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後語另譯

2014年12月27日

張五常這篇文章刊出時，正是我剛開始當自由譯者的時候。那時我還沒接到什麼工作，百無聊賴，看到老先生的譯文，讀起來覺得不順，便手癢也譯了一次（下文中的「許譯」）。

張五常：長眠的闡釋——高斯的後語會進入歷史嗎？

2008 年 9 月 16 日

高斯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研討會議」今年七月十八日終結時，作了簡短的後語。事前他花了十分鐘寫了一點初稿，但講時沒用上，只是毫無準備地說了一些話。這些話感人，聽者流淚，站起來鼓掌兩三分鐘，而高斯自己也熱淚盈眶。王石當時在場，事後給我一個短信，說：「切身感受高斯老教授對中國的真誠關懷。」

有憑有據

這個沒有文稿的後語按錄音翻出來了，高斯說要修改一番才發表。但這一次—只這一次—我不尊重他老人家，一意孤行地在這裡刊登原文。理由有二。其一是他將會修改過的不是現場有感而發的話。其二是因為有感而發，這後語有機會打進將來中國的經濟歷史去。這裡先發表，過後我會放進自己的結集中，檔案明確，有憑有據，將來寫中國歷史的要怎樣取捨是他們的選擇。

下面先刊英語原文，前思後想，認為要補加翻譯。難譯 ，是由我翻的，其中「長眠」（long sleep）一詞如何闡釋有爭議。不便問高斯，但按上文下理讀者或可解通。全文如下（是錄音翻出的沒有文稿的講話，文字上這裡那裡有點沙石）：

1. Although I knew that I would have to say something at the end of the conference, I am nonetheless taken by surprise when I had to do it and I am not sure I know what I am going to say. Which puts me in the same position you are in, you don't know what I am going to say.

張譯：「雖然我知道在這會議終結時我要說一些話，事到臨頭我卻驚訝於自己一定要說，而又不能肯定要說些什麼。這就把我放在你們的位置上：你們不知道我將會說些什麼。

許譯：「雖然我知道，這會議結束時我得說一些話，但事到臨頭，沒想到自己都不肯定要說些什麼。這令我變得跟你們一樣：你們也不知道我將說些什麼。

2. This conference has clearly been a great success. I wanted this conference to take place because what happened in China was a great surprise to me. If you are surprised at what happens, it mean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and I don't understand it. And I thought we should have a conference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vents in China could speak as against having people who didn't take part in the events and whose opinions weren't always very reliable. So we tried to get businessm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cademics who had been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to speak to us.

張譯：「這個研討會議取得巨大的成功是清楚的。我要這個會議出現，因為中國發生了的事給我很大的驚奇。如果你對發生的事感到驚奇，是說你不明白。我不明白。於是想，我們應該有一個研討會議，讓參與過中國發展的人說話，這會比那些沒有參與過的人的見解來得可靠。我們於是嘗試找那些參與過中國經濟改革的商人、幹部與學者來對我們說。

許譯：「這個研討會顯然非常成功。我要召開這個會議，是因為中國的發展令我驚奇萬分。如果你對所發生的事感到驚奇，那就是說你並不明白這一切，而我確實不明白。於是我想，我們應該開一個研討會，請參與過中國發展的人來講話，他們的見解要比那些沒有參與過的人來得可靠。我們於是嘗試找那些參與過中國經濟改革的商人、幹部與學者來跟大家演講。

3. I must say I had belief in China's future for a long time. As a young boy I read Marco Polo, and just as he was amazed at what he found, so was I, and I felt here is a country with great potential but somehow didn't achieve it. And it was a puzzle to me as to why didn't achieve it and I was very surprised when, in the period after 1978 it seemed it was going to achieve its potential. And what I heard in this conference has confirmed this view. I now have a feeling that the events which were set in motion in 1978 will be a great success.

