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慕財勢敗壞道德情感

2022年7月30日

因為譯書，讀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Part I, Section III, Chapter III頭兩段，覺得真是洞察人性，值得細閱。

這一節的標題是Of the corruption of our moral sentiments, which is occasioned by this disposition to admire the rich and the great, and to despise or neglect persons of poor and mean condition，謝宗林譯為「論欽佩富貴與藐視貧賤的心理傾向腐化我們的道德判斷」。 

以下兩段引自謝宗林譯本： 

//這種對有錢有勢者的欽佩乃至幾乎崇拜，以及對貧窮卑賤者的蔑視或至少是忽視的傾向，雖然是地位差別與社會秩序賴以建立與維持的必要基礎，然而，它同時也是我們的道德情感所以敗壞的一個重大且極普遍的原因。歷代的道德家無不抱怨：財富與顯貴時常享有只應屬於智慧與美德的尊敬與欽佩；而只應針對惡行與愚蠢表示的輕蔑，卻往往極不公正地留給貧窮與卑微承受。 

我們希望自己是值得尊敬的人，也希望自己被人尊敬。我們害怕自己是該被輕蔑的人，也害怕自己被人輕蔑。但是，一旦踏入這個世界，我們很快便發現，智慧與美德絕不是人們唯一尊敬的對象；而惡行與愚蠢也一樣不是人們唯一輕蔑的對象。我們時常看到，世人尊敬的目光比較強烈地投向有錢與有勢的人，而不是投向有智慧與有美德的人。我們也時常看到，有權有勢者的惡行與愚蠢，遠比天真無辜者的貧窮與卑微受到更少的輕蔑。值得世人的尊敬與欽佩，獲得世人的尊敬與欽佩，以及享受世人的尊敬與欽佩，是這世上的雄心壯志與競爭較量的偉大目標。有兩條不同的路出現在我們眼前，同樣可以達到這個被如此渴求的目標：其中一條，經由學習智慧與實踐美德；另一條，經由取得財富與顯貴的地位。有兩種不同的性格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供我們仿效：其中一種，滿懷高傲自大的野心與庸俗賣弄的貪婪；另一種，則是滿懷樸素的謙虛與公平的正義。有兩個不同的模式，兩幅不同的畫像，懸在我們的眼前，供我們據以形塑我們自己的品格與行為：其中一幅，在著色上比較庸俗華麗與光彩耀眼；另一幅則是在輪廓線條上比較正確，也比較細膩美麗。其中一幅迫使每一隻遊移的眼睛不得不注意到它；另一幅則幾乎不會吸引什麼人注意，除非是最用心與仔細的觀察者。真心堅定愛慕智慧與美德的，主要是一些賢明有德的人，他們非常優秀，不過，為數恐怕不是很多。絕大多數的人是財富與顯貴地位的愛慕者，而且，也許更為古怪的是，大部分還往往是沒有私心的愛慕者與崇拜者。// 

原文如下：

This disposition to admire, and almost to worship, the rich and the powerful, and to despise, or, at least, to neglect persons of poor and mean condition, though necessary both to establish and to maintain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and the order of society,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great and most universal cause of the corruption of our moral sentiments. That wealth and greatness are often regarded with th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which are due only to wisdom and virtue; and that the contempt, of which vice and folly are the only proper objects, is often most unjustly bestowed upon poverty and weakness, has been the complaint of moralists in all ages. 

We desire both to be respectable and to be respected. We dread both to be contemptible and to be contemned. But, upon coming into the world, we soon find that wisdom and virtue are by no means the sole objects of respect; nor vice and folly, of contempt. We frequently see the respectful attentions of the world more strongly directed towards the rich and the great, than towards the wise and the virtuous. We see frequently the vices and follies of the powerful much less despised than the poverty and weakness of the innocent. To deserve, to acquire, and to enjoy th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of mankind, are the great objects of ambition and emulation. Two different roads are presented to us, equally leading to the attainment of this so much desired object; the one, by the study of wisdom and the practice of virtue; the other, by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 and greatness. Two different characters are presented to our emulation; the one, of proud ambition and ostentatious avidity. the other, of humble modesty and equitable justice. Two different models, two different pictures, are held out to us, according to which we may fashion our own character and behaviour; the one more gaudy and glittering in its colouring; the other more correct and more exquisitely beautiful in its outline: the one forcing itself upon the notice of every wandering eye; the other,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scarce any body but the most studious and careful observer. They are the wise and the virtuous chiefly, a select, though, I am afraid, but a small party, who are the real and steady admirers of wisdom and virtue. The great mob of mankind are the admirers and worshippers, and, what may seem more extraordinary, most frequently the disinterested admirers and worshippers, of wealth and greatness.

書摘：故事經濟學

2020年9月25日 

書名：故事經濟學

天下雜誌2020年9月30日出版

原文書名：Narrative Economics: How Stories Go Viral and Drive Major Economic Events

作者：羅伯‧席勒（Robert J. Shiller）

 

前言：什麼是敘事經濟學？

敘事經濟學這個詞組

「敘事經濟學」這個詞組以前就有人用，雖然相當罕見。帕爾格雷夫（R. H. Inglis Palgrave）1894年的《政治經濟學詞典》（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簡短提及敘事經濟學，但它在那裡看來是指學者用來提出自己的歷史事件敘事的一種研究方法。我關注的不是提出一種新敘事，而是研究其他人有關重大經濟事件的敘事，那些像病毒一樣瘋傳的流行敘事。使用敘事經濟學一詞時，我著重兩個要素：（1）思想觀念以故事的形式傳播，以及（2）人們為了創造具有感染力的新故事或增強故事感染力所做的努力。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我想研究敘事感染如何影響經濟事件。

「敘事」一詞往往與「故事」同義，但我使用該詞是反映《牛津英語詞典》所收的這個現代含義：「一種故事或陳述，針對一個社會、時期之類提出一種解釋或辯解。」基於這個定義，我想補充一點：故事並非僅限於簡單地陳述人類發生的事。故事也可以是一首歌、一個笑話、一個理論、一種解釋或一個計畫，可以引起人們的情感共鳴，也可以很容易地在日常對話中傳達。我們可以視歷史為一連串的罕見重大事件，某個故事在這些事件中如病毒般瘋傳，通常（但並非一定）得到某個具吸引力的名人幫助（哪怕是一個小名人或虛構人物）──名人與那個故事的關係增添了人情趣味。

例如20世紀下半葉的一些敘事將自由市場描述為「高效率的」，市場運作因此並非政府的行動所能改善。結果這些敘事促使公眾反對政府的監理。當然，有人對當時的監理方式提出了合理的批評，但這些批評通常沒有像病毒那樣瘋傳。病毒式敘事需要名人和故事的幫助才能成事。電影明星雷根（Ronald Reagan）就曾涉入這樣一種敘事。1953至1962年間，他是廣受歡迎的美國電視節目《奇異劇場》（General Electric Theater）風趣迷人的旁白，因此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1962年後，雷根進入政界，支持自由市場。1980年他當選美國總統。1984年競選連任時，他在對手家鄉以外的每一個州都勝出。雷根利用他的名氣發動了一場大規模的自由市場革命，其影響有好有壞，至今猶存。

人們如果覺得自己與故事中或故事根源的某個人有某種個人關聯，則無論那個人是虛構人物還是真正的名人，故事的感染力是最強的。例如，川普（Donald J. Trump）2016年意外當選美國總統，在支持他當選的經濟敘事核心處是這樣的敘事：川普乃是剛強、傑出的交易者和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名人有時會捏造自己的敘事，就像川普那樣，但在很多情況下，名人的名字只是被加入一個較老、較弱的敘事中，以增強其感染力──就像不知被講了多少次、每次換個名人當主角的白手起家故事那樣。（本書將討論許多名人故事。）敘事經濟學說明了流行的故事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從而影響經濟結果──不僅包括衰退和蕭條，還包括其他重要的經濟現象。房價只漲不跌的觀念與電視上炒房致富的故事有關。黃金是最安全投資的觀念，則與戰爭和蕭條的故事有關。這些敘事具感染力，即使它們與特定名人的關係是薄弱的。

最後，敘事是文化、時代精神和經濟行為快速變化的主要傳染媒介。敘事有時與風尚和狂熱融為一體。精明的行銷者和推廣者推波助瀾，試圖從中獲利。

除了通俗的敘事，還有在知識分子群體之間流傳的專業敘事，後者包含複雜的思想，微妙地影響廣泛的社會行為。投機價格的隨機漫步理論（random walk theory of speculative prices）就是這樣一種專業敘事。該理論認為，股票市場的價格反映了所有資訊，因此暗示試圖打敗大盤是徒勞的。一如多數專業敘事，該敘事某程度上是正確的，但如今已有專業文獻指出該理論未料到的缺點。

這些專業敘事有時會被轉化為通俗敘事，但大眾經常扭曲這些敘事。例如有一種扭曲的敘事認為，在國內股市買進並持有是最佳投資決策。雖然人們普遍認為買進並持有策略源自學術研究，但這種說法與專業標準有衝突。一如隨機漫步理論的流行版本，有些扭曲的敘事產生的經濟影響持續多個世代。

一如任何一種歷史重建工作，我們不能拿著錄音機回到過去，錄下那些創造和傳播敘事的對話，所以我們必須仰賴間接的資料來源。不過，我們如今可以利用社群媒體和Google Ngrams之類的工具，捕捉當代敘事的形態。

