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崩盤》一書的兩岸譯本

2021年10月9日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史教授亞當．圖澤（Adam Tooze）2018年8月出版巨著 Crashed: How a Decade of Financial Crises Changed the World（原文720頁），八旗文化2019年10月出版台灣中譯本《崩盤：金融海嘯十年後，從經濟危機到後真相政治的不穩定世界》，當時顏擇雅在臉書說：「磚頭書，英文版推出14個月就推出中譯本，八旗真是太有效率了……是經濟史兼當代史鉅作，知識度很濃，燒腦，但值得。」

沈榮欽教授也推薦這本書：「Adam Tooze 是經濟史與金融史學者，他在理論上的掌握也許無法提供如何避免下一次金融海嘯的發生，但是對於上一次金融海嘯的發生原因，恐怕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沒有比這本書更好的材料了。」

可惜八旗譯本至今得到的評價看來不甚理想。讀者除了抱怨此書内容艱澀，也批評翻譯品質，例如博客來會員評鑑就有以下留言：「翻譯不太流暢 不知所云 邏輯也不清楚 看得很痛苦」；「翻译的水准太低，很多时候搞不清楚到底在说什么」。讀墨唯一一則書評是「中文翻譯不知所云」。甚至豆瓣也有人留言如下：「八旗文化的版本翻译太烂了，明显机器翻译，好多句子语法就不通。」

八旗譯本出版約兩年後，上海三聯書店2021年6月出版中國譯本《崩盤：全球金融危機如何重塑世界》。

出於對此書翻譯品質的好奇，我比較了此書前言部分內容（原文書1-4頁）兩個版本的譯文，發現八旗譯本的翻譯確實有不少問題，而中國譯本相對之下好得多。

由此看來，讀者抱怨八旗譯本的翻譯品質，應該是有道理的。但必須注意的是，我只看了本書前言一小部分的譯文，而且八旗譯本有兩名譯者，我應該沒有看到另一位譯者負責的部分，所以我的觀察只是針對我看的那部分。此外，我認為我看到的譯文不是機器翻譯產生的（現在機器翻譯的品質，顯然已經好過某些譯者）。

譯事艱難，重要著作的翻譯更是應該審慎選擇譯者，否則出版翻譯品質不佳的譯本，實在有點對不起讀者。

以下列出我看到的翻譯問題，台譯為八旗文化出版的台灣譯本，文字取自思想坦克刊出的書摘；中譯為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中國譯本，文字取自京東網頁。

1. The contrast with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who followed him to the rostrum, was alarming. Bush seemed not so much a lame duck as a man out of touch with reality, haunted by the failed agenda of his eight-year presidency.

台譯：相對來說，隨後上臺的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反倒引起恐慌。跟實際狀況不同的是，布希看起來並不像跛腳鴨，沒有受到八年執政失敗的困擾。

中譯：緊接著，美國總統喬治·布什（George Walker Bush）上臺講話，與盧拉形成鮮明對比。與其說布什是即將卸任的軟弱總統，不如說他是與現實脫節、在八年的任期內被繁忙的日程摧殘的普通人。

簡評：台譯第一句完全譯錯了，第二句也譯得不恰當。中譯除了把failed agenda誤譯為「繁忙的日程」，大致沒問題。

 

2. The first half of his address spiraled obsessively around the specter of global terrorism. He then took solace in the favorite neoconservative theme of the advance of democracy, which he saw culminating in the “color revolutions” of Ukraine and Georgia. But that was back in 2003/2004.

台譯：他的演講前半部分全都圍繞在全球恐怖主義的幽靈，接著則從民主進步裡最保守的主題得到慰藉。他看到烏克蘭和喬治亞最後出現「顏色革命」，但這些政治運動都可以回溯到二○○三和二○○四年。

中譯：他在發言的前半部分緊緊抓著全球恐怖主義的陰魂不放，接著在民主的進步中感受到了一些欣慰，這是他最喜歡的新保守主義話題，而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是民主進步最成功的體現。但是這些已經是2003年和2004年的事情了。

簡評：台譯「民主進步裡最保守的主題」不知所云，「回溯到」也不對，因為烏克蘭和喬治亞的顏色革命根本就是2003和2004年的事。中譯大致沒問題。

 

3. One after another, the speakers at the UN connected the crisis to the ques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and ultimately to America’s position as the dominant world power.

台譯：在聯合國發表演說的演講者一個接一個把危機與全球治理，拿來跟美國作為最終世界主導力量的地位連結起來。

中譯：聯合國大會的發言人依次上臺，紛紛將金融危機與全球治理聯繫起來，最終把矛頭指向美國在世界的主導地位。

簡評：中譯比台譯好得多。台譯寫「美國作為最終世界主導力量的地位」，似乎未能掌握ultimately在這一句中的意思。

 

4. Speaking on behalf of a country that had recently lived through its own devastating financial crisis, Cristina Fernández de Kirchner of Argentina was not one to hide her Schadenfreude.

台譯：身為剛經歷毀滅性金融危機存活下來的國家代表，阿根廷總統克裏斯蒂娜‧費南德茲‧德基希納（Cristina Fernández deKirchner）並不是唯一暗暗幸災樂禍的人。

中譯：阿根廷總統克裏斯蒂娜（Cristina Fernandez de Kirchner）代表自己剛剛從災難般的金融危機中挺過來的國家發言，絲毫沒有打算掩飾自己的幸災樂禍。

簡評：台譯錯了，原文並沒有那個意思。中譯是正確的。

 

5. When the French president spoke at the UN against American unilateralism, no one could ignore the echoes of 2003, Iraq and the struggles over that disastrous war. It was a moment that had bitterly divided Europe and America, governments and citizens.

台譯：當法國總統在聯合國反對美國的單邊主義時，沒有人會忽略二○○三年伊拉克在災難性戰爭中掙扎的情況可能重演，那是歐洲與美國、政府與公民痛苦分道揚鑣的時刻。

中譯：法國總統薩科齊在聯合國發言反對美國單邊主義時，誰都無法忽視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回聲和餘波，以及圍繞那場災難性戰爭的艱苦掙扎。那一時刻毫不留情地分裂了歐洲和美國，也分裂了政府和人民。

簡評：中譯比台譯好得多。台譯說伊拉克的情況可能重演，我認為是對原文不恰當的過度解讀，而「歐洲與美國、政府與公民痛苦分道揚鑣」也很可能使很多讀者無法理解。

 

6. Bush and his cohorts on the right wing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were not easy for bien-pensant, twenty-first-century citizens of the world to assimilate. For all their talk of the onward march of democracy, it wasn’t even clear that they had won the election that first gave them power in 2000.

台譯：布希和共和黨右派的支持者想要拉攏充滿正義感的二十一世紀世界公民並不容易。他們談的全都是先進民主的發展，甚至搞不清楚自己在二○○○年已經贏得選舉，首次同時控制白宮與國會兩院。

中譯：有思想的21世紀世界公民難以接受布什和他的共和黨右翼支持者的想法。他們大談民主的不斷進步，但甚至難以確定他們是否真正贏得了2000年的美國大選，這次選舉讓他們首次掌權。

簡評：我認為bien-pensant不能譯為「充滿正義感」，它大致上就是「頭腦正常、觀念符合主流」的意思。然後第二句台譯完全錯了（錯得非常莫名其妙），中譯也不夠好，或許可以這麼譯：「他們大談民主的前進，但他們在2000年是否真的贏了美國大選（因此首度掌權），其實也是有疑問的。」這當然是講200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爭議，以下是維基百科的簡述：「最終的選舉結果在經過三十六天的爭議後才最終定案，最主要的爭執焦點是佛羅里達州的選舉結果，雙方在這個州的得票數異常接近。當時由於雙方仍未取得過半選舉人票，因此佛羅里達州的25張選舉人票最終可以決定選舉的勝負，而爭議是在經過多次的反覆點算普選票以及司法判決後才最終結束的。」

 

7. And, as if to compound the process of delegitimatization, in August 2008 American democracy made a mockery of itself too.