張譯：「必須說的是我相信中國的前途有很久的時日了。作孩子時我讀馬哥孛羅，正如他吃驚於所遇，我也是，而我當時覺得那是個潛力龐大的國家，不知為什麼沒有發揮出來。對我來說，不能發揮這潛力是一個謎，而使我震驚的，是一九七八之後的跡象顯示，這潛力彷彿開始體現了。這個會議我聽到的，證實著這個觀點。現在我有這樣的感受：一九七八啟動了的發展，將會是個偉大成就。

許譯：「必須告訴大家的是，很久以前，我就已經相信中國會有前途。小時候我讀馬哥孛羅時，和他一樣對他的見聞嘆為觀止。當時我就覺得，那是個潛力巨大的國家，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發揮出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謎。令我非常訝異的是，一九七八年之後的跡象顯示，中國看來要實現自身的潛力了。各位在這會議上所說的，證實了此一觀點。我現在覺得，一九七八年所啟動的發展，將會取得偉大的成就。

4. However, human beings have a great capacity for messing things up.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when I describe what happened in my life. When I was born in 1910,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s been absorbed in Europe. The social system seemed stable. And what happened when I was four the Great War opened. It was a stupid war. It achieved nothing worthwhile, in fact it did harm, and millions of men were killed. People lost faith in the social system and then communism came in. It was absolute disaster and it destroyed changes in attitude in people and resulted in a world a good deal worse than it was when I was born.

張譯：「然而，人類有很大的能耐，可以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告訴你我一生遇到的，你會明白。一九一○年我誕生的時候，歐洲正在神往於工業革命。社會的制度看來是穩定的。但四歲時，世界大戰爆發了。是一場愚蠢的戰爭。爭取到的毫無價值，事實上造成損害，百萬計的人死了。人們對社會的制度失卻了信心，共產制度於是來臨。絕對是大災難，這制度毀滅了人們的態度轉變，效果是世界變得比我出生時壞很多。

許譯：「然而，人類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的本事也很大。聽我講完我的人生經歷，你就會明白。一九一○年我出生的時候，歐洲正盛行工業革命，社會制度看來是穩定的。但到我四歲時，世界大戰爆發了。那是一場愚蠢的戰爭，毫無成就而且禍害人間，殺害了數以百萬計的人。人們對社會制度失卻了信心，共產主義趁勢冒起。這絕對是大災難，它毀滅了人們態度上的轉變，結果令世界變得比我出生時壞很多。

5. Now if you think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at is, we have a situation in which everything seems be going along well, that's what I'd learnt from this conference. When I wrote the forward to Steven Cheung's book of English articles, I said that 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that I truly believe. Well, will we actually achieve this desirable result? Well of course I will never know although you will. All I can do is to say that our discussions carried out will make it possible. But to make it possible as we know is not enough. The political regime has to carry out its actions. Whether it will or not, I don't know. All I can do is to hope it will and to wish you well in the next hundred years. And I can now thank you…thank you.

張譯：「現在你們想想目前的情況，那就是我們面對的情況，看來進展得好，而這是我在這次會議中學得的。當我為張五常的英語論文結集寫前言時，我說中國的奮鬥是世界的奮鬥。這一點我是深信的。但我們真的會爭取到良好合意的效果嗎？這問題的答案我永遠不知道，但你們是會知道的。我能做的只是說，我們的研討增加了這合意效果的可能。然而，我們知道增加這可能不足夠。政治系統要以行動帶來實踐。是成是敗我不知道，我只能希望這系統會履行，也希望今後百年你們萬事如意。現在我可以感謝你們……感謝你們。

許譯：「現在你們想想目前的情況，一切看來都運作良好，這是我從這次會議得到的印象。我為張五常的英語論文結集寫前言時，我說中國的奮鬥是世界的奮鬥，我深信這一點。但我們真的能達到滿意的結果嗎？我是沒辦法知道答案了，不過你們是會知道的。我只能說，我們的研討提高了成功的可能，但光是這樣是不夠的。政治系統必須坐言起行。這能否實現我不知道，對此我只能寄予希望，同時祝你們今後百年萬事如意。現在我可以感謝大家了……感謝你們。

6. What you are going to do, as I am sure you are, is to bring about desirable results. And I would think of you now, becaus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do much thinking in that long sleep which I am going to have. But it makes me happy to think that you will, as is shown by what you said in this conference, make the efforts. That makes me happy and I thank you.

