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9日 星期日

文學翻譯與中國夢

2016年5月29日 

許淵沖先生寫了〈宇文所安先生,您說的不對〉一文,原標題〈文學翻譯與中國夢〉,是很好看的文章。

宇文所安說:「譯者始終都應該把外語翻譯成自己的母語,絕不該把母語翻譯成外語。」這話可能說得斷然了一點,但頗有道理:大部分譯者的母語表達能力強於外語,因此比較適合把外語譯為母語。

不過,許淵沖的批評也是有道理的:「英美譯者理解中文詩詞不如中國譯者,中國譯者英譯中國詩詞卻不一定不如英美譯者。」畢竟譯者如果對原文的理解不對或不夠透徹,則他的譯入語(target language)表達能力再好,也無法交出令人滿意的翻譯。(但是,對不懂原文的大部分讀者來說,譯文只要流暢可讀便可以了,反正他們也看不出譯者譯錯了或譯得不貼切。)

劉紹銘在〈讓我們一起吊起來〉一文中,便舉了一些外國人誤解中文的例子: 

//最嚴重之訛,莫過於識其字而不解其意,如耶魯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誤把「莫逆之交」中的「莫逆」誤解為「平逆」(rebel pacifier);把「仕女」一分為二,解作「年輕男女」(young men and women)。

堂堂長春藤名校教授在此之所以犯錯,理由跟Arthur Waley把「赤腳大仙」譯為“red-footed immortal”的情況相似,忘了「不恥下問」的規矩。一個「外國人」,英文再到家,沒有美國南方「土著」做“informer”從旁點撥,是不好翻譯馬克吐溫《頑童流浪記》的。// 

許淵沖一文,這段話顯得突兀,但頗值得思考: 

//宇文所安認為中國不該花錢讓中國譯者把中文典籍翻譯成英文,而應該讓英美譯者來翻譯;中國政府不該資助中國譯者翻譯出版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這是一個中國譯者能不能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中國人能不能實現中國夢的大是大非問題,甚至是一個世界文化的大問題,非認真討論不可。// 

近年中共致力宣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似乎是當局的一個重要目標,資助中國文學譯為外文大概是手段之一。借翻譯之助,促進文化交流,本來是美事,但事情扯上了專制政權的「民族強國夢」,則很可能大大走調。正如網友所言:「古典文學是中國人翻譯或外國人翻譯,其實都無妨。真正的問題,是硬要扣上『中國夢這種無謂的政治宣傳口號。如果只是抱著宣揚國威的想法,而不是促進文化交流,譯文再好,也不會有人看。」

閻連科

文學探索人性,經典文學作品固然值得譯為外文,但與中國人當代處境關係最密切的作品,對外國人了解中國現況當然有更大的意義。可是,中國政府會支持這種文學作品的翻譯嗎?中國作家閻連科4月中在香港科技大學演講,這幾段話可圈可點: 

//中國文學進入新的冷凍期,但絕對不會回到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時期,那是要排除所有西方文化對我們的影響。今天的中國讀者非常了解世界文學的現狀。

嚴肅文學的空間在縮小,但另一種文學突然畸形地發展繁榮。這種繁榮下培育出一種特殊的「審美」,它不包含審視黑暗、審視醜惡,純粹意義上去擁抱溫暖、美好、溫情。這種文學會像中國山水畫一樣,畫一棵樹、一隻麻雀、一隻蝦米就可以成為世界名作,賣一個億、兩個億。畫山水花鳥能賣幾千萬,只有中國畫家中會出現。這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這種情況在文學當中越來越多。今天中國很多作家的努力也是在這個方向上,既不會回到文革的極端,也不再嚴肅地探索人性,而在允許的範圍內,以審美的名義使某一種「溫暖的」文學,一種政府、讀者、批評家都能接受的文學,畸形地發達,被高度認可。// 

許淵沖先生似乎很想強調,比起外國人,中國譯者可以把中文典籍譯得更好。這或許是真的,但也令我想起中共當局在談香港管治問題時說過的豪言:「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能做到,而且比英國人做得更好。」優秀的文學,理論上屬於全人類。誰譯得好,就由誰去譯,實在不必牽扯到民族意氣。真正自信自強的民族,大概也不在意自身的文化能否「走向世界」,因為如果你真的那麼優秀,大概全世界都搶著翻譯和傳播你的文化,而不是蔑視你。中國真要復興,停止種種踐踏人性的管制和壓迫,人民享有真正的思想、言論、新聞、資訊自由,其餘一切自然事半功倍。放不開控制一切的心魔,中國夢永遠都只是一個夢而已:口喊中國夢的人,真正要做的卻是成為美國人、實現美國夢。

人性是追求自由的,同時也渴望安全。生活在中國這種國家,既不自由,也不安全,還談什麼「中國夢」?這種「中國夢」若真能實現,實在是全人類的惡夢。

許淵沖 - 宇文所安先生,您說的不對

2016528日刊於《文匯報》,原題《文學翻譯與中國夢》

  

(作者許淵沖,為著名翻譯家,從事文學翻譯六十餘年,翻譯集中在中國古詩英譯。北京大學教授。在國內外出版中、英、法文著譯六十本,包括《詩經》、《楚辭》、《李白詩選》、《西廂記》、《紅與黑》、《包法利夫人》、《追憶似水年華》等。)

《文匯報》在世界讀書日發表了一篇關於《湯顯祖戲劇全集》中譯英的特別報道,報道中比較了外國人白之(Birch)和中國人汪榕培的譯文,結論說:「兩個譯本各有特色,但明顯可以看出譯者對於中國傳統文化在理解和感受上的深淺之別。」這就是說:中國譯者對湯顯祖的戲劇《牡丹亭》理解和感受比外國譯者更深,換句話說,就是中國人的翻譯比外國人好。但是外國人有不同的意見。

《英語世界》2015年第3期第105頁上說:「在談及由中國政府資助並由中國譯者翻譯出版的英文版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時,美國著名漢學家、《中國文學選集》的編譯者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也表達了他的觀點。他說:『中國正在花錢把中文典籍翻譯成英語。但這項工作絕不可能奏效。沒有人會讀這些英文譯本。中國可以更明智地使用其資源。不管我的中文有多棒,我都絕不可能把英文作品翻譯成滿意的中文。譯者始終都應該把外語翻譯成自己的母語,絕不該把母語翻譯成外語。』」

宇文所安認為中國不該花錢讓中國譯者把中文典籍翻譯成英文,而應該讓英美譯者來翻譯;中國政府不該資助中國譯者翻譯出版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這是一個中國譯者能不能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中國人能不能實現中國夢的大是大非問題,甚至是一個世界文化的大問題,非認真討論不可。

大中華文庫選用了《湯顯祖全集》譯者汪榕培英譯的《詩經》。《詩經.小雅.采薇》中有四個千古麗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四句先有英國譯者里雅各(Legge),後有中國譯者汪榕培的譯文,現在抄錄如下: 

1(Legge) At first, when we set out,(當我們出發時,) 
The willows were fresh and green;(楊柳一片嫩綠。) 
Now, when we shall be returning,(現在我們要回家,) 
The snow will be falling in clouds.(大雪紛飛如密雲。)

2() When I set out so long ago,(很久以前我出發時,) 
Fresh and green was the willow.(楊柳是嫩綠的。) 
When now homeward I go,(現在我回家去,) 
There is a heavy snow.(雪卻下得很大。)

比較一下兩種譯文,第一行相差不大,但汪譯押韻,比英譯更有音美。第二行英譯「楊柳」用複數,意美勝過汪譯。第三行英譯動詞用未來時,不如汪譯用現在時。第四行英譯形象化,意美勝過汪譯。總之,兩譯各有千秋:汪譯理解更好,英國人譯文表達力更強。現在再看中國外文出版社的譯文:

