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7日 星期二

新書面世:作惡的執照

2020年3月17日

Licence to be Bad: How Economics Corrupted Us
by Jonathan Aldred 強納森.奧德雷德
 
瘟疫蔓延之際,《作惡的執照》要出版了。

這本書中譯本超過18萬字,一個圖表都沒有,就是純文字從頭講到尾。

對經濟學有興趣的朋友應該會喜歡這本書。但其實即使對經濟學沒興趣,或甚至憎惡經濟學,也很適合看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是經濟學家寫來批判主流經濟學的。

本書的主題一如書名所講:主流經濟學腐化了人類的思想,彷彿發給我們「作惡的執照」,使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做壞事。

//過去五十年間,有關何謂恰當行為的新觀念腐化了我們的思想。我們顛倒了黑白與善惡,將不道德的行為視為符合道德。這是巨大的轉變,但它是靠許多近乎無法識別的微妙步驟實現的。

當然,相對於以前的世代,我們本質上沒有變得比較不善良。此外,這不是有人故意做壞事的簡單故事。事情是這樣的:有些人致力鼓勵我們相信許多行為和活動是可接受、自然和理性的,符合事物的根本邏輯──但僅僅幾個世代之前,人類普遍認為那些行為和活動是愚蠢、費解、有害或根本邪惡的。對於我們信奉的許多觀念和價值觀,我們的理解出現了重大變化。這些觀念關乎信任、正義、公平、自由選擇和社會責任,對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面貌有深刻的影響。雖然這些是相對新近的發展,它們如今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而且根深柢固,我們因此幾乎不會察覺到它們的存在。//(本書開頭兩段)

作者在這本書中講了很多關於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思想的故事,大部分相當有趣。

 
後記:本書原本約定201911月底交稿,結果兩度延期,最後於202025日交出全部譯稿,318日出版。拖稿造成編輯很大的麻煩,我非常抱歉。多年來我譯的書通常交稿後很快出版,但近年變得很難講了。有一本超過29萬字的書,我在2018930日最後交稿,至今還沒出版。

2020年2月27日 星期四

什麼是好翻譯?


2020227

翻譯這檔事介紹Benjamin Moser在《紐約時報》的一篇翻譯批評文章,我覺得很值得參考。我摘了一些段落,放在後面,以便不想閱讀全文的人參考。

在當了自由譯者逾十年後,我頗深刻感受到,翻譯工作可說是個相當不幸的職業。這種不幸並非只是譯者普遍地位不高、收入偏低之類,雖然這對譯者來說確實很不幸。問題還涉及非譯者也理應關心的公共利益:翻譯,尤其是以大眾為目標受眾的翻譯工作,對社會非常重要,但長久以來因為各種難以改變的結構因素,從事翻譯工作的優秀人才一直顯著不足,翻譯品質(例如書籍翻譯的品質)長期良莠不齊,結果翻譯工作未能產生它應有的社會作用,譯者的地位和待遇也因此更難提升,結果是問題長期無解。

對譯作尖酸刻薄、沒有見地的批評固然傷人,而且無助提升翻譯品質,但因為各種不成理由的原因,容不下健康合理的翻譯批評,宣揚縱容劣譯的歪理,影響是否可能更壞?

老實說,我做自由筆譯工作十幾年之後,真的有點心灰意冷。主要不是害怕尖銳的批評,也不是對十年如一日的收入灰心,而是用心付出的工作結果,隨便一個阿貓阿狗因為有某種社會重視的身分地位,隨便一句他「覺得翻譯有問題」,也不用拿出什麼證據,你這個職業譯者就可能被懷疑,作品可能就此被冷藏起來。

結論是沒有多少人真的理解和尊重翻譯這門技藝,沒有多少人真的認為翻譯是種專業。


Did He Really Say That? On the Perils and Pitfalls of Translation
By Benjamin Moser

//What is a good translation?” Briggs asks. Like so many other questions in this book, this one is posed as a head-scratching koan. But it is usually quite eas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 good and bad translation. Though we quibble about diction, and though critical evaluations will diverge, we can at the very least agree that a translation that misrepresents the author’s meaning is bad.

But arguments like Briggs’s are surprisingly common when working with translation. They are compounded by the insistence that translators be respected as artists — no matter the quality of their work.

