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慕財勢敗壞道德情感

2022年7月30日

因為譯書，讀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Part I, Section III, Chapter III頭兩段，覺得真是洞察人性，值得細閱。

這一節的標題是Of the corruption of our moral sentiments, which is occasioned by this disposition to admire the rich and the great, and to despise or neglect persons of poor and mean condition，謝宗林譯為「論欽佩富貴與藐視貧賤的心理傾向腐化我們的道德判斷」。 

以下兩段引自謝宗林譯本： 

//這種對有錢有勢者的欽佩乃至幾乎崇拜，以及對貧窮卑賤者的蔑視或至少是忽視的傾向，雖然是地位差別與社會秩序賴以建立與維持的必要基礎，然而，它同時也是我們的道德情感所以敗壞的一個重大且極普遍的原因。歷代的道德家無不抱怨：財富與顯貴時常享有只應屬於智慧與美德的尊敬與欽佩；而只應針對惡行與愚蠢表示的輕蔑，卻往往極不公正地留給貧窮與卑微承受。 

我們希望自己是值得尊敬的人，也希望自己被人尊敬。我們害怕自己是該被輕蔑的人，也害怕自己被人輕蔑。但是，一旦踏入這個世界，我們很快便發現，智慧與美德絕不是人們唯一尊敬的對象；而惡行與愚蠢也一樣不是人們唯一輕蔑的對象。我們時常看到，世人尊敬的目光比較強烈地投向有錢與有勢的人，而不是投向有智慧與有美德的人。我們也時常看到，有權有勢者的惡行與愚蠢，遠比天真無辜者的貧窮與卑微受到更少的輕蔑。值得世人的尊敬與欽佩，獲得世人的尊敬與欽佩，以及享受世人的尊敬與欽佩，是這世上的雄心壯志與競爭較量的偉大目標。有兩條不同的路出現在我們眼前，同樣可以達到這個被如此渴求的目標：其中一條，經由學習智慧與實踐美德；另一條，經由取得財富與顯貴的地位。有兩種不同的性格出現在我們的面前，供我們仿效：其中一種，滿懷高傲自大的野心與庸俗賣弄的貪婪；另一種，則是滿懷樸素的謙虛與公平的正義。有兩個不同的模式，兩幅不同的畫像，懸在我們的眼前，供我們據以形塑我們自己的品格與行為：其中一幅，在著色上比較庸俗華麗與光彩耀眼；另一幅則是在輪廓線條上比較正確，也比較細膩美麗。其中一幅迫使每一隻遊移的眼睛不得不注意到它；另一幅則幾乎不會吸引什麼人注意，除非是最用心與仔細的觀察者。真心堅定愛慕智慧與美德的，主要是一些賢明有德的人，他們非常優秀，不過，為數恐怕不是很多。絕大多數的人是財富與顯貴地位的愛慕者，而且，也許更為古怪的是，大部分還往往是沒有私心的愛慕者與崇拜者。// 

原文如下：

This disposition to admire, and almost to worship, the rich and the powerful, and to despise, or, at least, to neglect persons of poor and mean condition, though necessary both to establish and to maintain the distinction of ranks and the order of society, is, at the same time, the great and most universal cause of the corruption of our moral sentiments. That wealth and greatness are often regarded with th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which are due only to wisdom and virtue; and that the contempt, of which vice and folly are the only proper objects, is often most unjustly bestowed upon poverty and weakness, has been the complaint of moralists in all ages. 

We desire both to be respectable and to be respected. We dread both to be contemptible and to be contemned. But, upon coming into the world, we soon find that wisdom and virtue are by no means the sole objects of respect; nor vice and folly, of contempt. We frequently see the respectful attentions of the world more strongly directed towards the rich and the great, than towards the wise and the virtuous. We see frequently the vices and follies of the powerful much less despised than the poverty and weakness of the innocent. To deserve, to acquire, and to enjoy the respect and admiration of mankind, are the great objects of ambition and emulation. Two different roads are presented to us, equally leading to the attainment of this so much desired object; the one, by the study of wisdom and the practice of virtue; the other, by the acquisition of wealth and greatness. Two different characters are presented to our emulation; the one, of proud ambition and ostentatious avidity. the other, of humble modesty and equitable justice. Two different models, two different pictures, are held out to us, according to which we may fashion our own character and behaviour; the one more gaudy and glittering in its colouring; the other more correct and more exquisitely beautiful in its outline: the one forcing itself upon the notice of every wandering eye; the other, attracting the attention of scarce any body but the most studious and careful observer. They are the wise and the virtuous chiefly, a select, though, I am afraid, but a small party, who are the real and steady admirers of wisdom and virtue. The great mob of mankind are the admirers and worshippers, and, what may seem more extraordinary, most frequently the disinterested admirers and worshippers, of wealth and greatness.

裝睡的人

2021年7月22日 

美國作家、曾代表民主黨角逐加州州長的Upton Sinclair (1878-1968) 有此名言：It is difficult to get a man to understand something when his salary depends upon his not understanding it.

這句話不難理解，大意就是「如果某人的薪水有賴他不明白某些事，你很難使他明白」。如果要說得更白一點，大概就是：如果某人的生計有賴他對某些事情裝糊塗，你就很難使他不再裝傻（畢竟你很難要別人跟他們的飯碗過不去）。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人這麼譯Sinclair那句話：「當一個人的薪水取決於他不了解的事，就很難要他弄懂這件事。」也有人認為應該這麼譯：「當一個人的薪水賺的稀里糊塗的時候，讓他來理解一些事情是非常困難的。」如果你能正確理解原話，應該知道這兩個譯法都無法傳達原文的意思，不信也不達，可說是錯誤的翻譯。

放在金融投資的脈絡中，強烈主張利用低費用的指數基金做被動式投資的人，可以用Sinclair這句話諷刺主動式基金業者，說這些業者賺取豐厚的服務費，有賴他們裝作不知道指數化被動式投資比較好，即使明知絕大多數主動式基金長期而言績效顯著不如指數化被動式投資，仍大力宣傳主動式投資有多好。

Sinclair的話使我想到「裝睡的人叫不醒」。人其實很容易自欺欺人，可能是為了實在的利益（例如金錢、地位、權力），也可能是為了保護自己脆弱的心理（因為無法面對殘酷的事實）。裝睡的人起初清楚知道自己在演戲，但最終可能因為過度入戲，再也分不清事實與假象。

這兩年變得面目全非的香港，各領域都有許多識時務的裝睡者。目前身陷囹圄的大律師鄒幸彤，日前就在她精彩的長文〈「只談法治，不談政治」的抗爭七步殺——香港法治迷思與司法抗爭諍議〉中，痛斥香港司法界的裝睡者：

//最不可取的，是假裝看不見政治權力對司法體系的滲透，順從地做法律系統的螺絲釘，順着權力對「法律」的解讀去調整自己的行為、調整自己的意見，繼續扮演「守法良民」「專業人士」甚至「制度捍衛者」的角色，掩耳盜鈴地按目前尚被允許的遊戲規則走過場。某程度上這是默許乃至助長了「依法暴政」，成為那些名為法律，實際上是政治命令的執行者、加持者，成為讓「法治」一詞變為空洞的統治口號的幫兇。//

沒錯，對嚴重的不義視若無睹的裝睡者，就是暴政的幫兇。

新書面世：作惡的執照

2020年3月17日

作惡的執照：經濟學如何腐化我們，影響我們的決策方式，主宰了我們的生活

Licence to be Bad: How Economics Corrupted Us

by Jonathan Aldred 強納森．奧德雷德

 

瘟疫蔓延之際，《作惡的執照》要出版了。

這本書中譯本超過18萬字，一個圖表都沒有，就是純文字從頭講到尾。

對經濟學有興趣的朋友應該會喜歡這本書。但其實即使對經濟學沒興趣，或甚至憎惡經濟學，也很適合看這本書，因為這本書是經濟學家寫來批判主流經濟學的。

本書的主題一如書名所講：主流經濟學腐化了人類的思想，彷彿發給我們「作惡的執照」，使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做壞事。

//過去五十年間，有關何謂恰當行為的新觀念腐化了我們的思想。我們顛倒了黑白與善惡，將不道德的行為視為符合道德。這是巨大的轉變，但它是靠許多近乎無法識別的微妙步驟實現的。

當然，相對於以前的世代，我們本質上沒有變得比較不善良。此外，這不是有人故意做壞事的簡單故事。事情是這樣的：有些人致力鼓勵我們相信許多行為和活動是可接受、自然和理性的，符合事物的根本邏輯──但僅僅幾個世代之前，人類普遍認為那些行為和活動是愚蠢、費解、有害或根本邪惡的。對於我們信奉的許多觀念和價值觀，我們的理解出現了重大變化。這些觀念關乎信任、正義、公平、自由選擇和社會責任，對我們的經濟和社會面貌有深刻的影響。雖然這些是相對新近的發展，它們如今在日常生活中無所不在而且根深柢固，我們因此幾乎不會察覺到它們的存在。//（本書開頭兩段）

作者在這本書中講了很多關於經濟學家和經濟學思想的故事，大部分相當有趣。

 

後記：本書原本約定2019年11月底交稿，結果兩度延期，最後於2020年2月5日交出全部譯稿，3月18日出版。拖稿造成編輯很大的麻煩，我非常抱歉。多年來我譯的書通常交稿後很快出版，但近年變得很難講了。有一本超過29萬字的書，我在2018年9月30日最後交稿，至今還沒出版。

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彭明輝先生〈社會變革的起點〉一文多次提到史迪格里茲，令我想起曾譯過他闡述不平等問題的系列文章，以下轉貼一篇，供有興趣的讀者看看。

原文標題為 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刊於《浮華世界》（Vanity Fair）2011年5月號。

擺在眼前的事實，假裝它並未發生是沒有用的。美國頂層1％的人，如今每年拿走全國近四分之一的所得。如果看財富而非所得，頂層1％控制了全美40％的財富。他們近數十年大大走運。25年前，上述兩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對於這種變化，我們或許可以讚揚頂層人士的機智和幹勁（帶給他們好財運），並宣稱水漲船高，低下階層也在這過程中受惠。但是，這種說法是誤導的。美國頂層1％的所得最近10年增加18％，但中間階層的所得實際上下跌了。只有高中學歷的美國男性境況特別差，他們的所得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便萎縮12％。最近數十年的經濟成長成果全都落入頂層的口袋，而且他們還額外多佔了一些。以所得平等程度而言，美國落後於小布希總統喜歡嘲笑的所有僵化老歐洲國家。情況和我們最接近的是以寡頭壟斷著稱的俄羅斯，以及伊朗。拉丁美洲以前嚴重不平等的一些國家，例如巴西，近年在改善窮人境況和縮窄所得差距方面相當成功，而同期美國卻坐視不平等惡化。

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就曾嘗試替19世紀中期巨大的不平等辯解──當時的不平等跟美國目前的情況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提出的辯解被稱為「邊際生產力理論」。簡而言之，這理論認為高所得與高所得人士的較高生產力有關，也與他們對社會的較大貢獻有關。富裕階層一直很愛這理論，但支持該理論的證據至今仍然薄弱。近三年來的經濟衰退，企業管理層有顯著的責任；他們對社會和他們的公司的貢獻是巨大的負數，但仍然領到了豐厚的薪酬和獎金。有些公司因為覺得把這種獎勵稱為「績效獎金」實在太尷尬，因此被迫改稱「留才獎金」（儘管它們留住的只有惡劣的績效）。那些大力推動金融創新的人差點毀了全球經濟，但在這過程中暴得巨富；相對之下，對社會有重大正面貢獻的人，從基因研究先驅到資訊時代的開創者，得到的獎勵少得可憐。

