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解的洪蘭翻譯品質問題

2015年9月25日

洪蘭的翻譯品質問題由來已久。其譯作《快思慢想》2012年10月出版後大暢銷，但2013年因為被指翻譯品質低劣而引發罕見的大爭議，本來是解決問題的一個契機，可惜相關人士錯過了機會，我們因此必須繼續面對洪女士「無私貢獻」的譯作，包括今天出版的《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

洪蘭堅持譯書，令我想到一句話：以為自己擇善固執的人，可能只是冥頑不靈。台灣社會相當有趣，一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就是久久無法解決。我無法深入剖析社會問題，但洪蘭翻譯問題還可以整理出一個類似「懶人包」的東西，供有興趣者參考。

1. 洪蘭的翻譯品質真的很差嗎？畢竟她已經譯了超過50本書，累積字數超過一千萬，當中還有像《快思慢想》這樣的重要著作，而且許多譯作賣得很好。你們批評她的翻譯品質，只是人云亦云吧？有人認真對照過原文和譯文嗎？

答：洪蘭的翻譯品質確實很差。一名譯者的翻譯品質如果像洪蘭那樣，根本不可能通過出版社的試譯──這是假定把關者夠水準；不幸的是，出版社負責決定找誰翻譯的人，有時根本沒有能力判斷翻譯之好壞。

有朋友這麼概括洪蘭的翻譯問題：不求甚解（讀不懂英文），強做解人（用解釋代替翻譯），得過且過（看不懂或難譯的就跳過）。我覺得這說法很好。當中「強做解人」這一點，可能令人聯想到翻譯「說明體」（用自己的話把作者的意思明白說出來）。說明體並非一無是處，適當運用有助讀者理解原著，但洪蘭的問題不在於說明體是否應用得當，而是在於她對原文的理解往往有誤、喜歡在譯文中加插她自己的話，而且遇到不想譯的原文便跳過不譯，結果便出現錯漏百出、夾譯夾議的「洪蘭體」。洪蘭今天出版的最新譯作《暴力犯罪的大腦檔案》，光是試閱內容第一段，便充分展現了洪蘭體的問題：不過是幾句不算複雜的話，便出現三處誤解原文的錯譯和三處漏譯。這樣的表現，怎能使人對她的翻譯有信心？

洪蘭的翻譯品質，至少自2000年起便一直有人批評，中文維基百科有相當翔實的記錄，非常值得參考。

要評斷一名譯者的翻譯品質，確實必須認真對照原著和譯作。譯評人必須有足夠能力看出譯作的問題，寫譯評費時費力又沒有實質報酬，而且公開批評著名學者的譯作需要不小的勇氣（會得罪不少人，包括出版界和學術界的一些有力人士），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洪蘭的翻譯品質那麼差，但歷年來願意公開具名批評的人不多。但無可否認的是，確實有一些有心人費了不少力氣，提出足以說明問題的具體批評，當中譯人譯事（G+）上的兩份洪蘭譯作勘誤（洪蘭譯《語言本能》中文非正式勘誤表；從洪蘭的誤譯學英文）堪稱代表作。認真看過這兩份資料的人，很難否認洪蘭根本沒有能力譯好那兩本書。

因為翻譯品質實在太差，不少人懷疑那些譯作不是洪蘭自己譯的；他們懷疑洪蘭像台灣學術界一些教授，把翻譯工作分給學生做，然後自己冠名出版。但是，至今沒有人能提出證據證明洪蘭這麼做。洪教授的譯稿據說是手寫的，而且洪蘭體「一路走來、始終如一」，那些譯作應該確實是她譯的。

2015年9月，知名部落客Wenson在其文章中提到，他很喜歡Andrew Solomon的著作Far From the Tree，向出版社推薦出版中譯本，被問是否願意接譯；他說他難有時間譯這本又厚又硬的書，可是又真的很喜歡這本書，而且也擔心它會「被洪蘭染指」，這句話譯界中人看了難免會笑出來。

