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24日 星期二

翻譯有得學,還可以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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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匡去教寫作課,對學員說:「寫作是沒得學的,懂就懂,不懂就不懂。」這句話可能很多人不同意,但大概很多人同意「天賦、天資是沒得學的,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天資顯著不足者,必須加倍努力,才可以學到別人輕輕鬆鬆就掌握的技能。「一萬小時法則」有其道理,但並非你真的投入一萬小時,就必定能成為高手。Practice doesn't make perfect; practice makes permanent.

不過,天才雖罕見,但人人都有某些天賦能力。品克(Steven Pinker)有「語言本能論」:人腦幾乎是自動懂得尋找脈絡線索,在與其他人的互動中迅速掌握語法規則。兒童從牙牙學語迅速學會完整的句子,在這過程中自然掌握了大部分語法,這種現象總是令我們覺得神奇。

有些東西,我們自然而然就會了,彷彿都沒有刻意去學。對某些人來說,寫作大概也是這樣。

至於翻譯,我覺得有些人也是不必刻意去學就會了。不過,翻譯當然是有得學的,還可以自學。至於能達到什麼程度,就看你的天資和努力。但有些基本道理,確實是「你懂就懂,不懂就不懂」。

2018年6月28日 星期四

有關譯文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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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著讀著,感覺好些句子有點奇怪,雖然分別極微,但確實不是我寫的句」──我看自己已出版的譯作,也常遇到這種事,每次去對照原譯,幾乎一定是被改過了,而且正是因為改完我讀起來覺得彆扭,才會想:我應該不會這樣寫吧?

翻譯雖然也可以說是一種創作,但畢竟與文學原創不同,譯者通常不可能去跟編輯說:「我的譯文要改任何一個字或標點,都必須先經我同意。」

而因為實務上的原因,譯作經編輯修改之後,通常也不會要求譯者確認。一般來說,譯者也不會提出這種要求,因為確認譯文修改通常涉及數天的無償勞動,收入微薄的譯者通常負擔不起或不想負擔;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如果編輯專業盡責,照理說不會改出譯者無法接受的譯文。

所謂譯者無法接受,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意思正確的譯文被改成錯誤的,通順的譯文被改成彆扭突兀的。如果編輯改稿之後,譯文確實變好了,譯者感謝都來不及,怎麼會抱怨呢?

當然,還有一種修改譯者不至於不能接受,但難免會不舒服,那就是譯文其實不必修改,多數讀者都能接受或甚至覺得不錯,但編輯因為個人好惡,非常仔細地大改特改,改完之後其實已經不是譯者的作品了──雖然掛著譯者的名字。

這是一種強橫霸道的改稿作風,改稿人可能覺得自己只是追求完美,但在被改的人看來,則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覺得改稿人要有這種基本認知:可以不改就不要改,盡量尊重別人的文字。如果你認為交來的譯文必須逐句逐段細改,這種譯者還有必要合作嗎?

2018年6月25日 星期一

漢娜鄂蘭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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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娜鄂蘭傳中譯本《愛這個世界》,台灣版912頁,中國簡體版555頁,相差超過350頁。

同一本外文書的中譯本,開本相同(或紙張尺寸非常接近),為什麼頁數可以相差那麼多?

首先是排版。看過中國簡體書的人都知道,它們文字通常排得比較密,每頁字數顯著多於台版書。光是這一點,就可能造成總頁數的顯著差異。以心理學名著《快思慢想》為例,台灣中譯本(20182月版本)576頁,簡體版424頁,台版多了超過150頁(考慮到這本書的內容性質,簡體版因為思想審查而大幅刪減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是內容:台版書內容可能比較多。這可能是因為台版收錄了一些簡體版沒有的東西。以鄂蘭傳為例,台版有而簡體版沒有的內容包括:

//葉浩寫的導讀 (4)
致謝 (6)
附錄一:鄂蘭家譜 (4)
附錄二:鄂蘭德文詩作 (26)
鄂蘭著作年表 (27?)//

簡體版有而台版沒有的,則是中譯本序言(?頁)和譯後記(2頁)。此外,台版有「中外文名詞對照表」(66頁),簡體版則提供「部分譯名對照」(14頁)。就上述這些部分而言,台版多了約100頁。

台版內容可能比簡體版多的另一原因可說是眾所週知:中國因為厲行審查,翻譯書的內容凡是「意識不對」就可能被刪掉。鄂蘭傳當然可能有此問題,但是否真有刪減、刪了多少,則必須仔細對比才知道。看中國出版的翻譯書令人不安,除了翻譯品質參差,就是你很難知道自己看到的內容被刪改了多少。

2018年6月18日 星期一

從蔡詩萍上海逛書店說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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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蔡詩萍先生去上海,談到他逛書店的經驗

//上海的小書店,很多是誠品+台灣獨立書店的綜合版,逛起來格外有台灣的fu

但翻譯書的類型之廣,題材選擇之多樣,跨國譯介之多文化,台灣恐怕早就瞠乎其後了!(這無關乎面子問題,而純粹是市場吞吐量的現實。)

我坐在長寧區「幸福里」的小文創區裡,一家集潮牌設計與書店的空間裡,挑了幾本史考特費茲傑羅的小說,艾倫.金斯堡的詩全集,當大陸出版界也展現出不熱門書籍的翻譯企圖時,台灣是該當心而戒慎恐懼的想想:我們該怎麼辦?//

幾乎同一時間,美國的王偉雄教授也談到他造訪南京先鋒書店的見聞

//進入書店後走不了多少步,便見到一列數十本外文詩集中譯本,這是我第一次在書店最當眼處見到大量詩集,可謂不同凡響!這裏的書夠多,質素也高,尤其是文學和歷史書(可惜余英時的書被禁了),文青到這裏消磨時間定必愉快;事實上,當日在店中所見大多是年青人。書店內人很多,但一點也不嘈吵,幾乎人人都在低頭看書或在書架上找書。……

書店內有幾張大枱和很多座椅,也有沙發和長椅,簡直是鼓勵顧客打書釘,而看來是在打書釘的人當真不少。店內任人飲食,但不見地上有垃圾,可見飲食者很自律。//

在我看來,兩位先生所講的應該都是事實,沒什麼好爭論的。中國翻譯書類型、題材和語種之廣泛多樣,多年前應該就已經超過台灣了。市場夠大確實有許多好處,例如小眾的書比較容易找到夠多讀者支持,得以出版發行:同樣的書在台灣要賣三千本可能很困難,但在中國或許並不難。一家出版社如果以出版相對冷門的書為主,它當然希望自己的市場是中國那種規模,而不是僅限於台灣和香港。

但我們談翻譯書,不能不談翻譯素質。多年前,香港的林行止先生在其專欄曾提及中國現在翻譯出版相當活躍,不少有犯禁嫌疑的名著都獲准出版,但他冷冷地說:中國政府准許這些譯作出版,可能是因為很多譯文莫名其妙,讀者都看不懂。梁文道寫過一篇〈翻譯的態度與常識〉,談到他讀法國哲學家于連(Francois Jullien)的訪談錄《(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發現的翻譯問題,相當有趣。于連那本書夠冷門,台灣和香港都沒出中譯本;對想看該書但無法看原文的讀者來說,中國出中譯版本是好事,但譯成那樣,大概會有人覺得不出中譯比較好。

講到這裡,難免又要談這問題:台灣出版的翻譯書,翻譯品質有顯著優於中國嗎?這問題必須認真做過研究才能真正回答,個人只能憑自己有限的經驗提出未必準確的看法。我個人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這不代表台灣出版的翻譯書品質普遍優秀。歷年來對台灣出版業翻譯品質的批評也不少,關心的人自然知道。台灣翻譯出版業面對的結構問題除了市場規模相對有限外,就是投入書籍翻譯的人才不足(這兩個問題息息相關:市場規模不足限制書籍翻譯的報酬,進而限制人才供給)。中國的市場規模較大,但書籍翻譯的報酬也普遍不佳,因此恐怕也不容易解決書籍翻譯人才不足的問題。

