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歸屬

2022年5月16日

手上這本書內容有趣，但譯起來相當棘手，即使已經二度延期交稿，很想趕快完成，但實在快不起來，主要是因為幾乎每一段都有多個地方必須查過才能譯，包括人物、機構、法案、藥物的名稱，密度之高是我不曾遇過的。

昨晚終於譯到作者致謝的最後一句話：「本書所有的錯誤和缺點都是我的問題，與他人無關。」（All mistakes and shortcomings are nobody’s fault but mine.） 

這是許多作者會在書的序言或致謝中寫的話，例如合著的書可能會寫：「本書所有的錯誤和疏忽，責任全在我們。」（All errors and omissions are our responsibility.）

最初看到這種話時，我覺得作者好大氣好負責，但一再看到之後，開始覺得它像一句客套話。

但無論是否真誠，原著作者這麼說，我覺得沒什麼問題。這是假定作者可以決定書的內容，而如果有人改過書稿，每一句都仍是作者同意的。 

翻譯作品的問題就有點複雜。

原則上問題不複雜：作者要為書的內容負責，譯者要為翻譯品質負責。但在實際運作上，譯者交出譯稿之後，通常經其他人修改就逕自出版，如何修改不會徵詢譯者的意見。

在此情況下，譯文如果被改壞了或改錯了，我認為譯者沒有理由要概括承受，因為責任就在那個改稿者身上。（真要問責，還可以追究下去，但無論如何都很難說是譯者的責任。） 

每個人都應該有足夠的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也要為自己做的事負責任，這才是專業。

Native speaker和專業的神話

2020年4月25日

事件背景：https://www.facebook.com/hungya.yen/posts/10157205991121524

臺灣文學館長的公開回應：

//這個英文試譯手冊，乃委託文化專長的翻譯業者、且均要求native speaker執行。鴻鴻老師的詩作，譯者為美國籍，長年從事中翻英、並有《光華》雜誌譯作經歷，另設專業審查一人，亦為美國籍。因此，會出現〈聞中國人工智慧出版詩集〉詩題之錯誤，應為誤解中文詩義所致；電影導演侯麥、楚浮、楊德昌之譯名，亦起因於譯者未具體掌握中文語境而逕行音譯。但無論如何，確實是翻譯上的疏失。//

這真的很有趣。大家或許可以想想以下問題：

1. 請native speaker來做，就能確保品質嗎？

當然不是。將近二十年前，我在通訊社做財經新聞編譯時，遇到shorten the odds這個詞組，一時不知道是什麼意思。有個資深同事相當不耐煩地教訓我：英文部那個某某某是從美國來的華人，也算是英文的native speaker，你為什麼不問他？我當時不好意思直接回答：我認為他不懂。

對，沒錯，根據我對那個人的了解，我認為他不懂。這不是貶低他，而是即使是native speaker也不可能隨時可以回答這種問題，就像我是中文的native speaker，你問我一個不算常用的詞組，我也很可能必須去研究一下才有答案。

我不會因為他是native speaker就相信他隨口告訴我的答案，我寧願自己花時間去研究，而當然我也很快找到了確定的答案。

可惜很多人就是迷信native speaker。這真的很白痴。

一般而言，做翻譯時，target language的native speaker可以譯出比較順暢自然的譯文，但也相對容易出現對原文的掌握不夠透徹的問題。簡單而言，native speaker無法保證什麼，一如碩士博士以至教授都無法保證什麼。如果迷信native speaker或迷信學歷地位，安排翻譯工作時設定不必要的條件要求，反而可能排除了真正適任者。但在現實中，組織往往會以各種理由，設定SOP，結果就會出現官僚誤事的問題。（畢竟真的有很多人就是在混飯吃，甚至會有人直接跟你說：「別那麼認真好嗎？大家都只是出來混口飯吃！」）

2.「我們也知道不能迷信native speaker，所以我們有找相關專長的譯者：那個譯者有文化專長，長年從事中翻英，並且有《光華》雜誌譯作經歷，而且我們還有專業審查！」

