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7月15日 星期三

哲學書一定要找哲學人翻譯嗎?

2015年7月15日

在臉書上看到有人提到某本哲學書,質疑出版社為何不找哲學背景的人翻譯:

其實我一直很想知道為什麼這麼專業的哲學書找的是看起來專長是文學的譯者。

沒錯這也同樣是一個「瑕不掩瑜」的翻譯,而且還經過審訂。但我想在哲學這個領域,一本瑕不掩瑜的翻譯是不夠的。哲學需要極清楚精確的翻譯,否則的話真的不如不要翻算了。

況且台灣明明就有這麼多哲學系,有這麼多的哲學老師與學生。出版社到底為什麼不能去找這些人來做這個工作呢?

此番質疑涉及一些老掉牙的問題,我想值得寫下一點個人淺見,希望有助澄清一些常見的迷思。

我不否認哲學著作的翻譯可能非常困難,需要很精確的翻譯才有意義。其實即使不是哲學書,一些社會科學著作也是這樣。如果翻譯功力不到,可能只是毀掉名著的譯本,例如傅柯的《知識考古學》(三聯書店,2003年)第一句話是這樣的

迄今,幾十年來,歷史學家們對長時段予以了更多的關注,猶如他們從政治事件的變幻不定中和有關它們的插曲背後揭示出一些穩固的難以打破的平衡狀態、不可逆過程、不間斷調節、一些持續了數百年後仍呈現起伏不定趨勢的現象、積累的演變和緩慢的飽和以及一些因傳統敍述的混亂而被掩蓋在無數事件之下的靜止和沉默的巨大基底。

這種翻譯書,我可不敢領教。要避免買到這種書,讀者可以盡可能試閱部分內容。一般網路書店都有提供部分內容試閱,而如果自己逛書店,更應該親手翻一下,看看自己是否看得下去;看不下去就不要勉強,否則很可能後悔。

那麼,哲學著作是否必須找哲學背景的人翻譯?社會科學著作是否要找社科背景的人翻譯?財經書是否要找財經背景的人翻譯?

不是。正確的觀念是:要找稱職的譯者翻譯。如果這名譯者有相關的專業背景,那當然再好不過,但關鍵是他必須是稱職的譯者,而不是他必須有相關的專業背景。

許多人假定學者必然也是好譯者,這是常見的謬誤。如我之前看到一位對翻譯工作有熱忱的教授所言:「許多人文社科學者連通順的中文都寫不出來,是要翻什麼譯?」

翻譯這工作有其專業性,雖然許多人並不了解、也不尊重翻譯專業。如上述教授所言:學者與譯者的任務、角色、能力是不同的;要做翻譯,請先尊重翻譯專業。不是把學者放在譯者的位子上,就能自動生產出好譯本。

熟悉翻譯出版工作的人,對於學者(甚至是大牌學者)毀掉譯作的事,相信並不陌生。

我個人的想法,是專業學者和專業譯者可以合作,前者確保譯作的概念和意思正確,後者確保文字通順可讀。

學術性太強的書,職業譯者若沒有相關領域的造詣,確實會很困難。有些書我就不敢接,怕譯不好,也怕花太多時間研究相關資料,不划算。(沒辦法,職業譯者是「功利」的,為了生計不得不考慮成本效益,不能像業餘愛好者那樣不計成本地投入研究和琢磨。)

學者不等於稱職的譯者,是主持翻譯工作的人必須具備的基本觀念。

在此也奉勸各位讀者,不要一看到譯者沒有相關的專業背景,就一口斷定譯本會有問題。這與看到譯者有相關專業背景,就斷定譯本值得信賴,同樣是錯誤的。

業餘愛好者對某個領域真有興趣,長期投入時間研究,加上一點天賦,累積了可以媲美專家學者的知識,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如果他同時又是稱職的譯者,那麼他即使沒有正式的「專業背景」,也是翻譯相關領域著作的理想人選。反而該領域的專家學者,如果沒有足夠的翻譯能力,勉強充當譯者,很可能會交給不及格的譯作。

5 則留言:

  1. 理想的譯本確實是請專業的譯者翻譯,再請學者審訂。只是這對出版社負擔太重,而且審訂者也不易找。現在學校的教授都忙於處理行政瑣務,像「審訂」這種沒有學術積分又得賣上自己學術名聲的事情,多半興趣缺缺。所以找學者譯書,與其說信任專業,不如說是折衷的方式。

    再說,專家學者譯書,若是文筆不好,編輯也不可能擅改,特別是某些學術界有地位的人。何況台灣學者多的是鄙棄中文的媚洋派,也許他們心目中理想的翻譯,就是字句緊貼著西方語言句型,唯恐「誤譯」了原文,他們還會說這叫座「學術語言」。流暢的中文,反而會被他們鄙視為「膚淺」,則這種著作,實在有譯等於沒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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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有些講藝術的書籍,當中藝術家談藝術,問題多籮籮,一。藝術不好談,界定困難;二。藝術家管操作,要他們談,很多時是隔靴搔癢,更多是不知所云;三。再經過對審美沒有認識的譯者,變成陽奉陰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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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明白。翻譯這種內容,確實需要對藝術和審美有一定的認識。很專業的內容,譯者確實需要有相關專業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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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哲學文字之難譯,情況大致有二。一在專有名詞的譯法,一在語句結構的對應。前者看似問題不大,查查字典上上網就有參考資料,但卻是最常出毛病的地方。的確,很多哲學術語都有大致通用的譯法,像是海德格的Sein、Dasein、Seiende等,雖然牽涉很多複雜的概念,但是跟著翻就好。問題在於沒有那麼有名、也沒有通行譯法的術語,例如黑格爾的Bestimmung,直接查字典大概會譯成「確立」、「肯定」之類的,但黑格爾的用法更強,大概要稱之「立法」、「定規」。最麻煩的是哲學人引用典故,像是韋伯引用蘭克的用字mediatisieren來談歌德,這其中有一層層的轉用、挪用,還有許多文化背景的預設,非專家不能通曉。以術語來說,專家與非專家之間的翻譯雖然說不上是天差地別,但是哲學(尤其是歐陸哲學)術語背後通常是層層疊疊的概念堆積,一點走樣就可能會造成大滑坡,所以交給專家審定大概是必要的。

    至於語句結構,並不是所有的哲學家都難譯,麻煩的是那些愛用長句的人,例如康德,他老人家一句話動不動就是七八行或十幾行,語句結構之間就像綁上了一大堆繩結的長索,即使是德文文法這麼嚴謹的語言都要花大把時間慢慢解索,翻成中文絕對不可能照譯,否則會是天書。即使是英文譯本也多是重新拆解、安排句子,把一句拆成數句,然而這事得要非常小心,因為康德綁的那些繩結不是沒有意義的,他刻意要讀者注意在結構中對比的概念關係,如果翻譯者完全落失(不可能不丟的,只是看丟多少而已)了這個原意,那麼也算是失職了。像這種情況,幾乎不可能不交給哲學專家來譯,反正一般人也極少會讀此類文章,譯法失之雅馴,大家也就將就將就了。

    即使不像康德這麼難搞的哲學家,長句在哲學(或其他學術文章)裡本來就所在多有,哲學句子難搞的地方常在代名詞,一個句子常有好幾個代名詞,具象的抽象的不一而足,甚至會分詞性,有時會讓我聯想起William Blake的詩。不過這點其實比較容易解決,因為哲學畢竟跟詩不同,比較強調精準,譯者可以把代名詞一一還原來翻譯就好,當然,前提是他得要全部摸清哪個是哪個,而這也需要不少專家的功夫。

    說簡單點,有些書只能交給哲學人譯,甚至非大師不得專擅,例如《純粹理性批判》,敢譯的人一定是康德大家(或像牟宗三那樣不用擔心被罵)。有些可以找其他人譯,可能會比哲學家的譯筆通順,像是尼采、沙特、傅柯,但終究還是得找專家在後頭把關,起碼把專有名詞和術語一一校對過,才不會貽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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