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談翻譯出版

2019年4月30日

從「翻譯這檔事」那裡看到一位小說譯者細談翻譯與編輯工作感想（shorturl.at/moGY7），非常有意思。

一、有關翻譯錯誤

//我在做B類案件【必須對照原文的校對，常稱為外編】時發現，每一個譯者（目前為止沒有例外）都一定會有很基本的錯誤，其中不乏大師級的譯者。所謂基本錯誤是什麼呢？譬如說把河馬翻成犀牛。你能說這種錯誤出現代表該譯者英文不夠好嗎？事實上她能把一整段講政治局勢的複雜文字消化過後譯得通順易讀，而且沒有錯誤。所以要我來說，把書發給這個譯者絕對是正確的，但在編輯流程中把我這樣的螺絲釘加進去也是絕對必要的。我發現「細心」其實是一種不太普遍的特質，偏偏出版是一種像手工藝品的文字工，如果從頭到尾沒有人一字一字地去盯，難免就會有或多或少礙眼的瑕疵卡在優美的句子之間，非常可惜。//

看了這一段，隨即想起之前有同業前來指教，說「翻譯這種事真的沒有對錯，只有知音可尋」，後來有朋友說：「不曉得他敢不敢跟案主說翻譯沒有對錯？」

翻譯有對錯是常人都明白的道理，沒什麼爭論的餘地。翻譯的問題，有時確實不在於對錯，而是在於譯得有多貼切、有多好。此外，譯者最頭痛的問題之一，就是遇到不知所云的原文：你找十個人看同一段原文，可能會有八個人說根本不可解，然後另外兩人認為有多種可能的意思。如果無法找到作者或可靠的專家詢問，只能硬譯這種原文，此時翻譯確實「沒有對錯」。但我們總不能將少數情況當成普遍情況、將例外當成常態，然後不斷說「翻譯沒有對錯」，對吧？

引文說「每一個譯者都一定會有很基本的錯誤」，這應該真的，因為再小心的人也可能恍神出錯而不自知。但除了對譯者抱極大惡意或對翻譯工作非常無知的少數例外，很少人會因為看到若干基本翻譯錯誤就對譯者大肆撻伐。此外，錯誤有大有小：大者發生在關鍵地方，導人於盲；小者無關緊要，可以忽略。也因為這樣，要寫出完整公允的譯評是很費工夫的。

至於「細心其實是一種不太普遍的特質」，只要你曾與粗心大意、沒有條理的人共事，一定深有體會。

二、有關錢和鑑別翻譯品質的能力

//那為什麼不每本書都發外編呢？總歸來說就是一個錢字。以我為例，A的稿費是每字0.6元【A指翻譯，英譯中，以譯文字數算，0.6元當然是台幣】，B的稿費是每字0.08元，C的稿費是每字0.03元【C抓錯別字的校對，B與C都是以譯文字數算】。以300頁的書來看，約13萬字，做一本外編的錢大概一萬出頭，時間可能要10天至15天，試問有幾個人能靠接這種案件維生？我算是很幸運，住在家裡省了很多大筆開銷，又不用養小孩（雖說養了很多貓也是燒錢），再加上不愛打扮，所以可以任性地持續接B類案子。除了有校稿能力的人可能沒本錢接外編之外，事實上出版社可能連發外編的預算都沒有。就我所知，有發外編對過原文的書並不算多，畢竟一本書可能利潤才幾十塊，多發一次外編就多花上萬塊，而讀者往往並沒有能力鑑別一本翻譯書的品質，所以也不會反映在銷量上。//

在我看來，這一段的價值在於具體寫出了翻譯與審校工作（應該主要是英文小說譯成中文）的價格。如果一個人專做外編，一個月完成兩個案件，收入二至三萬台幣，他要怎麼生活？當然，勉強糊口還是可以的，但如果有能力仔細對原文校譯稿，有多少人願意收這種酬勞、做這種工作？真的接了這種工作的人，有多少會非常認真去做？

「讀者往往並沒有能力鑑別一本翻譯書的品質」，應該是真的；至於有此能力的少數讀者，除了少數奇葩，誰會花那個時間去做這種事？

有些人對翻譯工作沒什麼切身體會，但隨便瀏覽一下譯文，也沒對照原文，「譯得不好」的話就脫口而出。有些人沒有文字工作的經驗，對文字也沒什麼研究，卻不憚於基於沒什麼根據的個人想法，隨意指正別人的遣詞用字。這些都是職業譯者必須承受的問題。