有些人看到所得不平等的情況之後會聳聳肩：這個人多拿一點、那個人少拿一些，那又如何呢？他們認為真正重要的，不是經濟大餅怎麼分，而是餅有多大。這種觀念有根本的錯誤。如果多數民眾的境況一年差過一年，這種經濟體（也就是美國當前的情況）長期而言不大可能有好表現。之所以如此，有幾個原因。

首先，不平等加劇反映了另一種現象：機會減少。機會平等受損，必然意味著我們未能人盡其才，浪費了若干最寶貴的資產（也就是人才）。第二，導致不平等的許多扭曲狀況（例如與壟斷勢力有關的情況，以及照顧特殊利益集團的租稅優惠），會損害經濟效率。這種新的不平等製造出新的扭曲狀況，進一步損害經濟效率。舉一個例子：我們才幹出眾的年輕人有太多因為被異常豐厚的薪酬吸引而加入金融業，而他們本來可以從事其他領域更有意義的工作，提升我們的經濟生產力，並使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加強健。

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現代經濟體需要「集體行動」，也就是需要政府投資在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上。美國以至全球均大大受惠於政府資助的研究，這些研究衍生網際網路，並改善了公共衛生。但是，美國早已因為基礎設施（想想我們的高速公路和橋樑、鐵路和機場的狀況）、基礎研究和所有層級的教育投資不足而受害，而且這些投資未來還將進一步縮減。

我們對這些情況全都不應感到意外，因為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時，自然會發生這些事。財富越是集中在有錢人手上，他們越是不願意花錢滿足公眾的需求。有錢人不必仰賴政府提供公園、教育、醫療或保護人身安全，他們花錢就能替自己買到這些東西。在這過程中，他們與一般人愈來愈疏離，最終會喪失他們可能有過的同理心。他們也擔心出現強勢政府，擔心政府可能運用其權力糾正過度的不平等，拿走有錢人的部分財富並投資在公益上。頂層1％可能會抱怨美國現在這樣的政府，但他們其實就是喜歡這種政府：因為囿於政治僵局，無法推動有力的再分配政策；因為太分裂，除了減稅，做不了任何事。

對於如何充分解釋美國不平等加劇的問題，經濟學家沒有確定的答案。一般的供給和需求因素無疑產生了一定的作用：節省勞力的技術令許多中產藍領「好」工作顯著減少。全球化創造出一個全球市場，令美國的高薪非技術勞工面對海外低薪非技術勞工的競爭。社會變遷也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工會勢力大幅衰退，從原本代表美國三分之一的勞工降至現在的12％左右。

但是，我們的社會如此不平等，一大原因在於頂層1％希望它是這樣。稅收政策是最明顯的例子。有錢人的一大部分所得來自資本利得，而降低資本利得稅率使美國有錢人享有近乎搭便車的特權。壟斷和接近壟斷向來是經濟勢力的來源，從上世紀初的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到世紀末的比爾．蓋茲皆如此。反壟斷法執行鬆懈，尤其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對頂層1％是天賜的禮物。現在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心人操縱金融體系，而這又是因為金融業收買政客，指使他們按照業者的意願修改金融法規──這是金融業歷來的最佳投資之一。政府以接近零的利率放款給金融機構，並在它們走投無路時，以非常寬鬆的條件慷慨提供資金拯救它們。監理機關則對金融業者運作不透明和種種利益衝突視若無睹。

頂層1％控制的財富比例，會使人想把這個國家不平等加劇的情況視為一種典型的美國成就：我們起初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但不平等程度如今已達世界頂級水準。而且未來多年我們的成就看來還將擴大，因為促成它的因素會自我加強。財富產生權力，權力產生更多財富。在1980年代的存貸醜聞期間（這醜聞的規模以今天的標準而言是小得異常），國會一個委員會問銀行業者基廷（Charles Keating），他花150萬美元在數名重要的民選官員身上，是否真的能替他買到影響力。基廷回答：「我當然希望能買到。」最高法院在最近聯合公民案（Citizens United）的判決中，取消對團體競選捐款的限制，形同擁護企業收買政府的權利。個人與政治如今完全契合。幾乎所有美國參議員和多數眾議員上任時都是頂層1％的成員；他們靠頂層1％的錢保住議席，而且知道如果自己服侍好頂層1％，離任時將獲得頂層1％的獎賞。貿易和經濟政策的主要行政決策者，基本上也是來自頂層1％。我們因此不應對製藥業者獲得1兆美元的大禮（藉由立法禁止政府這個最大的藥物買家與藥廠議價達致）感到奇怪。稅收法案如果沒有替有錢人大幅減稅就不可能在國會通過，這種事也不應使我們感到驚訝。考慮到頂層1％的勢力，這正是這個體系的正常運作情況。

美國的不平等在我們想像得到的每一方面扭曲我們的社會。首先，大量證據顯示，民眾的生活方式受到影響：在頂層1％以外的民眾中，入不敷出是愈來愈普遍的現象。經濟效益下滲或許有如神話，但行為方式下滲卻真實不虛。不平等大大扭曲了我們的外交政策。頂層1％極少從軍──事實是我們的「全志願」軍隊支付的薪酬，不足以吸引頂層1％的子女，而愛國是有限度的。此外，美國開戰時，富裕階層也不會受加稅所苦，因為國家可以舉債支應所有軍費。外交政策必然是力求國家利益與國家資源之間的平衡。頂層1％掌權，而且不必承受代價，平衡和克制的觀念自然被拋諸腦後。國家可以無限冒險；企業和承包商只會因此得益。經濟全球化的規則也明顯偏向嘉惠有錢人：這些規則鼓勵各國競相爭取企業投資，因此壓低了企業稅、削弱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保護，並損害勞工權利，包括集體談判權（這些權利以前獲視為「核心」勞工權利）。想像一下，如果這些規則偏向鼓勵各國競相爭取勞工，世界會是怎樣。政府將競相提供經濟保障，降低一般受薪者的稅負，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乾淨的環境；也就是提供勞工在乎的東西。但頂層1％不必關心這些東西。

準確點講，是他們以為自己不必關心這些東西。頂層1％對我們社會最大的損害，可能是腐蝕我們的認同感；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群意識對我們的認同感至關緊要。美國向來以社會公平、人人有平等的成功機會而自豪，但統計數據顯示我們的社會其實不是很公平：在美國，窮人以至中產家庭的小孩晉身社會上層的機會不如許多歐洲國家。現實環境處處對他們不利。體制不公、苦無機會的民眾感受，是中東各地反政府怒火的燃料，食物價格高漲、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則是火種。美國青年失業率約達20％（某些地方和某些社群的數字比這高一倍）；希望全職工作的美國人當中，每六人有一人找不到全職工作；每七個美國人便有一個仰賴食物券（受「糧食不安全」所苦的美國人也大概是這數目）。這一切足以證明，某些人吹噓的經濟效益下滲管道（從頂層1％流向大眾）被某些東西堵住了。許多人因此對社會產生疏離感是可預料的：20-29歲的選民上次選舉的投票率只有21％，與他們的失業率相若。

最近幾週，我們看到在一些高壓國家，數以百萬計的人上街抗議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埃及和突尼西亞的政府遭推翻。利比亞、葉門和巴林也爆發民眾抗爭。區內其他國家的統治家族在他們開著冷氣的豪宅裡緊張地關注局勢：「我們會是下一個嗎？」他們確實應該擔心。在這些國家，極少數人（不到人口的1％）控制了多數財富，而財富在這些地方大致等同權力；根深蒂固的各種貪腐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富裕階層經常積極阻撓可以改善大眾生活的政策。

我們看著街上的民眾怒火時，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這種情況何時出現在美國？我們自己的國家在許多重要方面，已經變得像遠方某個動盪的地方。

托克維爾曾表示，他看到美國社會特有的一種天才，主要就是美國人能「正確理解自利」。「正確理解」是關鍵詞。人人都懂狹隘的自利：我現在就要得到好處！「正確理解」的自利則不同：一個人最終要得到幸福，必須關注所有其他人的自利，也就是關注社會的共同福祉。托克維爾並不是暗示這種觀念如何高尚或充滿理想色彩；事實上，他所暗示的恰恰相反。這是美國人務實的標記。那些精明的美國人明白一個基本事實：替別人著想不但對心靈有益，對生意也有益。

頂層1％住最好的房子、受最好的教育、看最好的醫生、過最好的生活，但金錢似乎沒有替他們買到一樣東西：認識到他們的命運與99％的人過怎樣的日子息息相關。縱觀歷史，頂層1％最終確實會明白這道理，可惜為時已晚。

延伸閱讀：史迪格里茲刊於《浮華世界》的另一篇文章 The 1 Percent’s Problem

新書面世：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

2017年6月30日

書名：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一個「圈內數學家」對演算法霸權的警告與揭發

原文書名：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作者：凱西．歐尼爾（Cathy O’Neil）

出版日期：2017年6月29日

這本書內容十分有趣，原書名直譯為「數學毀滅性武器」，是將大數據年代普遍應用的數學模型（演算法）比作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s）。

作者將本書獻給弱勢者。她顯然非常在意演算法加劇不平等的問題，這一點她在本書結語中講得很清楚：

//在這趟虛擬的人生旅程中，我們到訪了中小學和大學、法院和職場，甚至還有投票站。一路上我們看到了數學毀滅性武器造成的破壞。它們承諾促進效率和公平，但扭曲了高等教育、加重人們的債務負擔、促使國家囚禁大量人口、幾乎一有機會便打擊窮人，而且還損害民主。由此看來，合理的做法是逐一消除這些數學毀滅性武器的殺傷力。

問題是它們環環相扣，互相配合。窮人比較可能得到較低的信用分數，住在周遭都是窮人的高犯罪率社區。邪惡的數學毀滅性武器一旦掌握這些資料，便會向這些窮人不斷放送掠奪式廣告，誘使他們申請次級貸款或報讀營利至上的學店。這些系統也會派出更多警察去逮捕犯法的窮人，並在他們罪名成立時判處較長的刑期。這些資料會提供給其他數學毀滅性武器，而它們將斷定這些人風險較高（又或者是容易掠奪的目標），進而限制他們的就業機會，同時提高他們的房貸和汽車貸款利率，以及你想得到的每一種保險的保費。這會進一步壓低這些人的信用評等，製造出一種致命的惡性循環。在數學毀滅性武器的世界裡，當一名窮人正變得愈來愈危險，必須付出愈來愈高昂的代價。//

本書雖然是講數學模型的應用問題，但不涉及難懂的技術細節，所以一般讀者都看得懂。以下摘錄本書引言的一個案例，從中可以看到數學毀滅性武器的一些特質：

//2007年，華盛頓特區新市長芬提（Adrian Fenty）決心改善該市表現不佳的學校。他的計畫大有道理：當時在華盛頓特區，九年級之後每兩名高中生只有一名能順利畢業，而八年級學生數學成績達到該年級標準的只有8%。

