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兩岸譯本的六處不同

2018年4月14日

署名「為愛奮鬥旺旺」的讀者在中國「雪球」網站上，發表了三篇「不同版本的第四版《巴菲特致股東的信》之區別──讀書筆記」，列出中國與台灣兩個巴菲特股東信譯本共六處不同。

中國譯本為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3月出版的《巴菲特致股東的信》，台灣譯本為時報出版2017年9月出版的《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全新增修版）。

本人忝為台版譯者，在此回應中國讀者指出的六處不同（根據在書中出現的順序排列），列出原文並略為評論，供有興趣者參考：

一、資產與股票

原文：Berkshire retains and reinvests earnings when doing so delivers at least proportional increases in per share market value over time. It uses debt sparingly and sells equity only when it receives as much in value as it gives.

中國版第19頁：波克希爾會留存利潤，並進行投資，長期而言，只要這樣做能夠令每股股價至少產生同比例的增長，它就會一直這麼做。伯克希爾會謹慎地使用負債，也只有在物有所值的情況下，才會出售資產。

台灣版第15頁：倘若保留盈餘再投資至少能讓公司每股市值按比例增加，伯克夏就會這麼做。該公司在舉債上非常節制，而且只有在至少能得回同等價值的情況下，才會發行股票。

評論：中國版譯錯了，sells equity在這裡是「發行股票」而非「出售資產」。

二、 利潤與成本

原文：Buffett emphasizes that performance should be the basis for executive pay decisions. Executive performance should be measured by profitability, after profits are reduced by a charge for the capital employed in the relevant business or earnings retained by it.

中國版第25頁：巴菲特強調，管理層的薪酬取決於其表現。管理層的表現以盈利能力作為衡量，而且是在扣除了公司相關業務的資本費用或留存利潤產生的利潤之後。

台灣版第19頁：巴菲特強調，經理人的薪酬，必須以經理人的表現為衡量基礎。而經理人的表現，則應以公司的盈利表現為衡量基準，而且必須扣除公司業務佔用的資本（包括保留盈餘）之成本。

評論：中國版譯錯了。巴菲特要講的是，評估管理層的表現應以他們替公司賺錢的能力為標準，而衡量營利能力必須考慮公司的資本成本（cost of capital），而公司佔用的資本包括公司的保留盈餘（retained earnings）。

三、增加持股

原文：In fact, we would not care in the least if several years went by in which there was no trading, or quotation of prices, in the stocks of those companies. If we have good long-term expectations, short-term price changes are meaningless for us except to the extent they offer us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our ownership at an attractive price.

中國版第5頁：事實上，我們一點也不關心這些公司的股票好幾年沒有交易，甚至沒有市場報價。如果我們對一隻股票有良好的長期預期，那麼短期的價格波動對我們來說毫無意義，除非有人報給我們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價格。

台灣版第42頁：事實上，這些公司的股票如果好幾年都沒有交易、或是沒人提供買賣報價，我們是一點也不介意的。如果我們看好長期前景，短期股價波動除了讓我們有機會以誘人的價格增加持股外，對我們並無意義。

評論：台版譯文比較準確，中國版沒譯出they offer us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our ownership。（那名中國讀者引述台版譯文時，將「短期股價波動」誤植為「短期股價沒有波動」。）

四、資本增值與資本利得

原文：Accounting consequences do not influence our operating or capital-allocation decisions. When acquisition costs are similar, we much prefer to purchase $2 of earnings that is not reportable by us under standard accounting principles than to purchase $1 of earnings that is reportable. This is precisely the choice that often faces us since entire businesses (whose earnings will be fully reportable) frequently sell for double the pro-rata price of small portions (who se earnings will be largely unreportable). In aggregate and over time, we expect the unreported earnings to be fully reflected in our intrinsic business value through capital gains.

