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的義務

2019年12月24日

《抵抗的義務》（A Duty to Resist）今天（12月24日）出版，我覺得有必要寫點東西。全面介紹這本書對我來說太費勁，我強烈建議大家閱讀兩篇有料之作：賴天恆先生發表於立場新聞哲學版的〈從守法的義務到違法抗爭的適切性〉，以及郭柏年先生發表於《明報》「星期日生活」的〈武力抗爭也是義務？〉。

我想提醒對這本書有興趣的人，本書作者是哲學家，雖然本書內容在哲學人眼中是淺易的（也就是適合一般人閱讀），但它是嚴肅的學術著作，閱讀起來需要相當的耐性。不過，本書討論的問題無疑是重要的，內容很有意義，非常值得關心抵抗暴政這件事的人閱讀。

中譯本內書封

 

本書譯者作為香港人，在香港人奮起抵抗暴政的這個夏天翻譯這本書，不時必須努力平復因為目睹暴政惡行而生起的憤怒，勉強維持工作效率。雖然這本書完全沒提到香港，但它探討的問題無疑與眼下的香港人密切相關。但我必須老實說，嚴格而言，本書大部分的討論其實不算與香港特別有關，因為作者關注的主要是政府權力基本正當的民主國家中的抗命問題，而人所共知，香港既沒有民主，政府的權力也欠缺基本的正當性。針對政府權力不正當的國家，作者在本書前言就已指出：

//理論家基本上不怎麼處理在未達到近乎公正程度（也就是未能通過正當性檢驗）的社會裡，公民可以做什麼和應該做什麼的問題，因為他們一般認為在不正當的國家裡，抗命並非特別有問題，不需要特別辯護。因此，問題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對政治正當性的判斷：如果國家是正當的，國民應該遵守法律，有時可以文明地抗命。如果國家是不正當的，國民不欠國家什麼（也就是完全沒有「政治義務」），而且並非只能文明地抗命──他們大可訴諸基進的反抗方式，包括在極端情況下發起革命。//

面對暴政的壓迫，抵抗無疑是正當的義舉，但如果我們將抵抗不義視為一種義務，難免會使人覺得沉重，而且許多人將因為無法履行這種義務而感到愧疚不安。對此作者在本書前言中寫道：

//我捍衛抵抗不義的義務（a duty to resist injustice），視其為公民政治義務（political obligations）的一個核心部分。我們說某件事是義務，是指它是必須履行的：履行義務是一種道德要求。或許會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我們應該做什麼受限於我們的能力──如哲學家喜歡說的：「應該意味著有能力」（ought implies can）。抵抗不義可能涉及巨大的犧牲，以致我們不能合理地期望多數人作出這種犧牲：自由乘客遭受白人至上主義暴民毒打；拍攝自己駕車影片的夏立夫（Manal al-Sharif）因為違反沙烏地阿拉伯的法律，被捕並入獄。如果抵抗的代價太高昂，抵抗就不能是一種道德要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欽佩抵抗者的勇氣和犧牲──因為他們所做的遠遠超出他們的義務。

因此，澄清我在本書中捍衛的抵抗義務的性質，是很重要的。這義務並無法律效力，雖然我們可以在社會上制裁違背這義務的人，例如譴責他們。一如其他義務，抵抗義務是可作廢的，也就是它可能與反向的因素產生衝突，而且被壓倒。這是一種普遍但不完全的義務，也就是我們可以酌情決定何時及如何履行這義務。它不要求英雄式自我犧牲，雖然它不容許完全無所作為（如果完全無所作為等同支持不義現狀的話）。個人在特定情況下應該怎麼做，因此取決於當時的具體情況──尤其是不義的性質，以及當事人相對於那種不義處於什麼位置。但是，我們欽佩勇敢的抵抗者並不意味著抵抗只能是超乎義務的；也就是說，並非只有我們覺得自己不可能企及的道德聖人才可以從事抵抗。我們欽佩勇敢的抵抗者，意味著抵抗不義是困難的，而我們許多人未能履行我們的基本政治義務。//

半年多以來，目睹香港民眾前赴後繼對抗暴政，尤其是年輕人英勇無畏的表現，我只能說 I am deeply humbled。香港尚未徹底沉淪，全賴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的抗暴義士。謹以這本譯作向這些同胞手足致敬。

#五大訴求

#缺一不可

#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

很硬很費解

2018年4月19日

前陣子有譯者說，他在台灣時間的半夜邊譯邊詛咒作者，所以人在美國的作者白天應該常常打噴嚏。

我看到後會心一笑，想起一年前自己一段難熬的日子。

當時有人跟我說：「你以後不要接這麼難的書了。」

我答道：「我會看著辦。在譯的是我，我自己最知道該不該接。其實我接這本也沒有後悔，因為雖然譯得辛苦，也挺開眼界的。」

話是這麼說，但譯到該書最難的一章時，我心裡其實頗感後悔。哎，要開眼界，其實不必接譯這種書。像下面這種文字，看得似懂非懂，譯起來更是頭痛萬分，譯完也沒有什麼滿足感，只是惶惶而已。

Haraway, in an insightful essay on ‘Teddy Bear patriarchy’ in the New York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points out how ‘decadence – the threat of the city, civilisation, machine – was stayed in the politics of eugenics and the art of taxidermy. The Museum fulfilled its scientific purpose of conservation, preservation, and production of permanence in the midst of an urban world that even at the turn of this century seemed to be on the border of chaos and collapse.’ It opposed to this world of troubled sociality a visual technology of exhibits deployed in part as a means to communicate to the outside world a sense of the true organicism of the natural order (founded on hierarchy, patriarchy, class and family) which ought to be the foundation of stability for any social order. In so doing, it explicitly used and continues to use primatology as a means to produce or promote race, class and gender relations of a certain sort.

以下這段來自另一章，同樣是我很不想譯的那種文字。對我來說太抽象了。我想大部分人都讀不懂。

In most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culture and society are expressed in an habitual past tense. The strongest barrier to the recognition of human cultural activity is this immediate and regular conversion of experience into finished products. What is defensible as a procedure in conscious history, where on certain assumptions many actions can be definitively taken as having ended, is habitually projected, not only into the always moving substance of the past, but into contemporary life, in which relationships, institutions and formations in which we are still actively involved are converted, by this procedural mode, into formed wholes rather than forming and formative processes. Analysis is then centred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produced institutions, formations, and experiences, so that now, as in that produced past, only the fixed explicit forms exist, and living presence is always, by definition, receding.

有時原文就是這麼難讀難懂，但看不懂譯文的人往往直接認為是譯者有問題（雖然有時確實也是譯者沒譯好）。

這是另一段我不想譯的那種文字，同樣有點抽象，但已經相對好一點：

It is largely because of their ambiguities that mere words are capable of independent action as forces in history. A term, a phrase, a formula, which gains currency or acceptance because one of its meanings, or of the thoughts which it suggests, is congenial to the prevalent beliefs, the standards of value. The tastes of a certain age may help to alter beliefs, standards of value, and tastes, because other meanings or suggested implications, not clearly distinguished by those who employ it, gradually become the dominant elements of signification. The word ‘nature,’ it need hardly be said, is the most extraordinary example of this.