好吧，我只能說樹大有枯枝，所謂專業譯者以至專業審校，當然也有濫竽充數者，徒有專業之名，沒有基本的專業技能和專業精神。

詩題〈聞中國人工智慧出版詩集〉譯成Poetry Published Hearing About Chin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電影導演侯麥、楚浮、楊德昌直接音譯成Hou Mai、Chu Fu和Yang Dechang，你認為這譯者和審校真的有文化專長和翻譯能力嗎？雖然文化二字如此籠統，但這種水準是否玷污了文化界和翻譯界？

我真的不是想取笑什麼人，只是有點唏噓：所謂文化人或專業譯者，有時被人看不起，真不是沒有原因的。

什麼是好翻譯？

2020年2月27日

翻譯這檔事介紹Benjamin Moser在《紐約時報》的一篇翻譯批評文章，我覺得很值得參考。我摘了一些段落，放在後面，以便不想閱讀全文的人參考。

在當了自由譯者逾十年後，我頗深刻感受到，翻譯工作可說是個相當不幸的職業。這種不幸並非只是譯者普遍地位不高、收入偏低之類，雖然這對譯者來說確實很不幸。問題還涉及非譯者也理應關心的公共利益：翻譯，尤其是以大眾為目標受眾的翻譯工作，對社會非常重要，但長久以來因為各種難以改變的結構因素，從事翻譯工作的優秀人才一直顯著不足，翻譯品質（例如書籍翻譯的品質）長期良莠不齊，結果翻譯工作未能產生它應有的社會作用，譯者的地位和待遇也因此更難提升，結果是問題長期無解。

對譯作尖酸刻薄、沒有見地的批評固然傷人，而且無助提升翻譯品質，但因為各種不成理由的原因，容不下健康合理的翻譯批評，宣揚縱容劣譯的歪理，影響是否可能更壞？

老實說，我做自由筆譯工作十幾年之後，真的有點心灰意冷。主要不是害怕尖銳的批評，也不是對十年如一日的收入灰心，而是用心付出的工作結果，隨便一個阿貓阿狗因為有某種社會重視的身分地位，隨便一句他「覺得翻譯有問題」，也不用拿出什麼證據，你這個職業譯者就可能被懷疑，作品可能就此被冷藏起來。

結論是沒有多少人真的理解和尊重翻譯這門技藝，沒有多少人真的認為翻譯是種專業。

Did He Really Say That? On the Perils and Pitfalls of Translation

By Benjamin Moser

//“What is a good translation?” Briggs asks. Like so many other questions in this book, this one is posed as a head-scratching koan. But it is usually quite eas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a good and bad translation. Though we quibble about diction, and though critical evaluations will diverge, we can at the very least agree that a translation that misrepresents the author’s meaning is bad.

But arguments like Briggs’s are surprisingly common when working with translation. They are compounded by the insistence that translators be respected as artists — no matter the quality of their work.

In any event, is it really too much to ask that Mann’s translator have good German? If so, should we wish to see this neglect of basic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extended to other fields: dentistry, say, or aviation? But if translators are independent artists, the howler becomes a creative choice, criticism becomes “shaming” or “policing,” and standards become a simple matter of opinion. This is where I resist the insistence that translation is an unambiguous good. If that is true, then it follows that any translation, and any translator, is good, too; and it becomes possible to sing the praises of the Lowe-Porters: as artists entitled to their caprices.

Good translators approach their work in all sorts of different ways. They have egos as big as successful people in any other arena, but the ones I respect are keenly aware of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reativity and appropriation.//

自欺

2020年1月12日

昨晚台灣總統大選結果揭曉，媒體上出現一些韓粉痛哭流涕、無法接受韓國瑜大敗事實的畫面。

我知道台灣不少人（三至四成選民）因為各種原因痛恨民進黨、厭惡蔡英文，所以支持韓國瑜出任總統。我認為最大的在野黨、歷史悠久的中國國民黨推出韓國瑜這樣的總統候選人，等同羞辱台灣人，但我知道韓的得票率至少可以達到三成左右，這是我雖然非常厭惡韓、但清楚知道的一個客觀事實，而事實上韓得票率達到38.6%，得到552萬票，雖然大敗，但不至於潰敗，已經比許多人預期的好很多。

 
但現實中還是有不少韓粉無法接受韓大敗的事實，他們覺得蔡英文大勝是沒天理，甚至可能揣測這當中有不為人所知的黑幕。這些人活在資訊自由的台灣，但選擇自我欺騙，只接收有心人（包括不少被收買的名嘴）操控的資訊和宣傳，堅信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而當客觀事實與自己所想相反時，就再度自我欺騙，編出各種各樣的理由自圓其說。