張譯：「你們將會做的，我肯定你們會做的，是要帶來良好的合意效果。現在我會想著你們，因為在我將要有的長眠中多想什麼不容易。但當我想到你們將會盡力而為——會議中你們這樣表達過——我高興。你們使我高興，我感謝你們。」

許譯：「你們將會做的，就是促成中國的發展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我肯定你們會這麼做。現在我會想著你們，因為我將要進入長眠，到時要多想什麼可不容易。你們在會議上的發言告訴我，你們將會盡力而為，一想到這我就很高興。真的很高興，感謝你們。」

[許註：第五段高斯說：Well, will we actually achieve this desirable result? Well of course I will never know although you will. 意思顯然是說自己年紀大了，看不到中國發展最終是否能有令人滿意的結果，而在座各位還年輕，是會看得到的。由此看來，最後一段的long sleep應該是指離開人世、永遠的長眠。]

感人後語

朋友，人非草木，你哭了嗎？有點爭議的，是高斯在最後說自己將要長眠，有兩個解法。其一是會議開了五天，他累了，要好好地睡一長覺。其二是他近九十八歲了，快要離開人世，永遠地長眠去也。哪個解法才對呢？我知道答案，不說，讀者自己闡釋吧。

高斯的思想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我說過多次了。他對中國的真誠關懷我知道了四十年——他當年千叮萬囑要我回到香港去給中國的同胞解釋經濟制度的運作。今天所見，神州未富先驕，為爭取自己利益而不顧大局的人那麼多，效與願違的政策層出不窮，高斯的希望能得到實踐的機會不大。但如果他的希望真能體現，我認為上述的感人後語會在將來的中國歷史上佔有一個可愛的註腳。

Translating Sharing

2014年12月20日

任職通訊社期間，我曾擔任培訓編輯兩年，負責新譯者的培訓和翻譯品質控管工作。期間除了繼續撰寫In Plain Words、以淺白的語言解釋財經概念外，主要工作之一是撰寫Translating Sharing，選擇有問題的工作實例，提出建議譯法並加以解釋。前後共寫了43篇，最後一篇發表於2006年4月10日。

以下選錄兩例，分別取自第39篇和第36篇，留個紀念。

例1： Callable CDS on CB

2005/11/9 RTRS - ANALYSIS-Asia's equity boom fuels convertible CDS market

A callable CDS premium could cost anywhere from 15 to 25 basis points more than non-callable CDS for actively traded Indian convertible bonds, traders said. The non-callable CDS for insurance on these names cost in the 60-120 bps range.

建議譯法：就印度的可轉債而言，可贖回信用違約交換合約（CDS）的成本較不可贖回的CDS高出15-25基點，後者的成本在60-120基點之間。

解釋：上述金融工具全名為callable credit default swaps on convertible bonds。CDS是credit default swaps的縮寫，中文稱為信用違約交換合約，是一種信用衍生工具（credit derivative）。債權人買入CDS，相當於為債務人違約（即未能付息還本）買了保險。果真發生違約時，CDS的賣方必須賠償債權人的損失，這是其收取CDS權利金（premium）所承擔的責任。除了CDS，還有信用衍生工具是針對債券收益率與公債間的利差突然拉闊的風險而設的。

可轉換債券是允許債權人將債權按事先約定的條件轉換成股權的公司債。這種債券（簡稱CB，港稱可換股債券）是結合股票選擇權及債券的企業融資工具，兼有股本（equity）及債務（debt）的元素。可轉債的投資人除享有債券帶來的較高程度本金保障外（發行人的信貸質素越佳，本金保障越高），也能在公司股票升值時從中獲益，可說是兼享債券及股票投資之好處，但代價是債券利息顯著低於一般公司債。

CDS on CB是為可轉債提供違約保險的金融工具。上文提到印度的可轉債CDS成本在60-120基點之間，意思是為印度可轉債購買違約保險的費用（每年）是受保債券面額的0.6-1.2%，即若為面值1億元的可轉債買入CDS，每年費用是60-120萬元。

可轉債CDS一般是不可撤銷的（non-callable）合約。這種CDS提供的違約保險覆蓋可轉債到期前的整段時間，即使持有人在債券到期前將債券轉換成股票，亦須繼續支付CDS的費用，直至該債券的原定到期日為止。而可贖回的（callable）可轉債CDS，則給予債券持有人在將債券轉換成股票後，終止CDS合約的權利。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得到這種權利的代價就是付出更多的權利金，在印度的情況是多付15-25基點的保險費。

例2：Sterilisation

2005/9/7 RTRS - More yuan flexibility needed - Cleveland Fed study

Sterilization occurs when the authorities drain liquidity from the domestic money market, often by selling bonds, to offset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rrency purchases on the money supply.