這就是為什麼我以前說過：「譯過艱澀著作的譯者，多少能明白為什麼有些翻譯文字很難讀，因為原文本身就很難讀，所以譯者即使已經盡可能避免硬譯直譯，也難以交出淺顯易讀的譯文。翻譯確實有其極限，譯者只能盡力而為。」

舉這些例子，也是希望說明一件事：讀者看不懂譯文，或覺得譯文很硬，有時不是譯者的問題，而是原文本身就是那麼硬、那麼難理解。

【這三段文字的譯文，付印的版本都有修改過，所以跟我交稿的版本略有不同。譯文就恕不在此提供了。】

新書面世：大衛．哈維精選文集

2018年1月28日

書名：挑戰資本主義：大衛．哈維精選文集

原文書名：The Ways of The World

作者：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8年1月30日

目錄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地理學中革命性的與反革命的理論及貧民區形成之問題

第二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地理──馬克思理論的重構

第三章 資本主義下的都市過程──一個分析框架

第四章 紀念碑與神話──建造巴黎聖心堂

第五章 時空壓縮與後現代狀況

第六章 從管理主義到企業主義──晚期資本主義都市治理的轉變

第七章 環境的本質──社會與環境變遷的辯證

第八章 戰鬥性地方主義與全球雄心

第九章 「新」帝國主義──掠奪式積累

第十章 金融危機的城市根源──為反資本主義鬥爭重奪城市

第十一章 資本的演化

大衛．哈維這本精選文集終於要出版了。這本書我去年交稿時如釋重負，以下是當時的筆記：

//終於譯完。

用了三個多月，譯文共二十四萬三千多字。

上次譯完《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覺得是我譯書七年多最難的一本。現在譯完這本，最難的變成這本了。【這張專輯，11首單曲，只有第三首和最後三首較為平易近人，其他的都相當棘手，第七首譯得我快吐血。】

我以後還是盡可能譯寫給大眾看的書就好了。//

自從譯了哈維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之後，我多了機會接譯相關著作。此事於我有喜有憂：喜是有機會譯一些有意思、有深度的著作，憂是個人學力有限，譯起來其實相當辛苦。例如這本The Ways of The World，我就譯得戰戰兢兢，並不享受。

我之前說：「看到有人說翻譯大衛哈維的書，每個中文字應該要給5元台幣，我也希望是這樣，但光靠市場機制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其實連1元都沒有啊。（不過如果真有一字5元的行情，應該也輪不到我譯吧？畢竟台灣人才濟濟。）」這話是認真的：台灣確實人才濟濟，而如果翻譯那麼好賺，這本書我大概連試譯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偶然的機緣，這本書交給了我翻譯。學術文章最好應該是找翻譯能力一流的學界中人翻譯，其次是由職業譯者翻譯，必要時由相關領域的學界中人審訂。有些學術文章艱深晦澀，讀懂就已不易，翻譯當然更難，當中滋味難與外人道，細述起來容易變得瑣碎嘮叨，有時也難免予人炫耀之感（「你看我處理了多麼刁鑽的問題！」）。

所以我不打算說太多，但《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譯後記中的這段話，我還是想重提：「翻譯這本書，令我多少明白為什麼有些翻譯文字很難讀：因為原文本身就很難讀，所以譯者即使已經盡可能避免硬譯直譯，也難以交出淺顯易讀的譯文。翻譯確實有其極限，譯者只能盡力而為。」

這一段也完全可以照錄：「我已經盡了力，希望讀者至少能讀得通。至於讀者是否滿意，那已經不是我能控制的事了。相信一定有人可以譯得更好，但現實世界豈能盡如人意。」

最後要感謝時報出版的湯先生給我機會譯這本書。

新書面世：基本收入

書名：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

原文書名：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作者：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楊尼克．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13日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為了追求真正的自由而非只是形式上的自由，是為了所有人都自由而非只有少數人自由。

本書不是某個黨派的宣傳材料，它基本上是全面和批判性地綜合此一主題正迅速增加的跨學科多語文獻。

序

錢在手裡可以換取自由，但如果必須非常費勁才能得到，錢是奴役人的工具。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懺悔錄》，1778年

為了令世人對社會和世界的前途恢復信心與希望，勇敢的思想家必須顛覆許多方面的傳統觀念。整個社會必須擺脫某些偏見，學會欣然接受一些基進的（radical）觀念。這種基進觀念中有一個相當簡單但至關緊要，那就是無條件基本收入：所有人定期獲得一筆完全個人的現金收入，不必通過經濟狀況審查，也沒有必須工作的要求。

這構想並不新鮮。自18世紀末以來，許多能大膽設想的人曾想到這主意。不過，現在因為不平等程度愈來愈嚴重、世界經歷新一波的自動化浪潮，加上人們更敏銳地意識到經濟成長的生態極限，無條件基本收入在世界各地受到空前熱烈的關注。任何人若深入研究已開發福利國家的體制前景，或是研究如何替相對落後的國家設計基本經濟保障制度，都無法避開該構想。如果你希望未來的世界是個自由的世界（真正的自由而非只是形式上的自由，所有人都自由而非只有幸福的少數人自由），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構想至少應該能夠激起你的興趣，更可能令你興奮不已。

本書第一章提出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核心理由，說明它如何處理貧窮、失業、厭惡性工作和瘋狂成長的問題，以及為什麼它可說是提供了一種獲得自由的工具，是可持續的解放型制度框架必要的一部分。第二章討論若干可代替基本收入的構想；覺得基本收入概念很有吸引力的人（包括我們）往往覺得這些替代方案有可取之處，而我們將說明為什麼基本收入是更好的方案。第三章概括敘述兩種行之有年的社會保障方式（公共援助和社會保險）自16世紀以來在學術和制度上的際遇。第四章回到根本不同的第三種社會保障方式，也就是基本收入，追溯該構想自18世紀末以來迷人的歷史。第五章先提出反對基本收入的道德理由，然後說明我們認為可以有力支持該構想的基本道德理由（第一章僅略為提到），並討論若干其他辯解方式。第六章提出我們是否負擔得起可觀基本收入的問題，然後討論已經有人提出的許多財源安排。在此背景下，第七章檢視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社會勢力對實行基本收入制度的態度，並探索避免該制度引起反彈的方法，藉此評估該構想的政治前景。最後，第八章討論基本收入方案在全球化的脈絡中面臨的具體挑戰。整本書主要討論在富裕社會實施基本收入制度的問題，但在許多地方也討論該構想對相對落後國家愈來愈大的意義。

在細察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構想後，我們可以選擇支持它或抵制它。本書說明為什麼我們認為應該支持它。但本書不是某個黨派的宣傳材料。它基本上是全面和批判性地綜合此一主題正迅速增加的跨學科多語文獻。因此，我們希望本書能提供許多可靠的資料和富啟發性的見解，對支持或反對基本收入的人都有用，有助糾正正反雙方常見的事實錯誤和概念混淆。本書也致力正面處理最重要的反對論點，它們否定基本收入的可取性和可行性。迴避這些反對理由或許有助支持者在公開辯論中勝出，但無法確保這個公正的方案能取得持久的勝利（事實上剛好相反）。沒錯，我們有可能建立一個比較美好的世界，但為此我們必須發揮我們的想像力並熱情投入。除此之外，知性上誠實的討論，不迴避令人尷尬的事實和難題，同樣不可或缺。這正是本書希望讀者能投入的集體努力。

基本收入並非只是一種或許有助舒緩迫切問題的聰明措施。它是自由社會的關鍵支柱之一；在這種社會裡，工作和非工作活動產生的真正自由將大增，而且分配將是公平的。它是取代舊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基進方案的必要元素，是實際可行的烏托邦的必要元素；這種烏托邦可以提供的，遠非只是保衛以往的成就或抵制全球市場的命令。我們需要一種能將威脅轉化為機會、認命轉化為決心、痛苦轉化為希望的願景，而無條件基本收入正是這種願景至為重要的一部分。

平等與公平

2016年12月19日

如果你認真看完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Bloom這篇〈人們真正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公平〉，應該明白「平等」與「公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平等未必公平，不平等未必不公平。不平等的英文是inequality，不公平則是unfairness或inequity。平等與否通常不難分辨，例如所得分配的平等程度，常用的指標是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係數為0代表所有人的所得相同，係數為1代表全部所得落入一個人的口袋。維基百科的資料顯示，美國2013年吉尼係數為0.408，台灣2014年為0.336，香港2011年為0.537，瑞典2015年為0.254（香港是所得分配非常不平等的地方，瑞典在全球而言算相當平等）。也就是說，分配有多平等，基本上是統計可以解答的問題，但分配公平與否則複雜得多，涉及價值與道德判斷。

經濟學家談inequality，雖然也可能會講到公平問題，但主要是在談財富與所得分配的不平等，而非不公平。

Inequality這議題，近年在國際上很熱門，相關著作也不少，最著名的可能是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的《扭轉貧富不均》（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數年前這本The Price of Inequality，也是議論這問題的力作。

