看過那些書。」

我在常春藤名校任教期間,教過許多傑出的年輕人:他們聰明、懂事、富創造力,跟他們交談和向他們學習是一件樂事。但他們多數看來滿足於在他們的教育替他們畫出的框框裡發揮,很少人對思想觀念有熱情,很少人視大學教育為發現知識和發展智能的大計劃的一部分。人人都穿得像是隨時要去面談工作似的。

他們表面看來調適得很好,但內心往往充滿恐懼、焦慮、憂鬱、空虛、漫無目的和孤立的感覺。最近一項大型調查發現,大學新生自報的情緒健康已跌至該調查25年歷史上的最低水準。

精英大學的入學標準如今非常極端:成功入學者幾乎不可能有失敗的經驗。不成功的可能使他們感到恐懼和迷惘。即使只是短暫達不到標準,也是他們無法承受的。結果是他們極度厭惡風險。因為沒有犯錯的餘地,他們極力避免犯錯的可能。Pomona一名學生曾對我說,她很想有機會去思考她正在學習的東西,只是她根本沒有時間。我問她是否想過不要力求每一科都拿A。她非常錯愕地看著我,像是我提出了一個下流的建議似的。

如今人們談論大學教育時,常常出現的一個詞是「投資報酬率」。但似乎沒有人會問:所謂「報酬」應該是什麼?只是多賺一些錢嗎?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讓你能找到工作嗎?大學的存在意義到底是什麼?

大學的首要功能,應該是教你思考。這並非只是幫助你發展個別學科的智能。大學教育提供一個機會,讓你在接受了家庭教育傳授的正統觀念之後,在面臨工作的迫切要求之前,有數年時間,在與現實世界保持距離的情況下深思各種事物。

大學教育並非學習思考的唯一機會,但它是最好的機會。有一件事是很確定的:如果你學士畢業時還未開始學習思考,你很可能以後都不會做這件事。這就是為什麼唸本科時如果純粹是在為就業做準備,基本上是浪費了四年時間。

至少精英大學的課程有嚴謹的學術要求,不是嗎?未必。理科通常是,但其他學科則不是那麼嚴謹。現實中當然有一些例外情況,但教授與學生基本上達成了某觀察者所稱的「互不侵犯協議」。大學視學生為「顧客」,是必須迎合而非挑戰的人。教授必須研究有成才會獲得獎勵,他們因此希望盡可能少花時間在教學上。教授這一行的整個激勵制度是不鼓勵認真教學的,而且學校名望越高,這種傾向越強。結果是教學馬馬虎虎,但大家得到的分數卻很好。

名望最高的學校主要是藉由「領導」(leadership)這概念傳達社會責任的觀念。麻省劍橋的陳腔濫調是「哈佛為領袖而設」(Harvard is for leaders)。學校不斷敦促傑出學生視自己為社會的未來領袖。但這些學校講「領導」,不過是指爬上頂尖位置:在某大律師行成為合夥人,成為某公司的執行長,無論投身那一行都要爬到「滑溜柱子的頂端」。我不認為精英大學的負責人曾想過,領導這概念應該有更高的意義(他們甚至可能不認為領導這概念有任何其他意義)。

諷刺的是,精英大學告訴精英學生,他們想成為怎樣的人都可以,但結果是他們多數會做少數幾樣很相似的工作。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頓和康乃爾幾家頂尖名校約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選擇進入金融業或顧問業。一些領域幾乎完全被唾棄了:神職人員、軍人、參選從政,甚至是學術這一行(包括基礎科學)。如果你因為想成為下一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而從名校輟學,大家覺得你很酷;但如果你名校畢業後去當社工,人們會認為你很可笑。記者Ezra Klein說:「華爾街發現,大學正製造出大批非常聰明但徹底迷惘的畢業生。這些年輕人智力很強,工作熱情很高,但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該做什麼。」

