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8月22日 星期一

金融業的貓鼠遊戲

2016年8月22日

顏擇雅論兆豐案,頗有慧見。我未了解兆豐案的詳情,無法具體評論,但容我講一點可能離題的聯想。

近年國際上金融機構因為牽涉洗錢或其他違法嫌疑,遭美國監理當局重罰的案例並不罕見:2012年,匯豐(HSBC)便在美國因為洗錢問題遭罰19億美元;2013年,美國最大的銀行JP摩根因為房貸擔保證券(MBS)方面的問題,同意支付130億美元(你沒看錯,我也沒寫錯,確實是130億美元,也就是約四千億台幣),了結美國政府對該公司的相關調查。

相對於匯豐和JP摩根那種規模的罰款,兆豐1.8億美元的罰款雖然不能說輕,但真的只是零頭而已。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兆豐一案反映了台灣企業一些嚴重的問題(如顏小姐所講的不願投資在人才上,結果因貪小便宜而吃大虧)那我們該如何理解國際金融機構比兆豐嚴重得多的違規問題呢?它們也像台灣的銀行那麼不專業嗎?

近年我偶爾會聽到香港人說,現在要在香港替公司開銀行戶口,非常非常麻煩(可能比停掉有線電視的服務更麻煩,連希特勒都搞不定)。這反映什麼呢?當然是因為金融法規變嚴了。金融法規變嚴是為了什麼呢?當然是為了防止各種利用金融體系行騙、洗錢、作弊之類的惡行。但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金融騙徒(或利用金融作惡的人)就像西遊記中想吃唐僧肉的妖怪,是非常積極的「創業者」,而金融監理人員則像西遊記中天庭的兵將,是領薪水的公務員;你說在這種競賽中,誰佔上風呢?

金融業的問題,歸根究底大概就是人性和道德問題:太多業者不甘心老實做好金融業支援實體經濟的本分,無所不用其極地鑽漏洞,投機爛賭之餘,也以金融財技掠奪世人的財富。金融業其實是個信譽掃地的行業(金融海嘯是誰搞出來的?),加強法規監管絕對有必要,但這個業者與監理者之間的貓鼠遊戲意義何在?真能創造什麼產值嗎?

當各行各業都喪失互信時,我們其實與活在地獄中相去不遠。




顏擇雅論兆豐案

我認為兆豐被罰1.7億美元,只是剛剛好而已。如果所有金控公司都因此受到警惕,趕緊補強法務部門的國際化能力,這宗罰款給台灣創造的產值絕對會是 1.7億美元的好幾倍。我們應該要謝謝美國政府才對。

幾十年了,台灣一直要發展服務業,但我們只看到服務部門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都是低薪長工時,高薪知識工作一直很少,需要國際化能力的更少。相對應的就是一堆博士找不到工作,年輕學子也不想再出國攻博。

大家總罵流浪博士學的是產業不需要的東西。兆豐案,和前不久的第一銀行隔空取款案卻告訴我們,是企業心態大有問題。是企業打心底不想聘僱高水準人力。連最必要最不能省的投資也不想。企業明明有獲利,卻不願為長遠發展做投資,難怪我們薪資起不來。

如果第一銀行有花錢聘僱國際第一流的資安顧問,怎會倫敦分行被侵入還不知?你抱怨台灣沒人才,倫敦總不可能沒人才吧,你怎不花錢請?

兆豐的出事地點是紐約,也是很可笑的。怎樣,你要抱怨紐約缺金融法務人才嗎?

