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24日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演講稿
（收錄於高爾泰著作《草色連雲》，允晨文化出版）
女士們，先生們，很榮幸有機會來這裏講演。謝謝貴館邀請，謝謝大家來聽。我離開敦煌，已經四十多年。四十多年來，那裏有什麼新的發現，新的研究成果，無暇顧及。這次來，原本是想談談閱讀當代中國文學的一些心得。按要求加上敦煌部分，題目很大，時間跨度也很大，只能試著從一個小點、一個角度，沿著一條細線，結合起來說說。錯誤疏漏之處，請大家批評指教。
一百多年前，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了大批古代文書。根據紙質、墨跡、題記、內容等方面考證，是從東漢到西夏七百多年間的五萬多件經卷。主要是手寫本，少量是印刻本。除了佛教經卷，還有少量道教、苯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經卷。除了漢文，還有少量吐蕃、回鶻、於闐、龜茲、突厥……文字。除了經文，也夾雜著一些官方公文和契約借據之類私家文書。不僅藝術與宗教，舉凡天文地理、政治經濟、社會生活諸多方面的歷史研究，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有用的資料。為整理和研究這批「敦煌遺書」，形成了一門跨學科的學科——敦煌學。它現在已經是，一門國際顯學。
佛經源出印度。初無筆錄，只有「如是我聞」。佛陀圓寂幾百年後，弟子們集會討論，才開始有梵文寫本。又幾百年後，隨教東漸，才開始有漢文譯本。佛經的漢文譯者，如後漢安世高、西晉竺法護、東晉鳩摩羅什等人，都是來自西域的高僧；國人如唐代玄奘，也是深明佛理的高僧。他們精通梵漢兩文，又懷著敬畏之心，譯經慎重其事，當能有「信」、「雅」之功。
「達」則未必。原文博大精妙，古漢語能動多義，譯文不免難懂。如「般若」，有智慧義，但不是一般智慧，無從譯，只能音譯。又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無上正覺義，但高於無上正覺，無從譯，只能音譯。譯文需要闡釋，音譯更離不開闡釋。魏晉南北朝以來名士名僧之間的許多爭辯，有心無心地，也帶有爭奪闡釋權（包括老、莊的闡釋權）的成份。佛陀是偉大的哲人。他的基於宇宙意識的空無論，和自渡渡人的無量悲憫，澤被眾生。不管釋義如何紛繁，這一點沒有疑問。
但不識字和粗通文墨的善男信女，很難讀懂佛經，只能由寺廟裏講經的和尚說了算。講經的和尚力求用生動的口頭語言，把深奧的經義講得通俗易懂。加進了許多本土和中原的民間傳說、閭巷歌謠和志怪傳奇之類，與經義相附會，即興發揮，連說帶唱，以吸引聽眾，叫作「俗講」。類似於民間的說書。
四川出土的東漢擊鼓說書俑，生動傳達了巴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在宮廷倡優文化和民間市井文化中融匯的信息。我們可藉以想像，當年和尚「俗講」的情景。說唱者已成塵，只留下一個俑。講經的和尚沒有俑，但留下一些稿本。敦煌遺書中，有一種寫本，叫「變文」
，又叫「經變」，也就是「俗講」的稿本。
這些稿本，用毛筆寫在紙上，謹敬工整。字跡釘頭鼠尾，佳者是「經體」範本。大多語言粗糙，摻和著儒家意識和鬼神迷信，顯然出自平凡陋儒。但是稿本出手，就被視同經典，信眾通稱「寶卷」或者「宣卷」，可據以弘法，也可據以「變像」。後者就是敦煌壁畫中「經變圖」的原來。
