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希臘與財政政策

2015年6月30日

一、

歐元真是一場災難。如《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Martin Wolf所言，這是傲慢導致的錯誤：相信經濟情況各不相同、文化差異更大的主權國家合組不可回頭的貨幣聯盟，可以順利地運作。

英國、瑞典和丹麥加入歐盟，但保留自己的貨幣；挪威與歐盟維持密切的關係，但兩次公投都否決成為full member，當然也保留本國貨幣。這四個國家在這件事上都很明智。

二、

Martin Wolf在其近作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中談論歐元區，說得相當有趣：

我們可以將歐元區想作是一夫多妻的貨幣婚姻：締結婚姻的人並未深思熟慮便匆忙成婚，而且根本沒有離婚的方法──這是刻意的設計，因為離婚安排越可行，婚姻越不可靠。

新郎（德國）走進教堂是出於責任感而非深信貨幣婚姻可行，多位新娘則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是一段不負責任的蜜月期，所有人似乎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各位新娘能以遠低於以前的利率自由地借錢：她們自然開心地去購物。新郎則努力工作，建立了競爭力極強的出口業，累積起巨額的對外盈餘和與此對應的巨大債權。

然後危機爆發了。新郎抱怨新娘浪費了他的錢，新娘抱怨新郎迫使她們拮据度日。這段婚姻因此變成一場惡夢：一方面是因為它根本是個餿主意，另一方面是因為蜜月期過得太不負責任了。然後危機爆發後，所有人都犯了大錯。

想想可能的出路：離婚；繼續不幸的婚姻；又或者創造出幸福的婚姻。如今局內人在前兩項選擇之間搖擺不定。婚姻很不幸，但離婚似乎痛苦得令人畏懼。

三、

國家爆發嚴重的財政危機、經濟衰退時，此時再執行財政緊縮政策，對經濟的影響必然是雪上加霜。經濟衰退時，國家財政支出增加（失業救濟和社會福利支出增加），這是所謂的「自動穩定機制」（automatic stabilizer），有穩定經濟的作用。但是財政支出增加，而衰退又導致稅收減少，國家財政收支必然嚴重惡化。

財政政策理論上應該是逆週期的（countercyclical），大致而言也就是景氣暢旺時相對緊縮一些，以免經濟過熱；景氣不好時財政政策相對寬鬆，以免經濟進一步萎縮。因此，像希臘這些國家，國家財政瀕臨破產，經濟嚴重衰退，正確的財政政策不是緊縮，而是擴張──增加支出或減稅。可是IMF、EU和ECB三巨頭開出的藥方恰恰相反，結果當然是從衰退變成蕭條，債務國更加無力還債。

上述理論實踐起來有個重大問題，那便是在現代民主國家，執政者都樂於奉行財政擴張政策，但即使景氣很好，也不願意適當收緊財政政策。結果便是財政赤字很容易擴大，但很難縮窄。這應該是一種結構問題，很難克服。

希臘如果退出歐元區，這過程中必定將有不少混亂情況，銀行擠兌和外匯管制將發生，希臘以歐元計價的對外契約也將出現違約，該國引進的新貨幣可能將大幅貶值。不過，長期而言，退出歐元區對希臘可能是一種解脫。但是，歐元區的設計原則本來是「不可回頭」（也就是沒有「離婚」的安排），結果還是有國家退出了，這個貨幣聯盟的信譽當然會嚴重受損。日後其他歐元區國家出現債務危機，大家也會認為它們可能將退出歐元區。所以希臘果真退出，影響估計將相當深遠。

It depends

2015年6月29日

Often the accurate answer to a usage question begins, “It depends.” And what it depends on most often is where you are, who you are, who your listeners or readers are, and what your purpose in speaking or writing is.