談中國的翻譯出版,還有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中國是嚴厲管制出版的國家,書籍即使能出版,內容也往往因為出版社自我審查或政府的審查而刪除任何可能犯禁的內容。數年前就有中國譯者在網路上公開表示,他翻譯 Milton Friedman夫婦的 Free to Choose,許多譯文被出版社刪掉了;他因此建議中國讀者盡可能讀原著,因為「中國大陸目前出版的譯著,基本上都存在刪減的現象,原因就是意識形態問題」。

談中國的出版業,如果迴避中國欠缺出版自由的問題,那就是對「房中的大象」視若無睹。

相關文章:中國逛書店 (http://jysnow.pixnet.net/blog/post/45964149)

2018年4月25日 星期三

譯什麼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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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者拖稿大概是出版業者頗常遇到的問題(至少應該不罕見吧),譯者提早交稿以致出版社「被迫」提早出版則足以使許多人嘖嘖稱奇。日前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便提到一個例子

//汪浩兄,聽說您的大作《冷戰中的兩面派》林添貴二個月就翻譯完了?我一點也不會覺得驚奇哦。
因為《歷史的反叛》這本書,林添貴在從台北飛往美國的飛機上讀完英文大概,然後一週一章,準時進稿到我的郵箱。最後,我只好提前出版啦//

林添貴先生據稱是台灣少數的「全職業餘譯者」,近年相當多產,出版了許多政治時事類譯作。八旗文化為了向他致敬,427日將辦一場「半個世紀,百部譯作:林添貴經驗分享會」。

台灣出版業近年處境艱難,像林先生如此熱情投入報酬不高的書籍翻譯工作,只要能維持不錯的翻譯品質,是很難能可貴的。

中央通訊社的朱建陵先生曾問林添貴:「你譯的書是不是經過挑選?」他答道:「是啊!當然!」由此看來,林先生翻譯的書,應該都是他想譯的。這一點可能會令不少職業譯者羡慕不已,因為很多譯者無法只譯自己想譯的書,資淺或事業基礎不夠穩固的譯者尤其如此。例如譯者為了開拓客源,通常不會拒絕新合作對象委託的第一本書,即使他其實不是很想譯。

許多職業譯者沒有條件挑書,但也有些譯者不怎麼挑書(「佛系」譯者不挑書、不強求,緣份到了自然就簽下要譯的書),而這當然有可貴之處,因為總有一些書是很多同業不想接或沒能力接的;但當然,譯者必須夠本事才可以不挑書。

我想多數譯者都希望自己有條件可以挑書譯,畢竟人人都有個人偏好,差別只在於好惡的強烈程度。有些書內容不難,譯起來沒有什麼技術困難,但如果譯者非常厭惡書的內容,譯起來可能非常難受。一本書動輒要譯兩三個月,與自己強烈反感的書朝夕相對這麼久,那可一點都不好玩。

 
周克希

中國文學譯者周克希先生日前在上海開了一場分享會,談到他從事翻譯的緣由:「我之所以想從事文學翻譯,就是因為我總要翻譯一些我覺得值的東西。大家都說它翻譯難、沒法看,如果我能把它翻譯得『能夠看』,我覺得我就值了。」

他還說,譯者要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一個決心以翻譯為主要生活內容的人,他的時間、精力終究是有限的,他必須跌打滾爬,全身心地投入一本又一本書的譯事中去,必須放棄一些娛樂、愛好,甚至掙錢、獲獎的機會。他的譯作,不僅是給同時代的人,而且是準備給稍後一些時候的人看的。」