當時當局的想法是這樣的：學生學得不夠，是因為老師沒做好教學工作。因此在2009年，當局推行一個方案，目的是開除表現最差的一批教師。這是全美各地有問題的學區的一個趨勢，而站在系統工程的角度，這種想法極有道理：教師的表現必須接受考核，表現最差的教師必須離職，表現出色的老師則應放在他們可以發揮最大作用的位置。採用數據科學家的說法，這麼做可以「優化」學校系統，而這理應可以改善學生的成績。除了「壞」老師，誰會質疑這種做法呢？當局開發出一套名為IMPACT的教師評價系統，然後在2009-10學年結束時，華盛頓特區將表現最差的2%教師全部炒掉，翌年再炒掉5%的教師（206人）。

教五年級的韋索奇（Sarah Wysocki）看來完全不需要擔心。她在麥法蘭中學（MacFarland Middle School）只是教了兩年，但已經得到校長和學生家長非常好的評價。有人稱讚她很關心學生，還有人說她是「我見過的最佳教師之一」。

但是，2010-11學年結束時，IMPACT系統給韋索奇打了一個很差的分數。問題出在一個名為「增值模型」（value-added modeling）的新評分系統，該系統的目的是測量她教數學和語言技能的表現。增值模型由一種演算法產生分數，而該分數占她得到的總評價一半，結果完全抵銷了學校主管和學生家長對她的好評。因為韋索奇的IMPACT總分數達不到最低標準，華盛頓特區教育局只好炒掉她（另有205名教師因此失去教職）。

韋索奇看來不像是被迫害或遭報復。事實上，教育當局的做法有其道理。畢竟學校主管可能是壞老師的朋友，可能喜歡他們的作風或表面上的熱忱。壞老師確實可能裝得很像好老師。因此，一如許多其他地區，華盛頓特區決定盡可能防止人的偏見影響老師得到的評價，而辦法是倚重客觀數據：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測驗分數。教育官員表示，數字將說明一切，而這是比較公平的做法。

韋索奇當然覺得她得到的分數極度不公平，而她希望知道分數是怎麼來的。她後來對我說：「我想沒有人明白那些數字。」一位好老師怎麼可能得到那麼差的分數呢？增值模型是在測量什麼？

嗯，韋索奇發現，事情相當複雜。華盛頓教育當局請了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的數學政策研究（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當顧問，負責建立教師評價系統。該組織必須解決的難題，是測量華盛頓特區學生的學習進度，然後估算學生成績之進步或退步多大程度上是拜老師所賜。這當然不容易。學者知道，學生的成績受許多因素影響，包括學生的社經背景，以及學生是否有學習障礙。評價教師的演算法必須顧及這些差異，而這也是這些演算法變得非常複雜的原因之一。

估算一名教師一個學年下來對某些學生產生多大的影響，是相當複雜的事。韋索奇表示：「教與學的過程受很多因素影響，要一一測量是非常困難的。」此外，藉由分析25名或30名學生的測驗成績來替一名老師的教學表現評分，在統計學上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可笑的。因為出錯的可能性非常多，這樣的樣本規模實在太小了。

同樣重要的是，統計系統需要回饋：如果系統脫離了常軌，系統管理者必須藉由某種方式了解情況。統計學家利用失誤的情況調整他們的模型，力求模型變得更「聰明」。如果沒有回饋，統計系統可能持續產生錯誤而且有害的分析，而且一直無法從自身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數學政策研究設計的評分系統認定韋索奇和另外205名教師為失敗者，教育當局便開除他們。但這個系統如何知道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呢？它不會知道。系統本身認定這些人是失敗者，當局於是認定他們是失敗者。206名「壞」老師被開除了。光是這事實似乎便證明增值模型非常有效，因為這顯示華盛頓特區正在清除表現不佳的教師。系統不尋找真相，分數本身便代表真相。

韋索奇得到的評分低得驚人，但她找不到一個可以向她解釋原因的人，這件事本身很能說明問題。數學毀滅性武器產生的結論，有如演算法神祇發出的命令。模型本身是個黑箱，其內容是相關業者極力保護的商業機密。顧問公司如數學政策研究因此得以收取較高的費用，但這還有另一種作用：相關業者認為，如果被評價的人不知道自己得到的評價是如何產生的，他們比較不會試圖鑽系統的漏洞。他們將只能努力工作，遵守規矩，然後祈求系統懂得欣賞他們的努力，給予好評價。但是，如果細節不公開，人們也將較難質疑或抗議系統產生的評價。

儘管如此，韋索奇清楚知道，學生的標準測驗分數是評價系統考慮的一個關鍵因素，而她懷疑這當中有問題。她任教於麥法蘭中學的最後一年開始前，她很高興看到她將教的五年級生在上一學年的標準測驗中表現意外出色。她的許多學生來自巴納德小學（Barnard Elementary School），而該小學高達29%的學生閱讀成績被評為「高級」，是學區平均值的五倍。

但是，學期開始後，她發現許多學生連閱讀簡單的句子都有困難。頗久之後，《華盛頓郵報》和《美國今日報》的調查發現，該學區內41間學校（包括巴納德小學）的標準測驗答案卷擦改的比例相當高，而這意味著這些學校測驗作弊的可能性較大。在當中一些學校，高達70%的班級有作弊的嫌疑。

這與數學毀滅性武器有何關係？容我一一說明。首先，教師評價演算法是改變教師行為的有力工具。這正是這些演算法的目的，而在華盛頓特區的學校，它們既提供獎勵，也準備懲罰表現不佳的教師。教師知道，如果學生在標準測驗中表現太差，他們可能飯碗不保。教師因此有強烈的誘因確保學生在測驗中取得不錯的成績，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經濟大衰退打擊就業市場的情況下。在此同時，如果他們的學生表現出色，教師和學校主管有望獲得高達8,000美元的獎金。 如果你考慮這些強大的誘因和相關證據（許多學校的答案卷擦改比例相當高，學生測驗分數也異常高），你會有理由懷疑四年級的教師出於恐懼或貪婪，竄改了學生的答案卷。

我們因此有理由相信韋索奇所教的五年級生上一學年的測驗分數，因為有人做了手腳而被人為推高了。果真如此，他們本學年結束時的測驗成績將使他們看起來顯著退步了，而他們的老師將因此被視為表現不稱職。韋索奇確信這正是她遇到的情況。這理論符合家長、同事和校長對她的評價（也就是她確實是個好老師），也可以解開疑惑。韋索奇有很好的理由提出申訴。

但是，你無法向數學毀滅性武器申訴。這正是這種武器威力驚人的原因之一。它們不聽人講話，也不會屈服。它們不但不理會你的討好、威脅或誘騙，也不會聽你講道理──即使它們用來推出結論的資料顯然很有問題。沒錯，如果自動化系統顯然因為系統問題而不斷出錯，造成令人尷尬的情況，程式設計師確實會調整演算法。但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程式將產生堅定的判斷，而運用它們的人遇到有人抱怨時，只會聳聳肩，就像是說：「嘿，要不可以怎樣？」這恰恰是韋索奇最終從學區官員那裡得到的回應。

你看到這當中的矛盾了嗎？某個演算法處理了一些數據，估算出某個人不適合聘用、將會借錢不還、將參與恐怖活動或教學表現不稱職的機率，然後根據該機率算出一個分數，而該分數可能令當事人的生活天翻地覆。當事人試著反擊時，「很有意思的」反證無法證明自身清白，因為當局僅接受確鑿的證據。我們將一再看到，在證據標準這一點上，當局對數學毀滅性武器受害者的要求，遠高於對演算法的要求。

韋索奇對自己遭開除震驚不已，但她僅失業數天。 因為很多人（包括校長）願意替她的教學表現作證，她很快便在維吉尼亞州北部某富裕社區一間學校找到了教職。因此，拜一個非常可疑的模型所賜，貧窮社區的學校失去了一名好老師，富裕社區一間不會根據學生的分數開除教師的學校，則得到了一名好老師。//

平等與公平

2016年12月19日

如果你認真看完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Paul Bloom這篇〈人們真正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公平〉，應該明白「平等」與「公平」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平等未必公平，不平等未必不公平。不平等的英文是inequality，不公平則是unfairness或inequity。平等與否通常不難分辨，例如所得分配的平等程度，常用的指標是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係數為0代表所有人的所得相同，係數為1代表全部所得落入一個人的口袋。維基百科的資料顯示，美國2013年吉尼係數為0.408，台灣2014年為0.336，香港2011年為0.537，瑞典2015年為0.254（香港是所得分配非常不平等的地方，瑞典在全球而言算相當平等）。也就是說，分配有多平等，基本上是統計可以解答的問題，但分配公平與否則複雜得多，涉及價值與道德判斷。

經濟學家談inequality，雖然也可能會講到公平問題，但主要是在談財富與所得分配的不平等，而非不公平。

Inequality這議題，近年在國際上很熱門，相關著作也不少，最著名的可能是皮凱提（Thomas Piketty）的《二十一世紀資本論》。英國經濟學家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B. Atkinson）的《扭轉貧富不均》（Inequality: What Can be Done?）也是這方面的重要著作。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數年前這本The Price of Inequality，也是議論這問題的力作。

Inequality一詞，社會學界的通用譯法是「不平等」，social inequality便譯為「社會不平等」，這在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學術名詞資訊網」可以查到。史迪格里茲那本書，中國簡體中譯本書名為《不平等的代價》，台灣中譯本書名卻是《不公平的代價》。嚴格來說，以「不公平」譯inequality是錯的。如果出版社認為不平等問題的關鍵在於不公平，希望在書名突出不公平問題，可以說是有一點道理；但如果出版社認為史迪格里茲寫inequality時就是在講不公平，那是肯定不對的。史迪格里茲是頭腦清楚、文筆清晰的經濟學家和作家，他用inequality一詞時就是在講「不平等」，你硬要譯為「不公平」，即使在某些情況下只看譯文講得通，其實也已經是扭曲了他的論述，因為兩者根本就是不同的概念。這對讀者是不負責任的，因為錯誤的翻譯會誤導讀者，或令讀者難以理解譯文。（必須說明一件事：讀者看到inequality被譯為「不公平」，未必是譯者的問題，可能是被人改成那樣的。）

因為The Price of Inequality這本書頗受重視，中文文章提到這本書時，往往使用台灣中譯本書名《不公平的代價》，這就衍生一個副作用：有些人以為inequality就是「不公平」。這當然是錯的。日後我們提到The Price of Inequality這本書，或許應該以《不平等的代價》為中文書名。

Inequality不能譯為「不公平」，不信你把Paul Bloom那篇文章中的「不平等」都改為「不公平」，看看文章還能不能讀。

平等與公平的概念，以下圖片解釋得相當好。

人們真正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公平

作者：Paul Bloom

出處：The Atlantic，2015年10月22日

原文：People Don't Actually Want Equality. They want fairness.