- Kenneth G. Wilson, author and professor (1923-2003)

語言文字的用法（usage）問題，當然是「視情況而定」（It depends），此所以有Context is everything的說法。相對而言，文法（grammar）則比較明確。

許多單詞有多種意思，而且往往可褒可貶，也可能是褒中帶貶或貶中有褒，簡單的例子有bold、ambitious和proud，確切的意思當然要看脈絡。即使是明確褒義的單詞，也可以用正言若反的方式，拿來作嘲諷之用，反之亦然。沒頭沒尾地問別人某個單詞什麼意思，往往使人難以回答。

要正確理解一個單詞在特定脈絡下的意思，只要心正意誠，通常不難找到正確的答案，根本不需要去研究什麼字源（喜歡研究字源本身當然沒有問題），更不需要去請教什麼語言專家，因為問題通常沒有那麼複雜。

如果根本就有成見、先入為主、一廂情願，則誰也幫不了你，因為即使有人解釋得很清楚，你也根本不想聽。

翻譯不是機械的語言轉換，必然涉及譯者的詮釋，問題在於譯者的理解是否正確，譯文的表達是否準確。原文意思微妙、表達含蓄、褒中帶貶或貶中有褒，甚至是語帶雙關，是最考翻譯功夫的。對於這種高難度的情況，我通常比較包容，譯文只要不離譜，是不會強烈批評的。刻意歪曲原意、混淆視聽，又或者出現太多嚴重的理解錯誤，則當然是另一回事。

Wonky的蔡英文

2015年6月23日

學好英文真的挺重要的，不然有時很容易被騙。

英文怎樣才算好？我想至少要能夠輕易看出《聯合報》這篇〈時代封面故事隱藏的形容詞〉前三段基本上都是唬爛。

「譯人譯事」這篇解釋wonky一詞，說得相當好（至於譯為「學院派」是否不妥，是可以討論的）：

美國民主黨傾向濃厚的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曼曾撰文〈The Wonk Gap〉批評當今共和黨一大問題就是有了這個「wonk 缺口」，怎麼也填不滿。少了這些「專家」的輔佐，當權者只會譁衆取寵，根本不知道自己在搞什麼。所謂「wonk」就是精通政策的人才，或可稱政策專家。這種人對施政帶著狂熱，開口閉口就愛分析政策，《時代》這封面文章就是這樣形容蔡英文的，說她連早餐喝咖啡閒聊的時間都忍不住要跟你聊保護主義。這樣的遣詞用字，何況有了文脈，不僅明顯不帶貶意，反而表達對這類人專業學識的一種尊重。（若要說有什麼可能的負面含義，那就是 wonk 的對政策的癡、狂、「宅」(obsession)——故 wonk 有「政策宅」的流行譯法——執念於一方面，難免在其他方面有所失，例如缺乏群眾魅力。）如果這種語境下的 wonk/wonky 有這位台灣記者所謂的「不可靠」含義，那麼克魯曼的文章豈不成了邏輯不通的笑話？這位記者老兄和克魯曼相比，大家認為誰的英文和邏輯比較可能出問題，誰比較可能一派胡言？

拿wonky這個詞大做文章，說字典的意思就是「靠不住，不可靠」，是很低能的。如果不是低能，那便是另有目的了。

一個單詞如何理解，當然要看文章的脈絡，而且一個單詞在特定脈絡下的意思，有時是字典查不到的。

以wonky一詞而言，《時代》雜誌的用法，當然就是「譯人譯事」所講的，是policy wonk（有一點蛋頭氣息的政策專家）衍生出來的形容詞。即使你不知道有policy wonk這東西，單是在字典查wonky一詞，也應有所警惕：

維基字典第二義：(chiefly UK, Australia, New Zealand) Feeble, shaky or rickety.  〔看到了沒有，不可靠這意思，主要是英國和澳紐在用，而《時代》是美國雜誌。〕

牛津字典：(Of a thing) unsteady; shaky 〔看到了沒有，不穩、不可靠這意思，是用來講物件。〕

The 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Chiefly British

1. Shaky or unsteady: a wonky table.〔看到了沒有，例子是「一張不穩的桌子」，而且一開始就註明主要是英國的用法。〕

在policy wonk和靠不住之外，wonky作為俚語，還有許多其他意思，不信請看 urbandictionary.com。

台灣人的英文水準雖然普遍不怎麼樣，但厚臉皮的媒體和名嘴這樣拿wonky一詞說嘴，肆意混淆視聽，未免太目中無人吧？不喜歡蔡英文沒有關係，但拿這種事做文章，不覺得很low嗎？

後記：有關wonk、wonky和wonkish，這篇英文解釋得不錯： http://www.grammarphobia.com/blog/2007/08/a-wonky-question.html （資料來源：臉書「譯人譯事」）

