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篇Brexit文章

2016年6月26日

Brexit議題正熱，推薦大家看兩篇文章。

首先是哈佛大學經濟學與公共政策教授 Kenneth Rogoff這篇〈英國的民主失靈〉（Britain’s Democratic Failure）。我認為 Rogoff提出了一個比較少人提到的重要論點：脫離歐盟如此重大的決定，門檻太低了，只需要在一次公投中獲得簡單多數支持，便使國家面臨不可逆轉的局面。

Rogoff說：「這不是民主；這是共和政體的俄羅斯輪盤。」他提到，這種把國家命運付諸簡單多數決的做法，之前也有不少先例，包括蘇格蘭2014年和魁北克1995年的獨立公投，但在那些例子中，「俄羅斯輪盤並未射出子彈」，現在英國不幸出事，是時候檢討遊戲規則了。

他相當認真地說：「為了確認當事人心意已決，多數社會設定的離婚門檻，比卡麥隆政府替英國脫歐設定的門檻來得高。」

試譯該文倒數第二段：「英國本來是不必辦脫歐公投的，但如果一定要決定是否留在歐盟，當局應該怎麼做？脫歐門檻無疑應該大大提高，例如脫歐意願必須經由相隔至少兩年的兩次公民投票確認，然後在下議院獲得至少60%的支持。如果在這種制度下，脫歐陣營仍然勝出，至少我們知道脫歐並非只是少數人一時的想法。」

我覺得 Rogoff言之有理，但問題是：門檻多高才適當？如果像他講的那麼高，是不是很容易製造出政治僵局，導致國家難以推動有益的重大變革？

英國脫歐公投至少有一點值得台灣思考，那便是台灣的公投門檻（公投案經「公民連署」、「立法院提案」或「總統交付」成立，投票率達50%以上，並獲得多數投票者支持），是否真的如不少人所講的太高了？此外，我們或許還應該思考的是：公投是處理重大決策的理想方式嗎？

另一篇文章是前香港總督彭定康所寫的 A British Tragedy in One Act，同樣明確表達反脫歐觀點，言之有物，但我就不詳談了。

彭定康提到邱吉爾的一句話，非常有趣：The trouble with committing political suicide is that you live to regret it.（政治自殺麻煩之處，是你將活下來並後悔不已。）

英國人將來會為公投脫歐後悔不已嗎？我想現在言之尚早吧。

令人心情沉重的劣譯

2015年9月15日

我之前寫過兩篇文章批評 Project Syndicate 的中文翻譯（第一篇；第二篇），本來是不打算再寫了。但今天看到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討論美國是否升息的這一篇（原文：Fed Up with the Fed；中譯版：受够了美联储），還是忍不住做了筆記。

老實說，這種譯文是不及格的，但是眼下國際媒體確實充斥著這種水準的譯文，中國媒體就更不用說了。大家或許見慣不怪，但我是譯者，看到這種劣譯氾濫成災，難免有點心情沉重。

以下是我覺得值得一談的問題譯文，問題最大的是最後兩段。

"Fed Up" movement members protesting at the Jackson Hole symposium last month.

1. At the end of every August, central bankers and financie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meet in Jackson Hole, Wyoming, for the US Federal Reserve’s economic symposium.

PS譯文：每年8月底，各国央行行长和金融家都会来到怀俄明州杰克森霍尔（Jackson Hole）参加美联储经济研讨会。

說明：Central bankers不一定是央行行長／總裁，宜譯為央行官員。Financiers不應不加思索地譯為「金融家」，我通常會視情況譯為「金融業者」或「金融業人士」。可參考〈Financier = 金融家？〉一文。

2. The group was not there so much to protest as to inform. They wanted the assembled policymakers to know that their decisions affect ordinary people, not just the financiers who are worried about what inflation does to the value of their bonds or what interest-rate hikes might do to their stock portfolios.

