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真正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公平

作者：Paul Bloom

出處：The Atlantic，2015年10月22日

原文：People Don't Actually Want Equality. They want fairness.

 

桑德斯（Bernie Sanders）總是在談經濟不平等的問題，而且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你不必是社會主義者，也會擔心美國貧富之間的鴻溝。政治光譜上位置不一的許多美國人都表示，他們對經濟不平等現象深感不安；許多人表示，他們支持可以促成所得與財富較平等分配的變革。

但哲學家Harry Frankfurt在他剛出版的著作On Inequality中指出，經濟平等本身並無價值。這說法既是道德判斷，也是心理判斷：Frankfurt暗示，如果人們花時間深思，將會明白自己真正在意的並非不平等。

經濟不平等現象有一些不公平的起因，人們看到時可能會感到不安。這是完全合理的反應，因為我們的所得與財富頗大程度上取決於與出身有關的偶然因素，包括父母有多富有、個人的性別和膚色等等。我們也擔心經濟不平等的潛在後果──我們可能認為這會腐蝕民主、增加犯罪，或損害我們的整體幸福。最重要的是，我們擔心貧窮問題──不是擔心有些人比較窮，而是擔心「窮人實在太窮」。

但Frankfurt認為，真正令我們不安的並非不平等本身。他指出，幾乎沒有人會為極富有與非常富有的人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感到不安，即使這種不平等無論在絕對值還是比例上，都很可能超過小康之家與窮人家之間的不平等。他表示，人人赤貧的世界是絕對平等的世界，但幾乎沒有人會喜歡那樣的世界多過我們現在的世界。因此，我們真正重視的不可能是「平等」。

Frankfurt的若干論證相當技術性，但我們不難想像在某些情況下，錯誤地一心追求平等會令世界變得更糟。我特別喜歡的一個例子來自搞笑藝人Louis C.K.，他說他五歲的女兒有次弄壞了一件玩具，結果要求他把她姐姐的一件玩具也弄壞，好讓大家平等。「我照她說的做了。我覺得很難過，但我看到她臉上露出賊笑。」

Frankfurt說人們並不認為經濟平等本身有價值，他真的說對了嗎？很多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靈長類動物學家Frans de Waal筆下這句話概括了許多人的觀點：「羅賓漢是對的。人類最深切的願望是共分財富。」

研究者找到一些支持de Waal觀點的證據：如果你叫一些小孩分東西給陌生人，他們強烈傾向平分，即使在極端情況下也是這樣。心理學家Alex Shaw和Kristina Olson告訴一群六至八歲的小孩，Dan和Mark這兩名男孩打掃了自己的房間，現在要以橡皮擦獎勵他們──但因為共有五塊橡皮擦，所以不可能平分。那些小孩幾乎都向實驗主持人表示，應該丟掉第五塊橡皮擦，以便能平均分配獎品。即使他們可以多給Dan或Mark一塊橡皮擦而另一人不會知道，他們也主張必須平分；因此，他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擔心有人會憤怒或妒忌。

這種情況看來像是反映實驗參與者強烈渴望平等，但其實更可能反映他們渴望公平。他們認為Dan和Mark應該得到相同的獎勵，只是因為兩人做了同樣的事。因此，當Shaw和Olson告訴那些小孩「Dan做的事多過Mark」之後，他們很樂於給Dan三塊橡皮擦、給Mark兩塊。換句話說，他們可以接受不平等，只要不平等是公平的。

我在耶魯大學參與的研究（主持人為當時的研究生Mark Sheskin）顯示，幼兒其實有一種反平等傾向：相對於完全平均分配的情況，他們更喜歡自己可以佔得優勢的分配方式。例如相對於每人可以得到兩份東西，他們寧願自己得一份，其他人則完全沒有。

此一表現與其他心理學家的發現非常一致，也符合許多家長觀察到的情況：分配糖果之類的好東西時，孩子如果分得較少，往往會激烈地吵鬧，但如果自己分得較多，則會很滿意。其他靈長類動物也有類似的表現。例如猴子喜歡黃瓜，得到黃瓜時通常會很高興，但如果牠們看到另一隻猴子得到葡萄（猴子更愛葡萄）而自己卻只能分到黃瓜，牠們會非常憤怒。分到葡萄的猴子則很樂於佔得便宜。

支持人類天生喜歡平等的另一種論點，源自針對小團體的觀察，因為小團體看來確實非常重視平等。在小團體中，財物大致上平均分配，弱者得到照顧，領袖的權力相當有限。情況很像是「佔領華爾街」的團體。

我們很容易認為小團體的表現反映人類天生偏好平等待遇，但曾廣泛研究小團體的人類學家Christopher Boehm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這種平等主義結構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沒有人希望被壓榨勒索。在這種社群中，個體之所以大致平等，是因為人人皆努力確保沒有人能獲得太多權力，以免自己遭宰制。如我在我的上一本書Just Babies中談到，這種團體中有一種無形的平等主義在發揮作用。Boehm寫道：「那些原本必須服從他人的個體夠聰明，懂得聯合起來，形成大型政治聯盟。……因為聯合起來的『部屬』持續把他們當中有主見的領袖型人物打壓下去，平等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怪異的政治等級制度：弱者聯手，積極宰制強者。」

這種分析有助我們解釋為何現今的世界存在如此巨大的權力差異：在現在這種世界裡，弱者要聯合起來宰制強者，難度大得多。如Boehm指出，在一個小社群中，如果有人想成為獨裁者，他會被所有其他人漠視或嘲笑；如果他還搞不清楚狀況，他可能會被痛毆、逐出社群或殺死。但是，在一個成員數以百萬計的社會裡，要這樣對付掌權者會困難得多，因為互動不再是面對面的，而且掌權者有槍有砲還有勞改營。

我們從針對兒童和小團體的研究中看到的，是人類很早便渴望公平，而且特別強烈渴望自己在資源分配中不吃虧。但我們完全找不到人類天生重視平等、認為平等本身有價值的證據。

行為經濟學家Michael Norton和Dan Ariely數年前研究過美國人對財富分配的看法，發現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有多不平等有極大的誤解：他們以為美國底層40%的人占有全國9%的財富，頂層20%的人則占有59%，但正確的數字分別是0.3%和84%。

Norton和Ariely也發現，被問到怎樣的財富分配才算理想時，美國人無論支持哪個政黨，全都認為理想的財富分配應該遠比美國的實際情況（或他們以為的情況）來得平等。Ariely在刊於《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絕大多數美國人偏好一種比瑞典現今情況更平等的財富分配，而瑞典的分配情況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被說成是極左──自由派認為那是一種理想的社會，保守派則把它貶為政府管太多的社會主義保姆國家。」

這些發現很重要，但Frankfurt的分析促使我們思索它們的真正意義。Ariely強調美國人渴望一個遠比現況平等的社會，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實際上並不想要平等。Ariely的研究發現，在被要求創造一個完美的社會時，受訪者選擇的社會是頂層五分之一的人擁有的財富，比底層五分之一的人多三倍。這發現當然未能解答所有問題，但它應促使我們認真思考Frankfurt對人類真正想要什麼的質疑，以及他的以下憂慮：我們太關注相對差異，對公平與否和窮人的苦難卻不夠關心。

（Paul Bloom為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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