3When I left here,(我離開時,) 
Willows shed tear.(楊柳流淚依依不捨。) 
I come back now,(現在我回家了,) 
Snow bends the bough.(大雪壓彎了樹枝。)

比較一下三種譯文,第二行「楊柳依依」是依依不捨的意思,第一、二種譯文說是「嫩綠」,都沒有表達擬人化的楊柳捨不得士兵去打仗的意思,第三種譯文根據「垂柳」的英文是weeping willow(哭泣的楊柳),把「依依」譯成shed tear(流淚),可以說是遠遠勝過前兩種譯文;我讀到過多種英美人的譯文,沒有一種比得上外文社譯文的。再看第四行「雨雪霏霏」,第一種譯文比第二種更加形象化,第三種不但形象化,而且第二、四行進行了對比,兵士離家時楊柳依依不捨,回家時楊柳又給大雪壓彎了樹枝,象徵著給戰爭壓彎了腰肢的兵士,使景語成了情語,更能傳達原詩的意美;其次,原詩有韻,譯文也押了韻,傳達了原詩的音美;第三,原詩每行四字,譯文每行四個音節,傳達了原詩的形美。總之,第三種譯文的意美、音美和形美遠遠地勝過了第一、二種譯文。為什麼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說「絕不該把母語翻譯成外語」呢?為什麼大中華文庫選用了汪榕培的譯本,而不選更好的外文出版社的譯本呢?這兩個問題就是中國文化不容易走向世界,中國文化夢不容易實現的兩個原因。

也許一個例子不容易說明問題,我們再看《文匯報》上《湯顯祖戲劇全集》中《牡丹亭·皂羅袍》的例子。

1)原文: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2)白之譯: 
See how deepest purple, deepest scarlet, 
(瞧,多美的紅花綠葉,有的深紅,有的淺紫,) 
Open their beauty only to dry well crumbling. 
(但都只向坍塌的枯井顯示美豔。) 
Bright the moon, lovely the scene, 
(月光照射著美麗的景色,) 
Listless and lost the heart. 
(令人心蕩神迷,)
——where is the garden gay with joyous cries?」
(但是發出歡樂笑聲的花園在哪里呢?)

3)汪榕培譯: 
The flowers glitter brightly in the air, 
(百花在空中閃閃發亮,光彩奪目,) 
Around the wells and walls deserted here and there. 
(但到處是坍塌的牆壁和乾枯的水井。) 
Where is the pleasant day and pretty sight」?
(愉快的日子和美麗的景色到哪里去了?) 
Who can enjoycontentment and delight」?
(誰能在這裏享受到「安逸和歡樂」呢?)

比較一下兩種譯文,第一行的萬紫千紅,白之重複用形容詞比汪譯只用一個動詞顯得更有力量,但第二行「斷井頹垣」只譯了「井」,第三行加了「月」。又不精確。第四行和前三行有什麼聯繫?兩種譯文都不清楚。我們來看看中國翻譯公司出版的譯文吧:

4)中國翻譯公司譯文: 
A riot of deep purple and bright red, 
(深紫淺紅五彩繽紛爭風斗豔, 
What pity on the ruins they overspread! 
(可惜百花齊放在一片廢墟之上。) 
Why does Heaven give us brilliant day and dazzling sight
(天為什麼給人光輝燦爛的日子,絢麗奪目的景色?) 
Whose house could boast of a sweeter delight
(哪一家能享受比這裏更甜蜜的歡樂?)

比較一下三種譯文,中譯公司第一句用了riot(五彩繽紛)這個名詞,可以說遠遠勝過白之的兩個形容詞。這就是說,中國譯者不但理解母語更深,而且在用英語表達的能力上,也不在英美譯者之下。第二句用了ruins(廢墟)來譯「斷井頹垣」,也比白之只譯「斷井」更加全面,比汪譯如何呢?這又有一個理解問題了。「斷井殘垣」是不是只限于「井」和「垣」,而不可以指別的廢墟呢?答案是否定的。所以白之只譯「斷井」有所不足,而「廢墟」卻包括「斷井殘垣」在內,所以譯文不在汪譯之下,卻在白之譯文之上。第三、四句的三種譯文都不相同,到底誰是誰非?有無高下之分呢?這就要看原書的上下文了。下文說:「恁般景致,我老爺和奶奶再不提起。」意思是說:園中有這麼好的景色,怎麼老爺和奶奶從來沒有提到過呀?那「良辰美景奈何天」就可能是說:天下怎麼有這樣好的美景?「賞心樂事誰家院?」也可能是說:哪一家能在這裏欣賞美景,盡情歡樂呢?如果這樣理解不錯,那白之的譯文加了月光,問花園在哪里?就顯得文不對題了。汪譯提出兩個問題:問良辰美景到哪里去了和誰能享受安樂,也不知道根據什麼?只有翻譯公司譯文問天下為什麼會有這種美景,哪一家比這裏更歡樂和下文更好聯繫。由此可見理解中國詩詞歌劇之難,外國人遠遠不如中國人,而理解後,中國人用英文表達的能力卻不一定在英美譯者之下。所以徐志摩說:中國詩只有中國人譯得好。 

但是美國譯者宇文所安卻說不能讓中國人把中國詩詞譯成英文,因為他能把中文譯成英文,卻不能把英文譯成中文。他不知道,英美譯者理解中文詩詞不如中國譯者,中國譯者英譯中國詩詞卻不一定不如英美譯者。就以宇文所安為例,他譯杜甫《江漢》「古來有老馬,不必取長途。」把老馬識途譯成年老的官員了。譯李白《月下獨酌》「行樂須及春」為The joy I find will surely last till spring (我發現的快樂肯定會延長到春天),把及時行樂都理解錯了。表達能力也不見得勝過中國譯者,如《獨酌》「永結無情遊」:「Let us join in travels beyond human feelings.」中國譯者譯為Our friendship will outshine all earthly love (我們的友誼會使人間的感情黯然失色)outshine 就比beyond 有力。批評文章見《中華讀書報》39日第18 版,這裏不多說。中國人能否把詩詞譯成英文,這事有關中國文化能否走向世界,中國夢能否實現的大問題,所以就寫這篇小評論了。

回應文章:文學翻譯與中國夢 

參考資料: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

2016年5月27日 星期五

從出版的義利問題說起

2016年5月27日 

陳穎青先生在臉書談到出版的義利問題,頗值得思考。他說:「書必須賣掉,交到讀者手中,讓人讀,我們所謂理念、所謂推廣,才會有意義。賣不掉的書既不會有營業額,也不會有理念推廣可言。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一個編輯有理想,唯一實現它的方法就是把書賣好。義和利在出版業的困難並不是你要取捨,而是義在利中,利在義中。義和利要嘛是同時存在,要嘛是同時喪失,不可能有一個狀況是書都在倉庫,生意很失敗,但卻又說我推廣了理想。」

書籍出版商業上不成功,理想上是否就失敗?通常是,但也未必是。

從事出版或廣義的思想傳播事業,除了一些只追求利潤的人之外,一定是希望對世界有影響的。如此一來,我們就不能說作品面世就算是實踐了理想,自己覺得滿足就好,其餘一切皆不可理。(如果抱著這種想法,作品做出來自己欣賞或僅送親友即可,不必公開發行。)

因此,公開發行的作品,一般總是希望它能廣泛流傳。但如果銷量遠遠不如預期,是否就一定義利皆失呢?那也未必。利有多少是明確的,業績是實在的數字,至於義(對世界有多大的正面影響),有時卻不是短期內可以辨明的。作品有時曲高和寡、缺乏普及的條件,但得到少數知音欣賞,深深影響這些人,進而衍生出其他影響巨大的作品,這種事偶爾也是會發生的。

