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譯者的自我修練

2015年7月26日

日前有位老朋友，把他創作的小說第一章寄給我看，叫我給點意見。我瀏覽了一下，無法投入閱讀，便回他說「沒意見，不懂給意見」。

回頭想想，覺得這麼回應老朋友，太冷漠了一點，於是就再回他：

我沒有什麼文學造詣，所以你從事文學創作，是不用問我意見的。

但既然係老朋友，我就講一點自己的想法。

首先，你要問自己：你是很認真地要從事文學創作嗎？

如果是，那就要替自己訂出很高的標準，也就是要有職業作家的水準。（像我做翻譯，就必須有職業譯者的水準。）

另外，風格很重要。如果你的創作要以粵語入文，那大概要更用功。

我知道黃碧雲的得獎小說《烈佬傳》是以粵語入文的，你可以買來或借來看看。

另外，網路作家史兄（寫〈澳牛的黃昏〉那位史兄）以粵語寫作，很受歡迎，你可以參考參考。

我拿職業作家與職業譯者比較，可能不大恰當。我覺得當職業作家比當職業譯者困難得多，需要過人的天賦，而我其實也不知道怎樣才能達到職業作家的水準。

我自己在當自由譯者之前，在國際通訊社主要從事財經新聞編譯工作將近八年，有幾年時間還負責譯者培訓和品質控管，所以成為自由譯者時，在財經翻譯方面當然已經有職業水準。

所以我成為自由譯者之後，因為主要從事財經翻譯，在職業上遇到的困難，基本上不在翻譯技術方面。自從接到第一本書起，很幸運地工作沒有斷過，而我雖然也會接到一些相當困難或內容不喜歡的書，但我基本上是喜歡譯書的。

我遇到的最大困難，是工作紀律和個人心理，而兩者密切相關。

照理說，一名職業譯者接案穩定之後，工作效率即使沒有愈來愈好，至少也應該保持穩定。但事實往往並非如此，因為譯者是人而非機器，情緒會起伏，效率會波動，判斷會出錯，加上外在的干擾，有時產出會出現驚人的跌幅。我在當自由譯者的第四年便遇到一個瓶頸，那一年工作沒有斷過，但我的產出（以收入計算）卻降至僅為產能全開狀態的七成。真是業績大倒退的一年（如果我是一家上市公司，股價應該會暴跌）。（那年我剪貼報紙文章的網誌，文章爆量，創出至今未破的年度紀錄，頗能反映我的心思去了哪裡。）

回顧頭四年的工作情況，我發現自己在頭兩年相當投入工作，第三年起可能因為開始上臉書，又關注香港時局，常常分心，效率明顯退步，到第四年香港爆發反國教運動，更牽動我的情緒，工作效率因此每況愈下。

不過，雖然台灣確實有一些產量驚人又穩定的譯者，但像我這樣效率波動的職業譯者，應該不在少數。隨便逛一下網路，都可以看到一些同業遇到大大小小的問題，例如接到難度超出預期的書，譯得痛苦萬分，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能力；又或者工作進度估算錯誤，以致未能如期交稿，必須請求編輯通融等等。

職業譯者靠翻譯維持生計，除非家底夠厚，不必計較收入，否則絕對有必要維持良好的工作效率，保持穩定的高產出。至於實際要怎麼做才能保持高效能，各人情況不同，很難一概而論。不過，我自己是有個學習榜樣的。這個人的生活是這樣的：

以下是一個人一天虔誠的習慣：四時許起床，不用鬧鐘，下床後一杯咖啡、半個 scone或牛角包，坐在電腦前，即時進入工作狀態，絕不拖拉。七時許，早餐，簡單的多士之類，繼續寫，不說話，如果是寫小說，不聽音樂，一直寫，寫夠十頁 400字原稿紙，就停。十頁，一定停。每天如是約用四至五小時寫作， 4am到 9、 10am止，後開始跑步或游水一小時。運動後，做翻譯，至下午約二時，這天工作完畢，餘下一天按心情隨心意喜歡做什麼就什麼：聽音樂、散步、下廚等。文壇交際，不玩；評論譭譽，不理；傳媒訪問，不睬。寫作三十年如一日。（閱讀全文）

你大概猜到了，他就是村上春樹。說來慚愧，我幾年前就曾想學村上的自律，結果是失敗、失敗、失敗（因為很失敗，所以說三次）。

村上最令我敬佩和羡慕的，是他的專注力：早上起來便非常專注地寫四到五個小時，然後就已經完成一天的大部分工作，剩下很多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運動、閱讀、聽音樂、下廚等等。