2015年8月，臉書上有「一句話惹毛心理系大賽」，有網友留言「譯者：洪蘭」，獲得近六千四百個讚。這是洪蘭的翻譯問題難得帶給網友歡樂的另一件事。

2. 你把洪蘭的翻譯說得那麼差，可是人家的譯作還是一本接一本地出啊。你如何解釋出版社願意持續找她翻譯重要著作？

答：王乾任日前發表的文章〈為什麼洪蘭能繼續出版翻譯書？〉，對此有不錯的解釋：因為洪蘭的譯作能賣。儘管批評不斷，台灣仍然有不少讀者願意花錢買她的譯作。

你或許會問：「你不是說以洪蘭的翻譯能力，她根本不可能通過出版社的試譯嗎？那麼她為什麼能開始譯書呢？」答案很簡單，看完〈無聊筆記：王榮文與洪蘭〉你便會明白。洪蘭開始做翻譯，遠流出版社老闆王榮文有「開啟之功」。王榮文與曾志朗和洪蘭夫婦有「一輩子的情誼」，你認為洪蘭需要通過出版社的試譯嗎？王榮文說：「我欽佩她願意為像我一樣英文能力不足、科學常識不夠的國民付出額外的勞動，在她熟悉的科學領域無私地貢獻了將近一千萬字的譯稿。」問題來了，王先生既然英文能力不足，他如何判斷洪蘭有足夠的能力譯好那些著作？你以為著名學者就能譯好相關領域的著作嗎？你不知道翻譯是一種專門技術，優秀的學者不一定是好譯者嗎？（洪蘭是不是優秀的學者是另一個問題，本文無意評斷。）

王榮文那篇〈洪蘭教授的翻譯人生〉發表於中時網站上，有許多讀者留下有理有節的精彩評論，可惜這些批評就像狗吠火車，對王先生與洪教授好像完全不起作用，所以洪教授才能繼續她的翻譯人生，為英文不好的廣大台灣讀者付出額外的勞動，繼續無私地貢獻重要著作的中譯版。

3. 波卡事件主角、網路世界「大神」級人物戴季全寫過一篇文章〈革了翻譯產業的命吧〉，「一字一字深刻地說：洪蘭的錯，錯不在洪蘭」。他似乎認為翻譯業產值很低，譯者領不到好報酬，譯作品質低劣因此是一種產業結構問題，不能怪洪蘭。你怎麼看？

答：戴季全以為自己看到深刻的產業結構問題，可惜他那篇文章展現出來的判斷力，大概就像他在波卡事件中的表現那樣，只是自作聰明。

洪蘭劣譯的問題有它特殊的地方，但我們實在不必扯那麼遠，只需要思考以下問題：洪蘭翻譯的那些書，出版社拿支付洪蘭的稿費，在台灣能找到勝任的譯者，譯出意思準確、文字流暢，基本上不需要怎麼修改的中文嗎？我認為絕對可以。既然如此，為什麼要故作深刻，扯那麼多廢話呢？

台灣書籍譯者的稿酬確實不高，英譯中多數人領每個中文字0.6-0.8台幣（洪蘭的稿酬應該顯著高一些）。如果只是譯書，譯者的收入不會很好。但以台灣目前普遍低薪的情況而言，譯者只要案源不斷，收入在台灣已經算是中上水準。筆譯確實無法賺大錢（《魔戒》譯者是少數例外），收入完全無法與悠遊卡公司董事長或總經理相比，也無法與網路世界大神級人物相比，但有職業操守的譯者絕對不會因為報酬不高就敷衍工作、馬虎翻譯，否則便成了譯界的敗類。

4. 洪蘭劣譯關你什麼事？你為什麼要跟她過不去？有資深譯者說：「挑別人的錯不能讓譯技進步，發現別人的妙譯，理解妙譯的製造過程，才能增加自己的實力。」也有資淺譯者說：「洪蘭女士的譯本或許真的很糟，但真的一字一句都那麼爛嗎？裡面有沒有譯者可以學習的巧思妙譯呢？」你為什麼那麼愛批評別人的翻譯，不能多欣賞別人的妙譯嗎？

答：我實在氣不過：洪蘭翻譯不少重要著作，出版這種重要著作的爛中譯，影響很惡劣，實在是太欺負讀者了。2013年7月，加州州立大學哲學教授王偉雄經對照原文和翻譯，認為讀者對《語言本能》及《快思慢想》的指控屬實。他說：「（這兩本譯作）對不起付錢買書、花時間看書的讀者，也是侮辱了原作者……這兩本都是令人眼界大開的難得佳作，假如出版社買了 exclusive translation rights（獨家翻譯版權），可能幾十年內都不容許有第二個中譯本，那些英文閱讀能力夠不上讀原著的讀者，便只有望書興歎了。」

洪蘭翻譯《快思慢想》一書，因為翻譯品質低劣而引起極大的爭議，如果她能放過沒有條件看原著的中文讀者，高抬貴手，不再譯書，爭議應該可以告一段落。可惜她和遠流出版社顯然無意放過這些中文讀者。因此，我們即使是狗吠火車，也不能不發出抗議之聲。所以不是批評者要跟洪蘭過不去，而是洪蘭跟大家過不去。

