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譯

2021年12月23日 

我譯第一本書之前，有段時間沒什麼工作。當時某出版社有一本書已經有譯者譯了前面大部分，問我是否可以接譯餘下部分。

因為不能長時間沒工作，我很想答應，但在閱讀該書相當一部分章節之後，我拒絕了，原因很簡單：書中部分內容頗難理解，我沒有把握譯得好，不想勉強自己。

當時我也告訴編輯：「我仔細看了本書已譯好的作者序以及前三章，發現譯文問題頗多，順手加以標註，茲提供給您參考（見附件）。其中作者序有較詳細的說明，第一至第三章則僅標出誤譯或欠通之處。」

編輯回信，問是否可以請我為他們審校該書譯稿。

我說可以，但是「我會有少數段落無法理解透徹，對這些段落，我會盡可能提出我的看法，但要有勞貴公司再行訂正。」

然後我就問譯文審校的報酬，結果是相當於當時該出版社支付譯者報酬的40%左右。

考慮到原譯品質不佳，認真審校很費工夫，我拒絕了那次校稿委託。

後來我一直不曾接審校書籍譯稿的工作（其實也沒什麼人問我），但有一段時間曾替某商業雜誌審校大量譯稿，當時的經驗是譯文品質參差，佳譯校起來相當輕鬆，劣譯要改到好相當費力。因為那本雜誌支付的報酬不錯，我覺得為他們校稿雖然不輕鬆，但算是划得來。

幾個月前，又有編輯問我能否幫他們校潤某書譯稿。相隔近十三年，這次的審校費比上次另一出版社開出的多了60%，約為書籍翻譯費的50%。

但雖然審校工作的報酬提高了，這一次我還是拒絕了，原因主要是我對該書內容興趣不大，而要把譯稿改到我滿意的程度，這樣的報酬還是划不來。

昨天跟一個也是做文字工作的朋友談起審校譯稿的問題，他說他以前都跟客戶說，審校的收費不能低於翻譯收費的80%，因為審校譯文有時比他自己譯更麻煩。

我說：「可是如果客戶提供的譯文品質很好，審校確實可以很輕鬆的。」

但講完這句之後，我們隨即得出結論：「譯文品質很好，客戶會自己搞掂，不會找你審校。會找你審校，就不會是很輕鬆的事！」

萬立

2019年4月4日

萬立是我就讀西環青蓮臺漢華中學時的同班同學。我在漢華只讀了一年，所以萬立也只是我一年的同學。

萬立當年和我算是較親近的同學。1987年12月中，《英雄本色II》上映，萬立請我去看。他說第一集好犀利，Mark哥好型，我哋一定要去捧場。我已經忘記是在哪間戲院看這套戲，可能是當時堅尼地城某間戲院。

萬立喜歡打乒乓波，在同學中算是一級高手，有時也會有點囂張地嘲笑技術稍遜的同學：「武翔個死蠢，我都學識咗新招，佢仲冇半點進步！」

我離開漢華後，好多年時間沒有萬立的消息，但佢後來偶然會打電話給我。萬立成績平平，沒有考上大學，中學畢業後出來做文員之類。

 

我在科大讀書時，有次萬立打電話給我，說我有機會要介紹女仔畀佢，我聽了好氣又好笑：「屌，我自己都識唔到女仔，你同我講呢啲！」（其實都識唔少，但溝唔到囉。）

我畢業後出來工作，頭兩年都好唔順利，有次好似係灣仔街頭撞到萬立，佢話佢考緊LCC，希望有啲職業資格對工作有幫助。有次佢又打電話畀我，提到佢老竇唔多理佢，佢好似好孤立咁。我當年工作上處處碰壁，自顧不暇，當然也沒有幫他什麼。

但我現在想起他會感到有點不好意思，因為我與他講電話時，似乎太冷漠了。為什麼會這樣呢？大概是因為我聽佢講嘢，覺得大家各方面已有顯著的差距，不大談得來，對他顯露出來的淺薄感到有點不耐煩。

多年後我讀到馮睎乾這段話，便想起自己對萬立的冷淡態度：

//人年輕時才交到真正的朋友，因為那時容易因誤會而結合，長大後逐漸明白，人世間一切友情都是「等價交換」的：幾年前看過一篇文，說優秀的人不是不擅交際，只是跟平庸的你做朋友時，他要負擔較高的「溝通成本」，就寧願遺世獨立了。比起中外哲人論及的理想友誼，我覺得這種經濟學說法其實更直指人心。不禁想起《說苑》一段話：北方有獸名為蟨，其好友叫蛩蛩巨虛，蟨常請蛩蛩巨虛吃甘草，蛩蛩巨虛一見有人，必負蟨而走，但蟨不是真心愛蛩蛩巨虛，只為了借朋友的腳逃生，蛩蛩巨虛也不是真心愛蟨，說穿了不過貪吃甘草。//

我是一個勢利的人嗎？相對於許多人，我不是。但我當然不是完全不計較利害的，包括交友，畢竟我的時間和感情都是有限的。我的付出不可能完全不計利害，即使我計較的利益很可能不是物質和金錢方面的。當然，我揀人，人也揀我。

我後來去咗台灣，萬立可能有再打電話給我，但他當然找不到我了。

回應《巴菲特的投資原則》的誤譯

2017年7月24日

常言道：「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我好批評，大概惹惱了一些人，難免也要受批評。（徹底惹惱某些人，大概是從2015年9月批評某多產譯者教授開始。）

空洞的指謫不需要回應，難得有人花了時間，具體針對我的譯作指出一些問題，好應該有所回應。

這位945chin列出了我今年出版的譯作《巴菲特的投資原則》的七個問題，我的具體回應如後附。總結如下：第2和第7例，我的原譯均無問題，批評者眼中的是誤譯和漏譯（其實也不嚴重），是編輯修改的結果。第6例我不同意是誤譯，原譯的意思並無問題。第1、3、4例的原譯是否嚴重誤導，各位可自行判斷。第5例批評得對，理應糾正；我將連同其他應該修正之處，通知出版社。

945chin說我是「愛批評別人，自己又錯誤百出的譯者」，前半句大致正確（其實我更在乎事情本身，而非具體的人），後半句我不同意。但無論如何，我感謝她花了時間，指出了一些問題。

1. 中文版p.23-24

After completing Dale Carnegie’s course to overcome his discomfort with public speaking, Buffett taught as a way to keep up his skills.

