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面世：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

2017年6月30日

書名：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一個「圈內數學家」對演算法霸權的警告與揭發

原文書名：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作者：凱西．歐尼爾（Cathy O’Neil）

出版日期：2017年6月29日

這本書內容十分有趣，原書名直譯為「數學毀滅性武器」，是將大數據年代普遍應用的數學模型（演算法）比作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s）。

作者將本書獻給弱勢者。她顯然非常在意演算法加劇不平等的問題，這一點她在本書結語中講得很清楚：

//在這趟虛擬的人生旅程中，我們到訪了中小學和大學、法院和職場，甚至還有投票站。一路上我們看到了數學毀滅性武器造成的破壞。它們承諾促進效率和公平，但扭曲了高等教育、加重人們的債務負擔、促使國家囚禁大量人口、幾乎一有機會便打擊窮人，而且還損害民主。由此看來，合理的做法是逐一消除這些數學毀滅性武器的殺傷力。

問題是它們環環相扣，互相配合。窮人比較可能得到較低的信用分數，住在周遭都是窮人的高犯罪率社區。邪惡的數學毀滅性武器一旦掌握這些資料，便會向這些窮人不斷放送掠奪式廣告，誘使他們申請次級貸款或報讀營利至上的學店。這些系統也會派出更多警察去逮捕犯法的窮人，並在他們罪名成立時判處較長的刑期。這些資料會提供給其他數學毀滅性武器，而它們將斷定這些人風險較高（又或者是容易掠奪的目標），進而限制他們的就業機會，同時提高他們的房貸和汽車貸款利率，以及你想得到的每一種保險的保費。這會進一步壓低這些人的信用評等，製造出一種致命的惡性循環。在數學毀滅性武器的世界裡，當一名窮人正變得愈來愈危險，必須付出愈來愈高昂的代價。//

本書雖然是講數學模型的應用問題，但不涉及難懂的技術細節，所以一般讀者都看得懂。以下摘錄本書引言的一個案例，從中可以看到數學毀滅性武器的一些特質：

//2007年，華盛頓特區新市長芬提（Adrian Fenty）決心改善該市表現不佳的學校。他的計畫大有道理：當時在華盛頓特區，九年級之後每兩名高中生只有一名能順利畢業，而八年級學生數學成績達到該年級標準的只有8%。

當時當局的想法是這樣的：學生學得不夠，是因為老師沒做好教學工作。因此在2009年，當局推行一個方案，目的是開除表現最差的一批教師。這是全美各地有問題的學區的一個趨勢，而站在系統工程的角度，這種想法極有道理：教師的表現必須接受考核，表現最差的教師必須離職，表現出色的老師則應放在他們可以發揮最大作用的位置。採用數據科學家的說法，這麼做可以「優化」學校系統，而這理應可以改善學生的成績。除了「壞」老師，誰會質疑這種做法呢？當局開發出一套名為IMPACT的教師評價系統，然後在2009-10學年結束時，華盛頓特區將表現最差的2%教師全部炒掉，翌年再炒掉5%的教師（206人）。

教五年級的韋索奇（Sarah Wysocki）看來完全不需要擔心。她在麥法蘭中學（MacFarland Middle School）只是教了兩年，但已經得到校長和學生家長非常好的評價。有人稱讚她很關心學生，還有人說她是「我見過的最佳教師之一」。

但是，2010-11學年結束時，IMPACT系統給韋索奇打了一個很差的分數。問題出在一個名為「增值模型」（value-added modeling）的新評分系統，該系統的目的是測量她教數學和語言技能的表現。增值模型由一種演算法產生分數，而該分數占她得到的總評價一半，結果完全抵銷了學校主管和學生家長對她的好評。因為韋索奇的IMPACT總分數達不到最低標準，華盛頓特區教育局只好炒掉她（另有205名教師因此失去教職）。

韋索奇看來不像是被迫害或遭報復。事實上，教育當局的做法有其道理。畢竟學校主管可能是壞老師的朋友，可能喜歡他們的作風或表面上的熱忱。壞老師確實可能裝得很像好老師。因此，一如許多其他地區，華盛頓特區決定盡可能防止人的偏見影響老師得到的評價，而辦法是倚重客觀數據：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測驗分數。教育官員表示，數字將說明一切，而這是比較公平的做法。

韋索奇當然覺得她得到的分數極度不公平，而她希望知道分數是怎麼來的。她後來對我說：「我想沒有人明白那些數字。」一位好老師怎麼可能得到那麼差的分數呢？增值模型是在測量什麼？

嗯，韋索奇發現，事情相當複雜。華盛頓教育當局請了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的數學政策研究（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當顧問，負責建立教師評價系統。該組織必須解決的難題，是測量華盛頓特區學生的學習進度，然後估算學生成績之進步或退步多大程度上是拜老師所賜。這當然不容易。學者知道，學生的成績受許多因素影響，包括學生的社經背景，以及學生是否有學習障礙。評價教師的演算法必須顧及這些差異，而這也是這些演算法變得非常複雜的原因之一。

估算一名教師一個學年下來對某些學生產生多大的影響，是相當複雜的事。韋索奇表示：「教與學的過程受很多因素影響，要一一測量是非常困難的。」此外，藉由分析25名或30名學生的測驗成績來替一名老師的教學表現評分，在統計學上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可笑的。因為出錯的可能性非常多，這樣的樣本規模實在太小了。