原譯：沖銷操作是央行採用的一種穩定市場的做法，當一國當局為抵銷外幣購入對國內貨幣供應的影響時，往往採用賣債券的方式讓國內貨幣市場失去流動性。

建議譯法：沖銷操作是央行穩定市場的一種做法，當局透過賣出債券等方式，從國內貨幣市場收走一些流動資金，藉此抵銷購入外幣對本國貨幣供應的影響。

解釋：Phrasebox有兩筆有關sterilise的資料，分別是沖銷先前干預釋出的資金，以及特指日本情況的央行干預匯市後再到貨幣市場吸收（沖銷）先前釋出的日圓過剩資金。Sterilisation的概念其實並不複雜： 政府當局為保持本幣幣值穩定（亞洲的情況通常是政府致力抑制本幣升值以保護出口競爭力），會積極消化市場上的外幣賣盤（即當局會買入外幣、賣出本幣），這等同向市場投放了大量的本幣，本國貨幣供應大增，可能導致信貸過度擴張、經濟過熱以及通貨過度膨脹。為避免這種惡果出現，當局即藉旨在「消毒」（sterilise）的沖銷操作，從國內的貨幣市場抽走過剩的資金。

沖銷操作透過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進行。央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主要旨在控制貨幣供給以配合當下的貨幣政策。當央行認為貨幣供給過緊時，可藉由公開市場操作釋出資金，反則會回籠資金以免市場上資金過度浮濫。公開市場操作主要是透過買賣短期政府債券進行（央行向商業銀行發行票據或存單，性質等同發行短期公債），買賣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單純的買入或賣出（outright purchase or sale，買斷或賣斷）；二是回購交易（repo or reverse repo，附買回操作）。在中國，央行進行正回購交易是回籠貨幣的操作，指央行以政府債券為抵押向商業銀行借入資金；逆回購則相反，是央行接受債券為抵押向商業銀行借出資金，是釋出貨幣的操作。

中國的問題是，因外貿順差龐大、外商直接投資（FDI）相當活躍，加上近年押注人民幣升值的熱錢大量湧入，人行為維持人民幣緊釘美元的匯率制度，不斷大量買入外幣，賣出人民幣。為了回籠市場上過剩的人民幣資金，人行只好進行大規模的沖銷操作。賣出債券是回籠資金的一個方式，其目的不是要令貨幣市場失去流動性，只是要防止貨幣市場資金度過浮濫而已。

怎樣才算是好中文

2014年12月14日

近日翻譯工作遇到一點小挫折，促使我思考兩個問題：

一、怎樣才算是好中文？

二、譯者形成自身的文字品味和行文本色之後，若與語言文字的市場潮流格格不入，是否很容易遭淘汰？

第一個問題我其實沒有能力深入探討，因此只能基於自身經驗，拉雜閒談。我的中學和大學是在香港讀的，高中讀理科，大學主修會計，雖然也愛看閒書（看得最多的是金庸武俠小說，到高中時每一部至少都看過三次以上；我認為金庸小說的文字非常好），但從來不算是熱愛文學的文青，對語言文字沒有什麼研究，也從未在學校學過翻譯。我的翻譯能力，是進入通訊社做新聞編譯之後，從實際工作中鍛鍊出來的。當自由譯者之後，我也從來沒譯過文學作品，譯書以實用和說理性質的財經類著作為主。

因此，咬文嚼字固非我所長，評論文字之好壞更超乎我的能力。但是，讀了那麼多年書，加上從事文字工作多年，我當然也養成了自身的文字品味，也形成了自己的行文本色。籠統而言，我喜歡平實、簡潔、明晰的中文，認為中文應該有中文的模樣，討厭生硬、機械、標新立異的翻譯腔；相對於中國流行的現代漢語，我顯然是「偏古典派」。

我的中文能力遠遠不足以寫出通達的文言或「類文言」，但或許因為我追求較正統的中文，行文偏向文言多於口語。例子之一，是我不時會用「此」、「即」、「如」、「若」、「或」、「皆」、「均」等單字，因為我覺得它們都是非常好用、簡潔明瞭的書面語。可是我這種行文習慣，在某些編輯看來，便顯得太古板、與時代脫節了。