相對之下，我的工作方式太沒效率了：經常到下午才開始翻譯，還不時滑手機。六個小時應該可以做完的事，因為不夠專心專注，往往拖到十個小時以上，結果工作之餘，也沒有什麼時間做其他事了。

我很厭倦這種無效率的工作方式。

前兩天譯到這樣的文字：「你應該捨棄複雜，追求簡單……不過，要踐行簡單原則，你必須心思純淨。心思是否純淨是關鍵所在。」

我想起自己中四和中五那兩年，正是心思純淨地準備中學會考，也沒有去想自己可以得到什麼成績，結果令人喜出望外。

我總認為忘我是一種理想境界：做一件事做到非常投入，才能忘我，才能發揮最高效率。可是我上一次工作到忘我，是什麼時候呢？

這一切其實都是個人心理問題：心思太雜亂，心很少能夠定下來。

剛好我手上在譯的這本書，有約一半的篇幅在講交易人的自我修練。作者說，一個人做金融交易的績效，幾乎百分百取決於他的個人心理。作者因此非常強調自我修練（work on yourself），認為有志做全職交易的人，必須花至少六個月時間，深入且詳細地了解自己是個怎樣的人、個人特質如何影響交易結果、想要達成怎樣的交易目標，並且下定決心投入交易、為自己的交易結果完全負責。

我覺得他說的即使不完全對，也有好幾分道理。所謂自我修練，達到自知之明是關鍵目標。一個人能自知，才知道自己追求什麼，才知道是什麼妨礙自己達成目標，才知道如何對症下藥、糾正問題。

譯者有自知之明，有助解決很多問題：因為自知，所以知道自己想做哪一類型的翻譯工作（有方向、有目標）；因為自知，所以可以較準確地估計工作進度，避免拖稿；因為自知，所以自量，比較不會誤接自己無法處理好的工作，得以避免譯到痛不欲生；因為自知，所以知道自己在哪些方面必須加強……

我希望從現在開始，好好努力，以期能夠「嚴以律己，天天用功，率性放鬆，掌握自己的節奏，堅持自己的步調。」

翻譯筆記：平平無奇的句子

2015年7月26日

翻譯品質如何，並非一定要看譯者能否處理好一些很棘手的原文。一些平平無奇的句子譯得如何，或許更能反映譯者的風格與能耐。（這道理有點像以蛋炒飯考驗廚師的功夫。）

例1：It was the fault of the guy who pulled all the losing marbles.

譯法一：那是抽到賠錢彈珠的那傢伙的錯。

譯法二：都是那傢伙的錯，他一連抽出那麼多顆賠錢的彈珠。

註：「一連抽出」來自context，非原句所有。

例2：If this was for me, it would be easier.

譯法一：如果這事適合我，做起來會容易些。

譯法二：這對我來說太難了。

註：根據context，這句話是在說「如果他知道這是為我設計的，他會設計得簡單一些」。

例3：I feel positive about my potential.

譯法一：我對自己的潛能，懷有正面的感覺。

譯法二：我覺得自己潛力不錯。

說明：作者把這三句話當成口語寫出來，因此譯者應該力求譯得像正常人說話那麼自然。例1的譯法一雖然意思沒錯，但實在硬了一點。它的字數雖然比譯法二少，但譯文不是簡短就一定好。

例2的譯法一根本是會錯意了。例3譯法一的問題一如例1，太直譯，結果不像是自然的口語。

要譯得像譯法二那樣很難嗎？對某些人來說，是很難的，他們甚至可能覺得譯法二不夠「忠實」。這是觀念問題。我個人當然是覺得譯法二比較高明。

哲學書一定要找哲學人翻譯嗎？

2015年7月15日

在臉書上看到有人提到某本哲學書，質疑出版社為何不找哲學背景的人翻譯：

其實我一直很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專業的哲學書找的是看起來專長是文學的譯者。

沒錯這也同樣是一個「瑕不掩瑜」的翻譯，而且還經過審訂。但我想在哲學這個領域，一本瑕不掩瑜的翻譯是不夠的。哲學需要極清楚精確的翻譯，否則的話真的不如不要翻算了。

況且台灣明明就有這麼多哲學系，有這麼多的哲學老師與學生。出版社到底為什麼不能去找這些人來做這個工作呢？

此番質疑涉及一些老掉牙的問題，我想值得寫下一點個人淺見，希望有助澄清一些常見的迷思。

我不否認哲學著作的翻譯可能非常困難，需要很精確的翻譯才有意義。其實即使不是哲學書，一些社會科學著作也是這樣。如果翻譯功力不到，可能只是毀掉名著的譯本，例如傅柯的《知識考古學》（三聯書店，2003年）第一句話是這樣的：