同樣重要的是，統計系統需要回饋：如果系統脫離了常軌，系統管理者必須藉由某種方式了解情況。統計學家利用失誤的情況調整他們的模型，力求模型變得更「聰明」。如果沒有回饋，統計系統可能持續產生錯誤而且有害的分析，而且一直無法從自身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數學政策研究設計的評分系統認定韋索奇和另外205名教師為失敗者，教育當局便開除他們。但這個系統如何知道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呢？它不會知道。系統本身認定這些人是失敗者，當局於是認定他們是失敗者。206名「壞」老師被開除了。光是這事實似乎便證明增值模型非常有效，因為這顯示華盛頓特區正在清除表現不佳的教師。系統不尋找真相，分數本身便代表真相。

韋索奇得到的評分低得驚人，但她找不到一個可以向她解釋原因的人，這件事本身很能說明問題。數學毀滅性武器產生的結論，有如演算法神祇發出的命令。模型本身是個黑箱，其內容是相關業者極力保護的商業機密。顧問公司如數學政策研究因此得以收取較高的費用，但這還有另一種作用：相關業者認為，如果被評價的人不知道自己得到的評價是如何產生的，他們比較不會試圖鑽系統的漏洞。他們將只能努力工作，遵守規矩，然後祈求系統懂得欣賞他們的努力，給予好評價。但是，如果細節不公開，人們也將較難質疑或抗議系統產生的評價。

儘管如此，韋索奇清楚知道，學生的標準測驗分數是評價系統考慮的一個關鍵因素，而她懷疑這當中有問題。她任教於麥法蘭中學的最後一年開始前，她很高興看到她將教的五年級生在上一學年的標準測驗中表現意外出色。她的許多學生來自巴納德小學（Barnard Elementary School），而該小學高達29%的學生閱讀成績被評為「高級」，是學區平均值的五倍。

但是，學期開始後，她發現許多學生連閱讀簡單的句子都有困難。頗久之後，《華盛頓郵報》和《美國今日報》的調查發現，該學區內41間學校（包括巴納德小學）的標準測驗答案卷擦改的比例相當高，而這意味著這些學校測驗作弊的可能性較大。在當中一些學校，高達70%的班級有作弊的嫌疑。

這與數學毀滅性武器有何關係？容我一一說明。首先，教師評價演算法是改變教師行為的有力工具。這正是這些演算法的目的，而在華盛頓特區的學校，它們既提供獎勵，也準備懲罰表現不佳的教師。教師知道，如果學生在標準測驗中表現太差，他們可能飯碗不保。教師因此有強烈的誘因確保學生在測驗中取得不錯的成績，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經濟大衰退打擊就業市場的情況下。在此同時，如果他們的學生表現出色，教師和學校主管有望獲得高達8,000美元的獎金。 如果你考慮這些強大的誘因和相關證據（許多學校的答案卷擦改比例相當高，學生測驗分數也異常高），你會有理由懷疑四年級的教師出於恐懼或貪婪，竄改了學生的答案卷。

我們因此有理由相信韋索奇所教的五年級生上一學年的測驗分數，因為有人做了手腳而被人為推高了。果真如此，他們本學年結束時的測驗成績將使他們看起來顯著退步了，而他們的老師將因此被視為表現不稱職。韋索奇確信這正是她遇到的情況。這理論符合家長、同事和校長對她的評價（也就是她確實是個好老師），也可以解開疑惑。韋索奇有很好的理由提出申訴。

但是，你無法向數學毀滅性武器申訴。這正是這種武器威力驚人的原因之一。它們不聽人講話，也不會屈服。它們不但不理會你的討好、威脅或誘騙，也不會聽你講道理──即使它們用來推出結論的資料顯然很有問題。沒錯，如果自動化系統顯然因為系統問題而不斷出錯，造成令人尷尬的情況，程式設計師確實會調整演算法。但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程式將產生堅定的判斷，而運用它們的人遇到有人抱怨時，只會聳聳肩，就像是說：「嘿，要不可以怎樣？」這恰恰是韋索奇最終從學區官員那裡得到的回應。

你看到這當中的矛盾了嗎？某個演算法處理了一些數據，估算出某個人不適合聘用、將會借錢不還、將參與恐怖活動或教學表現不稱職的機率，然後根據該機率算出一個分數，而該分數可能令當事人的生活天翻地覆。當事人試著反擊時，「很有意思的」反證無法證明自身清白，因為當局僅接受確鑿的證據。我們將一再看到，在證據標準這一點上，當局對數學毀滅性武器受害者的要求，遠高於對演算法的要求。

韋索奇對自己遭開除震驚不已，但她僅失業數天。 因為很多人（包括校長）願意替她的教學表現作證，她很快便在維吉尼亞州北部某富裕社區一間學校找到了教職。因此，拜一個非常可疑的模型所賜，貧窮社區的學校失去了一名好老師，富裕社區一間不會根據學生的分數開除教師的學校，則得到了一名好老師。//

書摘 - 巴菲特遺囑中的投資指示

2017年4月25日

書名：巴菲特的投資原則：股神唯一授權，寫給合夥人的備忘錄

原文書名：Warren Buffett’s Ground Rules: Words of Wisdom from the Partnership Letters of the World’s Greatest Investor

