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22日 星期四

裝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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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作家、曾代表民主黨角逐加州州長的Upton Sinclair (1878-1968) 有此名言: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man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when his salary depends upon his not understanding it.

這句話不難理解,大意就是「如果某人的薪水有賴他不明白某些事,你很難使他明白」。如果要說得更白一點,大概就是:如果某人的生計有賴他對某些事情裝糊塗,你就很難使他不再裝傻(畢竟你很難要別人跟他們的飯碗過不去)。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這麼譯Sinclair那句話:「當一個人的薪水取決於他不了解的事,就很難要他弄懂這件事。」也有人認為應該這麼譯:「當一個人的薪水賺的稀里糊塗的時候,讓他來理解一些事情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你能正確理解原話,應該知道這兩個譯法都無法傳達原文的意思,不信也不達,可說是錯誤的翻譯。

放在金融投資的脈絡中,強烈主張利用低費用的指數基金做被動式投資的人,可以用Sinclair這句話諷刺主動式基金業者,說這些業者賺取豐厚的服務費,有賴他們裝作不知道指數化被動式投資比較好,即使明知絕大多數主動式基金長期而言績效顯著不如指數化被動式投資,仍大力宣傳主動式投資有多好。

Sinclair的話使我想到「裝睡的人叫不醒」。人其實很容易自欺欺人,可能是為了實在的利益(例如金錢、地位、權力),也可能是為了保護自己脆弱的心理(因為無法面對殘酷的事實)。裝睡的人起初清楚知道自己在演戲,但最終可能因為過度入戲,再也分不清事實與假象。

這兩年變得面目全非的香港,各領域都有許多識時務的裝睡者。目前身陷囹圄的大律師鄒幸彤,日前就在她精彩的長文〈「只談法治,不談政治」的抗爭七步殺——香港法治迷思與司法抗爭諍議〉中,痛斥香港司法界的裝睡者:

//最不可取的,是假裝看不見政治權力對司法體系的滲透,順從地做法律系統的螺絲釘,順着權力對「法律」的解讀去調整自己的行為、調整自己的意見,繼續扮演「守法良民」「專業人士」甚至「制度捍衛者」的角色,掩耳盜鈴地按目前尚被允許的遊戲規則走過場。某程度上這是默許乃至助長了「依法暴政」,成為那些名為法律,實際上是政治命令的執行者、加持者,成為讓「法治」一詞變為空洞的統治口號的幫兇。//

沒錯,對嚴重的不義視若無睹的裝睡者,就是暴政的幫兇。

2021年7月1日 星期四

美國人口僅佔中國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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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所有人都相信,美國人口僅佔中國四分之一,所以只要中國人均所得達到美國的四分之一,中國的經濟規模就超越美國了……//

你是否覺得「美國人口僅佔中國四分之一」這說法很奇怪?

如果我說「廣東人口佔中國十分之一」,你應該不會覺得奇怪,對吧?當然不奇怪,廣東是中國的一部分,「廣東人口佔中國十分之一」是很合理的說法(十分之一只是為了舉例隨便說說,不是準確的數字)。

所以我們說AB幾分之幾或某個百分比,通常假定了AB的一部分。美國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所以說「美國人口僅佔中國四分之一」當然顯得很奇怪。正確的說法是「美國人口僅為中國四分之一」。

再一個例子:「美國第一季經常帳赤字為創紀錄的1950億美元,GDP6.4%。」這種說法雖然普遍,嚴格來說也是不對的,因為經常帳赤字並不是GDP的組成部分,這裡只是拿經常帳赤字與GDP的規模作比較,以便說明赤字有多大而已。比較好的說法是:「美國第一季經常帳赤字為創紀錄的1950億美元,相當於GDP6.4%。」

同理,「政府負債占GDP比重」也是不正確的說法,可以改說「政府負債對GDP的比率」。

2020年9月25日 星期五

書摘:故事經濟學

2020925 

書名:故事經濟學

天下雜誌2020930日出版

原文書名:Narrative Economics: How Stories Go Viral and Drive Major Economic Events

作者:羅伯‧席勒(Robert J. Shiller

 

前言:什麼是敘事經濟學?