駭客認證與譯者認證

2016年8月22日

日前譯一本內容相當有趣的書,當中提到「白帽駭客」(white-hat hacker)這一行,他們也就是所謂的善良駭客(ethical hackers),從事電腦網絡的滲透測試工作(penetration test),協助客戶辨明系統保安漏洞。白帽駭客是相對於黑帽駭客(也就是惡意駭客)而言。

書中談到白帽駭客的一項資格認證,我覺得很有意思:

//駭客的資歷和背景相當多元,滲透測試人員並無公認的行業標準,但有「道德駭客認證」(Certified Ethical Hacking):只需要上五天的課,通過一個四小時、一百二十五題的考試,便能取得這資格。在滲透測試界,幾乎所有知名高手都認為道德駭客認證非常公式化,提供的訓練顯然不足和過時;他們甚至多數認為,個人履歷表最好不要列出這項資格

提供這項駭客認證的國際電子商務顧問局宣稱,它為資訊安全研究者提供的培訓「是全球最先進的道德駭客課程,內容涵蓋19個最新的資訊安全領域,都是道德駭客增強所屬組織的資訊安全時會想了解的。……課程結束時,你將掌握市場渴求的駭客技術,並獲得國際公認的道德駭客認證!」//

也就是說,那項「道德駭客認證」在駭客界沒什麼地位,高手根本不放在眼裡。

 
台灣算是很熱衷考證照的地方,有時我會看到新聞說某某學生未畢業就考了多項證照,言下之意是該學生很懂事、很有職場競爭力意識,懂得為自己的職業做好準備。

高度專業的領域通常有嚴格的專業資格認證,例如醫師、律師和會計師都有公認的資格和經驗要求。對技術有要求的工作,例如廚師或甚至是飲料調製,在台灣都有證照可以考。翻譯方面則有「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有些譯者便會在自我介紹中註明自己是「教育部檢定合格英譯中譯者」。

我看中國有關翻譯業的報導和評論,偶爾會看到有人強調翻譯業非常需要政府介入加以規範,協助糾正一些業界亂象(例如劣譯充斥、譯酬低賤之類)。我對政府介入的作用頗有懷疑,但也不敢斷然否定。

我沒考過台灣的翻譯能力檢定考試,也不打算去考,但我覺得年輕譯者如果通過這項考試,多少可以證明自己的能力。當然,有志於翻譯工作的人,如果負擔得起時間和金錢,可以去念翻譯研究所。

取得這些資格和認證,除了經由這過程鍛鍊自己的翻譯能力外,當然也是希望有助自己加入翻譯這一行,能比較順利地接到工作。畢竟如果你完全沒有相關資歷,又沒有人脈的話,要入行是會有點困難的(當然市場上有一些極低薪的爛工作或許不難接到,但你大概不會想做那些)。

好了,我囉嗦了這麼多,其實想講的話很簡單:市場上有一些學校,提供所謂的口筆譯「國際認證」課程,但那種認證在翻譯業界眼中,地位恐怕比「道德駭客認證」在駭客界的地位還不如。因此,有志於翻譯工作的人,選擇進修課程時務必小心,不要貪圖虛有其表的「國際認證」,課程本身的品質才是關鍵。

2016年8月10日 星期三

再談校稿

2016年8月10日


//好的譯者不見得站在最後一關。……我的意思不是千錯萬錯都是老闆的錯。而是這種事情有很多環節上會有問題。例如一家糖果公司新推出一款要打「Fun」的產品,外國譯者寫了一句:「Fun is the name of the game!」後來,產品轉到了某個環節的人才手中,那人也許心想:「我們又不是做遊戲的,為什麼是name of the game?根本亂譯!」所以在這環節就把這句話改成了很沒感覺、又荒謬的台式英文。

看久了,也就看開了。當然不是說譯者和編輯一定完美,只是每個工作都有專業。當行銷、廣告、代理等等行業需要用語言來包裝產品時,為何要自曝其短?算了,反正說到底,大家都是語言專家。大家翻譯和語言能力最好了,絕對可以當個專業的譯者過生活。像我一樣的坊間譯者都很爛的啦!亂譯!(自暴自棄)//

看久了,真的就看開了嗎?