台譯：而且彷彿要強化布希的去合法化執政，在二○○八年八月，美國的民主制度還呈現出荒謬的景象。

中譯：不僅如此，似乎是為了加劇去合法化的進程，2008年8月，美國民主讓自己成了一個笑話。

簡評：台譯中譯都不是很好，試譯如下：而且在2008年8月，美國的民主也使自己被世人笑話，彷彿是要促進這種去正當性的過程。

 

8. It is hard now to read the UN speeches in 2008 and their critique of American unilateralism without Trump’s truculent inaugural of January 20, 2017, ringing in one’s ears.

台譯：如果沒有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川普語氣蠻橫的就職演說，現在很難讀到二○○八年在聯合國的演講，以及清楚記住他們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批評。

中譯：忽視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來勢洶洶的就職演說，就很難讀懂2008年聯合國大會上的各方發言，以及他們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抨擊。

簡評：台譯和中譯都錯了。各國領袖2008年在聯合國的演說和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批評，現在怎麼會「很難讀到」或「很難讀懂」？原文的意思其實是：現在我們看各國領袖2008年在聯合國的演講和對美國單邊主義的批評，耳邊很難不響起川普2017年1月20日粗魯蠻橫的就職演說。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兩岸譯本的六處不同

2018年4月14日

署名「為愛奮鬥旺旺」的讀者在中國「雪球」網站上，發表了三篇「不同版本的第四版《巴菲特致股東的信》之區別──讀書筆記」，列出中國與台灣兩個巴菲特股東信譯本共六處不同。

中國譯本為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的《巴菲特致股東的信》，台灣譯本為時報出版2017年9月出版的《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全新增修版）。

本人忝為台版譯者，在此回應中國讀者指出的六處不同（根據在書中出現的順序排列），列出原文並略為評論，供有興趣者參考：

一、資產與股票

原文：Berkshire retains and reinvests earnings when doing so delivers at least proportional increases in per share market value over time. It uses debt sparingly and sells equity only when it receives as much in value as it gives.

中國版第19頁：波克希爾會留存利潤，並進行投資，長期而言，只要這樣做能夠令每股股價至少產生同比例的增長，它就會一直這麼做。伯克希爾會謹慎地使用負債，也只有在物有所值的情況下，才會出售資產。

台灣版第15頁：倘若保留盈餘再投資至少能讓公司每股市值按比例增加，伯克夏就會這麼做。該公司在舉債上非常節制，而且只有在至少能得回同等價值的情況下，才會發行股票。

評論：中國版譯錯了，sells equity在這裡是「發行股票」而非「出售資產」。

二、 利潤與成本

原文：Buffett emphasizes that performance should be the basis for executive pay decisions. Executive performance should be measured by profitability, after profits are reduced by a charge for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or earnings retained by it.

中國版第25頁：巴菲特強調，管理層的薪酬取決於其表現。管理層的表現以盈利能力作為衡量，而且是在扣除了公司相關業務的資本費用或留存利潤產生的利潤之後。

台灣版第19頁：巴菲特強調，經理人的薪酬，必須以經理人的表現為衡量基礎。而經理人的表現，則應以公司的盈利表現為衡量基準，而且必須扣除公司業務佔用的資本（包括保留盈餘）之成本。

評論：中國版譯錯了。巴菲特要講的是，評估管理層的表現應以他們替公司賺錢的能力為標準，而衡量營利能力必須考慮公司的資本成本（cost of capital），而公司佔用的資本包括公司的保留盈餘（retained earnings）。

三、增加持股

原文：In fact, we would not care in the least if several years went by in which there was no trading, or quotation of prices, in the stocks of those companies. If we have good long-term expectations, short-term price changes are meaningless for us except to the extent they offer us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our ownership at an attractive price.

中國版第5頁：事實上，我們一點也不關心這些公司的股票好幾年沒有交易，甚至沒有市場報價。如果我們對一隻股票有良好的長期預期，那麼短期的價格波動對我們來說毫無意義，除非有人報給我們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價格。

台灣版第42頁：事實上，這些公司的股票如果好幾年都沒有交易、或是沒人提供買賣報價，我們是一點也不介意的。如果我們看好長期前景，短期股價波動除了讓我們有機會以誘人的價格增加持股外，對我們並無意義。

評論：台版譯文比較準確，中國版沒譯出they offer us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our ownership。（那名中國讀者引述台版譯文時，將「短期股價波動」誤植為「短期股價沒有波動」。）

四、資本增值與資本利得

原文：Accounting consequences do not influence our operating or capital-allocation decisions. When acquisition costs are similar, we much prefer to purchase $2 of earnings that is not reportable by us under standard accounting principles than to purchase $1 of earnings that is reportable. This is precisely the choice that often faces us since entire businesses (whose earnings will be fully reportable) frequently sell for double the pro-rata price of small portions (who se earnings will be largely unreportable). In aggregate and over time, we expect the unreported earnings to be fully reflected in our intrinsic business value through capital gains.

中國版第8頁：賬面的結果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運作和資本分配的決策。在收購成本相近的時候，我們寧可購買那些根據標準會計準則，未在賬面體現出來，但實際可以帶來2美元盈利的資產，而不願購買可以在賬面上體現出來，但僅能獲得1美元盈利的資產。這正是我們經常面臨的情況，因為一個完整企業全部資產（所有利潤都在報表中體現）的價格有可能會兩倍於一個企業的部分資產（大部分利潤未在報表中體現）。從整體和長期來看，我們希望那些未體現的盈利，通過資本增值的形式體現在我們的內在價值裏。

台灣版第44頁：會計結果不影響我們的營運或資本配置決定。假設有兩項投資機會，成本相若，前者可帶來2元的盈餘，但按照通用會計準則，我們的財報不能納入這筆盈餘；後者可帶來1元的盈餘，但是可以納入財報中。在此情況下，我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事實上，我們常面對這種抉擇，因為收購整家公司（盈餘可全數納入集團報表）的代價，往往雙倍於收購小額股權（盈餘基本上不會反映在集團財報上）按比例換算的代價。總體而言，我們預期這些不能反映在財報上的盈餘，將藉由資本利得反映在波克夏的內在價值上。

評論：這一段比較長，哪個版本比較達意，讀者可自行判斷。那名中國讀者似乎主要在意最後一句（其實前面部分的差異更顯著），認為「資本增值與資本利得是完全不同的意思」。Capital gain一般就是譯為「資本利得」，但在這裡可能予人相關投資已獲利了結的聯想，譯為「資本增值」確實比較好，有機會應該改過來。

五、市值與市場價值

原文：We feel noble intentions should be checked periodically against results. We test the wisdom of retaining earnings by assessing whether retention, over time, delivers shareholders at least $1 of market value for each $1 retained. To date, this test has been met. We will continue to apply it on a five-year rolling basis. As our net worth grows,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use retained earnings wisely.