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彭明輝先生〈社會變革的起點〉一文多次提到史迪格里茲，令我想起曾譯過他闡述不平等問題的系列文章，以下轉貼一篇，供有興趣的讀者看看。

原文標題為 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刊於《浮華世界》（Vanity Fair）2011年5月號。

擺在眼前的事實，假裝它並未發生是沒有用的。美國頂層1％的人，如今每年拿走全國近四分之一的所得。如果看財富而非所得，頂層1％控制了全美40％的財富。他們近數十年大大走運。25年前，上述兩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對於這種變化，我們或許可以讚揚頂層人士的機智和幹勁（帶給他們好財運），並宣稱水漲船高，低下階層也在這過程中受惠。但是，這種說法是誤導的。美國頂層1％的所得最近10年增加18％，但中間階層的所得實際上下跌了。只有高中學歷的美國男性境況特別差，他們的所得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便萎縮12％。最近數十年的經濟成長成果全都落入頂層的口袋，而且他們還額外多佔了一些。以所得平等程度而言，美國落後於小布希總統喜歡嘲笑的所有僵化老歐洲國家。情況和我們最接近的是以寡頭壟斷著稱的俄羅斯，以及伊朗。拉丁美洲以前嚴重不平等的一些國家，例如巴西，近年在改善窮人境況和縮窄所得差距方面相當成功，而同期美國卻坐視不平等惡化。

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就曾嘗試替19世紀中期巨大的不平等辯解──當時的不平等跟美國目前的情況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提出的辯解被稱為「邊際生產力理論」。簡而言之，這理論認為高所得與高所得人士的較高生產力有關，也與他們對社會的較大貢獻有關。富裕階層一直很愛這理論，但支持該理論的證據至今仍然薄弱。近三年來的經濟衰退，企業管理層有顯著的責任；他們對社會和他們的公司的貢獻是巨大的負數，但仍然領到了豐厚的薪酬和獎金。有些公司因為覺得把這種獎勵稱為「績效獎金」實在太尷尬，因此被迫改稱「留才獎金」（儘管它們留住的只有惡劣的績效）。那些大力推動金融創新的人差點毀了全球經濟，但在這過程中暴得巨富；相對之下，對社會有重大正面貢獻的人，從基因研究先驅到資訊時代的開創者，得到的獎勵少得可憐。

有些人看到所得不平等的情況之後會聳聳肩：這個人多拿一點、那個人少拿一些，那又如何呢？他們認為真正重要的，不是經濟大餅怎麼分，而是餅有多大。這種觀念有根本的錯誤。如果多數民眾的境況一年差過一年，這種經濟體（也就是美國當前的情況）長期而言不大可能有好表現。之所以如此，有幾個原因。

首先，不平等加劇反映了另一種現象：機會減少。機會平等受損，必然意味著我們未能人盡其才，浪費了若干最寶貴的資產（也就是人才）。第二，導致不平等的許多扭曲狀況（例如與壟斷勢力有關的情況，以及照顧特殊利益集團的租稅優惠），會損害經濟效率。這種新的不平等製造出新的扭曲狀況，進一步損害經濟效率。舉一個例子：我們才幹出眾的年輕人有太多因為被異常豐厚的薪酬吸引而加入金融業，而他們本來可以從事其他領域更有意義的工作，提升我們的經濟生產力，並使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加強健。

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現代經濟體需要「集體行動」，也就是需要政府投資在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上。美國以至全球均大大受惠於政府資助的研究，這些研究衍生網際網路，並改善了公共衛生。但是，美國早已因為基礎設施（想想我們的高速公路和橋樑、鐵路和機場的狀況）、基礎研究和所有層級的教育投資不足而受害，而且這些投資未來還將進一步縮減。

我們對這些情況全都不應感到意外，因為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時，自然會發生這些事。財富越是集中在有錢人手上，他們越是不願意花錢滿足公眾的需求。有錢人不必仰賴政府提供公園、教育、醫療或保護人身安全，他們花錢就能替自己買到這些東西。在這過程中，他們與一般人愈來愈疏離，最終會喪失他們可能有過的同理心。他們也擔心出現強勢政府，擔心政府可能運用其權力糾正過度的不平等，拿走有錢人的部分財富並投資在公益上。頂層1％可能會抱怨美國現在這樣的政府，但他們其實就是喜歡這種政府：因為囿於政治僵局，無法推動有力的再分配政策；因為太分裂，除了減稅，做不了任何事。

對於如何充分解釋美國不平等加劇的問題，經濟學家沒有確定的答案。一般的供給和需求因素無疑產生了一定的作用：節省勞力的技術令許多中產藍領「好」工作顯著減少。全球化創造出一個全球市場，令美國的高薪非技術勞工面對海外低薪非技術勞工的競爭。社會變遷也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工會勢力大幅衰退，從原本代表美國三分之一的勞工降至現在的12％左右。

但是，我們的社會如此不平等，一大原因在於頂層1％希望它是這樣。稅收政策是最明顯的例子。有錢人的一大部分所得來自資本利得，而降低資本利得稅率使美國有錢人享有近乎搭便車的特權。壟斷和接近壟斷向來是經濟勢力的來源，從上世紀初的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到世紀末的比爾．蓋茲皆如此。反壟斷法執行鬆懈，尤其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對頂層1％是天賜的禮物。現在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心人操縱金融體系，而這又是因為金融業收買政客，指使他們按照業者的意願修改金融法規──這是金融業歷來的最佳投資之一。政府以接近零的利率放款給金融機構，並在它們走投無路時，以非常寬鬆的條件慷慨提供資金拯救它們。監理機關則對金融業者運作不透明和種種利益衝突視若無睹。

頂層1％控制的財富比例，會使人想把這個國家不平等加劇的情況視為一種典型的美國成就：我們起初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但不平等程度如今已達世界頂級水準。而且未來多年我們的成就看來還將擴大，因為促成它的因素會自我加強。財富產生權力，權力產生更多財富。在1980年代的存貸醜聞期間（這醜聞的規模以今天的標準而言是小得異常），國會一個委員會問銀行業者基廷（Charles Keating），他花150萬美元在數名重要的民選官員身上，是否真的能替他買到影響力。基廷回答：「我當然希望能買到。」最高法院在最近聯合公民案（Citizens United）的判決中，取消對團體競選捐款的限制，形同擁護企業收買政府的權利。個人與政治如今完全契合。幾乎所有美國參議員和多數眾議員上任時都是頂層1％的成員；他們靠頂層1％的錢保住議席，而且知道如果自己服侍好頂層1％，離任時將獲得頂層1％的獎賞。貿易和經濟政策的主要行政決策者，基本上也是來自頂層1％。我們因此不應對製藥業者獲得1兆美元的大禮（藉由立法禁止政府這個最大的藥物買家與藥廠議價達致）感到奇怪。稅收法案如果沒有替有錢人大幅減稅就不可能在國會通過，這種事也不應使我們感到驚訝。考慮到頂層1％的勢力，這正是這個體系的正常運作情況。

美國的不平等在我們想像得到的每一方面扭曲我們的社會。首先，大量證據顯示，民眾的生活方式受到影響：在頂層1％以外的民眾中，入不敷出是愈來愈普遍的現象。經濟效益下滲或許有如神話，但行為方式下滲卻真實不虛。不平等大大扭曲了我們的外交政策。頂層1％極少從軍──事實是我們的「全志願」軍隊支付的薪酬，不足以吸引頂層1％的子女，而愛國是有限度的。此外，美國開戰時，富裕階層也不會受加稅所苦，因為國家可以舉債支應所有軍費。外交政策必然是力求國家利益與國家資源之間的平衡。頂層1％掌權，而且不必承受代價，平衡和克制的觀念自然被拋諸腦後。國家可以無限冒險；企業和承包商只會因此得益。經濟全球化的規則也明顯偏向嘉惠有錢人：這些規則鼓勵各國競相爭取企業投資，因此壓低了企業稅、削弱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保護，並損害勞工權利，包括集體談判權（這些權利以前獲視為「核心」勞工權利）。想像一下，如果這些規則偏向鼓勵各國競相爭取勞工，世界會是怎樣。政府將競相提供經濟保障，降低一般受薪者的稅負，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乾淨的環境；也就是提供勞工在乎的東西。但頂層1％不必關心這些東西。

準確點講，是他們以為自己不必關心這些東西。頂層1％對我們社會最大的損害，可能是腐蝕我們的認同感；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群意識對我們的認同感至關緊要。美國向來以社會公平、人人有平等的成功機會而自豪，但統計數據顯示我們的社會其實不是很公平：在美國，窮人以至中產家庭的小孩晉身社會上層的機會不如許多歐洲國家。現實環境處處對他們不利。體制不公、苦無機會的民眾感受，是中東各地反政府怒火的燃料，食物價格高漲、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則是火種。美國青年失業率約達20％（某些地方和某些社群的數字比這高一倍）；希望全職工作的美國人當中，每六人有一人找不到全職工作；每七個美國人便有一個仰賴食物券（受「糧食不安全」所苦的美國人也大概是這數目）。這一切足以證明，某些人吹噓的經濟效益下滲管道（從頂層1％流向大眾）被某些東西堵住了。許多人因此對社會產生疏離感是可預料的：20-29歲的選民上次選舉的投票率只有21％，與他們的失業率相若。