Inequality一詞，社會學界的通用譯法是「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便譯為「社會不平等」，這在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學術名詞資訊網」可以查到。史迪格里茲那本書，中國簡體中譯本書名為《不平等的代價》，台灣中譯本書名卻是《不公平的代價》。嚴格來說，以「不公平」譯inequality是錯的。如果出版社認為不平等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公平，希望在書名突出不公平問題，可以說是有一點道理；但如果出版社認為史迪格里茲寫inequality時就是在講不公平，那是肯定不對的。史迪格里茲是頭腦清楚、文筆清晰的經濟學家和作家，他用inequality一詞時就是在講「不平等」，你硬要譯為「不公平」，即使在某些情況下只看譯文講得通，其實也已經是扭曲了他的論述，因為兩者根本就是不同的概念。這對讀者是不負責任的，因為錯誤的翻譯會誤導讀者，或令讀者難以理解譯文。（必須說明一件事：讀者看到inequality被譯為「不公平」，未必是譯者的問題，可能是被人改成那樣的。）

因為The Price of Inequality這本書頗受重視，中文文章提到這本書時，往往使用台灣中譯本書名《不公平的代價》，這就衍生一個副作用：有些人以為inequality就是「不公平」。這當然是錯的。日後我們提到The Price of Inequality這本書，或許應該以《不平等的代價》為中文書名。

Inequality不能譯為「不公平」，不信你把Paul Bloom那篇文章中的「不平等」都改為「不公平」，看看文章還能不能讀。

平等與公平的概念，以下圖片解釋得相當好。

人們真正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公平

作者：Paul Bloom

出處：The Atlantic，2015年10月22日

原文：People Don't Actually Want Equality. They want fairness.

 

桑德斯（Bernie Sanders）總是在談經濟不平等的問題，而且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你不必是社會主義者，也會擔心美國貧富之間的鴻溝。政治光譜上位置不一的許多美國人都表示，他們對經濟不平等現象深感不安；許多人表示，他們支持可以促成所得與財富較平等分配的變革。

但哲學家Harry Frankfurt在他剛出版的著作On Inequality中指出，經濟平等本身並無價值。這說法既是道德判斷，也是心理判斷：Frankfurt暗示，如果人們花時間深思，將會明白自己真正在意的並非不平等。

經濟不平等現象有一些不公平的起因，人們看到時可能會感到不安。這是完全合理的反應，因為我們的所得與財富頗大程度上取決於與出身有關的偶然因素，包括父母有多富有、個人的性別和膚色等等。我們也擔心經濟不平等的潛在後果──我們可能認為這會腐蝕民主、增加犯罪，或損害我們的整體幸福。最重要的是，我們擔心貧窮問題──不是擔心有些人比較窮，而是擔心「窮人實在太窮」。

但Frankfurt認為，真正令我們不安的並非不平等本身。他指出，幾乎沒有人會為極富有與非常富有的人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感到不安，即使這種不平等無論在絕對值還是比例上，都很可能超過小康之家與窮人家之間的不平等。他表示，人人赤貧的世界是絕對平等的世界，但幾乎沒有人會喜歡那樣的世界多過我們現在的世界。因此，我們真正重視的不可能是「平等」。

Frankfurt的若干論證相當技術性，但我們不難想像在某些情況下，錯誤地一心追求平等會令世界變得更糟。我特別喜歡的一個例子來自搞笑藝人Louis C.K.，他說他五歲的女兒有次弄壞了一件玩具，結果要求他把她姐姐的一件玩具也弄壞，好讓大家平等。「我照她說的做了。我覺得很難過，但我看到她臉上露出賊笑。」

Frankfurt說人們並不認為經濟平等本身有價值，他真的說對了嗎？很多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靈長類動物學家Frans de Waal筆下這句話概括了許多人的觀點：「羅賓漢是對的。人類最深切的願望是共分財富。」

研究者找到一些支持de Waal觀點的證據：如果你叫一些小孩分東西給陌生人，他們強烈傾向平分，即使在極端情況下也是這樣。心理學家Alex Shaw和Kristina Olson告訴一群六至八歲的小孩，Dan和Mark這兩名男孩打掃了自己的房間，現在要以橡皮擦獎勵他們──但因為共有五塊橡皮擦，所以不可能平分。那些小孩幾乎都向實驗主持人表示，應該丟掉第五塊橡皮擦，以便能平均分配獎品。即使他們可以多給Dan或Mark一塊橡皮擦而另一人不會知道，他們也主張必須平分；因此，他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擔心有人會憤怒或妒忌。

這種情況看來像是反映實驗參與者強烈渴望平等，但其實更可能反映他們渴望公平。他們認為Dan和Mark應該得到相同的獎勵，只是因為兩人做了同樣的事。因此，當Shaw和Olson告訴那些小孩「Dan做的事多過Mark」之後，他們很樂於給Dan三塊橡皮擦、給Mark兩塊。換句話說，他們可以接受不平等，只要不平等是公平的。

我在耶魯大學參與的研究（主持人為當時的研究生Mark Sheskin）顯示，幼兒其實有一種反平等傾向：相對於完全平均分配的情況，他們更喜歡自己可以佔得優勢的分配方式。例如相對於每人可以得到兩份東西，他們寧願自己得一份，其他人則完全沒有。

此一表現與其他心理學家的發現非常一致，也符合許多家長觀察到的情況：分配糖果之類的好東西時，孩子如果分得較少，往往會激烈地吵鬧，但如果自己分得較多，則會很滿意。其他靈長類動物也有類似的表現。例如猴子喜歡黃瓜，得到黃瓜時通常會很高興，但如果牠們看到另一隻猴子得到葡萄（猴子更愛葡萄）而自己卻只能分到黃瓜，牠們會非常憤怒。分到葡萄的猴子則很樂於佔得便宜。

支持人類天生喜歡平等的另一種論點，源自針對小團體的觀察，因為小團體看來確實非常重視平等。在小團體中，財物大致上平均分配，弱者得到照顧，領袖的權力相當有限。情況很像是「佔領華爾街」的團體。

我們很容易認為小團體的表現反映人類天生偏好平等待遇，但曾廣泛研究小團體的人類學家Christopher Boehm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這種平等主義結構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沒有人希望被壓榨勒索。在這種社群中，個體之所以大致平等，是因為人人皆努力確保沒有人能獲得太多權力，以免自己遭宰制。如我在我的上一本書Just Babies中談到，這種團體中有一種無形的平等主義在發揮作用。Boehm寫道：「那些原本必須服從他人的個體夠聰明，懂得聯合起來，形成大型政治聯盟。……因為聯合起來的『部屬』持續把他們當中有主見的領袖型人物打壓下去，平等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怪異的政治等級制度：弱者聯手，積極宰制強者。」

這種分析有助我們解釋為何現今的世界存在如此巨大的權力差異：在現在這種世界裡，弱者要聯合起來宰制強者，難度大得多。如Boehm指出，在一個小社群中，如果有人想成為獨裁者，他會被所有其他人漠視或嘲笑；如果他還搞不清楚狀況，他可能會被痛毆、逐出社群或殺死。但是，在一個成員數以百萬計的社會裡，要這樣對付掌權者會困難得多，因為互動不再是面對面的，而且掌權者有槍有砲還有勞改營。

我們從針對兒童和小團體的研究中看到的，是人類很早便渴望公平，而且特別強烈渴望自己在資源分配中不吃虧。但我們完全找不到人類天生重視平等、認為平等本身有價值的證據。

行為經濟學家Michael Norton和Dan Ariely數年前研究過美國人對財富分配的看法，發現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有多不平等有極大的誤解：他們以為美國底層40%的人占有全國9%的財富，頂層20%的人則占有59%，但正確的數字分別是0.3%和84%。

Norton和Ariely也發現，被問到怎樣的財富分配才算理想時，美國人無論支持哪個政黨，全都認為理想的財富分配應該遠比美國的實際情況（或他們以為的情況）來得平等。Ariely在刊於《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絕大多數美國人偏好一種比瑞典現今情況更平等的財富分配，而瑞典的分配情況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被說成是極左──自由派認為那是一種理想的社會，保守派則把它貶為政府管太多的社會主義保姆國家。」

這些發現很重要，但Frankfurt的分析促使我們思索它們的真正意義。Ariely強調美國人渴望一個遠比現況平等的社會，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實際上並不想要平等。Ariely的研究發現，在被要求創造一個完美的社會時，受訪者選擇的社會是頂層五分之一的人擁有的財富，比底層五分之一的人多三倍。這發現當然未能解答所有問題，但它應促使我們認真思考Frankfurt對人類真正想要什麼的質疑，以及他的以下憂慮：我們太關注相對差異，對公平與否和窮人的苦難卻不夠關心。