作者：傑瑞米．米勒（Jeremy Miller）

出版日期：2017年4月26日

 以下摘自本書第三章：

共同基金產業因為指數基金這種新競爭者的出現，多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種「馬車鞭」產業？這個問題近年顯得更加重要，因為絕大多數基金的績效不如費用較低的指數基金。誰會想支付較高的費用，換得較低的報酬呢？

當然，能長期打敗大盤的專業投資人可以創造巨大的價值，市場總是渴望他們的服務，無論他們是以共同基金、合夥投資、對沖基金或其他方式管理資產，無論他們持有多少檔個股。即使只是績效略優於大盤，假以時日，在複利的作用下也能產生巨大的好處。但是，自己投資或透過積極型（主動式）共同基金投資的人，投資績效多數不如大盤。選擇積極型投資方式確實可能得到優於大盤的績效，但也必須冒實際績效不如大盤的顯著風險。

巴菲特的遺囑彰顯了他對這問題的看法，以下是他在2013年的致股東信中的說法：

……有些人靠提供投資建議和替人執行交易賺錢，他們將不斷慫恿散戶和法人積極調整投資組合。因此產生的「摩擦成本」可能相當大，而這對投資人整體而言是沒有好處的。因此，你最好別理那些喋喋不休的話，盡可能降低費用，像投資在農場上那樣投資股票。

必須補充一點，我以我宣揚的投資方式管理自己的資金：我在這裡所講的，基本上就是我在我的遺囑裡的一些指示。我有一筆遺產是將一些現金交給受託人管理，而受益人是我太太。（這筆遺產必須是現金，因為我持有的全部波克夏股票，將在我的遺產結算後十年間全數捐給一些慈善組織。）我對受託人的指示再簡單不過了：拿10%現金購買短期政府公債，另外90%投資在費用非常低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基金上（我建議投資在先鋒公司的基金上）。我相信這個信託基金的長期投資績效，將優於支付高費用、請經理人管理資產的多數投資人，無論他們是退休基金、法人還是散戶。

如果你沒興趣、沒能力或不願意付出時間和精力管理自己的投資，那便應該投資在大盤指數上。選擇積極型投資方式的唯一理由，是你相信自己或你選擇的投資經理人，將能打敗「什麼都不做」的策略。

相關新聞：股神賭贏了 指數基金完勝對沖基金

譯書期間寫的一篇文章：巴菲特的姑媽

新書面世：我在彼得．杜拉克身旁的一年

2017年4月23日

書名：我在彼得．杜拉克身旁的一年：杜拉克的52週教練課，學習高效領導、探索人生價值

原文書名：A Year with Peter Drucker: 52 Weeks of Coaching for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作者：約瑟夫．馬齊里洛（Joseph A. Maciariello）

出版日期：2017年4月25日

這是我第一次譯與杜拉克有關的書。本書不難讀，有不少內容觸動我，例如以下幾則：

錢錢錢

我認識這個有錢人很多年了。去年我在賓州演講時，他也來聽。他是個很慷慨的人。那天講完課，我和他一起吃晚餐。我看著他一直在談金錢、金錢、金錢。我對他說：「你為什麼一直談錢呢？這對你有何意義？你這麼做是為了什麼？」他說：「不追求金錢，還有什麼可以做的？」我問他年紀多大。56歲。我問他：「你覺得你的人生有意義嗎？」他看著我，說：「真有趣，我今天早上也問自己這個問題。答案是沒有。沒有意義。」我認識一些非常有錢的人，我認識不少這種人，他們多數是極不快樂的人。好在這種人相當少。我們多數人確實會長大。

知道自己抱持什麼價值觀、知道自己有何貢獻，你就成為一個人，而你的貢獻總是對自身以外的世界。施比受更有福，但你必須知道自己要貢獻什麼，而這是非常困難的。

──杜拉克與班福德對談，科羅拉多州埃斯特斯公園，1993年8月9日

領袖魅力氾濫成災

坦白講，我不信任領袖。有關領袖的所有議論，都是危險的胡說八道。那是一種逃避，根本不值得理會。20世紀的重要領袖是希特勒、史達林和毛澤東，他們可能是數百年來最厲害的領袖；這種壞領袖的例子還如此「新鮮」，但仍有許多人渴望出現偉大的領袖，這一點令我非常不開心。我們應該非常害怕領袖才對。我們應該問：「他們主張什麼？他們抱持什麼價值觀？我們可以信任他們嗎？」而不是問：「他們有魅力嗎？」過去一百年間，領袖魅力氾濫成災。……

對我來說，超人執行長沒什麼用。至於企業高層極高的薪酬，我認為那是一種醜事。不討厭金錢的JP摩根1906年說，任何一家組織或公司，如果最高層的薪酬是一般員工的20倍以上，那便是管理不善。他拒絕投資這樣的公司。這仍然是一條好法則，而根據這法則，我們國家有很多公司是我不會投資的。……對了，我認識的執行長，我認識不少執行長，他們並不視自己為超人。他們建立團隊。他們是團隊型領袖。