我們不要騙自己了:大學入學這遊戲的關鍵,不在於中低階層力求向上提升,甚至不在於中高階層嘗試維持自身地位。這遊戲的關鍵,在於決定中高階層本身之中的確切地位等級。在富裕的市郊社區和市區中富裕的孤立社區,也就是這遊戲主要玩家的聚居地,問題不在於你是否唸精英大學,問題在於你唸哪一間精英大學:是賓州大學vs.塔夫斯,不是賓州大學vs.賓州州立大學。聰明的年輕人可以上俄亥俄州立大學,成為一名醫生,然後定居Dayton並過上很好的生活。但這不是中高階層會考慮的事:這種結果對他們來說太可怕了。

這系統正加劇社會不平等,阻礙社會流動,延續特權,並製造出與社會大眾極其疏離的精英階層(這些精英理論上是要領導社會的)。相關數字無可否認。1985年,250間入學要求最嚴格的大學有46%的新生來自收入高居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到2000年,這比例已升至55%2006年,競爭力最強的大學只有約15%的學生來自收入後二分之一的家庭。大學名望越高,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比例越高。公立大學的情況也並不是好很多。2004年,入學要求最嚴格的一批州立大學有40%的新生來自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而不過是五年前,這比例還只是32%

這趨勢背後的主要原因很清楚:並不是學費上升(雖然這是原因之一),而是培養有能力在大學入學遊戲中競爭的小孩需要越來越多錢。進入精英大學的障礙越多,幫助你家孩子克服這些障礙的成本便越高。富裕家庭幾乎是從小孩出生那一刻起,便開始花錢買通前進精英大學的路:音樂課、運動裝備、海外旅遊,更重要的當然還有私人補習費,以及住在鄰近頂尖公立中小學附近的成本。大學入學重要的SAT考試理論上是要測量學生的天資,結果實際上是在測量家長的收入(SAT分數與家長收入密切相關)。如今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學生,上四年制大學的不到一半。

問題不在於夠格入讀好大學的低收入家庭孩子不夠多。精英私立大學永遠不會允許其學生的經濟背景分佈一如整個社會。它們承受不了這種情況──它們需要夠多學生支付全額學費,而且必須照顧主要捐款人;它們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想有太多平民學生。

因此,美國家庭收入不平等惡化至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程度,以及美國社會流動性幾乎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低的,兩者均絕非巧合。精英大學不僅無力扭轉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趨勢,它們的政策事實上正是在加劇不平等。

改革不能停留在入學程序的層面。入學程序改革雖然能處理平庸化的問題,但不能處理不平等的更大問題。問題在於常春藤聯盟本身。我們將社會領導階層的培訓工作交給了一群私立大學。無論它們多強調自己以公益為上,它們實際上永遠以自身利益為第一。當前的制度對這些大學是好事,但哈佛渴望獲得校友捐款是延續當前這種階級制度的充分理由嗎?

相關文章:
清大彭明輝:美國的菁英教育也出了問題

2014年11月13日 星期四

所得、財富與機會的三重不平等

20141113

這篇是上月底幫《財訊》譯的Project Syndicate專欄文章(已出刊), 講不平等問題,說得比較籠統,但也有可看之處。


所得、財富與機會的三重不平等(The Inequality Trifecta
穆罕默德.伊爾艾朗(Mohamed A. El-Erian)   閱讀原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最近結束的年會出現了不少脫節現象。當中最突出的是與會者討論不平等現象的興趣顯著有別,以及各國政府持續未能提出處理不平等問題的正式行動計劃。這是政策想像方面的重大失敗,是必須緊急處理的大問題。

人們對不平等問題興趣大增大有道理。雖然各國之間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減輕,但無論是先進或開發中國家,一國之內的不平等問題是惡化了。這種趨勢受長期和結構問題驅動,包括科技進步的性質變化,「贏家通吃」的投資設計興起,以及袒護富裕階層的政治體制,而週期因素也加劇了這種趨勢。