中國版第10頁：我們需要定期根據結果反思政策。我們會考察留存在公司裏的利潤，長期而言，每留存1美元利潤，至少可以創造不少於1美元的市值。迄今為止，這個【1美元】原則都得以實現。我們未來會繼續以每五年為週期進行觀察。隨著我們的資產日益增長，留存利潤將越來越難以尋得運用良機。

台灣版第46頁：我們覺得高尚的意圖也必須定期接受績效檢驗。我們會檢驗自己保留盈餘的決定是否明智，標準是保留一元的盈餘，假以時日是否能為股東增加至少一元的市場價值。迄今為止，我們一直能通過這項檢驗。我們將繼續在五年期滾動基礎上應用這項檢驗。隨著波克夏淨值日益成長，要明智地運用保留盈餘也日益困難。

評論：一如上例，這一段較長，哪個版本比較達意，讀者可自行判斷。那名中國讀者主要在意「市值與市場價值含義不同」，但其實兩個版本的譯文有其他更重要的差異。

六、優質資產與優質企業

原文：You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one attitude Charlie and I share that hurts our financial performance: Regardless of price, we have no interest at all in selling any good businesses that Berkshire owns.

中國版第12頁：你們應該注意到，芒格和我的一種態度不利於我們的財務表現：無論價格如何，我們都沒有興趣賣掉伯克希爾所擁有的優質資產。

台灣版第48頁：請各位務必了解，查理和我均抱持一種會損害公司財務績效的態度：不管價格如何，我們完全無意出售波克夏擁有的任何一家優質企業。

評論：那名中國讀者認為「優質資產與優質企業完全不同」，其實兩者在這裡並非「完全不同」，但巴菲特無疑是在講其控股公司擁有的企業，而非泛論資產。

新書面世：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

書名：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全新增修版〕

原文書名：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 Lessons for Corporate America, Fourth Edition

作者：華倫．巴菲特/原著、勞倫斯．康寧漢/編選

原文作者：Warren Buffett、Lawrence A. Cunningham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7年9月19日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是美國一位研究公司治理的教授，將巴菲特歷年來致股東信的內容，依主題分類編纂而成。有關巴菲特的著作很多，但因為巴菲特並不寫書，這本書便成了他「親筆撰述的唯一著作」。

不是每個人都崇拜巴菲特，也不是每個人都想了解巴菲特，但如果有機會閱讀他每年寫給股東的信，多數人會覺得趣味盎然。光就敘述風格而言，巴菲特的文字可說是「簡潔有力、自然直率、趣味十足，寫下來跟講出來是一樣的」。

另一篇書摘：巴菲特的金融市場寓言

攸關生死的債務

2010年致股東信

毫無疑問，有些人因為運用借來的錢而變得非常富有。但是，這種操作也可能令你一貧如洗。財務槓桿對你有利時，它會放大你的獲利。此時你的配偶覺得你很聰明，你的鄰居很羡慕你。但是，槓桿操作是會上癮的。嘗過槓桿的神奇好處之後，很少人會回歸較為保守的操作方式。我們小學三年級時便學過，無論之前的連串數字有多大，一旦乘以零，一切即化為烏有；有些人在2008年重新學到這教訓。歷史告訴我們，槓桿太常產生一切歸零的結果了，即使運用槓桿的人非常聰明也不例外。

企業運用槓桿，當然也可能產生致命的後果。背負重債的公司，往往假定這些債務到期時將能獲得再融資。這假設通常是正確的。但是，偶爾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公司的個別問題或全球信貸短缺導致債務到期時無法再融資，只能還清欠款。此時公司就只能拿出現金還債。

這種時候借款人便認識到，信貸有如氧氣：它充裕時，沒有人注意它；它不足時，所有人都只關注這問題。哪怕只是短暫的信貸短缺，也可能摧毀一家公司。2008年9月，許多經濟領域驟然陷入信貸嚴重短缺的困境，美國整個國家頓時岌岌可危。

在波克夏，除了受管制的公用事業和鐵路子公司所持的現金外，我們至少會持有100億美元的現金。因為這個原則，我們手上通常有至少200億美元的現金，以便公司可以應付空前巨額的保險賠償（我們迄今最大的保險賠償為卡崔娜颶風造成的約30億美元理賠，這是保險業歷來損失最大的巨災），以及快速把握投資機會（即使在金融動盪時期也不例外）。

我們的現金主要放在美國國庫券上，同時避開收益率高數個基點的其他短期證券；這是我們遠在商業本票和貨幣市場基金的脆弱性2008年9月暴露出來之前，便已奉行的政策。我們認同投資作家雷．迪福（Ray DeVoe）的觀察：「人們因為追逐高收益而損失的錢，比歹徒持槍搶走的錢更多。」在波克夏，我們不倚賴銀行信用額度，也不簽必須提交擔保品的契約，除非金額相對於我們的流動資產微不足道。

因為在財務槓桿上如此謹慎，我們的報酬率略為受損。但是，持有大量流動資金使我們得以安枕無憂。此外，當我們的經濟偶爾爆發金融危機、其他公司忙亂求生時，我們將有充裕的資金和心理準備主動出擊。

正是因為這樣，2008年雷曼兄弟宣告破產之後市場風聲鶴唳的25天內，我們投資了156億美元。

用人之道

1986年致股東信

查理和我真正重要的職責只有兩項。其一是吸引並留住優秀的經理人，由他們經營我們的各項事業。這件事不難做到。這些優秀的經理人通常來自我們收購的企業，他們已經歷過各種商業環境的鍛鍊，證明了自己的才能。早在認識我們之前，他們已經是明星經理人，我們的主要貢獻是避免妨礙他們工作。這種做法看來很簡單：如果我的工作是管理一支高爾夫球隊，而傑克．尼克勞斯（Jack Nicklaus）或阿諾．帕瑪（Arnold Palmer）願意為我效力，我是不會去教他們如何揮桿的。

我們有一些重要的經理人本身很富有（我們希望他們全都是這樣），但這不妨礙他們繼續熱情地投入工作：他們工作是因為樂在其中，享受表現傑出帶來的興奮感。他們總是站在東主的立場看事情（這是我們對經理人的最高恭維），對所經營的事業每一方面都極感興趣。

（在我們看來，那位耗費多年儲蓄前往梵蒂岡朝聖的天主教裁縫，是這種職業熱情的典型。他回到家鄉，教友們特地聚會，聽他對教宗的第一手描述。虔誠的教徒熱切問道：「快告訴我們，他是怎樣的人？」我們的英雄一句廢話也沒說，答道：「他穿44號衣服，中等身材。」）

查理和我明白，只要找對球員，幾乎所有球隊經理人都可以表現出色。我們認同奧美廣告天才創辦人大衛．奧格威（David Ogilvy）的理念：「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雇用比我們弱小的人，我們將變成一家侏儒公司。相反，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雇用比我們強大的人，我們將成為一家巨人公司。」

我們的管理方式還有一個好處：我們可以輕鬆地擴展波克夏的事業版圖。一些管理學專著明確指明每一名主管只能管理多少名下屬，但這種理論對我們沒有什麼意義。如果你手下的經理人正直能幹，對所經營的事業滿懷熱情，那麼你就算再多管十幾位、甚至更多這種經理人，也能應付裕如，有時間睡午覺。相反，如果你手下的經理人狡詐、無能或無心工作，只要一個就夠你操心了。如果我們找到的經理人都具備波克夏既有經理人的稀有特質，那麼即使我們的經理人數目倍增，查理和我也完全能夠妥善管理。

我們打算繼續只跟我們喜歡且欽佩的人合作。這原則不僅是我們爭取佳績的最佳保障，還能確保我們享有美好時光。相反，跟那些令你反胃的人合作，有如為錢結婚──在任何情況下都很可能是一件蠢事；如果你本來就已經很有錢，那就更是愚不可及。