最近幾週，我們看到在一些高壓國家，數以百萬計的人上街抗議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埃及和突尼西亞的政府遭推翻。利比亞、葉門和巴林也爆發民眾抗爭。區內其他國家的統治家族在他們開著冷氣的豪宅裡緊張地關注局勢：「我們會是下一個嗎？」他們確實應該擔心。在這些國家，極少數人（不到人口的1％）控制了多數財富，而財富在這些地方大致等同權力；根深蒂固的各種貪腐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富裕階層經常積極阻撓可以改善大眾生活的政策。

我們看著街上的民眾怒火時，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這種情況何時出現在美國？我們自己的國家在許多重要方面，已經變得像遠方某個動盪的地方。

托克維爾曾表示，他看到美國社會特有的一種天才，主要就是美國人能「正確理解自利」。「正確理解」是關鍵詞。人人都懂狹隘的自利：我現在就要得到好處！「正確理解」的自利則不同：一個人最終要得到幸福，必須關注所有其他人的自利，也就是關注社會的共同福祉。托克維爾並不是暗示這種觀念如何高尚或充滿理想色彩；事實上，他所暗示的恰恰相反。這是美國人務實的標記。那些精明的美國人明白一個基本事實：替別人著想不但對心靈有益，對生意也有益。

頂層1％住最好的房子、受最好的教育、看最好的醫生、過最好的生活，但金錢似乎沒有替他們買到一樣東西：認識到他們的命運與99％的人過怎樣的日子息息相關。縱觀歷史，頂層1％最終確實會明白這道理，可惜為時已晚。

延伸閱讀：史迪格里茲刊於《浮華世界》的另一篇文章 The 1 Percent’s Problem

新書面世：基本收入

書名：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

原文書名：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作者：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楊尼克．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13日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為了追求真正的自由而非只是形式上的自由，是為了所有人都自由而非只有少數人自由。

本書不是某個黨派的宣傳材料，它基本上是全面和批判性地綜合此一主題正迅速增加的跨學科多語文獻。

序

錢在手裡可以換取自由，但如果必須非常費勁才能得到，錢是奴役人的工具。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懺悔錄》，1778年

為了令世人對社會和世界的前途恢復信心與希望，勇敢的思想家必須顛覆許多方面的傳統觀念。整個社會必須擺脫某些偏見，學會欣然接受一些基進的（radical）觀念。這種基進觀念中有一個相當簡單但至關緊要，那就是無條件基本收入：所有人定期獲得一筆完全個人的現金收入，不必通過經濟狀況審查，也沒有必須工作的要求。

這構想並不新鮮。自18世紀末以來，許多能大膽設想的人曾想到這主意。不過，現在因為不平等程度愈來愈嚴重、世界經歷新一波的自動化浪潮，加上人們更敏銳地意識到經濟成長的生態極限，無條件基本收入在世界各地受到空前熱烈的關注。任何人若深入研究已開發福利國家的體制前景，或是研究如何替相對落後的國家設計基本經濟保障制度，都無法避開該構想。如果你希望未來的世界是個自由的世界（真正的自由而非只是形式上的自由，所有人都自由而非只有幸福的少數人自由），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構想至少應該能夠激起你的興趣，更可能令你興奮不已。

本書第一章提出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核心理由，說明它如何處理貧窮、失業、厭惡性工作和瘋狂成長的問題，以及為什麼它可說是提供了一種獲得自由的工具，是可持續的解放型制度框架必要的一部分。第二章討論若干可代替基本收入的構想；覺得基本收入概念很有吸引力的人（包括我們）往往覺得這些替代方案有可取之處，而我們將說明為什麼基本收入是更好的方案。第三章概括敘述兩種行之有年的社會保障方式（公共援助和社會保險）自16世紀以來在學術和制度上的際遇。第四章回到根本不同的第三種社會保障方式，也就是基本收入，追溯該構想自18世紀末以來迷人的歷史。第五章先提出反對基本收入的道德理由，然後說明我們認為可以有力支持該構想的基本道德理由（第一章僅略為提到），並討論若干其他辯解方式。第六章提出我們是否負擔得起可觀基本收入的問題，然後討論已經有人提出的許多財源安排。在此背景下，第七章檢視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社會勢力對實行基本收入制度的態度，並探索避免該制度引起反彈的方法，藉此評估該構想的政治前景。最後，第八章討論基本收入方案在全球化的脈絡中面臨的具體挑戰。整本書主要討論在富裕社會實施基本收入制度的問題，但在許多地方也討論該構想對相對落後國家愈來愈大的意義。

在細察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構想後，我們可以選擇支持它或抵制它。本書說明為什麼我們認為應該支持它。但本書不是某個黨派的宣傳材料。它基本上是全面和批判性地綜合此一主題正迅速增加的跨學科多語文獻。因此，我們希望本書能提供許多可靠的資料和富啟發性的見解，對支持或反對基本收入的人都有用，有助糾正正反雙方常見的事實錯誤和概念混淆。本書也致力正面處理最重要的反對論點，它們否定基本收入的可取性和可行性。迴避這些反對理由或許有助支持者在公開辯論中勝出，但無法確保這個公正的方案能取得持久的勝利（事實上剛好相反）。沒錯，我們有可能建立一個比較美好的世界，但為此我們必須發揮我們的想像力並熱情投入。除此之外，知性上誠實的討論，不迴避令人尷尬的事實和難題，同樣不可或缺。這正是本書希望讀者能投入的集體努力。

基本收入並非只是一種或許有助舒緩迫切問題的聰明措施。它是自由社會的關鍵支柱之一；在這種社會裡，工作和非工作活動產生的真正自由將大增，而且分配將是公平的。它是取代舊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基進方案的必要元素，是實際可行的烏托邦的必要元素；這種烏托邦可以提供的，遠非只是保衛以往的成就或抵制全球市場的命令。我們需要一種能將威脅轉化為機會、認命轉化為決心、痛苦轉化為希望的願景，而無條件基本收入正是這種願景至為重要的一部分。

新書面世：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

書名：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全新增修版〕

原文書名：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 Lessons for Corporate America, Fourth Edition

作者：華倫．巴菲特/原著、勞倫斯．康寧漢/編選

原文作者：Warren Buffett、Lawrence A. Cunningham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7年9月19日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是美國一位研究公司治理的教授，將巴菲特歷年來致股東信的內容，依主題分類編纂而成。有關巴菲特的著作很多，但因為巴菲特並不寫書，這本書便成了他「親筆撰述的唯一著作」。

不是每個人都崇拜巴菲特，也不是每個人都想了解巴菲特，但如果有機會閱讀他每年寫給股東的信，多數人會覺得趣味盎然。光就敘述風格而言，巴菲特的文字可說是「簡潔有力、自然直率、趣味十足，寫下來跟講出來是一樣的」。

另一篇書摘：巴菲特的金融市場寓言

攸關生死的債務

2010年致股東信

毫無疑問，有些人因為運用借來的錢而變得非常富有。但是，這種操作也可能令你一貧如洗。財務槓桿對你有利時，它會放大你的獲利。此時你的配偶覺得你很聰明，你的鄰居很羡慕你。但是，槓桿操作是會上癮的。嘗過槓桿的神奇好處之後，很少人會回歸較為保守的操作方式。我們小學三年級時便學過，無論之前的連串數字有多大，一旦乘以零，一切即化為烏有；有些人在2008年重新學到這教訓。歷史告訴我們，槓桿太常產生一切歸零的結果了，即使運用槓桿的人非常聰明也不例外。

企業運用槓桿，當然也可能產生致命的後果。背負重債的公司，往往假定這些債務到期時將能獲得再融資。這假設通常是正確的。但是，偶爾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公司的個別問題或全球信貸短缺導致債務到期時無法再融資，只能還清欠款。此時公司就只能拿出現金還債。

這種時候借款人便認識到，信貸有如氧氣：它充裕時，沒有人注意它；它不足時，所有人都只關注這問題。哪怕只是短暫的信貸短缺，也可能摧毀一家公司。2008年9月，許多經濟領域驟然陷入信貸嚴重短缺的困境，美國整個國家頓時岌岌可危。

在波克夏，除了受管制的公用事業和鐵路子公司所持的現金外，我們至少會持有100億美元的現金。因為這個原則，我們手上通常有至少200億美元的現金，以便公司可以應付空前巨額的保險賠償（我們迄今最大的保險賠償為卡崔娜颶風造成的約30億美元理賠，這是保險業歷來損失最大的巨災），以及快速把握投資機會（即使在金融動盪時期也不例外）。

我們的現金主要放在美國國庫券上，同時避開收益率高數個基點的其他短期證券；這是我們遠在商業本票和貨幣市場基金的脆弱性2008年9月暴露出來之前，便已奉行的政策。我們認同投資作家雷．迪福（Ray DeVoe）的觀察：「人們因為追逐高收益而損失的錢，比歹徒持槍搶走的錢更多。」在波克夏，我們不倚賴銀行信用額度，也不簽必須提交擔保品的契約，除非金額相對於我們的流動資產微不足道。

因為在財務槓桿上如此謹慎，我們的報酬率略為受損。但是，持有大量流動資金使我們得以安枕無憂。此外，當我們的經濟偶爾爆發金融危機、其他公司忙亂求生時，我們將有充裕的資金和心理準備主動出擊。