PS譯文：这群人在那里不是为了抗议，是为了通知。他们希望与会的决策者们知道他们的决定影响着普罗大众，而不只是担心通胀如何影响自己的债券的价值或升息如何影响自己的股票组合的金融家。

說明：第一句很odd，第二句後半句太長了。

試改譯：這群人到那裡的目的，與其說是抗議，不如說是宣揚一些訊息。他們希望與會的決策者知道，「你們的決策影響一般民眾」，而非只是影響金融業者；後者擔心通膨損害其債券資產的價值，也擔心升息可能打擊他們的股票投資組合。

3. According to a broader (and more appropriate) definition, which includes part-time employees seeking full-time jobs and marginally employed workers, the unemployment rate for the United States as a whole is 10.3%.

PS譯文：根据更加广义（也更加合适）的定义，即将寻找全职工作的兼职员工临时工也包括进来，那么美国的整体失业率为10.3%。

說明：有些譯者看到英文more + adj.（或直接用比較級形容詞，如smaller）就一律譯為「更xx」，但這種譯法往往不恰當。可參考〈信心比10年前更小〉一文。

試改譯：如果我們採用一個較廣義（也較恰當）的指標，納入希望找到全職工作的兼職勞工和勉強算是有工作的人，則美國的整體失業率目前是10.3%。

4. So far this year, real wages for non-supervisory workers fell by nearly 0.5%.

PS譯文：截至目前，今年非管理岗位工人的真实工资下降了近0.5%。

說明：Real wages一般會譯「實質工資」，而非「真實工資」。

5. If the Fed focuses excessively on inflation, it worsens inequality, which in turn worsens overall economic performance. Wages falter during recessions; if the Fed then raises interest rates every time there is a sign of wage growth, workers’ share will be ratcheted down – never recovering what was lost in the downturn.

PS譯文：如果美联储过度专注于通胀，就会恶化不平等性，从而反过来恶化总体经济表现。衰退时工资也会下降；如果美联储在此后每次出现工资增长苗头时就升息，那么工人的比重就会拉低——永远无法恢复在衰退中发生的损失。

說明：「恶化不平等性」和「恶化总体经济表现」都是相當怪的說法。Workers’ share直譯「工人的比重」則是不知所云。

試改譯：如果聯準會過度關注通膨，它將導致不平等程度惡化，進而打擊整體經濟表現。經濟衰退期間，薪資會倒退；如果聯準會每次看到薪資成長的跡象便升息，勞工在經濟產出中分到的比例將被壓低，永遠無法收復經濟衰退期間的損失。

6. The argument for raising interest rates focuses not on the wellbeing of workers, but that of the financiers. The worry is that in a low-interest-rate environment, investors’ irrational “search for yield” fuels financial-sector distortions. In a well-functioning economy, one would have expected the low cost of capital to be the basis of healthy growth. In the US, workers are being asked to sacrifice their livelihoods and wellbeing to protect well-heeled financiers from the consequences of their own recklessness.

PS譯文：升息观点所关注的不是工人的福利，而是金融家的福利。令人担忧的是，在低利率环境中，投资者不理性的“寻找收益率”会加剧金融部门扭曲。在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中，可以预期地资本成本成为健康增长的基础。在美国，工人正在被要求牺牲生活水平和福利保护腰缠万贯的金融家免遭因为他们自己的鲁莽所导致的后果。

說明：這一段各種翻譯問題都出現了，包括譯文意思不準確（「令人担忧的是」），寫錯字（「地资本成本」），句子過長（最後一句）和顯得突兀（「工人正在被要求……」）。

試改譯：目前主張升息的人，顯然是關注金融業者而非勞工的福祉。他們擔心在低利率環境下，投資人不理性地「追求收益」，會助長金融部門的各種扭曲情況。在運作良好的經濟體中，我們會期望低資本成本支持經濟健康成長。但是在眼下的美國，勞工被要求犧牲他們的生計和福祉，以便富有的金融業者可以不必承受他們自身魯莽行為的後果。

7. I often feel a great deal of sympathy for Fed officials, because they must make close calls in an environment of considerable uncertainty. But the call right now is not a close one. On the contrary, it is as close to a no-brainer as such decisions can be: Now is not the time to tighten credit and slow down the economy.