迄今，幾十年來，歷史學家們對長時段予以了更多的關注，猶如他們從政治事件的變幻不定中和有關它們的插曲背後揭示出一些穩固的難以打破的平衡狀態、不可逆過程、不間斷調節、一些持續了數百年後仍呈現起伏不定趨勢的現象、積累的演變和緩慢的飽和以及一些因傳統敍述的混亂而被掩蓋在無數事件之下的靜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

這種翻譯書，我可不敢領教。要避免買到這種書，讀者可以盡可能試閱部分內容。一般網路書店都有提供部分內容試閱，而如果自己逛書店，更應該親手翻一下，看看自己是否看得下去；看不下去就不要勉強，否則很可能後悔。

那麼，哲學著作是否必須找哲學背景的人翻譯？社會科學著作是否要找社科背景的人翻譯？財經書是否要找財經背景的人翻譯？

不是。正確的觀念是：要找稱職的譯者翻譯。如果這名譯者有相關的專業背景，那當然再好不過，但關鍵是他必須是稱職的譯者，而不是他必須有相關的專業背景。

許多人假定學者必然也是好譯者，這是常見的謬誤。如我之前看到一位對翻譯工作有熱忱的教授所言：「許多人文社科學者連通順的中文都寫不出來，是要翻什麼譯？」

翻譯這工作有其專業性，雖然許多人並不了解、也不尊重翻譯專業。如上述教授所言：學者與譯者的任務、角色、能力是不同的；要做翻譯，請先尊重翻譯專業。不是把學者放在譯者的位子上，就能自動生產出好譯本。

熟悉翻譯出版工作的人，對於學者（甚至是大牌學者）毀掉譯作的事，相信並不陌生。

我個人的想法，是專業學者和專業譯者可以合作，前者確保譯作的概念和意思正確，後者確保文字通順可讀。

學術性太強的書，職業譯者若沒有相關領域的造詣，確實會很困難。有些書我就不敢接，怕譯不好，也怕花太多時間研究相關資料，不划算。（沒辦法，職業譯者是「功利」的，為了生計不得不考慮成本效益，不能像業餘愛好者那樣不計成本地投入研究和琢磨。）

學者不等於稱職的譯者，是主持翻譯工作的人必須具備的基本觀念。

在此也奉勸各位讀者，不要一看到譯者沒有相關的專業背景，就一口斷定譯本會有問題。這與看到譯者有相關專業背景，就斷定譯本值得信賴，同樣是錯誤的。

業餘愛好者對某個領域真有興趣，長期投入時間研究，加上一點天賦，累積了可以媲美專家學者的知識，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如果他同時又是稱職的譯者，那麼他即使沒有正式的「專業背景」，也是翻譯相關領域著作的理想人選。反而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如果沒有足夠的翻譯能力，勉強充當譯者，很可能會交給不及格的譯作。

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2015年7月12日

左丁山今日在香港蘋果日報的文章〈借貸靠品格〉提到希臘危機、借貸和品格問題，他寫道：

JP摩根先生是19世紀20世紀交替期間，華爾街權傾一時的大賓架（banker），JP摩根銀行是享有盛名的銀行，後演變成今天的JP摩根大通。1912年，美國金融機構備受國會關注，大頭目JP摩根先生給國會召去華盛頓出席聽證會，給眾議員質詢了近三小時，其中有一句名留後世，眾議員問：「你們放款，是不是以物業現金抵押最重要？」摩根答：「不是，是品格（Character）。」眾議員再問，摩根反來覆去地說明銀行貸款最重視借款人的品格，一個人若無品格，便會言而無信，無信用則銀行避之唯恐不及。

中國商場古老人講究一諾千金，牙齒當金使，就是摩根先生口中的Character。俗語有云「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左丁山的銀行啟蒙師傅對左丁山所做的財務分析、市場分析、現金分析等等，看過便算，不會追問，他的名言：「你係經濟學碩士，我係中學未畢業，點樣改你啲嘢。」但他勤於與客戶交際應酬，對每個大老闆的背景瞭如指掌，他不信任的人，必然不准左丁山有所行動。某一次，他突然對左丁山說：「快把S公司的信貸額撤掉，追數。」左丁山不明所以，S公司一向信用良好，有抵押品，有借有還的嘛。但上司有命那敢違背，立即收緊貿易貸款，封鎖O/D。一個月後，報紙娛樂版報導S公司老闆戀上台灣女星，晚晚不回家，上司原來老早就知道了。這間S公司大約九個月後便宣佈周轉不靈，關門大吉，原來老闆日日不早朝，公司給淘空了仍然MCC。到了21世紀今日，希臘公然賴債，文明古國政府竟反口覆舌，過往暗地做假數，現在張揚無錢償還，可說無品之至，信用破產，以後如無歐盟支撐，將借貸無門。