出版當然是一種生意:除非能得到特別的財務援助(來自國家或個別贊助人),否則你必須努力營利,因為長期虧損的生意,是一定做不下去的。既然是生意,就不能沒有一定的商業頭腦。有些人明明是在做生意,但嫉俗如仇,不知通俗本身並無不好,庸俗、低俗、媚俗、惡俗才是問題。雅俗共賞是非常可貴的,沒有能力還真做不到通俗。文章寫給大眾看,當然不能術語充斥、言語無味、艱澀難讀。寫不出通俗又有內容的文章,不代表你品味高尚,只代表你能力不足。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在《大鴻溝》一書前言提到,他在麻省理工學院所寫的博士論文最重要的一章,是研究決定所得與財富分配的因素。這篇論文1969年在計量經濟學會的期刊《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上刊出,半個世紀後仍然是人們研究相關問題時常用的思考框架。《浮華世界》雜誌(Vanity Fair2011年邀他向廣大讀者解釋不平等問題時,他高興極了。結果他寫了〈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這篇文章(還有後續的系列文章),讀者人數遠遠超過數十年前他在《計量經濟學》期刊發表的那篇論文。《浮華世界》那篇文章討論的新社會秩序(99%的美國人同坐所得停滯的船),結果成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99%」。

史迪格里茲雖然連諾貝爾經濟學獎都得到了,也當過美國柯林頓政府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但他不滿足於自己在學界和公共行政界的地位,很樂於替大眾刊物撰寫通俗文章,希望藉此影響世界,改變他眼中不公不義的情況。因為他知道,理論再好,僅留在象牙塔裡幾乎毫無意義,必須付諸實踐,對真實的人有貢獻才算數。


「你希望別人記得你什麼?」

日前看到管理學大師杜拉克講述20世紀頂尖經濟學家熊彼得的故事。熊彼得25歲時宣稱,他希望世人記得他是歐洲最出色的騎師、歐洲最偉大的情人,以及偉大的經濟學家。他60歲時,有人再問他:「你希望世人記得你什麼?」〔這是熊彼得195018日逝世之前五天的事,提問者為杜拉克的父親阿道夫,而杜拉克也在場。〕他不再提騎馬,也不再談女人。他說,他希望世人記得他是早早警告通膨危險的人。這確實是世人記得他所做的事,而因為此事而留名是值得的。被問「你希望世人記得你什麼」改變了熊彼得,雖然他年輕時的答案非常蠢。

杜拉克說:「我從未忘記那次談話。」因為熊彼得接著說:「阿道夫,我現在已經到了這樣的年紀:我知道只是因為著作和理論而留名是不夠的。如果你沒有對其他人的人生有所貢獻,那是沒有意義的。」杜拉克說:「我從這次談話中學到三件事。第一,你必須問自己:你希望別人記得你什麼?第二,這問題的答案,必須隨著你年紀漸長而改變。改變既是因為你自己逐漸成熟,也是因應世界的變化。最後,因為對他人的人生有貢獻而留名,是值得的。」

日前楊絳逝世,網上廣傳一段話,說是她的「一百歲感言」:「我們曾如此渴望命運的波瀾,到最後才發現,人生最曼妙的風景,竟是內心的淡定和從容。我們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認可,到最後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與他人毫無關係。」這是杜撰的,而最後一句尤其蠢。你可以說人要有自己的理想和目標,不要太在意外界的評價;你可以有自己的世界,但世界絕對不是你的,你與他人也絕對不是「毫無關係」。人的理想,往往正在於造福他人,對世界有貢獻。果真與他人毫無關係,你也不必寫這種「感言」給人看了。

回到陳穎青所講的出版義利問題,出版業者當然應該努力把書賣好,否則你的事業將失去永續經營的基礎。但是,有一點也是必須注意的:如果你不是只追求利潤,不要忘了你做這一行是為了什麼。通俗沒問題,媚俗流俗就不好了。

2016年5月22日 星期日

《大鴻溝》書摘:TPP是好東西嗎?

2016522 

「台灣新總統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到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那段話這麼說:『〔經濟〕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強化經濟的活力與自主性,加強和全球及區域的連結,積極參與多邊及雙邊經濟合作及自由貿易談判,包括TPPRCEP等。』TPP有那麼重要嗎?她真的懂TPP嗎?」

「你這麼小看她?蔡英文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曾擔任台灣加入GATTWTO的首席談判代表15年之久啊,她不會不知道TPP是什麼。今年2月中,她便曾表示,『TPP除了關稅減讓,著墨最多的就是如何讓各國法規治理、行政程序彼此協調』,可見她對這議題頗有了解。」

「有趣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恰恰曾撰文批評TPP這一點,他說:如果想調和法規,我們可以把各國的法規調整到最高標準。但是,企業尋求的『調和』,其實是希望藉由沉淪式競爭,把法規調整至某種最低標準。

「史迪格里茲對TPP的批判,確實挺有力的。台大劉靜怡教授在去年的文章中也曾提到這一點。劉教授在那篇文章中指出:『TPP勢將對台灣的市場進入、租稅措施、金融服務與投資管制、國營事業、農業發展、食品安全、公共衛生、環境保護、勞工權益、政府採購、電子商務、著作權與專利保護期間延長、商品標示、藥品與醫療設備方法之專利取得、資訊自由、爭端解決等諸多面向,均帶來幅度頗高的衝擊。』」

「天啊,影響這麼廣泛!那為什麼台灣兩大黨都好像認為TPP是很好的東西,台灣非爭取加入不可呢?」

「這關係到意識形態,大致上台灣朝野都認為國際貿易對台灣極其重要,不加入這種自由貿易協定非常吃虧。但其實問題遠非如此簡單,只是國際貿易議題相當複雜,一般民眾很難掌握其中關鍵,很難辨明當中的利弊,所以就被少數人牽著鼻子走,認為台灣不能閉關鎖國啦,要拚經濟就要開放,就要支持自由貿易啦,bla bla bla……」

「那麼一般人要如何加深對這問題的認識呢?」

「我想閱讀史迪格里茲的文章,多少有幫助。參與所謂的自由貿易遊戲,一定會產生贏家和輸家。史迪格里茲有句話,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些支持自由貿易的舊理論也只是說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並沒有說贏家會補償輸家。』」

【本書摘為原譯版本,與博客來頁面提供的版本略有不同。】 

文章標題為〈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原文為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2014315日刊於《紐約時報》。

貿易協議是可以令人昏昏欲睡的話題,但也是我們所有人應當關注的事。目前磋商中的一些貿易協議若付諸實行,多數美國人恐怕將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針對這些協議的對立觀點,實際上正在撕裂民主黨,雖然你從歐巴馬總統的言辭看不出這一點。例如在國情咨文中,他只是溫和地提到「新的貿易夥伴關係」將可「創造更多職位」。目前正在協商的是《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這協定一旦談成,環太平洋的12個國家將構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TPP的談判始於2010年,而據美國貿易代表的說法,其目的是降低參與國之間的關稅和減少貿易障礙,促進貿易和投資。但是,因為相關談判秘密進行,我們只能仰賴外洩的草案去推測協議的條款。在此同時,美國國會今年引進一條法案,賦予白宮「快速通關權」(fast-track authority),避免受國會議員的拖延戰術困擾:白宮使用這項權力時,國會只能通過或否決提交審議的貿易協議,不能修訂其內容。

此事激發激烈爭議,而這是大有道理的。基於外洩的內容,以及以往貿易協議的安排,我們不難推斷出整份TPP的模樣,而情況看來令人擔心。該協定很有可能嘉惠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國人和全球精英,同時損害所有其他人。我們竟然會考慮締結這樣的貿易協議,證明不平等對我們的經濟政策有極深的影響。

更糟的是,像TPP這樣的協議不過是一個更大問題的其中一面,而這問題便是:我們管理全球化的方式非常不恰當。

先談一點歷史。大致而言,現在的貿易協議與二戰之後數十年間的協議大不一樣:當年的貿易談判以降低關稅為焦點。各方降低關稅的結果是貿易顯著成長,各國可以發展自己有優勢的產業,生活水準因此得以提高。有些職位會消失,但也會有新職位產生。 