正是因為這樣，2008年雷曼兄弟宣告破產之後市場風聲鶴唳的25天內，我們投資了156億美元。

用人之道

1986年致股東信

查理和我真正重要的職責只有兩項。其一是吸引並留住優秀的經理人，由他們經營我們的各項事業。這件事不難做到。這些優秀的經理人通常來自我們收購的企業，他們已經歷過各種商業環境的鍛鍊，證明了自己的才能。早在認識我們之前，他們已經是明星經理人，我們的主要貢獻是避免妨礙他們工作。這種做法看來很簡單：如果我的工作是管理一支高爾夫球隊，而傑克．尼克勞斯（Jack Nicklaus）或阿諾．帕瑪（Arnold Palmer）願意為我效力，我是不會去教他們如何揮桿的。

我們有一些重要的經理人本身很富有（我們希望他們全都是這樣），但這不妨礙他們繼續熱情地投入工作：他們工作是因為樂在其中，享受表現傑出帶來的興奮感。他們總是站在東主的立場看事情（這是我們對經理人的最高恭維），對所經營的事業每一方面都極感興趣。

（在我們看來，那位耗費多年儲蓄前往梵蒂岡朝聖的天主教裁縫，是這種職業熱情的典型。他回到家鄉，教友們特地聚會，聽他對教宗的第一手描述。虔誠的教徒熱切問道：「快告訴我們，他是怎樣的人？」我們的英雄一句廢話也沒說，答道：「他穿44號衣服，中等身材。」）

查理和我明白，只要找對球員，幾乎所有球隊經理人都可以表現出色。我們認同奧美廣告天才創辦人大衛．奧格威（David Ogilvy）的理念：「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雇用比我們弱小的人，我們將變成一家侏儒公司。相反，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雇用比我們強大的人，我們將成為一家巨人公司。」

我們的管理方式還有一個好處：我們可以輕鬆地擴展波克夏的事業版圖。一些管理學專著明確指明每一名主管只能管理多少名下屬，但這種理論對我們沒有什麼意義。如果你手下的經理人正直能幹，對所經營的事業滿懷熱情，那麼你就算再多管十幾位、甚至更多這種經理人，也能應付裕如，有時間睡午覺。相反，如果你手下的經理人狡詐、無能或無心工作，只要一個就夠你操心了。如果我們找到的經理人都具備波克夏既有經理人的稀有特質，那麼即使我們的經理人數目倍增，查理和我也完全能夠妥善管理。

我們打算繼續只跟我們喜歡且欽佩的人合作。這原則不僅是我們爭取佳績的最佳保障，還能確保我們享有美好時光。相反，跟那些令你反胃的人合作，有如為錢結婚──在任何情況下都很可能是一件蠢事；如果你本來就已經很有錢，那就更是愚不可及。

認股權費用與會計準則

2002年致股東信

數十年前，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意見是審計界的圭臬。這家事務所內部有一個由菁英組成的專業標準小組（Professional Standards Group），無論客戶施加什麼壓力，均堅持誠實報告事實。秉持這種原則，專業標準小組1992年表明立場，指企業向員工發放認股權的成本顯然是一項費用，應以費用的名義記錄在財務報表上。但是，小組的意見遭安達信一些「呼風喚雨的」合夥人推翻了。這些合夥人很清楚客戶想要的是較高的公告盈餘，不管實際情況如何。許多企業執行長也極力反對認列認股權費用，因為他們知道，一旦真實的成本必須反映在帳上，他們渴求的巨額認股權（價值高得可恥）勢必將遭大幅削減。

安達信專業標準小組的意見遭推翻後不久，獨立運作的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以七比零的票數，通過要求企業認列員工認股權成本的議案。結果主要的會計師事務所與大群企業執行長一如預期地湧向華府，對參議院（還有哪一個機關更適合仲裁會計問題呢？）施加壓力，要求推翻FASB的意見。抗議者的聲音，因為他們大筆的政治獻金而變得更雄壯。這些政治獻金多數是由企業的股東埋單，如今卻被用來遊說國會支持一些矇騙企業股東的會計準則。真不是公民教育的好示範。

可恥的是，參議院以88比9的票數通過反對認股權成本列為費用的議案。數名富影響力的參議員甚至呼籲，FASB若不改變立場，應廢除該組織。（獨立機關的獨立性不過如此。）時任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的小亞瑟．萊維特向來積極捍衛股東權益，他隨後表示，他在此事上不情願地屈服於國會和企業界的壓力，是他任內最遺憾的事。（萊維特在他的傑作《散戶至上》〔Take on the Street〕中，提及這件骯髒的事。）

在參議院已成囊中物、SEC又遭制伏的情況下，美國企業界知道在會計問題上，自己就是老大。財務報表因此進入一個「隨心所欲」的新時代，有時還獲得一些赫赫有名的會計師事務所背書。由此衍生的種種放肆行為，很快就成為巨大資產泡沫的氣泵。

在遭受參議院恐嚇後，FASB立場軟化，採行一種「榮譽制度」（honor system）：該組織宣稱認股權成本列為費用是比較可取的做法，但也容許不想認列費用的企業依然故我。結果教人氣餒：標準普爾500指數的500家公司中，498家選用了被視為較不可取的會計方法，以便公司的「盈餘」漂亮一些。求財若渴的執行長們很樂見此結果：榮譽讓給FASB，制度由他們掌控。

想念我朋友

2005年致股東信

有一天通用再保證券（波克夏子公司通用再保險的金融衍生商品部門）終於收攤時，我對它終於離我們而去的感覺，可以用以下這句鄉村歌曲的歌詞來總結：「我太太跟我最好的朋友私奔了，我實在想念我朋友。」

新書面世：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

2017年6月30日

書名：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一個「圈內數學家」對演算法霸權的警告與揭發

原文書名：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作者：凱西．歐尼爾（Cathy O’Neil）

出版日期：2017年6月29日

這本書內容十分有趣，原書名直譯為「數學毀滅性武器」，是將大數據年代普遍應用的數學模型（演算法）比作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s）。

作者將本書獻給弱勢者。她顯然非常在意演算法加劇不平等的問題，這一點她在本書結語中講得很清楚：

//在這趟虛擬的人生旅程中，我們到訪了中小學和大學、法院和職場，甚至還有投票站。一路上我們看到了數學毀滅性武器造成的破壞。它們承諾促進效率和公平，但扭曲了高等教育、加重人們的債務負擔、促使國家囚禁大量人口、幾乎一有機會便打擊窮人，而且還損害民主。由此看來，合理的做法是逐一消除這些數學毀滅性武器的殺傷力。

問題是它們環環相扣，互相配合。窮人比較可能得到較低的信用分數，住在周遭都是窮人的高犯罪率社區。邪惡的數學毀滅性武器一旦掌握這些資料，便會向這些窮人不斷放送掠奪式廣告，誘使他們申請次級貸款或報讀營利至上的學店。這些系統也會派出更多警察去逮捕犯法的窮人，並在他們罪名成立時判處較長的刑期。這些資料會提供給其他數學毀滅性武器，而它們將斷定這些人風險較高（又或者是容易掠奪的目標），進而限制他們的就業機會，同時提高他們的房貸和汽車貸款利率，以及你想得到的每一種保險的保費。這會進一步壓低這些人的信用評等，製造出一種致命的惡性循環。在數學毀滅性武器的世界裡，當一名窮人正變得愈來愈危險，必須付出愈來愈高昂的代價。//

本書雖然是講數學模型的應用問題，但不涉及難懂的技術細節，所以一般讀者都看得懂。以下摘錄本書引言的一個案例，從中可以看到數學毀滅性武器的一些特質：

//2007年，華盛頓特區新市長芬提（Adrian Fenty）決心改善該市表現不佳的學校。他的計畫大有道理：當時在華盛頓特區，九年級之後每兩名高中生只有一名能順利畢業，而八年級學生數學成績達到該年級標準的只有8%。

當時當局的想法是這樣的：學生學得不夠，是因為老師沒做好教學工作。因此在2009年，當局推行一個方案，目的是開除表現最差的一批教師。這是全美各地有問題的學區的一個趨勢，而站在系統工程的角度，這種想法極有道理：教師的表現必須接受考核，表現最差的教師必須離職，表現出色的老師則應放在他們可以發揮最大作用的位置。採用數據科學家的說法，這麼做可以「優化」學校系統，而這理應可以改善學生的成績。除了「壞」老師，誰會質疑這種做法呢？當局開發出一套名為IMPACT的教師評價系統，然後在2009-10學年結束時，華盛頓特區將表現最差的2%教師全部炒掉，翌年再炒掉5%的教師（206人）。

教五年級的韋索奇（Sarah Wysocki）看來完全不需要擔心。她在麥法蘭中學（MacFarland Middle School）只是教了兩年，但已經得到校長和學生家長非常好的評價。有人稱讚她很關心學生，還有人說她是「我見過的最佳教師之一」。

但是，2010-11學年結束時，IMPACT系統給韋索奇打了一個很差的分數。問題出在一個名為「增值模型」（value-added modeling）的新評分系統，該系統的目的是測量她教數學和語言技能的表現。增值模型由一種演算法產生分數，而該分數占她得到的總評價一半，結果完全抵銷了學校主管和學生家長對她的好評。因為韋索奇的IMPACT總分數達不到最低標準，華盛頓特區教育局只好炒掉她（另有205名教師因此失去教職）。