──「管理大師杜拉克」，美國國家公共廣播WBUR電台，2004年12月8日

很酸很酸的社會

差不多56年前，也就是1937年春天，朵莉絲和我從英格蘭來到美國。當時很可能正是大蕭條時期景氣最差的時候。之前經濟曾虛弱地復甦，然後在1936年再度重挫。1937年的美國經濟比多數歐洲國家差，但在非常、非常蕭條的經濟中努力適應這裡的生活，使我們異常興奮。……我們來到一個極度蕭條的經濟體。但是，當時的社會是強健的，美國這個國家幾乎完全不羡慕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個正派體面的地方，國民有非常顯著的甜美特質。現在我擔心的不是經濟。現在這個國家令我擔心的，是我們的社會已失去它的甜美特質。這個社會現在很酸（sour），非常酸，而在我看來，政府對此基本上無能為力，很可能也不會為此做些什麼。事實上，從現在的情況看來，政府是在令我們的社會變得更酸。

──杜拉克，對杜拉克非營利基金會顧問委員會的講話，1992年11月8日

專注

宗旨使我們得以專注。你沒有時間去做人生中的所有事，但好消息是：人生中的事，不是每一件都值得做。容我引述杜拉克的一句話：「專注去做可以產生最大生產力的少數事情，愈少愈好。」專注發揮你的核心能力；專注發揮你的長處；不要耗費多數精力在瑣事上。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有意義，如果你希望你的組織有意義，秘訣是專注。做好幾件事便夠了。

──華理克，「杜拉克之友日」主題演講，加州克萊蒙市，2004年11月13日

最後這則令我想起杜拉克的這句話：

Do not believe that it is very much of an advance to do the unnecessary three times as fast. 別以為以三倍速度去做多餘的事，是了不起的進步。

此外，翻譯本書期間，寫過三篇與本書內容有關的文章：

組織精神之創造始於高層

從出版的義利問題說起

杜拉克的一句話

平等與公平

2016年12月19日

如果你認真看完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Bloom這篇〈人們真正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公平〉，應該明白「平等」與「公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平等未必公平，不平等未必不公平。不平等的英文是inequality，不公平則是unfairness或inequity。平等與否通常不難分辨，例如所得分配的平等程度，常用的指標是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係數為0代表所有人的所得相同，係數為1代表全部所得落入一個人的口袋。維基百科的資料顯示，美國2013年吉尼係數為0.408，台灣2014年為0.336，香港2011年為0.537，瑞典2015年為0.254（香港是所得分配非常不平等的地方，瑞典在全球而言算相當平等）。也就是說，分配有多平等，基本上是統計可以解答的問題，但分配公平與否則複雜得多，涉及價值與道德判斷。

經濟學家談inequality，雖然也可能會講到公平問題，但主要是在談財富與所得分配的不平等，而非不公平。

Inequality這議題，近年在國際上很熱門，相關著作也不少，最著名的可能是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的《扭轉貧富不均》（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數年前這本The Price of Inequality，也是議論這問題的力作。

Inequality一詞，社會學界的通用譯法是「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便譯為「社會不平等」，這在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學術名詞資訊網」可以查到。史迪格里茲那本書，中國簡體中譯本書名為《不平等的代價》，台灣中譯本書名卻是《不公平的代價》。嚴格來說，以「不公平」譯inequality是錯的。如果出版社認為不平等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公平，希望在書名突出不公平問題，可以說是有一點道理；但如果出版社認為史迪格里茲寫inequality時就是在講不公平，那是肯定不對的。史迪格里茲是頭腦清楚、文筆清晰的經濟學家和作家，他用inequality一詞時就是在講「不平等」，你硬要譯為「不公平」，即使在某些情況下只看譯文講得通，其實也已經是扭曲了他的論述，因為兩者根本就是不同的概念。這對讀者是不負責任的，因為錯誤的翻譯會誤導讀者，或令讀者難以理解譯文。（必須說明一件事：讀者看到inequality被譯為「不公平」，未必是譯者的問題，可能是被人改成那樣的。）

因為The Price of Inequality這本書頗受重視，中文文章提到這本書時，往往使用台灣中譯本書名《不公平的代價》，這就衍生一個副作用：有些人以為inequality就是「不公平」。這當然是錯的。日後我們提到The Price of Inequality這本書，或許應該以《不平等的代價》為中文書名。

Inequality不能譯為「不公平」，不信你把Paul Bloom那篇文章中的「不平等」都改為「不公平」，看看文章還能不能讀。

平等與公平的概念，以下圖片解釋得相當好。

人們真正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公平

作者：Paul Bloom

出處：The Atlantic，2015年10月22日

原文：People Don't Actually Want Equality. They want fairness.

 

桑德斯（Bernie Sanders）總是在談經濟不平等的問題，而且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你不必是社會主義者，也會擔心美國貧富之間的鴻溝。政治光譜上位置不一的許多美國人都表示，他們對經濟不平等現象深感不安；許多人表示，他們支持可以促成所得與財富較平等分配的變革。

但哲學家Harry Frankfurt在他剛出版的著作On Inequality中指出，經濟平等本身並無價值。這說法既是道德判斷，也是心理判斷：Frankfurt暗示，如果人們花時間深思，將會明白自己真正在意的並非不平等。

經濟不平等現象有一些不公平的起因，人們看到時可能會感到不安。這是完全合理的反應，因為我們的所得與財富頗大程度上取決於與出身有關的偶然因素，包括父母有多富有、個人的性別和膚色等等。我們也擔心經濟不平等的潛在後果──我們可能認為這會腐蝕民主、增加犯罪，或損害我們的整體幸福。最重要的是，我們擔心貧窮問題──不是擔心有些人比較窮，而是擔心「窮人實在太窮」。