希臘過往做假帳（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協助的傑作），當然是有重大的信用問題，但是將希臘危機簡化為希臘人借錢不還、「無品之至，信用破產」，又未免太simple and naive。

希臘危機涉及歐元區的結構問題。歐元單一貨幣是政治產物，源自歐洲融合大計，但在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差異還很大的時候便採用單一貨幣，無疑是大錯。理智的做法，是先融合再採用共同貨幣：至少要建立銀行業聯盟（有共同的存款保險制度）和財政聯盟（像美國那樣有足夠強大的聯邦政府，可以徵收可觀的聯邦稅，並肩負重要的社會保障支出），單一貨幣才可行。（一位當基金經理的朋友便說：除非歐洲各國的人都說自己是歐洲人而非德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否則歐元根本是不可行的。）比較歐元區與美利堅合眾國的情況，你便知道歐元區有重大結構問題。

希臘成了歐元區成員國之後的一段時間裡，財政上確實相當不負責任，但歐元體制也妨礙希臘調整經濟以因應財政危機，例如希臘因為是歐元區的一員，根本沒有貨幣政策自主權，無法調整政策利率，也無法藉著貨幣大幅貶值來促進經濟調整。貨幣貶值往往是非常重要的經濟調整手段，匯率不變、靠所謂內部貶值（工資和物價下跌）來調整是緩慢且痛苦的，例如香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因為聯繫匯率制度而無法靠港元貶值來調整經濟，便經歷了漫長且痛苦的通縮期，直到2004年第四季才結束。

另外就是歐元區債權人代表（IMF、歐盟執委會和歐洲央行）堅持要求希臘執行財政緊縮政策，無疑會令希臘的經濟衰退惡化為蕭條，令希臘更加無力還債。以財政緊縮政策因應債務危機和經濟衰退，根本是倒行逆施。希臘確實必須整頓財政，但在經濟衰退時強迫該國厲行緊縮政策，只會令情況更加不可收拾。財政整頓必須是比較長期的安排，不能急於一時，因為財政政策理論上應該是逆週期的（也就是經濟差時寬鬆一些，經濟好時適當收緊）。當然，現今的民主國家，財政寬鬆總是容易過財政緊縮，財政整頓因此困難重重。

以上問題，可以參考這篇〈歐元、希臘與財政政策〉。

最後撇開希臘，談談信用和信任問題。前匯豐控股（HSBC）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在其著作《美好價值》（Good Value）第五章寫道：「公眾質疑自由市場體制是不足為奇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是信任。最明顯的莫過於銀行業。『Credit』（信用／信貸）一詞源自拉丁文credere，意思是『去相信』。因此，信貸危機按照此詞的本義，正是一場信心危機。」

政治、經濟、社會要運作得好，信任極其重要。信任是相互和脆弱的。金融業者指責債務人欠債不還、信用掃地時，我難免就要想到2008年的信貸和金融危機。JP摩根先生說借貸關係最重視品格，那麼現代金融業者的品格如何呢？是誰不顧風險地瘋狂發放次級貸款、過度投機冒險，釀成令國家背起沉重債務的金融危機呢？政府以拯救經濟為名，幾近無條件地拯救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對同樣瀕臨破產的小民卻異常冷漠，理由是拯救小民有「道德風險」，但為什麼拯救這些肆意妄為的金融機構就沒有道德風險問題呢？政府容許金融業者私享盈利，出現危機時則由社會集體承受虧損，誰能心服？公正的制度，怎能獎勵這些道德敗壞的金融業者？

史迪格里茲2013年12月刊於《紐約時報》的文章 In No One We Trust，對此問題有很好的分析：

長期以來，銀行業特別仰賴信任。你將錢存進銀行，相信未來某個時候自己想提款時，錢好好地在那裡。這並不是說銀行業者從不試圖欺騙同業或客戶。但是，銀行業絕大多數業務是以假定相互問責、足夠透明和一種責任感為基礎。在最好的情況下，銀行是強健的社區機構，發放明智的貸款給有希望的小企業和想買房子的人。