（Paul Bloom為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

相關文章： 平等與公平

書摘：從華航罷工談到科技、工作與異化

2016年6月29日

《秘密讀者》編輯委員印卡發表於端傳媒的〈華航罷工的地理學想像〉，提到大衞．哈維（David Harvey）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哈維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十七章「生活的異化」，關於工作時數與技術關係的討論，在這個當下相當適合閱讀。為何科技越發達，工作越吃重？在書中提到，機器人的發展反而威脅勞動者的工作權，是一個例子。在華航罷工事件中，一班來往工作與居家的列車，為何是前往工作地點而不是回家，則是另一個例子。這本書最真摯的提醒或許是：不讓你閒暇，就是控制你不讓你反抗。//

這誘使我翻閱《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17章「人性的反叛：普遍的異化」，把我譯過但已淡忘的相關段落再看一遍，看完覺得哈維的論述相當精采（當然，比起暢銷作家如 Michael Lewis和 Malcolm Gladwell，哈維的文字遠遠沒有那麼有趣和易讀，一般讀者必須耐下心來才能看得下去，才有機會領悟當中的深意；哈維的論述能吸引到許多嚴肅的讀者，當然是有道理的），忍不住做了一點書摘與大家分享：

//新技術的應用本來應該可以減少勞工的工作時數，但多數人卻發現自己的工作時間變長了。不過，這也有它的社會作用。允許愈來愈多人有空去追求自我實現，對資本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不利於資本繼續穩當地在職場和市場控制勞工。高茲（Andre Gorz）寫道，資本主義「經濟理性容不下既不生產也不消費商業財富的真正閒暇。它不給受雇者閒暇不是因為客觀上必須如此，而是它的源起邏輯使然；工資的設定，必須以誘使工作者盡最大努力為原則。」工會提出的工資要求「實際上是唯一不損害經濟體制的理性要求」。理性消費（理性是針對資本的不斷積累而言）變成是資本生存下去的絕對必要條件。「另一方面，與工作時間、工作強度、工作的組織和性質有關的要求則充滿顛覆性的基進主義（radicalism）；它們不能以金錢滿足，它們衝擊經濟理性本身，進而挑戰資本的權力。一旦人們發現不是所有價值皆可量化，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用錢買到，而且錢買不到的還是必要、甚至是唯一必要的東西，『基於市場的秩序』便受到可能動搖根基的挑戰。」如那個「無價」廣告所言：「有些東西錢永遠買不到，除此之外，萬事達卡為你達成。」

「使個體相信，他們獲得供應的消費品和服務，足夠補償他們為獲得這些商品而必須作出的犧牲，相信消費構成個人幸福的港灣並使他們與眾不同，往往是商業廣告這一行的工作。」在這領域，「廣告狂人」（廣告如今占美國經濟活動相當大一部分）成為主角，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他們的關注焦點是民間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任務是說服人們消費「並非必要、甚至毫無用處」的商品。商品「總是被描述為含有奢華、豐盛和夢幻的元素；這些商品替它的購買者貼上『幸福和優越人士』的標籤，藉此保護他們免受理性化世界的壓力，不必承擔做個有用的人的義務。」高茲將這些商品定義為「補償型商品」，「人們渴望得到它們，可能主要是看中它無用的特質而非它的使用價值，因為正是這種無用的特質（例如，一些非必要的小玩意和裝飾品）象徵著購買者逃離集體世界，進入個人可以完全自主的港灣。」廣告狂人已證實精通推銷的，恰恰是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和無用特質。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與滿足人類的需要和渴望是有深刻矛盾的。這觀念連現任教宗也認同。他在最近一次宗座勸諭中抱怨：「當代社會提供的無限消費和消遣可能，導致所有層面皆出現某種異化，因為當社會的組織、生產和消費形式使人較難奉獻自己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團結關係時，社會便異化了。」

但是，如高茲指出：「因為覺得工作帶來的消費機會是足夠的補償、因此接受工作異化的功能型工作者，必須同時成為社會化的消費者，才能以這種狀態存在。但是，只有一個市場經濟領域和與之相隨的商業廣告，才能製造出這些社會化的消費者。」1968年的革命運動雖然自誇追求個人自由和自主權以及社會正義，但結局恰恰如此──迷失在異化消費主義的世界，沉沒在豐富的補償型商品中；擁有這些商品被視為人類慾望市場中自由選擇的標誌。//

有關異化

哈維在這一章有關「異化」這概念的幾段說明，也很值得看：

//異化（alienation，又譯疏離）的動詞alienate有多種意思。作為法律用詞，它是指將產權轉讓給別人。例如，當我將一塊土地賣給別人時，便是將它的產權轉讓了出去。在社會關係方面，它是指對某個人或體制或某項政治事業的感情、忠誠和信任變淡，可能轉移至另一標的上（有時可能是在有心人的引導下）。對人或體制（例如法律、銀行、政治制度）的信任異化（也就是喪失），可能極其嚴重地損害社會結構。作為被動的心理現象，異化是指疏遠了某些重要關係，變得孤立。我們為了某些無法說清、無可挽回的損失感到悲痛時，便是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異化。作為主動的心理狀態，異化是指對於自己實際或覺得被壓迫或剝削感到憤怒和充滿敵意，並以行動發洩這種憤怒和敵意，有時會在沒有明確原因或合理目標的情況下，以激烈行為宣洩對世界的不滿。例如，當人們因為生活中缺乏機會或努力追求自由、但結果受人宰制而感到沮喪時，便可能會出現異化的行為。

這種含義的多樣性是有用的。勞工合法地將約定時間內的勞動力轉讓給資本家，以換取薪資。在這段時間內，資本家要求工作者忠誠地服務，而且要相信資本主義是產生財富和造福人類的最佳體制。但是，在勞動合約期間（因為工作辛苦，通常還包括勞動之後的一段時間），工作者疏離了他的產品、其他職工、大自然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工作者自身的創造本能受挫，感到失落和悲傷，便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剝削與剝奪。最後，這名工作者不再悲傷憂鬱，轉為對他的異化直接來源動怒，可能是對使他過度勞累的老闆，也可能是對不體諒他的疲累而提出食色要求的伴侶。當他處於極度異化的狀態時，這名工作者會破壞他工作場所的機器，或是對家裡的伴侶砸東西。

異化這主題存在於本書已檢視的許多矛盾中。在交換價值的支配下，與商品的有感接觸（其使用價值）喪失了，與自然的感官關係被阻斷了。勞動的社會價值和意義在金錢的代表形式中變得模糊了。以民主方式達成集體決定的能力，在孤立的個人利益與國家權力彼此矛盾的理性的永恆交戰中喪失了。社會財富因為流入私人口袋而消失了（製造出一個財富私有、汙穢公有的世界）。價值的直接生產者與他們生產的價值變得疏離。階級的形成使人與人之間出現了不可弭平的鴻溝。分工盛行之下，我們愈來愈難從日趨零碎的部分看到整體。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大肆吹捧為資產階級的最高美德，社會平等和社會正義的希望已告幻滅。資本實現領域中的剝奪式積累（例如，藉由迫遷或在房貸違約時沒收房屋）衍生的積怨已經沸騰。自由變成了宰制，奴役便是自由。//

哈維中國演講系列

最後介紹端傳媒的「哈維中國演講系列」，當中許多概念，哈維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有比較完整、深入的闡述。以下是端傳媒系列報導的摘錄：

一、中國資本危機的空間轉移

哈維在講座中指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的成果和問題都十分巨大。而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都位居世界最前列，在取得了矚目的建設成就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必須正視的問題——如城鄉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等等。

哈維強調，危機是可以在空間轉移的。當資本無法在一個區域實現積累和增殖時，它就要尋找另外一片區域，藉由多種機制來吸納和消化過剩資本。這種通過地理擴張和地理重構，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部危機的動力學機制，被哈維稱作「空間修復」（spatial fix）。哈維認為，今日的中國正在進行這樣的擴張——就像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韓國和台灣。

在哈維看來，今日中國所走的「不過是英國、美國、日本的老路，這是一條可以被稱為『帝國主義』的道路」。不過對哈維來說，「帝國主義」不必然等同於「殖民」，其關鍵在於資本擴張的經濟邏輯。