 

桑德斯（Bernie Sanders）總是在談經濟不平等的問題，而且引起許多人的共鳴。你不必是社會主義者，也會擔心美國貧富之間的鴻溝。政治光譜上位置不一的許多美國人都表示，他們對經濟不平等現象深感不安；許多人表示，他們支持可以促成所得與財富較平等分配的變革。

但哲學家Harry Frankfurt在他剛出版的著作On Inequality中指出，經濟平等本身並無價值。這說法既是道德判斷，也是心理判斷：Frankfurt暗示，如果人們花時間深思，將會明白自己真正在意的並非不平等。

經濟不平等現象有一些不公平的起因，人們看到時可能會感到不安。這是完全合理的反應，因為我們的所得與財富頗大程度上取決於與出身有關的偶然因素，包括父母有多富有、個人的性別和膚色等等。我們也擔心經濟不平等的潛在後果──我們可能認為這會腐蝕民主、增加犯罪，或損害我們的整體幸福。最重要的是，我們擔心貧窮問題──不是擔心有些人比較窮，而是擔心「窮人實在太窮」。

但Frankfurt認為，真正令我們不安的並非不平等本身。他指出，幾乎沒有人會為極富有與非常富有的人之間的經濟不平等感到不安，即使這種不平等無論在絕對值還是比例上，都很可能超過小康之家與窮人家之間的不平等。他表示，人人赤貧的世界是絕對平等的世界，但幾乎沒有人會喜歡那樣的世界多過我們現在的世界。因此，我們真正重視的不可能是「平等」。

Frankfurt的若干論證相當技術性，但我們不難想像在某些情況下，錯誤地一心追求平等會令世界變得更糟。我特別喜歡的一個例子來自搞笑藝人Louis C.K.，他說他五歲的女兒有次弄壞了一件玩具，結果要求他把她姐姐的一件玩具也弄壞，好讓大家平等。「我照她說的做了。我覺得很難過，但我看到她臉上露出賊笑。」

Frankfurt說人們並不認為經濟平等本身有價值，他真的說對了嗎？很多學者有不同的看法。靈長類動物學家Frans de Waal筆下這句話概括了許多人的觀點：「羅賓漢是對的。人類最深切的願望是共分財富。」

研究者找到一些支持de Waal觀點的證據：如果你叫一些小孩分東西給陌生人，他們強烈傾向平分，即使在極端情況下也是這樣。心理學家Alex Shaw和Kristina Olson告訴一群六至八歲的小孩，Dan和Mark這兩名男孩打掃了自己的房間，現在要以橡皮擦獎勵他們──但因為共有五塊橡皮擦，所以不可能平分。那些小孩幾乎都向實驗主持人表示，應該丟掉第五塊橡皮擦，以便能平均分配獎品。即使他們可以多給Dan或Mark一塊橡皮擦而另一人不會知道，他們也主張必須平分；因此，他們這麼做並不是因為擔心有人會憤怒或妒忌。

這種情況看來像是反映實驗參與者強烈渴望平等，但其實更可能反映他們渴望公平。他們認為Dan和Mark應該得到相同的獎勵，只是因為兩人做了同樣的事。因此，當Shaw和Olson告訴那些小孩「Dan做的事多過Mark」之後，他們很樂於給Dan三塊橡皮擦、給Mark兩塊。換句話說，他們可以接受不平等，只要不平等是公平的。

我在耶魯大學參與的研究（主持人為當時的研究生Mark Sheskin）顯示，幼兒其實有一種反平等傾向：相對於完全平均分配的情況，他們更喜歡自己可以佔得優勢的分配方式。例如相對於每人可以得到兩份東西，他們寧願自己得一份，其他人則完全沒有。

此一表現與其他心理學家的發現非常一致，也符合許多家長觀察到的情況：分配糖果之類的好東西時，孩子如果分得較少，往往會激烈地吵鬧，但如果自己分得較多，則會很滿意。其他靈長類動物也有類似的表現。例如猴子喜歡黃瓜，得到黃瓜時通常會很高興，但如果牠們看到另一隻猴子得到葡萄（猴子更愛葡萄）而自己卻只能分到黃瓜，牠們會非常憤怒。分到葡萄的猴子則很樂於佔得便宜。

支持人類天生喜歡平等的另一種論點，源自針對小團體的觀察，因為小團體看來確實非常重視平等。在小團體中，財物大致上平均分配，弱者得到照顧，領袖的權力相當有限。情況很像是「佔領華爾街」的團體。

我們很容易認為小團體的表現反映人類天生偏好平等待遇，但曾廣泛研究小團體的人類學家Christopher Boehm有不同看法。他認為這種平等主義結構之所以出現，是因為沒有人希望被壓榨勒索。在這種社群中，個體之所以大致平等，是因為人人皆努力確保沒有人能獲得太多權力，以免自己遭宰制。如我在我的上一本書Just Babies中談到，這種團體中有一種無形的平等主義在發揮作用。Boehm寫道：「那些原本必須服從他人的個體夠聰明，懂得聯合起來，形成大型政治聯盟。……因為聯合起來的『部屬』持續把他們當中有主見的領袖型人物打壓下去，平等主義實際上是一種怪異的政治等級制度：弱者聯手，積極宰制強者。」

這種分析有助我們解釋為何現今的世界存在如此巨大的權力差異：在現在這種世界裡，弱者要聯合起來宰制強者，難度大得多。如Boehm指出，在一個小社群中，如果有人想成為獨裁者，他會被所有其他人漠視或嘲笑；如果他還搞不清楚狀況，他可能會被痛毆、逐出社群或殺死。但是，在一個成員數以百萬計的社會裡，要這樣對付掌權者會困難得多，因為互動不再是面對面的，而且掌權者有槍有砲還有勞改營。

我們從針對兒童和小團體的研究中看到的，是人類很早便渴望公平，而且特別強烈渴望自己在資源分配中不吃虧。但我們完全找不到人類天生重視平等、認為平等本身有價值的證據。

行為經濟學家Michael Norton和Dan Ariely數年前研究過美國人對財富分配的看法，發現他們對自己的國家有多不平等有極大的誤解：他們以為美國底層40%的人占有全國9%的財富，頂層20%的人則占有59%，但正確的數字分別是0.3%和84%。

Norton和Ariely也發現，被問到怎樣的財富分配才算理想時，美國人無論支持哪個政黨，全都認為理想的財富分配應該遠比美國的實際情況（或他們以為的情況）來得平等。Ariely在刊於《大西洋雜誌》（The Atlantic）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絕大多數美國人偏好一種比瑞典現今情況更平等的財富分配，而瑞典的分配情況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被說成是極左──自由派認為那是一種理想的社會，保守派則把它貶為政府管太多的社會主義保姆國家。」

這些發現很重要，但Frankfurt的分析促使我們思索它們的真正意義。Ariely強調美國人渴望一個遠比現況平等的社會，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人實際上並不想要平等。Ariely的研究發現，在被要求創造一個完美的社會時，受訪者選擇的社會是頂層五分之一的人擁有的財富，比底層五分之一的人多三倍。這發現當然未能解答所有問題，但它應促使我們認真思考Frankfurt對人類真正想要什麼的質疑，以及他的以下憂慮：我們太關注相對差異，對公平與否和窮人的苦難卻不夠關心。

（Paul Bloom為耶魯大學心理學教授。）

相關文章： 平等與公平

金融業的貓鼠遊戲

2016年8月22日

顏擇雅論兆豐案，頗有慧見。我未了解兆豐案的詳情，無法具體評論，但容我講一點可能離題的聯想。

近年國際上金融機構因為牽涉洗錢或其他違法嫌疑，遭美國監理當局重罰的案例並不罕見：2012年，匯豐（HSBC）便在美國因為洗錢問題遭罰19億美元；2013年，美國最大的銀行JP摩根因為房貸擔保證券（MBS）方面的問題，同意支付130億美元（你沒看錯，我也沒寫錯，確實是130億美元，也就是約四千億台幣），了結美國政府對該公司的相關調查。

相對於匯豐和JP摩根那種規模的罰款，兆豐1.8億美元的罰款雖然不能說輕，但真的只是零頭而已。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兆豐一案反映了台灣企業一些嚴重的問題（如顏小姐所講的不願投資在人才上，結果因貪小便宜而吃大虧）。那我們該如何理解國際金融機構比兆豐嚴重得多的違規問題呢？它們也像台灣的銀行那麼不專業嗎？

近年我偶爾會聽到香港人說，現在要在香港替公司開銀行戶口，非常非常麻煩（可能比停掉有線電視的服務更麻煩，連希特勒都搞不定）。這反映什麼呢？當然是因為金融法規變嚴了。金融法規變嚴是為了什麼呢？當然是為了防止各種利用金融體系行騙、洗錢、作弊之類的惡行。但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金融騙徒（或利用金融作惡的人）就像西遊記中想吃唐僧肉的妖怪，是非常積極的「創業者」，而金融監理人員則像西遊記中天庭的兵將，是領薪水的公務員；你說在這種競賽中，誰佔上風呢？

金融業的問題，歸根究底大概就是人性和道德問題：太多業者不甘心老實做好金融業支援實體經濟的本分，無所不用其極地鑽漏洞，投機爛賭之餘，也以金融財技掠奪世人的財富。金融業其實是個信譽掃地的行業（金融海嘯是誰搞出來的？），加強法規監管絕對有必要，但這個業者與監理者之間的貓鼠遊戲意義何在？真能創造什麼產值嗎？

當各行各業都喪失互信時，我們其實與活在地獄中相去不遠。

顏擇雅論兆豐案：

我認為兆豐被罰1.7億美元，只是剛剛好而已。如果所有金控公司都因此受到警惕，趕緊補強法務部門的國際化能力，這宗罰款給台灣創造的產值絕對會是 1.7億美元的好幾倍。我們應該要謝謝美國政府才對。

幾十年了，台灣一直要發展服務業，但我們只看到服務部門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都是低薪長工時，高薪知識工作一直很少，需要國際化能力的更少。相對應的就是一堆博士找不到工作，年輕學子也不想再出國攻博。

大家總罵流浪博士學的是產業不需要的東西。兆豐案，和前不久的第一銀行隔空取款案卻告訴我們，是企業心態大有問題。是企業打心底不想聘僱高水準人力。連最必要最不能省的投資也不想。企業明明有獲利，卻不願為長遠發展做投資，難怪我們薪資起不來。

如果第一銀行有花錢聘僱國際第一流的資安顧問，怎會倫敦分行被侵入還不知？你抱怨台灣沒人才，倫敦總不可能沒人才吧，你怎不花錢請？

兆豐的出事地點是紐約，也是很可笑的。怎樣，你要抱怨紐約缺金融法務人才嗎？

書摘：從華航罷工談到科技、工作與異化

2016年6月29日

《秘密讀者》編輯委員印卡發表於端傳媒的〈華航罷工的地理學想像〉，提到大衞．哈維（David Harvey）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哈維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十七章「生活的異化」，關於工作時數與技術關係的討論，在這個當下相當適合閱讀。為何科技越發達，工作越吃重？在書中提到，機器人的發展反而威脅勞動者的工作權，是一個例子。在華航罷工事件中，一班來往工作與居家的列車，為何是前往工作地點而不是回家，則是另一個例子。這本書最真摯的提醒或許是：不讓你閒暇，就是控制你不讓你反抗。//

這誘使我翻閱《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17章「人性的反叛：普遍的異化」，把我譯過但已淡忘的相關段落再看一遍，看完覺得哈維的論述相當精采（當然，比起暢銷作家如 Michael Lewis和 Malcolm Gladwell，哈維的文字遠遠沒有那麼有趣和易讀，一般讀者必須耐下心來才能看得下去，才有機會領悟當中的深意；哈維的論述能吸引到許多嚴肅的讀者，當然是有道理的），忍不住做了一點書摘與大家分享：