三、出版業問題

//我覺得翻譯書的錯誤問題雖然背後有其無奈，但也不該放任同樣的情況一再發生。我能想到的解決方法是減少出書量，不要以書養書，然後在每本書上投入更多成本，外編是不可少的環節，而且稿費應該再高一點，然後設法把我這類校對狂找出來與譯者合作吧。//

這些想法是否可行，留待出版業者評估。

「翻譯這檔事」那裡有人說「其實稿子被外編改爛或改錯的例子也不少」，版主的回應是：「每一個環節都一定有能力不足卻魚目混珠、濫竽充數的人，譯者層面很多、編輯層面一定也有，不能因為曾經見過外編不好的例子就否定外編的重要。大問題還是在如何篩選各個環節的人選。」

我想到的問題卻是：出版業者可能根本就沒有勝任的人可以投入足夠的時間去「篩選各個環節的人選」。如果把關的人連好壞都無法分辨，那你可以期望什麼？

此外，以出版業現在的艱難境況，根本就不會有足夠的人才投入翻譯出版工作，所以有時可能是別無選擇吧？

至於外編改壞譯稿的例子，情況是可以極慘烈的，本人就碰過幾次了：例一；例二。

「部分時間的助理」

2019年4月24日 

 

網上看到香港年輕人寫的這一句：「老師的協助其實是給了我一個身分，有人問起亦不需支吾以對，可以說自己是部分時間的助理。」

「部分時間的助理？」有點怪，但我馬上明白，那就是part-time assistant，也就是我們一般說的「兼職助理」。（如今看現代漢語，不時必須自行譯成英文，才明白其意思。）

大概一兩年前，我開始注意到，有些人現在不講「兼職」了，改講「部分時間」。為什麼呢？勉強要找理由，或許可以說「兼職」意味著當事人還有本職或正職，但不少part-time工作者，其實沒有正職，可能只有一份或兩三份part-time工作，所以講「兼職」其實不恰當。

這只是我的揣測，不知道是否真的有人作此主張。但即使有，我也認為理由太牽強，毫無說服力──一般人理解的「兼職」（part-time），都是相對於「全職」（full-time）而言，不會有什麼誤解。

所以part-time變成「部分時間」，可能是因為有人為了追求「忠實」而硬譯出來的吧？

真相如何，我無意深究。但在我而言，講part-time工作，我一定用「兼職」或「兼任」，絕不用「部分時間」──如果我翻譯時用「兼職」或「兼任」，但被人改為「部分時間」，那就沒辦法了。

P.S. 「部分時間」一詞，在台灣已成為官方用語，例如勞動部有「僱用部分時間工作勞工應行注意事項」。此詞在香港和中國都有人用，例如「1996年又將香港中文大學吳奇院士聘為中國科大的部分時間教授和博導」、「部分時間助理推廣主任」、「全時間或部分時間教師」（full-time不講「全職」，而是講「全時間」）。

但香港公務員事務局「政府部門常用辭彙」，還是用「兼職」或「兼任」，例如：part-time job 兼職; part-time lecturer 兼任講師；Part-time Nurses Scheme 兼職護士計劃。

【在「譯者之言」臉書專頁直接貼出此文，fb告知：「你的貼文違反『社群守則』，只有你可以看到。」我真不知道這篇東西哪裡違反「社群守則」？】

所謂台灣的翻譯危機

2019年4月6日

張君玫教授討論《人類存在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中譯本翻譯問題時表示：「我認為台灣有翻譯的危機，而且這個危機乃是連接到更大的學術及普遍教育的危機。」

她所講的翻譯危機，大概是指學術著作的中譯本太常出現不應發生的基本翻譯錯誤（例如誤解原文或未能正確處理專有名詞的翻譯），以致讀者很難（或甚至無法）利用中譯本掌握原著要傳達的知識。

我可以很老實地告訴大家：根據本人在台灣從事書籍翻譯工作十年的有限經驗和見聞，我認為這種問題絕無簡單的解決方法。比較全面的討論，可以參考這篇〈台灣翻譯出版業現狀觀察──網路閱讀筆記〉，當中談到出版業界和學界的問題。

