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不忠，百次不用？

2015年7月12日

左丁山今日在香港蘋果日報的文章〈借貸靠品格〉提到希臘危機、借貸和品格問題，他寫道：

JP摩根先生是19世紀20世紀交替期間，華爾街權傾一時的大賓架（banker），JP摩根銀行是享有盛名的銀行，後演變成今天的JP摩根大通。1912年，美國金融機構備受國會關注，大頭目JP摩根先生給國會召去華盛頓出席聽證會，給眾議員質詢了近三小時，其中有一句名留後世，眾議員問：「你們放款，是不是以物業現金抵押最重要？」摩根答：「不是，是品格（Character）。」眾議員再問，摩根反來覆去地說明銀行貸款最重視借款人的品格，一個人若無品格，便會言而無信，無信用則銀行避之唯恐不及。

中國商場古老人講究一諾千金，牙齒當金使，就是摩根先生口中的Character。俗語有云「一次不忠，百次不用」，左丁山的銀行啟蒙師傅對左丁山所做的財務分析、市場分析、現金分析等等，看過便算，不會追問，他的名言：「你係經濟學碩士，我係中學未畢業，點樣改你啲嘢。」但他勤於與客戶交際應酬，對每個大老闆的背景瞭如指掌，他不信任的人，必然不准左丁山有所行動。某一次，他突然對左丁山說：「快把S公司的信貸額撤掉，追數。」左丁山不明所以，S公司一向信用良好，有抵押品，有借有還的嘛。但上司有命那敢違背，立即收緊貿易貸款，封鎖O/D。一個月後，報紙娛樂版報導S公司老闆戀上台灣女星，晚晚不回家，上司原來老早就知道了。這間S公司大約九個月後便宣佈周轉不靈，關門大吉，原來老闆日日不早朝，公司給淘空了仍然MCC。到了21世紀今日，希臘公然賴債，文明古國政府竟反口覆舌，過往暗地做假數，現在張揚無錢償還，可說無品之至，信用破產，以後如無歐盟支撐，將借貸無門。

希臘過往做假帳（華爾街投資銀行高盛協助的傑作），當然是有重大的信用問題，但是將希臘危機簡化為希臘人借錢不還、「無品之至，信用破產」，又未免太simple and naive。

希臘危機涉及歐元區的結構問題。歐元單一貨幣是政治產物，源自歐洲融合大計，但在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差異還很大的時候便採用單一貨幣，無疑是大錯。理智的做法，是先融合再採用共同貨幣：至少要建立銀行業聯盟（有共同的存款保險制度）和財政聯盟（像美國那樣有足夠強大的聯邦政府，可以徵收可觀的聯邦稅，並肩負重要的社會保障支出），單一貨幣才可行。（一位當基金經理的朋友便說：除非歐洲各國的人都說自己是歐洲人而非德國人、法國人、西班牙人，否則歐元根本是不可行的。）比較歐元區與美利堅合眾國的情況，你便知道歐元區有重大結構問題。

希臘成了歐元區成員國之後的一段時間裡，財政上確實相當不負責任，但歐元體制也妨礙希臘調整經濟以因應財政危機，例如希臘因為是歐元區的一員，根本沒有貨幣政策自主權，無法調整政策利率，也無法藉著貨幣大幅貶值來促進經濟調整。貨幣貶值往往是非常重要的經濟調整手段，匯率不變、靠所謂內部貶值（工資和物價下跌）來調整是緩慢且痛苦的，例如香港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後，因為聯繫匯率制度而無法靠港元貶值來調整經濟，便經歷了漫長且痛苦的通縮期，直到2004年第四季才結束。

另外就是歐元區債權人代表（IMF、歐盟執委會和歐洲央行）堅持要求希臘執行財政緊縮政策，無疑會令希臘的經濟衰退惡化為蕭條，令希臘更加無力還債。以財政緊縮政策因應債務危機和經濟衰退，根本是倒行逆施。希臘確實必須整頓財政，但在經濟衰退時強迫該國厲行緊縮政策，只會令情況更加不可收拾。財政整頓必須是比較長期的安排，不能急於一時，因為財政政策理論上應該是逆週期的（也就是經濟差時寬鬆一些，經濟好時適當收緊）。當然，現今的民主國家，財政寬鬆總是容易過財政緊縮，財政整頓因此困難重重。