誤譯：為了克服公開演講的不習慣，巴菲特上了戴爾‧卡內基課程，隨後他便以教學作為維持投資技能的一種方法。

說明：這裡的keep up his skills是指巴菲特藉由繼續教學，維持上台不怯場的技巧，這點他經常提到。

回應：看來確實譯錯了。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會譯成這樣，可以看看原文那一整段：

Buffett, while investing during the day, really did teach an evening class throughout the late 1950s and 1960s and his Aunt Alice, along with a few other eventual partners, really did attend his class. After completing Dale Carnegie’s course to overcome his discomfort with public speaking, Buffett taught as a way to keep up his skills. Not only that, but he was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his mentor, Ben Graham, who in addition to writing letters to his investors also taught a course on securities analysis at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while running GrahamNewman, his investment company.

原譯：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期間，巴菲特白天管理投資，晚上確實負責教一個投資課程，而他姑媽愛麗絲和另外幾名後來的投資合夥人，也確實上過他的課。為了克服公開演講的不適感，巴菲特去上了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提供的一個課程，隨後他便以教學作為他維持自身投資技能的一種方法。他這麼做也是仿效他的老師葛拉漢：葛拉漢經營其投資事業葛拉漢紐曼公司期間，除了寫信給他的投資人外，也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一個證券分析課程。

2. 中文版p.25

Buffett was consumed by Graham’s ideas from the moment he encountered them—so much so that he even named his son, who is in line to become the next nonexecutive chairman of Berkshire Hathaway, Howard Graham Buffett.

誤譯：巴菲特一接觸葛拉漢的見解，便馬上為之著迷，甚至把兒子命名為霍華德‧葛拉漢‧巴菲特（後來成為波克夏哈薩威的非執行董事長）。

說明：他要等巴菲特或蒙格死後才會變成非執行董事長，不是已經變成非執行董事長了。In line to是表示未來的接班計畫，巴菲特還沒死。

回應：所謂的誤譯，是編輯改出來的，原譯如下：

巴菲特一接觸葛拉漢的見解，便馬上為之著迷──他甚至將他兒子（將成為波克夏哈薩威的非執行董事長）命名為霍華德．葛拉漢．巴菲特（Howard Graham Buffett）。

3. 中文本 p.33

Christmas will come even if it’s in July.

誤譯：即使現在是七月，聖誕節總是會來。

應該是：即使聖誕節是在七月，它還是會來。

回應：請看原文整句：

We have a strong feeling that this competitor will do quite decently over a period of years (Christmas will come even if it’s in July) and if we keep beating our competitor we will have to do something better than “quite decently.”

原譯：我們相當確定我們這個對手在一段數年的時間裡會有不錯的表現（即使現在是7月，聖誕節總是會來的），而如果我們要打敗這個對手，我們必須有比「不錯」更好的表現。

括弧中那句，應該是要說明作者對自己的判斷很有信心，誤譯是否影響讀者掌握這整句的意思，各位可自行判斷。

4. 中文本p.34

If we start deciding, based on guesses or emotions, whether we will or won’t participate in a business where we should have some long run edge, we’re in trouble.

誤譯：如果基於猜測或情緒來決定是否投資一家公司，即使那家公司因為有某些優勢值得長期投資，我們還是會碰到大麻煩。

說明：亂拆句子，那個子句是這樣解釋的嗎？

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我們開始根據猜測或情緒來決定是否投資長期來看理當有優勢的公司，我們的麻煩就大了。

回應：原譯如下：「如果我們開始基於猜測或情緒來決定是否投資一家公司（即使那家公司因為有某些優勢而值得長期投資），我們將有大麻煩。」

會這樣譯，主要是因為若採用類似「如果我們開始根據猜測或情緒來決定是否投資長期來看理當有優勢的公司」這種說法，句子有點太長、讀起來不舒服。至於原譯的意思是否扭曲了原文以致誤導讀者，各位可自行判斷。

5. 中文版p.35和 p.283

My mentor, Ben Graham, used to say, “Speculation is neither illegal, immoral nor fattening (financially).” During the past year, it was possible to become fiscally flabby through a steady diet of speculative bonbons. We continue to eat oatmeal but if indigestion should set in generally, it is unrealistic to expect that we won’t have some discomfort.

誤譯：過去一年中，如果你一直吃投機糖果，在財務上可能會變得非常虛弱。

說明：在這一年的股東信裡（其實就是本書中文版 p.281到283頁的內容），巴菲特解釋為什麼大家都賺得遠比他還多（「去年績效顯著高於道瓊指數的投資人比例可能是史上最高....很多公司大勝道瓊指數.......許多投資機構的績效顯著優於我們的合夥事業，有些報酬率甚至超過100%。在我看來，這像是投機加劇的情況。」）。這裡的flabby怎麼會是虛弱。這句話應該是說「過去一年中，如果你一直吃投機甜頭，財務上是有可能虛胖的。」

回應：批評得對。

6. 中文版  p. 42和 p.47

“Without attempting to evaluate the psychic income derived from finding a new hemisphere,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even had squatter’s rights prevailed, the whole deal was not exactly another IBM.

誤譯：即使強占者的權利得到維護，這筆投資還是比不上IBM

說明：這裡應該是指強行占有久了變成合法擁有，譯者該不會是把prevail看成preserve吧。這裡的prevail應該是生效的意思（to be or become effective or effectual）。

回應：不同意這是誤譯，原譯的意思沒問題。

7. 中文版 p.55：

The chance of doing better by investing actively as opposed to passively comes with a significant risk that results will actually be worse.