認股權費用與會計準則

2002年致股東信

數十年前，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意見是審計界的圭臬。這家事務所內部有一個由菁英組成的專業標準小組（Professional Standards Group），無論客戶施加什麼壓力，均堅持誠實報告事實。秉持這種原則，專業標準小組1992年表明立場，指企業向員工發放認股權的成本顯然是一項費用，應以費用的名義記錄在財務報表上。但是，小組的意見遭安達信一些「呼風喚雨的」合夥人推翻了。這些合夥人很清楚客戶想要的是較高的公告盈餘，不管實際情況如何。許多企業執行長也極力反對認列認股權費用，因為他們知道，一旦真實的成本必須反映在帳上，他們渴求的巨額認股權（價值高得可恥）勢必將遭大幅削減。

安達信專業標準小組的意見遭推翻後不久，獨立運作的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以七比零的票數，通過要求企業認列員工認股權成本的議案。結果主要的會計師事務所與大群企業執行長一如預期地湧向華府，對參議院（還有哪一個機關更適合仲裁會計問題呢？）施加壓力，要求推翻FASB的意見。抗議者的聲音，因為他們大筆的政治獻金而變得更雄壯。這些政治獻金多數是由企業的股東埋單，如今卻被用來遊說國會支持一些矇騙企業股東的會計準則。真不是公民教育的好示範。

可恥的是，參議院以88比9的票數通過反對認股權成本列為費用的議案。數名富影響力的參議員甚至呼籲，FASB若不改變立場，應廢除該組織。（獨立機關的獨立性不過如此。）時任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的小亞瑟．萊維特向來積極捍衛股東權益，他隨後表示，他在此事上不情願地屈服於國會和企業界的壓力，是他任內最遺憾的事。（萊維特在他的傑作《散戶至上》〔Take on the Street〕中，提及這件骯髒的事。）

在參議院已成囊中物、SEC又遭制伏的情況下，美國企業界知道在會計問題上，自己就是老大。財務報表因此進入一個「隨心所欲」的新時代，有時還獲得一些赫赫有名的會計師事務所背書。由此衍生的種種放肆行為，很快就成為巨大資產泡沫的氣泵。

在遭受參議院恐嚇後，FASB立場軟化，採行一種「榮譽制度」（honor system）：該組織宣稱認股權成本列為費用是比較可取的做法，但也容許不想認列費用的企業依然故我。結果教人氣餒：標準普爾500指數的500家公司中，498家選用了被視為較不可取的會計方法，以便公司的「盈餘」漂亮一些。求財若渴的執行長們很樂見此結果：榮譽讓給FASB，制度由他們掌控。

想念我朋友

2005年致股東信

有一天通用再保證券（波克夏子公司通用再保險的金融衍生商品部門）終於收攤時，我對它終於離我們而去的感覺，可以用以下這句鄉村歌曲的歌詞來總結：「我太太跟我最好的朋友私奔了，我實在想念我朋友。」

書摘 - 巴菲特遺囑中的投資指示

2017年4月25日

書名：巴菲特的投資原則：股神唯一授權，寫給合夥人的備忘錄

原文書名：Warren Buffett’s Ground Rules: Words of Wisdom from the Partnership Letters of the World’s Greatest Investor

作者：傑瑞米．米勒（Jeremy Miller）

出版日期：2017年4月26日

 以下摘自本書第三章：

共同基金產業因為指數基金這種新競爭者的出現，多大程度上變成了一種「馬車鞭」產業？這個問題近年顯得更加重要，因為絕大多數基金的績效不如費用較低的指數基金。誰會想支付較高的費用，換得較低的報酬呢？

當然，能長期打敗大盤的專業投資人可以創造巨大的價值，市場總是渴望他們的服務，無論他們是以共同基金、合夥投資、對沖基金或其他方式管理資產，無論他們持有多少檔個股。即使只是績效略優於大盤，假以時日，在複利的作用下也能產生巨大的好處。但是，自己投資或透過積極型（主動式）共同基金投資的人，投資績效多數不如大盤。選擇積極型投資方式確實可能得到優於大盤的績效，但也必須冒實際績效不如大盤的顯著風險。

巴菲特的遺囑彰顯了他對這問題的看法，以下是他在2013年的致股東信中的說法：

……有些人靠提供投資建議和替人執行交易賺錢，他們將不斷慫恿散戶和法人積極調整投資組合。因此產生的「摩擦成本」可能相當大，而這對投資人整體而言是沒有好處的。因此，你最好別理那些喋喋不休的話，盡可能降低費用，像投資在農場上那樣投資股票。

必須補充一點，我以我宣揚的投資方式管理自己的資金：我在這裡所講的，基本上就是我在我的遺囑裡的一些指示。我有一筆遺產是將一些現金交給受託人管理，而受益人是我太太。（這筆遺產必須是現金，因為我持有的全部波克夏股票，將在我的遺產結算後十年間全數捐給一些慈善組織。）我對受託人的指示再簡單不過了：拿10%現金購買短期政府公債，另外90%投資在費用非常低的標準普爾500指數基金上（我建議投資在先鋒公司的基金上）。我相信這個信託基金的長期投資績效，將優於支付高費用、請經理人管理資產的多數投資人，無論他們是退休基金、法人還是散戶。

如果你沒興趣、沒能力或不願意付出時間和精力管理自己的投資，那便應該投資在大盤指數上。選擇積極型投資方式的唯一理由，是你相信自己或你選擇的投資經理人，將能打敗「什麼都不做」的策略。

相關新聞：股神賭贏了 指數基金完勝對沖基金

譯書期間寫的一篇文章：巴菲特的姑媽

新書面世：我在彼得．杜拉克身旁的一年

2017年4月23日

書名：我在彼得．杜拉克身旁的一年：杜拉克的52週教練課，學習高效領導、探索人生價值

原文書名：A Year with Peter Drucker: 52 Weeks of Coaching for Leadership Effectiveness

作者：約瑟夫．馬齊里洛（Joseph A. Maciariello）

出版日期：2017年4月25日

這是我第一次譯與杜拉克有關的書。本書不難讀，有不少內容觸動我，例如以下幾則：

錢錢錢

我認識這個有錢人很多年了。去年我在賓州演講時，他也來聽。他是個很慷慨的人。那天講完課，我和他一起吃晚餐。我看著他一直在談金錢、金錢、金錢。我對他說：「你為什麼一直談錢呢？這對你有何意義？你這麼做是為了什麼？」他說：「不追求金錢，還有什麼可以做的？」我問他年紀多大。56歲。我問他：「你覺得你的人生有意義嗎？」他看著我，說：「真有趣，我今天早上也問自己這個問題。答案是沒有。沒有意義。」我認識一些非常有錢的人，我認識不少這種人，他們多數是極不快樂的人。好在這種人相當少。我們多數人確實會長大。

知道自己抱持什麼價值觀、知道自己有何貢獻，你就成為一個人，而你的貢獻總是對自身以外的世界。施比受更有福，但你必須知道自己要貢獻什麼，而這是非常困難的。

──杜拉克與班福德對談，科羅拉多州埃斯特斯公園，1993年8月9日

領袖魅力氾濫成災

坦白講，我不信任領袖。有關領袖的所有議論，都是危險的胡說八道。那是一種逃避，根本不值得理會。20世紀的重要領袖是希特勒、史達林和毛澤東，他們可能是數百年來最厲害的領袖；這種壞領袖的例子還如此「新鮮」，但仍有許多人渴望出現偉大的領袖，這一點令我非常不開心。我們應該非常害怕領袖才對。我們應該問：「他們主張什麼？他們抱持什麼價值觀？我們可以信任他們嗎？」而不是問：「他們有魅力嗎？」過去一百年間，領袖魅力氾濫成災。……