以上問題，可以參考這篇〈歐元、希臘與財政政策〉。

最後撇開希臘，談談信用和信任問題。前匯豐控股（HSBC）主席葛霖（Stephen Green）在其著作《美好價值》（Good Value）第五章寫道：「公眾質疑自由市場體制是不足為奇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核心是信任。最明顯的莫過於銀行業。『Credit』（信用／信貸）一詞源自拉丁文credere，意思是『去相信』。因此，信貸危機按照此詞的本義，正是一場信心危機。」

政治、經濟、社會要運作得好，信任極其重要。信任是相互和脆弱的。金融業者指責債務人欠債不還、信用掃地時，我難免就要想到2008年的信貸和金融危機。JP摩根先生說借貸關係最重視品格，那麼現代金融業者的品格如何呢？是誰不顧風險地瘋狂發放次級貸款、過度投機冒險，釀成令國家背起沉重債務的金融危機呢？政府以拯救經濟為名，幾近無條件地拯救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對同樣瀕臨破產的小民卻異常冷漠，理由是拯救小民有「道德風險」，但為什麼拯救這些肆意妄為的金融機構就沒有道德風險問題呢？政府容許金融業者私享盈利，出現危機時則由社會集體承受虧損，誰能心服？公正的制度，怎能獎勵這些道德敗壞的金融業者？

史迪格里茲2013年12月刊於《紐約時報》的文章 In No One We Trust，對此問題有很好的分析：

長期以來，銀行業特別仰賴信任。你將錢存進銀行，相信未來某個時候自己想提款時，錢好好地在那裡。這並不是說銀行業者從不試圖欺騙同業或客戶。但是，銀行業絕大多數業務是以假定相互問責、足夠透明和一種責任感為基礎。在最好的情況下，銀行是強健的社區機構，發放明智的貸款給有希望的小企業和想買房子的人。

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的多年時間裡，我們的傳統銀行業者大大改變了：他們積極拓展新業務，包括向來屬於投資銀行業的活動。信任消失了。商業銀行利用虛假的保證，將房貸硬銷給負擔不起的家庭。業者可以用以下想法自我安慰：無論他們如何剝削自己的客戶，無論他們承受了多大的風險，新的「保險」產品（金融衍生商品和其他財務詭計）可以使他們的銀行免於承受後果。如果有業者想到自己的活動如何影響社會（無論是有關掠奪式放款、濫權的信用卡作業方式，還是操縱市場的行為），他們可能會安慰自己：根據亞當．史密斯的名言，他們荷包飽滿代表他們一定是在促進社會福祉。

當然，我們現在知道這一切都只是妄想。事情的發展對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非常不好。危機期間和之後一段時間，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失去了住家，而家庭財富中值三年間萎縮了近40％。如果不是小布希和歐巴馬政府動用巨資拯救金融業，銀行業者也將嚴重受創。

信任毀滅的連鎖反應是嚴酷的。房市泡沫2007年破滅造成巨大危機的原因之一，是銀行業者無法再互相信任。每一家銀行都知道自己玩了什麼把戲（將債務轉移到資產負債表以外，並且發放了大量掠奪式和不顧後果的貸款），它們因此知道自己不能再信任任何一家同業。銀行同業拆借市場停擺，金融體系瀕臨崩潰，仰賴公共部門的果斷措施才得以倖存，而公眾的信任多年來是最被濫用的。

金融業證明信任何其脆弱，歷史上早有先例。最著名的例子是1929年的市場崩盤，它促使我們立法阻止最惡劣的一些行為，包括詐欺和操縱市場。我們信賴監理機構執行法律，信賴銀行守法：政府不可能無所不在，但銀行至少會因為害怕作惡的後果而守規矩。

但是，數十年之後，銀行業者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掏空法規的內涵，並且扶植不相信金融監理的人掌管監理機關。官員和學者向國會議員和公眾保證：銀行可以自我規管。

但這一切最終證實是個騙局。我們創造出一個獎勵制度，它鼓勵短視和過度冒險的行為。事實上，我們已經進入這樣的時代：道德價值觀遭漠視，信任的價值遭低估。

如果我們嚴格執行「一次不忠，百次不用」的標準，這些金融機構要死多少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