各位不要再講wonky在字典裡查不到「學院派」的意思了。字典的編纂必然落後於語言之實際應用，現在是網路時代，要懂得擅用網路資源。大英百科全書也已經不出紙本了啦。

而且，其實你查網路字典，也不難找到《時代》用的那個意思，例如Macmillan Dictionary，就有 behaving or looking like a wonk（主要是美國用法）的解釋（http://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american/wonky#wonky_4）。如果你只會查英漢字典，又硬要和別人爭辯，那是很沒意思的。

一篇寫得相當好的相關評論：【開往台灣的慢船】總統大選外電報導你該知道的事和國民黨可悲的外文傳播戰

翻譯的目的和譯註之運用

2015年6月21日

日前閱讀蘇錦坤先生文章，內文提到Paul Griffiths對佛教經典翻譯的一些觀點：「僅僅將一部經典翻譯為另一種語言，對讀者沒有任何幫助。因為能閱讀原文者，不需要這種形式的翻譯；不能閱讀原文者，這種形式的翻譯並未提供任何幫助，有時反而只是增加誤解。」

蘇先生說：「如果你去閱讀郭良鋆翻譯的《經集》，就知道譯文所帶來的困擾與混淆，比它帶來的詮釋多。」

我對佛教經典翻譯全無研究，但可以根據多年的筆譯經驗，談一下蘇先生提到的翻譯問題。

首先，蘇先生是在講經典之翻譯。經典之翻譯，往往需要藉由譯註幫助讀者理解。例如馮象翻譯基督教經典（包括《摩西五經》和《新約》），就提供了不少譯註，而且是以較小的字體、直接穿插在譯文裡面。《聖經》本來已經有不少official的中文版本，馮象出版《聖經》的新譯註版，自然有他的理由（包括認為既有譯本有不少錯誤，而且文字不通或笨拙之處比比皆是）。如果你看過馮象的《聖經》譯註版，大概不會覺得他提供那些譯註是越俎代庖，又或者旨在藉由「教育」讀者來炫學；因為對一般讀者來說，這些譯註對他們理解《聖經》確實有幫助。由此看來，我們不難理解Paul Griffiths為什麼說「僅僅將一部經典翻譯為另一種語言」，對讀者沒有任何幫助。

以上是講經典之翻譯，但我們可以把問題延伸出去，想想翻譯的目的。簡而言之，翻譯是語言之轉換，藉由譯文將原文傳播給另一種語言的讀者。經典之翻譯特別困難，原因之一是涉及很大的時空與文化隔閡，因此如果沒有譯註，又沒有特別的翻譯策略，只是逐字逐句「忠實」譯出，往往對一般讀者沒有幫助，因為他們看完譯文很可能也理解不了多少，反而產生更多困擾與混淆。

（說一點題外話：不時看到有人強調翻譯很難，我倒是覺得這說法可以商榷。我當然不否認翻譯有時是極其困難的，例如某些宗教經典、文學作品和學術專著的翻譯。但是，據我個人的經驗，大部分以大眾為目標讀者的英文，例如多數的雜誌文章和以暢銷為目標的著作，要翻譯成準確可讀的中文，談不上很困難。這當然是假定你是稱職的譯者，而現實中確實有不少不稱職的譯者和編輯，交出一些顯然不及格的譯文，導致不少人對翻譯的文字敬而遠之。）

如果我們同意翻譯的目的是藉由譯文將原文傳播給另一種語言的讀者，那麼我們應該會同意翻譯必須重視讀者的需求。為了幫助譯者理解原文，克服文化、時空和知識背景差異造成的理解困難，提供譯註或出動「說明體」、將幫助讀者理解的譯者詮釋融入譯文，有時是必要的。這樣的譯者只要水準夠，譯註或說明體運用得當，我會認為是有承當而非「雞婆」，是好心而非旨在炫耀。

考慮讀者的需求，當然並非僅限於翻譯工作。新聞寫作也是這樣。舉個例子，路透社的英文報導，多年來提到兩岸問題，幾乎一定會在內文說明中共認為台灣是它的，必要時將對台動武。例如2015年6月18這一篇，第二段便是：「Taiwan is one of the most sensitive of all policy issues for the Communist Party in Beijing, which claims the island as its own and views it as a renegade province, to be bought under its control by force if necessary.」這種很淺的背景說明，在中文的新聞報導裡，往往是不必要或不恰當的，因為絕大多數中文讀者不需要這種說明，又或者會期望比較具體或深入的背景資料。