在已開發國家,問題的根源在於空前嚴重的政治分化;這問題已阻礙政府執行全面的政策,使得各國中央銀行承受過重的政策負擔。雖然貨幣政策當局比其他決策機構享有更多政治自主權,它們欠缺有效處理國家難題的必要工具。

在正常時期,財政政策會支持貨幣政策,包括發揮再分配功能。但眼下並非正常時期。政治僵局使得政府無法以適當的財政政策回應國家難題──二○○八年之後,美國國會有五年未能通過年度財政預算,而通過年度預算是負責任的經濟管治的基本要求;在此情況下,各國央行被迫以人為手段支撐經濟。央行仰賴接近零的利率和非傳統措施如量化寬鬆,以求刺激經濟和就業成長。

這種政策除了不完整外,無疑也偏袒富裕階層,因為他們掌控的金融資產多得不成比例。在此同時,企業在節稅努力上日益進取,它們的手段包括所謂的「稅負倒置」(tax inversion),也就是將公司總部遷往低稅國家。

結果多數國家面對所得、財富和機會三重不平等的問題。這三種不平等若不受抑制,會互相加強,產生深遠的後果。事實上,在這三重不平等的道德、社會與政治涵義之外,還有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不平等不再鼓勵人們努力工作和力求創新,反而開始損害經濟活力、投資、就業和繁榮。

因為富裕家庭的支出佔其所得與財富的比例較小,不平等問題惡化將壓低消費總額,進而妨礙已受總合需求不足困擾的經濟體復甦。眼下的嚴重不平等也阻礙提高生產力的必要結構改革,同時妨礙各界解決殘餘的過度負債問題。

這是損害社會凝聚力、政治效能、當前經濟成長和未來經濟潛力的危險現象。這就是為什麼儘管人們比以前更關注不平等問題,IMF與世界銀行的年會(與會者包括數以千計的政策制定者、民間人士、記者,而且期間召開了研討會探討先進與開發中國家的不平等問題)還是未能對各國的政策議程產生顯著影響,會如此令人失望。

政策制定者看來確信目前不是提出有意義的方案,處理所得、財富和機會不平等問題的合適時間。但是等待只會令問題變得更難解決。

事實上,我們可以、也應當採取一些措施阻止不平等惡化。例如,在美國,持久的政治決心將有助堵塞遺產規劃和繼承,以及家庭與企業稅務方面的巨大漏洞;這些漏洞帶給富裕階層不成比例的好處。

以優惠稅率對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的「附帶收益」(carried interest)課稅的做法已經過時,也有改革的空間。民眾自置房屋的徵稅和補助方式可以更進一步改革,尤其是針對高價房產。此外,已經有人提出有力的理據支持提高最低工資。

沒錯,這些措施只能稍微減輕不平等,儘管這是重要和引人矚目的進步。為了加深這些措施的作用,我們需要更全面的總體經濟政策,需要明確地以重振和重新設計結構改革、提振總合需求和解決負債過重問題為目標。這種做法將可減輕各國央行目前肩負的巨大政策負擔。

全球對不平等問題的更大關注,是時候轉化為一致行動了。有些措施將直接針對不平等問題,有些將消除助長不平等的力量。整體而言,它們將產生巨大作用,幫助解決損害當前與未來世代的經濟與社會福祉的一大問題。

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2014年11月13日


這是我第一本合譯並出版的書(之前合譯過一本未出版),我僅負責第三部和結論,篇幅不到全書的三分之一。以下是本書我覺得特別精彩的結論倒數第三段(在此拆為三段,以便閱讀):

幾乎在所有地方,寡頭資本家階級的特權與權力正引導世界走往類似方向。在不斷加強的監控技術、警力和軍事化暴力支持下,政治權力正被用來侵害被視為可犧牲和可遺棄的族群之整體福祉。我們每天都在目擊可棄族群的系統性非人化。殘忍的寡頭權力正透過極權式民主體制施展出來,設法立即破壞、拆散和壓制任何一致的反財富政治運動(例如佔領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有錢人看運氣不如他們的人時,滿心傲慢和不屑,即使(特別是)他們在幕後競爭成為慈善之王時也是這樣。寡頭階級與其他人的「同理心差距」(empathy gap)十分巨大,而且正在擴大。寡頭誤以為所得較高者作為人的價值也較高,誤以為他們的經濟成就證明他們對世界的認識高人一等(而不是因為他們的會計伎倆高人一等,而且擅長鑽法律漏洞)。