現在的貿易協議則有不同的目的。世界各地的關稅已經相當低。貿易談判的焦點已經轉向「非關稅貿易障礙」,而對推動相關談判的企業利益來說,各國的法規是最重要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巨型跨國企業抱怨,各國不一致的法規推高了商業成本。但多數法規即使有瑕疵,是有理由存在的:它們保護勞工、消費者、經濟和環境。

而且,這些法規往往是政府因應公民的民主要求而建立的。如今貿易協議的推動者委婉地表示,他們只是希望「調和法規」,彷彿他們只是單純地希望藉此促進效率。當然,如果想調和法規,我們可以將各國的法規調整至最高標準。但是,企業尋求的「調和」,其實是希望藉由沉淪式競爭,將法規調整至某種最低標準。 

TPP這樣的協議規管國際貿易時,各國均同意奉行某種最低標準,跨國企業便能恢復某程度的肆意妄為,就像它們在美國1970年制定《潔淨空氣法》和1972制定《淨水法》之前,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那樣。所有地方的企業都大有可能認同廢除各種法規有助增加盈利。在企業的遊說下,貿易談判代表可能會相信這些貿易協議將能促進貿易和提高企業盈利。但是,這種協議也將製造出大輸家,也就是我們絕大多數人。

因為涉及如此重大的利益,容許貿易談判秘密進行是特別危險的事。環顧全球,負責貿易事務的政府部門受企業和金融界操控是相當普遍的事。當貿易談判秘密進行時,民主程序無法發揮必要的制衡作用,限制這些協議的負面影響。 

TPP談判保密,本身便可能足以引發重大爭議。我們因為資料外洩而知道的一些細節,則令這協議更令人不快。它最惡劣的地方之一,是容許企業藉由國際仲裁庭向政府尋求賠償,而且不限於針對政府不公平地沒收企業財產之行為,還可以針對法規導致企業潛在利潤縮減而尋求賠償。這並非只是理論上的問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便已試圖利用這種方法對付烏拉圭,聲稱該國贏得世界衛生組織讚賞的反吸菸法規不公平地損害該公司的利潤,違反了瑞士與烏拉圭的雙邊貿易協定。就此而言,最近的貿易協議有點像歷史上的鴉片戰爭:西方強國成功迫使中國開放鴉片進口,因為這些國家認為這對糾正它們與中國之間的嚴重貿易失衡非常重要。

已經納入其他貿易協議的一些條款,在某些國家正被用來削弱環保和其他方面的法規。開發中國家為簽訂這些協議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它們因此得到更多投資的證據則既薄弱又富爭議。雖然這些國家是最明顯的受害者,但同樣的問題也可能發生在美國身上。我們不難想像以下情況:美國企業在某個TPP成員國建立一家子公司,藉由該子公司在美國投資,然後利用美國企業所沒有的「外資」公司權利,對美國政府採取法律行動。這同樣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已有若干證據顯示,企業選擇將資金配置在各國時,會考慮哪些地方賦予它們最有利的法律地位去對抗政府。 

TPP還有其他有害的條款。美國近年正努力降低醫療成本,但是TPP將令學名藥變得比較難引進,因此將推高藥價。在最窮的國家,這不只是幫助企業發財而已:成千上萬的人將因此不必要地死去。沒錯,研發活動當然應該獲得補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設有專利制度。但是,專利制度理論上應審慎平衡保護智慧財產權和另一個重要目標:促進知識的流通。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指出,有公司濫用我們的制度,試圖替令婦女容易罹患乳癌的一些基因註冊專利。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這些專利無效,但在此之前已經有很多婦女因此不必要地受苦。貿易協議提供了更多濫用專利的機會。

令人擔心的事還有不少。從外洩的談判資料看來,TPP可能將使美國的銀行比較容易在世界各地銷售高風險的金融衍生商品,而這可能會釀成嚴重的金融危機,就像導致近年經濟大衰退的那場危機一樣。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人熱烈支持TPP和類似的貿易協議,包括許多經濟學家。他們之所以能夠支持這種協議,是拜虛假、已被拆穿的經濟理論所賜;這種理論能夠繼續流傳,主要是因為它們對最富裕的極少數人有利。

自由貿易是經濟學早期的核心信念之一。這理論指出,貿易確實會產生贏家和輸家,但贏家總是能夠補償輸家,自由貿易(或甚至只是比較自由的貿易)因此對雙方皆有利。不幸的是,這結論是基於大量假設,而當中有很多根本是錯的。

例如那些舊理論根本忽略了風險,假定勞工可以毫無障礙地轉換工作。這種理論假定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的狀態,受全球化影響而失業的勞工因此可以快速地轉換跑道,從低生產力產業轉進高生產力產業(低生產力產業之前興旺,是因為關稅和其他貿易障礙擋住了國際競爭)。但是,當失業率居高不下時,尤其是當很大比例的失業者長期失業時(美國目前正是這樣),這種假設是脫離現實的。

眼下有2,000萬美國人希望全職工作但找不到這種職位。數以百萬計的人已經放棄求職。因此,在受保護的產業從事低生產力工作的人,確實很頗大的風險:他們大有可能加入失業大軍,成為零生產力的人。連保住工作的人也會因此受傷害,因為失業率升高會令薪資受壓。

我們的經濟為何未能像理論中的理想狀態那樣運作,是個可以爭論的問題──是因為總合需求不足嗎?還是因為我們的銀行對投機和操縱市場更有興趣,因此忽略了放款,導致中小企業資金不足?不過,無論原因為何,這些貿易協議確實可能加重我們的失業問題。

我們的經濟表現差勁,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全球化管理失當。我們的經濟政策鼓勵企業將工作外包出去。海外廉價勞工生產的商品,可以便宜地運到美國銷售。美國勞工因此知道自己必須與海外勞工競爭,他們的議價能力因此變弱了。美國全職工作的男性勞工實質所得中值如今低於40年前,上述問題正是原因之一。

美國目前的政治運作加重了這些問題。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些支持自由貿易的舊理論也只是說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並沒有說贏家會補償輸家。事實上,他們沒有這麼做──實際情況是恰恰相反。貿易協議的倡導者常常說:美國若想保持競爭力,不但必須壓低薪資,還必須減稅和減公共支出,尤其是要削減造福一般民眾的支出。他們說,我們應接受種種「短痛」,因為長期而言,所有人都將受惠。但是,實際上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貿易協議可以促成較快較強的經濟成長,又或者長期而言多數勞工可因此受惠。

批評TPP的人非常多,因為支撐該協議的程序和理論已徹底喪失公信力。反對力量不但興盛於美國,在亞洲也很茁壯,而相關協商在亞洲已陷入僵局。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瑞德(Harry Reid)帶頭全力反對賦予政府促成TPP的快速通關權,看來已賦予我們一點喘息的空間。認為貿易協議犧牲99%的人、圖利企業的陣營看來贏了這場小衝突。不過,我們眼前還有一場更大的仗,那便是設法確保貿易政策(廣義而言是全球化)的設計可以提升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水準。這場仗的結果目前仍不確定。

在本欄的系列文章中,我一再強調兩點。第一點是美國眼下嚴重的不平等,以及近30年來不平等大幅惡化的趨勢,是一系列的政策、方案和法律累計產生的結果。因為總統本人已經強調,抑制不平等應該是美國的首要任務,所有的政策、方案和法律都應該從它們如何影響不平等程度這角度去檢視。類似TPP的貿易協議對促成當前的嚴重不平等有重要作用。企業可以從中獲利,以傳統方式衡量的GDP也可能會增加(雖然這遠非確定的事),但是一般民眾的福祉很可能將因此受損。

由此就講到我一再強調的第二點:涓滴經濟學是一種神話。TPP這種協議可以造福企業,但未必能惠及中間階層,社會底層就更不用說了。
相關文章:《大鴻溝》書摘:前言 

書名: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
原文書名: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天下雜誌