有些譯者或許認為做好自己的翻譯，對得起作者和讀者，獨善其身就好。可惜「沒有人是孤島」：身在譯書這個行業，同樣沒有譯者是孤島。翻譯作品因為翻譯品質低劣而成為新聞事件，而且問題譯作繼續面世，整個譯界都將受害。低劣的譯作多到某個程度，願意購買和閱讀譯作的消費者將顯著減少。暴露翻譯品質問題，不是要害翻譯業，而是希望業界能正視問題，力求進步。為了指出問題，挑別人的錯有時是必要的，這當然不是為了精進自己的譯技。洪蘭的譯作問題那麼多，你還希望從中找出「可以學習的巧思妙譯」，你是要跟自己過不去嗎？

翻譯重要的外文著作，對促進社會進步十分重要，但翻譯品質不能得過且過，否則出版譯作可能適得其反。台灣不是沒有優秀的譯者，台灣人以至其他地方的中文讀者值得擁有可靠可讀的中譯本。

洪蘭新譯作的一些問題

2015年9月21日

今天看到台灣蘋果日報的報導〈前教育部長妻翻譯神作又來〉，又在臉書上看到有人說洪蘭翻譯的這本新書，試閱內容光是第一段便有很多問題，好奇之下對照了原文與洪蘭的譯文，整理出我的發現，供有興趣者參考：

1. Two distinct types of killers: the cool, calculating Kraft, and the bungling, bullheaded Bustamante.

洪譯：殺人犯有兩種非常不同的典型：克雷夫特異常冷靜、精於計算，巴士坦曼提粗魯又笨拙。

說明：原著前文介紹了Kraft和Bustamante這兩個殺人犯，來到這一段，作者一開始要說的是：「這是兩種非常不同的殺人犯：Kraft冷靜且精於計算，Bustamante笨拙且頑固」。作者的原意與洪譯的「殺人犯有兩種非常不同的典型」大不相同。

2. Divergent home backgrounds. Different ethnic backgrounds. Dissimilar criminal backgrounds. Distinct modi operandi. A very disparate number of victims. If you could look inside the minds of these men, what would you see?

洪譯：在不同的成長背景、不同的種族、不同的犯罪手法與不同的受害人背後，假如你窺視得到他們的心智，你覺得你會看到什麼？

說明：漏譯了「Dissimilar criminal backgrounds」。「A very disparate number of victims」誤譯為「不同的受害人」，作者要說的是「受害者數目大不相同」（Kraft是連續殺人犯，Bustamante則只是殺過一次人）。

3. Would the brain scan of a murderer look like yours? Where exactly in the brain would the difference be?

洪譯：殺人犯的大腦掃描會像什麼？跟你我的相同嗎？若是不同，什麼地方不同？

說明：這兩句問題不大，只是第二句中的exactly沒譯出來。

4. How would the brain functioning of serial killers like Randy Kraft differ from those of less memorable but more common-variety one-off killers like Antonio Bustamante?

洪譯：克雷夫特的大腦，真的會跟巴士坦曼提很不一樣嗎？

說明：有漏譯，而且意思與原文有出入。如果譯者可以隨意簡化原文，翻譯效率確實可以大幅提升，但這樣似乎對不起原著，也對不起讀者。

參考譯法：像Kraft這種連續殺人犯，他們的大腦的運作情況與Bustamante這種只犯案一次、較不令人難忘但比較常見的殺人犯會有何不同？

5. And how do any of us—who presumably have not killed—fit into the picture?

洪譯：我們之中的任何人──應該從來都沒有殺過人──又怎麼才會有那樣的圖像？

說明：這一句有點難譯，但洪譯實在不知所云。我根據前文，推測作者想說的是：至於沒殺過人的普通人，大腦運作情況與殺人犯又有何不同？

自由譯者的工作安排

2015年9月20日

我目前正在譯的一本書，是我很想譯的。出版社決定把書交給我時，我很高興，非常期待早點開工。但好不容易半年過去，終於要開始譯時，我心裡卻有點忐忑，覺得自己是自討苦吃。

這是因為這本書對我來說頗有一點難度，而它也是某圈子的人頗重視的著作，所以如果我譯不好，很可能會被痛罵。你或許會覺得我很矛盾，因為我之前不是才強調自知之明很重要嗎？我不是說過「因為自知，所以自量，比較不會誤接自己無法處理好的工作，得以避免譯到痛不欲生」嗎？

嗯，矛盾無所不在，人的思想和行為也充滿矛盾。譯者既希望避免接譯太難的書（因為只要你是認真的譯者，你會譯得很辛苦），也希望接一些自己覺得內容很有意思的書，又或者希望藉由一些比較困難但仍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的書磨練譯筆、拓寬眼界；不同的欲求當然會構成（潛在的）矛盾。