如果要譯一些有長久價值的東西,文學傑作確實是很好的選擇。當然,文學翻譯也是特別困難的工作。強如周克希先生,碰上《追憶似水年華》,也有「人生太短,普魯斯特太長」之嘆。他在翻譯出版《追憶似水年華》第一、二、五卷之後,約兩年前決定放棄翻譯餘下四卷

//普魯斯特難在哪裡呢?周克希說,不是詞彙,不是句子長,但每天都會碰到難題,主要是他的思想性,不知道他到底要說什麼
「如果是在年輕的時候,我可以挺過去,現在就有點想偷懶。因為這個原因,我就停下來了。」//

Quality Work

香港著名舞台劇演員蘇玉華日前受訪,說了一句觸動我的話

//過去二十多年,蘇玉華游走於電視和舞台,近年拍劇貴精不貴多,剛播完的《平安谷》是無綫少有質素之作,也是暫別之作。「隨着年紀增長,我愈來愈不能承受沒有quality的工作了。//

今年9月,我當自由譯者就滿十年了。十年間,我從青年譯者變成中年大叔,愈來愈不能承受自己不喜歡的case,但因為謀生壓力尚大,當然仍然必須妥協。

以前偶爾要向新合作對象說明自己的接案偏好,我大致是這麼寫:

//我的專長是財經。在財經類內容中,我比較喜歡總體經濟政治經濟方面的題材,比較不喜歡行銷、管理、理財類內容。大致而言,我喜歡批判性較強的書。

財經領域以外的書,只要自覺勝任和內容有意思,我很樂意接譯,例如我之前便譯了社會學著作《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近一兩年譯書較深刻的一個感受,是如果我實在不喜歡書的內容,即使翻譯技術難度不高,我也會譯得很辛苦,而且工作效率很可能還不如我翻譯一些技術難度高得多的書。既然如此,我想我以後接書會更審慎,畢竟譯書的報酬已經不是很好,何必還要勉強自己去譯厭惡的書呢?

2018年4月19日 星期四

很硬很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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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有譯者說,他在台灣時間的半夜邊譯邊詛咒作者,所以人在美國的作者白天應該常常打噴嚏。

我看到後會心一笑,想起一年前自己一段難熬的日子。

當時有人跟我說:「你以後不要接這麼難的書了。」

我答道:「我會看著辦。在譯的是我,我自己最知道該不該接。其實我接這本也沒有後悔,因為雖然譯得辛苦,也挺開眼界的。」

話是這麼說,但譯到該書最難的一章時,我心裡其實頗感後悔。哎,要開眼界,其實不必接譯這種書。像下面這種文字,看得似懂非懂,譯起來更是頭痛萬分,譯完也沒有什麼滿足感,只是惶惶而已。

Haraway, in an insightful essay on ‘Teddy Bear patriarchy’ in the New York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oints out how ‘decadence – the threat of the city, civilisation, machine – was stayed in the politics of eugenics and the art of taxidermy. The Museum fulfilled its scientific purpose of conservation, preservation, and production of permanence in the midst of an urban world that even at the turn of this century seemed to be on the border of chaos and collapse.’ It opposed to this world of troubled sociality a visual technology of exhibits deployed in part as a means to communicate to the outside world a sense of the true organicism of the natural order (founded on hierarchy, patriarchy, class and family) which ought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stability for any social order. In so doing, it explicitly used and continues to use primatology as a means to produce or promote race, class and gender relations of a certain sort.

以下這段來自另一章,同樣是我很不想譯的那種文字。對我來說太抽象了。我想大部分人都讀不懂。

In most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culture and society are expressed in an habitual past tense. The strongest barrier to the recognition of human cultural activity is this immediate and regular conversion of experience into finished products. What is defensible as a procedure in conscious history, where on certain assumptions many actions can be definitively taken as having ended, is habitually projected, not only into the always moving substance of the past, but into contemporary life, in which relationships, institutions and formations in which we are still actively involved are converted, by this procedural mode, into formed wholes rather than forming and formative processes. Analysis is then centred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produced institutions, formations, and experiences, so that now, as in that produced past, only the fixed explicit forms exist, and living presence is always, by definition, receding.