選前兩天，網路上出現一些蔡英文選情告急、韓國瑜大有可能翻盤的耳語，我雖然認為這主要是另一方的有心人替蔡催票的戰術，但也並非沒有一點動搖，所以昨天傍晚點票開始前，我非常粗略地估計蔡贏韓150-200萬票，結果實際上是贏265萬票。

在資訊技術發達且愈來愈普及應用的時代，人類的認知和意識其實愈來愈容易被操控，加上人類自欺的傾向，光是要對現實保持貼近事實的清楚認識，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因為各種原因堅決支持韓國瑜是個人的選擇，但如果因為自欺，認為韓必將勝選，那就十分可悲。如果你是這樣的人，你應該反省的是：為什麼我連多數選民唾棄韓國瑜這個基本事實都無法掌握？如果我連基本事實都無法掌握，我支持韓國瑜是否也是基於錯誤的認知？

同樣道理，如果你支持香港警察、民建聯、中國共產黨，以為自己站在正義的一方（又或者你像林鄭月娥一樣，認為「正義站在我們這邊」），你也應該想想同樣的問題。

自欺而不懂反省，結果往往是害人害已，禍延子孫。

所謂台灣的翻譯危機

2019年4月6日

張君玫教授討論《人類存在的意義》（The Meaning of Human Existence）中譯本翻譯問題時表示：「我認為台灣有翻譯的危機，而且這個危機乃是連接到更大的學術及普遍教育的危機。」

她所講的翻譯危機，大概是指學術著作的中譯本太常出現不應發生的基本翻譯錯誤（例如誤解原文或未能正確處理專有名詞的翻譯），以致讀者很難（或甚至無法）利用中譯本掌握原著要傳達的知識。

我可以很老實地告訴大家：根據本人在台灣從事書籍翻譯工作十年的有限經驗和見聞，我認為這種問題絕無簡單的解決方法。比較全面的討論，可以參考這篇〈台灣翻譯出版業現狀觀察──網路閱讀筆記〉，當中談到出版業界和學界的問題。

中譯本出現嚴重問題，問題可能在於譯者、編輯或負責校譯的學者專家，也可能三者都有程度不一的問題。作為譯者，我當然要強調一件事：有時問題不在於原譯，而是譯文經過別人的審校之後，被改成有問題的。

以下兩段話來自那篇出版業現狀觀察，雖是老調，但既然問題依舊，也只好重彈：

//職業譯者不時看到許多人說翻譯工作意義重大，但同時也深刻體會到，社會實際上並不重視翻譯工作，往往低估這種工作的能力要求和辛勞程度，因此不願予以足夠的尊重。……

在台灣當書籍譯者，確實面對艱難的環境，包括收入不佳（相對於付出的心力而言），有辱無榮（譯作好看功勞歸作者，譯作有問題則譯者首當其衝），以及拖欠稿費（通常交稿後四個月至半年才能收到全部稿費）之類的問題。當然，出版社編輯以至整個出版業的處境也都艱難。在這種情況下，業界難免會面臨人才不足的問題（能力夠好的人即使做翻譯，也可能不譯書）。//

最後我想講的是：如果大家對譯書工作一直口惠而實不至，那就不要期望「翻譯危機」可以神奇地自動解決。佳譯是例外而非常態，大家如果看到好譯本，請好好珍惜。

真正有問題的是不公平的不平等

2019年1月10日

兩年前寫過一篇〈平等與公平〉，略談平等與公平這兩個不同的概念。剛看到研究全球化的經濟學家 Dani Rodrik以下這段話，很能說明兩者根本不同：

What gives trade particular political salience is that it often raises fairness concerns in ways that the other major contributor to inequality— technology—does not. When I lose my job because my competitor innovates and introduces a better product, I have little cause to complain. When he outcompetes me by outsourcing to firms abroad that do things that would be illegal here—for example, prevent their workers from organizing and bargaining collectively—I may have a legitimate gripe. It is not inequality per se that people tend to mind. What’s problematic is unfair inequality, when we are forced to compete under different ground rules.