2016年5月20日 星期五

《大鴻溝》書摘:前言

2016520 

【日前提到的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大鴻溝》一書,將於527日上市。以下是該書前言,為原譯版本,與博客來頁面提供的版本略有不同。】 

如今沒有人可以否認,美國有一道大鴻溝,分隔了非常富有的少數人(有時被稱為「頂層的1%」)和其他人。這兩群人過著不同的生活:他們有不同的煩惱,不同的抱負,生活方式也不同。

一般美國人擔心不知如何籌措孩子的大學學費,擔心家裡有人重病怎麼辦,擔心退休時存不到足夠的養老金。近年經濟大衰退走到谷底時,數千萬美國人擔心保不住自己的房子。結果確實有數百萬人失去了房子。

頂層的1%,尤其是頂層的0.1%,關心的是其他問題,例如該買哪一種私人飛機,以及怎樣避稅最好(萬一瑞士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再替銀行客戶保密,那會怎樣?開曼群島會是下一個嗎?安道爾安全嗎?)在長島南安普敦的海灘,他們抱怨鄰居從紐約市坐直昇機過來時很吵。他們也有自己的憂慮:擔心自己萬一失去當前的優越地位,不知會如何──可以失去的東西太多了,而這種落難案例雖然罕見,偶爾還是會發生的。

不久之前,我參加了一個晚宴。晚宴主人是頂層1%聰慧的一員,他意識到大鴻溝的存在,擔心不平等問題,於是請來重要的億萬富翁、學者和其他關心這問題的人討論事態。晚宴開始前大家閒聊期間,我無意中聽到一名富豪(他的第一桶金來自繼承巨額財富)和另一個人討論懶惰的美國人試圖佔其他人便宜的問題。他們很快便非常自然地轉為討論避稅手段,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當中諷刺之處。那天晚上,在場的富豪互相提醒,坐視不平等過度惡化是很危險的;他們數次提到瑪麗.安東娃妮特(譯註:路易十六的王后,以奢侈著稱,遭革命法庭判處死刑,死於斷頭台上)和斷頭台,「毋忘斷頭台」成了晚宴的主調。他們因此實質上承認了本書的一個主旨:美國社會如此不平等並非無可避免,也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的。這是政策與政治的問題。這些有權勢的人似乎想說,他們是可以為減少不平等做一些事的。

連頂層1%也熱切關注不平等問題,這現象有多種原因,以下只是其中之一:富豪的財富有賴經濟持續成長,而愈來愈多富豪意識到,當絕大多數人所得停滯時,經濟是無法持續成長的。 

2014年,全球精英一年一度聚集於達沃斯(Davos)時,國際扶貧組織樂施會(Oxfam)有力地指出了世界如何嚴重地不平等:一輛巴士乘載全球最富有的85人,他們的財富加起來與全球較窮的一半人口(約30億人)一樣多。一年之後,這輛巴士可以縮小一些:80個座位就夠了。同樣驚人的是,樂施會發現,全球頂層1%已擁有全球接近一半的總財富,而且估計到2016年時,頂層1%的財富便會與其餘99%人口的總財富一樣多。

大鴻溝之形成,花了頗長一段時間。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美國經濟以歷來最快的速度成長,而且舉國一起成長。所有階層的所得都增加,全民共享繁榮。底層的所得,成長速度快過上層。

那是美國的黃金時代,但在我少年的眼中,光明之中似乎有些暗邊。我在密西根湖南岸長大,家鄉是美國著名工業城鎮印第安納州加里市(Gary)。我在那裡看到貧窮、不平等、種族歧視,以及美國經濟偶然衰退時出現的失業潮。美國的繁榮確實值得讚美,勞工致力爭取公平分享成果,勞資衝突因此是常見的事。我聽到美國是中產社會的說法,但我看到的人基本上屬於這個中產社會的底層,而他們的意見對主導這個國家的人沒有什麼影響。

我家並不富有,但我父母因應自身所得調整生活方式──這是現實中的掙扎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穿哥哥穿過的舊衣服,母親總是在特價時買這些衣服,注重耐穿而非能省一時之錢;她說,買不耐用的東西是小錢精明,大錢糊塗。母親於大蕭條期間畢業自芝加哥大學,我成長時期,她幫助父親做保險生意。她工作時,我們這些小孩就交給我家的「幫手」艾利思(Minnie Fae Ellis)照顧,她是親切、勤勞且聰慧的婦人。我雖然才10歲,但也覺得有點不安。我那時候心想:我們這個國家據說很富有,而且人人有機會,為什麼艾利思只念了六年書?為什麼她來照顧我而不是照顧她自己的孩子?

我高中畢業後,母親實踐她一生的抱負:回學校取得教師資格,然後去教小學。她在加里市的公立學校教書;後來隨著許多白人遷離加里市,她任教的學校實際上成了一間種族隔離的學校,而她是僅餘的數名白人教師之一。67歲被迫退休之後,她去了普渡大學位於印第安納州西北邊陲的校區教書,為普及教育出一份力。她到八十幾歲時才退休。

一如許多同代的人,我迫切期望社會有所改變。人們告訴我們,改變社會是很困難的,是需要時間的。雖然我不像加里市的同輩那樣受過很多苦(只有遇到一點點歧視),我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我數十年後才具體研究所得數據,但我那時已經覺得美國不是某些人宣稱的那樣機會遍地:有些人可以得到很好的機會,但很多人沒有什麼機會。愛爾傑(Horatio Alger19世紀寫的那些窮少年出人頭地的故事,至少有一部分是神話:許多勤勞的美國人永遠出不了頭。我是在美國確實得到機會的幸運兒之一:得到全美優秀學生獎學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去念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這機會對我至關緊要,我日後的種種機會,可說是拜它所賜。

如我在〈美國的黃金時代神話〉一文中所言,我在阿默斯特學院念到第三年時,從主修物理轉為主修經濟學。我那時亟欲了解我們的社會為何如此運作。我成為經濟學家不只是為了了解不平等、歧視和失業等現象,我還希望出一份力,幫忙處理這些困擾美國的問題。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所寫的博士論文最重要的一章,是研究決定所得與財富分配的因素;兩位指導教授是梭羅(Robert Solow)和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他們後來都榮獲諾貝爾獎。這篇論文1966年在計量經濟學會(經濟學家的一個國際學會,其成員研究數學和統計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一次會議上發表,1969年在該學會的期刊《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上刊出,半個世紀後仍然是人們研究相關問題時常用的思考框架。

那時候,分析不平等問題的文章讀者有限,在民眾當中是這樣,甚至在經濟學家當中也是。當時人們對這題材不感興趣。在經濟學界,關注不平等問題有時甚至會遇到公然的敵意。即使美國的不平等問題開始顯著惡化,也就是約在雷根出任總統的時候,情況仍然如此。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榮獲諾貝爾獎的盧卡斯(Robert Lucas)便非常有力地表示:「對健全的經濟學有害的傾向當中,最誘人和……有害的一種,是集中關注分配問題。」

一如眾多保守派經濟學家,盧卡斯認為幫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是令國家的經濟大餅變得更大。他認為關注窮人分到的餅太小會令人分心,妨礙大家致力於把餅做大這個更根本的問題。經濟學界確實有一項悠久的傳統,認為效率與分配(也就是如何把餅做大和如何分餅)這兩個問題是可以分開處理的,而經濟學家的職責是狹窄、重要但困難的:只負責想出如何把餅做到最大。經濟大餅怎麼分則是政治問題,是經濟學家應明確避開的問題。

盧卡斯此派的立場在經濟學界非常流行,難怪多數經濟學家對美國日趨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幾乎完全視若無睹。他們不怎麼注意以下事實:雖然國內生產毛額(GDP)持續成長,多數美國人的所得停滯不前。因為忽略這事實,他們最終無法有力地解釋經濟現象,無法掌握不平等惡化的涵義,無法設計或許能使美國改弦易轍的政策。