韋索奇看來不像是被迫害或遭報復。事實上，教育當局的做法有其道理。畢竟學校主管可能是壞老師的朋友，可能喜歡他們的作風或表面上的熱忱。壞老師確實可能裝得很像好老師。因此，一如許多其他地區，華盛頓特區決定盡可能防止人的偏見影響老師得到的評價，而辦法是倚重客觀數據：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測驗分數。教育官員表示，數字將說明一切，而這是比較公平的做法。

韋索奇當然覺得她得到的分數極度不公平，而她希望知道分數是怎麼來的。她後來對我說：「我想沒有人明白那些數字。」一位好老師怎麼可能得到那麼差的分數呢？增值模型是在測量什麼？

嗯，韋索奇發現，事情相當複雜。華盛頓教育當局請了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的數學政策研究（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當顧問，負責建立教師評價系統。該組織必須解決的難題，是測量華盛頓特區學生的學習進度，然後估算學生成績之進步或退步多大程度上是拜老師所賜。這當然不容易。學者知道，學生的成績受許多因素影響，包括學生的社經背景，以及學生是否有學習障礙。評價教師的演算法必須顧及這些差異，而這也是這些演算法變得非常複雜的原因之一。

估算一名教師一個學年下來對某些學生產生多大的影響，是相當複雜的事。韋索奇表示：「教與學的過程受很多因素影響，要一一測量是非常困難的。」此外，藉由分析25名或30名學生的測驗成績來替一名老師的教學表現評分，在統計學上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可笑的。因為出錯的可能性非常多，這樣的樣本規模實在太小了。

同樣重要的是，統計系統需要回饋：如果系統脫離了常軌，系統管理者必須藉由某種方式了解情況。統計學家利用失誤的情況調整他們的模型，力求模型變得更「聰明」。如果沒有回饋，統計系統可能持續產生錯誤而且有害的分析，而且一直無法從自身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數學政策研究設計的評分系統認定韋索奇和另外205名教師為失敗者，教育當局便開除他們。但這個系統如何知道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呢？它不會知道。系統本身認定這些人是失敗者，當局於是認定他們是失敗者。206名「壞」老師被開除了。光是這事實似乎便證明增值模型非常有效，因為這顯示華盛頓特區正在清除表現不佳的教師。系統不尋找真相，分數本身便代表真相。

韋索奇得到的評分低得驚人，但她找不到一個可以向她解釋原因的人，這件事本身很能說明問題。數學毀滅性武器產生的結論，有如演算法神祇發出的命令。模型本身是個黑箱，其內容是相關業者極力保護的商業機密。顧問公司如數學政策研究因此得以收取較高的費用，但這還有另一種作用：相關業者認為，如果被評價的人不知道自己得到的評價是如何產生的，他們比較不會試圖鑽系統的漏洞。他們將只能努力工作，遵守規矩，然後祈求系統懂得欣賞他們的努力，給予好評價。但是，如果細節不公開，人們也將較難質疑或抗議系統產生的評價。

儘管如此，韋索奇清楚知道，學生的標準測驗分數是評價系統考慮的一個關鍵因素，而她懷疑這當中有問題。她任教於麥法蘭中學的最後一年開始前，她很高興看到她將教的五年級生在上一學年的標準測驗中表現意外出色。她的許多學生來自巴納德小學（Barnard Elementary School），而該小學高達29%的學生閱讀成績被評為「高級」，是學區平均值的五倍。

但是，學期開始後，她發現許多學生連閱讀簡單的句子都有困難。頗久之後，《華盛頓郵報》和《美國今日報》的調查發現，該學區內41間學校（包括巴納德小學）的標準測驗答案卷擦改的比例相當高，而這意味著這些學校測驗作弊的可能性較大。在當中一些學校，高達70%的班級有作弊的嫌疑。

這與數學毀滅性武器有何關係？容我一一說明。首先，教師評價演算法是改變教師行為的有力工具。這正是這些演算法的目的，而在華盛頓特區的學校，它們既提供獎勵，也準備懲罰表現不佳的教師。教師知道，如果學生在標準測驗中表現太差，他們可能飯碗不保。教師因此有強烈的誘因確保學生在測驗中取得不錯的成績，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經濟大衰退打擊就業市場的情況下。在此同時，如果他們的學生表現出色，教師和學校主管有望獲得高達8,000美元的獎金。 如果你考慮這些強大的誘因和相關證據（許多學校的答案卷擦改比例相當高，學生測驗分數也異常高），你會有理由懷疑四年級的教師出於恐懼或貪婪，竄改了學生的答案卷。

我們因此有理由相信韋索奇所教的五年級生上一學年的測驗分數，因為有人做了手腳而被人為推高了。果真如此，他們本學年結束時的測驗成績將使他們看起來顯著退步了，而他們的老師將因此被視為表現不稱職。韋索奇確信這正是她遇到的情況。這理論符合家長、同事和校長對她的評價（也就是她確實是個好老師），也可以解開疑惑。韋索奇有很好的理由提出申訴。

但是，你無法向數學毀滅性武器申訴。這正是這種武器威力驚人的原因之一。它們不聽人講話，也不會屈服。它們不但不理會你的討好、威脅或誘騙，也不會聽你講道理──即使它們用來推出結論的資料顯然很有問題。沒錯，如果自動化系統顯然因為系統問題而不斷出錯，造成令人尷尬的情況，程式設計師確實會調整演算法。但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程式將產生堅定的判斷，而運用它們的人遇到有人抱怨時，只會聳聳肩，就像是說：「嘿，要不可以怎樣？」這恰恰是韋索奇最終從學區官員那裡得到的回應。

你看到這當中的矛盾了嗎？某個演算法處理了一些數據，估算出某個人不適合聘用、將會借錢不還、將參與恐怖活動或教學表現不稱職的機率，然後根據該機率算出一個分數，而該分數可能令當事人的生活天翻地覆。當事人試著反擊時，「很有意思的」反證無法證明自身清白，因為當局僅接受確鑿的證據。我們將一再看到，在證據標準這一點上，當局對數學毀滅性武器受害者的要求，遠高於對演算法的要求。

韋索奇對自己遭開除震驚不已，但她僅失業數天。 因為很多人（包括校長）願意替她的教學表現作證，她很快便在維吉尼亞州北部某富裕社區一間學校找到了教職。因此，拜一個非常可疑的模型所賜，貧窮社區的學校失去了一名好老師，富裕社區一間不會根據學生的分數開除教師的學校，則得到了一名好老師。//

書摘 - 巴菲特遺囑中的投資指示

2017年4月25日

書名：巴菲特的投資原則：股神唯一授權，寫給合夥人的備忘錄

原文書名：Warren Buffett’s Ground Rules: Words of Wisdom from the Partnership Letters of the World’s Greatest Investor

作者：傑瑞米．米勒（Jeremy Miller）

出版日期：2017年4月26日

 以下摘自本書第三章：

共同基金產業因為指數基金這種新競爭者的出現，多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種「馬車鞭」產業？這個問題近年顯得更加重要，因為絕大多數基金的績效不如費用較低的指數基金。誰會想支付較高的費用，換得較低的報酬呢？

當然，能長期打敗大盤的專業投資人可以創造巨大的價值，市場總是渴望他們的服務，無論他們是以共同基金、合夥投資、對沖基金或其他方式管理資產，無論他們持有多少檔個股。即使只是績效略優於大盤，假以時日，在複利的作用下也能產生巨大的好處。但是，自己投資或透過積極型（主動式）共同基金投資的人，投資績效多數不如大盤。選擇積極型投資方式確實可能得到優於大盤的績效，但也必須冒實際績效不如大盤的顯著風險。

巴菲特的遺囑彰顯了他對這問題的看法，以下是他在2013年的致股東信中的說法：

……有些人靠提供投資建議和替人執行交易賺錢，他們將不斷慫恿散戶和法人積極調整投資組合。因此產生的「摩擦成本」可能相當大，而這對投資人整體而言是沒有好處的。因此，你最好別理那些喋喋不休的話，盡可能降低費用，像投資在農場上那樣投資股票。

必須補充一點，我以我宣揚的投資方式管理自己的資金：我在這裡所講的，基本上就是我在我的遺囑裡的一些指示。我有一筆遺產是將一些現金交給受託人管理，而受益人是我太太。（這筆遺產必須是現金，因為我持有的全部波克夏股票，將在我的遺產結算後十年間全數捐給一些慈善組織。）我對受託人的指示再簡單不過了：拿10%現金購買短期政府公債，另外90%投資在費用非常低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基金上（我建議投資在先鋒公司的基金上）。我相信這個信託基金的長期投資績效，將優於支付高費用、請經理人管理資產的多數投資人，無論他們是退休基金、法人還是散戶。

如果你沒興趣、沒能力或不願意付出時間和精力管理自己的投資，那便應該投資在大盤指數上。選擇積極型投資方式的唯一理由，是你相信自己或你選擇的投資經理人，將能打敗「什麼都不做」的策略。

相關新聞：股神賭贏了 指數基金完勝對沖基金

譯書期間寫的一篇文章：巴菲特的姑媽

新書面世：我在彼得．杜拉克身旁的一年

2017年4月23日

書名：我在彼得．杜拉克身旁的一年：杜拉克的52週教練課，學習高效領導、探索人生價值

原文書名：A Year with Peter Drucker: 52 Weeks of Coaching for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作者：約瑟夫．馬齊里洛（Joseph A. Maciariello）