PS譯文：我常常对美联储官员深感同情，因为他们必须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规避风险。但现在他们没有在规避风险。相反，他们的决定接近于没脑子：现在可不是收紧信用、给经济降速的时候。

說明：這一段譯文出現嚴重的誤解，close call和no-brainer的意思都搞錯了，而且錯得離譜。

試改譯：我經常對聯準會官員深感同情，因為他們必須在情況相當不確定時，做出並非很有把握的決定。但是，眼下的情況並非那麼不確定，他們幾乎不用動腦就能做出正確的決定。現在根本不是收緊信貸、替經濟成長減速的時候。

Project Syndicate劣譯又一例

2015年9月1日

我不時批評中國譯者的譯筆。例如日前我便講過，目前國際媒體的中文版，基本上都是大陸人做給大陸人看：翻譯基本上是大陸人在做，詞彙和語法基本上是大陸那一套，文字當然是簡體；而我認為它們製造的中文內容越多，對中文的傷害越大。

講這些話可能令某些人覺得很不舒服，甚至認為我歧視中國譯者。事實不然，至少我知道，我的批評是有根據的。我當然也知道，中國譯界有厲害的高手，例如2012年榮獲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的黃金山，便是中國的中學老師。他曾多次得到台灣的翻譯獎，其翻譯功力大概是我無法企及的。

可惜像黃金山這樣的高手，在中國應該是鳳毛麟角。我看過太多譯筆拙劣的中國翻譯文章，而且我認為這背後有某種結構因素：中國眼下的白話文，水準確實普遍不好。李歐梵說他「很擔心中國的白話文會被帶到一個很糟糕的地步，讓我們下一代的孩子一開始學的就是糟糕的語言」，我認為他不必擔心，因為他擔心的事其實已經是事實。如果你看很多中國的翻譯文章，而且語感還沒有被中國劣譯同化，你會同意我的說法。

因為工作關係，我有時會看Project Syndicate（另一個國際媒體）的文章，發現它提供的中譯版顯然是中國譯者翻譯的，而且水準普遍差劣。之前我寫過一篇批評PS某篇譯稿的文章，剛剛看到另一篇譯稿，忍不住又要嘮叨幾句。

這篇翻譯自Stephen S. Roach文章的譯稿，在PS中譯稿當中估計算是中等水準，但我確實認為國際媒體大量提供這種譯稿，會顯著傷害中文。這一篇我不打算仔細評論，各位想了解這種譯稿的問題，請自己細閱。但我可以簡單舉例，說明這種譯稿最明顯的問題：譯筆機械，生搬硬套。

There are many moving parts in China’s daunting transition to what its leaders call a moderately well-off society. Tectonic shifts are occurring simultaneously on several fronts – the economy, financial markets, geopolitical strategy, and social policy.

在中国向其领导人所谓的中等富裕社会的艰巨转型中，有许多不断活动的部分。结构性变化在诸多前沿同时发生——经济、金融市场、地缘政治战略、社会政策等。

Under President Xi Jinping’s leadership, there is no lack of political will in today’s China. The challenge is to prioritize that will in a way that keeps China on the course of reform and rebalancing. Any backtracking on these fronts would lead China into the type of trap that Pei has long feared is inevitable.

在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并不缺少政治意愿。挑战在于在改革和再平衡的过程中重点发展这一意愿。这些前沿的任何倒退都会导致中国陷入裴敏欣长期担心中国难免会陷入的陷阱中。【Front一定要譯為「前沿」嗎？】

That may seem like marginal progress, but it is actually quite rapid relative to the normally glacial pace of structural change.

这看上去也是只是边际进步，但实际上相对于通常十分缓慢的结构变化速度已是相当迅速。【Marginal一定要譯為「邊際」嗎？】

差劣的譯文看多了，你會明白什麼叫「劣譯驅逐良譯」。中國白話文素質惡化，台灣、香港以至海外華人社會都難免受拖累。大家習慣了講拗口的翻譯體，結果便是你堅持用自己認為比較自然通順的中文，會有人跟你說：「這不是現在的習慣說法。」

天空有時很希臘，翻譯也是

2015年7月10日

譯評難為，因為付出與報酬往往不成比例。批評別人的譯筆很容易惹麻煩，結果耗費心力寫了評論可能得不償失，有時還會被抨擊是「愛現」，是藉由踩低別人抬高自己──尤其是在「以和為貴」的華人社會。