敘事經濟學這個詞組

「敘事經濟學」這個詞組以前就有人用,雖然相當罕見。帕爾格雷夫(R. H. Inglis Palgrave1894年的《政治經濟學詞典》(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簡短提及敘事經濟學,但它在那裡看來是指學者用來提出自己的歷史事件敘事的一種研究方法。我關注的不是提出一種新敘事,而是研究其他人有關重大經濟事件的敘事,那些像病毒一樣瘋傳的流行敘事。使用敘事經濟學一詞時,我著重兩個要素:(1)思想觀念以故事的形式傳播,以及(2)人們為了創造具有感染力的新故事或增強故事感染力所做的努力。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想研究敘事感染如何影響經濟事件。

「敘事」一詞往往與「故事」同義,但我使用該詞是反映《牛津英語詞典》所收的這個現代含義:「一種故事或陳述,針對一個社會、時期之類提出一種解釋或辯解。」基於這個定義,我想補充一點:故事並非僅限於簡單地陳述人類發生的事。故事也可以是一首歌、一個笑話、一個理論、一種解釋或一個計畫,可以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也可以很容易地在日常對話中傳達。我們可以視歷史為一連串的罕見重大事件,某個故事在這些事件中如病毒般瘋傳,通常(但並非一定)得到某個具吸引力的名人幫助(哪怕是一個小名人或虛構人物)──名人與那個故事的關係增添了人情趣味。

例如20世紀下半葉的一些敘事將自由市場描述為「高效率的」,市場運作因此並非政府的行動所能改善。結果這些敘事促使公眾反對政府的監理。當然,有人對當時的監理方式提出了合理的批評,但這些批評通常沒有像病毒那樣瘋傳。病毒式敘事需要名人和故事的幫助才能成事。電影明星雷根(Ronald Reagan)就曾涉入這樣一種敘事。19531962年間,他是廣受歡迎的美國電視節目《奇異劇場》(General Electric Theater)風趣迷人的旁白,因此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1962年後,雷根進入政界,支持自由市場。1980年他當選美國總統。1984年競選連任時,他在對手家鄉以外的每一個州都勝出。雷根利用他的名氣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自由市場革命,其影響有好有壞,至今猶存。

人們如果覺得自己與故事中或故事根源的某個人有某種個人關聯,則無論那個人是虛構人物還是真正的名人,故事的感染力是最強的。例如,川普(Donald J. Trump2016年意外當選美國總統,在支持他當選的經濟敘事核心處是這樣的敘事:川普乃是剛強、傑出的交易者和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名人有時會捏造自己的敘事,就像川普那樣,但在很多情況下,名人的名字只是被加入一個較老、較弱的敘事中,以增強其感染力──就像不知被講了多少次、每次換個名人當主角的白手起家故事那樣。(本書將討論許多名人故事。)敘事經濟學說明了流行的故事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從而影響經濟結果──不僅包括衰退和蕭條,還包括其他重要的經濟現象。房價只漲不跌的觀念與電視上炒房致富的故事有關。黃金是最安全投資的觀念,則與戰爭和蕭條的故事有關。這些敘事具感染力,即使它們與特定名人的關係是薄弱的。

最後,敘事是文化、時代精神和經濟行為快速變化的主要傳染媒介。敘事有時與風尚和狂熱融為一體。精明的行銷者和推廣者推波助瀾,試圖從中獲利。

除了通俗的敘事,還有在知識分子群體之間流傳的專業敘事,後者包含複雜的思想,微妙地影響廣泛的社會行為。投機價格的隨機漫步理論(random walk theory of speculative prices)就是這樣一種專業敘事。該理論認為,股票市場的價格反映了所有資訊,因此暗示試圖打敗大盤是徒勞的。一如多數專業敘事,該敘事某程度上是正確的,但如今已有專業文獻指出該理論未料到的缺點。

這些專業敘事有時會被轉化為通俗敘事,但大眾經常扭曲這些敘事。例如有一種扭曲的敘事認為,在國內股市買進並持有是最佳投資決策。雖然人們普遍認為買進並持有策略源自學術研究,但這種說法與專業標準有衝突。一如隨機漫步理論的流行版本,有些扭曲的敘事產生的經濟影響持續多個世代。

一如任何一種歷史重建工作,我們不能拿著錄音機回到過去,錄下那些創造和傳播敘事的對話,所以我們必須仰賴間接的資料來源。不過,我們如今可以利用社群媒體和Google Ngrams之類的工具,捕捉當代敘事的形態。

2020年7月21日 星期二

「先講究中文通順,再講究譯意準確」?