當然，我知道文字工作必須考慮讀者／受眾，用古雅中文去寫「都市輕小說」確實不倫不類。而如果編輯認為其出版物的讀者以年輕人、品味洋化的都市人為主，他們也很可能不接受與時代氣息不合的中文。

討論語言文字時，不時有人提出一種「與時俱進論」，認為語言文字隨時代改變，存在即合理，認真計較現代人行文機械粗劣或不合正統是食古不化，會「損害自己欣賞不同事物的能力」。我是反對此論的。我認為語言文字的演變絕非「存在即合理」，而是可以講道理、論品味、辨好壞的。日前我讀到年輕有為的沈旭暉教授文中有此一句：「對大學生像小學生那樣點名，幾乎不具備可操作性……」，便忍不住搖頭嘆息。這種文字很能迎合大陸人的品味，但是好中文嗎？為什麼他不寫「對大學生像小學生那樣點名，基本上不可行……」呢？以中文而言，歷史上文言已發展至非常成熟的狀態，但如今已無法成為庶民通用的中文；現代白話文之歷史僅百年左右，發展過程中問題重重，西化的病態似是愈來愈嚴重，此所以我一再推薦余光中〈怎樣改進英式中文？──論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一文。

余光中該文寫於1987年，但我是近年才讀到的。近十多年來，我在中文方面大概是受陳雲先生影響最多。他論中文的三本著作（中文解毒、執正中文、中文起義）對我有很多啟發，書中收錄的一些文章在香港的報紙文化版刊出時，我已第一時間拜讀，常常讚嘆不已。容我引述幾段： 

自從國人脫離惜墨如金的中文修辭紀律之後，中文也要面對文字通脹之弊。一兩個字講完的，今日要一大串字。本土語言的精簡表達方式，換了迂迴曲折的洋化詞彙及共產中文。特別是近代中國人被西洋科學及官僚管理迷惑，中國的革命痞子又鏟除文化貴族之後，官僚語言、偽科學語言成為最高級的官方語言方式。然而，西洋的文化貴族仍在，清雅語言方式仍在，於是與國際接軌之後，中文便成為次級語言。文化自殘、自我殖民，是自我奴役的最深刻方式。

文字通脹之下，愈窮愈見鬼。以前，無隔宿之糧，謂之「家貧」；今日，月入四千七，就是「家裡的經濟條件不好」。往昔，連白無常都惜墨如金，高帽上只寫「一見發財」；如今的陰間阿sir，要寫「每次見面都會為你帶來經濟狀況改善的機會」。難怪地府率先通脹，冥鈔都以億元起算。

──陳雲：通脹 (香港文字學系列．十)

港式的程式中文是怎樣煉成的？首先是以新造的合成詞彙來削弱既有的自然語彙，鈍化感覺；其次是以洋化句式來堆砌句子，迷惑理智。

學了英文的 share，便以中文的「分享」來配對，兩者「鎖死」了關係，於是排擠了分擔、承擔、擔當等其他中文詞彙，連「分擔」苦楚也誤說成「分享」苦楚了。英文的 proud of 及 pride，意義偏向褒義（貶義是 complacent、arrogant），但中文的「驕傲」是貶義，榮幸、光榮、榮譽、自豪等是褒義，卻都被英文 proud of 及 pride 對譯的「驕傲」排斥掉了，不論是香港的歌星容祖兒、香港特首曾蔭權和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即使自覺榮幸，也都只懂得說「我的驕傲」、「香港的驕傲」和「台灣的驕傲」。

英文被動語態用的 be，統統譯作中文的「被」。昔日的文官，懂得說「敬告閣下」，今日的 AO，很多受到 Please be informed……的語法枷鎖，亦步亦趨，只能寫「請你被告知」了。中文的被字，帶有不幸或蒙難的意味，並非被動語態，而中文也無被動語態。中文的蒙、獲、由、受、告、見、被、遭、罹……由褒義、平義到貶義，一連串的豐富詞彙，由於誤用了被動語態的 be，都遭「被」吃掉了。

──陳雲：虛詞 (續香港文字學．二十六)

我已中年，個人的文字品味與行文本色大概很難改變了。我相信譯者最好能像優秀演員，有廣闊的戲路，能靈活迎合市場品味和潮流。但如果文字品味和行文本色與個人性格密切相關，要當一名「戲路廣闊」的譯者，大概是很不容易吧。