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多年時間裡，我們的傳統銀行業者大大改變了：他們積極拓展新業務，包括向來屬於投資銀行業的活動。信任消失了。商業銀行利用虛假的保證，將房貸硬銷給負擔不起的家庭。業者可以用以下想法自我安慰：無論他們如何剝削自己的客戶，無論他們承受了多大的風險，新的「保險」產品（金融衍生商品和其他財務詭計）可以使他們的銀行免於承受後果。如果有業者想到自己的活動如何影響社會（無論是有關掠奪式放款、濫權的信用卡作業方式，還是操縱市場的行為），他們可能會安慰自己：根據亞當．史密斯的名言，他們荷包飽滿代表他們一定是在促進社會福祉。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這一切都只是妄想。事情的發展對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非常不好。危機期間和之後一段時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失去了住家，而家庭財富中值三年間萎縮了近40％。如果不是小布希和歐巴馬政府動用巨資拯救金融業，銀行業者也將嚴重受創。

信任毀滅的連鎖反應是嚴酷的。房市泡沫2007年破滅造成巨大危機的原因之一，是銀行業者無法再互相信任。每一家銀行都知道自己玩了什麼把戲（將債務轉移到資產負債表以外，並且發放了大量掠奪式和不顧後果的貸款），它們因此知道自己不能再信任任何一家同業。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停擺，金融體系瀕臨崩潰，仰賴公共部門的果斷措施才得以倖存，而公眾的信任多年來是最被濫用的。

金融業證明信任何其脆弱，歷史上早有先例。最著名的例子是1929年的市場崩盤，它促使我們立法阻止最惡劣的一些行為，包括詐欺和操縱市場。我們信賴監理機構執行法律，信賴銀行守法：政府不可能無所不在，但銀行至少會因為害怕作惡的後果而守規矩。

但是，數十年之後，銀行業者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掏空法規的內涵，並且扶植不相信金融監理的人掌管監理機關。官員和學者向國會議員和公眾保證：銀行可以自我規管。

但這一切最終證實是個騙局。我們創造出一個獎勵制度，它鼓勵短視和過度冒險的行為。事實上，我們已經進入這樣的時代：道德價值觀遭漠視，信任的價值遭低估。

如果我們嚴格執行「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的標準，這些金融機構要死多少次？

天空有時很希臘，翻譯也是

2015年7月10日

譯評難為，因為付出與報酬往往不成比例。批評別人的譯筆很容易惹麻煩，結果耗費心力寫了評論可能得不償失，有時還會被抨擊是「愛現」，是藉由踩低別人抬高自己──尤其是在「以和為貴」的華人社會。

我在通訊社工作時，曾任培訓編輯，應上司要求辦一些workshop。我曾經拿同事的稿件來當評論的材料，也曾經拿台灣某專業財經報紙的社論當例子，結果有同事說：我批評同事的稿子，會令當事人不舒服，容易引起爭論，最好是把要批評的稿子改到別人看不出來是誰寫的。（要改到這樣，同時要保留可以批評的地方，而且要避免因為刻意的修改而引人分心，有那麼容易嗎？而且大家就稿論稿，不作人身攻擊，有必要刻意去掩飾資料來源嗎？專業的工作場所，要做到那麼低能嗎？）而我拿報紙的社論來批評，這位同事又有高見：別人的問題關我們什麼事，為什麼要去批評？（大家都做財經新聞，別人的稿子有問題，我們真的沒有可借鑑之處嗎？）

「以和為貴」的人往往搞不清楚一件事：謾罵容易批評難，有水準的批評難能可貴，歡迎都來不及。廣義而言，批評不限於批判缺點或謬誤，而是全面的分析和評價，當然也包括稱讚精采之處。人性使然，大家喜歡得到表揚而非被指正缺點，但缺點遭人指正其實對進步大有好處，為求表面和諧而貶低尖銳但中肯的批評，未免幼稚。

我曾提過我譯Project Syndicate（PS）文章的事，說若不是PS提供的中譯版台灣的雜誌無法接受，我就少了一份好差事，沒有機會譯這些我覺得不錯的文章。最近剛好看到羅格夫（Kenneth Rogoff）分析希臘改革困難的文章Why the Greek Bailout Failed，可以拿來當例子分析，供有興趣了解PS翻譯品質的讀者參考。（原文連結；中譯版連結）

這篇譯文除了多處的明確誤譯外，沒有譯錯的段落，我讀起來也覺得相當不舒服，但或許現在愈來愈多人很習慣這樣的譯文，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甚至認為譯得很好。我則認為好翻譯不是這樣的：不是把英文轉換成表面正確的中文，就是忠實準確的翻譯。好譯文必須是正常人讀完不難掌握原文的意思，而且譯文本身要夠通順（假定原文是通順的）。

這篇稿子的翻譯，在PS的譯文中，大概屬中等水準，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國際媒體的中文翻譯水準，多數也與此類似。以下是具體分析。

原文第一段：As the Greek crisis evolve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a successful structural-adjustment program requires strong country ownership. Even if negotiators overcome the most recent sticking points,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trust in their implementation if the Greek people remain unconvinced. That has certainly been the experience so far. And without structural reform, there is little chance that the Greek economy will see sustained stability and growth – not least because official lenders are unwilling to continue extending an unreformed Greece significantly more money than it is asked to pay. (This has been the case through most of the crisis, even if one would never know it from the world press coverage.)

