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25日
2014年11月台北的一場論壇，文字記錄全文在此：http://ej.naer.edu.tw/CTR/v08.1/ctr080117.pdf
以下是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若干段落。
吳叡人談閱讀中國翻譯作品的經驗
中國大陸在80年代開始走向世界的自由化時期，以及90年代都有大量的出版譯作，我對於中國大陸翻譯以量取勝的心情是相當矛盾的。大量的翻譯作品當中，涵蓋了廣泛議題的相關譯作，尤其是從歐洲語文原著直接翻譯過來的作品，這一部分我認為是很不容易的。
然而，中國譯作品質上參差不齊，有不少英文譯本的二手翻譯，以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來看，好與壞的差距非常大，且壞的居多。無論中國大陸的翻譯人才有多少，有些東西是無法量產的，必須從根本去理解西方文明，這需要特別訓練專業人才，要一、二，甚至三個世代的累積。翻譯需要花費很大的心力，且要做很精緻的解讀以及文字的轉譯過程。此外，我在臺大政治所任教的經驗是，臺灣學生英語閱讀能力仍有所不足，所以他們時而會仰賴如「結構群」書店等所引進的簡體字譯本，這裡面想必會有許多問題。
吳叡人談翻譯對知識與社會階層流通的重要性
我們活在一個很需要翻譯卻對翻譯不友好，原創性以及人的心智和努力都在急速被貶值的年代，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得去做，為什麼？
中國過去一、二十年來很流行李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他是50、60 年代芝加哥大學很有名的思想史學者，把歐陸精讀原典的閱讀方式帶到美國，創造了北美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當中的細緻閱讀原典，也就是精讀（close reading）的傳統。他有一本書叫做《迫害與寫作的藝術》，書中描寫中世紀西方因為宗教和政治因素，政治思想的表達處在一個嚴厲的審查體制之下，若想要坦白表達一些意見只能用隱姓埋名的方式，即使在很遠的地方（如相對較自由的阿姆斯特丹）發表，也要寫的很隱晦。史特勞斯提醒我們，要細緻地去閱讀這些作品字裡行間被壓抑的、沒有講出來的東西，所以他提出一個概念是esoteric reading ，意思是很神奇的閱讀方式，有時候在那個脈絡底下你必須用這種方式去理解這些作品。
中國學界今天迷史特勞斯，更早以前迷卡爾．史密特（Carl Schmitt），對於引進世界新的各種理論不遺餘力，可是引進來的方式都很奇怪，因為他們把卡爾．史密特的理論引進來是為了鞏固中國的國家主義。相反地，他們就不引進史特勞斯《迫害與寫作藝術》的那本書，因為那本書完全可以用來對照和理解中國。從這裡我想引申到我第二個觀察。
中國一方面看起來和世界如此整合，另一方面又在如此嚴密地過濾世界，結果創造出一個存在於現實世界之外的一個「中國的」平行宇宙。然而國家的介入、過濾和干預而形成以簡體中文為主體的「世界像」是什麼？這讓我非常好奇。中國國際政治有一個新的理論叫「天朝主義」，沿用傳統「天朝」所謂「近悅遠來」的概念，主張中國「和平崛起」，自認文明豐富，於是外界自動過來，心悅誠服。如果從翻譯的審查去看它引進來的、容許被創造出來、被建構出來的一個世界像，可以觀察到中國在世界位置的自我期許——它想崛起並站在世界的核心位置。在如此與世界緊密交流之下，中國創造出一個符合國家利益，並且脫離現實的世界像，這件事情令人感到焦慮。
此外，中國很多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們活在一個雙重的現實當中。一方面他們透過原文去讀世界的經典，卻同時容忍刪節的版本被引進到自己的國家。知識分子已經被馴服到對此抱持犬儒主義的態度，上層知識菁英可以輕易閱讀完整原文，接觸第一手的現實，但國內大多數必須閱讀翻譯本的人，卻要面對另一個被過濾過的現實，這裡面有一種犬儒主義和現實主義。
全世界被捲入全球化的過程當中，逐漸被分化成兩大族群，一批是容易移動的，一批是無法移動的。可以移動的主要是資本家還有替資本家服務的知識分子，他們可站在鳥瞰的角度看到整個世界。這些具有多語能力、經濟自由，有高度移動能力的菁英可以輕易進到美國、歐洲、日本的大學，在那邊享受言論自由。如果把全球化看成全球性的階級分化，從這個角度去看，你就會發現翻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是為了那些無法動彈的絕大多數人，儘管這個時代翻譯的利潤變得愈來愈低，但在道德上卻愈來愈重要，尤其對這些多數的、被剝奪的無法移動的階層而言。
話說回來，臺灣社會學的本土化體制相對健全，所以也為社會學專門譯著創造了具有一定規模的市場，所以群學的劉總編其實不用太悲觀。至於臺灣的翻譯，如果國家願意資助一些好的翻譯我認為是好的。對我們而言，翻譯的意義是讓臺灣和世界更能接軌，它始終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讓一個偏僻的島嶼能夠透過翻譯接觸到全世界，希望新的世代能持續把這樣的傳統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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