「空間修復」的動力學機制，將中國的過剩資本和勞動力轉到世界各地，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能夠消化中國過剩產能的空間。哈維提醒聽眾思考：中國這幾年的發展規模，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這種空間修復遭遇極限，又該如何應對由發展主義邏輯導致的危機呢？

二、資本主義「螺旋失控」的麻煩

哈維總結道：資本運動是一種循環運動──生產、實現、分配、價值增殖，再到生產。這當中的驅動力，在於追逐「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可簡單理解為勞動力生產的總價值扣除工資之後，由資方佔有的部分。）資本力圖將剩餘價值佔為己有，並將其投入到再生產的循環當中，以追求更大的剩餘價值。這種循環運動與其說是個「圓周」，不如說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哈維談到，螺旋上升的形態，是一種不易處理的形態，在英語裏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這樣的短語。哈維指出，資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追逐剩餘價值。但在擴大再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說，資本追求更多產品、更多利潤的天性，需要無限擴大消費市場來滿足。但是，產生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剝削關係，會造成有限需求不足，從而限制消費市場的擴大。這必然導致一種「惡的無限性」。那是一種沒有極限的積累，為了積累的積累。可用的資源是有限的，可生產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但是，資本採取的形式中，有一種形式沒有限度，那就是貨幣。

哈維以城市空間為例說明：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當前的城市化是為了投資者而建設城市，而非為了民眾宜居。人們投資不動產是為了增值，而不是為了居住。因此，全球各地都存在庫存住房難以消化的問題，少數人佔有大量房產，卻又有數不勝數的流浪者無家可歸。

哈維表示，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分析讓大家認識到：問題不在於民眾愚蠢而懶惰，問題在於資本的運動。美國當下的政治困局，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體現。過去三十年內是美國史上第一次，資本積累和增長完全沒有讓勞動者獲益，生產力的增長完全被上等階級拿走。哈維以此解釋特朗普和桑德斯這類非傳統政治家的崛起──資本的動力（dynamics）轉化成了政治壓力。

三、數位新經濟、社會運動與左派的未來

哈維分享了他對當下流行的數位時代新經濟，如「萬眾創業」與「共享經濟」模式的觀察。在他看來，這些新經濟模式並沒有提供一條脫離「螺旋失控」的出路，反而只是一種新的拜物教（fetishism）形式，它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讓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哈維認為，如今時移世易，嚴格死守馬克思在19世紀提出的結論，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表現，是理論思考的無能。雖然快餐員工與產業工人有非常不同的特徵，但某種意義上說，麥當勞員工已經成為「21世紀的鋼鐵工人」。

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只着眼於生產過程中的剝削與階級鬥爭；但哈維認為，「價值實現」（消費）過程中，也存在着剝削與階級鬥爭。他強調，現在勞資關係的普遍趨勢是：資方在生產過程中有所妥協，可以給勞工開出不低的工資，卻在價值實現過程中進行回收。勞工的消費能力變得日益強大，但他們作為消費者，也正遭到層層的盤剝。因而，我們應該認真考察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的對立與統一，並對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剝削與鬥爭，予以比過去更多關注。

哈維提醒，我們不能抱有幻想，覺得搭乘經濟增長的列車，就可以坐等大同社會的來臨——那是一種非辯證的經濟決定論，也是對馬克思的誤讀。哈維提出，我們當前的部分目標，就是以新的、不同於既存秩序的原則，來改造和重組日常生活，這是諸多政治行動都應該遵循的方向：為探尋一種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奮鬥。

《大鴻溝》書摘：前言

2016年5月20日 

【日前提到的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大鴻溝》一書，將於5月27日上市。以下是該書前言，為原譯版本，與博客來頁面提供的版本略有不同。】 

如今沒有人可以否認，美國有一道大鴻溝，分隔了非常富有的少數人（有時被稱為「頂層的1％」）和其他人。這兩群人過著不同的生活：他們有不同的煩惱，不同的抱負，生活方式也不同。

一般美國人擔心不知如何籌措孩子的大學學費，擔心家裡有人重病怎麼辦，擔心退休時存不到足夠的養老金。近年經濟大衰退走到谷底時，數千萬美國人擔心保不住自己的房子。結果確實有數百萬人失去了房子。

頂層的1％，尤其是頂層的0.1％，關心的是其他問題，例如該買哪一種私人飛機，以及怎樣避稅最好（萬一瑞士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再替銀行客戶保密，那會怎樣？開曼群島會是下一個嗎？安道爾安全嗎？）在長島南安普敦的海灘，他們抱怨鄰居從紐約市坐直昇機過來時很吵。他們也有自己的憂慮：擔心自己萬一失去當前的優越地位，不知會如何──可以失去的東西太多了，而這種落難案例雖然罕見，偶爾還是會發生的。

不久之前，我參加了一個晚宴。晚宴主人是頂層1％聰慧的一員，他意識到大鴻溝的存在，擔心不平等問題，於是請來重要的億萬富翁、學者和其他關心這問題的人討論事態。晚宴開始前大家閒聊期間，我無意中聽到一名富豪（他的第一桶金來自繼承巨額財富）和另一個人討論懶惰的美國人試圖佔其他人便宜的問題。他們很快便非常自然地轉為討論避稅手段，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當中諷刺之處。那天晚上，在場的富豪互相提醒，坐視不平等過度惡化是很危險的；他們數次提到瑪麗．安東娃妮特（譯註：路易十六的王后，以奢侈著稱，遭革命法庭判處死刑，死於斷頭台上）和斷頭台，「毋忘斷頭台」成了晚宴的主調。他們因此實質上承認了本書的一個主旨：美國社會如此不平等並非無可避免，也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的。這是政策與政治的問題。這些有權勢的人似乎想說，他們是可以為減少不平等做一些事的。

連頂層1％也熱切關注不平等問題，這現象有多種原因，以下只是其中之一：富豪的財富有賴經濟持續成長，而愈來愈多富豪意識到，當絕大多數人所得停滯時，經濟是無法持續成長的。 

2014年，全球精英一年一度聚集於達沃斯（Davos）時，國際扶貧組織樂施會（Oxfam）有力地指出了世界如何嚴重地不平等：一輛巴士乘載全球最富有的85人，他們的財富加起來與全球較窮的一半人口（約30億人）一樣多。一年之後，這輛巴士可以縮小一些：80個座位就夠了。同樣驚人的是，樂施會發現，全球頂層1％已擁有全球接近一半的總財富，而且估計到2016年時，頂層1％的財富便會與其餘99％人口的總財富一樣多。

大鴻溝之形成，花了頗長一段時間。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美國經濟以歷來最快的速度成長，而且舉國一起成長。所有階層的所得都增加，全民共享繁榮。底層的所得，成長速度快過上層。

那是美國的黃金時代，但在我少年的眼中，光明之中似乎有些暗邊。我在密西根湖南岸長大，家鄉是美國著名工業城鎮印第安納州加里市（Gary）。我在那裡看到貧窮、不平等、種族歧視，以及美國經濟偶然衰退時出現的失業潮。美國的繁榮確實值得讚美，勞工致力爭取公平分享成果，勞資衝突因此是常見的事。我聽到美國是中產社會的說法，但我看到的人基本上屬於這個中產社會的底層，而他們的意見對主導這個國家的人沒有什麼影響。

我家並不富有，但我父母因應自身所得調整生活方式──這是現實中的掙扎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穿哥哥穿過的舊衣服，母親總是在特價時買這些衣服，注重耐穿而非能省一時之錢；她說，買不耐用的東西是小錢精明，大錢糊塗。母親於大蕭條期間畢業自芝加哥大學，我成長時期，她幫助父親做保險生意。她工作時，我們這些小孩就交給我家的「幫手」艾利思（Minnie Fae Ellis）照顧，她是親切、勤勞且聰慧的婦人。我雖然才10歲，但也覺得有點不安。我那時候心想：我們這個國家據說很富有，而且人人有機會，為什麼艾利思只念了六年書？為什麼她來照顧我而不是照顧她自己的孩子？

我高中畢業後，母親實踐她一生的抱負：回學校取得教師資格，然後去教小學。她在加里市的公立學校教書；後來隨著許多白人遷離加里市，她任教的學校實際上成了一間種族隔離的學校，而她是僅餘的數名白人教師之一。67歲被迫退休之後，她去了普渡大學位於印第安納州西北邊陲的校區教書，為普及教育出一份力。她到八十幾歲時才退休。