上述那本書我已經開始譯了，雖然還不是百分百有信心，但相信可以把它譯好（也就是譯文不會曲解原意，而且是可讀的），只是相對於我擅長的一般財經內容，我要多費不少力氣。但既然這本書是我自找的（我完全可以拒絕接譯），我好應該「甘願做、歡喜受」。

自由譯者這工作要有意思，必須真的能做到自由的境地。自由的前提是自律，否則自己的工作效率沒掌握好，時常窮於應付交稿期限，無法自在地安排工作步調，就不必奢言自由了。

於自由譯者而言，自由的另一要義是自由選擇工作內容。很少譯者可以只譯自己想譯的東西。為了建立合作關係，我通常盡可能接受出版社的第一次委託，即使那本書是我不想譯的。工作快無以為繼時，接案自然也無法挑剔。

案子源源不絕時，譯者可以有較大的選擇餘地，但此時要考慮的也並非只是喜歡與否，因為既然是職業，自己又不是很有錢，自然必須考慮收入問題。

有些稿子的報酬（以字計）可能高達譯書的兩倍以上，但是我無法只接那種稿件，因為它們通常很零碎，而且內容有時令人相當厭惡。這種稿件酌量承接，有助提高收入。

厭惡性稿件的報酬必須真的很高，我才有動力多接一些。曾有客戶晚上十點多問我能否接一篇急稿，翌日一早交稿，內容是我厭惡的類型，而且也沒有提高稿費（你要人家熬夜替你譯稿，至少要加一倍吧），我自然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可以這麼做，除了因為對方不夠意思外，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擔心失去這位客戶。

我剛開始當自由譯者時，有時會因為拒絕客戶的委託而覺得很不好意思，後來想想，覺得自己這種不安實在多餘：除非有長期的穩定合作關係，否則客戶與譯者互無承諾、兩不相欠，完全沒有誰虧欠誰的問題。對於在工作上曾經照顧我的人，例如在我快無書可譯時發稿給我的編輯，我心存感激：如果對方希望我譯什麼東西，我會盡可能幫忙。除此之外，工作安排當然是考慮自己的興趣、收入以及過往合作的經驗為主。如果曾有不愉快的合作經驗，例如稿費遭拖欠、詢問遭冷待（久久不回應），除非萬不得已，以後當然是避免再合作。翻譯不是賺大錢的工作，正事之外還要應付一堆狗屁倒灶的事，那可實在划不來。

自由譯者的具體工作安排，受譯者的能力、興趣和機緣等因素影響。如果有心長期以翻譯為生計，必須考慮工作的sustainability，也就是要設法確保工作源源不絕，而且是自己願意做的。譯者的案源最好不要太單一，像我最初主要替兩家出版社譯書，後來兩家都基本停止出版了，好在有編輯轉到其他出版社工作，繼續找我譯書。至於如何能使編輯願意持續找你翻譯，其實不外乎交出編輯基本上不用修改的譯文（也就是意思準確、文字通順；當然，有些編輯喜歡仔細修改譯文，但只要你的譯文正確通順，就能使編輯安心），另外就是準時交稿。如果你能做到這兩件事，堅持一段時間，建立穩定的案源之後，你就可以不愁無稿可譯了。道理就是這麼簡單，做不做得到就看自己。

新書面世：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

2015年9月19日

這本書是馬丁．沃夫（Martin Wolf）著作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的中譯版，也是我兩個月前提到的2008年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後續分析著作。

我很高興能接譯這本書，因為它的題材正是我喜歡的類型。本書視野宏大，內容充實，談到許多重要議題，包括歐元區的結構缺陷、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本質，以及總體經濟理論的根本不足。作者文筆清晰流暢，有時還能以幽默的比喻解釋一些艱澀的問題，例如他以「一夫多妻的貨幣婚姻」比喻歐元區，便十分有趣：

我們可以將歐元區想作是一夫多妻的貨幣婚姻：締結婚姻的人並未深思熟慮便匆忙成婚，而且根本沒有離婚的方法──這是刻意的設計，因為離婚安排越可行，婚姻越不可靠。

新郎（德國）走進教堂是出於責任感而非深信貨幣婚姻可行，多位新娘則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是一段不負責任的蜜月期，所有人似乎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各位新娘能以遠低於以前的利率自由地借錢：她們自然開心地去購物。新郎則努力工作，建立了競爭力極強的出口業，累積起巨額的對外盈餘和與此對應的巨大債權。

然後危機爆發了。新郎抱怨新娘浪費了他的錢，新娘抱怨新郎迫使她們拮据度日。這段婚姻因此變成一場惡夢：一方面是因為它根本是個餿主意，另一方面是因為蜜月期過得太不負責任了。然後危機爆發後，所有人都犯了大錯。