中國版第8頁：賬面的結果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運作和資本分配的決策。在收購成本相近的時候，我們寧可購買那些根據標準會計準則，未在賬面體現出來，但實際可以帶來2美元盈利的資產，而不願購買可以在賬面上體現出來，但僅能獲得1美元盈利的資產。這正是我們經常面臨的情況，因為一個完整企業全部資產（所有利潤都在報表中體現）的價格有可能會兩倍於一個企業的部分資產（大部分利潤未在報表中體現）。從整體和長期來看，我們希望那些未體現的盈利，通過資本增值的形式體現在我們的內在價值裏。

台灣版第44頁：會計結果不影響我們的營運或資本配置決定。假設有兩項投資機會，成本相若，前者可帶來2元的盈餘，但按照通用會計準則，我們的財報不能納入這筆盈餘；後者可帶來1元的盈餘，但是可以納入財報中。在此情況下，我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事實上，我們常面對這種抉擇，因為收購整家公司（盈餘可全數納入集團報表）的代價，往往雙倍於收購小額股權（盈餘基本上不會反映在集團財報上）按比例換算的代價。總體而言，我們預期這些不能反映在財報上的盈餘，將藉由資本利得反映在波克夏的內在價值上。

評論：這一段比較長，哪個版本比較達意，讀者可自行判斷。那名中國讀者似乎主要在意最後一句（其實前面部分的差異更顯著），認為「資本增值與資本利得是完全不同的意思」。Capital gain一般就是譯為「資本利得」，但在這裡可能予人相關投資已獲利了結的聯想，譯為「資本增值」確實比較好，有機會應該改過來。

五、市值與市場價值

原文：We feel noble intentions should be checked periodically against results. We test the wisdom of retaining earnings by assessing whether retention, over time, delivers shareholders at least $1 of market value for each $1 retained. To date, this test has been met. We will continue to apply it on a five-year rolling basis. As our net worth grows,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use retained earnings wisely.

中國版第10頁：我們需要定期根據結果反思政策。我們會考察留存在公司裏的利潤，長期而言，每留存1美元利潤，至少可以創造不少於1美元的市值。迄今為止，這個【1美元】原則都得以實現。我們未來會繼續以每五年為週期進行觀察。隨著我們的資產日益增長，留存利潤將越來越難以尋得運用良機。

台灣版第46頁：我們覺得高尚的意圖也必須定期接受績效檢驗。我們會檢驗自己保留盈餘的決定是否明智，標準是保留一元的盈餘，假以時日是否能為股東增加至少一元的市場價值。迄今為止，我們一直能通過這項檢驗。我們將繼續在五年期滾動基礎上應用這項檢驗。隨著波克夏淨值日益成長，要明智地運用保留盈餘也日益困難。

評論：一如上例，這一段較長，哪個版本比較達意，讀者可自行判斷。那名中國讀者主要在意「市值與市場價值含義不同」，但其實兩個版本的譯文有其他更重要的差異。

六、優質資產與優質企業

原文：You should be fully aware of one attitude Charlie and I share that hurts our financial performance: Regardless of price, we have no interest at all in selling any good businesses that Berkshire owns.

中國版第12頁：你們應該注意到，芒格和我的一種態度不利於我們的財務表現：無論價格如何，我們都沒有興趣賣掉伯克希爾所擁有的優質資產。

台灣版第48頁：請各位務必了解，查理和我均抱持一種會損害公司財務績效的態度：不管價格如何，我們完全無意出售波克夏擁有的任何一家優質企業。

評論：那名中國讀者認為「優質資產與優質企業完全不同」，其實兩者在這裡並非「完全不同」，但巴菲特無疑是在講其控股公司擁有的企業，而非泛論資產。

面對糾錯的態度

2018年4月12日

譯作的品質出了大問題，譯者理解原文的能力顯然不足，在原文並非模稜兩可、含糊曖昧的情況下，出現了許多明顯的誤譯，讀者細心列出許多例子，這種情況當然不是原著作者說沒問題就沒問題。

此中道理不言而喻，不必扯到「作者已死」之類的玄談。

譯者和出版社面對翻譯糾錯的態度之所以重要，是因為這攸關翻譯和出版這兩個職業的操守、信譽和公共形象。讀者指出的錯誤，有時確實瑣碎無聊，但也會有讀者指出嚴重的翻譯錯誤並提出中肯的批評，此時譯者和出版社如何處理，就考驗他們的能力和品格。