未必啊,其實你很可能還耿耿於懷,只是把自己的忿恨和不甘壓抑起來,裝作沒事而已。

這時候可能會有人想說:「要溝通啊,好好溝通就能解決問題。」可惜這種話即使出自好心,聽起來往往就像風涼話。現實中一些千奇百怪的狀況,絕非溝通就能解決。

校稿涉及一些恆常的問題,除了文字品味和技術能力之外,校稿者的性格也是關鍵因素:有些人就是喜歡改到自己滿意為止,結果是把譯者的文字改到近乎面目全非。原則上委譯者有權將譯稿改成自己滿意的模樣,但這種細改是理想的作業方式嗎?當然不是。高明的編輯大概很少會細改譯稿,他會盡可能選擇信得過、合得來的譯者,期望拿到不怎麼需要改的譯稿。一般情況下,譯者是花了最多功夫理解原文的人,而認真的譯者也必然會盡力去想出最合適的表達方式,所以校稿者不要輕易否定譯者的判斷;明顯的筆誤或理解錯誤,當然可以逕自改之,但如果你委託的譯者真的可靠,這種錯誤不會很多。

我說溝通有時不能解決問題,主要是因為即使你非常努力地說明自己的看法,還是會有溝通不了的情況。有次我與某人有點爭論,我解釋了一番後,對方終於說出一句我認同的話:「If you yourself can not tell good from bad, I agree we should stop.」對啊,既然你都無法分辨好壞對錯,我們還爭論什麼呢?

我講這些話,是因為我很厭惡自己的譯稿被人大改嗎?如果你沒有把對的改成錯的、把簡潔的改成累贅的、把對味的改成突兀的,其實你怎麼改我並不在意,我也絕不會說我的譯稿不能改。至於幫我糾正錯誤、幫我把譯文改得更可讀的人,我當然是感激的。

相關文章:
剃人頭者,人亦剃之

2016年7月31日 星期日

職業譯者的自言自語

2016731

A:欸,你把那篇〈職業譯者的自我修練〉又貼了一次,說自己非常慚愧,正重新開始修練。如果明年這個時候,你還是非常慚愧地必須重新修練,你又要再貼一次嗎?這樣豈不好笑?

B:哈哈,如果是這樣,可能就不好意思再提了吧。不過,我這個星期確實有進步,平均日產量應該是今年以來的新高。

A:但我覺得這不值得欣喜,因為一來你是迫於交稿期限,不得不努力;二來你的日產量在週三創新高之後,連續三天下降,趨勢很不妙啊。

B:哎,你可真是明察秋毫啊,世事都被你看透了。情況確實就像你講的,不過我也有一點進步,那就是把一天要看的報紙,基本上都押到傍晚和臨睡前再看。這當中我有幾點體會。首先是積重難返的道理:壞習慣形成之後,要改掉真的非常困難。好不容易堅持了幾天,情況似乎大有改善,但只要稍為鬆懈,你便不由自主地逐漸向頑固的惡習靠攏。因為積重難返,所以防微杜漸、避免養成壞習慣,真的很重要。

A:確實是這樣。要養成好的新習慣,藉此戒掉惡習,從來就不容易。

B:所以大概要更警惕吧,一發現自己又在磨磨蹭蹭,又在網路上漫無目的地閒逛,就要趕快重新投入工作。

A:口說容易,做起來才困難。我覺得你可能需要一些實用的方法幫助你,例如一些什麼生產力促進工具之類,譬如找一些app記錄你的時間都花在哪裡了,方便自己檢討表現。

B:我知道有這種東西,但我希望盡可能保持簡單;我怕試用那些工具,反而耗費我的時間,所以暫時可能不會試用了。其實有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就是工作效率跟在譯什麼有很大的關係。首先是翻譯難度,如果是譯自己熟悉的題材和內容,效率當然會好一些。有時候磨磨蹭蹭是因為譯到某個地方卡住了,就會很想去逛一下網路,結果一逛就逛到天涯海角去了。再來就是有時譯到一些寫得不好的原文,例如非常囉嗦,又或者內容根本就令人反感,這樣你就很難一直保持效率譯下去。

A:先講卡住的問題。這問題有個很實際的應付方法,就是先跳過,繼續譯下去。有時你譯到後面,前面的問題自然就想通了;即使還是想不通,至少你沒有一直卡在那裡浪費自己的時間。這一點我想你要學起來。再講原文令你厭惡的問題。你知道有人說,所謂專業,就是你不喜歡的東西,也能夠把它做好。