對我來說，超人執行長沒什麼用。至於企業高層極高的薪酬，我認為那是一種醜事。不討厭金錢的JP摩根1906年說，任何一家組織或公司，如果最高層的薪酬是一般員工的20倍以上，那便是管理不善。他拒絕投資這樣的公司。這仍然是一條好法則，而根據這法則，我們國家有很多公司是我不會投資的。……對了，我認識的執行長，我認識不少執行長，他們並不視自己為超人。他們建立團隊。他們是團隊型領袖。

──「管理大師杜拉克」，美國國家公共廣播WBUR電台，2004年12月8日

很酸很酸的社會

差不多56年前，也就是1937年春天，朵莉絲和我從英格蘭來到美國。當時很可能正是大蕭條時期景氣最差的時候。之前經濟曾虛弱地復甦，然後在1936年再度重挫。1937年的美國經濟比多數歐洲國家差，但在非常、非常蕭條的經濟中努力適應這裡的生活，使我們異常興奮。……我們來到一個極度蕭條的經濟體。但是，當時的社會是強健的，美國這個國家幾乎完全不羡慕其他地方，基本上是個正派體面的地方，國民有非常顯著的甜美特質。現在我擔心的不是經濟。現在這個國家令我擔心的，是我們的社會已失去它的甜美特質。這個社會現在很酸（sour），非常酸，而在我看來，政府對此基本上無能為力，很可能也不會為此做些什麼。事實上，從現在的情況看來，政府是在令我們的社會變得更酸。

──杜拉克，對杜拉克非營利基金會顧問委員會的講話，1992年11月8日

專注

宗旨使我們得以專注。你沒有時間去做人生中的所有事，但好消息是：人生中的事，不是每一件都值得做。容我引述杜拉克的一句話：「專注去做可以產生最大生產力的少數事情，愈少愈好。」專注發揮你的核心能力；專注發揮你的長處；不要耗費多數精力在瑣事上。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有意義，如果你希望你的組織有意義，秘訣是專注。做好幾件事便夠了。

──華理克，「杜拉克之友日」主題演講，加州克萊蒙市，2004年11月13日

最後這則令我想起杜拉克的這句話：

Do not believe that it is very much of an advance to do the unnecessary three times as fast. 別以為以三倍速度去做多餘的事，是了不起的進步。

此外，翻譯本書期間，寫過三篇與本書內容有關的文章：

組織精神之創造始於高層

從出版的義利問題說起

杜拉克的一句話

新書面世：停滯的年代

2016年10月27日

書名：停滯的年代：全球經濟陷入困境的原因

原文書名：The Age of Stagnation: Why Perpetual Growth Is Unattainable and the Global Economy Is in Peril

作者： 薩特雅吉特．達斯（Satyajit Das）

出版日期：2016年10月31日

本書論調悲觀，但如果你相信認清真相很重要，或許對你有幫助。我認同作者自序（自序全文見博客來頁面）最後一段所言：

//英國作家C.S.路易斯（C. S. Lewis）曾說：「如果你尋找真理，最終或許能夠得到慰藉；如果你尋找慰藉，你將既得不到慰藉，也得不到真理，只會在起初得到一些奉承和妄想，並在最後感到絕望。」知識是變革的關鍵所在，世人必須先認清當前困境的真相。//

以下是翻譯過程留下來的一點筆記，與各位分享。

原文：After leaving the Fed, Ben Bernanke launched himself on the lecture circuit with haste unrivalled since Hamlet’s widowed mother wed her brother-in-law. In one week in March 2014 he spoke in Abu Dhabi, Johannesburg and Houston. His reputed fee of US$250,000 for each speech compared to his annual salary as Fed chairman of around US$200,000.

譯文：柏南克離開聯準會後，趕快到處演講；其心急的程度，大概只有哈姆雷特的寡母急著嫁給她的小叔可比。2014年3月其中一週，柏南克接連在阿布達比、約翰尼斯堡和休士頓演講。他每場演講據稱收費25萬美元，比他擔任聯準會主席的年薪約20萬美元還高。

（作者對柏南克卸任後急著賺錢的諷刺，可說是相當刻薄，但也真的好笑。柏南克還來過台灣演講呢。）

原文：Memories of 2008 are fading. But as William Faulkner knew: "The past is never dead. It's not even past."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Great Recession continue to cast their shadow.

譯文：我們正逐漸淡忘2008年的事，但一如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所言：「往事從未結束，甚至還未過去。」全球金融危機和隨後的經濟大衰退至今陰魂不散。

（有時會遇到看起來很簡單的原文，一點也不難理解，但譯起來卻有點煞費心思。上面幾句便是一例；當然也有可能是我筆拙，所以才會覺得不容易。）

原文：Plutocrats defended their wealth by arguing that it financed philanthropy, supporting social and cultural projects. But the paradox of charity is that conspicuous generosity to the disadvantaged is financed at the expense of the same people it claims to help.

譯文：富豪替他們的財富辯護，說他們利用這些錢資助慈善事業，支持社會和文化工作。但慈善事業弔詭之處，在於炫耀性慷慨行為利用的資金，恰恰是源自犧牲那些富豪宣稱救濟的弱勢者。

（假慈善很可恥，但真慈善也不全然是好事。）

譯文摘錄：

俄羅斯、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國有企業私有化皆以貪腐嚴重著稱，外國人和政治人脈雄厚的本地人（兩者有時會合作）往往能以非常優惠的價格和有利的條件購得國有資產。加拿大記者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2000年談後蘇聯時代俄羅斯經濟轉型的著作便以《世紀大拍賣》（Sale of the Century）為書名，這是指當年俄羅斯政府為了取得貸款，將許多國有資產賤賣給少數寡頭。這些寡頭支付的代價，僅為那些資產真正市值的零頭，他們因此成了鉅富。雖然得到規模空前的橫財，一名寡頭仍抱怨，他的對手取得一家價值更高的公司。

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2009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估計，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私有化計畫，可能導致高達100萬名男性勞工提早死亡，這反映在俄羅斯男性預期壽命急跌此一事實上。方慧蘭的一名朋友對她表示：「馬克思告訴我們的東西，有關共產主黨的那些全說錯了，有關資本主義的則全說對了。」

（這兩段有點長，就不放原文了。最後一句未必準確，但笑中有淚。）

從蘇正隆先生的推薦序說起

2016年10月24日

蘇正隆先生替《逗點女王的告白》一書所寫的推薦序，是一篇精彩的文章。文中提到現今常見的錯別字和歐化中文例子，也是我相當在意的，值得在此引述：

//現在許多人，包括學者、作家，常分不清「反映」與「反應」──「反映民眾意見」寫成「反*應民眾意見」；「市場反應良好」卻寫作「市場反*映良好」。其實「反映」比較像英文的reflect或represent，意思接近「映現」、「呈現」，通常是動詞，後面接受詞，如「反映現實人生」；而「反應」比較像英文的response，意思接近回響，往往是名詞，接在動詞或名詞之後，如「有反應」、「市場反應」。

又如，濫用「被」與「性」字，明明是「選情確實看好」卻說「選情確實*被看好」。「整個民主動能…才真正*被整合、*被激發」，難道非「被」就無法「整合」、「激發」嗎？有位記者報導一位使命必達的新進郵差，「……三個月前*被分發到中埔郵局」……收件人「萬萬沒想到自己能*被善良的郵差回覆」，讓台灣快成為「被迫狂」！

近年來台灣「性」字更是到處氾濫，許多作者常把形容詞加個「性」字名詞化。強調汽車省油，會說「省油*性佳」；表演生動卻說「表演具生動*性」；最近台北市政府內禁用拋棄式餐具，竟說「禁用一次*性餐具」。再這樣下去，台灣會成為「性」氾濫國度。//