出版日期：2017年4月25日

這是我第一次譯與杜拉克有關的書。本書不難讀，有不少內容觸動我，例如以下幾則：

錢錢錢

我認識這個有錢人很多年了。去年我在賓州演講時，他也來聽。他是個很慷慨的人。那天講完課，我和他一起吃晚餐。我看著他一直在談金錢、金錢、金錢。我對他說：「你為什麼一直談錢呢？這對你有何意義？你這麼做是為了什麼？」他說：「不追求金錢，還有什麼可以做的？」我問他年紀多大。56歲。我問他：「你覺得你的人生有意義嗎？」他看著我，說：「真有趣，我今天早上也問自己這個問題。答案是沒有。沒有意義。」我認識一些非常有錢的人，我認識不少這種人，他們多數是極不快樂的人。好在這種人相當少。我們多數人確實會長大。

知道自己抱持什麼價值觀、知道自己有何貢獻，你就成為一個人，而你的貢獻總是對自身以外的世界。施比受更有福，但你必須知道自己要貢獻什麼，而這是非常困難的。

──杜拉克與班福德對談，科羅拉多州埃斯特斯公園，1993年8月9日

領袖魅力氾濫成災

坦白講，我不信任領袖。有關領袖的所有議論，都是危險的胡說八道。那是一種逃避，根本不值得理會。20世紀的重要領袖是希特勒、史達林和毛澤東，他們可能是數百年來最厲害的領袖；這種壞領袖的例子還如此「新鮮」，但仍有許多人渴望出現偉大的領袖，這一點令我非常不開心。我們應該非常害怕領袖才對。我們應該問：「他們主張什麼？他們抱持什麼價值觀？我們可以信任他們嗎？」而不是問：「他們有魅力嗎？」過去一百年間，領袖魅力氾濫成災。……

對我來說，超人執行長沒什麼用。至於企業高層極高的薪酬，我認為那是一種醜事。不討厭金錢的JP摩根1906年說，任何一家組織或公司，如果最高層的薪酬是一般員工的20倍以上，那便是管理不善。他拒絕投資這樣的公司。這仍然是一條好法則，而根據這法則，我們國家有很多公司是我不會投資的。……對了，我認識的執行長，我認識不少執行長，他們並不視自己為超人。他們建立團隊。他們是團隊型領袖。

──「管理大師杜拉克」，美國國家公共廣播WBUR電台，2004年12月8日

很酸很酸的社會

差不多56年前，也就是1937年春天，朵莉絲和我從英格蘭來到美國。當時很可能正是大蕭條時期景氣最差的時候。之前經濟曾虛弱地復甦，然後在1936年再度重挫。1937年的美國經濟比多數歐洲國家差，但在非常、非常蕭條的經濟中努力適應這裡的生活，使我們異常興奮。……我們來到一個極度蕭條的經濟體。但是，當時的社會是強健的，美國這個國家幾乎完全不羡慕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個正派體面的地方，國民有非常顯著的甜美特質。現在我擔心的不是經濟。現在這個國家令我擔心的，是我們的社會已失去它的甜美特質。這個社會現在很酸（sour），非常酸，而在我看來，政府對此基本上無能為力，很可能也不會為此做些什麼。事實上，從現在的情況看來，政府是在令我們的社會變得更酸。

──杜拉克，對杜拉克非營利基金會顧問委員會的講話，1992年11月8日

專注

宗旨使我們得以專注。你沒有時間去做人生中的所有事，但好消息是：人生中的事，不是每一件都值得做。容我引述杜拉克的一句話：「專注去做可以產生最大生產力的少數事情，愈少愈好。」專注發揮你的核心能力；專注發揮你的長處；不要耗費多數精力在瑣事上。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有意義，如果你希望你的組織有意義，秘訣是專注。做好幾件事便夠了。

──華理克，「杜拉克之友日」主題演講，加州克萊蒙市，2004年11月13日

最後這則令我想起杜拉克的這句話：

Do not believe that it is very much of an advance to do the unnecessary three times as fast. 別以為以三倍速度去做多餘的事，是了不起的進步。

此外，翻譯本書期間，寫過三篇與本書內容有關的文章：

組織精神之創造始於高層

從出版的義利問題說起

杜拉克的一句話

新書面世：紅隊測試

2016年12月14日

書名：紅隊測試：戰略級團隊與低容錯組織如何靠假想敵修正風險、改善假設？

原文書名：Red Team: How to Succeed by Thinking Like the Enemy

作者：米卡．岑科（Micah Zenko）

出版日期：2016年12月15日

 

本書作者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資深研究員，國家安全方面的專家。本書闡述軍方、國土安全和情報系統以至民間部門的紅隊作業（red teaming），該概念可追溯至中世紀梵蒂岡負責質疑封聖候選人資格的「魔鬼代言人」。紅隊主要由無畏的懷疑者和扮演破壞者的人組成，他們致力加強了解目標機構或潛在對手的意圖、能力和關注事項。紅隊作業手段包括模擬、探查弱點和另類分析，有助競爭環境下的機構辨明弱點、質疑假設，以及在下一次的突擊行動、惡意網路攻擊或企業併購之前，預見潛在的威脅。

本書利用鮮為人知的案例和對各國紅隊精英廣泛深入的訪問，說明從軍事部門到友善駭客，所有群體都可以利用敵方思維取得勝利。

以下書摘說明「紅隊」及「魔鬼代言人」這兩個詞的起源：

我們所認識的紅隊作業，是美國軍方研擬、改良並整理成系統的，而這絕非偶然：如果說有個組織可以受惠於紅隊作業所能提供的反省和反直覺思考，那一定是軍方。以人命、金錢和政治資本的潛在損失衡量，軍事決策攸關巨大的代價。美國的軍事決策包括決定如何分配巨額的年度國防預算（2016財政年度國防經費約為5,340億美元，而現役部隊有130萬人，國民警衛隊和後備軍人超過82.6萬人）；規劃和執行軍事行動（可能危及現役軍人的性命）；以及辨明未能達到原定目標的軍事計畫，作出必要的修正。因為美國軍方的許多策略、計畫和日常作業有非常重大的影響，軍方有巨大的壓力去想清楚、質疑和檢驗每一個重要決定。

如本書稍早所述，「魔鬼代言人」的概念可追溯至中世紀的梵蒂岡。不過，據我們所能確定的資料，「紅隊」一詞源自冷戰時期的美國軍方。此詞可追溯至1960年代，源自賽局理論在作戰模擬中的應用，以及蘭德公司研發、美國國防部的「神童」（嘲笑那些超聰明政策分析師的貶義詞）用來評估戰略決定的模擬技術。紅隊的「紅」是蘇聯的代表色，也泛指對手或敵人。

當然，遠在「紅隊」這名稱確立之前，美國軍方已經在使用紅隊作業。不過，紅隊作業這概念顯然是在冷戰時期發展成熟、卓然自立的。專欄作家狄克森（George Dixon）1963年5月寫了一篇文章，闡述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Robert McNamara）如果利用一支藍隊和一支紅隊，協助評估價值65億美元的實驗型戰術戰鬥機（TFX aircraft）合約該給哪一家公司。狄克森生動地描述道：「國防部正在上演一場古怪的競賽，它是從結局倒過來玩的。」藍隊扮演獲得合約的通用動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紅隊則負責提出波音公司才應該獲得合約的理由。狄克森寫道：「麥納馬拉想必熟悉古典文學：他把紅隊人員稱為『魔鬼代言人』。」（本書第二章）

在羅馬天主教歷史上，這個職位的正式頭銜是「助信者」（拉丁文為Promotor Fidei，英文為Promoter of the Faith）。不過，教會和外人常用的說法是「魔鬼代言人」或「魔鬼辯護士」（拉丁文為Advocatus Diaboli，英文為Devil’s Advocate）。如今魔鬼代言人泛指對某些事物持懷疑態度的人，或只是為促進辯論而故意唱反調的人。根據此詞比較靈活的用法，駁斥學生的假設、藉此引起討論的教授，試圖預測對方律師論點的出庭律師，又或者只是想法古怪的人，全都可以稱為魔鬼代言人。但是，在天主教會中，魔鬼代言人一職出現時，是有明確職責的，那便是質疑封聖候選人傳說中的美德和奇跡。

天主教在它的頭一千年裡，封聖程序相對隨意，而且分權給地方教會。地方教會可以根據當地民意冊封聖人，而它們也熱心地冊封了許多聖人，包括殉教者、大力宣揚基督信仰的人，甚至是一些只是特別虔誠的教徒。結果是地方教會冊封的聖人暴增。

西元五世紀，為了令封聖程序變得比較嚴謹，主教開始要求封聖候選人必須有書面簡歷，記錄候選人的生平、美德和奇跡。但是，這些簡歷主要是根據地方的傳聞寫成，沒有經過認真的考究和查證。直到西元九世紀，如一名學者描述，封聖程序「基本上仍是在地社群的自發行動，一如二世紀時的情況。」梵蒂岡當局認為，允許一時的地方民意決定誰能獲封為聖人，正逐漸威脅到教會的中央權威。

到了13世紀，教宗致力直接控制封聖程序，以求鞏固梵蒂岡的權力，並保護聖人地位的神聖性和正當性。西元1234年，教宗格里高利九世（最著名的事跡為建立宗教裁判所對付所謂的異端者）宣佈教宗對封聖程序的各方面掌有「絕對權力」。經過隨後的改革，教廷確立了封聖的正式框架、標準和程序，並把相關權力集中在禮儀聖會（Sacred Congregation of Rites）。禮儀聖會是樞機主教組成的教廷委員會，負責監督和審查所有封聖案件。在這過程中，「魔鬼代言人」誕生了。