一如許多同代的人，我迫切期望社會有所改變。人們告訴我們，改變社會是很困難的，是需要時間的。雖然我不像加里市的同輩那樣受過很多苦（只有遇到一點點歧視），我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我數十年後才具體研究所得數據，但我那時已經覺得美國不是某些人宣稱的那樣機會遍地：有些人可以得到很好的機會，但很多人沒有什麼機會。愛爾傑（Horatio Alger）19世紀寫的那些窮少年出人頭地的故事，至少有一部分是神話：許多勤勞的美國人永遠出不了頭。我是在美國確實得到機會的幸運兒之一：得到全美優秀學生獎學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去念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這機會對我至關緊要，我日後的種種機會，可說是拜它所賜。

如我在〈美國的黃金時代神話〉一文中所言，我在阿默斯特學院念到第三年時，從主修物理轉為主修經濟學。我那時亟欲了解我們的社會為何如此運作。我成為經濟學家不只是為了了解不平等、歧視和失業等現象，我還希望出一份力，幫忙處理這些困擾美國的問題。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所寫的博士論文最重要的一章，是研究決定所得與財富分配的因素；兩位指導教授是梭羅（Robert Solow）和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他們後來都榮獲諾貝爾獎。這篇論文1966年在計量經濟學會（經濟學家的一個國際學會，其成員研究數學和統計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一次會議上發表，1969年在該學會的期刊《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上刊出，半個世紀後仍然是人們研究相關問題時常用的思考框架。

那時候，分析不平等問題的文章讀者有限，在民眾當中是這樣，甚至在經濟學家當中也是。當時人們對這題材不感興趣。在經濟學界，關注不平等問題有時甚至會遇到公然的敵意。即使美國的不平等問題開始顯著惡化，也就是約在雷根出任總統的時候，情況仍然如此。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榮獲諾貝爾獎的盧卡斯（Robert Lucas）便非常有力地表示：「對健全的經濟學有害的傾向當中，最誘人和……有害的一種，是集中關注分配問題。」

一如眾多保守派經濟學家，盧卡斯認為幫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是令國家的經濟大餅變得更大。他認為關注窮人分到的餅太小會令人分心，妨礙大家致力於把餅做大這個更根本的問題。經濟學界確實有一項悠久的傳統，認為效率與分配（也就是如何把餅做大和如何分餅）這兩個問題是可以分開處理的，而經濟學家的職責是狹窄、重要但困難的：只負責想出如何把餅做到最大。經濟大餅怎麼分則是政治問題，是經濟學家應明確避開的問題。

盧卡斯此派的立場在經濟學界非常流行，難怪多數經濟學家對美國日趨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幾乎完全視若無睹。他們不怎麼注意以下事實：雖然國內生產毛額（GDP）持續成長，多數美國人的所得停滯不前。因為忽略這事實，他們最終無法有力地解釋經濟現象，無法掌握不平等惡化的涵義，無法設計或許能使美國改弦易轍的政策。

這就是為什麼《浮華世界》雜誌（Vanity Fair）2011年邀我向廣大讀者解釋不平等問題時，我高興極了。結果我寫了〈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這篇文章，讀者人數確實遠遠超過數十年前我在《計量經濟學》期刊發表的那篇論文。《浮華世界》這篇文章討論的新社會秩序（99％的美國人同坐所得停滯的船），結果成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99％」。本書的文章和我隨後的寫作一再呼應該文的主要論點，那就是：如果社會平等一些，幾乎所有人（包括頂層1％中的許多人）的日子都會比較美好。幫助建設一個沒那麼分裂對立的社會，符合頂層1％的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我不是試圖發起新的階級戰爭，而是想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凝聚感，因為這種凝聚感已經因為我們的社會出現貧富的大鴻溝而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集中討論我們為什麼應關注不平等顯著惡化這問題：這不僅是價值觀和道德的問題，還攸關經濟學、我們社會的本質，以及我們的國家認同感。這問題甚至關乎更廣泛的戰略利益。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軍費支出幾乎佔全球的一半，但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長戰爭顯示，這種力量有很大的局限：即使在比美國弱得多的國家，我們也無法明確控制哪怕只是小小的土地。美國的力量向來在於它的「軟實力」，尤其是它的道德和經濟影響力，它為其他國家樹立的榜樣以及美國理想的影響力，包括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理想和榜樣。

不幸的是，因為日趨嚴重的不平等，美國的經濟模式並未造福多數美國人：經通膨調整之後，典型的美國家庭經濟狀況不如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甚至連貧窮人口的比例也上升了。崛起的中國雖然有嚴重不平等和「民主赤字」的問題，但其經濟相對帶給多數中國人更多好處：在美國中產階層所得停滯期間，中國約有5億人口脫貧。無法造福多數公民的經濟模式，不大可能成為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

《浮華世界》那篇文章衍生《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書，我在當中細述該文提到的許多課題。結果《紐約時報》2013年邀請我策劃探討不平等問題的系列文章，我們稱之為「大鴻溝」（The Great Divide）系列。我希望藉由該系列進一步喚醒美國人注意我們面對的問題：我們不是我們以為的機會之地，雖然許多外國人也認為美國是機會之地。我們已經成為不平等程度最嚴重的發達國家，而且我們的機會平等程度幾乎是最差的。我們的不平等問題以無數方式呈現出來。但這不是無可避免的，也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的，而是我們的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改變政策便可能有不同的結果：更好的經濟表現（無論以什麼標準測量），以及比較平等的社會。

《浮華世界》那篇文章，以及我撰寫的「大鴻溝」系列，構成本書的核心內容。約15年來，我也替Project Syndicate每月撰寫一篇聯載專欄文章。Project Syndicate起初致力於替東歐鐵幕倒下之後、過渡至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介紹現代經濟觀念。一段時間之後，該組織大獲成功，其文章如今刊登在世界各地的報紙上，包括多數發達國家。我替Project Syndicate撰寫的文章，自然也有許多是以不平等為題材，當中一部分以及我替其他報紙和期刊撰寫的相關文章，也納入了本書。

雖然本書是以不平等為主題，我還是納入了幾篇有關近期經濟大衰退的文章，它們是我在20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一段時間，以及美國和世界經濟隨後進入「大抑鬱」（Great Malaise）期間撰寫的。這些文章值得收入本書，因為近年的金融危機和不平等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平等是促成危機的原因之一，危機令既有的不平等惡化，不平等惡化導致經濟顯著走下坡，使得經濟更難強健復甦。一如不平等本身，近年危機如此險惡和持久絕非無可避免。事實上，近年的危機並非一種不可抗力，像是百年一遇的水災或地震。這場危機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一如離譜的不平等，它是我們的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

這本書主要是談不平等的經濟學。但如我剛才暗示，政治與經濟是無法清楚切割的。在本書許多文章和我的前作《不公平的代價》中，我闡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經濟不平等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結果又加重經濟上的不平等，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美國的政治體制尤其如此，它賦予財富不受約束的權勢。隨著許多一般美國人對國家的政治運作感到幻滅，這種惡性循環變得更加鞏固：2008年危機餘波盪漾之際，當局動用數千億美元的資金拯救銀行，但對需要幫助的房貸戶相當冷淡。在財長蓋特納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桑默斯影響下（這兩人參與設計的解除管制政策，是促成近年危機的因素之一），歐巴馬政府起初不支持（甚至是反對）協助房貸債務重組的措施，也就是不支持幫助受銀行業掠奪式和歧視性放款所害的數以百萬計美國人。難怪那麼多美國人對兩大黨都失望透了。

我頂住了修改本書所選文章的誘惑，不擴寫，甚至不更新。寫這些文章時，我常為了不超過字數限制而掙扎不已，刪減了許多重要論點，但這一次我也沒有將這些刪掉的東西加回去。報刊文章的形式要求本身有許多優點：簡短有力，回應時事議題，不像多數學術文章那樣受很多限制和規矩約束。我寫這些文章時，通常是參與當下某方面的熱烈爭論，但也記住自己有較深層的訊息想傳達。我希望本書能成功傳達我對不平等議題的見解。