「一次性」這說法，在中國非常流行。他們用得習以為常，但有時看在其他地方的人眼裡，會顯得非常好笑。例如這家髮廊的廣告牌，便出現「會員一次性交5次，贈送一次」的字句。

 

不過，我在本文想談的，是蘇文第一段：

//西方出版社裡都有嚴格把關的文字編輯（copy editor），他們對於小自標點，大至遣詞用字、文法、邏輯結構，錙銖必較。文字編輯是出版社的靈魂，往往決定書刊的品質，甚至風格。以The New Yorker或Time雜誌而言，讀它發行人的話，就會知道裡頭的文章，大多都經過編輯加工、潤飾，層層把關，才得以刊出。其他如美國的W. W. Norton，英國的Faber & Faber出版社，都以編輯嚴謹，在讀者心目中建立不可磨滅的地位。//

我想歐美當然有出版社是以編輯嚴謹著稱的，但讀者切勿以為歐美出版的原文書必然都經過編輯嚴格把關。有些出版社是只要你願意付錢，就可以替你出版著作的。而商業導向的出版物，可能也不會有編輯以嚴謹的態度審核內容。

我這麼說，是基於個人有限的翻譯和審校經驗。去年我譯某書時，原文某章短短一節，便有六至七個地方有問題，真是開了我的眼界。我可以不理三七二十一，「忠實」地譯出有問題的原文，但要對譯作的讀者負責，就不能對明顯的原文問題視若無睹。結果我寫email詢問原著作者，得到的答覆是那一節確實有問題。後來因為他們未能提出令人滿意的修訂版，我建議出版社略過那一節（對整本書的影響微不足道），最後中譯本也就省略了那一小節。

在此之前，我也有兩次經驗，使我對歐美名牌出版社的把關能力產生疑問，兩次均與金融辭典有關。第一次發生在我仍在通訊社工作的時候。那家通訊社經由某著名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英文的Financial Glossary，中國某出版社要譯為中文出版，找了中國某金融背景的博士翻譯，結果譯文審校工作落在通訊社的中文新聞部頭上，而我審校了其中約一半的譯文。那是一次相當難忘的經驗，一來是那位博士譯文之差是災難級的（他似乎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通順的譯文，以為硬譯便是忠於原文），二來是那本金融辭典的原文也有很多問題。我估計那是通訊社的編輯編來給同事參考的，內容並未經過嚴謹的專家審核，結果內容有很多錯漏，也有一些不知所云的東西。這些原文的問題，那位博士譯者因為奉行「忠於原文」的原則，完全不予理會。

舉一個例子，原著中「機會成本」那一條是這麼寫的：

Opportunity Cost  The cost of using a resource, i.e. its actual cost plus the profit forgone by not putting it to another use. For example, the purchase price of a city-centre garden might be $100,000 and the profit forgone by not building an office block on it might be $1.0 million, making its total opportunity cost $1.1 million.

原文的解釋根本是錯的，後來我修訂的中文版這麼寫：「機會成本是指佔用資源的代價，亦即資源另作他用所能取得的最高效益。此一概念強調凡事均有代價，資源一旦用於某一用途，勢必犧牲了其他的選擇，因此，資源必須慎用以取得最佳效益。」這當然是偏離了原文，但如果你明知原文是錯的，總不能將錯就錯吧？

數年之後，我處理另一本金融辭典的中譯，雖有上次的經驗，但同樣是開了眼界。我交稿時，寫了以下譯註給編輯：「許多詞條的解釋寫得非常loose（文字亦異常累贅），有些甚至不知所云或明顯有誤，若依原文字眼直譯，不但讀者無法理解，亦恐為識者所笑。譯者視情況斟酌處理，有時雖不譯原文字眼，但保證譯文意思準確。望編輯明察。」

舉一個例子，該辭典解釋「除息」（ex-dividend）時這麼寫：

A stock trades ex-dividend on or after the ex-dividend date (ex-date). At this point, the person who owns the security on the ex-dividend date will be awarded the payment, regardless of who currently holds the stock. After the ex-date has been declared, the stock will usually drop in price by the amount of the expected dividend.

第一句是含混的廢話（相對之下，維基百科寫得很清楚： If a sale is before this date, the dividend belongs to the new owner; if on or after the date, the seller is entitled to the dividend.），第二句是令人混淆的胡言亂語，第三句意思是錯的（宣佈除息日不會令股價下跌，是到了除息日股價才通常會下跌）。該書不少詞條便是這樣，有兩個特點：解釋馬虎，廢話與贅言很多。

處理這種品質的原文，譯者可以直譯了事嗎？這樣對得起讀者嗎？

替著作的內容實質把關是很費成本的，而編輯即使想嚴格把關，也未必有那個能力。但如果大家都馬虎了事，以出版社的名聲支持有問題的內容，最終必將損害聲譽。

金融業的貓鼠遊戲

2016年8月22日

顏擇雅論兆豐案，頗有慧見。我未了解兆豐案的詳情，無法具體評論，但容我講一點可能離題的聯想。

近年國際上金融機構因為牽涉洗錢或其他違法嫌疑，遭美國監理當局重罰的案例並不罕見：2012年，匯豐（HSBC）便在美國因為洗錢問題遭罰19億美元；2013年，美國最大的銀行JP摩根因為房貸擔保證券（MBS）方面的問題，同意支付130億美元（你沒看錯，我也沒寫錯，確實是130億美元，也就是約四千億台幣），了結美國政府對該公司的相關調查。

相對於匯豐和JP摩根那種規模的罰款，兆豐1.8億美元的罰款雖然不能說輕，但真的只是零頭而已。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兆豐一案反映了台灣企業一些嚴重的問題（如顏小姐所講的不願投資在人才上，結果因貪小便宜而吃大虧）。那我們該如何理解國際金融機構比兆豐嚴重得多的違規問題呢？它們也像台灣的銀行那麼不專業嗎？

近年我偶爾會聽到香港人說，現在要在香港替公司開銀行戶口，非常非常麻煩（可能比停掉有線電視的服務更麻煩，連希特勒都搞不定）。這反映什麼呢？當然是因為金融法規變嚴了。金融法規變嚴是為了什麼呢？當然是為了防止各種利用金融體系行騙、洗錢、作弊之類的惡行。但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金融騙徒（或利用金融作惡的人）就像西遊記中想吃唐僧肉的妖怪，是非常積極的「創業者」，而金融監理人員則像西遊記中天庭的兵將，是領薪水的公務員；你說在這種競賽中，誰佔上風呢？

金融業的問題，歸根究底大概就是人性和道德問題：太多業者不甘心老實做好金融業支援實體經濟的本分，無所不用其極地鑽漏洞，投機爛賭之餘，也以金融財技掠奪世人的財富。金融業其實是個信譽掃地的行業（金融海嘯是誰搞出來的？），加強法規監管絕對有必要，但這個業者與監理者之間的貓鼠遊戲意義何在？真能創造什麼產值嗎？

當各行各業都喪失互信時，我們其實與活在地獄中相去不遠。

顏擇雅論兆豐案：

我認為兆豐被罰1.7億美元，只是剛剛好而已。如果所有金控公司都因此受到警惕，趕緊補強法務部門的國際化能力，這宗罰款給台灣創造的產值絕對會是 1.7億美元的好幾倍。我們應該要謝謝美國政府才對。

幾十年了，台灣一直要發展服務業，但我們只看到服務部門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都是低薪長工時，高薪知識工作一直很少，需要國際化能力的更少。相對應的就是一堆博士找不到工作，年輕學子也不想再出國攻博。

大家總罵流浪博士學的是產業不需要的東西。兆豐案，和前不久的第一銀行隔空取款案卻告訴我們，是企業心態大有問題。是企業打心底不想聘僱高水準人力。連最必要最不能省的投資也不想。企業明明有獲利，卻不願為長遠發展做投資，難怪我們薪資起不來。

如果第一銀行有花錢聘僱國際第一流的資安顧問，怎會倫敦分行被侵入還不知？你抱怨台灣沒人才，倫敦總不可能沒人才吧，你怎不花錢請？

兆豐的出事地點是紐約，也是很可笑的。怎樣，你要抱怨紐約缺金融法務人才嗎？

中國經濟與Only You

2016年6月25日

A：可以幫我看一下這段英文和譯文嗎？

China’s productivity slowdown is probably more benign. It is an out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s nascent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from capital-intensive manufacturing to labor-intensive services. Indeed, it was only in 2013 that services supplanted manufacturing and construction as the economy’s largest sector. Now the gap is widening, and that is likely to continue.