2020721

//台灣一家藥廠廣告詞:「先研究不傷身體,再講求效果」。
我以為,用在翻譯,也應如此:「先講究中文通順,再講究譯意準確。」
但台灣譯者的普遍毛病,就是墨守成規,照本宣科。明明逐字翻譯的結果,會產生狗屁不通的中文,仍堅持如此翻譯,唯一的理由,可能就是怕挨罵:字典上這麼寫、文法上這麼規定,我不照著翻,到時人家會罵我。// (https://www.facebook.com/TaipeiSalarymen/posts/3346099625442049)

這是在講把外文譯為中文,而大概是作者看過很多「狗屁不通」的譯文,所以特別重視中文通順,重視到認為譯文通順比譯意準確更重要,應優先追求通順,再講究準確。

根據我做筆譯多年的經驗,這說法似乎沒什麼道理。翻譯品質如何,就看你交出來的譯文,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優先追求什麼根本無關宏旨。

翻譯最基本要求,應該是準確傳達原文的意思。這可以理解為我們一般所講的信與達的要求,而信與達必須同時達到,沒有孰先孰後的問題。譯文如果能準確傳達原文的意思,通常不會有(中文)不通順的問題。

當然,實際翻譯工作會遇到很多微妙的情況,必須視具體情況應變。視翻譯的目的而定,譯者有時甚至必須幫忙糾正原文的錯誤。

翻譯工作特別麻煩的一種,應該是文學翻譯,因為文學作品對文字的要求比較高,譯文除了意思正確,原則上還必須忠於原作的文字風格,而這有時真的不容易。文學作品的內容,有時連意思都不容易掌握,要準確傳達原文的意思當然也就很棘手。

但即使不是翻譯文學作品,信與達的要求有時還是難以同時(接近)完全達成,此時譯者可能就必須有所取捨。但一般而言,再如何折中妥協,合格的譯者交出來的譯文,大致上還是意思正確、文字通達的,絕不會因為「消化了原文再譯出來」就扭曲了原文的意思。

2020年4月25日 星期六

Native speaker和專業的神話

2020425


臺灣文學館長的公開回應:

//這個英文試譯手冊,乃委託文化專長的翻譯業者、且均要求native speaker執行。鴻鴻老師的詩作,譯者為美國籍,長年從事中翻英、並有《光華》雜誌譯作經歷,另設專業審查一人,亦為美國籍。因此,會出現〈聞中國人工智慧出版詩集〉詩題之錯誤,應為誤解中文詩義所致;電影導演侯麥、楚浮、楊德昌之譯名,亦起因於譯者未具體掌握中文語境而逕行音譯。但無論如何,確實是翻譯上的疏失。//

這真的很有趣。大家或許可以想想以下問題:

1. native speaker來做,就能確保品質嗎?

當然不是。將近二十年前,我在通訊社做財經新聞編譯時,遇到shorten the odds這個詞組,一時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有個資深同事相當不耐煩地教訓我:英文部那個某某某是從美國來的華人,也算是英文的native speaker,你為什麼不問他?我當時不好意思直接回答:我認為他不懂。

對,沒錯,根據我對那個人的了解,我認為他不懂。這不是貶低他,而是即使是native speaker也不可能隨時可以回答這種問題,就像我是中文的native speaker,你問我一個不算常用的詞組,我也很可能必須去研究一下才有答案。

我不會因為他是native speaker就相信他隨口告訴我的答案,我寧願自己花時間去研究,而當然我也很快找到了確定的答案。

可惜很多人就是迷信native speaker。這真的很白痴。

一般而言,做翻譯時,target languagenative speaker可以譯出比較順暢自然的譯文,但也相對容易出現對原文的掌握不夠透徹的問題。簡單而言,native speaker無法保證什麼,一如碩士博士以至教授都無法保證什麼。如果迷信native speaker或迷信學歷地位,安排翻譯工作時設定不必要的條件要求,反而可能排除了真正適任者。但在現實中,組織往往會以各種理由,設定SOP,結果就會出現官僚誤事的問題。(畢竟真的有很多人就是在混飯吃,甚至會有人直接跟你說:「別那麼認真好嗎?大家都只是出來混口飯吃!」)

2.「我們也知道不能迷信native speaker,所以我們有找相關專長的譯者:那個譯者有文化專長,長年從事中翻英,並且有《光華》雜誌譯作經歷,而且我們還有專業審查!」

好吧,我只能說樹大有枯枝,所謂專業譯者以至專業審校,當然也有濫竽充數者,徒有專業之名,沒有基本的專業技能和專業精神。

詩題〈聞中國人工智慧出版詩集〉譯成Poetry Published Hearing About Chin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電影導演侯麥、楚浮、楊德昌直接音譯成Hou MaiChu FuYang Dechang,你認為這譯者和審校真的有文化專長和翻譯能力嗎?雖然文化二字如此籠統,但這種水準是否玷污了文化界和翻譯界?