相關文章：陳雲 - 香港文字學系列

Financier = 金融家？

2014年12月12日

早上看到這則新聞，講英國一名 financier經歷漫長的離婚（爭財產）訴訟，墜樓身亡的事。

想起之前提到懶惰的譯者喜歡機械式翻譯，相關例子其實隨處可見，例如 financier一詞通常便被不加思索地譯為「金融家」，banker是「銀行家」，investment banker則是「投資銀行家」。

如果文中的人在其領域大有成就、卓然成家，稱其為「xx家」是確當的。但是 financier與 banker這些詞，如同 politician，一般都只是中性地點明當事人從事某個行業，並無卓然成家的意思，因此譯為「金融家」、「銀行家」或「政治家」往往是離譜的。你總不成見到 translator就譯為「翻譯家」吧？當然，現代漢語人無奇不有，已婚男人提到自己老婆，不講「我太太」或「內子」（「拙荊」或「賤內」則有點太古老，不合時宜了），都逕自稱「我夫人」了，譯者自稱「翻譯家」又有何奇？

除非文中的人的確成就非凡，我不會譯 financier為「金融家」，會視情況譯為「金融業者」或「金融業人士」，如果是指出資的人則可能譯為「金主」。Banker或 investment banker，也是這樣處理。

難與易

2014年12月10日

翻譯時當然要先讀一遍原文，如果讀下來近乎毫無阻礙、完全理解，心情通常會很輕鬆，因為知道自己可以順利譯完。

但如果初讀時遇到不少難處，例如沒碰過的慣用語（idioms）、自己不懂的專門知識，或作者含糊其辭，譯者難免有點心情沉重，擔心譯不出來，或需要耗費很多時間與力氣。

據個人的有限經驗，Project Syndicate的財經類文章通常屬於第一類，可以輕鬆完成。Bill Gross以前在PIMCO的月度投資展望多數屬第二類，會有一些地方需要譯者費勁思索。

書籍當中，《柏南克的四堂課》（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整本和《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多數內容屬第一類，《美好價值》（Good Value）和《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三部（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屬第二類。

第一類的內容，若能集中精神，一氣呵成，感覺非常暢快。第二類內容中的難題，則通常需要查很多資料，反復推敲，搞不好還要寫信請教作者或向優秀同業求救。但如果能順利完成，可以得到「奮鬥有成」的滿足感。

專注

2014年12月8日

如前所述，剛開始當自由譯者時，我因為原本的一些工作計畫落空，新的工作關係一時尚未建立，曾有一段非常空閒的日子。那時候我曾去和平東路上一家學店當筆譯課講師，教財經翻譯，上下午各三小時，總共當了三天老師。課堂上我曾與學生開玩笑，說「freelancer的意思，就是你很free，free到常常沒事做」。（好吧，我承認這句話完全不好笑。）

如果有經濟壓力，沒事做當然是freelancer的惡夢，因為自由工作者其實就是賣勞力（當然也需要腦力），而勞力賣不出去，是無法儲存起來的（勞工階層的悲哀）。所以freelancer要謀生，必須維持夠高的「產能利用率」，穩定接案因此對自由譯者極其重要。

但是，自由譯者要維持一定的收入，穩定接案還是不夠的，因為你還必須維持一定的工作效率，確保有穩定的產出。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其實並不簡單，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自由工作者一再強調自律之重要了。

對我來說，自律之關鍵，在於工作時維持專注力，尤其是不能想東想西（忽然想到一些什麼，就可能去Google，結果在網路上逛一圈，少則數分鐘，多則半小時便過去了），或是心癢癢上臉書（真是一個可怕的無底洞）。我的體會，是情緒不穩或感到寂寞時特別容易分心。分心最嚴重的時候，坐在電腦前數小時，可能只譯了數百字，結果心情自然是更差了。

當然，社會爆發大事時，也可能嚴重影響自由譯者的工作效率──如果你很關心那些事的話。2012年香港反國教、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香港佔領運動，均曾嚴重考驗我的工作效率。