原譯：主動式投資有機會優於大盤，但也確實有顯著風險。

說明：漏譯。主動式投資有機會優於大盤，但也伴隨著績效不如大盤的顯著風險。

回應：這是編輯修改的結果。原譯如下：選擇積極型投資方式確實可能得到優於大盤的績效，但也必須冒實際績效不如大盤的顯著風險。

菜英文與wonky蔡

2016年11月12日

早上看到這則「小英又撂『菜英文』？ 祝賀川普當選親筆函糗了」，內文煞有其事地寫道：

//繼上回致哀泰王辭世的函文中拼錯音，將「Thailand」少寫了一個「h」後，這回為祝賀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成功入主白宮，總統蔡英文在川普當選第一時間即請外交部轉交祝賀函，但這次的親筆函文卻又被網友眼尖發現，蔡總統函文中最後的署名「Tsai Ing-wen」中間竟然沒有逗點，會讓人誤會是「姓英文，名蔡」，引起網友消遣小英這回搞外交又撂「菜英文」。對此國民黨立院黨團書記長江啟臣今（10）日表示，總統對外公布的信函還是應照正式英文撰寫較佳，以免造成閱讀人的困擾。//

結果台灣總統府也煞有其事地回應，說蔡英文署名 Tsai Ing-wen沒有錯，並指出之前兩任總統也都是這麼做：馬英九是 Ma Ying-jeou，陳水扁是 Chen Shui-bian，姓之後都不加逗點。

報導中那位「眼尖網友」的質疑，可說是無理取鬧，因為華人署英文名，根本沒有一定要以逗點隔開姓與名的規矩。如果你要按照英文的習慣，那應該是先名後姓，寫成 Ing-wen Tsai、Ying-jeou Ma和 Shui-bian Chen，但誰說華人不能堅持在英文中按照華人的習慣，先姓後名寫自己的名字呢？新加坡很多華人便有這種堅持（以前在通訊社工作時，便有來自新加坡的同事，堅持自己的姓名寫成英文要先姓後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署名也只寫 Lee Hsien Loong，不是 Hsien Loong Lee，也不必寫 Lee, Hsien Loong。

此事很無聊，根本不值一提，但為什麼台灣媒體那麼煞有介事（中時和聯合當然都有報導），而總統府也要回應呢？是沒有重要的事可以報導了嗎？還是台灣一般新聞媒體根本就常在做這種蠢事？因為討厭蔡英文，所以看到無聊的挑剔，也絕不錯過，不惜自暴其醜也非做文章不可？媒體若有公共責任感，不是應該協助受眾成為有知的公民（informed citizens）嗎？為什麼整天都以無聊、失實、誤導的訊息混淆視聽、轉移焦點呢？

Wonky蔡爭議

相對於這次逗點事件，2015年6月的「Wonky蔡」事件雖然也令人失笑，但至少還比較有營養，有助國人學一點英文。

話說當時美國《時代》雜誌訪問確定要競選總統的蔡英文，發表的報導指蔡有 wonky的名聲，那段話這麼寫：As a minister, party chair and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sai gained a reputation for being wonky—the type who likes to debate protectionism over early-morning sips of black coffee or oolong tea.

民進黨把 wonky譯為「學院派」，藍營的人如獲至寶，紛紛跳出來說字典裡面 wonky就是「不穩、不可靠」的意思，民進黨欺負很多台灣人不懂英文，但我們不會查字典嗎？（你們可能真的不會查字典。）還有美國留學回來的胡幼偉，以及曾經擔任台灣駐美代表的胡志強，都出來說 wonky就是「不穩、不可靠」。

此事比較有文章可做，是因為 wonky一詞多義：「不穩、不可靠」這意思比較古老，主要是英國的用法，而且主要是用來形容物件；Wonky另一個主要意思衍生自 wonk，是比較現代的用法，大致上是形容一個人非常用功投入、沈迷於技術細節，說好聽點是像專家學者，說難聽點是像書呆子（有點宅）。

如果你願意花一點時間，好好看一下以下三篇英文文章，基本上就能掌握 wonky的意思：

Wisegeek: What does "Wonky" Mean?

Grammarist: Wonkish, wonky

The Grammarphobia Blog: A wonky question

我當時也寫了一篇〈Wonky的蔡英文〉談這問題，後來補充了一點感想：

//許多單詞有多種意思，而且往往可褒可貶，也可能是褒中帶貶或貶中有褒，簡單的例子有 bold、ambitious和 proud，確切的意思當然要看脈絡。即使是明確褒義的單詞，也可以用正言若反的方式，拿來作嘲諷之用，反之亦然。沒頭沒尾地問別人某個單詞什麼意思，往往使人難以回答。

要正確理解一個單詞在特定脈絡下的意思，只要心正意誠，通常不難找到正確的答案，根本不需要去研究什麼字源（喜歡研究字源本身當然沒有問題），更不需要去請教什麼語言專家，因為問題通常沒有那麼複雜。

如果根本就有成見、先入為主、一廂情願，則誰也幫不了你，因為即使有人解釋得很清楚，你也根本不想聽。//

我自己看《時代》那段文字，完全沒有把 wonky想成是「不穩、不可靠」的意思。我看這件事，是既覺得可笑，又感到可悲：在一個政治上嚴重分裂對立的地方，簡單的事情也會很難說清楚，而有心的小人總是無所不用其極地混淆視聽。

Love trumps hate.