在這些變文和變像之中，看不到作者獨立的自我。但是可以看到，佛家和儒家群體性廟堂文化的逐漸趨同。例如，在人民文學社出版的《敦煌變文集》八卷中，《伍子胥變文》、《唐太宗入冥》之類原始佛經所無，占很大比重。其他如《報恩經》變文、《目連救母》變文，也滲入了許多漢儒忠孝節烈之類的公共倫理。又如，敦煌壁畫中二百五十多舖《淨土變》，無不是中國皇宮鳳閣龍樓、絲竹歌舞的場景——所謂的「極樂世界」裏，只有「一個人的自由」。
這些變文，除歷史價值、書法價值外，也有一定的文學史價值。清末民初胡適、劉半農提倡白話文，曾經很推崇它把書面語言變為口頭語言的努力。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亦以之為宋人話本濫殤。宋人話本，不以傳教為目的，主要是個人謀生手段，迎合聽眾趣味，仍然是一種公共寫作。說書人可以有自己的行會，有編寫「話本」的作坊，也有代代相傳的秘笈，可以有定點，也可以走四方。從陸游詩「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可以想見一斑。
就在這一斑中，也透著漢儒傳統。蔡邕之罪，叫「奸臣」。忠不忠君，是衡量是非善惡的標準。勞勞眾生，咸與一同。這種奴隸的道德，作為集體無意識，充滿在田夫農婦、引車賣漿者喜聞樂見的段子之中。後來流行的《三國演義》、《西遊記》、《水滸傳》都不例外。劉「皇叔」才是正統，孫悟空跳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梁山泊好漢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對於老百姓，掄起板斧排頭砍去或者丫鬟侍從一刀一個，不在話下。這樣的價值觀，貫穿在中國千百年來演義家共同的作品之中。
專家們看敦煌變文，一般都不過問價值取向，只著眼於文本體裁。王國維稱之為「通俗詩及通俗小說」，鄭振鐸稱之為「俗文學」。在文革前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變文、曲子詞都被看成「民間文藝」，或「通俗大眾文藝」。施蟄存認為，這些說法，名異實同，建議用英文的譯義來統一。不論誰對誰錯，都沒有涉及到，這種沒有自我的群體性寫作，在理論上應該怎樣定位的問題。
這個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文學是什麼的問題。
文學是什麼，沒有公認的說法。語義解構之後，更難被定義把握。但是不論如何，有一個事實，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世界上海量傳世的文學作品中，許多過去的經典，現在仍是經典。它們的共同特徵，除了思想的穿透力、情感的深刻性以外，就是語言的獨創性了。我想，單從經驗事實出發，把這三性（思想性、表現性，和獨創性）統一所構成的審美境界，以及審美境界中必然呈現出來的人文精神，作為文學價值的量度，應該沒有異議。
這三個方面，不可分割，都只能來自個體性寫作。人而沒有個體差異，億萬個如一個，就與螞蟻無異。沒有靈魂，無可表現，遑論獨創。「個體」這個詞，在這裏不光是指單一，也有獨立的意思，有價值詞性質。人是自我創造的生物，有獨立自由的個體精神，才有靈魂和靈魂的呼吸——與他人溝通的需要，然後才有文學。
包括文學創造在內的一切創造，作為人類自由的形式，主觀上是獨立個體的自我實現，客觀上也提供了最高的群體價值。文學作品，作為多元個體之間精神能量的交換，也呈現出一種，群體進步的內在動力。我以前講美學，把這種動力稱之為感性動力。把它所提供的審美價值，看作是人類最佳存在方式的一個象徵。導向或有可議（那是另一個問題），起碼有前進路上探索試錯的意義，勝似單一守舊。
