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面世：紅隊測試

2016年12月14日

書名：紅隊測試：戰略級團隊與低容錯組織如何靠假想敵修正風險、改善假設？

原文書名：Red Team: How to Succeed by Thinking Like the Enemy

作者：米卡．岑科（Micah Zenko）

出版日期：2016年12月15日

 

本書作者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資深研究員，國家安全方面的專家。本書闡述軍方、國土安全和情報系統以至民間部門的紅隊作業（red teaming），該概念可追溯至中世紀梵蒂岡負責質疑封聖候選人資格的「魔鬼代言人」。紅隊主要由無畏的懷疑者和扮演破壞者的人組成，他們致力加強了解目標機構或潛在對手的意圖、能力和關注事項。紅隊作業手段包括模擬、探查弱點和另類分析，有助競爭環境下的機構辨明弱點、質疑假設，以及在下一次的突擊行動、惡意網路攻擊或企業併購之前，預見潛在的威脅。

本書利用鮮為人知的案例和對各國紅隊精英廣泛深入的訪問，說明從軍事部門到友善駭客，所有群體都可以利用敵方思維取得勝利。

以下書摘說明「紅隊」及「魔鬼代言人」這兩個詞的起源：

我們所認識的紅隊作業，是美國軍方研擬、改良並整理成系統的，而這絕非偶然：如果說有個組織可以受惠於紅隊作業所能提供的反省和反直覺思考，那一定是軍方。以人命、金錢和政治資本的潛在損失衡量，軍事決策攸關巨大的代價。美國的軍事決策包括決定如何分配巨額的年度國防預算（2016財政年度國防經費約為5,340億美元，而現役部隊有130萬人，國民警衛隊和後備軍人超過82.6萬人）；規劃和執行軍事行動（可能危及現役軍人的性命）；以及辨明未能達到原定目標的軍事計畫，作出必要的修正。因為美國軍方的許多策略、計畫和日常作業有非常重大的影響，軍方有巨大的壓力去想清楚、質疑和檢驗每一個重要決定。

如本書稍早所述，「魔鬼代言人」的概念可追溯至中世紀的梵蒂岡。不過，據我們所能確定的資料，「紅隊」一詞源自冷戰時期的美國軍方。此詞可追溯至1960年代，源自賽局理論在作戰模擬中的應用，以及蘭德公司研發、美國國防部的「神童」（嘲笑那些超聰明政策分析師的貶義詞）用來評估戰略決定的模擬技術。紅隊的「紅」是蘇聯的代表色，也泛指對手或敵人。

當然，遠在「紅隊」這名稱確立之前，美國軍方已經在使用紅隊作業。不過，紅隊作業這概念顯然是在冷戰時期發展成熟、卓然自立的。專欄作家狄克森（George Dixon）1963年5月寫了一篇文章，闡述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如果利用一支藍隊和一支紅隊，協助評估價值65億美元的實驗型戰術戰鬥機（TFX aircraft）合約該給哪一家公司。狄克森生動地描述道：「國防部正在上演一場古怪的競賽，它是從結局倒過來玩的。」藍隊扮演獲得合約的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紅隊則負責提出波音公司才應該獲得合約的理由。狄克森寫道：「麥納馬拉想必熟悉古典文學：他把紅隊人員稱為『魔鬼代言人』。」（本書第二章）

在羅馬天主教歷史上，這個職位的正式頭銜是「助信者」（拉丁文為Promotor Fidei，英文為Promoter of the Faith）。不過，教會和外人常用的說法是「魔鬼代言人」或「魔鬼辯護士」（拉丁文為Advocatus Diaboli，英文為Devil’s Advocate）。如今魔鬼代言人泛指對某些事物持懷疑態度的人，或只是為促進辯論而故意唱反調的人。根據此詞比較靈活的用法，駁斥學生的假設、藉此引起討論的教授，試圖預測對方律師論點的出庭律師，又或者只是想法古怪的人，全都可以稱為魔鬼代言人。但是，在天主教會中，魔鬼代言人一職出現時，是有明確職責的，那便是質疑封聖候選人傳說中的美德和奇跡。

天主教在它的頭一千年裡，封聖程序相對隨意，而且分權給地方教會。地方教會可以根據當地民意冊封聖人，而它們也熱心地冊封了許多聖人，包括殉教者、大力宣揚基督信仰的人，甚至是一些只是特別虔誠的教徒。結果是地方教會冊封的聖人暴增。