PS中譯：隨著希臘危機的演進，一個很重要的要點是明白成功的結構調整方案需要強大的國家所有權（ownership）。即使談判者克服了最近的癥結，如果說服不了希臘人民，也很難信任調整方案的實施。顯然，目前的經驗就是如此。而如果沒有結構改革，希臘經濟就無從實現持續穩定和增長——官方貸款人不願給予不實施改革的希臘遠遠多於要求它償還的資金。（大部分危機都是如此，儘管也許無法從全球媒體報道中瞭解這一點。）

我的翻譯：在希臘危機逐步演變之際，我們有必要認清一件事：結構調整方案若要成功，當事國必須有力地承擔起改革責任。即使談判代表克服了最新癥結，如果希臘人仍然不確信改革是必要的，我們將很難相信改革可以成功。希臘的情況迄今無疑是這樣。而如果不推動結構改革，希臘經濟達致持續穩定和成長的希望十分渺茫，尤其是因為官方放款人不願意在希臘不改革的情況下，繼續提供顯著超過希臘償債所需的貸款。（希臘危機爆發以來，官方放款人基本上一直為希臘提供顯著超過該國償債所需的貸款，雖然你根本無法從世界各地的媒體報導中得知這件事。）

評論：原譯有兩大錯處。第一，此處的ownership不是所有權的意思，而是指承擔責任。這意思很多字典沒有收錄，但也不難查到，例如Macmillan線上字典便可以查到：FORMAL an attitude of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for something and taking control of how it develops。此處或許應該再強調一次：任何字詞如何理解，都要看文章脈絡，不要拿字典查不到那意思來當理由。翻譯不是會查字典就能做，何況很多人根本不是真正懂得查字典。

第二個錯誤在最後一句，原文的意思有點隱諱，雖然the case無疑是指to continue extending an unreformed Greece significantly more money than it is asked to pay。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其實有初版，第一段寫法有不同，看完初版便更加確定意思是什麼：In fact, lenders have long been giving Greece significantly more money than it has been asked to pay, though one might never know it from global press coverage.

原文第三段：The best structural-adjustment programs are those in which the debtor country’s government proposes the policy changes, and the IMF helps design a bespoke program and provides the political cover for its implementation. Imposing them from the outside is simply not an effective option.

PS中譯：最好的結構調整計劃應該讓債務國政府實施政策變化，並由IMF幫助設計定制方案和提供實施方案的政治掩護。從外部實施這些政策絕非有效方法。

我的翻譯：最好的結構調整方案是這樣的：債務國政府提出政策改革建議，IMF幫助該國量身設計一個改革方案，然後為方案之執行提供政治掩護。改革方案由外部勢力強加在債務國身上，根本不是有效的做法。

評論：原譯第一句意思錯了，第二句含混到對讀者沒有幫助，反而令人疑惑。

原文最後一段：The vast majority of Greeks want to stay in the EU. In an ideal world, offering financial aid in exchange for reforms might help those in the country who want to shape it into a modern European state. But given the difficulty Greece has had so far in making the necessary changes to reach that goal, it might be time to reconsider this approach to the crisis completely. In place of a program providing the country with further loans, it might make more sense to provide outright humanitarian aid – regardless of whether Greece remains fully within the eurozone.

PS中譯：絕大多數希臘人都希望留在歐盟。在理想情形中，以改革為交換提供金融援助也許有助於那些希望轉變為現代歐洲邦國的國家。但考慮到希臘目前在做出必要改變從而實現這一目標方面所遇到的困難，也許應該徹底重新思考這一危機解決方案。對於向一國提供更多貸款的方案，也許最好的辦法是提供直接人道援助——不管希臘是否完全留在歐元區。

我的翻譯：絕大多數希臘人希望留在歐盟。在理想的情況下，提供資金援助以交換結構改革，或許可以幫助那些希望把希臘塑造成現代歐洲國家的希臘人。但是，考慮到希臘迄今在推動必要改革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我們或許是時候徹底檢討這種危機應對方式。與其為希臘提供更多貸款，乾脆提供人道援助可能比較明智──無論希臘是否完全留在歐元區。