譯文：中國的生產力放緩很可能較為溫和。這是因為中國經濟才開始結構轉型不久：從資本密集的製造業轉型至勞力密集的服務業。事實上，服務業要到2013年才超越製造和營建業，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一塊。如今差距正在擴大，而且這趨勢料將持續下去。

B：可以。看完了，譯得不錯，有什麼問題？

A：英文寫 it was only in 2013，那到底是「只有在2013年」，還是2013年以後，服務業繼續超越製造和營建業？

B：英文最後一句說得很清楚：服務業產出規模2013年首度超越製造業之後，與製造業的差距如今正在擴大，也就是領先製造業愈來愈多，所以當然不是「只有在2013年」。奇怪，你為什麼會這麼問？

A：慚愧，我一看到 only in 2013，就想到「只有在2013年」，所以才糊塗了。哎，或許是羅家英唱 Only You，令我印象太深刻了。

B：哈哈哈，我很愛那一場戲。第一次看到，狂笑不已，尤其是羅家英被周星馳打頭那一刻。話說回來，only的上述用法，雖然沒有「只有」那麼常見，但一點也不罕見。例如 I met him for the first time only last week，意思是「我到上週才第一次見到他」，而 A final report reached him only on January 15則是講「他到1月15日才收到最終報告」。一個單詞通常有多個意思，多種用法。

A：是。那麼，服務業成為中國經濟最大的一塊，有什麼重要涵義？

B：各國的經濟發展，最後基本上都是以服務業為最大宗。中國這個新興經濟體發展到這一步之後，因為提升服務業的生產力要比提升製造業的生產力困難，整體的生產力成長必將放緩，經濟應該很難維持以前的高速成長了。這一點可以參考練乙錚先生的說法：「製造業的技術改良可能性比服務業大，因此以服務業為主導的經濟增長幅度必然比較慢；這個規律，是西方國家的普遍經驗，到今天也沒有出現例外；所以，大陸的經濟從製造業主導轉變到以服務業為主導，就算是自然產生的，它的GDP增幅也必然下跌。」

《大鴻溝》書摘：TPP是好東西嗎？

2016年5月22日 

「台灣新總統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到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那段話這麼說：『〔經濟〕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強化經濟的活力與自主性，加強和全球及區域的連結，積極參與多邊及雙邊經濟合作及自由貿易談判，包括TPP、RCEP等。』TPP有那麼重要嗎？她真的懂TPP嗎？」

「你這麼小看她？蔡英文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曾擔任台灣加入GATT與WTO的首席談判代表15年之久啊，她不會不知道TPP是什麼。今年2月中，她便曾表示，『TPP除了關稅減讓，著墨最多的就是如何讓各國法規治理、行政程序彼此協調』，可見她對這議題頗有了解。」

「有趣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恰恰曾撰文批評TPP這一點，他說：如果想調和法規，我們可以把各國的法規調整到最高標準。但是，企業尋求的『調和』，其實是希望藉由沉淪式競爭，把法規調整至某種最低標準。」

「史迪格里茲對TPP的批判，確實挺有力的。台大劉靜怡教授在去年的文章中也曾提到這一點。劉教授在那篇文章中指出：『TPP勢將對台灣的市場進入、租稅措施、金融服務與投資管制、國營事業、農業發展、食品安全、公共衛生、環境保護、勞工權益、政府採購、電子商務、著作權與專利保護期間延長、商品標示、藥品與醫療設備方法之專利取得、資訊自由、爭端解決等諸多面向，均帶來幅度頗高的衝擊。』」

「天啊，影響這麼廣泛！那為什麼台灣兩大黨都好像認為TPP是很好的東西，台灣非爭取加入不可呢？」

「這關係到意識形態，大致上台灣朝野都認為國際貿易對台灣極其重要，不加入這種自由貿易協定非常吃虧。但其實問題遠非如此簡單，只是國際貿易議題相當複雜，一般民眾很難掌握其中關鍵，很難辨明當中的利弊，所以就被少數人牽著鼻子走，認為台灣不能閉關鎖國啦，要拚經濟就要開放，就要支持自由貿易啦，bla bla bla……」

「那麼一般人要如何加深對這問題的認識呢？」

「我想閱讀史迪格里茲的文章，多少有幫助。參與所謂的自由貿易遊戲，一定會產生贏家和輸家。史迪格里茲有句話，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些支持自由貿易的舊理論也只是說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並沒有說贏家會補償輸家。』」

【本書摘為原譯版本，與博客來頁面提供的版本略有不同。】 

文章標題為〈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原文為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2014年3月15日刊於《紐約時報》。

貿易協議是可以令人昏昏欲睡的話題，但也是我們所有人應當關注的事。目前磋商中的一些貿易協議若付諸實行，多數美國人恐怕將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針對這些協議的對立觀點，實際上正在撕裂民主黨，雖然你從歐巴馬總統的言辭看不出這一點。例如在國情咨文中，他只是溫和地提到「新的貿易夥伴關係」將可「創造更多職位」。目前正在協商的是《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這協定一旦談成，環太平洋的12個國家將構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TPP的談判始於2010年，而據美國貿易代表的說法，其目的是降低參與國之間的關稅和減少貿易障礙，促進貿易和投資。但是，因為相關談判秘密進行，我們只能仰賴外洩的草案去推測協議的條款。在此同時，美國國會今年引進一條法案，賦予白宮「快速通關權」（fast-track authority），避免受國會議員的拖延戰術困擾：白宮使用這項權力時，國會只能通過或否決提交審議的貿易協議，不能修訂其內容。

此事激發激烈爭議，而這是大有道理的。基於外洩的內容，以及以往貿易協議的安排，我們不難推斷出整份TPP的模樣，而情況看來令人擔心。該協定很有可能嘉惠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國人和全球精英，同時損害所有其他人。我們竟然會考慮締結這樣的貿易協議，證明不平等對我們的經濟政策有極深的影響。

更糟的是，像TPP這樣的協議不過是一個更大問題的其中一面，而這問題便是：我們管理全球化的方式非常不恰當。

先談一點歷史。大致而言，現在的貿易協議與二戰之後數十年間的協議大不一樣：當年的貿易談判以降低關稅為焦點。各方降低關稅的結果是貿易顯著成長，各國可以發展自己有優勢的產業，生活水準因此得以提高。有些職位會消失，但也會有新職位產生。 

現在的貿易協議則有不同的目的。世界各地的關稅已經相當低。貿易談判的焦點已經轉向「非關稅貿易障礙」，而對推動相關談判的企業利益來說，各國的法規是最重要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巨型跨國企業抱怨，各國不一致的法規推高了商業成本。但多數法規即使有瑕疵，是有理由存在的：它們保護勞工、消費者、經濟和環境。