想想可能的出路：離婚；繼續不幸的婚姻；又或者創造出幸福的婚姻。如今局內人在前兩項選擇之間搖擺不定。婚姻很不幸，但離婚似乎痛苦得令人畏懼。

本書第四章探討金融體系的脆弱本質，有幾段說得中肯扼要，我把譯文和原文貼在這裡，供有興趣者參考：

詐欺是金融業之所以脆弱的一個固有因素。金融業的運作涉及買賣複雜的金融工具，人們往往要很久之後才能看清這些金融工具的特性。這是行騙的好環境。在明斯基週期的好時光中，對前景感到樂觀的人會輕易相信幾乎所有好話，此時詐欺活動會增加，但它們多數是人們看不見的。壞時光來臨時，人人都想拿回自己的錢，騙局便暴露出來。已故經濟學家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他如今廣為人知的「侵吞額」概念概括這種過程，這是他在講述1929年股市崩盤的書中提出的：

景氣良好時，人們精神放鬆，樂於信人，而資金也很充裕。但即使資金充裕，總是有許多人需要更多錢。在這種情況下，侵吞率（the rate of embezzlement）上升，揭發率（the rate of discovery）下跌，侵吞額（the bezzle）於是急增。景氣蕭條時，一切便反轉過來。人們以懷疑的態度審慎看守資金。處理資金的人都被假定是不誠實的，直到他們能證明自己誠實可靠。稽核透徹且嚴謹。商業道德大為改善。侵吞額顯著縮減。

但是，雖然景氣繁榮時詐欺相隨，但繁榮不是詐欺造就的。而雖然騙局遭拆穿伴隨著景氣崩盤，舉國為之憤怒，但景氣崩盤同樣不是因為騙局遭拆穿。正確的觀念是：詐欺源自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對景氣之起伏有推波助瀾的作用；金融體系建基於信任，因此容易因為過度的信任或過度的不信任而變得脆弱。在這樣的體系中，不擇手段的人總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在景氣熱絡時，監理當局極有可能姑息他們。最近的這波繁榮與衰退也不例外。

Fraud is an inherent element of the fragility of finance. Finance involves transactions in complex instruments whose characteristics will often not be known until long afterwards. This makes it ripe for fraud. In Minsky’s good times, when people are prone to believing just about anything, the level of fraud rises, but it mostly remains invisible. In bad times, when people want their money back, the fraud is revealed. The late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aught the process in his celebrated concept of the ‘bezzle’, introduced in his book on the 1929 stock-market crash:

In good times people are relaxed, trusting, and money is plentiful. But even though money is plentiful, there are always many people who need mor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rate of embezzlement grows, the rate of discovery falls off, and the bezzle increases rapidly. In depression all this is reversed. Money is watched with a narrow, suspicious eye. The man who handles it is assumed to be dishonest until he proves himself otherwise. Audits are penetrating and meticulous. Commercial

morality is enormously improved. The bezzle shrinks.

Yet while fraud accompanies booms, it does not cause them. And while the discovery of fraud accompanies crashes, to the rage of the body politic, it does not cause them either. Fraud should be seen as an exacerbating consequence of the fragility of a system based on trust and so liable to excesses of both trust and mistrust. In such a system, the unscrupulous always find a place and, again, in a boom the regulators are most likely to allow them to do so. The most recent boom and bust were no exception.

監理當局的錯誤，可分無為和有為兩大類。無為之過，是因為法規和監督過度寬容；這發生在監理機關選擇對嚴重的惡行或過度的冒險視若無睹時。有為之過，則是因為監理和立法機關鼓勵金融機構出於社會或政治原因而承受風險。近年這場危機爆發前一段時間，這兩種錯誤均發生了。監理體制之所以很難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部分原因正在於當局總是會犯這兩種錯誤。

Regulators made errors of omission and commission. Sins of omission are the result of excessively permissiv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they occur when regulators choose to ignore either gross malfeasance.or excessive risk-taking. Sins of commission arise when regulators and lawmakers encoura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take risks for social or political reasons. In the run-up to the crisis, both forms of mistake were made. Moreover, it is partly because both such mistakes are always made that making the regulatory regime work is so hard.

本書已在博客來和讀冊等網路書店上架，但網頁內容有若干地方漏字，例如作者簡介中「2年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應該是「2000年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我問過編輯，她說網路書店的資料源自書稿排版檔的文字，而她查過書稿排版檔的文字並無問題，可能是檔案轉換時發生格式問題，才出現這種疏漏。這問題日內應可糾正。

令人心情沉重的劣譯

2015年9月15日

我之前寫過兩篇文章批評 Project Syndicate 的中文翻譯（第一篇；第二篇），本來是不打算再寫了。但今天看到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討論美國是否升息的這一篇（原文：Fed Up with the Fed；中譯版：受够了美联储），還是忍不住做了筆記。

老實說，這種譯文是不及格的，但是眼下國際媒體確實充斥著這種水準的譯文，中國媒體就更不用說了。大家或許見慣不怪，但我是譯者，看到這種劣譯氾濫成災，難免有點心情沉重。

以下是我覺得值得一談的問題譯文，問題最大的是最後兩段。

"Fed Up" movement members protesting at the Jackson Hole symposium last month.