我真的不是想取笑什麼人,只是有點唏噓:所謂文化人或專業譯者,有時被人看不起,真不是沒有原因的。

2020年3月17日 星期二

新書面世:作惡的執照

2020年3月17日

Licence to be Bad: How Economics Corrupted Us
by Jonathan Aldred 強納森.奧德雷德
 
瘟疫蔓延之際,《作惡的執照》要出版了。

這本書中譯本超過18萬字,一個圖表都沒有,就是純文字從頭講到尾。

對經濟學有興趣的朋友應該會喜歡這本書。但其實即使對經濟學沒興趣,或甚至憎惡經濟學,也很適合看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是經濟學家寫來批判主流經濟學的。

本書的主題一如書名所講:主流經濟學腐化了人類的思想,彷彿發給我們「作惡的執照」,使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做壞事。

//過去五十年間,有關何謂恰當行為的新觀念腐化了我們的思想。我們顛倒了黑白與善惡,將不道德的行為視為符合道德。這是巨大的轉變,但它是靠許多近乎無法識別的微妙步驟實現的。

當然,相對於以前的世代,我們本質上沒有變得比較不善良。此外,這不是有人故意做壞事的簡單故事。事情是這樣的:有些人致力鼓勵我們相信許多行為和活動是可接受、自然和理性的,符合事物的根本邏輯──但僅僅幾個世代之前,人類普遍認為那些行為和活動是愚蠢、費解、有害或根本邪惡的。對於我們信奉的許多觀念和價值觀,我們的理解出現了重大變化。這些觀念關乎信任、正義、公平、自由選擇和社會責任,對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面貌有深刻的影響。雖然這些是相對新近的發展,它們如今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而且根深柢固,我們因此幾乎不會察覺到它們的存在。//(本書開頭兩段)

作者在這本書中講了很多關於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思想的故事,大部分相當有趣。

 
後記:本書原本約定201911月底交稿,結果兩度延期,最後於202025日交出全部譯稿,318日出版。拖稿造成編輯很大的麻煩,我非常抱歉。多年來我譯的書通常交稿後很快出版,但近年變得很難講了。有一本超過29萬字的書,我在2018930日最後交稿,至今還沒出版。

2020年2月27日 星期四

什麼是好翻譯?


2020227

翻譯這檔事介紹Benjamin Moser在《紐約時報》的一篇翻譯批評文章,我覺得很值得參考。我摘了一些段落,放在後面,以便不想閱讀全文的人參考。

在當了自由譯者逾十年後,我頗深刻感受到,翻譯工作可說是個相當不幸的職業。這種不幸並非只是譯者普遍地位不高、收入偏低之類,雖然這對譯者來說確實很不幸。問題還涉及非譯者也理應關心的公共利益:翻譯,尤其是以大眾為目標受眾的翻譯工作,對社會非常重要,但長久以來因為各種難以改變的結構因素,從事翻譯工作的優秀人才一直顯著不足,翻譯品質(例如書籍翻譯的品質)長期良莠不齊,結果翻譯工作未能產生它應有的社會作用,譯者的地位和待遇也因此更難提升,結果是問題長期無解。

對譯作尖酸刻薄、沒有見地的批評固然傷人,而且無助提升翻譯品質,但因為各種不成理由的原因,容不下健康合理的翻譯批評,宣揚縱容劣譯的歪理,影響是否可能更壞?

老實說,我做自由筆譯工作十幾年之後,真的有點心灰意冷。主要不是害怕尖銳的批評,也不是對十年如一日的收入灰心,而是用心付出的工作結果,隨便一個阿貓阿狗因為有某種社會重視的身分地位,隨便一句他「覺得翻譯有問題」,也不用拿出什麼證據,你這個職業譯者就可能被懷疑,作品可能就此被冷藏起來。

結論是沒有多少人真的理解和尊重翻譯這門技藝,沒有多少人真的認為翻譯是種專業。


Did He Really Say That? On the Perils and Pitfalls of Translation
By Benjamin Moser

//What is a good translation?” Briggs asks. Like so many other questions in this book, this one is posed as a head-scratching koan. But it is usually quite eas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 good and bad translation. Though we quibble about diction, and though critical evaluations will diverge, we can at the very least agree that a translation that misrepresents the author’s meaning is bad.

But arguments like Briggs’s are surprisingly common when working with translation. They are compounded by the insistence that translators be respected as artists — no matter the quality of their work.

In any event, is it really too much to ask that Mann’s translator have good German? If so, should we wish to see this neglect of basic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xtended to other fields: dentistry, say, or aviation? But if translators are independent artists, the howler becomes a creative choice, criticism becomes “shaming” or “policing,” and standards become a simple matter of opinion. This is where I resist the insistenc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unambiguous good. If that is true, then it follows that any translation, and any translator, is good, too; and it becomes possible to sing the praises of the Lowe-Porters: as artists entitled to their caprices.

Good translators approach their work in all sorts of different ways. They have egos as big as successful people in any other arena, but the ones I respect are keenly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eativity and appropr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