回到譯註的問題，是否要加譯註，我想主要就是考慮多數目標讀者是否有此需要：如果無法將說明融入譯文，又不加譯註，是否妨礙多數讀者理解原著？

譯註要寫得好，往往並不容易，因為你通常會希望盡可能做到簡明扼要。我不是特別勤快的人，所以譯註於我而言是可免則免，但如果覺得不加譯註多數讀者會難以理解，我還是會不嫌麻煩的。例如在《美好價值》一書中，我加了不少譯註，且舉兩例：

2009年，倫敦雀兒喜區的薩奇藝廊（Saatchi Gallery）推出黎凡特（Levant；譯註：地中海東岸的西亞地區，包括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敘利亞、紐旦；有時也包括賽普勒斯、西奈半島及伊拉克部分地區）與中東作品展。（第二章）

我曾到過阿索斯山（Mount Athos；譯註：全稱為阿索斯山修道院自治州，希臘北部馬其頓地區的一座半島山，東正教的聖山，有20座修道院），接觸過一些選擇在那裡度過餘生的修士。（第七章）

我在個人的詞彙庫裡，也建有不少譯註，是翻譯工作過程中留下來的，例如這一條：

1991 scandal, Salomon (Treasury Bond scandal‎)  譯註：1991年，所羅門交易員保羅．莫瑟（Paul Mozer）為規避單一買家購買美國公債的法定上限，借用人頭戶參與美國公債競標。所羅門事後遭罰款2.9億美元，刷新當時的投資銀行罰款紀錄。

我認為譯註運用得當的譯者是可敬的。

參考資料：臉書「譯人譯事」有關譯註的討論

8:28

20 June 2015

They were in tears

Some real and some fake

I saw that and laughed

Then I felt disgusted

They said they were remorseful for that farce

To score 32 own goals is phenomenal

They cried only for themselves

For fear of reprimand from their masters

But they should have known better

Tears are no use to their masters

Neither sweat nor blood

I sigh

If crying can bring us democracy

I will cry you a river

Even without 87 rounds of tear gas

所謂無謂的浪費

2015年6月17日

村上春樹的小說，有很多是看完之後會忘得一乾二淨的，但也有少數情節或段落令人印象深刻，久久難忘。

例如現在的電子產品汰換得很快，智慧型手機最新型號大概一年便落伍了，而且各種軟體不斷更新，Windows 8很多人都還沒用慣，Windows 10就要登場了；據說這一切都是在求進步，但對於這種強迫人們花錢更換設備的事，我總是想到村上小說《舞，舞，舞》（上）第四章的以下幾段話：

「如果讓日本的飛機公司來製造的話，可以大為便宜的。性能不輸給F4，如果想要製造便宜的噴射戰鬥機的話是可以做到的，馬上就可以。」

於是我告訴他，所謂無謂的浪費這東西，是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大美德。日本從美國買幽靈噴射機，搞緊急出動以浪費無謂的燃料，世界經濟因此才得以大為回轉，由於那回轉資本主義才往更高度發展下去。如果大家都不去製造一些無謂的浪費的話，會引起大恐慌，世界經濟可能會變得一蹋糊塗。浪費這東西是引起矛盾的燃料，矛盾則使經濟活性化，活性化又製造出浪費。

或許是這樣，他考慮了一下後說。不過因為自己小時候是生長在可以說是物資極端貧乏的戰爭時代，因此不太能掌握這種社會結構的真實感，他說。

「我們跟你們年輕人不一樣，對這種複雜事情實在很不習慣。」他一面苦笑一面說。

我也絕不習慣，不過話再拖長下去也傷腦筋，因此沒有特別表示異議。我不是習慣，只是掌握、認識了而已。這兩者之間有決定性的差別。不過總之我把煎蛋包吃完，向他打個招呼便離開座位。