教廷當局引進魔鬼代言人一職，是要這個人從事獨立調查工作，並專門提出異議。魔鬼代言人的職責，包括逐點駁斥支持候選人封聖的證據，並以書面報告概括所有的不利證據。在可能長達數十年的封聖審核過程中，正反面資料都提供給禮儀聖會，最終由教宗作最後決定。也就是說，教宗格里高利九世向所有人表明，必須引進魔鬼代言人一職，由某位有見識的內部人士出任，授權他站到教會之外，客觀地評估每一名封聖候選人。

隨後多個世紀，這些改革有效控制了封聖程序。1781年，蘇格蘭醫師暨作家摩爾（John Moore）記錄了他到梵蒂岡觀光時看到的簡短封聖辯論：「辯論像一場訴訟。他們假定魔鬼希望阻止人類獲封為聖人。為了彰顯正義、照顧撒旦的應有權利，教廷請一個人負責質疑封聖候選人的資格，這個人因此被稱為『魔鬼代言人』。他質疑封聖候選人及其屍骸據稱產生的奇跡，盡力對候選人言行聖潔的證據提出大量異議。駁斥這些苛責，則是候選人辯護士的責任。」

假以時日，魔鬼代言人不再只是一個正式的教會職位，人們用它泛指好辯的人。而不久之後，梵蒂岡最高領袖決定，魔鬼代言人一職已完成它的使命。1983年，為了簡化封聖程序，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出宗座憲令（Apostolic Constitution），把封聖需要的奇跡從四個降至兩個，並且撤掉魔鬼代言人這個職位。這些改革的目的，是藉由簡化封聖程序、加快其速度並大大降低過程中的對抗程度，培養一種較為合作的精神。此後約二十年間，若望保祿二世共做了1,338次宣福（beatification）和482次封聖，次數超過之前近兩千年共263位教宗的總和。在降低封聖要求和撤銷獨立異議者一職之後，梵蒂岡變成了某些人所講的「聖人工廠」。因為數量大幅增加，聖人受到崇敬愈來愈少；一名批評者便說：「通膨導致貶值。」因為撤銷了魔鬼代言人這種有數百年歷史的制度上的制衡，封聖程序和結果的健全性均顯著受損。但是，儘管梵蒂岡取消了魔鬼代言人一職，我們不應忘記這項13世紀發明的持久價值。

魔鬼代言人一職，是歷史上「紅隊作業」的首次正式和常規應用。但是，美國軍方要到冷戰時期才首度正式提到紅隊作業，而這種作業要到2000年代才標準化。現在人們所理解的紅隊作業，是一種結構化的程序，以模擬、探查弱點和另類分析為手段，致力加強了解目標機構或潛在對手的意圖、能力和關注事項。雖然紅隊作業隨後在許多不同類型的領域獲採用，並因應各種需求調整應用，人們對它的探索遠遠不足，而許多組織的紅隊作業應用也嚴重不足，包括企業決策層、軍方指揮部、網路安全公司，以及面臨威脅、複雜決策和策略意外的許多其他組織。藉由利用紅隊作業，組織可以得到有關自身做事方式的另類新觀點，有助組織釐清和檢驗未言明的假設，辨明盲點，並且可能改善組織的表現。（本書引言）

新書面世：停滯的年代

2016年10月27日

書名：停滯的年代：全球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

原文書名：The Age of Stagnation: Why Perpetual Growth Is Unattainable and the Global Economy Is in Peril

作者： 薩特雅吉特．達斯（Satyajit Das）

出版日期：2016年10月31日

本書論調悲觀，但如果你相信認清真相很重要，或許對你有幫助。我認同作者自序（自序全文見博客來頁面）最後一段所言：

//英國作家C.S.路易斯（C. S. Lewis）曾說：「如果你尋找真理，最終或許能夠得到慰藉；如果你尋找慰藉，你將既得不到慰藉，也得不到真理，只會在起初得到一些奉承和妄想，並在最後感到絕望。」知識是變革的關鍵所在，世人必須先認清當前困境的真相。//

以下是翻譯過程留下來的一點筆記，與各位分享。

原文：After leaving the Fed, Ben Bernanke launched himself on the lecture circuit with haste unrivalled since Hamlet’s widowed mother wed her brother-in-law. In one week in March 2014 he spoke in Abu Dhabi, Johannesburg and Houston. His reputed fee of US$250,000 for each speech compared to his annual salary as Fed chairman of around US$200,000.

譯文：柏南克離開聯準會後，趕快到處演講；其心急的程度，大概只有哈姆雷特的寡母急著嫁給她的小叔可比。2014年3月其中一週，柏南克接連在阿布達比、約翰尼斯堡和休士頓演講。他每場演講據稱收費25萬美元，比他擔任聯準會主席的年薪約20萬美元還高。

（作者對柏南克卸任後急著賺錢的諷刺，可說是相當刻薄，但也真的好笑。柏南克還來過台灣演講呢。）

原文：Memories of 2008 are fading. But as William Faulkner knew: "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continue to cast their shadow.

譯文：我們正逐漸淡忘2008年的事，但一如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所言：「往事從未結束，甚至還未過去。」全球金融危機和隨後的經濟大衰退至今陰魂不散。

（有時會遇到看起來很簡單的原文，一點也不難理解，但譯起來卻有點煞費心思。上面幾句便是一例；當然也有可能是我筆拙，所以才會覺得不容易。）

原文：Plutocrats defended their wealth by arguing that it financed philanthropy, supporting social and cultural projects. But the paradox of charity is that conspicuous generosity to the disadvantaged is financ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same people it claims to help.

譯文：富豪替他們的財富辯護，說他們利用這些錢資助慈善事業，支持社會和文化工作。但慈善事業弔詭之處，在於炫耀性慷慨行為利用的資金，恰恰是源自犧牲那些富豪宣稱救濟的弱勢者。

（假慈善很可恥，但真慈善也不全然是好事。）

譯文摘錄：

俄羅斯、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皆以貪腐嚴重著稱，外國人和政治人脈雄厚的本地人（兩者有時會合作）往往能以非常優惠的價格和有利的條件購得國有資產。加拿大記者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2000年談後蘇聯時代俄羅斯經濟轉型的著作便以《世紀大拍賣》（Sale of the Century）為書名，這是指當年俄羅斯政府為了取得貸款，將許多國有資產賤賣給少數寡頭。這些寡頭支付的代價，僅為那些資產真正市值的零頭，他們因此成了鉅富。雖然得到規模空前的橫財，一名寡頭仍抱怨，他的對手取得一家價值更高的公司。

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2009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估計，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私有化計畫，可能導致高達100萬名男性勞工提早死亡，這反映在俄羅斯男性預期壽命急跌此一事實上。方慧蘭的一名朋友對她表示：「馬克思告訴我們的東西，有關共產主黨的那些全說錯了，有關資本主義的則全說對了。」

（這兩段有點長，就不放原文了。最後一句未必準確，但笑中有淚。）

書摘：從華航罷工談到科技、工作與異化

2016年6月29日

《秘密讀者》編輯委員印卡發表於端傳媒的〈華航罷工的地理學想像〉，提到大衞．哈維（David Harvey）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哈維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十七章「生活的異化」，關於工作時數與技術關係的討論，在這個當下相當適合閱讀。為何科技越發達，工作越吃重？在書中提到，機器人的發展反而威脅勞動者的工作權，是一個例子。在華航罷工事件中，一班來往工作與居家的列車，為何是前往工作地點而不是回家，則是另一個例子。這本書最真摯的提醒或許是：不讓你閒暇，就是控制你不讓你反抗。//

這誘使我翻閱《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17章「人性的反叛：普遍的異化」，把我譯過但已淡忘的相關段落再看一遍，看完覺得哈維的論述相當精采（當然，比起暢銷作家如 Michael Lewis和 Malcolm Gladwell，哈維的文字遠遠沒有那麼有趣和易讀，一般讀者必須耐下心來才能看得下去，才有機會領悟當中的深意；哈維的論述能吸引到許多嚴肅的讀者，當然是有道理的），忍不住做了一點書摘與大家分享：

//新技術的應用本來應該可以減少勞工的工作時數，但多數人卻發現自己的工作時間變長了。不過，這也有它的社會作用。允許愈來愈多人有空去追求自我實現，對資本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不利於資本繼續穩當地在職場和市場控制勞工。高茲（Andre Gorz）寫道，資本主義「經濟理性容不下既不生產也不消費商業財富的真正閒暇。它不給受雇者閒暇不是因為客觀上必須如此，而是它的源起邏輯使然；工資的設定，必須以誘使工作者盡最大努力為原則。」工會提出的工資要求「實際上是唯一不損害經濟體制的理性要求」。理性消費（理性是針對資本的不斷積累而言）變成是資本生存下去的絕對必要條件。「另一方面，與工作時間、工作強度、工作的組織和性質有關的要求則充滿顛覆性的基進主義（radicalism）；它們不能以金錢滿足，它們衝擊經濟理性本身，進而挑戰資本的權力。一旦人們發現不是所有價值皆可量化，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用錢買到，而且錢買不到的還是必要、甚至是唯一必要的東西，『基於市場的秩序』便受到可能動搖根基的挑戰。」如那個「無價」廣告所言：「有些東西錢永遠買不到，除此之外，萬事達卡為你達成。」