我在通訊社工作時，曾任培訓編輯，應上司要求辦一些workshop。我曾經拿同事的稿件來當評論的材料，也曾經拿台灣某專業財經報紙的社論當例子，結果有同事說：我批評同事的稿子，會令當事人不舒服，容易引起爭論，最好是把要批評的稿子改到別人看不出來是誰寫的。（要改到這樣，同時要保留可以批評的地方，而且要避免因為刻意的修改而引人分心，有那麼容易嗎？而且大家就稿論稿，不作人身攻擊，有必要刻意去掩飾資料來源嗎？專業的工作場所，要做到那麼低能嗎？）而我拿報紙的社論來批評，這位同事又有高見：別人的問題關我們什麼事，為什麼要去批評？（大家都做財經新聞，別人的稿子有問題，我們真的沒有可借鑑之處嗎？）

「以和為貴」的人往往搞不清楚一件事：謾罵容易批評難，有水準的批評難能可貴，歡迎都來不及。廣義而言，批評不限於批判缺點或謬誤，而是全面的分析和評價，當然也包括稱讚精采之處。人性使然，大家喜歡得到表揚而非被指正缺點，但缺點遭人指正其實對進步大有好處，為求表面和諧而貶低尖銳但中肯的批評，未免幼稚。

我曾提過我譯Project Syndicate（PS）文章的事，說若不是PS提供的中譯版台灣的雜誌無法接受，我就少了一份好差事，沒有機會譯這些我覺得不錯的文章。最近剛好看到羅格夫（Kenneth Rogoff）分析希臘改革困難的文章Why the Greek Bailout Failed，可以拿來當例子分析，供有興趣了解PS翻譯品質的讀者參考。（原文連結；中譯版連結）

這篇譯文除了多處的明確誤譯外，沒有譯錯的段落，我讀起來也覺得相當不舒服，但或許現在愈來愈多人很習慣這樣的譯文，不覺得有什麼問題，甚至認為譯得很好。我則認為好翻譯不是這樣的：不是把英文轉換成表面正確的中文，就是忠實準確的翻譯。好譯文必須是正常人讀完不難掌握原文的意思，而且譯文本身要夠通順（假定原文是通順的）。

這篇稿子的翻譯，在PS的譯文中，大概屬中等水準，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國際媒體的中文翻譯水準，多數也與此類似。以下是具體分析。

原文第一段：As the Greek crisis evolves,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at a successful structural-adjustment program requires strong country ownership. Even if negotiators overcome the most recent sticking points,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trust in their implementation if the Greek people remain unconvinced. That has certainly been the experience so far. And without structural reform, there is little chance that the Greek economy will see sustained stability and growth – not least because official lenders are unwilling to continue extending an unreformed Greece significantly more money than it is asked to pay. (This has been the case through most of the crisis, even if one would never know it from the world press coverage.)

PS中譯：隨著希臘危機的演進，一個很重要的要點是明白成功的結構調整方案需要強大的國家所有權（ownership）。即使談判者克服了最近的癥結，如果說服不了希臘人民，也很難信任調整方案的實施。顯然，目前的經驗就是如此。而如果沒有結構改革，希臘經濟就無從實現持續穩定和增長——官方貸款人不願給予不實施改革的希臘遠遠多於要求它償還的資金。（大部分危機都是如此，儘管也許無法從全球媒體報道中瞭解這一點。）

我的翻譯：在希臘危機逐步演變之際，我們有必要認清一件事：結構調整方案若要成功，當事國必須有力地承擔起改革責任。即使談判代表克服了最新癥結，如果希臘人仍然不確信改革是必要的，我們將很難相信改革可以成功。希臘的情況迄今無疑是這樣。而如果不推動結構改革，希臘經濟達致持續穩定和成長的希望十分渺茫，尤其是因為官方放款人不願意在希臘不改革的情況下，繼續提供顯著超過希臘償債所需的貸款。（希臘危機爆發以來，官方放款人基本上一直為希臘提供顯著超過該國償債所需的貸款，雖然你根本無法從世界各地的媒體報導中得知這件事。）

評論：原譯有兩大錯處。第一，此處的ownership不是所有權的意思，而是指承擔責任。這意思很多字典沒有收錄，但也不難查到，例如Macmillan線上字典便可以查到：FORMAL an attitude of accepting responsibility for something and taking control of how it develops。此處或許應該再強調一次：任何字詞如何理解，都要看文章脈絡，不要拿字典查不到那意思來當理由。翻譯不是會查字典就能做，何況很多人根本不是真正懂得查字典。

第二個錯誤在最後一句，原文的意思有點隱諱，雖然the case無疑是指to continue extending an unreformed Greece significantly more money than it is asked to pay。有趣的是，這篇文章其實有初版，第一段寫法有不同，看完初版便更加確定意思是什麼：In fact, lenders have long been giving Greece significantly more money than it has been asked to pay, though one might never know it from global press coverage.