In any event, is it really too much to ask that Mann’s translator have good German? If so, should we wish to see this neglect of basic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xtended to other fields: dentistry, say, or aviation? But if translators are independent artists, the howler becomes a creative choice, criticism becomes “shaming” or “policing,” and standards become a simple matter of opinion. This is where I resist the insistenc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unambiguous good. If that is true, then it follows that any translation, and any translator, is good, too; and it becomes possible to sing the praises of the Lowe-Porters: as artists entitled to their caprices.

Good translators approach their work in all sorts of different ways. They have egos as big as successful people in any other arena, but the ones I respect are keenly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eativity and appropriation.//

2020年1月13日 星期一

自欺

2020年1月12日

昨晚台灣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媒體上出現一些韓粉痛哭流涕、無法接受韓國瑜大敗事實的畫面。

我知道台灣不少人(三至四成選民)因為各種原因痛恨民進黨、厭惡蔡英文,所以支持韓國瑜出任總統。我認為最大的在野黨、歷史悠久的中國國民黨推出韓國瑜這樣的總統候選人,等同羞辱台灣人,但我知道韓的得票率至少可以達到三成左右,這是我雖然非常厭惡韓、但清楚知道的一個客觀事實,而事實上韓得票率達到38.6%,得到552萬票,雖然大敗,但不至於潰敗,已經比許多人預期的好很多。

 
但現實中還是有不少韓粉無法接受韓大敗的事實,他們覺得蔡英文大勝是沒天理,甚至可能揣測這當中有不為人所知的黑幕。這些人活在資訊自由的台灣,但選擇自我欺騙,只接收有心人(包括不少被收買的名嘴)操控的資訊和宣傳,堅信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而當客觀事實與自己所想相反時,就再度自我欺騙,編出各種各樣的理由自圓其說。

選前兩天,網路上出現一些蔡英文選情告急、韓國瑜大有可能翻盤的耳語,我雖然認為這主要是另一方的有心人替蔡催票的戰術,但也並非沒有一點動搖,所以昨天傍晚點票開始前,我非常粗略地估計蔡贏韓150-200萬票,結果實際上是贏265萬票。

在資訊技術發達且愈來愈普及應用的時代,人類的認知和意識其實愈來愈容易被操控,加上人類自欺的傾向,光是要對現實保持貼近事實的清楚認識,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因為各種原因堅決支持韓國瑜是個人的選擇,但如果因為自欺,認為韓必將勝選,那就十分可悲。如果你是這樣的人,你應該反省的是:為什麼我連多數選民唾棄韓國瑜這個基本事實都無法掌握?如果我連基本事實都無法掌握,我支持韓國瑜是否也是基於錯誤的認知?

同樣道理,如果你支持香港警察、民建聯、中國共產黨,以為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又或者你像林鄭月娥一樣,認為「正義站在我們這邊」),你也應該想想同樣的問題。

自欺而不懂反省,結果往往是害人害已,禍延子孫。

2019年12月25日 星期三

抵抗的義務

20191224

抵抗的義務》(A Duty to Resist今天(1224日)出版,我覺得有必要寫點東西。全面介紹這本書對我來說太費勁,我強烈建議大家閱讀兩篇有料之作:賴天恆先生發表於立場新聞哲學版的〈從守法的義務到違法抗爭的適切性,以及郭柏年先生發表於《明報》「星期日生活」的武力抗爭也是義務?

我想提醒對這本書有興趣的人,本書作者是哲學家,雖然本書內容在哲學人眼中是淺易的(也就是適合一般人閱讀),但它是嚴肅的學術著作,閱讀起來需要相當的耐性。不過,本書討論的問題無疑是重要的,內容很有意義,非常值得關心抵抗暴政這件事的人閱讀。

中譯本內書封
 
本書譯者作為香港人,在香港人奮起抵抗暴政的這個夏天翻譯這本書,不時必須努力平復因為目睹暴政惡行而生起的憤怒,勉強維持工作效率。雖然這本書完全沒提到香港,但它探討的問題無疑與眼下的香港人密切相關。但我必須老實說,嚴格而言,本書大部分的討論其實不算與香港特別有關,因為作者關注的主要是政府權力基本正當的民主國家中的抗命問題,而人所共知,香港既沒有民主,政府的權力也欠缺基本的正當性。針對政府權力不正當的國家,作者在本書前言就已指出:

//理論家基本上不怎麼處理在未達到近乎公正程度(也就是未能通過正當性檢驗)的社會裡,公民可以做什麼和應該做什麼的問題,因為他們一般認為在不正當的國家裡,抗命並非特別有問題,不需要特別辯護。因此,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政治正當性的判斷:如果國家是正當的,國民應該遵守法律,有時可以文明地抗命。如果國家是不正當的,國民不欠國家什麼(也就是完全沒有「政治義務」),而且並非只能文明地抗命──他們大可訴諸基進的反抗方式,包括在極端情況下發起革命。//

面對暴政的壓迫,抵抗無疑是正當的義舉,但如果我們將抵抗不義視為一種義務,難免會使人覺得沉重,而且許多人將因為無法履行這種義務而感到愧疚不安。對此作者在本書前言中寫道:

//我捍衛抵抗不義的義務(a duty to resist injustice),視其為公民政治義務(political obligations)的一個核心部分。我們說某件事是義務,是指它是必須履行的:履行義務是一種道德要求。或許會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我們應該做什麼受限於我們的能力──如哲學家喜歡說的:「應該意味著有能力」(ought implies can)。抵抗不義可能涉及巨大的犧牲,以致我們不能合理地期望多數人作出這種犧牲:自由乘客遭受白人至上主義暴民毒打;拍攝自己駕車影片的夏立夫(Manal al-Sharif)因為違反沙烏地阿拉伯的法律,被捕並入獄。如果抵抗的代價太高昂,抵抗就不能是一種道德要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欽佩抵抗者的勇氣和犧牲──因為他們所做的遠遠超出他們的義務。

因此,澄清我在本書中捍衛的抵抗義務的性質,是很重要的。這義務並無法律效力,雖然我們可以在社會上制裁違背這義務的人,例如譴責他們。一如其他義務,抵抗義務是可作廢的,也就是它可能與反向的因素產生衝突,而且被壓倒。這是一種普遍但不完全的義務,也就是我們可以酌情決定何時及如何履行這義務。它不要求英雄式自我犧牲,雖然它不容許完全無所作為(如果完全無所作為等同支持不義現狀的話)。個人在特定情況下應該怎麼做,因此取決於當時的具體情況──尤其是不義的性質,以及當事人相對於那種不義處於什麼位置。但是,我們欽佩勇敢的抵抗者並不意味著抵抗只能是超乎義務的;也就是說,並非只有我們覺得自己不可能企及的道德聖人才可以從事抵抗。我們欽佩勇敢的抵抗者,意味著抵抗不義是困難的,而我們許多人未能履行我們的基本政治義務。//

半年多以來,目睹香港民眾前赴後繼對抗暴政,尤其是年輕人英勇無畏的表現,我只能說 I am deeply humbled。香港尚未徹底沉淪,全賴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的抗暴義士。謹以這本譯作向這些同胞手足致敬。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2019年12月6日 星期五

Uncivil disobedience怎麼譯?

2019126

Candice Delmas 2018年的著作A Duty to Resist: When Disobedience Should Be Uncivil中譯本將於1224日出版,中文書名為《抵抗的義務:面對不義的非文明抗命行動》。翻譯這本書是我今年最有意義的工作。

 
郭柏年先生2019811日在《明報》撰文介紹本書,談及翻譯問題:

//細心的讀者定必留意到,上文把civil disobedience」翻譯為「和平抗爭」,這與中文界通行將之譯作「公民抗命」的做法不同,原因在於將civil disobedience翻譯為公民抗命,嚴格來說並不準確。中文的「公民」原意指市民﹙citizen﹚,公民抗命應指市民基於公利而非私慾,爭取合理政治改革以及公眾認同的違法抗爭,也就是一般所言的「違法達義」。由於公民抗命是指市民有原則而合理的不服從運動,對應的概念應是principled disobedience。在此定義下,按手段的不同,可再分為文明的、和平的﹙civil﹚與不文明的、武力的﹙uncivil 抗爭兩大類,前者才是準確意義下的「和平抗爭」﹙civil disobedience﹚,後者則可稱為「武力抗爭」﹙uncivil disobedience。……

關於翻譯還有一點不可不提。語言建構現實,基於中文的語境,我認為uncivil disobedience絕對不應翻譯為「不文明抗爭」或「暴力抗爭」。不文明或暴力是指沒有正當理由的行動,兩者皆為貶義,武力則是中性的字眼。在抗爭理論中,uncivil disobedience指的是面對不公義政權的合理武力反抗,武力的運用雖然一般來說是錯誤的,但在對抗不義的情況下往往有所例外。反之,暴力的是不義的法律和政制,故此武力抗爭不是「以暴易暴」,而是「以武抗暴」!此舉絕非咬文嚼字,而是正名,道理實與孟子「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之說雷同。//