//新技術的應用本來應該可以減少勞工的工作時數，但多數人卻發現自己的工作時間變長了。不過，這也有它的社會作用。允許愈來愈多人有空去追求自我實現，對資本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不利於資本繼續穩當地在職場和市場控制勞工。高茲（Andre Gorz）寫道，資本主義「經濟理性容不下既不生產也不消費商業財富的真正閒暇。它不給受雇者閒暇不是因為客觀上必須如此，而是它的源起邏輯使然；工資的設定，必須以誘使工作者盡最大努力為原則。」工會提出的工資要求「實際上是唯一不損害經濟體制的理性要求」。理性消費（理性是針對資本的不斷積累而言）變成是資本生存下去的絕對必要條件。「另一方面，與工作時間、工作強度、工作的組織和性質有關的要求則充滿顛覆性的基進主義（radicalism）；它們不能以金錢滿足，它們衝擊經濟理性本身，進而挑戰資本的權力。一旦人們發現不是所有價值皆可量化，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用錢買到，而且錢買不到的還是必要、甚至是唯一必要的東西，『基於市場的秩序』便受到可能動搖根基的挑戰。」如那個「無價」廣告所言：「有些東西錢永遠買不到，除此之外，萬事達卡為你達成。」

「使個體相信，他們獲得供應的消費品和服務，足夠補償他們為獲得這些商品而必須作出的犧牲，相信消費構成個人幸福的港灣並使他們與眾不同，往往是商業廣告這一行的工作。」在這領域，「廣告狂人」（廣告如今占美國經濟活動相當大一部分）成為主角，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他們的關注焦點是民間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任務是說服人們消費「並非必要、甚至毫無用處」的商品。商品「總是被描述為含有奢華、豐盛和夢幻的元素；這些商品替它的購買者貼上『幸福和優越人士』的標籤，藉此保護他們免受理性化世界的壓力，不必承擔做個有用的人的義務。」高茲將這些商品定義為「補償型商品」，「人們渴望得到它們，可能主要是看中它無用的特質而非它的使用價值，因為正是這種無用的特質（例如，一些非必要的小玩意和裝飾品）象徵著購買者逃離集體世界，進入個人可以完全自主的港灣。」廣告狂人已證實精通推銷的，恰恰是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和無用特質。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與滿足人類的需要和渴望是有深刻矛盾的。這觀念連現任教宗也認同。他在最近一次宗座勸諭中抱怨：「當代社會提供的無限消費和消遣可能，導致所有層面皆出現某種異化，因為當社會的組織、生產和消費形式使人較難奉獻自己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團結關係時，社會便異化了。」

但是，如高茲指出：「因為覺得工作帶來的消費機會是足夠的補償、因此接受工作異化的功能型工作者，必須同時成為社會化的消費者，才能以這種狀態存在。但是，只有一個市場經濟領域和與之相隨的商業廣告，才能製造出這些社會化的消費者。」1968年的革命運動雖然自誇追求個人自由和自主權以及社會正義，但結局恰恰如此──迷失在異化消費主義的世界，沉沒在豐富的補償型商品中；擁有這些商品被視為人類慾望市場中自由選擇的標誌。//

有關異化

哈維在這一章有關「異化」這概念的幾段說明，也很值得看：

//異化（alienation，又譯疏離）的動詞alienate有多種意思。作為法律用詞，它是指將產權轉讓給別人。例如，當我將一塊土地賣給別人時，便是將它的產權轉讓了出去。在社會關係方面，它是指對某個人或體制或某項政治事業的感情、忠誠和信任變淡，可能轉移至另一標的上（有時可能是在有心人的引導下）。對人或體制（例如法律、銀行、政治制度）的信任異化（也就是喪失），可能極其嚴重地損害社會結構。作為被動的心理現象，異化是指疏遠了某些重要關係，變得孤立。我們為了某些無法說清、無可挽回的損失感到悲痛時，便是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異化。作為主動的心理狀態，異化是指對於自己實際或覺得被壓迫或剝削感到憤怒和充滿敵意，並以行動發洩這種憤怒和敵意，有時會在沒有明確原因或合理目標的情況下，以激烈行為宣洩對世界的不滿。例如，當人們因為生活中缺乏機會或努力追求自由、但結果受人宰制而感到沮喪時，便可能會出現異化的行為。

這種含義的多樣性是有用的。勞工合法地將約定時間內的勞動力轉讓給資本家，以換取薪資。在這段時間內，資本家要求工作者忠誠地服務，而且要相信資本主義是產生財富和造福人類的最佳體制。但是，在勞動合約期間（因為工作辛苦，通常還包括勞動之後的一段時間），工作者疏離了他的產品、其他職工、大自然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工作者自身的創造本能受挫，感到失落和悲傷，便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剝削與剝奪。最後，這名工作者不再悲傷憂鬱，轉為對他的異化直接來源動怒，可能是對使他過度勞累的老闆，也可能是對不體諒他的疲累而提出食色要求的伴侶。當他處於極度異化的狀態時，這名工作者會破壞他工作場所的機器，或是對家裡的伴侶砸東西。

異化這主題存在於本書已檢視的許多矛盾中。在交換價值的支配下，與商品的有感接觸（其使用價值）喪失了，與自然的感官關係被阻斷了。勞動的社會價值和意義在金錢的代表形式中變得模糊了。以民主方式達成集體決定的能力，在孤立的個人利益與國家權力彼此矛盾的理性的永恆交戰中喪失了。社會財富因為流入私人口袋而消失了（製造出一個財富私有、汙穢公有的世界）。價值的直接生產者與他們生產的價值變得疏離。階級的形成使人與人之間出現了不可弭平的鴻溝。分工盛行之下，我們愈來愈難從日趨零碎的部分看到整體。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大肆吹捧為資產階級的最高美德，社會平等和社會正義的希望已告幻滅。資本實現領域中的剝奪式積累（例如，藉由迫遷或在房貸違約時沒收房屋）衍生的積怨已經沸騰。自由變成了宰制，奴役便是自由。//

哈維中國演講系列

最後介紹端傳媒的「哈維中國演講系列」，當中許多概念，哈維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有比較完整、深入的闡述。以下是端傳媒系列報導的摘錄：

一、中國資本危機的空間轉移

哈維在講座中指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的成果和問題都十分巨大。而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都位居世界最前列，在取得了矚目的建設成就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必須正視的問題——如城鄉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等等。

哈維強調，危機是可以在空間轉移的。當資本無法在一個區域實現積累和增殖時，它就要尋找另外一片區域，藉由多種機制來吸納和消化過剩資本。這種通過地理擴張和地理重構，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部危機的動力學機制，被哈維稱作「空間修復」（spatial fix）。哈維認為，今日的中國正在進行這樣的擴張——就像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韓國和台灣。

在哈維看來，今日中國所走的「不過是英國、美國、日本的老路，這是一條可以被稱為『帝國主義』的道路」。不過對哈維來說，「帝國主義」不必然等同於「殖民」，其關鍵在於資本擴張的經濟邏輯。

「空間修復」的動力學機制，將中國的過剩資本和勞動力轉到世界各地，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能夠消化中國過剩產能的空間。哈維提醒聽眾思考：中國這幾年的發展規模，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這種空間修復遭遇極限，又該如何應對由發展主義邏輯導致的危機呢？

二、資本主義「螺旋失控」的麻煩

哈維總結道：資本運動是一種循環運動──生產、實現、分配、價值增殖，再到生產。這當中的驅動力，在於追逐「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可簡單理解為勞動力生產的總價值扣除工資之後，由資方佔有的部分。）資本力圖將剩餘價值佔為己有，並將其投入到再生產的循環當中，以追求更大的剩餘價值。這種循環運動與其說是個「圓周」，不如說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哈維談到，螺旋上升的形態，是一種不易處理的形態，在英語裏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這樣的短語。哈維指出，資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追逐剩餘價值。但在擴大再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說，資本追求更多產品、更多利潤的天性，需要無限擴大消費市場來滿足。但是，產生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剝削關係，會造成有限需求不足，從而限制消費市場的擴大。這必然導致一種「惡的無限性」。那是一種沒有極限的積累，為了積累的積累。可用的資源是有限的，可生產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但是，資本採取的形式中，有一種形式沒有限度，那就是貨幣。

哈維以城市空間為例說明：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當前的城市化是為了投資者而建設城市，而非為了民眾宜居。人們投資不動產是為了增值，而不是為了居住。因此，全球各地都存在庫存住房難以消化的問題，少數人佔有大量房產，卻又有數不勝數的流浪者無家可歸。

哈維表示，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分析讓大家認識到：問題不在於民眾愚蠢而懶惰，問題在於資本的運動。美國當下的政治困局，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體現。過去三十年內是美國史上第一次，資本積累和增長完全沒有讓勞動者獲益，生產力的增長完全被上等階級拿走。哈維以此解釋特朗普和桑德斯這類非傳統政治家的崛起──資本的動力（dynamics）轉化成了政治壓力。

三、數位新經濟、社會運動與左派的未來

哈維分享了他對當下流行的數位時代新經濟，如「萬眾創業」與「共享經濟」模式的觀察。在他看來，這些新經濟模式並沒有提供一條脫離「螺旋失控」的出路，反而只是一種新的拜物教（fetishism）形式，它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讓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哈維認為，如今時移世易，嚴格死守馬克思在19世紀提出的結論，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表現，是理論思考的無能。雖然快餐員工與產業工人有非常不同的特徵，但某種意義上說，麥當勞員工已經成為「21世紀的鋼鐵工人」。

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只着眼於生產過程中的剝削與階級鬥爭；但哈維認為，「價值實現」（消費）過程中，也存在着剝削與階級鬥爭。他強調，現在勞資關係的普遍趨勢是：資方在生產過程中有所妥協，可以給勞工開出不低的工資，卻在價值實現過程中進行回收。勞工的消費能力變得日益強大，但他們作為消費者，也正遭到層層的盤剝。因而，我們應該認真考察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的對立與統一，並對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剝削與鬥爭，予以比過去更多關注。

哈維提醒，我們不能抱有幻想，覺得搭乘經濟增長的列車，就可以坐等大同社會的來臨——那是一種非辯證的經濟決定論，也是對馬克思的誤讀。哈維提出，我們當前的部分目標，就是以新的、不同於既存秩序的原則，來改造和重組日常生活，這是諸多政治行動都應該遵循的方向：為探尋一種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奮鬥。

《大鴻溝》書摘：TPP是好東西嗎？

2016年5月22日 

「台灣新總統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到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那段話這麼說：『〔經濟〕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強化經濟的活力與自主性，加強和全球及區域的連結，積極參與多邊及雙邊經濟合作及自由貿易談判，包括TPP、RCEP等。』TPP有那麼重要嗎？她真的懂TPP嗎？」

「你這麼小看她？蔡英文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曾擔任台灣加入GATT與WTO的首席談判代表15年之久啊，她不會不知道TPP是什麼。今年2月中，她便曾表示，『TPP除了關稅減讓，著墨最多的就是如何讓各國法規治理、行政程序彼此協調』，可見她對這議題頗有了解。」

「有趣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恰恰曾撰文批評TPP這一點，他說：如果想調和法規，我們可以把各國的法規調整到最高標準。但是，企業尋求的『調和』，其實是希望藉由沉淪式競爭，把法規調整至某種最低標準。」