原文第三段：The best structural-adjustment programs are those in which the debtor country’s government proposes the policy changes, and the IMF helps design a bespoke program and provides the political cover for its implementation. Imposing them from the outside is simply not an effective option.

PS中譯：最好的結構調整計劃應該讓債務國政府實施政策變化，並由IMF幫助設計定制方案和提供實施方案的政治掩護。從外部實施這些政策絕非有效方法。

我的翻譯：最好的結構調整方案是這樣的：債務國政府提出政策改革建議，IMF幫助該國量身設計一個改革方案，然後為方案之執行提供政治掩護。改革方案由外部勢力強加在債務國身上，根本不是有效的做法。

評論：原譯第一句意思錯了，第二句含混到對讀者沒有幫助，反而令人疑惑。

原文最後一段：The vast majority of Greeks want to stay in the EU. In an ideal world, offering financial aid in exchange for reforms might help those in the country who want to shape it into a modern European state. But given the difficulty Greece has had so far in making the necessary changes to reach that goal, it might be time to reconsider this approach to the crisis completely. In place of a program providing the country with further loans, it might make more sense to provide outright humanitarian aid – regardless of whether Greece remains fully within the eurozone.

PS中譯：絕大多數希臘人都希望留在歐盟。在理想情形中，以改革為交換提供金融援助也許有助於那些希望轉變為現代歐洲邦國的國家。但考慮到希臘目前在做出必要改變從而實現這一目標方面所遇到的困難，也許應該徹底重新思考這一危機解決方案。對於向一國提供更多貸款的方案，也許最好的辦法是提供直接人道援助——不管希臘是否完全留在歐元區。

我的翻譯：絕大多數希臘人希望留在歐盟。在理想的情況下，提供資金援助以交換結構改革，或許可以幫助那些希望把希臘塑造成現代歐洲國家的希臘人。但是，考慮到希臘迄今在推動必要改革方面遇到的種種困難，我們或許是時候徹底檢討這種危機應對方式。與其為希臘提供更多貸款，乾脆提供人道援助可能比較明智──無論希臘是否完全留在歐元區。

評論：原譯第一句和最後一句都有明確的錯誤。

天空有時很希臘，翻譯也是。

Project Syndicate

2015年2月10日

2013年10月某天，我在公園散步，接到當時任職《財訊》雙週刊的楊森先生來電，問我是否願意幫《財訊》譯Project Syndicate（PS）的文章。他說《財訊》選的是Joseph E. Stiglitz、Kenneth Rogoff、Stephen S. Roach和Mohamed A. El-Erian這四人的文章，而PS雖然有提供中文版，但不能用，必須找人另譯。

我當然一口答應了。這四人都是「名筆」，而且他們替PS寫的文章，我通常可以輕鬆譯完。

剛開始時，我會在網路上找出文章的中文版，邊譯邊參考，但很快發現，PS的中譯版實在沒有多少地方值得參考，我這樣做反而拖慢了自己的速度。於是我後來基本上是埋頭自譯，不去看PS的中文版。

後來楊森先生離開了《財訊》，換成副總主筆郭庭昱寄文章給我翻譯。郭小姐（我一開始以為是先生）通常會將PS的中文版一併寄給我，我譯到一些稍感棘手之處，便打開來看看。結論還是一樣：沒有多少值得參考的地方。

我收到的PS中文版都是簡體字，估計應該是找中國譯者翻譯的。或許應該感謝他們：若不是他們譯出來的版本台灣的雜誌無法接受，我就少了一份好差事，沒有機會譯這些我覺得不錯的文章。