這就是為什麼《浮華世界》雜誌(Vanity Fair2011年邀我向廣大讀者解釋不平等問題時,我高興極了。結果我寫了〈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這篇文章,讀者人數確實遠遠超過數十年前我在《計量經濟學》期刊發表的那篇論文。《浮華世界》這篇文章討論的新社會秩序(99%的美國人同坐所得停滯的船),結果成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99%」。本書的文章和我隨後的寫作一再呼應該文的主要論點,那就是:如果社會平等一些,幾乎所有人(包括頂層1%中的許多人)的日子都會比較美好。幫助建設一個沒那麼分裂對立的社會,符合頂層1%的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我不是試圖發起新的階級戰爭,而是想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凝聚感,因為這種凝聚感已經因為我們的社會出現貧富的大鴻溝而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集中討論我們為什麼應關注不平等顯著惡化這問題:這不僅是價值觀和道德的問題,還攸關經濟學、我們社會的本質,以及我們的國家認同感。這問題甚至關乎更廣泛的戰略利益。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軍費支出幾乎佔全球的一半,但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長戰爭顯示,這種力量有很大的局限:即使在比美國弱得多的國家,我們也無法明確控制哪怕只是小小的土地。美國的力量向來在於它的「軟實力」,尤其是它的道德和經濟影響力,它為其他國家樹立的榜樣以及美國理想的影響力,包括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理想和榜樣。

不幸的是,因為日趨嚴重的不平等,美國的經濟模式並未造福多數美國人:經通膨調整之後,典型的美國家庭經濟狀況不如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甚至連貧窮人口的比例也上升了。崛起的中國雖然有嚴重不平等和「民主赤字」的問題,但其經濟相對帶給多數中國人更多好處:在美國中產階層所得停滯期間,中國約有5億人口脫貧。無法造福多數公民的經濟模式,不大可能成為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

《浮華世界》那篇文章衍生《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書,我在當中細述該文提到的許多課題。結果《紐約時報》2013年邀請我策劃探討不平等問題的系列文章,我們稱之為「大鴻溝」(The Great Divide)系列。我希望藉由該系列進一步喚醒美國人注意我們面對的問題:我們不是我們以為的機會之地,雖然許多外國人也認為美國是機會之地。我們已經成為不平等程度最嚴重的發達國家,而且我們的機會平等程度幾乎是最差的。我們的不平等問題以無數方式呈現出來。但這不是無可避免的,也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的,而是我們的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改變政策便可能有不同的結果:更好的經濟表現(無論以什麼標準測量),以及比較平等的社會。

《浮華世界》那篇文章,以及我撰寫的「大鴻溝」系列,構成本書的核心內容。約15年來,我也替Project Syndicate每月撰寫一篇聯載專欄文章。Project Syndicate起初致力於替東歐鐵幕倒下之後、過渡至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介紹現代經濟觀念。一段時間之後,該組織大獲成功,其文章如今刊登在世界各地的報紙上,包括多數發達國家。我替Project Syndicate撰寫的文章,自然也有許多是以不平等為題材,當中一部分以及我替其他報紙和期刊撰寫的相關文章,也納入了本書。

雖然本書是以不平等為主題,我還是納入了幾篇有關近期經濟大衰退的文章,它們是我在20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一段時間,以及美國和世界經濟隨後進入「大抑鬱」(Great Malaise)期間撰寫的。這些文章值得收入本書,因為近年的金融危機和不平等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平等是促成危機的原因之一,危機令既有的不平等惡化,不平等惡化導致經濟顯著走下坡,使得經濟更難強健復甦。一如不平等本身,近年危機如此險惡和持久絕非無可避免。事實上,近年的危機並非一種不可抗力,像是百年一遇的水災或地震。這場危機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一如離譜的不平等,它是我們的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

這本書主要是談不平等的經濟學。但如我剛才暗示,政治與經濟是無法清楚切割的。在本書許多文章和我的前作《不公平的代價》中,我闡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經濟不平等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結果又加重經濟上的不平等,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美國的政治體制尤其如此,它賦予財富不受約束的權勢。隨著許多一般美國人對國家的政治運作感到幻滅,這種惡性循環變得更加鞏固:2008年危機餘波盪漾之際,當局動用數千億美元的資金拯救銀行,但對需要幫助的房貸戶相當冷淡。在財長蓋特納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桑默斯影響下(這兩人參與設計的解除管制政策,是促成近年危機的因素之一),歐巴馬政府起初不支持(甚至是反對)協助房貸債務重組的措施,也就是不支持幫助受銀行業掠奪式和歧視性放款所害的數以百萬計美國人。難怪那麼多美國人對兩大黨都失望透了。

我頂住了修改本書所選文章的誘惑,不擴寫,甚至不更新。寫這些文章時,我常為了不超過字數限制而掙扎不已,刪減了許多重要論點,但這一次我也沒有將這些刪掉的東西加回去。報刊文章的形式要求本身有許多優點:簡短有力,回應時事議題,不像多數學術文章那樣受很多限制和規矩約束。我寫這些文章時,通常是參與當下某方面的熱烈爭論,但也記住自己有較深層的訊息想傳達。我希望本書能成功傳達我對不平等議題的見解。

我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偶爾也寫一些社論版文章,但Project Syndicate 2000年邀我寫月度專欄之後,我才定期寫這種文章。這對我來說是一項挑戰,我因此遠比以前敬重那些每週必須寫一至兩篇專欄的人。相對之下,每月寫一篇的主要困難之一是選題:世界各地每月出現那麼多經濟議題,哪一個議題最有意思,而且可以用來傳播一些有較廣泛意義的重要訊息?

近十年來,我們的社會面對的核心議題中,有四個與大鴻溝(美國和許多發達國家出現的巨大不平等)有關,它們是經濟管理不當、全球化,以及國家和市場的作用。如本書指出,這四個議題是彼此相關的。不平等加劇既是我們的總體經濟苦難、2008年危機和隨後經濟長期萎靡的起因,也是它們的後果。全球化無論對促進經濟成長有何好處,幾乎肯定導致不平等惡化,尤其是因為我們的全球化管理相當失敗。我們的經濟和全球化管理失當,則與特殊利益集團在我們的政治體系中發揮的作用有關──這個政治體系愈來愈代表頂層1%的利益。但是,雖然政治是我們當前困難的部分原因,我們只能在政治運作中尋找解決方案,因為市場本身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不受約束的市場將產生更多壟斷勢力,更多金融業惡行和更失衡的貿易關係。我們必須藉由改革我們的民主體制,使我們的政府對全體公民負起較大的責任並加強照顧全民利益,才能癒合大鴻溝造成的傷害,使國家回到共享繁榮的狀態。


本書所選的文章歸入八部分中,每一部分都以一篇簡短的引言開頭,我在當中說明該部分文章的寫作背景,或是提一些之前因為受篇幅所限而被迫省略的論點。

本書以「序曲:盛世裂縫」開頭。近年危機爆發前的多年間,我們的經濟領袖,包括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可以吹噓我們進入了一種經濟的美麗新世界:以前折磨我們的經濟波動已成過去,所謂的「大穩定狀態」(great moderation)帶來了低通膨和(看似)高成長的新時代。但是,只要願意稍為深入研究的人都能看到,這一切不過是虛有其表,它們掩蓋了大規模的經濟管理失當和政治貪腐,當中一部分因為安隆公司(Enron)醜聞而曝光;更糟的是,多數美國人分享不到當前經濟成長的成果。大鴻溝正在擴大。這部分的幾篇文章描述危機如何形成及其後果。

序曲之後的第一部綜合敘述不平等現象的一些關鍵議題,收錄我替《浮華世界》撰寫的那篇〈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以及我替《紐約時報》「大鴻溝」系列所寫的開篇文章。第二部的兩篇文章回顧我早年如何對不平等問題產生興趣。第三、四、五部分別講不平等問題的面向、起因和後果;第六部討論若干重要政策構想。第七部檢視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問題和對應政策。最後的第八部講美國眼下不平等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業市場長期萎靡。我嘗試回答以下問題:我們可以如何提供體面的工作(支付可過活的薪酬),使美國恢復充分就業?本書後記是我與《浮華世界》編輯墨菲(Cullen Murphy)的一次簡短訪談,當中提到一些人們討論不平等現象時一再提到的問題,例如:美國是何時走上歪路的?頂層1%不是創造就業的人嗎?既然如此,促進社會平等到頭來是否反而會傷害99%的人? 