「史迪格里茲對TPP的批判，確實挺有力的。台大劉靜怡教授在去年的文章中也曾提到這一點。劉教授在那篇文章中指出：『TPP勢將對台灣的市場進入、租稅措施、金融服務與投資管制、國營事業、農業發展、食品安全、公共衛生、環境保護、勞工權益、政府採購、電子商務、著作權與專利保護期間延長、商品標示、藥品與醫療設備方法之專利取得、資訊自由、爭端解決等諸多面向，均帶來幅度頗高的衝擊。』」

「天啊，影響這麼廣泛！那為什麼台灣兩大黨都好像認為TPP是很好的東西，台灣非爭取加入不可呢？」

「這關係到意識形態，大致上台灣朝野都認為國際貿易對台灣極其重要，不加入這種自由貿易協定非常吃虧。但其實問題遠非如此簡單，只是國際貿易議題相當複雜，一般民眾很難掌握其中關鍵，很難辨明當中的利弊，所以就被少數人牽著鼻子走，認為台灣不能閉關鎖國啦，要拚經濟就要開放，就要支持自由貿易啦，bla bla bla……」

「那麼一般人要如何加深對這問題的認識呢？」

「我想閱讀史迪格里茲的文章，多少有幫助。參與所謂的自由貿易遊戲，一定會產生贏家和輸家。史迪格里茲有句話，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些支持自由貿易的舊理論也只是說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並沒有說贏家會補償輸家。』」

【本書摘為原譯版本，與博客來頁面提供的版本略有不同。】 

文章標題為〈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原文為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2014年3月15日刊於《紐約時報》。

貿易協議是可以令人昏昏欲睡的話題，但也是我們所有人應當關注的事。目前磋商中的一些貿易協議若付諸實行，多數美國人恐怕將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針對這些協議的對立觀點，實際上正在撕裂民主黨，雖然你從歐巴馬總統的言辭看不出這一點。例如在國情咨文中，他只是溫和地提到「新的貿易夥伴關係」將可「創造更多職位」。目前正在協商的是《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這協定一旦談成，環太平洋的12個國家將構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TPP的談判始於2010年，而據美國貿易代表的說法，其目的是降低參與國之間的關稅和減少貿易障礙，促進貿易和投資。但是，因為相關談判秘密進行，我們只能仰賴外洩的草案去推測協議的條款。在此同時，美國國會今年引進一條法案，賦予白宮「快速通關權」（fast-track authority），避免受國會議員的拖延戰術困擾：白宮使用這項權力時，國會只能通過或否決提交審議的貿易協議，不能修訂其內容。

此事激發激烈爭議，而這是大有道理的。基於外洩的內容，以及以往貿易協議的安排，我們不難推斷出整份TPP的模樣，而情況看來令人擔心。該協定很有可能嘉惠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國人和全球精英，同時損害所有其他人。我們竟然會考慮締結這樣的貿易協議，證明不平等對我們的經濟政策有極深的影響。

更糟的是，像TPP這樣的協議不過是一個更大問題的其中一面，而這問題便是：我們管理全球化的方式非常不恰當。

先談一點歷史。大致而言，現在的貿易協議與二戰之後數十年間的協議大不一樣：當年的貿易談判以降低關稅為焦點。各方降低關稅的結果是貿易顯著成長，各國可以發展自己有優勢的產業，生活水準因此得以提高。有些職位會消失，但也會有新職位產生。 

現在的貿易協議則有不同的目的。世界各地的關稅已經相當低。貿易談判的焦點已經轉向「非關稅貿易障礙」，而對推動相關談判的企業利益來說，各國的法規是最重要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巨型跨國企業抱怨，各國不一致的法規推高了商業成本。但多數法規即使有瑕疵，是有理由存在的：它們保護勞工、消費者、經濟和環境。

而且，這些法規往往是政府因應公民的民主要求而建立的。如今貿易協議的推動者委婉地表示，他們只是希望「調和法規」，彷彿他們只是單純地希望藉此促進效率。當然，如果想調和法規，我們可以將各國的法規調整至最高標準。但是，企業尋求的「調和」，其實是希望藉由沉淪式競爭，將法規調整至某種最低標準。 

當TPP這樣的協議規管國際貿易時，各國均同意奉行某種最低標準，跨國企業便能恢復某程度的肆意妄為，就像它們在美國1970年制定《潔淨空氣法》和1972制定《淨水法》之前，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那樣。所有地方的企業都大有可能認同廢除各種法規有助增加盈利。在企業的遊說下，貿易談判代表可能會相信這些貿易協議將能促進貿易和提高企業盈利。但是，這種協議也將製造出大輸家，也就是我們絕大多數人。

因為涉及如此重大的利益，容許貿易談判秘密進行是特別危險的事。環顧全球，負責貿易事務的政府部門受企業和金融界操控是相當普遍的事。當貿易談判秘密進行時，民主程序無法發揮必要的制衡作用，限制這些協議的負面影響。 

TPP談判保密，本身便可能足以引發重大爭議。我們因為資料外洩而知道的一些細節，則令這協議更令人不快。它最惡劣的地方之一，是容許企業藉由國際仲裁庭向政府尋求賠償，而且不限於針對政府不公平地沒收企業財產之行為，還可以針對法規導致企業潛在利潤縮減而尋求賠償。這並非只是理論上的問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便已試圖利用這種方法對付烏拉圭，聲稱該國贏得世界衛生組織讚賞的反吸菸法規不公平地損害該公司的利潤，違反了瑞士與烏拉圭的雙邊貿易協定。就此而言，最近的貿易協議有點像歷史上的鴉片戰爭：西方強國成功迫使中國開放鴉片進口，因為這些國家認為這對糾正它們與中國之間的嚴重貿易失衡非常重要。

已經納入其他貿易協議的一些條款，在某些國家正被用來削弱環保和其他方面的法規。開發中國家為簽訂這些協議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它們因此得到更多投資的證據則既薄弱又富爭議。雖然這些國家是最明顯的受害者，但同樣的問題也可能發生在美國身上。我們不難想像以下情況：美國企業在某個TPP成員國建立一家子公司，藉由該子公司在美國投資，然後利用美國企業所沒有的「外資」公司權利，對美國政府採取法律行動。這同樣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已有若干證據顯示，企業選擇將資金配置在各國時，會考慮哪些地方賦予它們最有利的法律地位去對抗政府。 

TPP還有其他有害的條款。美國近年正努力降低醫療成本，但是TPP將令學名藥變得比較難引進，因此將推高藥價。在最窮的國家，這不只是幫助企業發財而已：成千上萬的人將因此不必要地死去。沒錯，研發活動當然應該獲得補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設有專利制度。但是，專利制度理論上應審慎平衡保護智慧財產權和另一個重要目標：促進知識的流通。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指出，有公司濫用我們的制度，試圖替令婦女容易罹患乳癌的一些基因註冊專利。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這些專利無效，但在此之前已經有很多婦女因此不必要地受苦。貿易協議提供了更多濫用專利的機會。

令人擔心的事還有不少。從外洩的談判資料看來，TPP可能將使美國的銀行比較容易在世界各地銷售高風險的金融衍生商品，而這可能會釀成嚴重的金融危機，就像導致近年經濟大衰退的那場危機一樣。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人熱烈支持TPP和類似的貿易協議，包括許多經濟學家。他們之所以能夠支持這種協議，是拜虛假、已被拆穿的經濟理論所賜；這種理論能夠繼續流傳，主要是因為它們對最富裕的極少數人有利。

自由貿易是經濟學早期的核心信念之一。這理論指出，貿易確實會產生贏家和輸家，但贏家總是能夠補償輸家，自由貿易（或甚至只是比較自由的貿易）因此對雙方皆有利。不幸的是，這結論是基於大量假設，而當中有很多根本是錯的。

例如那些舊理論根本忽略了風險，假定勞工可以毫無障礙地轉換工作。這種理論假定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的狀態，受全球化影響而失業的勞工因此可以快速地轉換跑道，從低生產力產業轉進高生產力產業（低生產力產業之前興旺，是因為關稅和其他貿易障礙擋住了國際競爭）。但是，當失業率居高不下時，尤其是當很大比例的失業者長期失業時（美國目前正是這樣），這種假設是脫離現實的。

眼下有2,000萬美國人希望全職工作但找不到這種職位。數以百萬計的人已經放棄求職。因此，在受保護的產業從事低生產力工作的人，確實很頗大的風險：他們大有可能加入失業大軍，成為零生產力的人。連保住工作的人也會因此受傷害，因為失業率升高會令薪資受壓。

我們的經濟為何未能像理論中的理想狀態那樣運作，是個可以爭論的問題──是因為總合需求不足嗎？還是因為我們的銀行對投機和操縱市場更有興趣，因此忽略了放款，導致中小企業資金不足？不過，無論原因為何，這些貿易協議確實可能加重我們的失業問題。

我們的經濟表現差勁，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全球化管理失當。我們的經濟政策鼓勵企業將工作外包出去。海外廉價勞工生產的商品，可以便宜地運到美國銷售。美國勞工因此知道自己必須與海外勞工競爭，他們的議價能力因此變弱了。美國全職工作的男性勞工實質所得中值如今低於40年前，上述問題正是原因之一。

美國目前的政治運作加重了這些問題。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些支持自由貿易的舊理論也只是說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並沒有說贏家會補償輸家。事實上，他們沒有這麼做──實際情況是恰恰相反。貿易協議的倡導者常常說：美國若想保持競爭力，不但必須壓低薪資，還必須減稅和減公共支出，尤其是要削減造福一般民眾的支出。他們說，我們應接受種種「短痛」，因為長期而言，所有人都將受惠。但是，實際上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貿易協議可以促成較快較強的經濟成長，又或者長期而言多數勞工可因此受惠。

批評TPP的人非常多，因為支撐該協議的程序和理論已徹底喪失公信力。反對力量不但興盛於美國，在亞洲也很茁壯，而相關協商在亞洲已陷入僵局。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瑞德（Harry Reid）帶頭全力反對賦予政府促成TPP的快速通關權，看來已賦予我們一點喘息的空間。認為貿易協議犧牲99％的人、圖利企業的陣營看來贏了這場小衝突。不過，我們眼前還有一場更大的仗，那便是設法確保貿易政策（廣義而言是全球化）的設計可以提升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水準。這場仗的結果目前仍不確定。

在本欄的系列文章中，我一再強調兩點。第一點是美國眼下嚴重的不平等，以及近30年來不平等大幅惡化的趨勢，是一系列的政策、方案和法律累計產生的結果。因為總統本人已經強調，抑制不平等應該是美國的首要任務，所有的政策、方案和法律都應該從它們如何影響不平等程度這角度去檢視。類似TPP的貿易協議對促成當前的嚴重不平等有重要作用。企業可以從中獲利，以傳統方式衡量的GDP也可能會增加（雖然這遠非確定的事），但是一般民眾的福祉很可能將因此受損。

由此就講到我一再強調的第二點：涓滴經濟學是一種神話。TPP這種協議可以造福企業，但未必能惠及中間階層，社會底層就更不用說了。

相關文章：《大鴻溝》書摘：前言 

書名：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
原文書名：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天下雜誌

《大鴻溝》書摘：前言

2016年5月20日 

【日前提到的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大鴻溝》一書，將於5月27日上市。以下是該書前言，為原譯版本，與博客來頁面提供的版本略有不同。】 