但Frankfurt認為，真正令我們不安的並非不平等本身。他指出，幾乎沒有人會為極富有與非常富有的人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感到不安，即使這種不平等無論在絕對值還是比例上，都很可能超過小康之家與窮人家之間的不平等。他表示，人人赤貧的世界是絕對平等的世界，但幾乎沒有人會喜歡那樣的世界多過我們現在的世界。因此，我們真正重視的不可能是「平等」。

Frankfurt的若干論證相當技術性，但我們不難想像在某些情況下，錯誤地一心追求平等會令世界變得更糟。我特別喜歡的一個例子來自搞笑藝人Louis C.K.，他說他五歲的女兒有次弄壞了一件玩具，結果要求他把她姐姐的一件玩具也弄壞，好讓大家平等。「我照她說的做了。我覺得很難過，但我看到她臉上露出賊笑。」

Frankfurt說人們並不認為經濟平等本身有價值，他真的說對了嗎？很多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靈長類動物學家Frans de Waal筆下這句話概括了許多人的觀點：「羅賓漢是對的。人類最深切的願望是共分財富。」

研究者找到一些支持de Waal觀點的證據：如果你叫一些小孩分東西給陌生人，他們強烈傾向平分，即使在極端情況下也是這樣。心理學家Alex Shaw和Kristina Olson告訴一群六至八歲的小孩，Dan和Mark這兩名男孩打掃了自己的房間，現在要以橡皮擦獎勵他們──但因為共有五塊橡皮擦，所以不可能平分。那些小孩幾乎都向實驗主持人表示，應該丟掉第五塊橡皮擦，以便能平均分配獎品。即使他們可以多給Dan或Mark一塊橡皮擦而另一人不會知道，他們也主張必須平分；因此，他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擔心有人會憤怒或妒忌。

這種情況看來像是反映實驗參與者強烈渴望平等，但其實更可能反映他們渴望公平。他們認為Dan和Mark應該得到相同的獎勵，只是因為兩人做了同樣的事。因此，當Shaw和Olson告訴那些小孩「Dan做的事多過Mark」之後，他們很樂於給Dan三塊橡皮擦、給Mark兩塊。換句話說，他們可以接受不平等，只要不平等是公平的。

我在耶魯大學參與的研究（主持人為當時的研究生Mark Sheskin）顯示，幼兒其實有一種反平等傾向：相對於完全平均分配的情況，他們更喜歡自己可以佔得優勢的分配方式。例如相對於每人可以得到兩份東西，他們寧願自己得一份，其他人則完全沒有。

此一表現與其他心理學家的發現非常一致，也符合許多家長觀察到的情況：分配糖果之類的好東西時，孩子如果分得較少，往往會激烈地吵鬧，但如果自己分得較多，則會很滿意。其他靈長類動物也有類似的表現。例如猴子喜歡黃瓜，得到黃瓜時通常會很高興，但如果牠們看到另一隻猴子得到葡萄（猴子更愛葡萄）而自己卻只能分到黃瓜，牠們會非常憤怒。分到葡萄的猴子則很樂於佔得便宜。

支持人類天生喜歡平等的另一種論點，源自針對小團體的觀察，因為小團體看來確實非常重視平等。在小團體中，財物大致上平均分配，弱者得到照顧，領袖的權力相當有限。情況很像是「佔領華爾街」的團體。

我們很容易認為小團體的表現反映人類天生偏好平等待遇，但曾廣泛研究小團體的人類學家Christopher Boehm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這種平等主義結構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沒有人希望被壓榨勒索。在這種社群中，個體之所以大致平等，是因為人人皆努力確保沒有人能獲得太多權力，以免自己遭宰制。如我在我的上一本書Just Babies中談到，這種團體中有一種無形的平等主義在發揮作用。Boehm寫道：「那些原本必須服從他人的個體夠聰明，懂得聯合起來，形成大型政治聯盟。……因為聯合起來的『部屬』持續把他們當中有主見的領袖型人物打壓下去，平等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怪異的政治等級制度：弱者聯手，積極宰制強者。」

這種分析有助我們解釋為何現今的世界存在如此巨大的權力差異：在現在這種世界裡，弱者要聯合起來宰制強者，難度大得多。如Boehm指出，在一個小社群中，如果有人想成為獨裁者，他會被所有其他人漠視或嘲笑；如果他還搞不清楚狀況，他可能會被痛毆、逐出社群或殺死。但是，在一個成員數以百萬計的社會裡，要這樣對付掌權者會困難得多，因為互動不再是面對面的，而且掌權者有槍有砲還有勞改營。

我們從針對兒童和小團體的研究中看到的，是人類很早便渴望公平，而且特別強烈渴望自己在資源分配中不吃虧。但我們完全找不到人類天生重視平等、認為平等本身有價值的證據。

行為經濟學家Michael Norton和Dan Ariely數年前研究過美國人對財富分配的看法，發現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有多不平等有極大的誤解：他們以為美國底層40%的人占有全國9%的財富，頂層20%的人則占有59%，但正確的數字分別是0.3%和84%。