中譯本出現嚴重問題，問題可能在於譯者、編輯或負責校譯的學者專家，也可能三者都有程度不一的問題。作為譯者，我當然要強調一件事：有時問題不在於原譯，而是譯文經過別人的審校之後，被改成有問題的。

以下兩段話來自那篇出版業現狀觀察，雖是老調，但既然問題依舊，也只好重彈：

//職業譯者不時看到許多人說翻譯工作意義重大，但同時也深刻體會到，社會實際上並不重視翻譯工作，往往低估這種工作的能力要求和辛勞程度，因此不願予以足夠的尊重。……

在台灣當書籍譯者，確實面對艱難的環境，包括收入不佳（相對於付出的心力而言），有辱無榮（譯作好看功勞歸作者，譯作有問題則譯者首當其衝），以及拖欠稿費（通常交稿後四個月至半年才能收到全部稿費）之類的問題。當然，出版社編輯以至整個出版業的處境也都艱難。在這種情況下，業界難免會面臨人才不足的問題（能力夠好的人即使做翻譯，也可能不譯書）。//

最後我想講的是：如果大家對譯書工作一直口惠而實不至，那就不要期望「翻譯危機」可以神奇地自動解決。佳譯是例外而非常態，大家如果看到好譯本，請好好珍惜。

萬立

2019年4月4日

萬立是我就讀西環青蓮臺漢華中學時的同班同學。我在漢華只讀了一年，所以萬立也只是我一年的同學。

萬立當年和我算是較親近的同學。1987年12月中，《英雄本色II》上映，萬立請我去看。他說第一集好犀利，Mark哥好型，我哋一定要去捧場。我已經忘記是在哪間戲院看這套戲，可能是當時堅尼地城某間戲院。

萬立喜歡打乒乓波，在同學中算是一級高手，有時也會有點囂張地嘲笑技術稍遜的同學：「武翔個死蠢，我都學識咗新招，佢仲冇半點進步！」

我離開漢華後，好多年時間沒有萬立的消息，但佢後來偶然會打電話給我。萬立成績平平，沒有考上大學，中學畢業後出來做文員之類。

 

我在科大讀書時，有次萬立打電話給我，說我有機會要介紹女仔畀佢，我聽了好氣又好笑：「屌，我自己都識唔到女仔，你同我講呢啲！」（其實都識唔少，但溝唔到囉。）

我畢業後出來工作，頭兩年都好唔順利，有次好似係灣仔街頭撞到萬立，佢話佢考緊LCC，希望有啲職業資格對工作有幫助。有次佢又打電話畀我，提到佢老竇唔多理佢，佢好似好孤立咁。我當年工作上處處碰壁，自顧不暇，當然也沒有幫他什麼。

但我現在想起他會感到有點不好意思，因為我與他講電話時，似乎太冷漠了。為什麼會這樣呢？大概是因為我聽佢講嘢，覺得大家各方面已有顯著的差距，不大談得來，對他顯露出來的淺薄感到有點不耐煩。

多年後我讀到馮睎乾這段話，便想起自己對萬立的冷淡態度：

//人年輕時才交到真正的朋友，因為那時容易因誤會而結合，長大後逐漸明白，人世間一切友情都是「等價交換」的：幾年前看過一篇文，說優秀的人不是不擅交際，只是跟平庸的你做朋友時，他要負擔較高的「溝通成本」，就寧願遺世獨立了。比起中外哲人論及的理想友誼，我覺得這種經濟學說法其實更直指人心。不禁想起《說苑》一段話：北方有獸名為蟨，其好友叫蛩蛩巨虛，蟨常請蛩蛩巨虛吃甘草，蛩蛩巨虛一見有人，必負蟨而走，但蟨不是真心愛蛩蛩巨虛，只為了借朋友的腳逃生，蛩蛩巨虛也不是真心愛蟨，說穿了不過貪吃甘草。//

我是一個勢利的人嗎？相對於許多人，我不是。但我當然不是完全不計較利害的，包括交友，畢竟我的時間和感情都是有限的。我的付出不可能完全不計利害，即使我計較的利益很可能不是物質和金錢方面的。當然，我揀人，人也揀我。

我後來去咗台灣，萬立可能有再打電話給我，但他當然找不到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