有心的小人可以拿英文問題愚弄人，當然是欺負許多人英文不好。而事實上，台灣的中文媒體也不時因為誤譯英文而出洋相。例如去年美國報紙說 Typhoon Soudelor is taking dead aim at Taiwan，意思是颱風蘇迪勒對準台灣直撲過來，但當時多家台灣媒體便說「蘇迪勒以台灣為死亡目標」。

這次美國大選，支持 Hillary Clinton的人認為 Donald Trump發表很多仇恨言論，於是打出「Love trumps hate.」的口號。這句話把 trump當動詞用，大意就是「愛戰勝恨」、「愛勝過恨」，但也有台灣媒體譯成「去愛川普所恨的」和「愛川普們所恨」。

「Love trumps hate.」這句口號好不好見仁見智（可參考 Quora的討論，有人〔Felix Diaz〕認為這句話不夠易懂，要想一想才明白，而且乍看可能會以為要 Love Trump），但它的意思是明確的，譯成「去愛川普所恨的」和「愛川普們所恨」是想太多了，也偏離了原意。

（Lady Gaga這張照片，因為角度問題，你看到的是 LOVE TRUMP HATE──少了一個s，整句話便不好理解。）

相關資料：施正峰教授的解說

從蘇正隆先生的推薦序說起

2016年10月24日

蘇正隆先生替《逗點女王的告白》一書所寫的推薦序，是一篇精彩的文章。文中提到現今常見的錯別字和歐化中文例子，也是我相當在意的，值得在此引述：

//現在許多人，包括學者、作家，常分不清「反映」與「反應」──「反映民眾意見」寫成「反*應民眾意見」；「市場反應良好」卻寫作「市場反*映良好」。其實「反映」比較像英文的reflect或represent，意思接近「映現」、「呈現」，通常是動詞，後面接受詞，如「反映現實人生」；而「反應」比較像英文的response，意思接近回響，往往是名詞，接在動詞或名詞之後，如「有反應」、「市場反應」。

又如，濫用「被」與「性」字，明明是「選情確實看好」卻說「選情確實*被看好」。「整個民主動能…才真正*被整合、*被激發」，難道非「被」就無法「整合」、「激發」嗎？有位記者報導一位使命必達的新進郵差，「……三個月前*被分發到中埔郵局」……收件人「萬萬沒想到自己能*被善良的郵差回覆」，讓台灣快成為「被迫狂」！

近年來台灣「性」字更是到處氾濫，許多作者常把形容詞加個「性」字名詞化。強調汽車省油，會說「省油*性佳」；表演生動卻說「表演具生動*性」；最近台北市政府內禁用拋棄式餐具，竟說「禁用一次*性餐具」。再這樣下去，台灣會成為「性」氾濫國度。//

「一次性」這說法，在中國非常流行。他們用得習以為常，但有時看在其他地方的人眼裡，會顯得非常好笑。例如這家髮廊的廣告牌，便出現「會員一次性交5次，贈送一次」的字句。

 

不過，我在本文想談的，是蘇文第一段：

//西方出版社裡都有嚴格把關的文字編輯（copy editor），他們對於小自標點，大至遣詞用字、文法、邏輯結構，錙銖必較。文字編輯是出版社的靈魂，往往決定書刊的品質，甚至風格。以The New Yorker或Time雜誌而言，讀它發行人的話，就會知道裡頭的文章，大多都經過編輯加工、潤飾，層層把關，才得以刊出。其他如美國的W. W. Norton，英國的Faber & Faber出版社，都以編輯嚴謹，在讀者心目中建立不可磨滅的地位。//

我想歐美當然有出版社是以編輯嚴謹著稱的，但讀者切勿以為歐美出版的原文書必然都經過編輯嚴格把關。有些出版社是只要你願意付錢，就可以替你出版著作的。而商業導向的出版物，可能也不會有編輯以嚴謹的態度審核內容。

我這麼說，是基於個人有限的翻譯和審校經驗。去年我譯某書時，原文某章短短一節，便有六至七個地方有問題，真是開了我的眼界。我可以不理三七二十一，「忠實」地譯出有問題的原文，但要對譯作的讀者負責，就不能對明顯的原文問題視若無睹。結果我寫email詢問原著作者，得到的答覆是那一節確實有問題。後來因為他們未能提出令人滿意的修訂版，我建議出版社略過那一節（對整本書的影響微不足道），最後中譯本也就省略了那一小節。

在此之前，我也有兩次經驗，使我對歐美名牌出版社的把關能力產生疑問，兩次均與金融辭典有關。第一次發生在我仍在通訊社工作的時候。那家通訊社經由某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文的Financial Glossary，中國某出版社要譯為中文出版，找了中國某金融背景的博士翻譯，結果譯文審校工作落在通訊社的中文新聞部頭上，而我審校了其中約一半的譯文。那是一次相當難忘的經驗，一來是那位博士譯文之差是災難級的（他似乎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通順的譯文，以為硬譯便是忠於原文），二來是那本金融辭典的原文也有很多問題。我估計那是通訊社的編輯編來給同事參考的，內容並未經過嚴謹的專家審核，結果內容有很多錯漏，也有一些不知所云的東西。這些原文的問題，那位博士譯者因為奉行「忠於原文」的原則，完全不予理會。

舉一個例子，原著中「機會成本」那一條是這麼寫的：

Opportunity Cost  The cost of using a resource, i.e. its actual cost plus the profit forgone by not putting it to another use. For example, the purchase price of a city-centre garden might be $100,000 and the profit forgone by not building an office block on it might be $1.0 million, making its total opportunity cost $1.1 million.

原文的解釋根本是錯的，後來我修訂的中文版這麼寫：「機會成本是指佔用資源的代價，亦即資源另作他用所能取得的最高效益。此一概念強調凡事均有代價，資源一旦用於某一用途，勢必犧牲了其他的選擇，因此，資源必須慎用以取得最佳效益。」這當然是偏離了原文，但如果你明知原文是錯的，總不能將錯就錯吧？

數年之後，我處理另一本金融辭典的中譯，雖有上次的經驗，但同樣是開了眼界。我交稿時，寫了以下譯註給編輯：「許多詞條的解釋寫得非常loose（文字亦異常累贅），有些甚至不知所云或明顯有誤，若依原文字眼直譯，不但讀者無法理解，亦恐為識者所笑。譯者視情況斟酌處理，有時雖不譯原文字眼，但保證譯文意思準確。望編輯明察。」

舉一個例子，該辭典解釋「除息」（ex-dividend）時這麼寫：

A stock trades ex-dividend on or after the ex-dividend date (ex-date). At this point, the person who owns the security on the ex-dividend date will be awarded the payment, regardless of who currently holds the stock. After the ex-date has been declared, the stock will usually drop in price by the amount of the expected dividend.