B:我知道這說法。是有一點道理,但太簡化了。譯者再專業,也不是機器,總是有自己的偏好和情緒,不可能一直像機器那麼穩定。不過,我同意不能太情緒化,工作答應了就要盡力好好完成。或許接案時要更小心,避免接到實在不適合自己的。

A:道理是這樣,但有時候很難做到。例如你要跟新的出版社建立合作關係,那麼對方最初委託的書即使你不喜歡,最好還是接下來。再來有一點令人擔心,就是所謂的出版業寒冬,相信你略有所聞。你看Pokémon GO一推出,全球一片瘋狂,但現在台灣出版的翻譯書,一刷賣得掉就偷笑了,情況天差地遠。出版產業若變慘業,難免會經歷較大的調整,到時翻譯的機會可能會減少,譯者能接到書可能就要慶幸了,還能挑書嗎?

B:這問題確實有點令人擔心。但情況複雜,牽涉頗廣,譯者想太多也沒用,有書譯的時候便認真譯,做好份內事最實在。如果有一天整個行業嚴重萎縮,那也沒辦法。這種情況近十年來其實也不罕見,你看以前證券業大家說是金飯碗呢,但現在大家都用網路下單了,許多證券營業員如果還沒轉業,根本就慘兮兮的,不少人要靠自己買賣,也有不少人要兼其他工作才足夠維生。

A:嗯,確實是這樣。所以即使喜歡譯書,最好還是維持一些其他翻譯工作吧。

2016年7月11日 星期一

張許 - 譯名趣事

2016711 

【明報文章】英國能源及環境變化部國務大臣利雅華(Andrea Leadsom)的譯名,引出外國人名中譯的諸多趣事。兩岸三地之前有關她的中譯名至少有「黎瑟姆」「李德森」「利德森」三種,最終由英國駐港總領館為她改了個官方中文名。
但官方譯名亦未必能一錘定音,除香港外,內地和台灣都不跟英國官方的中文譯名,例如已故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H Thatcher),內地就譯撒切爾,台灣則稱柴契爾;現任內政大臣文翠珊(Theresa May),內地譯特蕾薩.梅,台灣譯梅伊。類似例子不勝枚舉。地名亦是如此,加西省份 British Columbia,內地譯名為「不列顛哥倫比亞」,香港人以及當地華人卻習慣根據其英文縮寫 BC稱之為「卑詩省」。同樣,一個 San Srancico香港譯成三藩市,台灣譯成舊金山,而在內地出版的世界地圖上,卻赫然譯成聖弗朗西斯科。
兩岸三地的英文名中譯各有所本,港譯以粵音為準,兩岸則以國語(普通話)發音。由於廣東人是較早出外闖世界的中國人,至今很多兩岸三地的標準譯名,都是粵音,如華盛頓、夏威夷、麥當勞等,用普通話讀都與原名相去甚遠。但荷李活(Hollywood),海峽兩岸就都譯作好萊塢。
外國人名中譯多取姓氏,但英文名同姓者甚多,一家人可用老小來區分,如美國兩任總統老布殊與小布殊,如英國工黨兄弟巨頭文立彬和文禮彬。但若是非親屬關係的同姓且都屬同期重要人物,就頗傷腦筋。如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內地譯里根,台灣譯雷根。但在其內閣中,有一位財長名 Donald Regan,於是,內地將他譯為里甘,台灣則將他譯為黎根。
譯名選字大體、優雅,也與三地語言有莫大關係,如足球明星碧咸(David Beckham)用內地譯貝克漢姆或台灣譯法貝克漢來讀,港人都會不知所云;同理,美國網球名宿 Brad Gilbert港譯基拔,兩岸國語人讀來,也會感覺不雅。

2016年6月29日 星期三

書摘:從華航罷工談到科技、工作與異化

2016629

《秘密讀者》編輯委員印卡發表於端傳媒的〈華航罷工的地理學想像〉,提到大衞.哈維(David Harvey)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哈維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十七章「生活的異化」,關於工作時數與技術關係的討論,在這個當下相當適合閱讀。為何科技越發達,工作越吃重?在書中提到,機器人的發展反而威脅勞動者的工作權,是一個例子。在華航罷工事件中,一班來往工作與居家的列車,為何是前往工作地點而不是回家,則是另一個例子。這本書最真摯的提醒或許是:不讓你閒暇,就是控制你不讓你反抗//