試譯如下：

貿易在政治上別具意義，是因為它常常以不平等另一個主要促成因素──科技──不會發生的方式令人擔心公平問題。如果我失去工作是因為競爭對手創新並推出更好的產品，我沒有什麼理由抱怨。但如果對手打敗我是因為他將工作外包給海外公司，而那些公司做一些在我們這裡違法的事，例如阻止工人組織起來與雇主集體談判，我深感不滿或許就有正當的理由。人們在意的通常不是不平等本身。真正有問題的是不公平的不平等，例如被迫在不同的基本規則下競爭。

如果你認為 inequality就是不公平，那要怎麼譯 unfair inequality呢？難道要譯「不公平的不公平」？

翻譯有得學，還可以自學

2018年7月24日

倪匡去教寫作課，對學員說：「寫作是沒得學的，懂就懂，不懂就不懂。」這句話可能很多人不同意，但大概很多人同意「天賦、天資是沒得學的，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天資顯著不足者，必須加倍努力，才可以學到別人輕輕鬆鬆就掌握的技能。「一萬小時法則」有其道理，但並非你真的投入一萬小時，就必定能成為高手。Practice doesn't make perfect; practice makes permanent.

不過，天才雖罕見，但人人都有某些天賦能力。品克（Steven Pinker）有「語言本能論」：人腦幾乎是自動懂得尋找脈絡線索，在與其他人的互動中迅速掌握語法規則。兒童從牙牙學語迅速學會完整的句子，在這過程中自然掌握了大部分語法，這種現象總是令我們覺得神奇。

有些東西，我們自然而然就會了，彷彿都沒有刻意去學。對某些人來說，寫作大概也是這樣。

至於翻譯，我覺得有些人也是不必刻意去學就會了。不過，翻譯當然是有得學的，還可以自學。至於能達到什麼程度，就看你的天資和努力。但有些基本道理，確實是「你懂就懂，不懂就不懂」。

漢娜鄂蘭傳

2018年6月25日

漢娜鄂蘭傳中譯本《愛這個世界》，台灣版912頁，中國簡體版555頁，相差超過350頁。

同一本外文書的中譯本，開本相同（或紙張尺寸非常接近），為什麼頁數可以相差那麼多？

首先是排版。看過中國簡體書的人都知道，它們文字通常排得比較密，每頁字數顯著多於台版書。光是這一點，就可能造成總頁數的顯著差異。以心理學名著《快思慢想》為例，台灣中譯本（2018年2月版本）576頁，簡體版424頁，台版多了超過150頁（考慮到這本書的內容性質，簡體版因為思想審查而大幅刪減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是內容：台版書內容可能比較多。這可能是因為台版收錄了一些簡體版沒有的東西。以鄂蘭傳為例，台版有而簡體版沒有的內容包括：

//葉浩寫的導讀 (4頁)

致謝 (6頁)

附錄一：鄂蘭家譜 (4頁)

附錄二：鄂蘭德文詩作 (26頁)

鄂蘭著作年表 (27頁?)//

簡體版有而台版沒有的，則是中譯本序言（?頁）和譯後記（2頁）。此外，台版有「中外文名詞對照表」（66頁），簡體版則提供「部分譯名對照」（14頁）。就上述這些部分而言，台版多了約100頁。

台版內容可能比簡體版多的另一原因可說是眾所週知：中國因為厲行審查，翻譯書的內容凡是「意識不對」就可能被刪掉。鄂蘭傳當然可能有此問題，但是否真有刪減、刪了多少，則必須仔細對比才知道。看中國出版的翻譯書令人不安，除了翻譯品質參差，就是你很難知道自己看到的內容被刪改了多少。

從蔡詩萍上海逛書店說起

2018年6月18日

台灣的蔡詩萍先生去上海，談到他逛書店的經驗：

//上海的小書店，很多是誠品+台灣獨立書店的綜合版，逛起來格外有台灣的fu！

但翻譯書的類型之廣，題材選擇之多樣，跨國譯介之多文化，台灣恐怕早就瞠乎其後了！（這無關乎面子問題，而純粹是市場吞吐量的現實。）

我坐在長寧區「幸福里」的小文創區裡，一家集潮牌設計與書店的空間裡，挑了幾本史考特．費茲傑羅的小說，艾倫．金斯堡的詩全集，當大陸出版界也展現出不熱門書籍的翻譯企圖時，台灣是該當心而戒慎恐懼的想想：我們該怎麼辦？//