單一守舊，是群體性寫作的特點。比如敦煌經變，作為傳教手段，只為寺廟所用。宋人說書，作為謀生手段，受制於聽眾趣味。都是他由，而不是自由。都是實用工具，而不是言為心聲。縱有可采之處，文學的成分也少。1904年林傳甲的《中國文學史》，只講詩詞，不提小說。1918年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也主要講詩詞，僅涉及小說幾句。應該說，這種備受詬病的史觀，也有它一定的道理。
中國古詩詞，沒有人不知道。古小說則不然。魯迅「鉤沉」，多覓自史官所錄，序說「惜此舊籍彌亦零落，又慮後此閒暇者尟」，可以想見荒冷。詩是個體自我的心聲。修辭立其誠，誠以致魂魄，故能感人至深，多有僅憑一首或幾首詩流傳千古的詩人。小說戲劇在明、清之盛，實得益於宋代以來逐漸與詩的融匯。關漢卿、曹雪芹這些人，本質上都是詩人。他們的巨著都有詩的結構、詩的境界，永垂不朽，不是偶然。
現在的問題是，無自我，非表現的群體性寫作，不算文學，算什麼呢？
我以前講美學，力求把文學藝術和「催眠術」、「娛樂術」區別開來。有純粹的催眠術，有純粹的娛樂術。也有二者的結合，寓教於樂。敦煌經變用大眾喜聞樂見的形式，推廣一個宗教的信仰，屬於此類。《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導下的文藝工作，做黨的喉舌，推行黨的政策，與之一脈相承。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目標，一種方法，統死了個體寫作，也摧殘了當代文學。
文革後略微解凍，隨著個體意識的覺醒，文學也開始復活。從八十年代早期不那麼成熟的傷痕、反思、改革等政治文學，到八十年代後期五彩繽紛的尋根、魔幻、荒誕等文化文學的發展，實際上也是，個別不完美的、甚至玩世不恭的普通人、取代昔年高大全英雄榜樣，成為作品要角的過程。或者說是小寫的和單寫的「人」字，取代大寫的和複數的人字，成為文學主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優秀作家輩出，好作品如同井噴。那時候，我曾為之歡欣鼓舞，在一篇鳥瞰文章的結尾，引用了四句宋詩：「園花落盡路花開，紅紅白白各自謀，莫問早行奇絕處，四面八方野香來。」
我是按照，在黨和人民之間，究竟站在哪一邊，來區分園花與野花的。不論對錯，事實上園花從未落盡，現在更開得火旺。如果說趙樹理那一代寫手還算有所信仰，作品還有點兒理想主義色彩，那麼從神話開始破滅的八十年代開始，這個色彩已逐漸被實用主義所取代。實用主義地與黨共舞的寫手，知道《延講》已經過時，舊說已經式微。也知道上窮碧落（黃帝神農伏羲女媧），下及黃泉（祖宗三代窮鄉僻壤），把探索的觸鬚，伸向四面八方。同時更知道，該糊塗的時候糊塗，與組織保持一致。
以前的黨，自稱代表人民。現在不了，自稱代表「祖國」。其寫手都很明白，這是最後底線。但是新寫手，不會像老寫手那樣，一從反右文革的牛棚「歸隊」，就宣稱「又回到了祖國母親的懷抱」。前者會不動聲色地，把黨、國家、祖國三者和政權混為一談、借助愛國主義，維持一黨專政。當然這不是信仰，是計算。但是因此，我們也可以，從認不認同那個底線，幫不幫那個忙，在當代五彩繽紛撲朔迷離的新潮寫作之中，找到園花和野花之間的微妙區別。
新潮作家，人才濟濟，各有特色。去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是他們中的一個。他的抗戰故事，逸出黨史規範，多以農民和土匪為主角，「最英雄好漢最王八蛋」。他的農民小說，雖充滿暴力血腥，也不是毫無美感。比如他寫一個無依無靠的老農，平時愛拾個空酒瓶，用空瓶子在家門前砌了一堵短牆。幾萬隻空瓶在風中發出的聲響如同音樂。後來牆倒了，雨打風吹一地碎片，如同另一種音樂。有莊子萬籟笙竽氣象，很美。這是莫言的高處。