這誘使我翻閱《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17章「人性的反叛:普遍的異化」,把我譯過但已淡忘的相關段落再看一遍,看完覺得哈維的論述相當精采(當然,比起暢銷作家如 Michael LewisMalcolm Gladwell,哈維的文字遠遠沒有那麼有趣和易讀,一般讀者必須耐下心來才能看得下去,才有機會領悟當中的深意;哈維的論述能吸引到許多嚴肅的讀者,當然是有道理的),忍不住做了一點書摘與大家分享:

//新技術的應用本來應該可以減少勞工的工作時數,但多數人卻發現自己的工作時間變長了。不過,這也有它的社會作用。允許愈來愈多人有空去追求自我實現,對資本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不利於資本繼續穩當地在職場和市場控制勞工。高茲(Andre Gorz)寫道,資本主義「經濟理性容不下既不生產也不消費商業財富的真正閒暇。它不給受雇者閒暇不是因為客觀上必須如此,而是它的源起邏輯使然;工資的設定,必須以誘使工作者盡最大努力為原則。」工會提出的工資要求「實際上是唯一不損害經濟體制的理性要求」。理性消費(理性是針對資本的不斷積累而言)變成是資本生存下去的絕對必要條件。「另一方面,與工作時間、工作強度、工作的組織和性質有關的要求則充滿顛覆性的基進主義(radicalism);它們不能以金錢滿足,它們衝擊經濟理性本身,進而挑戰資本的權力。一旦人們發現不是所有價值皆可量化,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用錢買到,而且錢買不到的還是必要、甚至是唯一必要的東西,『基於市場的秩序』便受到可能動搖根基的挑戰。」如那個「無價」廣告所言:「有些東西錢永遠買不到,除此之外,萬事達卡為你達成。」

「使個體相信,他們獲得供應的消費品和服務,足夠補償他們為獲得這些商品而必須作出的犧牲,相信消費構成個人幸福的港灣並使他們與眾不同,往往是商業廣告這一行的工作。」在這領域,「廣告狂人」(廣告如今占美國經濟活動相當大一部分)成為主角,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他們的關注焦點是民間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任務是說服人們消費「並非必要、甚至毫無用處」的商品。商品「總是被描述為含有奢華、豐盛和夢幻的元素;這些商品替它的購買者貼上『幸福和優越人士』的標籤,藉此保護他們免受理性化世界的壓力,不必承擔做個有用的人的義務。」高茲將這些商品定義為「補償型商品」,「人們渴望得到它們,可能主要是看中它無用的特質而非它的使用價值,因為正是這種無用的特質(例如,一些非必要的小玩意和裝飾品)象徵著購買者逃離集體世界,進入個人可以完全自主的港灣。」廣告狂人已證實精通推銷的,恰恰是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和無用特質。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與滿足人類的需要和渴望是有深刻矛盾的。這觀念連現任教宗也認同。他在最近一次宗座勸諭中抱怨:「當代社會提供的無限消費和消遣可能,導致所有層面皆出現某種異化,因為當社會的組織、生產和消費形式使人較難奉獻自己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團結關係時,社會便異化了。」

但是,如高茲指出:「因為覺得工作帶來的消費機會是足夠的補償、因此接受工作異化的功能型工作者,必須同時成為社會化的消費者,才能以這種狀態存在。但是,只有一個市場經濟領域和與之相隨的商業廣告,才能製造出這些社會化的消費者。」1968年的革命運動雖然自誇追求個人自由和自主權以及社會正義,但結局恰恰如此──迷失在異化消費主義的世界,沉沒在豐富的補償型商品中;擁有這些商品被視為人類慾望市場中自由選擇的標誌。//

有關異化

哈維在這一章有關「異化」這概念的幾段說明,也很值得看:

//異化(alienation,又譯疏離)的動詞alienate有多種意思。作為法律用詞,它是指將產權轉讓給別人。例如,當我將一塊土地賣給別人時,便是將它的產權轉讓了出去。在社會關係方面,它是指對某個人或體制或某項政治事業的感情、忠誠和信任變淡,可能轉移至另一標的上(有時可能是在有心人的引導下)。對人或體制(例如法律、銀行、政治制度)的信任異化(也就是喪失),可能極其嚴重地損害社會結構。作為被動的心理現象,異化是指疏遠了某些重要關係,變得孤立。我們為了某些無法說清、無可挽回的損失感到悲痛時,便是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異化。作為主動的心理狀態,異化是指對於自己實際或覺得被壓迫或剝削感到憤怒和充滿敵意,並以行動發洩這種憤怒和敵意,有時會在沒有明確原因或合理目標的情況下,以激烈行為宣洩對世界的不滿。例如,當人們因為生活中缺乏機會或努力追求自由、但結果受人宰制而感到沮喪時,便可能會出現異化的行為。

這種含義的多樣性是有用的。勞工合法地將約定時間內的勞動力轉讓給資本家,以換取薪資。在這段時間內,資本家要求工作者忠誠地服務,而且要相信資本主義是產生財富和造福人類的最佳體制。但是,在勞動合約期間(因為工作辛苦,通常還包括勞動之後的一段時間),工作者疏離了他的產品、其他職工、大自然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工作者自身的創造本能受挫,感到失落和悲傷,便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剝削與剝奪。最後,這名工作者不再悲傷憂鬱,轉為對他的異化直接來源動怒,可能是對使他過度勞累的老闆,也可能是對不體諒他的疲累而提出食色要求的伴侶。當他處於極度異化的狀態時,這名工作者會破壞他工作場所的機器,或是對家裡的伴侶砸東西。

異化這主題存在於本書已檢視的許多矛盾中。在交換價值的支配下,與商品的有感接觸(其使用價值)喪失了,與自然的感官關係被阻斷了。勞動的社會價值和意義在金錢的代表形式中變得模糊了。以民主方式達成集體決定的能力,在孤立的個人利益與國家權力彼此矛盾的理性的永恆交戰中喪失了。社會財富因為流入私人口袋而消失了(製造出一個財富私有、汙穢公有的世界)。價值的直接生產者與他們生產的價值變得疏離。階級的形成使人與人之間出現了不可弭平的鴻溝。分工盛行之下,我們愈來愈難從日趨零碎的部分看到整體。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大肆吹捧為資產階級的最高美德,社會平等和社會正義的希望已告幻滅。資本實現領域中的剝奪式積累(例如,藉由迫遷或在房貸違約時沒收房屋)衍生的積怨已經沸騰。自由變成了宰制,奴役便是自由。//


哈維中國演講系列

最後介紹端傳媒的「哈維中國演講系列」,當中許多概念,哈維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有比較完整、深入的闡述。以下是端傳媒系列報導的摘錄:


哈維在講座中指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的成果和問題都十分巨大。而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都位居世界最前列,在取得了矚目的建設成就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必須正視的問題——如城鄉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等等。

哈維強調,危機是可以在空間轉移的。當資本無法在一個區域實現積累和增殖時,它就要尋找另外一片區域,藉由多種機制來吸納和消化過剩資本。這種通過地理擴張和地理重構,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部危機的動力學機制,被哈維稱作「空間修復」(spatial fix)。哈維認為,今日的中國正在進行這樣的擴張——就像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韓國和台灣。

在哈維看來,今日中國所走的「不過是英國、美國、日本的老路,這是一條可以被稱為『帝國主義』的道路」。不過對哈維來說,「帝國主義」不必然等同於「殖民」,其關鍵在於資本擴張的經濟邏輯。

「空間修復」的動力學機制,將中國的過剩資本和勞動力轉到世界各地,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能夠消化中國過剩產能的空間。哈維提醒聽眾思考:中國這幾年的發展規模,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這種空間修復遭遇極限,又該如何應對由發展主義邏輯導致的危機呢?