如今沒有人可以否認，美國有一道大鴻溝，分隔了非常富有的少數人（有時被稱為「頂層的1％」）和其他人。這兩群人過著不同的生活：他們有不同的煩惱，不同的抱負，生活方式也不同。

一般美國人擔心不知如何籌措孩子的大學學費，擔心家裡有人重病怎麼辦，擔心退休時存不到足夠的養老金。近年經濟大衰退走到谷底時，數千萬美國人擔心保不住自己的房子。結果確實有數百萬人失去了房子。

頂層的1％，尤其是頂層的0.1％，關心的是其他問題，例如該買哪一種私人飛機，以及怎樣避稅最好（萬一瑞士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再替銀行客戶保密，那會怎樣？開曼群島會是下一個嗎？安道爾安全嗎？）在長島南安普敦的海灘，他們抱怨鄰居從紐約市坐直昇機過來時很吵。他們也有自己的憂慮：擔心自己萬一失去當前的優越地位，不知會如何──可以失去的東西太多了，而這種落難案例雖然罕見，偶爾還是會發生的。

不久之前，我參加了一個晚宴。晚宴主人是頂層1％聰慧的一員，他意識到大鴻溝的存在，擔心不平等問題，於是請來重要的億萬富翁、學者和其他關心這問題的人討論事態。晚宴開始前大家閒聊期間，我無意中聽到一名富豪（他的第一桶金來自繼承巨額財富）和另一個人討論懶惰的美國人試圖佔其他人便宜的問題。他們很快便非常自然地轉為討論避稅手段，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當中諷刺之處。那天晚上，在場的富豪互相提醒，坐視不平等過度惡化是很危險的；他們數次提到瑪麗．安東娃妮特（譯註：路易十六的王后，以奢侈著稱，遭革命法庭判處死刑，死於斷頭台上）和斷頭台，「毋忘斷頭台」成了晚宴的主調。他們因此實質上承認了本書的一個主旨：美國社會如此不平等並非無可避免，也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的。這是政策與政治的問題。這些有權勢的人似乎想說，他們是可以為減少不平等做一些事的。

連頂層1％也熱切關注不平等問題，這現象有多種原因，以下只是其中之一：富豪的財富有賴經濟持續成長，而愈來愈多富豪意識到，當絕大多數人所得停滯時，經濟是無法持續成長的。 

2014年，全球精英一年一度聚集於達沃斯（Davos）時，國際扶貧組織樂施會（Oxfam）有力地指出了世界如何嚴重地不平等：一輛巴士乘載全球最富有的85人，他們的財富加起來與全球較窮的一半人口（約30億人）一樣多。一年之後，這輛巴士可以縮小一些：80個座位就夠了。同樣驚人的是，樂施會發現，全球頂層1％已擁有全球接近一半的總財富，而且估計到2016年時，頂層1％的財富便會與其餘99％人口的總財富一樣多。

大鴻溝之形成，花了頗長一段時間。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美國經濟以歷來最快的速度成長，而且舉國一起成長。所有階層的所得都增加，全民共享繁榮。底層的所得，成長速度快過上層。

那是美國的黃金時代，但在我少年的眼中，光明之中似乎有些暗邊。我在密西根湖南岸長大，家鄉是美國著名工業城鎮印第安納州加里市（Gary）。我在那裡看到貧窮、不平等、種族歧視，以及美國經濟偶然衰退時出現的失業潮。美國的繁榮確實值得讚美，勞工致力爭取公平分享成果，勞資衝突因此是常見的事。我聽到美國是中產社會的說法，但我看到的人基本上屬於這個中產社會的底層，而他們的意見對主導這個國家的人沒有什麼影響。

我家並不富有，但我父母因應自身所得調整生活方式──這是現實中的掙扎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穿哥哥穿過的舊衣服，母親總是在特價時買這些衣服，注重耐穿而非能省一時之錢；她說，買不耐用的東西是小錢精明，大錢糊塗。母親於大蕭條期間畢業自芝加哥大學，我成長時期，她幫助父親做保險生意。她工作時，我們這些小孩就交給我家的「幫手」艾利思（Minnie Fae Ellis）照顧，她是親切、勤勞且聰慧的婦人。我雖然才10歲，但也覺得有點不安。我那時候心想：我們這個國家據說很富有，而且人人有機會，為什麼艾利思只念了六年書？為什麼她來照顧我而不是照顧她自己的孩子？

我高中畢業後，母親實踐她一生的抱負：回學校取得教師資格，然後去教小學。她在加里市的公立學校教書；後來隨著許多白人遷離加里市，她任教的學校實際上成了一間種族隔離的學校，而她是僅餘的數名白人教師之一。67歲被迫退休之後，她去了普渡大學位於印第安納州西北邊陲的校區教書，為普及教育出一份力。她到八十幾歲時才退休。

一如許多同代的人，我迫切期望社會有所改變。人們告訴我們，改變社會是很困難的，是需要時間的。雖然我不像加里市的同輩那樣受過很多苦（只有遇到一點點歧視），我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我數十年後才具體研究所得數據，但我那時已經覺得美國不是某些人宣稱的那樣機會遍地：有些人可以得到很好的機會，但很多人沒有什麼機會。愛爾傑（Horatio Alger）19世紀寫的那些窮少年出人頭地的故事，至少有一部分是神話：許多勤勞的美國人永遠出不了頭。我是在美國確實得到機會的幸運兒之一：得到全美優秀學生獎學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去念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這機會對我至關緊要，我日後的種種機會，可說是拜它所賜。

如我在〈美國的黃金時代神話〉一文中所言，我在阿默斯特學院念到第三年時，從主修物理轉為主修經濟學。我那時亟欲了解我們的社會為何如此運作。我成為經濟學家不只是為了了解不平等、歧視和失業等現象，我還希望出一份力，幫忙處理這些困擾美國的問題。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所寫的博士論文最重要的一章，是研究決定所得與財富分配的因素；兩位指導教授是梭羅（Robert Solow）和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他們後來都榮獲諾貝爾獎。這篇論文1966年在計量經濟學會（經濟學家的一個國際學會，其成員研究數學和統計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一次會議上發表，1969年在該學會的期刊《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上刊出，半個世紀後仍然是人們研究相關問題時常用的思考框架。

那時候，分析不平等問題的文章讀者有限，在民眾當中是這樣，甚至在經濟學家當中也是。當時人們對這題材不感興趣。在經濟學界，關注不平等問題有時甚至會遇到公然的敵意。即使美國的不平等問題開始顯著惡化，也就是約在雷根出任總統的時候，情況仍然如此。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榮獲諾貝爾獎的盧卡斯（Robert Lucas）便非常有力地表示：「對健全的經濟學有害的傾向當中，最誘人和……有害的一種，是集中關注分配問題。」

一如眾多保守派經濟學家，盧卡斯認為幫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是令國家的經濟大餅變得更大。他認為關注窮人分到的餅太小會令人分心，妨礙大家致力於把餅做大這個更根本的問題。經濟學界確實有一項悠久的傳統，認為效率與分配（也就是如何把餅做大和如何分餅）這兩個問題是可以分開處理的，而經濟學家的職責是狹窄、重要但困難的：只負責想出如何把餅做到最大。經濟大餅怎麼分則是政治問題，是經濟學家應明確避開的問題。

盧卡斯此派的立場在經濟學界非常流行，難怪多數經濟學家對美國日趨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幾乎完全視若無睹。他們不怎麼注意以下事實：雖然國內生產毛額（GDP）持續成長，多數美國人的所得停滯不前。因為忽略這事實，他們最終無法有力地解釋經濟現象，無法掌握不平等惡化的涵義，無法設計或許能使美國改弦易轍的政策。

這就是為什麼《浮華世界》雜誌（Vanity Fair）2011年邀我向廣大讀者解釋不平等問題時，我高興極了。結果我寫了〈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這篇文章，讀者人數確實遠遠超過數十年前我在《計量經濟學》期刊發表的那篇論文。《浮華世界》這篇文章討論的新社會秩序（99％的美國人同坐所得停滯的船），結果成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99％」。本書的文章和我隨後的寫作一再呼應該文的主要論點，那就是：如果社會平等一些，幾乎所有人（包括頂層1％中的許多人）的日子都會比較美好。幫助建設一個沒那麼分裂對立的社會，符合頂層1％的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我不是試圖發起新的階級戰爭，而是想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凝聚感，因為這種凝聚感已經因為我們的社會出現貧富的大鴻溝而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集中討論我們為什麼應關注不平等顯著惡化這問題：這不僅是價值觀和道德的問題，還攸關經濟學、我們社會的本質，以及我們的國家認同感。這問題甚至關乎更廣泛的戰略利益。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軍費支出幾乎佔全球的一半，但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長戰爭顯示，這種力量有很大的局限：即使在比美國弱得多的國家，我們也無法明確控制哪怕只是小小的土地。美國的力量向來在於它的「軟實力」，尤其是它的道德和經濟影響力，它為其他國家樹立的榜樣以及美國理想的影響力，包括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理想和榜樣。

不幸的是，因為日趨嚴重的不平等，美國的經濟模式並未造福多數美國人：經通膨調整之後，典型的美國家庭經濟狀況不如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甚至連貧窮人口的比例也上升了。崛起的中國雖然有嚴重不平等和「民主赤字」的問題，但其經濟相對帶給多數中國人更多好處：在美國中產階層所得停滯期間，中國約有5億人口脫貧。無法造福多數公民的經濟模式，不大可能成為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

《浮華世界》那篇文章衍生《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書，我在當中細述該文提到的許多課題。結果《紐約時報》2013年邀請我策劃探討不平等問題的系列文章，我們稱之為「大鴻溝」（The Great Divide）系列。我希望藉由該系列進一步喚醒美國人注意我們面對的問題：我們不是我們以為的機會之地，雖然許多外國人也認為美國是機會之地。我們已經成為不平等程度最嚴重的發達國家，而且我們的機會平等程度幾乎是最差的。我們的不平等問題以無數方式呈現出來。但這不是無可避免的，也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的，而是我們的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改變政策便可能有不同的結果：更好的經濟表現（無論以什麼標準測量），以及比較平等的社會。

《浮華世界》那篇文章，以及我撰寫的「大鴻溝」系列，構成本書的核心內容。約15年來，我也替Project Syndicate每月撰寫一篇聯載專欄文章。Project Syndicate起初致力於替東歐鐵幕倒下之後、過渡至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介紹現代經濟觀念。一段時間之後，該組織大獲成功，其文章如今刊登在世界各地的報紙上，包括多數發達國家。我替Project Syndicate撰寫的文章，自然也有許多是以不平等為題材，當中一部分以及我替其他報紙和期刊撰寫的相關文章，也納入了本書。

雖然本書是以不平等為主題，我還是納入了幾篇有關近期經濟大衰退的文章，它們是我在20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一段時間，以及美國和世界經濟隨後進入「大抑鬱」（Great Malaise）期間撰寫的。這些文章值得收入本書，因為近年的金融危機和不平等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平等是促成危機的原因之一，危機令既有的不平等惡化，不平等惡化導致經濟顯著走下坡，使得經濟更難強健復甦。一如不平等本身，近年危機如此險惡和持久絕非無可避免。事實上，近年的危機並非一種不可抗力，像是百年一遇的水災或地震。這場危機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一如離譜的不平等，它是我們的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