1. At the end of every August, central bankers and financi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meet in Jackson Hole, Wyoming, for the US Federal Reserve’s economic symposium.

PS譯文：每年8月底，各国央行行长和金融家都会来到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参加美联储经济研讨会。

說明：Central bankers不一定是央行行長／總裁，宜譯為央行官員。Financiers不應不加思索地譯為「金融家」，我通常會視情況譯為「金融業者」或「金融業人士」。可參考〈Financier = 金融家？〉一文。

2. The group was not there so much to protest as to inform. They wanted the assembled policymakers to know that their decisions affect ordinary people, not just the financiers who are worried about what inflation does to the value of their bonds or what interest-rate hikes might do to their stock portfolios.

PS譯文：这群人在那里不是为了抗议，是为了通知。他们希望与会的决策者们知道他们的决定影响着普罗大众，而不只是担心通胀如何影响自己的债券的价值或升息如何影响自己的股票组合的金融家。

說明：第一句很odd，第二句後半句太長了。

試改譯：這群人到那裡的目的，與其說是抗議，不如說是宣揚一些訊息。他們希望與會的決策者知道，「你們的決策影響一般民眾」，而非只是影響金融業者；後者擔心通膨損害其債券資產的價值，也擔心升息可能打擊他們的股票投資組合。

3. According to a broader (and more appropriate) definition, which includes part-time employees seeking full-time jobs and marginally employed workers,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hole is 10.3%.

PS譯文：根据更加广义（也更加合适）的定义，即将寻找全职工作的兼职员工临时工也包括进来，那么美国的整体失业率为10.3%。

說明：有些譯者看到英文more + adj.（或直接用比較級形容詞，如smaller）就一律譯為「更xx」，但這種譯法往往不恰當。可參考〈信心比10年前更小〉一文。

試改譯：如果我們採用一個較廣義（也較恰當）的指標，納入希望找到全職工作的兼職勞工和勉強算是有工作的人，則美國的整體失業率目前是10.3%。

4. So far this year, real wages for non-supervisory workers fell by nearly 0.5%.

PS譯文：截至目前，今年非管理岗位工人的真实工资下降了近0.5%。

說明：Real wages一般會譯「實質工資」，而非「真實工資」。

5. If the Fed focuses excessively on inflation, it worsens inequality, which in turn worsens overall economic performance. Wages falter during recessions; if the Fed then raises interest rates every time there is a sign of wage growth, workers’ share will be ratcheted down – never recovering what was lost in the downturn.

PS譯文：如果美联储过度专注于通胀，就会恶化不平等性，从而反过来恶化总体经济表现。衰退时工资也会下降；如果美联储在此后每次出现工资增长苗头时就升息，那么工人的比重就会拉低——永远无法恢复在衰退中发生的损失。

說明：「恶化不平等性」和「恶化总体经济表现」都是相當怪的說法。Workers’ share直譯「工人的比重」則是不知所云。

試改譯：如果聯準會過度關注通膨，它將導致不平等程度惡化，進而打擊整體經濟表現。經濟衰退期間，薪資會倒退；如果聯準會每次看到薪資成長的跡象便升息，勞工在經濟產出中分到的比例將被壓低，永遠無法收復經濟衰退期間的損失。

6. The argument for raising interest rates focuses not on the wellbeing of workers, but that of the financiers. The worry is that in a low-interest-rate environment, investors’ irrational “search for yield” fuels financial-sector distortions. In a well-functioning economy, one would have expected the low cost of capital to be the basis of healthy growth. In the US, workers are being asked to sacrifice their livelihoods and wellbeing to protect well-heeled financiers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own recklessness.

PS譯文：升息观点所关注的不是工人的福利，而是金融家的福利。令人担忧的是，在低利率环境中，投资者不理性的“寻找收益率”会加剧金融部门扭曲。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中，可以预期地资本成本成为健康增长的基础。在美国，工人正在被要求牺牲生活水平和福利保护腰缠万贯的金融家免遭因为他们自己的鲁莽所导致的后果。

說明：這一段各種翻譯問題都出現了，包括譯文意思不準確（「令人担忧的是」），寫錯字（「地资本成本」），句子過長（最後一句）和顯得突兀（「工人正在被要求……」）。

試改譯：目前主張升息的人，顯然是關注金融業者而非勞工的福祉。他們擔心在低利率環境下，投資人不理性地「追求收益」，會助長金融部門的各種扭曲情況。在運作良好的經濟體中，我們會期望低資本成本支持經濟健康成長。但是在眼下的美國，勞工被要求犧牲他們的生計和福祉，以便富有的金融業者可以不必承受他們自身魯莽行為的後果。

7. I often feel a great deal of sympathy for Fed officials, because they must make close calls in an environment of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But the call right now is not a close one. On the contrary, it is as close to a no-brainer as such decisions can be: Now is not the time to tighten credit and slow down the economy.