幾乎同一時間，美國的王偉雄教授也談到他造訪南京先鋒書店的見聞：

//進入書店後走不了多少步，便見到一列數十本外文詩集中譯本，這是我第一次在書店最當眼處見到大量詩集，可謂不同凡響！這裏的書夠多，質素也高，尤其是文學和歷史書（可惜余英時的書被禁了），文青到這裏消磨時間定必愉快；事實上，當日在店中所見大多是年青人。書店內人很多，但一點也不嘈吵，幾乎人人都在低頭看書或在書架上找書。……

書店內有幾張大枱和很多座椅，也有沙發和長椅，簡直是鼓勵顧客打書釘，而看來是在打書釘的人當真不少。店內任人飲食，但不見地上有垃圾，可見飲食者很自律。//

在我看來，兩位先生所講的應該都是事實，沒什麼好爭論的。中國翻譯書類型、題材和語種之廣泛多樣，多年前應該就已經超過台灣了。市場夠大確實有許多好處，例如小眾的書比較容易找到夠多讀者支持，得以出版發行：同樣的書在台灣要賣三千本可能很困難，但在中國或許並不難。一家出版社如果以出版相對冷門的書為主，它當然希望自己的市場是中國那種規模，而不是僅限於台灣和香港。

但我們談翻譯書，不能不談翻譯素質。多年前，香港的林行止先生在其專欄曾提及中國現在翻譯出版相當活躍，不少有犯禁嫌疑的名著都獲准出版，但他冷冷地說：中國政府准許這些譯作出版，可能是因為很多譯文莫名其妙，讀者都看不懂。梁文道寫過一篇〈翻譯的態度與常識〉，談到他讀法國哲學家于連（Francois Jullien）的訪談錄《（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發現的翻譯問題，相當有趣。于連那本書夠冷門，台灣和香港都沒出中譯本；對想看該書但無法看原文的讀者來說，中國出中譯版本是好事，但譯成那樣，大概會有人覺得不出中譯比較好。

講到這裡，難免又要談這問題：台灣出版的翻譯書，翻譯品質有顯著優於中國嗎？這問題必須認真做過研究才能真正回答，個人只能憑自己有限的經驗提出未必準確的看法。我個人認為答案是肯定的，但這不代表台灣出版的翻譯書品質普遍優秀。歷年來對台灣出版業翻譯品質的批評也不少，關心的人自然知道。台灣翻譯出版業面對的結構問題除了市場規模相對有限外，就是投入書籍翻譯的人才不足（這兩個問題息息相關：市場規模不足限制書籍翻譯的報酬，進而限制人才供給）。中國的市場規模較大，但書籍翻譯的報酬也普遍不佳，因此恐怕也不容易解決書籍翻譯人才不足的問題。

談中國的翻譯出版，還有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中國是嚴厲管制出版的國家，書籍即使能出版，內容也往往因為出版社自我審查或政府的審查而刪除任何可能犯禁的內容。數年前就有中國譯者在網路上公開表示，他翻譯 Milton Friedman夫婦的 Free to Choose，許多譯文被出版社刪掉了；他因此建議中國讀者盡可能讀原著，因為「中國大陸目前出版的譯著，基本上都存在刪減的現象，原因就是意識形態問題」。

談中國的出版業，如果迴避中國欠缺出版自由的問題，那就是對「房中的大象」視若無睹。

相關文章：中國逛書店 (http://jysnow.pixnet.net/blog/post/45964149)

譯什麼書？

2018年4月25日

譯者拖稿大概是出版業者頗常遇到的問題（至少應該不罕見吧），譯者提早交稿以致出版社「被迫」提早出版則足以使許多人嘖嘖稱奇。日前八旗文化總編輯富察便提到一個例子：

//汪浩兄，聽說您的大作《冷戰中的兩面派》林添貴二個月就翻譯完了？我一點也不會覺得驚奇哦。

因為《歷史的反叛》這本書，林添貴在從台北飛往美國的飛機上讀完英文大概，然後一週一章，準時進稿到我的郵箱。最後，我只好提前出版啦。//

林添貴先生據稱是台灣少數的「全職業餘譯者」，近年相當多產，出版了許多政治時事類譯作。八旗文化為了向他致敬，4月27日將辦一場「半個世紀，百部譯作：林添貴經驗分享會」。