莫言的低處，是酷刑欣賞，加黨版愛國主義。那種能把火焰一寸一寸燒穿活人當做人間至味，咂著嘴唇仔細品嘗的能力，不僅是《檀香刑》、《酒國》特例。《紅高粱》中羅漢大爺被日軍剝皮的過程寫得那麼具體仔細，滲透著冷酷快感，令人毛骨怵然。奇怪的是，大量血腥暴力之中，也摻雜著大量的愛國主義，近乎義和團情結。那些「王八蛋」們，在打家劫舍的同時，都記得「精忠報國」。
高處和低處之間，是各色盛大排擋，豐乳肥臀，熱氣騰騰。你可以吃得很撐，但沒有營養。莫言聰明，和那些自以為是在游泳，而不自覺地被潮流帶著走的作家不同，他很善於利用媒體，利用影視，自覺地游走於商業和政治、時代潮流和官方意識形態之間，遊刃有餘。他知道如何在忠順的政治價值和有限叛逆的市場價值之間保持平衡。分寸掌握精到，有百利而無一害。當作協領導，獲國家大獎，都不奇怪。
不，也不是無一害。害在作品的文學價值：道義感和同情心的闕如，也就是思想性和人文精神的闕如。說了那麼多農民的故事，古代的近代的現代的，卻不曾提到，五十年代以來，中國農民的農奴身份，不會是偶然的。這一身份體驗，至少也是，那個愛拾空酒瓶的老農，最最強烈深刻的人生體驗吧？
農民的身份問題，49年之後在中國是禁忌話題。直到1996年溫鐵軍提出「三農」概念，2000年李昌平向朱鎔基投訴，特別是2003年陳桂棣、吳春桃著《中國農民調查》一書被查禁又在網上流傳以來，才引起公開討論。「二等公民」、「二元經濟」、「三農問題」、「城鄉二元制」等術語，出現在理論文章和官方文件中的次數，越來越多。被普遍認為是當今中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公認為對政權的危害，比「腐敗」還要嚴重。在這個熱點和沉默之間，矗立著的，就是院牆。
莫言的問題，主要不是在於，他究竟說了什麼。而是在於，他沒說什麼。
那個沒說的東西，比他說了的重要。更重要的是，他知道那個——現在「全世界人民都知道」（李承鵬語）的東西，農民出身的他，有可能不知道嗎？！
1988十一月，我去上海參加《新啟蒙》籌備會之前，順便在蘇州下車，參加了一個三十多人的作家會。開會地點南苑，原是林彪行宮，房間檔次不一。文化部長住原先林彪葉群的套房，往下中國作協正副主席，省作協正副主席，按級分房。無官職者我輩，住原先服務人員的雙人宿舍。我進屋時，已有高曉聲在。他是江蘇省作協副主席，談話間有人來向他道歉，說安排錯了，陸文夫副主席生氣了，請您馬上搬過去。高向我說對不起，這是會議的安排，跟著走了。高老實人，他的作品，從《李順大造屋》到《一江春水向東流》，都是「改革文學」的代表作。
上海的會，也是三十多人，也有于光遠等高官。但待遇沒有區別，兩個會兩種語境。我說起前一個會議的情況，與會詩人邵燕祥給看了他的一首近作，《詠五次文代會》。（「文代會」是「全國文學藝術界代表大會」的簡稱，那時剛剛開過，）他寫道：
都是作家藝術家，出恭入敬靜無嘩。
不愁百萬成虛擲，安得金人似傻瓜。
已驗幾回詩作讖，可知何日筆生花。
掌聲拍報平安夜，大會開得很好嘛。
所謂「似傻瓜」，就是裝糊塗，知道而不說。最後一句，是引用鄧小平當時的原話。我們看鄧家花園裏的平安，是多麼的萬紫千紅如花。牆裏開花牆外紅，一個大國軟實力的影響，也無遠弗屆如花。這朵「平安」之花，，從那時一直開到今天，豈可以真、假辨之？在那個語義場中，人們呼吸那語義如同呼吸空氣。那語義組成他們的所思所感如同細胞組成肉體，以致在很小的生活細節方面，都會有相同反應，不是偶然。邵燕祥野風拂拂的詩句，只能在私下手抄流傳，被大家欣賞。