第一句是含混的廢話（相對之下，維基百科寫得很清楚： If a sale is before this date, the dividend belongs to the new owner; if on or after the date, the seller is entitled to the dividend.），第二句是令人混淆的胡言亂語，第三句意思是錯的（宣佈除息日不會令股價下跌，是到了除息日股價才通常會下跌）。該書不少詞條便是這樣，有兩個特點：解釋馬虎，廢話與贅言很多。

處理這種品質的原文，譯者可以直譯了事嗎？這樣對得起讀者嗎？

替著作的內容實質把關是很費成本的，而編輯即使想嚴格把關，也未必有那個能力。但如果大家都馬虎了事，以出版社的名聲支持有問題的內容，最終必將損害聲譽。

特殊要求要有額外補償

2016年5月12日

我除了做譯書這種「批發生意」之外，也做一些譯文章和商業資料的「零售生意」，因為後者利潤較高，多少可以補貼一點收入。

週二傍晚，有位偶爾派稿給我的客戶（翻譯仲介）寫電子郵件問我：客戶有一頁紙的資料要譯，第二天早上10點之前給我，希望下午5點之前交稿。我說：我必須看過內容才確定是否接譯，原則上可以，但不保證一定接。對方說謝謝，第二天早上10點前寄稿子給我。

所以週三早上，我便在等客戶寄稿來，但遲遲未收到，於是開始做其他工作。結果下午快3點時稿子才寄來，Arial font size 10的文字密密地排了兩頁半。我也沒說什麼，在晚上11點之前交稿了。

但事情未了。週四早上，客戶又寄電子郵件來，說客戶修改了內容，希望我下午5點前能交稿。我火大了，便回說：「你們這種做法嚴重干擾我自己的工作安排。這次工作，我要提高收費到每字x元，你同意嗎？」對方說抱歉，並接受我的條件。

本來急稿就是應該加收費用的，因為做急稿壓力較大，而且會擾亂譯者的工作安排和步調，必須對譯者有所補償。譯稿交出之後你還修改原稿，要求譯者配合，那對譯者也是很大的干擾，理應有所補償。但是，這世界沒有那麼多好人會主動照顧你的利益，所以譯者碰到不合理的情況，便必須勇於替自己爭取利益。

自由譯者獨立接案，不是任何人的員工。除非彼此有私交，或是有其他特殊原因，委託譯案的人不能期望譯者像自家員工那樣，兢兢業業、殷勤周到地配合要求。委託工作必須給合理的報酬和工作時間，若有超出正常的要求，必須提供額外補償。就是這樣。除非有長期的穩定合作關係，否則客戶與譯者互無承諾、兩不相欠，沒有誰虧欠誰的問題。

相關文章：自由譯者的工作安排

剃人頭者，人亦剃之

2016年2月29日 

譯者最討厭的事情之一，是看到自己的譯文被改壞了。看到正確的譯文被改成錯誤的，通順的譯文被改成不通的，真是令人極度不快。此所以有些譯者收到譯作樣書，根本不願細閱。

《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全新修訂譯本）在《經濟日報》刊出試閱文，當中有這一句：

「在整個資本體制內，關切這種對持續培養夠水準的勞動力，在全球許多地方與改良主義資產階級的一項政治計畫是一致的；這項計畫希望創造出一個『可敬的』勞動階級，它將避免參與暴動和革命，屈服於資本的勸誘。」

其中「關切這種對持續培養夠水準的勞動力」根本無法讀得通，它是改自我原本的譯文「這種對持續培養夠水準的勞動力之關切」（餘下部分並無更動原譯文），對應的原文是this concern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ur power of adequate qualities。

原譯文不漂亮，但至少看得懂，改完卻根本無法理解，要改也應該改成「關切持續培養夠水準的勞動力」。

這一句出自該書第13章第二段，原文是： 

Within capitalism as a whole, this concern for the reproduction of labour power of adequate qualities coincided in many parts of the world with a political project on the part of a reformist bourgeoisie to create a ‘respectable’ working class that would refrain from riot and revolution and succumb to the blandishments that capital could offer. 

此外，我在網路書店看到的本書目錄，各章標題並未採用我提供的新版本，例如矛盾2「勞動的社會價值與以貨幣來表示的價值」，我提供的版本是「勞動的社會價值與它的貨幣表現形式」（The Social value of Labour and its Representation by Money）；矛盾7「生產與實現之間的矛盾統合」，我的版本是「生產與實現的矛盾統一」（The Contradictory Unity of Production and Realisation）；矛盾13「社會再製論」，我的版本是「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

本書中的contradictory unity，我譯為「矛盾統一」，social reproduction我譯為「社會再生產」，如果內文採用我的譯法，則各章標題應該也用我提供的新版本。（上述問題我已向編輯反映。我看過博客來上的試閱譯文，基本上與原譯無異，讀者應可放心閱讀本書。） 

【後記：聯經編輯來電，表示提供給《經濟日報》的試閱內容，是我原本的譯文，刊出的版本，應該是報方有人改過。此外，本書的目錄，也是採用我提供的新版本。網路書店出現舊版本目錄，是技術原因所致。】

譯文被改，有時無關對錯，只反映譯者與編輯文字品味有異，各有所好。例如你要把我寫的「構想／意念」改為「點子」，我雖不喜歡，也會尊重。你覺得我的譯文過於文言，要改得白話一些，我也能夠理解。 

2015年9月底出版的《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便有一個例子：

原文：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Even the quite recent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That is certainly true of the views of leading policymakers. 