我看到這篇文章時,這本書才翻譯了一小部分,所以我最後交出的譯稿,有考慮過郭柏年先生的意見,也曾請教一位在大學教社會學的朋友。我最後選擇的譯法與郭先生不同。

有關civil disobedienceuncivil disobedienceDelmas這本書的引言有兩段說明,在此引用並附上我的翻譯,供大家參考:

//I describe illegal acts of resistance that are politically or morally motivated as instances of principled disobedience. One subset of principled disobedience is civil disobedience: a principled and deliberate breach of law intended to protest unjust laws, policies, institutions, or practices, and undertaken by agents broadly committed to basic norms of civility. This means the action is public, non-evasive, nonviolent, and broadly respectful or civil (in accordance with decorum). This definition of civil disobedience tracks the ordinary understanding of civil disobedience but jettisons its oft-associated subjective elements (regarding the agent’s attitudes and dispositions). It is broader than Rawls’s definition but much narrower than recent, inclusive accounts of civil disobedience.

我將具有政治或道德動機的抵抗行動視為有原則抗命的例子。有原則抗命的一個類別是公民抗命(civil disobedience:一種有原則和故意的違法行為,旨在抗議不義的法律、政策、制度或實踐,而抗命者大致堅持基本的文明規範。這意味著公民抗命行動是公開的、不逃避責任的、非暴力的,而且是大致恭敬或文明(符合禮儀)的。這種公民抗命定義跟隨人們對公民抗命的一般理解,但拋棄了往往相關的主觀因素(有關抗命者的態度和傾向)。它比羅爾斯的定義寬廣,但比最近有關公民抗命的包容型論述狹窄得多。

Another subset of principled disobedience is uncivil disobedience. This category, which theorists so far have neglected, helps us think about acts of principled disobedience that neither appear nor try to be civil, as well as controversial cases of civil disobedience. Acts of principled disobedience that are covert, evasive, anonymous, violent, or deliberately offensive are generally (though not necessarily) uncivil. Examples include guerrilla theater (illegal public performances often designed to shock, in pursuit of revolutionary goals), antifascist tactics such as “black bloc” (which often involves destruction of property), riots, leaks, distributed-denial-of-service (DDoS) attacks, and vigilantism. (Whether some of these acts are criminal or qualify as principled disobedience depends in part on the agents’ motivations as well as on the context.)

有原則抗命的另一個類別是非文明抗命(uncivil disobedience。這個類別是理論家迄今忽視的,它有助我們思考看起來不文明、也不試圖堅持文明的有原則抗命行為,以及有爭議的公民抗命例子。暗中進行的、逃避法律責任的、匿名的、採用武力的,或故意冒犯人的有原則抗命行為通常(但未必)是非文明的,例子包括游擊劇場(通常旨在震撼觀眾、追求革命目標的非法公開表演),反法西斯戰術如「黑群」(black bloc;往往涉及毀壞財物),騷亂,洩密,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擊,以及自行執法的自警行為(vigilantism)。(當中某些行為是否為犯罪或符合有原則抗命的定義,有一部分取決於行為者的動機和事情的脈絡。)//

首先是civil disobedience,中文通用譯法為「公民不服從」或「公民抗命」,前者台灣較常用,後者香港較常用,而雖然本書是台灣出版社出的,我選擇用我認為較簡潔和有力的「公民抗命」。郭柏年主張譯為「和平抗命」,但我認為最好還是尊重既有的通用譯法。

至於principled disobedience,我認為可以按字面意思譯為「有原則的抗命」,而非像郭柏年主張的譯為「公民抗命」,以免讀者混淆。

再來是本書的關鍵概念uncivil disobedience,郭柏年認為可譯為「武力抗爭」,他的理由是:『語言建構現實,基於中文的語境,我認為uncivil disobedience絕對不應翻譯為「不文明抗爭」或「暴力抗爭」。不文明或暴力是指沒有正當理由的行動,兩者皆為貶義,武力則是中性的字眼。

我認同Delmas所談的uncivil disobedience不適合用明顯貶義的詞來譯,所以我沒用「不文明」譯uncivil,選擇譯為「非文明抗命」,因為我覺得「非文明」的貶義意味略淡一些。至於譯為「武力抗爭」,根據前面引用的Delmas說明,我認為不大恰當,因為uncivil未必涉及採用武力。

Uncivil disobedience譯為「非文明抗命」,或許會有人不滿意,將來可能會有更好的通用譯法,但或許大家不必對「非文明」或「不文明」這種字眼太敏感。如果堅守文明規範的結果是永遠受暴政壓迫,訴諸「非文明」或「不文明」的抗爭手段就是正常人的自然選擇,而香港的勇武抗爭者已經做了最好的示範。

2019年9月21日 星期六

畫蛇添足?