他們不懂得聆聽別人述說世界的困境,因為他們不能正視他們在這種困境的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他們蓄意不去正視這問題。他們看不到也無法看到他們自身的矛盾。億萬富翁科氏(Koch)兄弟慷慨捐款給麻省理工等大學,甚至會替值得幫助的教職員蓋起漂亮的托兒中心,但同時耗費巨資支持美國國會中的一項政治運動(由茶黨派系領導),推動削減食物券預算,同時拒絕為赤貧或接近赤貧的數以百萬計的人提供救濟、營養補給和托兒服務。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結論


原文:Oligarchic capitalist class privilege and power are taking the world in a similar direction almost everywhere. Political power backed by intensifying surveillance, policing and militarised violence is being used to attack the well-being of whole populations deemed expendable and disposable. We are daily witnessing the systematic dehumanisation of disposable people. ruthless oligarchic power is now being exercised through a totalitarian democracy directed to immediately disrupt, fragment and suppress any coherent anti-wealth political movement (such as Occupy).

The arrogance and disdain with which the affluent now view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themselves, even when (particularly when) vying with each other behind closed doors to prove who can be the most charitable of them all, are notable facts of our present condition. The ‘empathy gap’ between the oligarchy and the rest is immense and increasing. The oligarchs mistake superior income for superior human worth and their economic success as evidence of their superior knowledge of the world (rather than their superior command over accounting tricks and legal niceties).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listen to the plight of the world because they cannot and wilfully will not confront their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at plight. They do not and cannot see their own contradictions. The billionaire Koch brothers give charitably to a university like MIT even to the point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day-care centre for the deserving faculty there while simultaneously lavishing untold millions in financial support for a political movement (headed by the Tea Party faction) in the US Congress that cuts food stamps and denies welfare,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and day care for millions living in or close to absolute poverty. 

譯詩

2014年11月13日

Time, that gives and takes our fame and fate
and puts say, Shakespeare's features on a plate
or a Persian poet's name on a Tandoori
can cast aside all we commemorate

and make Lot 86 or Lot 14
even out of Cardinal and Queen
and bring the holy and the high and mighty
to the falling gavel, or the guillotine.
- Tony Harrison, The Blasphemer's Banquet

這首詩出現在我翻譯的第七本書的扉頁,我當時基本上看不懂,譯完全書後,還是不理解。我寫信請教古德明老師,他回答了我另一個問題,但沒理會我解說此詩的請求。我當時沒想到請教大學時教過我兩門英語課的英國人老師(除非萬不得已,我是不想拿自己工作上的問題去打擾別人的),所以只好投降,向編輯說這首詩我譯不出來。好在編輯寬宏大量,說會另想辦法(結果中文版略過了這首詩,雖然不影響整本書的內容,但對讀者難免還是有所虧欠)。

事隔五年,回頭看這首詩,令我欣慰的是,我覺得自己大致看懂了它的意思(有八九成的把握)。不過,要譯成意思準確且有詩意的中文,對我來說仍然是相當吃力,在此就不獻醜了。

以前我在通訊社做新聞編譯,當然也會碰到看不懂的內容,而因為通訊社工作非常講求速度,所以真的看不懂、請教過作者或其他同事後仍然沒有把握,略過不理就是。但自由譯者就不能這樣了(除非你是有特權的譯者,例如翻譯品質備受批評,但還是有出版社老闆撰文替她背書的大譯者)。因此,遇到實在看不懂的內容而又求救無門,應該是譯者最怕的事情之一,而對我來說,詩的翻譯通常是巨大的挑戰。(譯者最怕的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