這本書主要是談不平等的經濟學。但如我剛才暗示，政治與經濟是無法清楚切割的。在本書許多文章和我的前作《不公平的代價》中，我闡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經濟不平等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結果又加重經濟上的不平等，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美國的政治體制尤其如此，它賦予財富不受約束的權勢。隨著許多一般美國人對國家的政治運作感到幻滅，這種惡性循環變得更加鞏固：2008年危機餘波盪漾之際，當局動用數千億美元的資金拯救銀行，但對需要幫助的房貸戶相當冷淡。在財長蓋特納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桑默斯影響下（這兩人參與設計的解除管制政策，是促成近年危機的因素之一），歐巴馬政府起初不支持（甚至是反對）協助房貸債務重組的措施，也就是不支持幫助受銀行業掠奪式和歧視性放款所害的數以百萬計美國人。難怪那麼多美國人對兩大黨都失望透了。

我頂住了修改本書所選文章的誘惑，不擴寫，甚至不更新。寫這些文章時，我常為了不超過字數限制而掙扎不已，刪減了許多重要論點，但這一次我也沒有將這些刪掉的東西加回去。報刊文章的形式要求本身有許多優點：簡短有力，回應時事議題，不像多數學術文章那樣受很多限制和規矩約束。我寫這些文章時，通常是參與當下某方面的熱烈爭論，但也記住自己有較深層的訊息想傳達。我希望本書能成功傳達我對不平等議題的見解。

我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偶爾也寫一些社論版文章，但Project Syndicate 2000年邀我寫月度專欄之後，我才定期寫這種文章。這對我來說是一項挑戰，我因此遠比以前敬重那些每週必須寫一至兩篇專欄的人。相對之下，每月寫一篇的主要困難之一是選題：世界各地每月出現那麼多經濟議題，哪一個議題最有意思，而且可以用來傳播一些有較廣泛意義的重要訊息？

近十年來，我們的社會面對的核心議題中，有四個與大鴻溝（美國和許多發達國家出現的巨大不平等）有關，它們是經濟管理不當、全球化，以及國家和市場的作用。如本書指出，這四個議題是彼此相關的。不平等加劇既是我們的總體經濟苦難、2008年危機和隨後經濟長期萎靡的起因，也是它們的後果。全球化無論對促進經濟成長有何好處，幾乎肯定導致不平等惡化，尤其是因為我們的全球化管理相當失敗。我們的經濟和全球化管理失當，則與特殊利益集團在我們的政治體系中發揮的作用有關──這個政治體系愈來愈代表頂層1％的利益。但是，雖然政治是我們當前困難的部分原因，我們只能在政治運作中尋找解決方案，因為市場本身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不受約束的市場將產生更多壟斷勢力，更多金融業惡行和更失衡的貿易關係。我們必須藉由改革我們的民主體制，使我們的政府對全體公民負起較大的責任並加強照顧全民利益，才能癒合大鴻溝造成的傷害，使國家回到共享繁榮的狀態。


本書所選的文章歸入八部分中，每一部分都以一篇簡短的引言開頭，我在當中說明該部分文章的寫作背景，或是提一些之前因為受篇幅所限而被迫省略的論點。

本書以「序曲：盛世裂縫」開頭。近年危機爆發前的多年間，我們的經濟領袖，包括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可以吹噓我們進入了一種經濟的美麗新世界：以前折磨我們的經濟波動已成過去，所謂的「大穩定狀態」（great moderation）帶來了低通膨和（看似）高成長的新時代。但是，只要願意稍為深入研究的人都能看到，這一切不過是虛有其表，它們掩蓋了大規模的經濟管理失當和政治貪腐，當中一部分因為安隆公司（Enron）醜聞而曝光；更糟的是，多數美國人分享不到當前經濟成長的成果。大鴻溝正在擴大。這部分的幾篇文章描述危機如何形成及其後果。

序曲之後的第一部綜合敘述不平等現象的一些關鍵議題，收錄我替《浮華世界》撰寫的那篇〈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以及我替《紐約時報》「大鴻溝」系列所寫的開篇文章。第二部的兩篇文章回顧我早年如何對不平等問題產生興趣。第三、四、五部分別講不平等問題的面向、起因和後果；第六部討論若干重要政策構想。第七部檢視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問題和對應政策。最後的第八部講美國眼下不平等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業市場長期萎靡。我嘗試回答以下問題：我們可以如何提供體面的工作（支付可過活的薪酬），使美國恢復充分就業？本書後記是我與《浮華世界》編輯墨菲（Cullen Murphy）的一次簡短訪談，當中提到一些人們討論不平等現象時一再提到的問題，例如：美國是何時走上歪路的？頂層1％不是創造就業的人嗎？既然如此，促進社會平等到頭來是否反而會傷害99％的人？ 

書名：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
原文書名：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
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天下雜誌

從張忠謀的謬論談到《大鴻溝》

2016年4月22日

彭明輝老師在〈對90%人有害的思想（2）：貧富差距有益經濟成長〉中提到，《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2014年底訪台，同台的張忠謀表示：「我認為只要有公平的稅制、公平的教育、社會安全網，貧富差距並不是問題，甚至我們應該要追求。例如我覺得CEO的薪水高達基層員工的好幾百倍並沒有什麼問題，這都是市場決定的。」

張忠謀的說法有嚴重的謬誤。首先，近三、四十年來，在鼓吹「小政府、大市場」、「法規鬆綁、自由競爭」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肆虐下，多數國家的貧富差距大幅擴大，造成頂層1% vs.底層99%的貧富兩極化現象，而這正正是因為金權勢力操縱政經體制，使我們無法享有公平的稅制、公平的教育和可靠的社會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張忠謀講什麼「只要有公平的稅制、公平的教育、社會安全網，貧富差距並不是問題」，不是極度荒謬嗎？

（事實上，在金融業失序擴張、監理鬆懈的情況下，金融業者以低下階層為目標，慫恿窮人借錢消費，並積極拓展次級貸款市場，為房市泡沫增添柴火，然後大玩資產證券化遊戲，最終釀成2008年的金融海嘯，禍害至今未消。）

其次，張忠謀說「CEO的薪水高達基層員工的好幾百倍並沒有什麼問題，這都是市場決定的」，言下之意似乎是：市場是公平公正的，只要是市場決定的，應該沒問題。此說大謬，因為市場不是什麼公平公正的自發秩序，而是人類創造出來的；金權勢力即使不能完全操控市場，也可以利用其龐大財力，利誘政客按照金主的意願修改遊戲規則，嚴重扭曲市場的運作。

大企業高層的薪水嚴重膨脹，其實是最近三、四十年間才發生的事。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裡（也就是二戰之後的幾十年），美國企業最高層的薪酬，大概是員工平均薪酬的數十倍，如今擴大至數百倍，真的是這些企業高層那麼厲害，對公司的貢獻增加了十倍嗎？還是因為他們特別貪婪，無所不用其極地扭曲制度、瘦下肥上呢？這一點，彭明輝老師在〈對90%人有害的思想（1）：貧富差距是必要之惡〉中有提到： 

//哈佛法學院教授 Lucian Bebchuk 在 2005 年就警告過：金融市場裡高階管理階層超乎尋常的所得，乃是來自於高階管理階層（尤其是華爾街 CEO）具有「地位上的優勢」（positional advantages），可以用損及投資大眾與總體經濟的方式來給予自己超額報酬，也就是所謂的「經濟租」（economic rent）。

諾貝爾經濟講得主 Joseph E. Stiglitz 則在《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表示：上述特殊的「優勢（議價）地位」乃是扭曲的（不公平的）法律所造成的；而 Lucian Bebchuk 教授的前述論文則具體指出如何在立法與制度上改善這種扭曲與不對等的「地位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指出，二戰之後那三十年是歷史上的一段異常時期：經濟快速成長，繁榮廣泛共享，所有群體均得益，而且社會底層的所得成長百分比超過上層。可惜到了新自由主義主宰世界的最近三、四十年，繁榮不再廣泛共享，貧富嚴重分化，結果是少數人暴富（包括大企業的高層），金融危機頻繁；金融海嘯之後，世界還陷入零利率、低成長的「新常態」，許多國家厲行財政緊縮，窮人的日子當然更加難過。儘管如此，我們還能聽到張忠謀那種謬論。更慘的是，許多人對這種謬論深信不疑。

彭明輝老師提到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的著作《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The Price of Inequality），這是一本專論不平等問題的好書。作者2015年4月出版了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一書，收錄他多年來替大眾媒體撰寫的、以不平等問題為主題的文章，可讀性相當高，因為他是替諸如《浮華世界》雜誌（Vanity Fair）和《紐約時報》等媒體撰稿，面向廣大讀者，而這些媒體的編輯當然很重視文章的可讀性。

此書台灣中譯本由天下雜誌出版，書名應該是《大鴻溝》，估計近日面世。我很榮幸能翻譯這本書。史迪格里茲文筆清晰、論述有力，文章寫得很有感情，同時又有深厚的專業素養，能翻譯這樣的書，真的很開心。

以下摘錄《大鴻溝》一書中、與本文主題有關的幾段文字，讓大家先讀為快。

尋租 

「租」這個詞原來是指讓別人使用自己的土地所收到的報酬，至今也仍有這意思。租是靠產權得到的報酬，不是靠實際做什麼事或生產什麼；例如租與「工資」不同，因為後者有補償勞工付出勞力的意思。

「租」後來也衍生出「壟斷租」（monopoly rents），指純粹因為某種壟斷勢力而得到的收益。隨著時間的推移，租的意思進一步擴大，涵蓋其他產權產生的報酬。如果政府授予某公司進口特定數量的某種商品（例如糖）的獨家權利，這種專營權產生的額外報酬便是「配額租」（quota rent）。採礦權或鑽油權，以及特殊利益集團得到的租稅優惠都能產生某種租。

廣義而言，「尋租」（rent-seeking）是指我們政治體制運作犧牲大眾、嘉惠有錢人的各種手段，包括政府為富裕階層提供撥款和補助，藉由立法降低市場的競爭程度、容許執行長支取高得不成比例的薪酬（雖然《陶德法蘭克法》〔Dodd-Frank Act〕改善了情況，要求至少每三年安排股東就薪酬方案做不具約束力的表決），以及容許企業一邊破壞環境一邊賺錢。

最簡單而言，租只是一種財富再分配：財富從社會某部分流向尋租者。我們的經濟不平等，主要是尋租的結果，因為尋租在相當大程度上令財富從底層流向上層。

（所謂尋租，是指靠操縱制度分得較大份的經濟大餅，而非致力把餅做大〔也就是在沒有創造財富的情況下，靠某些手段佔得較大比例的既有財富〕。） 
──史迪格里茲，The 1 Percent’s Problem

財富越是集中在有錢人手上，他們越是不願意花錢滿足公眾的需求。

有錢人不必仰賴政府提供公園、教育、醫療或保護人身安全，他們花錢就能替自己買到這些東西。在這過程中，他們與一般人愈來愈疏離，最終會喪失他們可能有過的同理心。

他們也擔心出現強勢政府，擔心政府可能運用其權力糾正過度的不平等，拿走有錢人的部分財富並投資在公益上。頂層1%可能會抱怨美國現在這樣的政府，但他們其實就是喜歡這種政府：因為囿於政治僵局，無法推動有力的再分配政策；因為太分裂，除了減稅，做不了任何事。
──史迪格里茲，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