原譯文：昔日如異邦。事情即使才過去不久，放在今天仍往往顯得奇異。政經決策者的觀點無疑是這樣。

付印版：過去彷若另一個世界。即使是不久之前的事，放在今天仍往往顯得奇特。政經決策者的觀點無疑是這樣。

我自己比較喜歡原譯文。但只要沒有把正確的改成錯誤的，只要改完沒有變得太差，我都可以接受。

只是譯者的文字被仔細修改，通常是會覺得不舒服的（至少我是這樣），因為那代表編輯覺得你譯得不夠好，而他可以把它改得比較好。

理論上，譯文夠好就盡量不要修改，但當然編輯可能真心覺得譯文不夠好，而有些編輯可能就是喜歡仔細修改，完全改成自己喜歡的模樣。曾有一本書，我自己覺得乾淨俐落的譯文，被嫌「文字密度太高」，被改到我覺得相當囉嗦冗贅，而且不少句子的意思還被改偏了。看到那本書真的很不愉快。

對於譯文最終面世的模樣，譯者除非有能力和意願堅持「守尾門」（出版社必須願意讓你審校改過的譯文，而你也必須願意承擔這種沒有額外酬勞的工作），否則是無法控制的。譯者最難受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正確流暢的譯文，被改成錯誤累贅的文字，遇到這種事就像啞巴吃黃蓮。譯者可以做的，大概就只是避免與合不來的編輯合作。

話說回來，以前我在通訊社工作時，也常把譯文改到面目全非，改到完全順我的意。雖然我覺得自己是求好心切，但想必有些譯者也因此很不愉快吧。現在換成我的譯稿被別人改，這大概就是「剃人頭者，人亦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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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稿
改爛稿

重譯《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2016年2月20日

書名：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全新修訂譯本）

原著：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作者：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這本書的中譯本最初於2014年10月出版，我負責譯該書第三部，佔全書篇幅約30%。

本書探討資本主義經濟引擎的種種矛盾，內容相當有意思。「獨立媒體」這篇〈挖資本主義牆角——潘毅對話大衛．哈威〉概括介紹了本書內容，值得一看。哈維本人曾較詳細地談論自己這本書，文章為〈大衛．哈威：我寫過的最危險的一本書〉。

或許是拜作者的名氣所賜，也可能是因為2008年爆發全球經濟危機，加上財富和所得分配不平等近數十年來嚴重惡化，促使許多人思考資本主義以外的經濟體制出路，《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中譯版受到不少人注意，甚至曾登上某些暢銷書榜。

出版社送了一本中譯本給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萬毓澤，萬教授瀏覽之後發現不少翻譯問題，在臉書上指出了一些。這本書不容易譯，但萬教授指出的那些翻譯問題，實在不應該發生在專業譯者身上。當時出版社編輯還跟我說：「後續萬教授若有批評到你翻譯的部分，可要有心理準備哦。」於是我就像等放榜的考生，等著萬教授的後續批評，後來終於看到萬教授在臉書上寫道：「我大致瀏覽過許先生翻譯的部分，並沒有注意到什麼明顯問題，比該書第一位譯者好太多了。」萬教授還說我的譯筆「相當流暢準確」，我因此得以放下心來。

但與人合譯的書被譯壞了，我不免感到難過。anobii上面有關本書的三條評論便都在罵翻譯：

「爛透的翻譯，看得人身心疲累。」

「敗在翻譯。」

「一本好書被翻譯給糟蹋了，整本書翻錯的地方太多了。」

後來出版社有意重譯，我雖然知道本書難譯，但因為對內容很有興趣，加上之前譯第三部建立的信心，便積極接下重譯工作。

結果這本書成為我從事自由翻譯工作近八年以來，譯得最辛苦的一本。我之前譯本書第三部雖然也不輕鬆，但遠遠沒有重譯第一部和第二部這麼辛苦。

這當中有多方面的原因，主要應該是第一部和第二部有一些章節比第三部難譯，此外也可能是我邊譯邊看初版的譯文，結果在偶爾得到娛樂之餘，情緒也受影響：各種誤譯層出不窮（例子見文末），令我好生感概。

本書講第四個矛盾的一章，原文有一處誤植，那段話我想了好久，結果必須請教高明的朋友才得以解惑，詳情我記在這篇〈閱讀理解〉中。

翻譯這本書，令我多少明白為什麼有些翻譯文字很難讀：因為原文本身就很難讀，所以譯者即使已經盡可能避免硬譯直譯，也難以交出淺顯易讀的譯文。翻譯確實有其極限，譯者只能盡力而為。這點感想，譯過艱澀著作的譯者應該深有體會。我在〈從張五常看不懂《通論》說起〉中解釋了這種難處，並在〈很硬很費解的譯文〉中舉了一個例子──該例正是源自這本書。

感謝聯經給我機會重譯這本書。特別感謝萬毓澤教授的鼓勵和幫助。

本書初版第一部和第二部中的誤譯，我看到的當然都已經在譯文中一一改正。我也努力避免譯文太硬太直的問題，希望讀者能看得舒服一些。但如前所述，翻譯有其極限，譯者只能盡力而為。我已經盡了力，希望讀者至少能讀得通。至於讀者是否滿意，那已經不是我能控制的事了。相信一定有人可以譯得更好，但現實世界豈能盡如人意。

初版的若干誤譯例子：

1. Capital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在這本書裡出現無數次，是「資本和資本主義國家」，但到了第13章，忽然間被譯成「資本和資本家狀態」。同一章出現progressive left（進步左派），被譯成了「漸進左派」。

2. 本書第五章講勞資矛盾，這一段頗有意思：

The effect is to transform social labour – the labour we do for others – into alienated social labour. Work and labour are exclusively organised around the production of commodity exchange values that yield the monetary return upon which capital builds its social powers of class domination. Workers, in short, are put in a position where they can do nothing other than reproduce through their work the conditions of their own domination. This is what freedom under the rule of capital means for them.

