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彭明輝先生〈社會變革的起點〉一文多次提到史迪格里茲，令我想起曾譯過他闡述不平等問題的系列文章，以下轉貼一篇，供有興趣的讀者看看。
原文標題為 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刊於《浮華世界》（Vanity Fair）2011年5月號。
擺在眼前的事實，假裝它並未發生是沒有用的。美國頂層1％的人，如今每年拿走全國近四分之一的所得。如果看財富而非所得，頂層1％控制了全美40％的財富。他們近數十年大大走運。25年前，上述兩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對於這種變化，我們或許可以讚揚頂層人士的機智和幹勁（帶給他們好財運），並宣稱水漲船高，低下階層也在這過程中受惠。但是，這種說法是誤導的。美國頂層1％的所得最近10年增加18％，但中間階層的所得實際上下跌了。只有高中學歷的美國男性境況特別差，他們的所得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便萎縮12％。最近數十年的經濟成長成果全都落入頂層的口袋，而且他們還額外多佔了一些。以所得平等程度而言，美國落後於小布希總統喜歡嘲笑的所有僵化老歐洲國家。情況和我們最接近的是以寡頭壟斷著稱的俄羅斯，以及伊朗。拉丁美洲以前嚴重不平等的一些國家，例如巴西，近年在改善窮人境況和縮窄所得差距方面相當成功，而同期美國卻坐視不平等惡化。
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就曾嘗試替19世紀中期巨大的不平等辯解──當時的不平等跟美國目前的情況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提出的辯解被稱為「邊際生產力理論」。簡而言之，這理論認為高所得與高所得人士的較高生產力有關，也與他們對社會的較大貢獻有關。富裕階層一直很愛這理論，但支持該理論的證據至今仍然薄弱。近三年來的經濟衰退，企業管理層有顯著的責任；他們對社會和他們的公司的貢獻是巨大的負數，但仍然領到了豐厚的薪酬和獎金。有些公司因為覺得把這種獎勵稱為「績效獎金」實在太尷尬，因此被迫改稱「留才獎金」（儘管它們留住的只有惡劣的績效）。那些大力推動金融創新的人差點毀了全球經濟，但在這過程中暴得巨富；相對之下，對社會有重大正面貢獻的人，從基因研究先驅到資訊時代的開創者，得到的獎勵少得可憐。
有些人看到所得不平等的情況之後會聳聳肩：這個人多拿一點、那個人少拿一些，那又如何呢？他們認為真正重要的，不是經濟大餅怎麼分，而是餅有多大。這種觀念有根本的錯誤。如果多數民眾的境況一年差過一年，這種經濟體（也就是美國當前的情況）長期而言不大可能有好表現。之所以如此，有幾個原因。
首先，不平等加劇反映了另一種現象：機會減少。機會平等受損，必然意味著我們未能人盡其才，浪費了若干最寶貴的資產（也就是人才）。第二，導致不平等的許多扭曲狀況（例如與壟斷勢力有關的情況，以及照顧特殊利益集團的租稅優惠），會損害經濟效率。這種新的不平等製造出新的扭曲狀況，進一步損害經濟效率。舉一個例子：我們才幹出眾的年輕人有太多因為被異常豐厚的薪酬吸引而加入金融業，而他們本來可以從事其他領域更有意義的工作，提升我們的經濟生產力，並使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加強健。
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現代經濟體需要「集體行動」，也就是需要政府投資在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上。美國以至全球均大大受惠於政府資助的研究，這些研究衍生網際網路，並改善了公共衛生。但是，美國早已因為基礎設施（想想我們的高速公路和橋樑、鐵路和機場的狀況）、基礎研究和所有層級的教育投資不足而受害，而且這些投資未來還將進一步縮減。
我們對這些情況全都不應感到意外，因為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時，自然會發生這些事。財富越是集中在有錢人手上，他們越是不願意花錢滿足公眾的需求。有錢人不必仰賴政府提供公園、教育、醫療或保護人身安全，他們花錢就能替自己買到這些東西。在這過程中，他們與一般人愈來愈疏離，最終會喪失他們可能有過的同理心。他們也擔心出現強勢政府，擔心政府可能運用其權力糾正過度的不平等，拿走有錢人的部分財富並投資在公益上。頂層1％可能會抱怨美國現在這樣的政府，但他們其實就是喜歡這種政府：因為囿於政治僵局，無法推動有力的再分配政策；因為太分裂，除了減稅，做不了任何事。
對於如何充分解釋美國不平等加劇的問題，經濟學家沒有確定的答案。一般的供給和需求因素無疑產生了一定的作用：節省勞力的技術令許多中產藍領「好」工作顯著減少。全球化創造出一個全球市場，令美國的高薪非技術勞工面對海外低薪非技術勞工的競爭。社會變遷也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工會勢力大幅衰退，從原本代表美國三分之一的勞工降至現在的12％左右。
但是，我們的社會如此不平等，一大原因在於頂層1％希望它是這樣。稅收政策是最明顯的例子。有錢人的一大部分所得來自資本利得，而降低資本利得稅率使美國有錢人享有近乎搭便車的特權。壟斷和接近壟斷向來是經濟勢力的來源，從上世紀初的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到世紀末的比爾．蓋茲皆如此。反壟斷法執行鬆懈，尤其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對頂層1％是天賜的禮物。現在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心人操縱金融體系，而這又是因為金融業收買政客，指使他們按照業者的意願修改金融法規──這是金融業歷來的最佳投資之一。政府以接近零的利率放款給金融機構，並在它們走投無路時，以非常寬鬆的條件慷慨提供資金拯救它們。監理機關則對金融業者運作不透明和種種利益衝突視若無睹。