時代的步伐不斷加快，我們總是被種種潮流、趨勢包圍，例如眼下的大數據啦、3D列印啦、物聯網啦。之前數十年的更大政經趨勢，是國家或政府自我矮化、積極解除管制（尤其是金融管制），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化，擅長剝削掠奪的金融業者和企業高層成為天之驕子，結果是製造出頂層1%與底層99%嚴重對立的分裂社會。經濟成長了，但絕大多數人變窮了，而且愈來愈沒有安全感。

你是否也像上文中的中老年人，覺得自己難以「掌握這種社會結構的真實感」？抑或你雖然了解這一切，但「也絕不習慣，只是掌握、認識了而已」？

理想的工作

2015年6月12日

可以譯自己喜歡的書。

內容不可以極度困難。有難度沒關係，但最好是自己努力一點搜尋資料，根據上下文推敲就能解決。最好不必去麻煩別人──有時當局者迷，別人或許能很快解開問題，但有時原文本身有問題，又或者問題真的很難，可能會很打擾別人。除非大家交情夠，經常互相幫忙，否則要避免打擾別人。

多年前在北京，有香港前同事出差到北京，忽然拿一份英文文件，晚上來找我，說「江湖救急」，必須當天把頗長的內容譯出來。我耐心地用了一個晚上，做到午夜之後，幫他完成這件事。這種事一次就夠了。

後來有一位在某大會計師事務所工作的朋友，問我能否幫忙把一份某大陸地方政府的宣傳資料翻譯成英文。當時我有正職工作，還未當自由譯者；我不想幫這個忙，也不想賺外快，就拒絕了，說「你們公司應該要有人可以做這種事」。

現在我是職業譯者，靠翻譯謀生，更不會輕易用自己的謀生技術做人情。數年前有不熟的朋友在念心理學課程，功課是根據一份英文資料做報告，問我能否幫忙譯為中文。我看了，覺得可以譯，就根據雜誌稿的價格開價，結果對方說負擔不起。我就說：很抱歉，我的經濟負擔很重，沒辦法給你優惠。

不要輕易說別人勢利：人家承受怎樣的負擔，你可能毫無概念。

說回翻譯的內容，即使談不上喜歡，至少不可以是很討厭的，不能一邊譯一邊幹譙。當然，如電影所言，「一輩子總會遇上幾個人渣」，譯者一輩子總會遇上（至少）幾本爛書。那是孽緣，逃不掉的。

魚目混珠的時代

2015年6月10日

文字工作者，當然包括譯者，必須對文字有敏銳的感覺。

敏銳的感覺不等於敏感，因為敏感是「泛指心理、生理上超乎尋常程度的感受與反應」。不過，對文字有敏銳感覺的人，確實容易因為文字而產生超乎尋常的感受和反應，而過度敏感是很辛苦的（於人於己皆是）。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台灣流行「xx力」這種說法。2003年天下文化出版翻譯的企管書《執行力》，大為暢銷。當年公司主管送我一本，我還認真地做了讀書筆記與同事分享。

在我看來，「執行力」這個詞很自然，跟「領導力」、「影響力」和「創造力」類似，用之無妨。《執行力》大賣，或許促使出版界在書籍命名上仿效：我們看到「xx力」出現在無數書名中，例如有「行銷力」、「業務力」、「銷售力」、「思考力」、「洞察力」和「專注力」，甚至有「鈍感力」。

流風所及（也是湊巧吧），我在2011年雖然只有五本譯作出版，但竟然有三本「力作」：《財經議題即戰力》、《決勝人才力》和《啟動你的面對力》。

連「即戰力」和「人才力」都出動了，「xx力」熱潮，大概也就開到荼靡了吧。

但或許不是。現在連運動鞋也流行「復刻」，而且「復刻版」可能還賣得特別貴，說不定有一天「xx力」又要突然大流行起來。

我寫這篇文章，是因為今早看到這則廣告（文案的文字頗有特色，也就引用一下）：

【編輯力：給我一個故事，證明你是個瘋子】人文空間講堂

編輯可能有一百種，你要做哪一種？

而無論選擇，在所有專業領域知識與技術之後，我們該努力的是態度。專業知識是加法，態度卻是乘法。

據說，神風特攻隊的隊員坐上飛機就只有一個決心。編輯也該是。

其實要講「編輯力」，我覺得是可以的，只是我近年對「xx力」這種說法實在已經有點厭煩，覺得換個說法或許比較好吧──不過請不要標榜什麼「編輯魂」，雖然你們連神風特攻隊都拿出來講了。