西元五世紀，為了令封聖程序變得比較嚴謹，主教開始要求封聖候選人必須有書面簡歷，記錄候選人的生平、美德和奇跡。但是，這些簡歷主要是根據地方的傳聞寫成，沒有經過認真的考究和查證。直到西元九世紀，如一名學者描述，封聖程序「基本上仍是在地社群的自發行動，一如二世紀時的情況。」梵蒂岡當局認為，允許一時的地方民意決定誰能獲封為聖人，正逐漸威脅到教會的中央權威。

到了13世紀，教宗致力直接控制封聖程序，以求鞏固梵蒂岡的權力，並保護聖人地位的神聖性和正當性。西元1234年，教宗格里高利九世（最著名的事跡為建立宗教裁判所對付所謂的異端者）宣佈教宗對封聖程序的各方面掌有「絕對權力」。經過隨後的改革，教廷確立了封聖的正式框架、標準和程序，並把相關權力集中在禮儀聖會（Sacred Congregation of Rites）。禮儀聖會是樞機主教組成的教廷委員會，負責監督和審查所有封聖案件。在這過程中，「魔鬼代言人」誕生了。

教廷當局引進魔鬼代言人一職，是要這個人從事獨立調查工作，並專門提出異議。魔鬼代言人的職責，包括逐點駁斥支持候選人封聖的證據，並以書面報告概括所有的不利證據。在可能長達數十年的封聖審核過程中，正反面資料都提供給禮儀聖會，最終由教宗作最後決定。也就是說，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向所有人表明，必須引進魔鬼代言人一職，由某位有見識的內部人士出任，授權他站到教會之外，客觀地評估每一名封聖候選人。

隨後多個世紀，這些改革有效控制了封聖程序。1781年，蘇格蘭醫師暨作家摩爾（John Moore）記錄了他到梵蒂岡觀光時看到的簡短封聖辯論：「辯論像一場訴訟。他們假定魔鬼希望阻止人類獲封為聖人。為了彰顯正義、照顧撒旦的應有權利，教廷請一個人負責質疑封聖候選人的資格，這個人因此被稱為『魔鬼代言人』。他質疑封聖候選人及其屍骸據稱產生的奇跡，盡力對候選人言行聖潔的證據提出大量異議。駁斥這些苛責，則是候選人辯護士的責任。」

假以時日，魔鬼代言人不再只是一個正式的教會職位，人們用它泛指好辯的人。而不久之後，梵蒂岡最高領袖決定，魔鬼代言人一職已完成它的使命。1983年，為了簡化封聖程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出宗座憲令（Apostolic Constitution），把封聖需要的奇跡從四個降至兩個，並且撤掉魔鬼代言人這個職位。這些改革的目的，是藉由簡化封聖程序、加快其速度並大大降低過程中的對抗程度，培養一種較為合作的精神。此後約二十年間，若望保祿二世共做了1,338次宣福（beatification）和482次封聖，次數超過之前近兩千年共263位教宗的總和。在降低封聖要求和撤銷獨立異議者一職之後，梵蒂岡變成了某些人所講的「聖人工廠」。因為數量大幅增加，聖人受到崇敬愈來愈少；一名批評者便說：「通膨導致貶值。」因為撤銷了魔鬼代言人這種有數百年歷史的制度上的制衡，封聖程序和結果的健全性均顯著受損。但是，儘管梵蒂岡取消了魔鬼代言人一職，我們不應忘記這項13世紀發明的持久價值。

魔鬼代言人一職，是歷史上「紅隊作業」的首次正式和常規應用。但是，美國軍方要到冷戰時期才首度正式提到紅隊作業，而這種作業要到2000年代才標準化。現在人們所理解的紅隊作業，是一種結構化的程序，以模擬、探查弱點和另類分析為手段，致力加強了解目標機構或潛在對手的意圖、能力和關注事項。雖然紅隊作業隨後在許多不同類型的領域獲採用，並因應各種需求調整應用，人們對它的探索遠遠不足，而許多組織的紅隊作業應用也嚴重不足，包括企業決策層、軍方指揮部、網路安全公司，以及面臨威脅、複雜決策和策略意外的許多其他組織。藉由利用紅隊作業，組織可以得到有關自身做事方式的另類新觀點，有助組織釐清和檢驗未言明的假設，辨明盲點，並且可能改善組織的表現。（本書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