頂層1％控制的財富比例，會使人想把這個國家不平等加劇的情況視為一種典型的美國成就：我們起初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但不平等程度如今已達世界頂級水準。而且未來多年我們的成就看來還將擴大，因為促成它的因素會自我加強。財富產生權力，權力產生更多財富。在1980年代的存貸醜聞期間（這醜聞的規模以今天的標準而言是小得異常），國會一個委員會問銀行業者基廷（Charles Keating），他花150萬美元在數名重要的民選官員身上，是否真的能替他買到影響力。基廷回答：「我當然希望能買到。」最高法院在最近聯合公民案（Citizens United）的判決中，取消對團體競選捐款的限制，形同擁護企業收買政府的權利。個人與政治如今完全契合。幾乎所有美國參議員和多數眾議員上任時都是頂層1％的成員；他們靠頂層1％的錢保住議席，而且知道如果自己服侍好頂層1％，離任時將獲得頂層1％的獎賞。貿易和經濟政策的主要行政決策者，基本上也是來自頂層1％。我們因此不應對製藥業者獲得1兆美元的大禮（藉由立法禁止政府這個最大的藥物買家與藥廠議價達致）感到奇怪。稅收法案如果沒有替有錢人大幅減稅就不可能在國會通過，這種事也不應使我們感到驚訝。考慮到頂層1％的勢力，這正是這個體系的正常運作情況。
美國的不平等在我們想像得到的每一方面扭曲我們的社會。首先，大量證據顯示，民眾的生活方式受到影響：在頂層1％以外的民眾中，入不敷出是愈來愈普遍的現象。經濟效益下滲或許有如神話，但行為方式下滲卻真實不虛。不平等大大扭曲了我們的外交政策。頂層1％極少從軍──事實是我們的「全志願」軍隊支付的薪酬，不足以吸引頂層1％的子女，而愛國是有限度的。此外，美國開戰時，富裕階層也不會受加稅所苦，因為國家可以舉債支應所有軍費。外交政策必然是力求國家利益與國家資源之間的平衡。頂層1％掌權，而且不必承受代價，平衡和克制的觀念自然被拋諸腦後。國家可以無限冒險；企業和承包商只會因此得益。經濟全球化的規則也明顯偏向嘉惠有錢人：這些規則鼓勵各國競相爭取企業投資，因此壓低了企業稅、削弱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保護，並損害勞工權利，包括集體談判權（這些權利以前獲視為「核心」勞工權利）。想像一下，如果這些規則偏向鼓勵各國競相爭取勞工，世界會是怎樣。政府將競相提供經濟保障，降低一般受薪者的稅負，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乾淨的環境；也就是提供勞工在乎的東西。但頂層1％不必關心這些東西。
準確點講，是他們以為自己不必關心這些東西。頂層1％對我們社會最大的損害，可能是腐蝕我們的認同感；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群意識對我們的認同感至關緊要。美國向來以社會公平、人人有平等的成功機會而自豪，但統計數據顯示我們的社會其實不是很公平：在美國，窮人以至中產家庭的小孩晉身社會上層的機會不如許多歐洲國家。現實環境處處對他們不利。體制不公、苦無機會的民眾感受，是中東各地反政府怒火的燃料，食物價格高漲、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則是火種。美國青年失業率約達20％（某些地方和某些社群的數字比這高一倍）；希望全職工作的美國人當中，每六人有一人找不到全職工作；每七個美國人便有一個仰賴食物券（受「糧食不安全」所苦的美國人也大概是這數目）。這一切足以證明，某些人吹噓的經濟效益下滲管道（從頂層1％流向大眾）被某些東西堵住了。許多人因此對社會產生疏離感是可預料的：20-29歲的選民上次選舉的投票率只有21％，與他們的失業率相若。
最近幾週，我們看到在一些高壓國家，數以百萬計的人上街抗議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埃及和突尼西亞的政府遭推翻。利比亞、葉門和巴林也爆發民眾抗爭。區內其他國家的統治家族在他們開著冷氣的豪宅裡緊張地關注局勢：「我們會是下一個嗎？」他們確實應該擔心。在這些國家，極少數人（不到人口的1％）控制了多數財富，而財富在這些地方大致等同權力；根深蒂固的各種貪腐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富裕階層經常積極阻撓可以改善大眾生活的政策。
我們看著街上的民眾怒火時，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這種情況何時出現在美國？我們自己的國家在許多重要方面，已經變得像遠方某個動盪的地方。
托克維爾曾表示，他看到美國社會特有的一種天才，主要就是美國人能「正確理解自利」。「正確理解」是關鍵詞。人人都懂狹隘的自利：我現在就要得到好處！「正確理解」的自利則不同：一個人最終要得到幸福，必須關注所有其他人的自利，也就是關注社會的共同福祉。托克維爾並不是暗示這種觀念如何高尚或充滿理想色彩；事實上，他所暗示的恰恰相反。這是美國人務實的標記。那些精明的美國人明白一個基本事實：替別人著想不但對心靈有益，對生意也有益。
頂層1％住最好的房子、受最好的教育、看最好的醫生、過最好的生活，但金錢似乎沒有替他們買到一樣東西：認識到他們的命運與99％的人過怎樣的日子息息相關。縱觀歷史，頂層1％最終確實會明白這道理，可惜為時已晚。
延伸閱讀：史迪格里茲刊於《浮華世界》的另一篇文章 The 1 Percent’s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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