2010年底，我獲贈一本桌曆，其文案看來也是經過精心設計的，事隔多年，我仍覺得值得分享一下：

2011軟實力雄起 （「雄起」一詞於我有濃濃的大陸味）

台北 國際花卉博覽會 花現台灣好好玩 （「花現」好cute啊）

全球熱炒 重慶 大西部成長火車頭 （「全球熱炒」大概是一家百元熱炒店吧。「重慶模式」今何在？）

廣州 亞洲運動會 啟動地標建築新革命

倫敦 通過氣候變遷法案 低碳再造日不落

瀨戶內海國際藝術祭 安藤點火 島嶼復活

巴黎羅浮宮 文創巴黎超越文化巴黎 （侯孝賢導演好像剛剛才說「文創騙人的」）

杭州西溪濕地 西溪詩地 非誠勿擾

這種唬爛文案在台灣其實很常見，例如數年前便有一個「王者論壇」，其文案是這樣的：

專為銷售王者特別企劃的國際論壇

一次擁有大師們的實戰經驗與智慧精華

天王級的信念分享，讓您瞄準前進方向，開創事業版圖

2天全方位體驗，讓您破浪而出，寫下人生的奇蹟

王者論壇為銷售界的朝聖殿堂，為台灣頂尖銷售人員打造的國際頂峰銷售論壇。

短短幾句話，充滿了唬人的名詞：王者、大師、智慧精華、天王級的信念分享、破浪而出、人生奇蹟、朝聖殿堂、國際頂峰銷售論壇……

對文字感覺敏銳的人，真要建立一點「鈍感力」才行。

P.S. 順便分享中國作家殘雪批評大陸文壇的一段話：「我們這個時代是魚目混珠的時代，即使你寫得再差，再摻水，只要有一幫人起勁地幫你鼓吹，書照樣賣得好。現在文學讀者的整體水平並不太高，文壇像個黑幫團體，大家綁得死緊，互相吹捧，投桃報李，很能蒙騙一大批讀者。不加入這個團體的人很難成功。我在旁邊觀察了三十年，這種傾向越來越厲害。」

阿龍

2015年6月7日

康怡花園俱樂部二期

阿龍應該大我三歲，當年我住在柴灣泳池附近的富x閣六樓，他住十四樓。

1990年暑假，我去康怡花園俱樂部做暑期工，他是那裡的supervisor，那時候他應該是19歲。我在康怡總共做了三年暑期工，和阿龍變得頗熟。

康怡是個中產社區，俱樂部分一期和二期，各有一個泳池，一期有三個網球場、三間壁球室；二期有四個網球場及一間會所餐廳（斷斷續續地經營）。

在這裡做暑期工，主要工作是接受會員訂場打波，有時負責守泳池入口，檢查會員證。工作大致輕鬆，球場無人時，還可以和同事一起打波。我便是因為來這裡，才有機會打網球。

阿龍叫我「宋仔」，我起初叫他「龍哥」，後來比較熟便叫他「阿龍」。

阿龍閒談時曾說：不會以為康怡業主好厲害，其實他們都是暴發戶；這裡剛建成時很便宜，只是數年間樓價暴漲，於是個個發達。

阿龍應該是中五畢業後便開始工作。他說他會考放榜都沒有回學校領成績單，因為知道一定不好。

阿龍高大靚仔，風趣好玩，喜歡看港漫。他打網球時，底線抽擊好勁。

到康怡打工是我首次接觸學校以外的社會，工作輕鬆，又開眼界，基本上是很快樂的經驗。那裡的人，我至今還記得不少，例如一起坐櫃檯的阿Paul和阿達，辦公室的Flora和Jeffry，副經理Jack Wong，據說後來全職賭馬仔的救生員阿牛，救生員大華、細華、阿標、慶仔和客串的來哥，負責清潔的大叔、卿姐和司徒叔，還有一些會員，例如瘦骨精Debbie、標緻的洪家三姐妹、教網球的Robin和許教練、開工廠的網球會長，以及忘了姓什麼的教師（他說他可以連續打五小時網球，但無法陪太太shopping五小時）。