我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偶爾也寫一些社論版文章，但Project Syndicate 2000年邀我寫月度專欄之後，我才定期寫這種文章。這對我來說是一項挑戰，我因此遠比以前敬重那些每週必須寫一至兩篇專欄的人。相對之下，每月寫一篇的主要困難之一是選題：世界各地每月出現那麼多經濟議題，哪一個議題最有意思，而且可以用來傳播一些有較廣泛意義的重要訊息？

近十年來，我們的社會面對的核心議題中，有四個與大鴻溝（美國和許多發達國家出現的巨大不平等）有關，它們是經濟管理不當、全球化，以及國家和市場的作用。如本書指出，這四個議題是彼此相關的。不平等加劇既是我們的總體經濟苦難、2008年危機和隨後經濟長期萎靡的起因，也是它們的後果。全球化無論對促進經濟成長有何好處，幾乎肯定導致不平等惡化，尤其是因為我們的全球化管理相當失敗。我們的經濟和全球化管理失當，則與特殊利益集團在我們的政治體系中發揮的作用有關──這個政治體系愈來愈代表頂層1％的利益。但是，雖然政治是我們當前困難的部分原因，我們只能在政治運作中尋找解決方案，因為市場本身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不受約束的市場將產生更多壟斷勢力，更多金融業惡行和更失衡的貿易關係。我們必須藉由改革我們的民主體制，使我們的政府對全體公民負起較大的責任並加強照顧全民利益，才能癒合大鴻溝造成的傷害，使國家回到共享繁榮的狀態。


本書所選的文章歸入八部分中，每一部分都以一篇簡短的引言開頭，我在當中說明該部分文章的寫作背景，或是提一些之前因為受篇幅所限而被迫省略的論點。

本書以「序曲：盛世裂縫」開頭。近年危機爆發前的多年間，我們的經濟領袖，包括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可以吹噓我們進入了一種經濟的美麗新世界：以前折磨我們的經濟波動已成過去，所謂的「大穩定狀態」（great moderation）帶來了低通膨和（看似）高成長的新時代。但是，只要願意稍為深入研究的人都能看到，這一切不過是虛有其表，它們掩蓋了大規模的經濟管理失當和政治貪腐，當中一部分因為安隆公司（Enron）醜聞而曝光；更糟的是，多數美國人分享不到當前經濟成長的成果。大鴻溝正在擴大。這部分的幾篇文章描述危機如何形成及其後果。

序曲之後的第一部綜合敘述不平等現象的一些關鍵議題，收錄我替《浮華世界》撰寫的那篇〈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以及我替《紐約時報》「大鴻溝」系列所寫的開篇文章。第二部的兩篇文章回顧我早年如何對不平等問題產生興趣。第三、四、五部分別講不平等問題的面向、起因和後果；第六部討論若干重要政策構想。第七部檢視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問題和對應政策。最後的第八部講美國眼下不平等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業市場長期萎靡。我嘗試回答以下問題：我們可以如何提供體面的工作（支付可過活的薪酬），使美國恢復充分就業？本書後記是我與《浮華世界》編輯墨菲（Cullen Murphy）的一次簡短訪談，當中提到一些人們討論不平等現象時一再提到的問題，例如：美國是何時走上歪路的？頂層1％不是創造就業的人嗎？既然如此，促進社會平等到頭來是否反而會傷害99％的人？ 

書名：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
原文書名：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
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天下雜誌

閱讀理解

2015年10月10日

碰到難解的句子，耐心地反覆推敲，通常可以解通文意，但有時思考方向錯了，便可能陷入其中，不得其解。

David Harvey的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中，講第四個矛盾的一章有這一句：

Not only do we see around us abundant evidence of so many of the collapses that Polanyi feared, but a heightened sense of universal alienation looms ever more threatening, as more and more of humanity turns away in disgust from the barbarism the underpins the civilisation it has itself constructed.

最後三分之一句便使我想了好久。

首先，...the barbarism the underpins the civilisation it has itself constructed看來不合文法。我認為應該是...the barbarism that underpins the civilisation it has itself constructed。

但即使真的是這樣，我想來想去，還是無法理解其意思，因為我把it has itself constructed的it看成是the barbarism，結果當然想不通野蠻如何建立文明。

不得已請教一位高明的朋友，他說這個it是指humanity，並解釋了他理解的意思。

這樣我便明白了，這一句應該是說：人類一手建立起來的文明，竟然是靠一種野蠻狀態支撐，越來越多人對此深感厭惡。

至於何謂支撐文明的「野蠻狀態」，作者在這一章是在講資本的運作基於私有產權，而私人佔有和累積財富除了靠合法的自由市場交易外，還有一種很重要、我們如今視為違法的方式，也就是利用搶劫、偷竊、詐騙、貪污、高利貸、掠奪、暴力和強迫等手段，加上市場上各種可疑和不光彩的做法，例如壟斷、操縱、囤積，以及龐茲騙局等等。合法／正當的手段，與非法／不正當的手段有一種共生關係（symbiotic relation）；巧取豪奪、剝削利用（包括剝削勞工、踐踏人性、殘害自然）正是資本的本質，我們不能一廂情願地對此視若無睹。

兩岸社會科學著作翻譯論壇

2015年3月25日

2014年11月台北的一場論壇，文字記錄全文在此：http://ej.naer.edu.tw/CTR/v08.1/ctr080117.pdf

以下是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若干段落。

吳叡人談閱讀中國翻譯作品的經驗

中國大陸在80年代開始走向世界的自由化時期，以及90年代都有大量的出版譯作，我對於中國大陸翻譯以量取勝的心情是相當矛盾的。大量的翻譯作品當中，涵蓋了廣泛議題的相關譯作，尤其是從歐洲語文原著直接翻譯過來的作品，這一部分我認為是很不容易的。

然而，中國譯作品質上參差不齊，有不少英文譯本的二手翻譯，以我個人的閱讀經驗來看，好與壞的差距非常大，且壞的居多。無論中國大陸的翻譯人才有多少，有些東西是無法量產的，必須從根本去理解西方文明，這需要特別訓練專業人才，要一、二，甚至三個世代的累積。翻譯需要花費很大的心力，且要做很精緻的解讀以及文字的轉譯過程。此外，我在臺大政治所任教的經驗是，臺灣學生英語閱讀能力仍有所不足，所以他們時而會仰賴如「結構群」書店等所引進的簡體字譯本，這裡面想必會有許多問題。

吳叡人談翻譯對知識與社會階層流通的重要性

我們活在一個很需要翻譯卻對翻譯不友好，原創性以及人的心智和努力都在急速被貶值的年代，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得去做，為什麼？

中國過去一、二十年來很流行李奧．史特勞斯（Leo Strauss），他是50、60 年代芝加哥大學很有名的思想史學者，把歐陸精讀原典的閱讀方式帶到美國，創造了北美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當中的細緻閱讀原典，也就是精讀（close reading）的傳統。他有一本書叫做《迫害與寫作的藝術》，書中描寫中世紀西方因為宗教和政治因素，政治思想的表達處在一個嚴厲的審查體制之下，若想要坦白表達一些意見只能用隱姓埋名的方式，即使在很遠的地方（如相對較自由的阿姆斯特丹）發表，也要寫的很隱晦。史特勞斯提醒我們，要細緻地去閱讀這些作品字裡行間被壓抑的、沒有講出來的東西，所以他提出一個概念是esoteric reading ，意思是很神奇的閱讀方式，有時候在那個脈絡底下你必須用這種方式去理解這些作品。

中國學界今天迷史特勞斯，更早以前迷卡爾．史密特（Carl Schmitt），對於引進世界新的各種理論不遺餘力，可是引進來的方式都很奇怪，因為他們把卡爾．史密特的理論引進來是為了鞏固中國的國家主義。相反地，他們就不引進史特勞斯《迫害與寫作藝術》的那本書，因為那本書完全可以用來對照和理解中國。從這裡我想引申到我第二個觀察。