書名: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
原文書名: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
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天下雜誌

2016年5月12日 星期四

特殊要求要有額外補償

2016年5月12日

我除了做譯書這種「批發生意」之外,也做一些譯文章和商業資料的「零售生意」,因為後者利潤較高,多少可以補貼一點收入。

週二傍晚,有位偶爾派稿給我的客戶(翻譯仲介)寫電子郵件問我:客戶有一頁紙的資料要譯,第二次早上10點之前給我,希望下午5點之前交稿。我說:我必須看過內容才確定是否接譯,原則上可以,但不保證一定接。對方說謝謝,第二天早上10點前寄稿子給我。

所以週三早上,我便在等客戶寄稿來,但遲遲未收到,於是開始做其他工作。結果下午快3點時稿子才寄來,Arial font size 10的文字密密地排了兩頁半。我也沒說什麼,在晚上11點之前交稿了。

但事情未了。週四早上,客戶又寄電子郵件來,說客戶修改了內容,希望我下午5點前能交稿。我火大了,便回說:「你們這種做法嚴重干擾我自己的工作安排。這次工作,我要提高收費到每字x元,你同意嗎?」對方說抱歉,並接受我的條件。

本來急稿就是應該加收費用的,因為做急稿壓力較大,而且會擾亂譯者的工作安排和步調,必須對譯者有所補償。譯稿交出之後你還修改原稿,要求譯者配合,那對譯者也是很大的干擾,理應有所補償。但是,這世界沒有那麼多好人會主動照顧你的利益,所以譯者碰到不合理的情況,便必須勇於替自己爭取利益。

自由譯者獨立接案,不是任何人的員工。除非彼此有私交,或是有其他特殊原因,委託譯案的人不能期望譯者像自家員工那樣,兢兢業業、殷勤周到地配合要求。委託工作必須給合理的報酬和工作時間,若有超出正常的要求,必須提供額外補償。就是這樣。除非有長期的穩定合作關係,否則客戶與譯者互無承諾、兩不相欠,沒有誰虧欠誰的問題。

2016年5月5日 星期四

翻譯當然有對錯

201655

歐巴馬長女上哈佛,決定延後一年入學,先度過一個gap year。《紐約時報》中文版譯者按照該報慣用譯法,把gap year譯為「間隔年」,有人在翻譯社團指出,這麼譯相當怪:「間隔年翻得好爛……哈哈,應該是『壯遊』吧。」

有人回應:「壯遊是另外的字Grand Tour。」另有人指出,台灣較常譯為「空檔年」。壯遊人答道,還是覺得譯為「壯遊」比較好,「因為gap year多半是留給自己一年的時間,好好去遊歷世界」,當然也能用來做其他事,但主要還是用來旅行。

我個人覺得「間隔年」確實有點怪,「空檔年」好一些。但我覺得最有趣的,是有人認為gap year最好譯為「壯遊」,還覺得理所當然。如果有人把gap year用來實踐他的grand tour計畫,那gap year確實就是這個人的「壯遊年」。但gap yeargrand tour顯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把gap year譯為「壯遊」,可說是譯錯了。如果我只是把gap year用來休息、悠閒度日,那根本就與「壯遊」毫無關係。

日前有人在我的專頁留言,說:「翻譯這種事真的沒有對錯,只有知音可尋。」我也看到有人在討論審定譯稿的問題時說:「翻譯是藝術。有看過藝術品要經過審查嗎?」言下之意好像也是翻譯無所謂對錯。

我不同意這種論調。翻譯不是自由創作,不可以無拘束地自由發揮。翻譯之難,往往正在於必須忠實傳達原文的意思、風格、趣味。論翻譯品質,當然不只是看譯文意思正確與否,但如果連意思正確的要求都達不到,通常也就不必再談其他了。如果你舉具體的例子,說明在某些情況下,翻譯的問題不在於正確與否,而是在於更微妙的其他地方,那當然可以。但泛言「翻譯真的沒有對錯」、「翻譯是藝術,不需要審查」,實在沒什麼意義。

如果你有豐富的審譯經驗,你會看到千奇百怪的誤譯。當然,有時譯錯的人是不會承認的,最常見的託辭,便是「我是消化原文之後譯出來的」。消化之後,gap year就變成了「壯遊」,是這樣嗎?

 
翻譯當然有對錯,這本來是不言而喻的。但為免有人說我空口說白話,以下舉三個誤譯的例子(均取自已出版的書籍),作為佐證:

1. The fundamental inequality between commodities (use values) that decay and a money form (exchange value) that does not has to be rectified.

原譯:會毀壞之商品(使用價值)和貨幣形式(交易價值)之間有根本性的不同,並不須修正。

正譯:商品(使用價值)會變壞,貨幣形式(交換價值)不會變壞,兩者之間的根本不平等必須糾正。

2. For example, most people believe that they win the money game by having the most toys and that they can have it all right now if their monthly payments are low enough. This means that they save zero dollars and are over their heads in debt.

原譯:比方說,大部分人相信他們是靠擁有最多的「玩具」,而贏得金錢遊戲,以及如果每個月的支出夠少,現在的情況會很好。這表示他們的儲蓄是零,以及糊裡糊塗就背上債務。

正譯:例如,多數人認為擁有最多玩物就算是贏了金錢遊戲,而且只要每月還款額夠低,現在就可以擁有所有東西。這些人因此完全沒有存錢,而且還背負沉重的債務。

3. While this may all be self-evident, there is something even more sinister at work within the monetary calculus that really puts the seal upon the politics and practices of 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 as the hallmark of what capital is about.

原譯:雖然這些都不言可喻,但在貨幣微積分裡,還有更邪惡的推動力,也就是資本的剝奪本質覆蓋在政治和累積過程之上。

正譯:這一切可說是不言而喻。不過,貨幣體系的運作之中,還有一些更惡毒的東西;它們使剝奪式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的政治和實踐成為資本的標誌。

2016年5月4日 星期三

可以當獵人,我也不想當譯者

2016年5月4日 

謝伯讓先生(認知神經科學學者)因為審定了一本科普書的譯稿,對改善翻譯品質有一些想法,寫了〈審定者獎金獵人制!〉一文,建議審定者每抓到一個翻譯錯誤,可得賞金500元台幣(從譯者稿酬中扣),並把譯者犯錯的情況「昭告天下」,包括「設立公益網站,把每本書中每一個翻譯錯誤的原文、錯誤譯文和正確譯文上網公開建檔,達到翻譯教育、鼓勵審定者……的作用」。

謝先生認為:「這個制度可以踢掉壞譯者、找出好譯者、改善翻譯品質、減輕編輯負擔、鼓勵審定者、而且不會額外增加出版社的成本、並且還能達到翻譯教育功能,完全是一舉數得。」

該文20163月中發表,或許因為譯者圈乏人注意,沒有引發很多討論。今天經過一些譯者專頁轉發後,引起熱烈議論。很多譯者和關心翻譯工作的人認為謝先生的建議不可行,有些評論還非常不客氣(這是網路世界的常態,公開發表意見的人,都要有面對這種言論的心理準備)。