這一段講勞工很不幸：他們的勞動是在幫助資本家建立權勢宰制其他階級。倒數第二段the conditions of their own domination是指勞工自身遭宰制的環境／條件，但初版譯為：「換句話說，勞工被放在以下位置：除了透過工作、一再重製他們自身能掌控的條件外，便不能做任何事了。」

我的譯文：勞動力商品化，結果便是把社會勞動（我們替其他人所做的勞動）變成異化的社會勞動。資方組織人們工作和勞動，純粹是為了生產商品的交換價值，賺取貨幣報酬──資方以此為基礎，建立他們宰制其他階級的社會權力。簡而言之，勞工陷入這樣的處境：除了藉由工作不斷創造條件讓別人宰制自己外，他們別無可為。在資本的統治下，勞工的自由就是這麼一回事。

3. 第八章有這一段：

Micro-economic logic would want these savings in working time to be translated into savings in wages for those companies where such economies are achieved: producing at lower costs, these companies will be more ‘competitive’ and will be able (in certain conditions) to sell more.

初版譯文：有些公司以較低的成本生產，較有「競爭力」，能夠（在特定條件下）賣出更多的產品，對於這些已達成經濟制度的公司來說，個體經濟學邏輯應該會想讓他們在工作期間的儲蓄，轉換成工資的儲蓄。

說明：savings in working time是指企業應用節省勞動力的技術，因此可以不需要員工投入那麼多工作時間，savings in wages當然就是指節省工資支出，但分別被譯為「工作期間的儲蓄」和「工資的儲蓄」。「已達成經濟制度的公司」又是什麼東西？原來是在譯「such economies are achieved」。

我的譯文：根據個體經濟學的邏輯，公司如果能夠節省工作時間，就會希望能節省工資支出：這些公司降低了生產成本，將變得更有「競爭力」，（在某些情況下）將能賣出更多產品。

自由譯者的工作安排

2015年9月20日

我目前正在譯的一本書，是我很想譯的。出版社決定把書交給我時，我很高興，非常期待早點開工。但好不容易半年過去，終於要開始譯時，我心裡卻有點忐忑，覺得自己是自討苦吃。

這是因為這本書對我來說頗有一點難度，而它也是某圈子的人頗重視的著作，所以如果我譯不好，很可能會被痛罵。你或許會覺得我很矛盾，因為我之前不是才強調自知之明很重要嗎？我不是說過「因為自知，所以自量，比較不會誤接自己無法處理好的工作，得以避免譯到痛不欲生」嗎？

嗯，矛盾無所不在，人的思想和行為也充滿矛盾。譯者既希望避免接譯太難的書（因為只要你是認真的譯者，你會譯得很辛苦），也希望接一些自己覺得內容很有意思的書，又或者希望藉由一些比較困難但仍在自己能力範圍內的書磨練譯筆、拓寬眼界；不同的欲求當然會構成（潛在的）矛盾。

上述那本書我已經開始譯了，雖然還不是百分百有信心，但相信可以把它譯好（也就是譯文不會曲解原意，而且是可讀的），只是相對於我擅長的一般財經內容，我要多費不少力氣。但既然這本書是我自找的（我完全可以拒絕接譯），我好應該「甘願做、歡喜受」。

自由譯者這工作要有意思，必須真的能做到自由的境地。自由的前提是自律，否則自己的工作效率沒掌握好，時常窮於應付交稿期限，無法自在地安排工作步調，就不必奢言自由了。

於自由譯者而言，自由的另一要義是自由選擇工作內容。很少譯者可以只譯自己想譯的東西。為了建立合作關係，我通常盡可能接受出版社的第一次委託，即使那本書是我不想譯的。工作快無以為繼時，接案自然也無法挑剔。

案子源源不絕時，譯者可以有較大的選擇餘地，但此時要考慮的也並非只是喜歡與否，因為既然是職業，自己又不是很有錢，自然必須考慮收入問題。

有些稿子的報酬（以字計）可能高達譯書的兩倍以上，但是我無法只接那種稿件，因為它們通常很零碎，而且內容有時令人相當厭惡。這種稿件酌量承接，有助提高收入。

厭惡性稿件的報酬必須真的很高，我才有動力多接一些。曾有客戶晚上十點多問我能否接一篇急稿，翌日一早交稿，內容是我厭惡的類型，而且也沒有提高稿費（你要人家熬夜替你譯稿，至少要加一倍吧），我自然毫不猶豫地拒絕了。可以這麼做，除了因為對方不夠意思外，更重要的是我根本不擔心失去這位客戶。

我剛開始當自由譯者時，有時會因為拒絕客戶的委託而覺得很不好意思，後來想想，覺得自己這種不安實在多餘：除非有長期的穩定合作關係，否則客戶與譯者互無承諾、兩不相欠，完全沒有誰虧欠誰的問題。對於在工作上曾經照顧我的人，例如在我快無書可譯時發稿給我的編輯，我心存感激：如果對方希望我譯什麼東西，我會盡可能幫忙。除此之外，工作安排當然是考慮自己的興趣、收入以及過往合作的經驗為主。如果曾有不愉快的合作經驗，例如稿費遭拖欠、詢問遭冷待（久久不回應），除非萬不得已，以後當然是避免再合作。翻譯不是賺大錢的工作，正事之外還要應付一堆狗屁倒灶的事，那可實在划不來。

自由譯者的具體工作安排，受譯者的能力、興趣和機緣等因素影響。如果有心長期以翻譯為生計，必須考慮工作的sustainability，也就是要設法確保工作源源不絕，而且是自己願意做的。譯者的案源最好不要太單一，像我最初主要替兩家出版社譯書，後來兩家都基本停止出版了，好在有編輯轉到其他出版社工作，繼續找我譯書。至於如何能使編輯願意持續找你翻譯，其實不外乎交出編輯基本上不用修改的譯文（也就是意思準確、文字通順；當然，有些編輯喜歡仔細修改譯文，但只要你的譯文正確通順，就能使編輯安心），另外就是準時交稿。如果你能做到這兩件事，堅持一段時間，建立穩定的案源之後，你就可以不愁無稿可譯了。道理就是這麼簡單，做不做得到就看自己。

新書面世：面對轉變與衝擊的年代

2015年9月19日

這本書是馬丁．沃夫（Martin Wolf）著作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的中譯版，也是我兩個月前提到的2008年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後續分析著作。