評論：原譯第一句和最後一句都有明確的錯誤。

天空有時很希臘，翻譯也是。

Blogger與correspondent

2015年7月8日

在Facebook的「傳媒Secrets」上，看到這段話：

作為前線跑新聞的一員，對某網站的營運模式十分質疑。追求hit rate沒有問題，問題是新聞的來源為何？這不是給不給credit的問題，而是網站有沒有在新聞上add value的問題。現在某網站新聞部分，基本上是報道別人的報道，大量引述他人文章，自己幾乎沒有考察新聞的努力和付出。我對博客部分沒有特別強烈意見，但希望提醒大家，他們只是blogger，而沒有達到correspondent的境界。

某網站應該是指「立場新聞」吧。這種抄新聞的做法，我當然也很質疑。新聞基本靠抄、評論基本靠blogger免費供稿，這算是什麼做新聞的「立場」呢？（我當然知道他們有一些自製的訪問和報道，但主要內容是靠抄和靠免費供稿，沒錯吧？）

「他們只是blogger，而沒有達到correspondent的境界」這一句，引來不少嘲諷，我可以理解。

香港現在主流媒體的reporter或correspondent，多數實在沒有資格看不起blogger。論認真、熱忱、敢言，你們都比不上許多blogger。論見識和專業，你們也很可能比不上頂尖blogger。

Blogger的質素當然參差，但correspondent亦然。頂尖blogger寫的東西，很可能比頂尖correspondent有料和好看。而且不像主流媒體那樣，一堆主管都是自宮的閹人，報道未出街很可能便已被改到非常和諧。

我在國際通訊社見識過很多correspondent，當中有優秀和敬業的人，但老實說，也有很多correspondent實在沒有什麼值得欽佩，有些還非常混，常識、見識、操守都不好，我不知道他們有什麼「境界」可言。

仁者樂山

2015年7月6日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國語辭典這麼解釋「仁者樂山」：仁德之人安於義理，厚重不遷，好像山一樣，所以喜歡山。

那麼，喜歡行山（郊山健行）和登山的人，是否多數是仁者？我不肯定。

我是喜歡行山和登山的，但弱於認路辨路，體能也不強，重裝登山會很辛苦。所以除了少數熟悉的健行路線，我以往健行，都很仰賴一兩位精於此道的好友帶路。好友有自己的生活，後來無暇奉陪，我的健行活動便大大減少。

在台灣，我也參加過幾次野訊登山旅行團（有人背糧食和裝備，個人只需要背一個不大的背包），登過玉山、雪山主東峰、嘉明湖和南湖大山，其中以玉山（日出）和南湖大山（壯麗景觀）最難忘。

南湖大山的小屋

香港有名人蔡東豪，常寫文章講行山和長跑，去年忽然結束他創辦的主場新聞，本來宣稱要當「佔中死士」，但香港佔領運動爆發後，也不見蹤影。自此之後，「行山」成為相當一部分香港網民的嘲諷用語，頗有好行山者假仁假義的意思。

今年臺灣大學一個已經取得足夠經費的領導課程，老師還要學生為十天的登山活動募款50萬台幣，結果學生寫出相當白目的文案，廣遭恥笑：

我們向您保證，我們之中的每個人皆懷抱著積極的想法和主動性。

我們相信，當我們進入職場、社會後能為周遭環境帶來影響和改變。

不可否認地，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在未來將扮演臺灣社會中影響力重大的角色，我們意識到自己的潛力和自我提升的重要性。希望貴公司能投資我們，如同培養一顆具有潛力的種子，做為對臺灣社會和教育的關懷與回饋。

未來我們將努力發揮所學，為臺灣社會中做出貢獻。意識到自己的潛力和自我提升的重要性，希望您能投資我們，如同培養一顆具有潛力的種子，做為對臺灣社會和教育的關懷與回饋。

經此一役，登山於台灣網民而言，某程度上也已經污名化。

台港這兩件事，我都覺得有點不幸。雖然我不肯定樂山者是否仁者居多，但我自己遇過的一件小事，使我傾向相信樂山者當中確實有不少好人。

我曾參加1999年香港的毅行者活動，事前要安排多次練習。有次我在西貢山上掉了錢包，裡面有數百元港幣，但這是小事，主要是身份證和信用卡等等掉了很麻煩。結果我還沒去補辦證件，大概第二天就收到西貢警署的電話，說有人檢到我的錢包。我很高興地領回來，裡面所有東西都在，包括現金。那段期間，麥理浩徑上有不少人是在為毅行者活動操練，檢到的人頗有可能是毅行者。