我樂見更多人關注翻譯品質問題,因此即使不同意謝先生的建議,也感謝他認真提出對改善翻譯品質的見解。

許多人提到,在台灣譯書的報酬微薄,譯者拿可憐的稿費,還要這樣被人扣誤譯罰金,並且「昭告天下」,若有出版社真的採用「審定者獎金獵人制」,譯者恐怕要紛紛轉行當獵人吧。

知名譯者尉遲秀就「消滅壞譯者」提出兩點意見: 

//1. 如果是編輯選錯譯者,那要先消滅壞編輯,這樣才不會選到壞翻譯。

2. 出版社可否透露,給那些出了問題的譯者的稿費是多少,再來談如何消滅壞翻譯。如果出版社給的稿費太低,那要先消滅壞出版社。

根本的結構問題在於某些翻譯工作所需的能力與付出和報酬並不相當,所以只能用台灣中小企業解決問題的方式東拼西湊。

目前看到的一些奇想,都有意無意避開這個問題,結果當然荒腔走板,頂多吃吃譯者的豆腐,對解決問題沒什麼幫助。// 

這是有見地的意見。

台灣出版業不是資源非常豐裕的產業,加上近年生意難做,要提高譯者稿費,大概不容易。譯書真的不是收入豐厚的工作,譯者承受不起支付審定者獎金的負擔,「昭告天下」造成的名譽損失和精神傷害,更不是許多譯者能夠承受的。事實上,認真可靠的譯者交出去的譯稿,通常是不必特地請人審定的。相對於譯者能力不足、工作不認真,尉遲秀提到的「編輯選錯譯者」,以及出版社未能拯救問題譯稿的問題,恐怕是市面上劣譯充斥更重要的原因。

審定別人的譯稿,與自己譯一本書,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自己動手去譯,往往才真的能體會到認真翻譯之苦。現實中當然有能力不足、工作不認真的譯者和編輯做出劣譯作,但有時一些艱深晦澀的書,譯者能力再好再認真,譯作仍然有很多可以挑剔之處。這在學術翻譯這領域相當常見,王乾任這篇〈學術大師的翻譯〉值得參考。 

一個社會不重視專業,對一些重要的工作支付近乎可恥的報酬,然後期望得到專業的工作品質,是非常不切實際的。你付可恥的薪酬,結果得到專業的品質,是你幸運;如果得到劣質的東西,應該可以說是「剛好而已」。這問題,在媒體業也已經出現很久了。像香港記者薪酬之低,已經到了難以維持生計的地步,大家還怎麼好意思對前線記者有很高的要求?

2016年5月3日 星期二

綜藝咖

2016年5月3日

我在通訊社工作時,新聞部編了預算,一年可以安排數堂課,通常是週六下午三個小時,請一名某領域的專家學者來講一個工作相關的課題,講師費有八千台幣。上課的同事,還可以累積半天假。

有一次我們來某大學教授,替我們講中東問題。教授東拉西扯,講得非常零碎,但他有一點綜藝咖的搞笑能力,有些同事非常受落,笑聲不絕。這堂課結束時,我和部門主管都非常失望,覺得對解答我們工作上的疑問、加深對中東問題的理解毫無幫助。

另有一次,我們來一位法官(沒記錯的話,應該就是法官)講司法問題,結果又請到一名綜藝咖,這次是冷面笑匠型,我還記得他的一句話:「法官在庭上的第一要事,是不能度枯(打瞌睡)。」當時大家都覺得好笑,可是想想又覺得很不對勁:他太愛演,太愛搞笑,結果該講的正經內容卻講得很馬虎。

看陳漢森老師這篇〈外行看熱鬧〉,我就想起這兩次經驗,然後又想到台灣的一般電視新聞:他們都像是抱著做節目給外行看熱鬧的心態;當然,他們當中,從主管到前線,很多人可能根本就外行,所以沒有專業新聞人員的職業道德、奉獻精神和專業能力。

台灣電視新聞(以至許多行業)綜藝化已經很久很久了。其實我覺得一流的綜藝很有價值,一流的搞笑能力更是難能可貴,但綜藝氾濫卻是大災難,尤其是如果至關緊要的專業,例如新聞、學術、問政,都充斥著綜藝咖的話。

2016年5月2日 星期一

譯書與補助

2016年5月2日 

某君居大陸,因為想學投資,朋友介紹他看《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但他發現大陸中譯本有「很多偏差和誤區」,在網上搜尋「大家一致認可的台版翻譯」(重譯增修版20107月出版,收錄1979-2006年巴菲特股東信內容),可惜該書已絕版。他因此寫email給我,問我是否可以賣他一本。

但我手上只剩一本樣書,不想割愛,於是回他:「巴菲特的英文寫得淺顯易懂,我真心建議你盡可能學會看原文。如果你還是想看台版中譯本,那就只能救助於二手市場了。此外,巴菲特每年寫給股東的信,網路上不難找到英文和多個中文版,雖然中譯水準不一,也可參考參考。」

我不是巴菲特的粉絲,但《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是我喜歡的書,我譯得很愉快。巴菲特除了每年寫給股東,據我所知並沒有寫書;要了解巴菲特的理念,根據他的股東信內容按主題編輯而成的《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確實是不錯的參考書。當然,即使你很熟巴菲特的投資理念,要付諸實踐還是很困難的。除了他享有資訊優勢外,他的一些想法,例如不難理解的「別人貪婪時我恐懼,別人恐懼時我貪婪」,也實在不是一般人能切實做到的。



中國雖然有敬業的優秀譯者,但因為種種原因,市面上劣質譯作充斥也是不爭的事實。有些中國讀者因為看過太差的譯本,看到相對好一些的台版譯本,就把台版想得太理想,例如《快思慢想》那本書,便有中國讀者「慎重推薦買台灣出版,由知名的洪蘭教授親自翻譯的這本書」,令我想起廣東諺語「曹操都有知心友,關公也有對頭人」。不少名著的中版本,台版翻譯品質較佳(而且內容不會被莫名其妙地審查刪節),但《快思慢想》是否如此,我還真不敢說。

雖然明眼人都知道,論翻譯書的品質,台灣整體而言應該是勝中國一籌,但台灣翻譯書何嘗不是品質參差,不時出現令人尷尬的大狀況。儘管如此,台灣譯得好的書,常常得到中國讀者垂青,也是事實。可惜台灣譯者的譯文被賣到中國,譯者往往得不到任何好處。日前有同業說,可以考慮爭取在簽譯書合約時,限定譯文授權範圍為繁體版,以便譯文賣出簡體版時,可以得到額外報酬。譯者當然可以爭取這麼做,但是否成功,就要看個人實力與出版社的意願了。

近年出版業生意日淡,譯者要爭取提高稿酬因此更加困難。在此情況下,看到台灣政府灑錢補助流行音樂某些活動,更是五味雜陳: 

//文化部公布105年度「流行音樂跨界合作商務模式產業創新案」補助名單,提前讓歌迷關切的演藝活動露餡破梗,其中金曲歌后蔡健雅8月小巨蛋演唱會獲得最高補助830萬元,另外S.H.E成軍15週年確定將辦特展,獲得補助500萬元

蔡健雅最新巡演「列穆尼亞」,首站 827日在小巨蛋起跑,為何獲得最高額補助?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昨表示,主要參考申請案的形態和技術運用,蔡健雅演唱會上將出現體感偵測技術。……

補助名單中還包括董事長樂團和九天民俗技藝團舞台劇合作,補助700萬,另外陳綺貞創作展獲得800萬補助;阿密特與周東彥4D音樂會獲補助400萬元。// 

800萬台幣,可以包下一名優秀譯者好幾年的時間了。請好譯者認真譯一些好書(例如重譯《快思慢想》),會不會比補助商業活動更有意義?當官的人,自然可以編出堂皇的理由支持他們的做法。如果國家編了預算補助翻譯出版相關活動,搞不好會被人申請去辦洪蘭教授手寫譯稿展覽。我還是別想太多。5月到了,各位譯者,乖乖報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