台灣出版業近年處境艱難，像林先生如此熱情投入報酬不高的書籍翻譯工作，只要能維持不錯的翻譯品質，是很難能可貴的。

中央通訊社的朱建陵先生曾問林添貴：「你譯的書是不是經過挑選？」他答道：「是啊！當然！」由此看來，林先生翻譯的書，應該都是他想譯的。這一點可能會令不少職業譯者羡慕不已，因為很多譯者無法只譯自己想譯的書，資淺或事業基礎不夠穩固的譯者尤其如此。例如譯者為了開拓客源，通常不會拒絕新合作對象委託的第一本書，即使他其實不是很想譯。

許多職業譯者沒有條件挑書，但也有些譯者不怎麼挑書（「佛系」譯者不挑書、不強求，緣份到了自然就簽下要譯的書），而這當然有可貴之處，因為總有一些書是很多同業不想接或沒能力接的；但當然，譯者必須夠本事才可以不挑書。

我想多數譯者都希望自己有條件可以挑書譯，畢竟人人都有個人偏好，差別只在於好惡的強烈程度。有些書內容不難，譯起來沒有什麼技術困難，但如果譯者非常厭惡書的內容，譯起來可能非常難受。一本書動輒要譯兩三個月，與自己強烈反感的書朝夕相對這麼久，那可一點都不好玩。

 

周克希

中國文學譯者周克希先生日前在上海開了一場分享會，談到他從事翻譯的緣由：「我之所以想從事文學翻譯，就是因為我總要翻譯一些我覺得值的東西。大家都說它翻譯難、沒法看，如果我能把它翻譯得『能夠看』，我覺得我就值了。」

他還說，譯者要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一個決心以翻譯為主要生活內容的人，他的時間、精力終究是有限的，他必須跌打滾爬，全身心地投入一本又一本書的譯事中去，必須放棄一些娛樂、愛好，甚至掙錢、獲獎的機會。他的譯作，不僅是給同時代的人，而且是準備給稍後一些時候的人看的。」

如果要譯一些有長久價值的東西，文學傑作確實是很好的選擇。當然，文學翻譯也是特別困難的工作。強如周克希先生，碰上《追憶似水年華》，也有「人生太短，普魯斯特太長」之嘆。他在翻譯出版《追憶似水年華》第一、二、五卷之後，約兩年前決定放棄翻譯餘下四卷。

//普魯斯特難在哪裡呢？周克希說，不是詞彙，不是句子長，但每天都會碰到難題，主要是他的思想性，不知道他到底要說什麼。

「如果是在年輕的時候，我可以挺過去，現在就有點想偷懶。因為這個原因，我就停下來了。」//

Quality Work

香港著名舞台劇演員蘇玉華日前受訪，說了一句觸動我的話：

//過去二十多年，蘇玉華游走於電視和舞台，近年拍劇貴精不貴多，剛播完的《平安谷》是無綫少有質素之作，也是暫別之作。「隨着年紀增長，我愈來愈不能承受沒有quality的工作了。」//

今年9月，我當自由譯者就滿十年了。十年間，我從青年譯者變成中年大叔，愈來愈不能承受自己不喜歡的case，但因為謀生壓力尚大，當然仍然必須妥協。

以前偶爾要向新合作對象說明自己的接案偏好，我大致是這麼寫：

//我的專長是財經。在財經類內容中，我比較喜歡總體經濟、政治經濟方面的題材，比較不喜歡行銷、管理、理財類內容。大致而言，我喜歡批判性較強的書。

財經領域以外的書，只要自覺勝任和內容有意思，我很樂意接譯，例如我之前便譯了社會學著作《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近一兩年譯書較深刻的一個感受，是如果我實在不喜歡書的內容，即使翻譯技術難度不高，我也會譯得很辛苦，而且工作效率很可能還不如我翻譯一些技術難度高得多的書。既然如此，我想我以後接書會更審慎，畢竟譯書的報酬已經不是很好，何必還要勉強自己去譯厭惡的書呢？