哈維總結道:資本運動是一種循環運動──生產、實現、分配、價值增殖,再到生產。這當中的驅動力,在於追逐「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可簡單理解為勞動力生產的總價值扣除工資之後,由資方佔有的部分。)資本力圖將剩餘價值佔為己有,並將其投入到再生產的循環當中,以追求更大的剩餘價值。這種循環運動與其說是個「圓周」,不如說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哈維談到,螺旋上升的形態,是一種不易處理的形態,在英語裏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這樣的短語。哈維指出,資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追逐剩餘價值。但在擴大再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說,資本追求更多產品、更多利潤的天性,需要無限擴大消費市場來滿足。但是,產生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剝削關係,會造成有限需求不足,從而限制消費市場的擴大。這必然導致一種「惡的無限性」。那是一種沒有極限的積累,為了積累的積累。可用的資源是有限的,可生產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但是,資本採取的形式中,有一種形式沒有限度,那就是貨幣。

哈維以城市空間為例說明: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當前的城市化是為了投資者而建設城市,而非為了民眾宜居。人們投資不動產是為了增值,而不是為了居住。因此,全球各地都存在庫存住房難以消化的問題,少數人佔有大量房產,卻又有數不勝數的流浪者無家可歸。

哈維表示,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分析讓大家認識到:問題不在於民眾愚蠢而懶惰,問題在於資本的運動。美國當下的政治困局,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體現。過去三十年內是美國史上第一次,資本積累和增長完全沒有讓勞動者獲益,生產力的增長完全被上等階級拿走。哈維以此解釋特朗普和桑德斯這類非傳統政治家的崛起──資本的動力(dynamics)轉化成了政治壓力。


哈維分享了他對當下流行的數位時代新經濟,如「萬眾創業」與「共享經濟」模式的觀察。在他看來,這些新經濟模式並沒有提供一條脫離「螺旋失控」的出路,反而只是一種新的拜物教(fetishism)形式,它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讓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哈維認為,如今時移世易,嚴格死守馬克思在19世紀提出的結論,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表現,是理論思考的無能。雖然快餐員工與產業工人有非常不同的特徵,但某種意義上說,麥當勞員工已經成為「21世紀的鋼鐵工人」。

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只着眼於生產過程中的剝削與階級鬥爭;但哈維認為,「價值實現」(消費)過程中,也存在着剝削與階級鬥爭。他強調,現在勞資關係的普遍趨勢是:資方在生產過程中有所妥協,可以給勞工開出不低的工資,卻在價值實現過程中進行回收。勞工的消費能力變得日益強大,但他們作為消費者,也正遭到層層的盤剝。因而,我們應該認真考察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的對立與統一,並對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剝削與鬥爭,予以比過去更多關注。

哈維提醒,我們不能抱有幻想,覺得搭乘經濟增長的列車,就可以坐等大同社會的來臨——那是一種非辯證的經濟決定論,也是對馬克思的誤讀。哈維提出,我們當前的部分目標,就是以新的、不同於既存秩序的原則,來改造和重組日常生活,這是諸多政治行動都應該遵循的方向:為探尋一種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奮鬥。

2016年6月28日 星期二

The Real Brexit

28 June 2016 

Euro 2016 day 18: Same old problems, same old England


The real Brexit, finally. (Yes, only England could manage to exit Europe twice in a week.)

I am still a fan of England, though I am not at all surprised they were well beaten by Iceland. (A real fan stands by you in the rainy days, and it rains a lot in England.)

In the world of football,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or so, Italy has its up-and-downs, but it seems to me they almost never lose their class. Even at probably their lowest point in the last World Cup, they were still hard to beat. And it seems Italy always finds a way to regain their top-class status pretty soon.

England is not the same. They have become a mediocre team for so long. The 1990 World Cup is already their best performance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but even then they were not that convincing. The world had high expectation of the so-called golden generation of Beckham, Gerrard, Scholes, Owen and Ferdinand, but they repeatedly failed to rise to the occasion. Well, they were good, but as a team not that good after all, still a class away from the very top.

Iceland is amazing. A country of only 0.33 million people and bankrupt after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they show you what a small nation with heart and vitality can do.

England in the 1990 World Cup

 England in Munich in September 2001, the Golden Gener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