具有獨立精神的作家，寫作都老老實實。雖未必「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起碼幾易其稿，直至心跡在是，行跡在是，能言在是，不能言亦在是。這種自珍自尊，也是對讀者的敬重。與之相反，莫言寫作，以多產、快產、暢銷、遠銷為務。居然可以語言粗糙結構鬆散的一大堆，交給英譯者處理，說，稿子交給你，就是你的了，你怎麼改都可以。獲獎後更公開感謝「譯者的創造性」把他的作品變成了「世界文學」。這些廣為傳佈的新聞，應該是諾獎評委的笑柄。
評委認可這種作、譯者的共同經營，但卻沒有能夠，點出這種經營成果的文學價值。授獎辭表揚了得主作品的鄉土色彩，無視它已經迎合了西方趣味；無視無思想無表現的任何色彩都不構成文學價值；無視得獎作品缺乏，例如籠罩在契科夫《農民》，蕭紅《八月的鄉村》，和阿成筆下東北荒村野鎮的在場感與悲憫情懷。當年托爾斯泰未獲此獎。評委後來解釋，是因托氏「嚮往原始生活」。姑不論那是不是「把文學政治化」，起碼這次，是自相矛盾了。
授獎辭中，評委表揚了得主的「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中的那個「主義」，只是表現的一種形式。卡夫卡用以表現了「存在」，加繆用以表現了荒謬，馬爾克斯用以表現了一個吸血家族的百年孤獨……那個被現代派經典作家們反復試驗過的手法，已經是拉丁美洲文學爆炸的濺落物。莫言把中國的俗套因果報應六道輪回，西方的俗套穿越時光隧道，卡夫卡人變動物、馬爾克斯的豬尾巴和空氣濕度大得魚從窗子裏游進遊出等等手法錯雜運用，既無表現，也非獨創，不知表揚的什麼？
單就魔幻而言，野夫、廖亦武、夏榆作品裏那些真人的命運，都超過莫言的虛構。閻連科用最純粹最直接的毛式文革語言編織出來的夢網之中，催眠者和被催眠者協同演出的荒誕劇，如此慘烈恐怖又如此千真萬確，尤其魔幻。李承鵬夾帶著網路語言的空前活力，紅歌藍調黃段子黑色幽默錯雜，左一刀右一刀更魔幻如風……而他們，正因為創造了如此文學價值，被查禁、流亡、打拳頭、扔菜刀。比之莫言的尊榮有加，何止是「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在韓秀筆下的「兵團」，是一個由奴役者和被奴役者共同組成的魔怪。在其中一個弱小女孩——「多餘的人」，以獨立個體的局外人眼睛，透過胡楊林的消失、大戈壁的獷悍、兩軍對峙中的人質盾牌等等所看到的，無不是那個巨大魔怪的百變猙獰。她在被派到中巴邊界崇山峻嶺中為無數中國築路工人收屍時，發現狼和人的關係，比「兵團」中人和人的關係要好。這種來自地獄的溫馨，魔幻得令人戰慄。在張立憲主編的《讀庫》上，有一篇《蒼狼大地與白鹿家園》，可以和韓著印證。
這種魔幻現實，是虛構不出來的。進入「被時代」，現實更魔幻。被代表、被自殺、被李旺陽錢雲會……已經超出任何作家的想像。那些拒絕同流合污、敢於直面現實的作家，難道不比長袖善舞、裏外通吃、有持無恐，敢於公開支持出版審查制度的寫手，更加值得國際社會的關注和支持嗎？
莫言領獎後答問，說他抄寫《延講》沒錯，說出版審查制度如同機場安檢一樣必要，這是一個黨幹固有的立場，自然而然。即使黨外作家如是說，也是他的言論自由。你可以批評他們犬儒奴才甚至鷹犬，你可以說對罪惡保持沉默無異罪惡的同謀，但因為你所面對的不是個體而是群體一分子，這些都等於白說。我們本來就不能期待，他們會說出別樣的話來。
我們不能，諾獎評委也不能。評委所面對的，同樣是群體而不是個體。評委所嘉獎的，同樣是組織而不是個人。我尊重評委言論自由的權利，我所反對的只是，評委以自由文學的名義，嘉獎一種壓制言論自由的力量。這種嘉獎所傷害的，不僅是自由精神，還有文學本身。二者是同一的。