而且，這些法規往往是政府因應公民的民主要求而建立的。如今貿易協議的推動者委婉地表示，他們只是希望「調和法規」，彷彿他們只是單純地希望藉此促進效率。當然，如果想調和法規，我們可以將各國的法規調整至最高標準。但是，企業尋求的「調和」，其實是希望藉由沉淪式競爭，將法規調整至某種最低標準。 

當TPP這樣的協議規管國際貿易時，各國均同意奉行某種最低標準，跨國企業便能恢復某程度的肆意妄為，就像它們在美國1970年制定《潔淨空氣法》和1972制定《淨水法》之前，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那樣。所有地方的企業都大有可能認同廢除各種法規有助增加盈利。在企業的遊說下，貿易談判代表可能會相信這些貿易協議將能促進貿易和提高企業盈利。但是，這種協議也將製造出大輸家，也就是我們絕大多數人。

因為涉及如此重大的利益，容許貿易談判秘密進行是特別危險的事。環顧全球，負責貿易事務的政府部門受企業和金融界操控是相當普遍的事。當貿易談判秘密進行時，民主程序無法發揮必要的制衡作用，限制這些協議的負面影響。 

TPP談判保密，本身便可能足以引發重大爭議。我們因為資料外洩而知道的一些細節，則令這協議更令人不快。它最惡劣的地方之一，是容許企業藉由國際仲裁庭向政府尋求賠償，而且不限於針對政府不公平地沒收企業財產之行為，還可以針對法規導致企業潛在利潤縮減而尋求賠償。這並非只是理論上的問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便已試圖利用這種方法對付烏拉圭，聲稱該國贏得世界衛生組織讚賞的反吸菸法規不公平地損害該公司的利潤，違反了瑞士與烏拉圭的雙邊貿易協定。就此而言，最近的貿易協議有點像歷史上的鴉片戰爭：西方強國成功迫使中國開放鴉片進口，因為這些國家認為這對糾正它們與中國之間的嚴重貿易失衡非常重要。

已經納入其他貿易協議的一些條款，在某些國家正被用來削弱環保和其他方面的法規。開發中國家為簽訂這些協議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它們因此得到更多投資的證據則既薄弱又富爭議。雖然這些國家是最明顯的受害者，但同樣的問題也可能發生在美國身上。我們不難想像以下情況：美國企業在某個TPP成員國建立一家子公司，藉由該子公司在美國投資，然後利用美國企業所沒有的「外資」公司權利，對美國政府採取法律行動。這同樣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已有若干證據顯示，企業選擇將資金配置在各國時，會考慮哪些地方賦予它們最有利的法律地位去對抗政府。 

TPP還有其他有害的條款。美國近年正努力降低醫療成本，但是TPP將令學名藥變得比較難引進，因此將推高藥價。在最窮的國家，這不只是幫助企業發財而已：成千上萬的人將因此不必要地死去。沒錯，研發活動當然應該獲得補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設有專利制度。但是，專利制度理論上應審慎平衡保護智慧財產權和另一個重要目標：促進知識的流通。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指出，有公司濫用我們的制度，試圖替令婦女容易罹患乳癌的一些基因註冊專利。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這些專利無效，但在此之前已經有很多婦女因此不必要地受苦。貿易協議提供了更多濫用專利的機會。

令人擔心的事還有不少。從外洩的談判資料看來，TPP可能將使美國的銀行比較容易在世界各地銷售高風險的金融衍生商品，而這可能會釀成嚴重的金融危機，就像導致近年經濟大衰退的那場危機一樣。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人熱烈支持TPP和類似的貿易協議，包括許多經濟學家。他們之所以能夠支持這種協議，是拜虛假、已被拆穿的經濟理論所賜；這種理論能夠繼續流傳，主要是因為它們對最富裕的極少數人有利。

自由貿易是經濟學早期的核心信念之一。這理論指出，貿易確實會產生贏家和輸家，但贏家總是能夠補償輸家，自由貿易（或甚至只是比較自由的貿易）因此對雙方皆有利。不幸的是，這結論是基於大量假設，而當中有很多根本是錯的。

例如那些舊理論根本忽略了風險，假定勞工可以毫無障礙地轉換工作。這種理論假定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的狀態，受全球化影響而失業的勞工因此可以快速地轉換跑道，從低生產力產業轉進高生產力產業（低生產力產業之前興旺，是因為關稅和其他貿易障礙擋住了國際競爭）。但是，當失業率居高不下時，尤其是當很大比例的失業者長期失業時（美國目前正是這樣），這種假設是脫離現實的。

眼下有2,000萬美國人希望全職工作但找不到這種職位。數以百萬計的人已經放棄求職。因此，在受保護的產業從事低生產力工作的人，確實很頗大的風險：他們大有可能加入失業大軍，成為零生產力的人。連保住工作的人也會因此受傷害，因為失業率升高會令薪資受壓。

我們的經濟為何未能像理論中的理想狀態那樣運作，是個可以爭論的問題──是因為總合需求不足嗎？還是因為我們的銀行對投機和操縱市場更有興趣，因此忽略了放款，導致中小企業資金不足？不過，無論原因為何，這些貿易協議確實可能加重我們的失業問題。

我們的經濟表現差勁，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全球化管理失當。我們的經濟政策鼓勵企業將工作外包出去。海外廉價勞工生產的商品，可以便宜地運到美國銷售。美國勞工因此知道自己必須與海外勞工競爭，他們的議價能力因此變弱了。美國全職工作的男性勞工實質所得中值如今低於40年前，上述問題正是原因之一。

美國目前的政治運作加重了這些問題。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些支持自由貿易的舊理論也只是說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並沒有說贏家會補償輸家。事實上，他們沒有這麼做──實際情況是恰恰相反。貿易協議的倡導者常常說：美國若想保持競爭力，不但必須壓低薪資，還必須減稅和減公共支出，尤其是要削減造福一般民眾的支出。他們說，我們應接受種種「短痛」，因為長期而言，所有人都將受惠。但是，實際上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貿易協議可以促成較快較強的經濟成長，又或者長期而言多數勞工可因此受惠。

批評TPP的人非常多，因為支撐該協議的程序和理論已徹底喪失公信力。反對力量不但興盛於美國，在亞洲也很茁壯，而相關協商在亞洲已陷入僵局。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瑞德（Harry Reid）帶頭全力反對賦予政府促成TPP的快速通關權，看來已賦予我們一點喘息的空間。認為貿易協議犧牲99％的人、圖利企業的陣營看來贏了這場小衝突。不過，我們眼前還有一場更大的仗，那便是設法確保貿易政策（廣義而言是全球化）的設計可以提升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水準。這場仗的結果目前仍不確定。

在本欄的系列文章中，我一再強調兩點。第一點是美國眼下嚴重的不平等，以及近30年來不平等大幅惡化的趨勢，是一系列的政策、方案和法律累計產生的結果。因為總統本人已經強調，抑制不平等應該是美國的首要任務，所有的政策、方案和法律都應該從它們如何影響不平等程度這角度去檢視。類似TPP的貿易協議對促成當前的嚴重不平等有重要作用。企業可以從中獲利，以傳統方式衡量的GDP也可能會增加（雖然這遠非確定的事），但是一般民眾的福祉很可能將因此受損。

由此就講到我一再強調的第二點：涓滴經濟學是一種神話。TPP這種協議可以造福企業，但未必能惠及中間階層，社會底層就更不用說了。

相關文章：《大鴻溝》書摘：前言 

書名：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
原文書名：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