1999年毅行者，於終點與隊友合照

那是我唯一一次參加毅行者，走了四十幾個小時，隔天腳掌小腫，要穿涼鞋上班。

譯者忠告：少看譯作

2015年7月2日

在網路上看到《自由選擇》簡體版譯者的一些話：

一、我的譯文，有不少都被出版社刪掉了。比如，我本來在譯文中加了不少“譯者注”，可惜大部分都被出版社刪掉了；而且，作者的原文我全部譯出了，但出版社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也將某些部分刪減掉了。這些，都不是我能左右的，我和出版社做了交涉，無效。

二、英文較好的讀者，最好直接去讀原著。像《自由選擇》這本書，圖書館一般都能借到，如在北京，國家圖書館、一些高校的圖書館基本都有。

關於第二條建議，其實不局限於本書，也就是說，凡是譯著，大家都應該儘量少讀，最好讀原著。中國大陸目前出版的譯著，基本上都存在刪減的現象，原因就是“意識形態問題”。

讀英文實在有困難的讀者，怎麼辦呢？最好的辦法是選擇臺灣的譯本，凡是大陸有的譯著，臺灣一般都有。臺灣出版的譯著，基本沒有刪節現象。

但臺灣的譯本不好買，那怎麼辦呢？我的意見是，要選擇出版社。各家出版社對“意識形態”的把握程度，也是各不相同的。有的出版社“膽子”比較大，比方說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但該出版社編輯工作不認真，錯別字較多）；有的出版社“膽子”非常小，如履薄冰，生怕“犯政治錯誤”，機械工業出版社就是這樣。

應當說，純屬技術類的譯著，基本上很少有刪節，而但凡涉及一些“意識形態”的社會科學類書籍，一般都有刪節。

譯者建議讀者不要看譯著，盡可能看原著，很有趣吧？

當然，這位中國譯者說這樣的話，是有國情背景的，那便是中國會肆意刪掉共產黨不喜歡看到的內容。所以《自由選擇》的簡體版譯作，無法將全部內容自由地呈現給讀者，而且幾乎所有出版物，任何涉及中共眼中「意識形態」問題的內容，都極有可能被刪掉。

也就是說，在中國合法出版的書，基本上都是當局閹割過的淨版──通常不必審查官員親自出手，因為出版業者為免惹禍上身，一般會自我審查，先行自宮。

「凡是大陸有的譯著，台灣一般都有」，這倒不一定。非常重要或有商業價值的著作一般會有，但比較冷門的很可能沒有。

那麼，台灣的翻譯書一般沒有刪節敏感內容的問題，是否讀者就可以放心讀譯作，不必費神看原著？這問題當然因人而異，有條件看原著的，我認為看原著比較好。（如果有一天有條件看原著的人夠多，只能看譯作的人撐不起翻譯書市場，譯者大概會無書可譯。）

當然，很多人是沒有條件看原著的，最重要的原因應該是外文不夠好。在台灣的翻譯書市場，優秀的譯者固然不少，濫竽充數者也不罕見。讀者若想避開地雷書，當然要培養出分辨翻譯品質的眼光。可是這真的不容易，因為連必須為翻譯品質把關的編輯都未必做得到，何況外文不夠好的讀者。翻譯的品質，不對照原文是無法真正分辨的。當然，有些翻譯書光看譯文就不通，那很可能是譯文有嚴重問題，但是譯文讀起來很通順，也不一定就沒問題。深入分析翻譯品質是很費時費神的事，而且批評別人的譯筆幾乎一定得罪人，此所以我們很少看到不客氣的認真譯評。

7月4日後記：蘇錦坤先生回應本文，說『譯者建議讀者不要看譯著，這是近乎「揮刀自宮，自斷生路」的行為』。其實我在文中已經清楚指出，那位中國譯者這麼說，是有特殊原因的：中國合法出版的譯作，內容往往殘缺不全，中共不想看到的內容幾乎一定全被刪掉。

蘇先生說：「即使你有能耐直接閱讀原文，適當地閱讀譯作，仍然有其功用。但是，應該避免低劣的譯作。」我完全同意。我不過是想指出：要避開低劣的譯作和「適當地」閱讀譯作，對很多讀者來說一點也不容易。

我相信絕大多數讀者如何選書有自己的考量。為免誤會，我把話再說清楚一點：對多數讀者來說，優秀的譯作是非常值得購買和閱讀的，而且相對於原著往往很超值。讀者不宜因為看過低劣的譯作就一概拒絕翻譯作品。我寫這篇文章，並無鼓勵讀者拒絕翻譯作品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