「使個體相信，他們獲得供應的消費品和服務，足夠補償他們為獲得這些商品而必須作出的犧牲，相信消費構成個人幸福的港灣並使他們與眾不同，往往是商業廣告這一行的工作。」在這領域，「廣告狂人」（廣告如今占美國經濟活動相當大一部分）成為主角，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他們的關注焦點是民間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任務是說服人們消費「並非必要、甚至毫無用處」的商品。商品「總是被描述為含有奢華、豐盛和夢幻的元素；這些商品替它的購買者貼上『幸福和優越人士』的標籤，藉此保護他們免受理性化世界的壓力，不必承擔做個有用的人的義務。」高茲將這些商品定義為「補償型商品」，「人們渴望得到它們，可能主要是看中它無用的特質而非它的使用價值，因為正是這種無用的特質（例如，一些非必要的小玩意和裝飾品）象徵著購買者逃離集體世界，進入個人可以完全自主的港灣。」廣告狂人已證實精通推銷的，恰恰是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和無用特質。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與滿足人類的需要和渴望是有深刻矛盾的。這觀念連現任教宗也認同。他在最近一次宗座勸諭中抱怨：「當代社會提供的無限消費和消遣可能，導致所有層面皆出現某種異化，因為當社會的組織、生產和消費形式使人較難奉獻自己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團結關係時，社會便異化了。」

但是，如高茲指出：「因為覺得工作帶來的消費機會是足夠的補償、因此接受工作異化的功能型工作者，必須同時成為社會化的消費者，才能以這種狀態存在。但是，只有一個市場經濟領域和與之相隨的商業廣告，才能製造出這些社會化的消費者。」1968年的革命運動雖然自誇追求個人自由和自主權以及社會正義，但結局恰恰如此──迷失在異化消費主義的世界，沉沒在豐富的補償型商品中；擁有這些商品被視為人類慾望市場中自由選擇的標誌。//

有關異化

哈維在這一章有關「異化」這概念的幾段說明，也很值得看：

//異化（alienation，又譯疏離）的動詞alienate有多種意思。作為法律用詞，它是指將產權轉讓給別人。例如，當我將一塊土地賣給別人時，便是將它的產權轉讓了出去。在社會關係方面，它是指對某個人或體制或某項政治事業的感情、忠誠和信任變淡，可能轉移至另一標的上（有時可能是在有心人的引導下）。對人或體制（例如法律、銀行、政治制度）的信任異化（也就是喪失），可能極其嚴重地損害社會結構。作為被動的心理現象，異化是指疏遠了某些重要關係，變得孤立。我們為了某些無法說清、無可挽回的損失感到悲痛時，便是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異化。作為主動的心理狀態，異化是指對於自己實際或覺得被壓迫或剝削感到憤怒和充滿敵意，並以行動發洩這種憤怒和敵意，有時會在沒有明確原因或合理目標的情況下，以激烈行為宣洩對世界的不滿。例如，當人們因為生活中缺乏機會或努力追求自由、但結果受人宰制而感到沮喪時，便可能會出現異化的行為。

這種含義的多樣性是有用的。勞工合法地將約定時間內的勞動力轉讓給資本家，以換取薪資。在這段時間內，資本家要求工作者忠誠地服務，而且要相信資本主義是產生財富和造福人類的最佳體制。但是，在勞動合約期間（因為工作辛苦，通常還包括勞動之後的一段時間），工作者疏離了他的產品、其他職工、大自然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工作者自身的創造本能受挫，感到失落和悲傷，便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剝削與剝奪。最後，這名工作者不再悲傷憂鬱，轉為對他的異化直接來源動怒，可能是對使他過度勞累的老闆，也可能是對不體諒他的疲累而提出食色要求的伴侶。當他處於極度異化的狀態時，這名工作者會破壞他工作場所的機器，或是對家裡的伴侶砸東西。

異化這主題存在於本書已檢視的許多矛盾中。在交換價值的支配下，與商品的有感接觸（其使用價值）喪失了，與自然的感官關係被阻斷了。勞動的社會價值和意義在金錢的代表形式中變得模糊了。以民主方式達成集體決定的能力，在孤立的個人利益與國家權力彼此矛盾的理性的永恆交戰中喪失了。社會財富因為流入私人口袋而消失了（製造出一個財富私有、汙穢公有的世界）。價值的直接生產者與他們生產的價值變得疏離。階級的形成使人與人之間出現了不可弭平的鴻溝。分工盛行之下，我們愈來愈難從日趨零碎的部分看到整體。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大肆吹捧為資產階級的最高美德，社會平等和社會正義的希望已告幻滅。資本實現領域中的剝奪式積累（例如，藉由迫遷或在房貸違約時沒收房屋）衍生的積怨已經沸騰。自由變成了宰制，奴役便是自由。//

哈維中國演講系列

最後介紹端傳媒的「哈維中國演講系列」，當中許多概念，哈維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有比較完整、深入的闡述。以下是端傳媒系列報導的摘錄：

一、中國資本危機的空間轉移

哈維在講座中指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的成果和問題都十分巨大。而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都位居世界最前列，在取得了矚目的建設成就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必須正視的問題——如城鄉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等等。

哈維強調，危機是可以在空間轉移的。當資本無法在一個區域實現積累和增殖時，它就要尋找另外一片區域，藉由多種機制來吸納和消化過剩資本。這種通過地理擴張和地理重構，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部危機的動力學機制，被哈維稱作「空間修復」（spatial fix）。哈維認為，今日的中國正在進行這樣的擴張——就像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韓國和台灣。

在哈維看來，今日中國所走的「不過是英國、美國、日本的老路，這是一條可以被稱為『帝國主義』的道路」。不過對哈維來說，「帝國主義」不必然等同於「殖民」，其關鍵在於資本擴張的經濟邏輯。

「空間修復」的動力學機制，將中國的過剩資本和勞動力轉到世界各地，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能夠消化中國過剩產能的空間。哈維提醒聽眾思考：中國這幾年的發展規模，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這種空間修復遭遇極限，又該如何應對由發展主義邏輯導致的危機呢？

二、資本主義「螺旋失控」的麻煩

哈維總結道：資本運動是一種循環運動──生產、實現、分配、價值增殖，再到生產。這當中的驅動力，在於追逐「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可簡單理解為勞動力生產的總價值扣除工資之後，由資方佔有的部分。）資本力圖將剩餘價值佔為己有，並將其投入到再生產的循環當中，以追求更大的剩餘價值。這種循環運動與其說是個「圓周」，不如說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哈維談到，螺旋上升的形態，是一種不易處理的形態，在英語裏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這樣的短語。哈維指出，資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追逐剩餘價值。但在擴大再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說，資本追求更多產品、更多利潤的天性，需要無限擴大消費市場來滿足。但是，產生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剝削關係，會造成有限需求不足，從而限制消費市場的擴大。這必然導致一種「惡的無限性」。那是一種沒有極限的積累，為了積累的積累。可用的資源是有限的，可生產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但是，資本採取的形式中，有一種形式沒有限度，那就是貨幣。

哈維以城市空間為例說明：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當前的城市化是為了投資者而建設城市，而非為了民眾宜居。人們投資不動產是為了增值，而不是為了居住。因此，全球各地都存在庫存住房難以消化的問題，少數人佔有大量房產，卻又有數不勝數的流浪者無家可歸。

哈維表示，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分析讓大家認識到：問題不在於民眾愚蠢而懶惰，問題在於資本的運動。美國當下的政治困局，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體現。過去三十年內是美國史上第一次，資本積累和增長完全沒有讓勞動者獲益，生產力的增長完全被上等階級拿走。哈維以此解釋特朗普和桑德斯這類非傳統政治家的崛起──資本的動力（dynamics）轉化成了政治壓力。

三、數位新經濟、社會運動與左派的未來

哈維分享了他對當下流行的數位時代新經濟，如「萬眾創業」與「共享經濟」模式的觀察。在他看來，這些新經濟模式並沒有提供一條脫離「螺旋失控」的出路，反而只是一種新的拜物教（fetishism）形式，它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讓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哈維認為，如今時移世易，嚴格死守馬克思在19世紀提出的結論，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表現，是理論思考的無能。雖然快餐員工與產業工人有非常不同的特徵，但某種意義上說，麥當勞員工已經成為「21世紀的鋼鐵工人」。

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只着眼於生產過程中的剝削與階級鬥爭；但哈維認為，「價值實現」（消費）過程中，也存在着剝削與階級鬥爭。他強調，現在勞資關係的普遍趨勢是：資方在生產過程中有所妥協，可以給勞工開出不低的工資，卻在價值實現過程中進行回收。勞工的消費能力變得日益強大，但他們作為消費者，也正遭到層層的盤剝。因而，我們應該認真考察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的對立與統一，並對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剝削與鬥爭，予以比過去更多關注。

哈維提醒，我們不能抱有幻想，覺得搭乘經濟增長的列車，就可以坐等大同社會的來臨——那是一種非辯證的經濟決定論，也是對馬克思的誤讀。哈維提出，我們當前的部分目標，就是以新的、不同於既存秩序的原則，來改造和重組日常生活，這是諸多政治行動都應該遵循的方向：為探尋一種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