阿龍曾送我一對Dr Martens啡色中筒斜扣皮鞋，因為他買小了一個碼，而我剛好合穿。那對鞋舒服有型，我中學時曾用鞋油將它漆成黑色，穿去上學。大學時還它本色，還時常穿著。

我因為中五會考成績不錯，中六時曾申請中大暫取，如果獲得取錄，讀完中六便直升大學，不用等到讀完中七再考高級程度會考。

我申請讀中大會計系，獲通知去面試。阿龍在康怡相識的女友阿萍中學讀過會計，借了課本給我，幫助我這懵懂少年了解會計是什麼。我的中大面試失敗，1993年9月1日中學開會，灰溜溜地回學校讀中七。

阿萍搬到柴灣和阿龍一齊住，我們成了鄰居。

1994年我考上科大會計系。第二年學校通知有個獎學金要給我，但要去與贊助人吃飯。阿龍借了一套西裝給我穿去見人，那是他之前為了飲喜酒而訂做的。那時候我已經長到略高於阿龍，但比較瘦，所以那套西裝穿起來略寬一些。那天吃完飯穿著西裝回學校上課，一時間好受同學注目。

那個獎學金拿到了，夠我付半年的學費。我們好高興，我請阿龍和阿萍到灣仔會展吃自助餐。那天晚上吃得超飽，我們從灣仔走到銅鑼灣，然後才坐車回柴灣。

大學二年級的暑假，我參加了一個去台灣交流工作的活動，在台灣住了一個半月。阿龍借了他的Canon相機給我，我不慎遺失了鏡頭蓋。

阿龍離開了康怡，和朋友在柴灣新翠商場開了一間影印鋪，名叫D&F（D代表他的拍檔，F是阿龍英文名首字母）。鋪頭開在商場一個角落，原本是新光酒樓租用的地方，後來酒樓縮細，將空間拆成細鋪出租。

這次生意明顯不成功。他的拍檔兼職做問卷調查，有一次入科大訪問某教授，遇到我，向我埋怨了幾句，說阿龍許多想法不切實際。

大學三年級開始，我忙著見工，和阿龍聯絡愈來愈疏。

某日（忘了是大學畢業前還是畢業後）我回家，見到阿龍和阿萍在富x閣旁邊的空地談事情，我想和他們傾兩句，但阿龍說：「你回家吧，我哋有嘢傾。」大概是有比較嚴重的事吧。

不過，阿龍和阿萍沒有分手。

最後一次見到阿龍是冬天，那日好凍，他在柴灣邨十三座（「十三座牛雜」便是源自這裡）前面的巴士站等車。他以前頗壯，甚至有點嬰兒肥，但那天整個人瘦得嚇我一大跳，整個臉幾乎沒有一點肉，不知是否生了什麼病。他沒做影印鋪之後，好像去讀一些建造業課程，開始做地盤工作。這種工作雖然勞累，但不至於令人瘦成那樣。

後來我來台灣，與他從此失去聯絡。曾經Google他名字，只查到一筆資料：他與阿萍去參加某個不重要的職業訓練課程。

近年不時想起他。希望他一切安好。

在乎什麼？不在乎什麼？

2015年6月2日 

侯文詠前陣子有篇文章熱傳，在這篇〈四、五百個瀕死的人告訴我一個真理〉中，他提到：

我當主治醫生時大約三十歲，被派去做癌末病人的疼痛照顧。連續五年的時間，病人一個個過世，他們過世前，我跟他們聊天，我發現，我們每天最忙著追求的，包括財富、名氣、地位等，到了人生最後階段，沒有人在乎，我送走四、五百個病人，沒有人跟我說他要更多錢、更多的地位、更高的官階。

他們在乎的是關係，跟父母、跟孩子、跟配偶、跟親人的關係；或是他們在意關係不圓滿，他覺得對不起別人、想跟某人道歉。他們也在乎，人生走一遭留下什麼？在這個世界上的意義是什麼？所有生命走到末期的人都關心這些事情。