評委知道，那個組織的原則，和自己宣稱的不同。為強調授受沒錯，一方面力圖把得主和他的組織切割，強調只看作品質量，不問作者的政治傾向；另一方面，又力圖把得主及其作品，向諾貝爾遺囑給定的標準——「理想主義最佳作品」附會過去，說莫言揭露了黑暗。授獎辭中的這個說法，似乎也表明評委的「理想主義」概念，和普世價值一致。如是，以之為授獎理由，也就是廣義的政治，與他們的非政治化宣言自相矛盾。如不是，所謂「理想」就是空筐，可放進任何東西。
確實，錢是他們出，話語權在他們，他們可以愛放什麼放什麼，別人管不著。問題在於，這個獎項被做成了國際圖騰，不管放進誰，誰就成了世界冠軍，以致萬眾追星，許多人跟著背書，造成極大混亂。有人重提恩格斯關於創作方法和世界觀矛盾的言論，說反動作家可以寫出進步作品；有人說肖斯塔科維奇歌頌斯大林無損於他的音樂，龐德擁護墨索里尼無損於他的詩歌，海德格爾支持希特勒無損於他的哲學……以致你若想認真對待，就不得不回到那低於歷史的起點，等於被拉下水去。
有人用相反的說法背書，說莫言揭露黑暗，用的都是「曲筆」，不能因此說他沒有反叛。更有人把這位忠誠黨員，打扮成異議作家，說他「有強烈的批判意識，以尖銳的筆觸書寫了當今社會矛盾和當代歷史的創傷經驗」。這種說法給我的感覺，像是在抱怨中宣部沒有盡到「機場安檢」的責任，中組部沒有盡到幹部鑒定的責任。不但冤枉了組織，也冤枉了得主本人。
有人說，他有不說話的自由，他有保護自己的權利。我同意。任何人，都有選擇信仰、選擇活法的權利。誰都沒有資格，要別人自我犧牲。莫言盡到了力量，我對莫言無言。我所反對的，只是諾獎評委把得主和他所忠於的組織切割，用理想主義人文精神的名義，來嘉獎、並為了嘉獎而把得主忠於組織的事實，說成反叛。得主並未隱瞞自己的政治立場，你為他去政治化，純文學化，幹嘛呢。
有人以大歷史和普世價值為參照系，認為莫言「不配」得獎。我不這樣想。世界上多如牛毛的大小獎項無數。比如樂透，比如六合彩，意義虛無、價值虛無。中獎靠運氣，機會都均等。雖金額遠大於諾獎，誰得之都沒有異議。又比如奧運金牌，或者諾貝爾科學獎，標準明確肯定，毫釐之差可辨。縱有黑哨禁藥不實數據，容易發現也不難解決，公平自在其中，權威也自在其中，不存在配不配的問題。
事實上，不是莫言配不配、有沒有資格得這個獎的問題，而是瑞典文學院配不配、有沒有資格頒這個獎的問題。除了價值錯亂以外，他們還有個判斷力的問題。回顧以往，得此獎者，不少人早已銷聲匿跡。當其時，而未得此獎者，如托爾斯泰、易卜生、哈代、左拉、卡夫卡、契科夫、普魯斯特、布萊希特、博納科夫，喬伊斯……等等，至今都是，世界文學中不可企及的孤峰。
多元世界文學，原是無量心聲，可以同時有無數尖端，以各種語言、各種形式，分佈全球無數角落。無論是個人、基金會、學術團體、國家政府或者國際機構，沒有一個行為主體，能夠全部掌控。縱能掌控，也沒有可能分出第一第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同樣不能。我不知道是什麼力量，使他們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只看到他們這次的授獎辭（敬請恕我直言），不懂裝懂虛假做作而且強詞奪理。
我很奇怪，難道他們不知道，如此忽悠世界，最終是忽悠了自己？我建議瑞典皇家學院，只做力所能及的事情：取消文學獎項。果能如是，不僅是他們的自尊，也是世界文學之幸。
如果他們不能，損害也不是無限。話語權再大，大不過時間的考驗。想當年經變俗講，何等神聖。萬人空巷，如聽梵音。最終還是佛陀的歸佛陀，寺廟的歸寺廟，說唱的歸說唱。歷史大浪淘沙，我們相信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