有時原文就是這麼難讀難懂,但看不懂譯文的人往往直接認為是譯者有問題(雖然有時確實也是譯者沒譯好)。

這是另一段我不想譯的那種文字,同樣有點抽象,但已經相對好一點:

It is largely because of their ambiguities that mere words are capable of independent action as forces in history. A term, a phrase, a formula, which gains currency or acceptance because one of its meanings, or of the thoughts which it suggests, is congenial to the prevalent beliefs, the standards of value. The tastes of a certain age may help to alter beliefs, standards of value, and tastes, because other meanings or suggested implications, not clearly distinguished by those who employ it, gradually become the dominant elements of signification. The word ‘nature,’ it need hardly be said, i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xample of this.

這就是為什麼我以前說過:「譯過艱澀著作的譯者,多少能明白為什麼有些翻譯文字很難讀,因為原文本身就很難讀,所以譯者即使已經盡可能避免硬譯直譯,也難以交出淺顯易讀的譯文。翻譯確實有其極限,譯者只能盡力而為。」

舉這些例子,也是希望說明一件事:讀者看不懂譯文,或覺得譯文很硬,有時不是譯者的問題,而是原文本身就是那麼硬、那麼難理解。

【這三段文字的譯文,付印的版本都有修改過,所以跟我交稿的版本略有不同。譯文就恕不在此提供了。】

2018年4月18日 星期三

技術上而言,它沒有賣?

2018年4月18日 

《鏡週刊》的文章這麼說: 

//祖克柏在聽證會上一再否認臉書賣用戶數據。技術上而言,它沒有賣。但是臉書拿用戶數據做生意。臉書的海量數據、以及它比其他競爭對手更有效的定位廣告,是它營運的核心關鍵。// (https://goo.gl/atvLiK) 

「技術上而言,它沒有賣」,這樣講可以嗎?

如果你懂英文,你應該知道,這是用漢字寫英文:那個「技術上而言」當然就是 technically technically speaking。我們不難在網路上找到相關的英文資料,例如美聯社的 Fact Check便這麼說: 

//It’s true that Facebook doesn’t sell your data directly to third parties, but it clearly profits from the information…. Advertisers choose the types of users they want to reach. Facebook can make the match internally to select the users to be shown the ads. In this case, Facebook isn’t technically selling data, as it’s all done internally. But without your data, Facebook wouldn’t be able to offer such targeted advertising.// (https://goo.gl/DY5MEZ) 

如果你英文夠好,你應該知道,《鏡週刊》的「技術上而言,它沒有賣」大致是說「嚴格來說,臉書沒有賣用戶的資料」。

如果你不懂英文,你可能會覺得「技術上而言,它沒有賣」不知所云。 

中文寫的文章,讀者要懂英文才看得懂,這未免有點可笑和可悲吧?

 


有人說:「臉書技術上來說沒賣資料,但嚴格說來是有賣的,這兩者其實意義上有時是相反的。」

臉書「技術上」是否有賣資料,這話如果不聯想到英文 technically technically speaking,其實是不可解的。

如果你說臉書「嚴格來」有賣資料,這個「嚴格」是以保護用戶隱私的標準來衡量。

而如果說臉書「嚴格來」(technically)沒有賣資料,那個「嚴格」應該是以(窄義的)法律標準來衡量,並非真的涉及什麼「技術」(technology)。 

Technically technically speaking,實際使用起來,意思往往有點含糊,而你寫中文時直譯為「技術上而言」,貌似精確,其實往往令人難以理解。

語言當然有其含糊性,但有時話可以說清楚,大家卻故意不說清楚,或因為「技術」問題而說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