台灣翻譯出版業現狀觀察──網路閱讀筆記

2018年4月15日

台灣翻譯出版業不時因為品質問題而引發批評和爭論，最近便有兩本書頗受注意，事件背景可以參考這篇〈書籍誤譯怎麼辦？淺談近期歷史書籍翻譯爭議〉。

丁連財先生的批評非常尖銳，業內人士看了大概很不好受，但有值得重視之處。因為經驗有限，以下兩段針對整個業界的批評有多準確我無法斷言，但我覺得至少指出了值得重視的現實問題：

//台灣翻譯界除了小比例程度優異且認真並愛惜名譽者的譯者之外，普遍素質低劣，可說是阿貓阿狗、張三李四都在從事翻譯。出版社編輯的語文程度與知識水平普遍低落，若是遇到翻譯書稿，根本沒有核對原文判斷翻譯對錯與優劣的能力，於是只能看中文做一些順稿與斷句和改錯字的低階工作。如果程度稍好又用心的編輯，可以做到把專有名詞統合整理一致，並做出英漢對照表。但是，即使是這種中低智能的工作還是做不好，因為不認真且不細心，只求蒙混了事。這些譯者與編輯沒有德國人與日本人那種敬重出於己身作品的榮譽感，也不具備人家的meticulous態度，只能說是又笨又懶。

譯者與編輯的素質原本就不佳，又只求交差了事，只想打混摸魚，產品的品質必然低劣。他們吃定購書者沒有能力挑出錯誤，而即使有能力嚴正指出錯誤者也只敢怒不敢言，因此一再以低劣產品欺負消費者。台海兩岸一缸子大爛特爛的翻譯書籍，驗證了這個死爛劣等民族一貫缺乏榮譽感與責任心的基因遺傳。//

學界問題

譯作品質出問題，有時是因為譯者和編輯不熟悉譯作涉及的專業領域。這問題相當棘手，因為現實中懂專業的人往往不是很懂翻譯，懂翻譯的人又往往不熟專業領域。被批評翻譯有問題的《帝國的太陽下：日本的台灣及南方殖民地文學》，譯者其實就是該領域的學者，「翻譯這檔事」這麼說：

//到頭來，這譯事又是一樁漠視翻譯之為重要專業而鬧出的軼聞。別再妄想了！領域專家，哪怕是學界教授，不見得就能做好翻譯。踏實落實譯者篩選，搭配必不可少的審譯，用更好的待遇吸引並留住真正可靠的人才，這才是正途。//

但要找到可靠的人審譯，豈是易事？丁連財先生的網誌就有譯過四十多本學術著作的讀者留言：

//我以前翻譯的書，送到國立編譯館（現已裁撤），國編館交給博士教授審稿。我承認也感謝有些教授糾正我的一些小錯誤，但是絕大多數情況是審稿博士無知無恥胡鬧，硬是要我把我翻譯對的，根據他們的看法翻譯為錯的。英文長句子，譯成中文，應該切成兩句或三句，才會口語化，但是有的審核教授硬是命令我翻譯成語法不中不西的長句子。讓讀者讀不懂，才能顯得很有學問。往事不堪回首，十多年來我不翻譯書了。//

丁連財先生也談到他接觸翻譯研究所教授的經驗：

//我後來在翻譯研究所任教，發現一大堆教授都是英外文系轉任的，而且根本沒有翻譯實務經驗。他們避開自己短處的方式就是搞一大堆翻譯理論，大談很玄的東西。//

翻譯與學術研究是不同的專業，而在現今的學術體制下，翻譯工作不受重視，難得對翻譯有興趣又有能力的少數學者，也往往因為受制於體制的束縛，無法投入大量心力在翻譯或審譯工作上。

編輯問題

陳穎青先生認為譯稿出問題是編輯有問題：

//對我而言，翻譯稿出問題就是編輯有問題，編輯的工作方法出了問題。邏輯很簡單，你的工作方法沒問題的話，從一開頭就不會找到不適合的譯者。要不然一開頭就找了不適任的譯者，後面要出錯不是必然的嗎？