Norton和Ariely也發現，被問到怎樣的財富分配才算理想時，美國人無論支持哪個政黨，全都認為理想的財富分配應該遠比美國的實際情況（或他們以為的情況）來得平等。Ariely在刊於《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絕大多數美國人偏好一種比瑞典現今情況更平等的財富分配，而瑞典的分配情況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被說成是極左──自由派認為那是一種理想的社會，保守派則把它貶為政府管太多的社會主義保姆國家。」

這些發現很重要，但Frankfurt的分析促使我們思索它們的真正意義。Ariely強調美國人渴望一個遠比現況平等的社會，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實際上並不想要平等。Ariely的研究發現，在被要求創造一個完美的社會時，受訪者選擇的社會是頂層五分之一的人擁有的財富，比底層五分之一的人多三倍。這發現當然未能解答所有問題，但它應促使我們認真思考Frankfurt對人類真正想要什麼的質疑，以及他的以下憂慮：我們太關注相對差異，對公平與否和窮人的苦難卻不夠關心。

（Paul Bloom為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

相關文章： 平等與公平

新書面世：紅隊測試

2016年12月14日

書名：紅隊測試：戰略級團隊與低容錯組織如何靠假想敵修正風險、改善假設？

原文書名：Red Team: How to Succeed by Thinking Like the Enemy

作者：米卡．岑科（Micah Zenko）

出版日期：2016年12月15日

 

本書作者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資深研究員，國家安全方面的專家。本書闡述軍方、國土安全和情報系統以至民間部門的紅隊作業（red teaming），該概念可追溯至中世紀梵蒂岡負責質疑封聖候選人資格的「魔鬼代言人」。紅隊主要由無畏的懷疑者和扮演破壞者的人組成，他們致力加強了解目標機構或潛在對手的意圖、能力和關注事項。紅隊作業手段包括模擬、探查弱點和另類分析，有助競爭環境下的機構辨明弱點、質疑假設，以及在下一次的突擊行動、惡意網路攻擊或企業併購之前，預見潛在的威脅。

本書利用鮮為人知的案例和對各國紅隊精英廣泛深入的訪問，說明從軍事部門到友善駭客，所有群體都可以利用敵方思維取得勝利。

以下書摘說明「紅隊」及「魔鬼代言人」這兩個詞的起源：

我們所認識的紅隊作業，是美國軍方研擬、改良並整理成系統的，而這絕非偶然：如果說有個組織可以受惠於紅隊作業所能提供的反省和反直覺思考，那一定是軍方。以人命、金錢和政治資本的潛在損失衡量，軍事決策攸關巨大的代價。美國的軍事決策包括決定如何分配巨額的年度國防預算（2016財政年度國防經費約為5,340億美元，而現役部隊有130萬人，國民警衛隊和後備軍人超過82.6萬人）；規劃和執行軍事行動（可能危及現役軍人的性命）；以及辨明未能達到原定目標的軍事計畫，作出必要的修正。因為美國軍方的許多策略、計畫和日常作業有非常重大的影響，軍方有巨大的壓力去想清楚、質疑和檢驗每一個重要決定。

如本書稍早所述，「魔鬼代言人」的概念可追溯至中世紀的梵蒂岡。不過，據我們所能確定的資料，「紅隊」一詞源自冷戰時期的美國軍方。此詞可追溯至1960年代，源自賽局理論在作戰模擬中的應用，以及蘭德公司研發、美國國防部的「神童」（嘲笑那些超聰明政策分析師的貶義詞）用來評估戰略決定的模擬技術。紅隊的「紅」是蘇聯的代表色，也泛指對手或敵人。

當然，遠在「紅隊」這名稱確立之前，美國軍方已經在使用紅隊作業。不過，紅隊作業這概念顯然是在冷戰時期發展成熟、卓然自立的。專欄作家狄克森（George Dixon）1963年5月寫了一篇文章，闡述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如果利用一支藍隊和一支紅隊，協助評估價值65億美元的實驗型戰術戰鬥機（TFX aircraft）合約該給哪一家公司。狄克森生動地描述道：「國防部正在上演一場古怪的競賽，它是從結局倒過來玩的。」藍隊扮演獲得合約的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紅隊則負責提出波音公司才應該獲得合約的理由。狄克森寫道：「麥納馬拉想必熟悉古典文學：他把紅隊人員稱為『魔鬼代言人』。」（本書第二章）

在羅馬天主教歷史上，這個職位的正式頭銜是「助信者」（拉丁文為Promotor Fidei，英文為Promoter of the Faith）。不過，教會和外人常用的說法是「魔鬼代言人」或「魔鬼辯護士」（拉丁文為Advocatus Diaboli，英文為Devil’s Advocate）。如今魔鬼代言人泛指對某些事物持懷疑態度的人，或只是為促進辯論而故意唱反調的人。根據此詞比較靈活的用法，駁斥學生的假設、藉此引起討論的教授，試圖預測對方律師論點的出庭律師，又或者只是想法古怪的人，全都可以稱為魔鬼代言人。但是，在天主教會中，魔鬼代言人一職出現時，是有明確職責的，那便是質疑封聖候選人傳說中的美德和奇跡。

天主教在它的頭一千年裡，封聖程序相對隨意，而且分權給地方教會。地方教會可以根據當地民意冊封聖人，而它們也熱心地冊封了許多聖人，包括殉教者、大力宣揚基督信仰的人，甚至是一些只是特別虔誠的教徒。結果是地方教會冊封的聖人暴增。