中國一方面看起來和世界如此整合，另一方面又在如此嚴密地過濾世界，結果創造出一個存在於現實世界之外的一個「中國的」平行宇宙。然而國家的介入、過濾和干預而形成以簡體中文為主體的「世界像」是什麼？這讓我非常好奇。中國國際政治有一個新的理論叫「天朝主義」，沿用傳統「天朝」所謂「近悅遠來」的概念，主張中國「和平崛起」，自認文明豐富，於是外界自動過來，心悅誠服。如果從翻譯的審查去看它引進來的、容許被創造出來、被建構出來的一個世界像，可以觀察到中國在世界位置的自我期許——它想崛起並站在世界的核心位置。在如此與世界緊密交流之下，中國創造出一個符合國家利益，並且脫離現實的世界像，這件事情令人感到焦慮。

此外，中國很多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們活在一個雙重的現實當中。一方面他們透過原文去讀世界的經典，卻同時容忍刪節的版本被引進到自己的國家。知識分子已經被馴服到對此抱持犬儒主義的態度，上層知識菁英可以輕易閱讀完整原文，接觸第一手的現實，但國內大多數必須閱讀翻譯本的人，卻要面對另一個被過濾過的現實，這裡面有一種犬儒主義和現實主義。

全世界被捲入全球化的過程當中，逐漸被分化成兩大族群，一批是容易移動的，一批是無法移動的。可以移動的主要是資本家還有替資本家服務的知識分子，他們可站在鳥瞰的角度看到整個世界。這些具有多語能力、經濟自由，有高度移動能力的菁英可以輕易進到美國、歐洲、日本的大學，在那邊享受言論自由。如果把全球化看成全球性的階級分化，從這個角度去看，你就會發現翻譯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主要是為了那些無法動彈的絕大多數人，儘管這個時代翻譯的利潤變得愈來愈低，但在道德上卻愈來愈重要，尤其對這些多數的、被剝奪的無法移動的階層而言。

話說回來，臺灣社會學的本土化體制相對健全，所以也為社會學專門譯著創造了具有一定規模的市場，所以群學的劉總編其實不用太悲觀。至於臺灣的翻譯，如果國家願意資助一些好的翻譯我認為是好的。對我們而言，翻譯的意義是讓臺灣和世界更能接軌，它始終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讓一個偏僻的島嶼能夠透過翻譯接觸到全世界，希望新的世代能持續把這樣的傳統留下去。

社會物理學：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

2014年11月22日

《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是Alex Sandy Pentland英文著作Social Physics的繁體中文版，大塊文化出版，12月1日上市。這是我替大塊文化譯的第一本書，非常感謝從我第一本譯作就開始合作的編輯盈華帶給我這個機會。

本書作者潘特蘭是麻省理工學院人類動力學實驗室（MIT Human Dynamics Laboratory）主任，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創業計劃主持人。他十多年前便主持全球第一個「賽博格」（cyborg）群體：所有成員生活和工作時，身上均配置以無線方式連結的電腦，戴著可當作電腦顯示器使用的眼鏡。這個實驗的許多構想，最終找到了實際用途：潘特蘭以前的學生如今正領導一些尖端商業計劃，如內建電腦顯示功能的Google眼鏡和全球第二大社群網絡Google+。

所謂社會物理學（social physics），可說是應用大數據（big data）技術，研究意念和資訊的流動如何影響人類的行為。資料科技的巨大進步，無線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大大促進了社會物理學的發展。潘特蘭在本書第一章這麼解釋社會物理學：

社會物理學是一門量化社會科學，描述資訊和意念流（idea flow）與人類行為之間確實的數學關係。社會物理學幫助我們了解意念如何經由社會性學習（social learning）機制在人際間流動，以及這種意念流如何決定企業、城市和社會形成規範，影響其生產力和創造性產出。它使我們得以預測小群體、企業部門，以至整個城市的生產力。它也能幫助我們調整交流網絡，可靠地提升決策品質和生產力。

社會物理學產生的關鍵見解，全都與人際間的意念流有關。這種意念流當然可見於電話或社群媒體通訊的形態，但也可藉由評估人們相聚的時間長短、是否去同樣的地方和擁有類似的經歷來觀察。我們在後續章節將會看到，意念流對了解社會極其重要，不僅是因為及時的資訊對維持系統高效運轉至關緊要，更重要的是因為行為轉變和創新，正是靠新意念的傳播和組合來推動。

聚焦於意念流，正是我選擇將本書英文書名取為「社會物理學」的原因。傳統物理學的目的是了解能量的流動如何轉化為運動之變化，社會物理學則是嘗試了解意念和資訊的流動如何轉化為行為之變化。

本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這段話：

我們有關人類自身和社會如何運作的許多傳統觀念是錯誤的。最好的主意並非只能來自最聰明的人，而是往往來自擅長彙集其他人想法的人。推動變革的並非只是最堅決的人，往往還有與同道中人保持密切聯繫的人。最能激勵人的不是財富或名望，而是同儕的尊敬和幫助。

正因為「最能激勵人的不是財富或名望，而是同儕的尊敬和幫助」，所以社群誘因（social incentives）才會那麼重要，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比經濟誘因更重要。這涉及人類在社群中的互動情況，本書有不少有趣的例子，頗發人深省。

《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作者談永續的數位生態

這段短片的字幕是我譯的，沒有原文文字稿，在網路上找到幾句，多少有些幫助。這是我第一次譯字幕，發現沒有文字稿譯起來真不輕鬆。後面有一句聽了好多次都不肯定講什麼，請教一位優秀的同業，得到答案，如釋重負。

《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作者談社會物理學

（這一段的字幕不是我譯的）

本書試閱

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2014年11月13日

這是我第一本合譯並出版的書（之前合譯過一本未出版），我僅負責第三部和結論，篇幅不到全書的三分之一。以下是本書我覺得特別精彩的結論倒數第三段（在此拆為三段，以便閱讀）：

幾乎在所有地方，寡頭資本家階級的特權與權力正引導世界走往類似方向。在不斷加強的監控技術、警力和軍事化暴力支持下，政治權力正被用來侵害被視為可犧牲和可遺棄的族群之整體福祉。我們每天都在目擊可棄族群的系統性非人化。殘忍的寡頭權力正透過極權式民主體制施展出來，設法立即破壞、拆散和壓制任何一致的反財富政治運動（例如佔領運動）。

值得注意的是，有錢人看運氣不如他們的人時，滿心傲慢和不屑，即使（特別是）他們在幕後競爭成為慈善之王時也是這樣。寡頭階級與其他人的「同理心差距」（empathy gap）十分巨大，而且正在擴大。寡頭誤以為所得較高者作為人的價值也較高，誤以為他們的經濟成就證明他們對世界的認識高人一等（而不是因為他們的會計伎倆高人一等，而且擅長鑽法律漏洞）。

他們不懂得聆聽別人述說世界的困境，因為他們不能正視他們在這種困境的形成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且他們蓄意不去正視這問題。他們看不到也無法看到他們自身的矛盾。億萬富翁科氏（Koch）兄弟慷慨捐款給麻省理工等大學，甚至會替值得幫助的教職員蓋起漂亮的托兒中心，但同時耗費巨資支持美國國會中的一項政治運動（由茶黨派系領導），推動削減食物券預算，同時拒絕為赤貧或接近赤貧的數以百萬計的人提供救濟、營養補給和托兒服務。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結論


原文：Oligarchic capitalist class privilege and power are taking the world in a similar direction almost everywhere. Political power backed by intensifying surveillance, policing and militarised violence is being used to attack the well-being of whole populations deemed expendable and disposable. We are daily witnessing the systematic dehumanisation of disposable people. ruthless oligarchic power is now being exercised through a totalitarian democracy directed to immediately disrupt, fragment and suppress any coherent anti-wealth political movement (such as Occupy).

The arrogance and disdain with which the affluent now view those less fortunate than themselves, even when (particularly when) vying with each other behind closed doors to prove who can be the most charitable of them all, are notable facts of our present condition. The ‘empathy gap’ between the oligarchy and the rest is immense and increasing. The oligarchs mistake superior income for superior human worth and their economic success as evidence of their superior knowledge of the world (rather than their superior command over accounting tricks and legal niceties).

They do not know how to listen to the plight of the world because they cannot and wilfully will not confront their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at plight. They do not and cannot see their own contradictions. The billionaire Koch brothers give charitably to a university like MIT even to the point of building a beautiful day-care centre for the deserving faculty there while simultaneously lavishing untold millions in financial support for a political movement (headed by the Tea Party faction) in the US Congress that cuts food stamps and denies welfare,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and day care for millions living in or close to absolute pover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