譯稿出問題真不必怪譯者，那個發包的人才是兇手。//

他有一套「老貓發譯指南」，基本上就是要求譯者試譯並仔細審閱試譯稿，避免發稿給不適任的譯者。對此我兩年前曾有文章簡略討論，基本上是認為理念很好，但實踐起來仍面臨難以克服的障礙，例如負責發譯的人可能沒有能力判斷譯文是好是壞，而且編輯有時無法堅持要求試譯，因為老闆已經指定了（可能有問題的）譯者。

丁連財先生說很多出版社編輯「根本沒有核對原文判斷翻譯對錯與優劣的能力，於是只能看中文做一些順稿與斷句和改錯字的低階工作」。根據我個人的經驗，如果譯者可靠，這種編輯通常問題不大；最令譯者頭痛的反而是編輯或外包審稿人自以為能力了得，而且非常勤勞地改稿，結果把許多正確的譯文改成錯誤的、通順的譯文改成彆扭的。針對這問題，我寫過多篇文章。

譯者要避免譯文被別人亂改後出版，理論上有很簡單的方法，那就是要求審校編輯改完的譯文，但譯者可能必須為此付出數天的無償勞動，不是所有譯者都願意或負擔得起；有時出版社因為急著出版，也未必願意這麼做。此外，我覺得譯者期望審校者有足夠的專業能力，體會譯者的用心，尊重譯者的心血，是非常合理的。如果你認為譯者交來的稿子必須逐句細改，才對得起讀者，這種譯者還值得合作嗎？

誘因問題

職業譯者不時看到許多人說翻譯工作意義重大，但同時也深刻體會到，社會實際上並不重視翻譯工作，往往低估這種工作的能力要求和辛勞程度，因此不願予以足夠的尊重。難怪台灣翻譯學家單德興受訪時提醒對翻譯工作有興趣的人：「如果翻譯當成興趣來投入，那很好。但如果要將翻譯當成職業，社會對譯者的態度和待遇都欠佳，要先有心理準備。」

單德興在那次訪問中談到譯者的窘境，說得很好：

//無論是翻譯一般書籍或詩作，譯者絞盡腦汁，將原文文本轉化之後，讚嘆與榮耀常盡歸於作者，譯者彷彿隱形一般不被看見。然而，當翻譯有缺失時，譯者責無旁貸，成為眾矢之的。這是翻譯人常面臨的窘境。此外，臺灣社會普遍不重視翻譯，許多人以為只要有Google、字典在手，翻譯不是大問題，甚至會有「無法創作，才從事翻譯」的刻板印象。//

傅瑞德轉貼丁連財批評劣譯的網誌時，也提到嚴厲的批評可能令譯者對艱深的書卻步：

//一方面我很想說，翻譯不容易，而且現在翻出來東西能看的人已經不多了；這樣要求下來，恐怕以後沒什麼人敢翻深一點的書了。//

現實中確實有很多劣譯，原因可能與翻譯工作的這種特質有關：

//馬虎了事不會有太大損失，精益求精也不會有太大回報。這類工作者精益求精，並不會得到旁人金錢、榮譽上的回報。//

在台灣當書籍譯者，確實面對艱難的環境，包括收入不佳（相對於付出的心力而言），有辱無榮（譯作好看功勞歸作者，譯作有問題則譯者首當其衝），以及拖欠稿費（通常交稿後四個月至半年才能收到全部稿費）之類的問題。當然，出版社編輯以至整個出版業的處境也都艱難。在這種情況下，業界難免會面臨人才不足的問題（能力夠好的人即使做翻譯，也可能不譯書）。

我們對各種專業都有某種起碼的要求，翻譯出版也不例外。針對達不到起碼專業要求的表現提出批評，即使言辭尖銳，只要有根有據，業界也應重視。但大家批評某個業界時，也應注意，其普遍表現涉及整個業界的生態，背後有難以處理的複雜原因，不純粹是少數害群之馬的問題。大家都說翻譯和出版工作重要，但整個社會實際上對它們有多重視呢？台灣文化部可以補助蔡健雅演唱會830萬元（台幣）、S.H.E成軍15週年特展500萬元、陳綺貞創作展800萬元，對重要著作的翻譯工作又有多少補助呢？如果一個專業的表現主要是靠業內人士的熱情和奉獻在支撐，你認為它撐得了多久呢？

【最後要補一句：儘管台灣翻譯出版業面臨許多困難，但我個人認為論翻譯書的品質，台灣整體而言目前應該仍是勝中國一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