PS譯文：我常常对美联储官员深感同情，因为他们必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规避风险。但现在他们没有在规避风险。相反，他们的决定接近于没脑子：现在可不是收紧信用、给经济降速的时候。

說明：這一段譯文出現嚴重的誤解，close call和no-brainer的意思都搞錯了，而且錯得離譜。

試改譯：我經常對聯準會官員深感同情，因為他們必須在情況相當不確定時，做出並非很有把握的決定。但是，眼下的情況並非那麼不確定，他們幾乎不用動腦就能做出正確的決定。現在根本不是收緊信貸、替經濟成長減速的時候。

譯者的職業操守

2015年9月7日

偶爾會在譯者社團看到年輕人留言，表示成為職業譯者是他們的夢想，請求前輩指點如何為此做準備，或是詢問大家是怎麼入行的。「夢想」一詞有時令我苦笑，甚至有點想留言說請小心許願，免得夢想成真時感到幻滅和失落。

我這麼說並無貶低翻譯工作的意思，翻譯確實是某些人的理想職業，我個人當了七年多自由譯者，也毫無後悔之意。只是我很認同一名同業的想法：年輕人實在不必急著當職業譯者，最好先進入職場，見識一下社會、組織、制度、結構，多認識各領域的人，並在此過程增進自我了解。一段時間之後，如果真的很想成為職業譯者，又或者沒有更好的出路，再來做翻譯也不遲。如果你一開始就宅在家裡做翻譯，到了一定的年紀，要重出社會往往會很困難。相反，只要你有翻譯的能力和意願，隨時都可以投入翻譯工作。

不過，一旦做起翻譯工作，就要努力成為稱職的譯者（即使你在翻譯之外還有正職工作）。一名譯者如果因為翻譯品質低劣，成為業界的笑柄（例如有人在「一句話惹毛xxx大賽」裡，只是寫「譯者：xx」便博得數千個讚），那無疑是難堪的恥辱。

有時我看到一些譯者在自我簡介中表達顯著的情感，例如提到自己熱愛翻譯工作，樂在其中又或者常常譯得頭痛不已。自我簡介要怎麼寫，當然是譯者的自由，但我覺得譯者大可不必在自介中寫這些感想，因為它們與讀者沒有什麼關係。譯者的本分，是把文章譯好，避免因為譯文不濟，被識者批評對不起原著、對不起讀者。先做好本分，再來談自己對翻譯工作的愛與熱情，會比較有說服力。

譯者要做好本分，除了技藝要達到稱職的水準外，必須有敬業的精神和態度。譯者的技藝要精進，語言天分不能太差（語感要比一般人敏銳），另外就是願意努力求進步。翻譯時遇到知識問題，應盡可能去認識了解，避免靠硬譯表面的字詞蒙混過去。各領域的基本知識要能持續累積，不能把自己變得像隨機存取記憶體，每次交稿關機之後就清得一乾二淨。知識之外的語言問題，必要時也要願意下一些苦功，例如這位譯作豐富的同業，便曾因為譯文遭質疑，「找了幾本前輩翻譯的書，每天自己翻譯一兩段，再比對前輩的譯法，如此持續好幾個月」，終於恢復自信。

以某項工作為職業，技藝當然要達到專業水準。我還在職場工作時，非常討厭有人在討論工作表現時，強調某個同事「人很好」，因為這種話根本是離題萬丈。一個人佔據某個位置，肩負某些職責，如果技能不及格，人再好也只是造成大家的麻煩而已。一名譯者如果因為能力不濟，譯壞了重要的譯作，辜負了出版公司也辜負了讀者，則其私德即使有如聖人，也仍然是個不稱職的譯者。

不過，態度不對可能比技藝不濟更無救。我以前曾碰到一名譯者，翻譯新聞出錯，必須發更正。同事碰到這種情況，通常會懊惱和羞愧，但這名同事那時豪氣干雲地說：「沒關係，再多幾個更正我也不在乎！」這句話真的徹底激怒我了。另有一名同事，某些領域的專業知識在部門裡大概無人能及，但職業操守極差，負責審校常常不校就發稿，有時連譯者在內文加註的文字，例如「這句不太確定」或連打幾個問號之類，也都不刪掉直接發出去。於我而言，這當然是無可原諒的職業失德。