2019921

//請分清楚這觀念:
若譯文是佳作,請注意是否是畫蛇添足。
大家都這麼做,大家的譯文變成作文,大家都受到尊敬。
請問這樣公平嗎?//

認真嚴肅的譯評,一定會仔細對照原文與譯文,因為這樣才能評斷翻譯的品質。將翻譯當成作文,扭曲原文的意思,塞入原文沒有東西,很容易被人發現,通常只會被人批評,更不會得到尊敬。

但譯文如果加了一點原文沒有的東西,是否一定就是「畫蛇添足」,應受譴責呢?

黃霑〈廣告翻譯,蓄意叛逆〉有一段話頗有意思:

//在我唸中學的時候,我的母校喇沙書院有位翻譯老師袁匯炳先生,他曾在五十年代一人兼得中譯英與英譯中的兩項公開譯詩獎,是我所見第一位以離騷體譯莎翁十四行詩的人。他提出過四項很別致的翻譯方法:“刪、存、補、掉”。他認為譯外文,有些地方要刪去,有些要存下來;意思不能一語直譯的,就要補足,次序不合中文語法的,就要“掉轉”。這未必是一位嚴肅的翻譯家所能同意的方法,但對我這個從事廣告的學生,卻十分適用。我們演繹外國廣告,用的正是“刪、存、補、掉”,不合的刪去,合的保存,不足的補足,次序掉亂得令原來的東西潰不成軍。// 

職業譯者為求保存原文完整的意思,通常不能用「刪」這種方法,頂多只能刪去一些微不足道的枝節,以免妨礙譯文的順暢表達。

同樣道理,為了順暢表達原文的意思,為了方便讀者理解,譯者如果不想用可能干擾讀者閱讀的譯註,可能會適時補一點原文沒有的東西(例如扼要地補一點關鍵背景資料)。如果譯者處理得好,沒有扭曲原文的意思又真的有助讀者閱讀理解,我們或許很難找到有力的反對理由,更不會說這是作文而非翻譯。

翻譯有基本的標準,但或許沒有絕對的標準,例如準確傳達原文的意思是基本標準,但這並不要求我們百分百採用原文使用的字詞和句式(因為兩種語言的差異,這有時根本做不到)。譯得好不好,始終要看譯文的實際整體效果。

至於常常連原文的意思都無法正確理解的譯者,難免常常出現低級的錯誤,這就沒什麼好討論的。

最後補一句:翻譯始終是不大受重視的一個職業,譯者始終不大受人重視,遑論尊敬。

2019年5月17日 星期五

If all the economists were laid end to end

2019517

譯書碰到這句據稱是蕭伯納諷刺經濟學家的話:If all the economists were laid end to end, they would not reach a conclusion.

一時不解,當然就Google一下。輸入「"蕭伯納" "經濟學家" "結論"」,看到多種譯法,包括:

1. 光是叫所有經濟學家躺下來頭腳相接,他們也得不出結論要朝哪個方向。(2018年台灣出版的一本翻譯書)
2. 叫全體經濟學家都坐在一起,他們永遠不可能得出一致的結論。
3. 即使把所有的經濟學家放在一起,他們也得不出一個結論。
4. 如果把所有經濟學家們聚集在一起,他們連一個結論也無法得出。

雖然大致明白了,但還不確定為什麼要講「were laid end to end」,於是輸入整句英文,找到調查這句話來歷的這個網頁:https://quoteinvestigator.com/2016/09/13/economists/

看完之後,問題大致解決。試譯如下:
如果我們集結所有經濟學家,他們將無法得出任何結論。

參考網友高見,這麼譯可能更好一些:「即使找來所有經濟學家,他們也無法得出任何結論。」

【後記】網友質疑這種簡化的譯法遺失了原話的諷刺意味,所言有理,茲再試譯如下:「即使所有經濟學家躺下來,一個接一個頭腳相連,也去不到一個有結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