我很高興能接譯這本書，因為它的題材正是我喜歡的類型。本書視野宏大，內容充實，談到許多重要議題，包括歐元區的結構缺陷、全球金融體系的脆弱本質，以及總體經濟理論的根本不足。作者文筆清晰流暢，有時還能以幽默的比喻解釋一些艱澀的問題，例如他以「一夫多妻的貨幣婚姻」比喻歐元區，便十分有趣：

我們可以將歐元區想作是一夫多妻的貨幣婚姻：締結婚姻的人並未深思熟慮便匆忙成婚，而且根本沒有離婚的方法──這是刻意的設計，因為離婚安排越可行，婚姻越不可靠。

新郎（德國）走進教堂是出於責任感而非深信貨幣婚姻可行，多位新娘則根本不明白自己在做什麼。然後是一段不負責任的蜜月期，所有人似乎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各位新娘能以遠低於以前的利率自由地借錢：她們自然開心地去購物。新郎則努力工作，建立了競爭力極強的出口業，累積起巨額的對外盈餘和與此對應的巨大債權。

然後危機爆發了。新郎抱怨新娘浪費了他的錢，新娘抱怨新郎迫使她們拮据度日。這段婚姻因此變成一場惡夢：一方面是因為它根本是個餿主意，另一方面是因為蜜月期過得太不負責任了。然後危機爆發後，所有人都犯了大錯。

想想可能的出路：離婚；繼續不幸的婚姻；又或者創造出幸福的婚姻。如今局內人在前兩項選擇之間搖擺不定。婚姻很不幸，但離婚似乎痛苦得令人畏懼。

本書第四章探討金融體系的脆弱本質，有幾段說得中肯扼要，我把譯文和原文貼在這裡，供有興趣者參考：

詐欺是金融業之所以脆弱的一個固有因素。金融業的運作涉及買賣複雜的金融工具，人們往往要很久之後才能看清這些金融工具的特性。這是行騙的好環境。在明斯基週期的好時光中，對前景感到樂觀的人會輕易相信幾乎所有好話，此時詐欺活動會增加，但它們多數是人們看不見的。壞時光來臨時，人人都想拿回自己的錢，騙局便暴露出來。已故經濟學家高伯瑞（John Kenneth Galbraith）以他如今廣為人知的「侵吞額」概念概括這種過程，這是他在講述1929年股市崩盤的書中提出的：

景氣良好時，人們精神放鬆，樂於信人，而資金也很充裕。但即使資金充裕，總是有許多人需要更多錢。在這種情況下，侵吞率（the rate of embezzlement）上升，揭發率（the rate of discovery）下跌，侵吞額（the bezzle）於是急增。景氣蕭條時，一切便反轉過來。人們以懷疑的態度審慎看守資金。處理資金的人都被假定是不誠實的，直到他們能證明自己誠實可靠。稽核透徹且嚴謹。商業道德大為改善。侵吞額顯著縮減。

但是，雖然景氣繁榮時詐欺相隨，但繁榮不是詐欺造就的。而雖然騙局遭拆穿伴隨著景氣崩盤，舉國為之憤怒，但景氣崩盤同樣不是因為騙局遭拆穿。正確的觀念是：詐欺源自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對景氣之起伏有推波助瀾的作用；金融體系建基於信任，因此容易因為過度的信任或過度的不信任而變得脆弱。在這樣的體系中，不擇手段的人總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且在景氣熱絡時，監理當局極有可能姑息他們。最近的這波繁榮與衰退也不例外。

Fraud is an inherent element of the fragility of finance. Finance involves transactions in complex instruments whose characteristics will often not be known until long afterwards. This makes it ripe for fraud. In Minsky’s good times, when people are prone to believing just about anything, the level of fraud rises, but it mostly remains invisible. In bad times, when people want their money back, the fraud is revealed. The late John Kenneth Galbraith caught the process in his celebrated concept of the ‘bezzle’, introduced in his book on the 1929 stock-market crash:

In good times people are relaxed, trusting, and money is plentiful. But even though money is plentiful, there are always many people who need more.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the rate of embezzlement grows, the rate of discovery falls off, and the bezzle increases rapidly. In depression all this is reversed. Money is watched with a narrow, suspicious eye. The man who handles it is assumed to be dishonest until he proves himself otherwise. Audits are penetrating and meticulous. Commercial

morality is enormously improved. The bezzle shrinks.

Yet while fraud accompanies booms, it does not cause them. And while the discovery of fraud accompanies crashes, to the rage of the body politic, it does not cause them either. Fraud should be seen as an exacerbating consequence of the fragility of a system based on trust and so liable to excesses of both trust and mistrust. In such a system, the unscrupulous always find a place and, again, in a boom the regulators are most likely to allow them to do so. The most recent boom and bust were no exception.

監理當局的錯誤，可分無為和有為兩大類。無為之過，是因為法規和監督過度寬容；這發生在監理機關選擇對嚴重的惡行或過度的冒險視若無睹時。有為之過，則是因為監理和立法機關鼓勵金融機構出於社會或政治原因而承受風險。近年這場危機爆發前一段時間，這兩種錯誤均發生了。監理體制之所以很難充分發揮其應有作用，部分原因正在於當局總是會犯這兩種錯誤。

Regulators made errors of omission and commission. Sins of omission are the result of excessively permissive regulation and supervision: they occur when regulators choose to ignore either gross malfeasance.or excessive risk-taking. Sins of commission arise when regulators and lawmakers encourag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take risks for social or political reasons. In the run-up to the crisis, both forms of mistake were made. Moreover, it is partly because both such mistakes are always made that making the regulatory regime work is so hard.

本書已在博客來和讀冊等網路書店上架，但網頁內容有若干地方漏字，例如作者簡介中「2年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應該是「2000年獲頒大英帝國司令勳章」。我問過編輯，她說網路書店的資料源自書稿排版檔的文字，而她查過書稿排版檔的文字並無問題，可能是檔案轉換時發生格式問題，才出現這種疏漏。這問題日內應可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