我也曾碰到一名譯者，第一次發一篇長稿給他，交回來的譯文完全沒有誤解原文的錯誤。我覺得這很難得，可見這名譯者能力沒問題。可惜後來再發一些文章給他，譯文便出現很多問題，顯然是因為求快，譯完根本沒有檢查，因此不但有誤解的錯誤，還有大量不小心犯錯的情況。這種表現當然會破壞互信。有能力譯好卻交出不及格的譯文，以後我還能相信你嗎？

台灣譯界不時有人抱怨譯者在職業上得不到足夠的尊重，例如筆譯稿費多年來不進反退，稿費遭拖欠，又或者案主開出令人覺得受辱的條件等等。這些抱怨多數是有道理的，我往往也有同感。但我也覺得譯者要受人敬重，真的要敬業：審慎接案（不接自己沒辦法做好的工作），認真翻譯，交出水準值得尊敬的作品。優秀的譯作也難免有瑕疵，但這不是問題。譯者不勝任或翻譯不認真，則是騙不了明眼人的。不及格的譯作多到某個程度，翻譯這職業便很難受人敬重了。

Project Syndicate劣譯又一例

2015年9月1日

我不時批評中國譯者的譯筆。例如日前我便講過，目前國際媒體的中文版，基本上都是大陸人做給大陸人看：翻譯基本上是大陸人在做，詞彙和語法基本上是大陸那一套，文字當然是簡體；而我認為它們製造的中文內容越多，對中文的傷害越大。

講這些話可能令某些人覺得很不舒服，甚至認為我歧視中國譯者。事實不然，至少我知道，我的批評是有根據的。我當然也知道，中國譯界有厲害的高手，例如2012年榮獲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的黃金山，便是中國的中學老師。他曾多次得到台灣的翻譯獎，其翻譯功力大概是我無法企及的。

可惜像黃金山這樣的高手，在中國應該是鳳毛麟角。我看過太多譯筆拙劣的中國翻譯文章，而且我認為這背後有某種結構因素：中國眼下的白話文，水準確實普遍不好。李歐梵說他「很擔心中國的白話文會被帶到一個很糟糕的地步，讓我們下一代的孩子一開始學的就是糟糕的語言」，我認為他不必擔心，因為他擔心的事其實已經是事實。如果你看很多中國的翻譯文章，而且語感還沒有被中國劣譯同化，你會同意我的說法。

因為工作關係，我有時會看Project Syndicate（另一個國際媒體）的文章，發現它提供的中譯版顯然是中國譯者翻譯的，而且水準普遍差劣。之前我寫過一篇批評PS某篇譯稿的文章，剛剛看到另一篇譯稿，忍不住又要嘮叨幾句。

這篇翻譯自Stephen S. Roach文章的譯稿，在PS中譯稿當中估計算是中等水準，但我確實認為國際媒體大量提供這種譯稿，會顯著傷害中文。這一篇我不打算仔細評論，各位想了解這種譯稿的問題，請自己細閱。但我可以簡單舉例，說明這種譯稿最明顯的問題：譯筆機械，生搬硬套。

There are many moving parts in China’s daunting transition to what its leaders call a moderately well-off society. Tectonic shifts are occurring simultaneously on several fronts – the economy, financial markets, geopolitical strategy, and social policy.

在中国向其领导人所谓的中等富裕社会的艰巨转型中，有许多不断活动的部分。结构性变化在诸多前沿同时发生——经济、金融市场、地缘政治战略、社会政策等。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s leadership, there is no lack of political will in today’s China. The challenge is to prioritize that will in a way that keeps China on the course of reform and rebalancing. Any backtracking on these fronts would lead China into the type of trap that Pei has long feared is inevitable.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并不缺少政治意愿。挑战在于在改革和再平衡的过程中重点发展这一意愿。这些前沿的任何倒退都会导致中国陷入裴敏欣长期担心中国难免会陷入的陷阱中。【Front一定要譯為「前沿」嗎？】

That may seem like marginal progress, but it is actually quite rapid relative to the normally glacial pace of structural change.

这看上去也是只是边际进步，但实际上相对于通常十分缓慢的结构变化速度已是相当迅速。【Marginal一定要譯為「邊際」嗎？】

差劣的譯文看多了，你會明白什麼叫「劣譯驅逐良譯」。中國白話文素質惡化，台灣、香港以至海外華人社會都難免受拖累。大家習慣了講拗口的翻譯體，結果便是你堅持用自己認為比較自然通順的中文，會有人跟你說：「這不是現在的習慣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