所得、財富與機會的三重不平等

2014年11月13日

這篇是上月底幫《財訊》譯的Project Syndicate專欄文章（已出刊）， 講不平等問題，說得比較籠統，但也有可看之處。

所得、財富與機會的三重不平等（The Inequality Trifecta）

穆罕默德．伊爾艾朗（Mohamed A. El-Erian）   閱讀原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最近結束的年會出現了不少脫節現象。當中最突出的是與會者討論不平等現象的興趣顯著有別，以及各國政府持續未能提出處理不平等問題的正式行動計劃。這是政策想像方面的重大失敗，是必須緊急處理的大問題。

人們對不平等問題興趣大增大有道理。雖然各國之間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減輕，但無論是先進或開發中國家，一國之內的不平等問題是惡化了。這種趨勢受長期和結構問題驅動，包括科技進步的性質變化，「贏家通吃」的投資設計興起，以及袒護富裕階層的政治體制，而週期因素也加劇了這種趨勢。

在已開發國家，問題的根源在於空前嚴重的政治分化；這問題已阻礙政府執行全面的政策，使得各國中央銀行承受過重的政策負擔。雖然貨幣政策當局比其他決策機構享有更多政治自主權，它們欠缺有效處理國家難題的必要工具。

在正常時期，財政政策會支持貨幣政策，包括發揮再分配功能。但眼下並非正常時期。政治僵局使得政府無法以適當的財政政策回應國家難題──二○○八年之後，美國國會有五年未能通過年度財政預算，而通過年度預算是負責任的經濟管治的基本要求；在此情況下，各國央行被迫以人為手段支撐經濟。央行仰賴接近零的利率和非傳統措施如量化寬鬆，以求刺激經濟和就業成長。

這種政策除了不完整外，無疑也偏袒富裕階層，因為他們掌控的金融資產多得不成比例。在此同時，企業在節稅努力上日益進取，它們的手段包括所謂的「稅負倒置」（tax inversion），也就是將公司總部遷往低稅國家。

結果多數國家面對所得、財富和機會三重不平等的問題。這三種不平等若不受抑制，會互相加強，產生深遠的後果。事實上，在這三重不平等的道德、社會與政治涵義之外，還有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不平等不再鼓勵人們努力工作和力求創新，反而開始損害經濟活力、投資、就業和繁榮。

因為富裕家庭的支出佔其所得與財富的比例較小，不平等問題惡化將壓低消費總額，進而妨礙已受總合需求不足困擾的經濟體復甦。眼下的嚴重不平等也阻礙提高生產力的必要結構改革，同時妨礙各界解決殘餘的過度負債問題。

這是損害社會凝聚力、政治效能、當前經濟成長和未來經濟潛力的危險現象。這就是為什麼儘管人們比以前更關注不平等問題，IMF與世界銀行的年會（與會者包括數以千計的政策制定者、民間人士、記者，而且期間召開了研討會探討先進與開發中國家的不平等問題）還是未能對各國的政策議程產生顯著影響，會如此令人失望。

政策制定者看來確信目前不是提出有意義的方案，處理所得、財富和機會不平等問題的合適時間。但是等待只會令問題變得更難解決。

事實上，我們可以、也應當採取一些措施阻止不平等惡化。例如，在美國，持久的政治決心將有助堵塞遺產規劃和繼承，以及家庭與企業稅務方面的巨大漏洞；這些漏洞帶給富裕階層不成比例的好處。

以優惠稅率對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的「附帶收益」（carried interest）課稅的做法已經過時，也有改革的空間。民眾自置房屋的徵稅和補助方式可以更進一步改革，尤其是針對高價房產。此外，已經有人提出有力的理據支持提高最低工資。

沒錯，這些措施只能稍微減輕不平等，儘管這是重要和引人矚目的進步。為了加深這些措施的作用，我們需要更全面的總體經濟政策，需要明確地以重振和重新設計結構改革、提振總合需求和解決負債過重問題為目標。這種做法將可減輕各國央行目前肩負的巨大政策負擔。

全球對不平等問題的更大關注，是時候轉化為一致行動了。有些措施將直接針對不平等問題，有些將消除助長不平等的力量。整體而言，它們將產生巨大作用，幫助解決損害當前與未來世代的經濟與社會福祉的一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