西元五世紀，為了令封聖程序變得比較嚴謹，主教開始要求封聖候選人必須有書面簡歷，記錄候選人的生平、美德和奇跡。但是，這些簡歷主要是根據地方的傳聞寫成，沒有經過認真的考究和查證。直到西元九世紀，如一名學者描述，封聖程序「基本上仍是在地社群的自發行動，一如二世紀時的情況。」梵蒂岡當局認為，允許一時的地方民意決定誰能獲封為聖人，正逐漸威脅到教會的中央權威。

到了13世紀，教宗致力直接控制封聖程序，以求鞏固梵蒂岡的權力，並保護聖人地位的神聖性和正當性。西元1234年，教宗格里高利九世（最著名的事跡為建立宗教裁判所對付所謂的異端者）宣佈教宗對封聖程序的各方面掌有「絕對權力」。經過隨後的改革，教廷確立了封聖的正式框架、標準和程序，並把相關權力集中在禮儀聖會（Sacred Congregation of Rites）。禮儀聖會是樞機主教組成的教廷委員會，負責監督和審查所有封聖案件。在這過程中，「魔鬼代言人」誕生了。

教廷當局引進魔鬼代言人一職，是要這個人從事獨立調查工作，並專門提出異議。魔鬼代言人的職責，包括逐點駁斥支持候選人封聖的證據，並以書面報告概括所有的不利證據。在可能長達數十年的封聖審核過程中，正反面資料都提供給禮儀聖會，最終由教宗作最後決定。也就是說，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向所有人表明，必須引進魔鬼代言人一職，由某位有見識的內部人士出任，授權他站到教會之外，客觀地評估每一名封聖候選人。

隨後多個世紀，這些改革有效控制了封聖程序。1781年，蘇格蘭醫師暨作家摩爾（John Moore）記錄了他到梵蒂岡觀光時看到的簡短封聖辯論：「辯論像一場訴訟。他們假定魔鬼希望阻止人類獲封為聖人。為了彰顯正義、照顧撒旦的應有權利，教廷請一個人負責質疑封聖候選人的資格，這個人因此被稱為『魔鬼代言人』。他質疑封聖候選人及其屍骸據稱產生的奇跡，盡力對候選人言行聖潔的證據提出大量異議。駁斥這些苛責，則是候選人辯護士的責任。」

假以時日，魔鬼代言人不再只是一個正式的教會職位，人們用它泛指好辯的人。而不久之後，梵蒂岡最高領袖決定，魔鬼代言人一職已完成它的使命。1983年，為了簡化封聖程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出宗座憲令（Apostolic Constitution），把封聖需要的奇跡從四個降至兩個，並且撤掉魔鬼代言人這個職位。這些改革的目的，是藉由簡化封聖程序、加快其速度並大大降低過程中的對抗程度，培養一種較為合作的精神。此後約二十年間，若望保祿二世共做了1,338次宣福（beatification）和482次封聖，次數超過之前近兩千年共263位教宗的總和。在降低封聖要求和撤銷獨立異議者一職之後，梵蒂岡變成了某些人所講的「聖人工廠」。因為數量大幅增加，聖人受到崇敬愈來愈少；一名批評者便說：「通膨導致貶值。」因為撤銷了魔鬼代言人這種有數百年歷史的制度上的制衡，封聖程序和結果的健全性均顯著受損。但是，儘管梵蒂岡取消了魔鬼代言人一職，我們不應忘記這項13世紀發明的持久價值。

魔鬼代言人一職，是歷史上「紅隊作業」的首次正式和常規應用。但是，美國軍方要到冷戰時期才首度正式提到紅隊作業，而這種作業要到2000年代才標準化。現在人們所理解的紅隊作業，是一種結構化的程序，以模擬、探查弱點和另類分析為手段，致力加強了解目標機構或潛在對手的意圖、能力和關注事項。雖然紅隊作業隨後在許多不同類型的領域獲採用，並因應各種需求調整應用，人們對它的探索遠遠不足，而許多組織的紅隊作業應用也嚴重不足，包括企業決策層、軍方指揮部、網路安全公司，以及面臨威脅、複雜決策和策略意外的許多其他組織。藉由利用紅隊作業，組織可以得到有關自身做事方式的另類新觀點，有助組織釐清和檢驗未言明的假設，辨明盲點，並且可能改善組織的表現。（本書引言）

菜英文與wonky蔡

2016年11月12日

早上看到這則「小英又撂『菜英文』？ 祝賀川普當選親筆函糗了」，內文煞有其事地寫道：

//繼上回致哀泰王辭世的函文中拼錯音，將「Thailand」少寫了一個「h」後，這回為祝賀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成功入主白宮，總統蔡英文在川普當選第一時間即請外交部轉交祝賀函，但這次的親筆函文卻又被網友眼尖發現，蔡總統函文中最後的署名「Tsai Ing-wen」中間竟然沒有逗點，會讓人誤會是「姓英文，名蔡」，引起網友消遣小英這回搞外交又撂「菜英文」。對此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長江啟臣今（10）日表示，總統對外公布的信函還是應照正式英文撰寫較佳，以免造成閱讀人的困擾。//