他說的我能理解。不過，李怡日前這篇〈傾聽內心深處的吶喊〉有不大一樣的說法：

一位照顧臨終病患多年的澳洲護士Bronnie Ware，整理垂死者對生命的回顧，發現他們的遺憾重複性高，她出了一本書《垂死者的五大人生憾事》。

她說的第一憾事是後悔自己未勇於追求夢想。第二是許多男人都有的憾事，就是後悔自己花太多時間工作，錯過小孩成長，和較少陪伴另一半。第三是後悔自己沒有勇氣表達內心的情感。第四是後悔自己沒有把握機會，和老朋友保持連絡。第五是後悔沒有讓自己快樂些。

許多人的第一憾事，是沒有勇氣忠於自己去追夢，最終發現自己一生活在別人的期望裏，甚至連一半的夢想都沒有達成就離開人世。臨終人最常說的話是：「真希望自己當年有勇氣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而不是選擇大家期望自己去做的事。」

兩種說法有差別，但未必矛盾：或許台灣人確實比較重視人際關係，而澳洲人則更在乎自己是否曾經勇敢地追求理想。

前兩天又偶然從同業的網誌看到作曲家Philip Glass在2007年一部紀錄片裡的一段話：

I never was a captive of other people's ideas about me. Whatever they thought, that didn't bother to me, I did what I wanted to, and um - I didn't care. I've been like that my whole life, and - it saved me a lot of trouble. Even when it came to writing music I didn't care what people thought. You know, there's a lot of music in the world, you don't have to listen to mine. There's Mozart, there's the Beatles, listen to something else! You don't have to listen to this. You have my blessings, go on, listen to something else, I don't care.

試譯如下：

我從不受制於別人對我的看法。他們怎麼想不影響我，我做我想做的事；嗯，我不在乎他們怎麼想。我一輩子都是這樣，這省了我很多麻煩。就算是作曲，我也不在乎人們怎麼想。你知道世上有很多音樂，你不必聽我的音樂。有莫札特，有披頭四，去聽其他東西！你不必聽我的。我祝福你，去吧，去聽其他東西，我不在乎。

這番話說得很酷，或許創作人確實要有這樣的勇氣：我做我的，你們怎麼想我不在乎。

在藝術創作上，這種我行我素的精神某程度上可能是必要的。但我想職業譯者恐怕是無法如此堅持自我的：編輯（委託翻譯的客戶）和讀者的意見，不可能完全置之不理。

不過，其實多數譯者是很少得到意見回饋的，最多是偶然有人說譯得好，稱讚兩句，又或者有人發現嚴重錯誤，或對譯文有其他不滿，痛罵或嘲笑之。翻譯問題釀成新聞事件，是十分罕見的事。

稱職的譯者只要獲得三、四位編輯信任，工作大概就接不完了。情況就像有些演員獲得少數幾位導演賞識，大概就不愁接不到戲。這種穩定的合作關係，值得好好珍惜。

人活在社會中，與人相處是無法抱持「我不在乎你們怎麼想」這種態度的。這不是說要委屈自己、討好別人，而是人際往來，不可能完全不顧別人的感受。（當然，太在意別人怎麼想，太在意無聊人士的閒言閒語，那確實是自尋煩惱，愚不可及。）

這概念延伸出去，可以談到「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例如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Of the 1%, by the 1%, for the 1%）最後兩段便說：

托克維爾曾表示，他看到美國社會特有的一種天才，主要就是美國人能「正確理解自利」。「正確理解」是關鍵詞。人人都懂狹隘的自利：我現在就要得到好處！「正確理解」的自利則不同：一個人最終要得到幸福，必須關注所有其他人的自利，也就是關注社會的共同福祉。托克維爾並不是暗示這種觀念如何高尚或充滿理想色彩；事實上，他所暗示的恰恰相反。這是美國人務實的標記。那些精明的美國人明白一個基本事實：替別人著想不但對心靈有益，對生意也有益。

頂層1％住最好的房子、受最好的教育、看最好的醫生、過最好的生活，但金錢似乎沒替他們買到一樣東西：認識到他們的命運與99％的人過怎樣的日子息息相關。縱觀歷史，頂層1％最終確實會明白這道理，可惜為時已晚。

說回Philip Glass，王偉雄教授日前文章提到Glass在41歲之前無法靠作曲賺到足夠的錢，為了維生，當過水喉匠和計程車司機的事，相當有趣，見〈水喉匠作曲家〉。

The Hours - Philip G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