對我來說，工作時嚴重分心、效率崩盤，絕對是非常可怕的事。我其實知道，關鍵在於心要定下來，但是修心又豈是簡單的事？（譯者最怕的事之三）

〔補記：我去當筆譯課老師，必須接受學生的evaluation，前兩次學生反應還過得去，第三次出現了激烈的負評，雖然也有一些好評，但那一次之後，我的筆譯教學生涯就告一段落了。也好，我其實不擅長也不喜歡講課。〕

免於被改稿的自由

2014年12月1日

陳穎青先生10年前寫過一篇〈免於改稿的自由〉，這篇文章在出版界和翻譯界也可說是膾炙人口了。他建議以要求譯者試譯和仔細審閱試譯稿的方法，避免發譯給不適任的譯者，以免編輯墜入改爛稿的地獄。他的建議很好，編輯若能切實執行，的確可以得到免於改稿的自由。（但編輯有時是無法堅持要求試譯的，例如譯者已由上級指定，而且是老闆的好朋友。）

但我日前也提到：編輯不必具備專業譯者的能力，但必須有能力判斷譯文的水準。譯文若不及格而編輯看不出來，那就不必談什麼品管了。

數年前，我曾接受某出版公司的試譯邀請，結果落選了。對方回覆我，說覺得我的譯筆比較適合原文屬性較嚴肅的書。我重看自己的試譯稿，的確不盡理想，雖然自信意思正確，但有些文字稍嫌呆板；落選雖然失望，但也無話可說。

可是數月之後，該書出版了，我上博客來，發現試閱內容剛好包含我試譯的部分。我自然拿來跟我的試譯稿比較，一看深感不服：我的問題最多只是文字有點呆，但已出版的這個版本，卻有一些關鍵概念譯得不知所云，甚至有概念上的錯誤。我對編輯的能力會有前述的感慨，這件事是一大原因。

不久之後，這家出版社真的找我譯一本「原文屬性較嚴肅的書」。負責的編輯找來一位特約編輯改稿，並且按照出版程序，將特約編輯改過的一校稿交給我，要求我審閱。一看之下，我幾乎暈倒，因為實在有太多意思清楚、文字淺白，根本不必改的文字，被改得一塌糊塗。

這位特編的問題包括過度斷句（有些普通長度的句子，被他加了兩個逗號，切成三截，不必要地打斷文意，反而造成讀者的理解困難；句子不是短就好，長句有時是必要的，長短句適當配合才是好中文），莫名其妙的用字禁忌（「此」、「即」、「如」、「或」、「均」等常用單字，一律成了禁用的古老中文，但其實它們都是非常好用、簡潔明瞭的書面語），以及過度追求寫成口語的模樣（這是一本「原文屬性較嚴肅的書」，並不是劇本，也沒有對白，簡潔的書面語更恰當）。

除了文字上的問題外，這本書的原文有不少明顯的錯誤，我既然看到了，也就無法裝作沒看見，然後「忠實地」譯出錯誤的東西（我認為自己必須對中譯版的讀者負責）。我費了不少心血，找到相關的資料，將原文的錯誤一一糾正，並且在譯文中標明。結果這位特編將不少這些「不忠實」的譯文按照原文改回去，成為「忠實的」錯誤譯文。

我整理出一小部分問題後，寄給責任編輯，建議他認真考慮捨棄一校稿，用回我的原譯。我的建議遭否決，責編堅持要我整理出我看到的全部問題。結果我用了兩三天時間（當然沒有pay），整理出數百個我認為被改壞了的地方。最後該書出版時，我提出的問題，大部分按照我的意見改回去了，但也有不少地方仍保留被改壞的模樣。

這是一次極不愉快的合作。我與這位責編，當然不會再有合作。

實際作業上，不是每一家出版社都會將一校稿交給譯者審閱，而像我這種懶惰的譯者也樂得輕鬆。只是有時候收到樣書，看到譯文被改壞了（有些不能刪的字被刪了，有些句子被改過後出現贅字或漏字，有些句子意思被改錯了），心裡不免難過。（後來已出版的書或已刊登的文章，我極少會細閱。）

回到陳穎青所講的編輯「免於改稿的自由」，我認為譯者也應該有「免於被亂改稿的自由」。譯者的稿子當然可以改，譯者也不能要求編輯不改他的譯稿（業界傳聞：有譯者後台超硬，編輯改其譯稿，每一處都必須說明），但是譯者可以合理地期望他的譯稿不會被亂改。（譯者最怕的事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