結果台灣總統府也煞有其事地回應，說蔡英文署名 Tsai Ing-wen沒有錯，並指出之前兩任總統也都是這麼做：馬英九是 Ma Ying-jeou，陳水扁是 Chen Shui-bian，姓之後都不加逗點。

報導中那位「眼尖網友」的質疑，可說是無理取鬧，因為華人署英文名，根本沒有一定要以逗點隔開姓與名的規矩。如果你要按照英文的習慣，那應該是先名後姓，寫成 Ing-wen Tsai、Ying-jeou Ma和 Shui-bian Chen，但誰說華人不能堅持在英文中按照華人的習慣，先姓後名寫自己的名字呢？新加坡很多華人便有這種堅持（以前在通訊社工作時，便有來自新加坡的同事，堅持自己的姓名寫成英文要先姓後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署名也只寫 Lee Hsien Loong，不是 Hsien Loong Lee，也不必寫 Lee, Hsien Loong。

此事很無聊，根本不值一提，但為什麼台灣媒體那麼煞有介事（中時和聯合當然都有報導），而總統府也要回應呢？是沒有重要的事可以報導了嗎？還是台灣一般新聞媒體根本就常在做這種蠢事？因為討厭蔡英文，所以看到無聊的挑剔，也絕不錯過，不惜自暴其醜也非做文章不可？媒體若有公共責任感，不是應該協助受眾成為有知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s）嗎？為什麼整天都以無聊、失實、誤導的訊息混淆視聽、轉移焦點呢？

Wonky蔡爭議

相對於這次逗點事件，2015年6月的「Wonky蔡」事件雖然也令人失笑，但至少還比較有營養，有助國人學一點英文。

話說當時美國《時代》雜誌訪問確定要競選總統的蔡英文，發表的報導指蔡有 wonky的名聲，那段話這麼寫：As a minister, party chair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sai gained a reputation for being wonky—the type who likes to debate protectionism over early-morning sips of black coffee or oolong tea.

民進黨把 wonky譯為「學院派」，藍營的人如獲至寶，紛紛跳出來說字典裡面 wonky就是「不穩、不可靠」的意思，民進黨欺負很多台灣人不懂英文，但我們不會查字典嗎？（你們可能真的不會查字典。）還有美國留學回來的胡幼偉，以及曾經擔任台灣駐美代表的胡志強，都出來說 wonky就是「不穩、不可靠」。

此事比較有文章可做，是因為 wonky一詞多義：「不穩、不可靠」這意思比較古老，主要是英國的用法，而且主要是用來形容物件；Wonky另一個主要意思衍生自 wonk，是比較現代的用法，大致上是形容一個人非常用功投入、沈迷於技術細節，說好聽點是像專家學者，說難聽點是像書呆子（有點宅）。

如果你願意花一點時間，好好看一下以下三篇英文文章，基本上就能掌握 wonky的意思：

Wisegeek: What does "Wonky" Mean?

Grammarist: Wonkish, wonky

The Grammarphobia Blog: A wonky question

我當時也寫了一篇〈Wonky的蔡英文〉談這問題，後來補充了一點感想：

//許多單詞有多種意思，而且往往可褒可貶，也可能是褒中帶貶或貶中有褒，簡單的例子有 bold、ambitious和 proud，確切的意思當然要看脈絡。即使是明確褒義的單詞，也可以用正言若反的方式，拿來作嘲諷之用，反之亦然。沒頭沒尾地問別人某個單詞什麼意思，往往使人難以回答。

要正確理解一個單詞在特定脈絡下的意思，只要心正意誠，通常不難找到正確的答案，根本不需要去研究什麼字源（喜歡研究字源本身當然沒有問題），更不需要去請教什麼語言專家，因為問題通常沒有那麼複雜。

如果根本就有成見、先入為主、一廂情願，則誰也幫不了你，因為即使有人解釋得很清楚，你也根本不想聽。//

我自己看《時代》那段文字，完全沒有把 wonky想成是「不穩、不可靠」的意思。我看這件事，是既覺得可笑，又感到可悲：在一個政治上嚴重分裂對立的地方，簡單的事情也會很難說清楚，而有心的小人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混淆視聽。

Love trumps hate.

有心的小人可以拿英文問題愚弄人，當然是欺負許多人英文不好。而事實上，台灣的中文媒體也不時因為誤譯英文而出洋相。例如去年美國報紙說 Typhoon Soudelor is taking dead aim at Taiwan，意思是颱風蘇迪勒對準台灣直撲過來，但當時多家台灣媒體便說「蘇迪勒以台灣為死亡目標」。

這次美國大選，支持 Hillary Clinton的人認為 Donald Trump發表很多仇恨言論，於是打出「Love trumps hate.」的口號。這句話把 trump當動詞用，大意就是「愛戰勝恨」、「愛勝過恨」，但也有台灣媒體譯成「去愛川普所恨的」和「愛川普們所恨」。

「Love trumps hate.」這句口號好不好見仁見智（可參考 Quora的討論，有人〔Felix Diaz〕認為這句話不夠易懂，要想一想才明白，而且乍看可能會以為要 Love Trump），但它的意思是明確的，譯成「去愛川普所恨的」和「愛川普們所恨」是想太多了，也偏離了原意。

（Lady Gaga這張照片，因為角度問題，你看到的是 LOVE TRUMP HATE──少了一個s，整句話便不好理解。）

相關資料：施正峰教授的解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