譯評要公允，必須顧及比例原則，但要對一本書的翻譯品質提出嚴謹的整體評價，既考驗能力也很花時間，不是多數人能做到。但即使面對不「高級」、不完整的糾錯式譯評，譯者和出版社也應該認真檢討，以負責任的態度面對。逃避問題只會損害自身信譽：大家看到那些低級的翻譯錯誤，難免會想：是譯者和出版社負責品質控管的人能力嚴重不足嗎？如果不是他們能力不足，是他們的工作態度或職業操守有問題嗎？

翻譯出版如同任何生意，一旦失去許多顧客的信任，生意就會很難做下去，而整個生態系統中的人，包括認真負責的譯者和編輯，多少都會受害。

評價

2018年3月8日

以前上班時，公司有績效考核制度，包括所謂的「360度回饋」（360-degree feedback），也就是由員工提名若干同事評價自己過去一年的表現（有同事認為這種做法堪稱「360度拍馬」）。員工的表現分五等，基本上是直屬主管決定的。

我在那家公司第一年等到的評價是第三等，也就是表現符合預期。我第一年以為自己有機會得到第二等（表現優於預期），所以得到第三等是略感失望。第二年我覺得自己表現平平，估計最多是第三等，結果卻得到第二等。後來我聽說主管的想法是：如果第一年就給高於第三等的評價，接下來他在考績上就會失去激勵員工的籌碼，因為如果第一年就給你二，難不成第二年要給你一？

對這種績效考核制度有所了解之後，我的想法就不再那麼天真了，所以第二年得到二，我也沒有喜出望外。當然，這不是說這種評價不重要：有同期的同事連續三年等到第四等的評價，然後就離開公司了。也曾有老同事有一年得到第四等，必須按公司規定擬定改善表現的計畫，結果他無法接受，就辭職了。

也有朋友告訴我，他在他公司，幾乎每年都得到第一等的評價。這大概代表他對公司或至少是他的上司很重要吧，所以評價到了頂級也只能維持下去，不可以降低。

這種績效考核是一種管理手段，身處其中的人不管喜歡與否，都必須接受評估，不願接受自己得到的評價，大概只能離開。（當然，我也曾遇到有人對此緊張到希望出動律師參與績效考核面談，真是有點異想天開。）

當自由工作者，當然就不必面對這種績效考核。不過，接案的人還是必須面對別人的評價，只是評價通常不再那麼清楚明確。你可能偶爾看到別人對自己的好評或劣評，而這些評論往往欠缺實質內容，無助你檢討自己，因此也不必太在意。

自由接案的人最應該注意的，大概就是工作是否源源不絕。合作不來的人隨他去，合作愉快的人持續給你工作，就是最實在的肯定。合作過的人換了公司之後繼續找你幫忙，當然也是值得珍惜的肯定。

如果在業界多年，還不時面臨案源斷絕的危險，那就該好好檢討自己了。

略談翻譯糾錯

2018年2月10日
 

看到有譯者談「糾錯的涵養」，短短幾段話，引起我頗大的興趣，有些雜亂的感想，希望藉機整理一下。

這位譯者說他與譯者前輩吃飯，聊到「糾錯」這老話題，前輩的想法非常清楚，使他無比敬佩：糾錯沒有問題，但糾錯大致有三種目的：一、分析、評價作品，包括出版社、譯者等；二、端正視聽，改正錯誤；三、成就自己，彰顯自己多厲害。

這位譯者認為「重點是為文動機偏向何者，是惡意抑或是善意」。

我想起之前中國媒體「介面文化」的「新譯者訪談」系列，每次都問受訪者一組相同的問題，包括「一部譯作出版後，你對於人們的挑錯是否會感到心驚膽戰？」我印象中是多數受訪譯者都表示歡迎讀者挑錯，只有極少數譯者委婉地表達了對此的疑慮，例如有譯者這麼說：

//在英語裏有一個諺語叫「住在玻璃房子裏的人，不應該亂扔石頭」，我記得村上春樹把這句話改了一改，他說「住在玻璃房子裏的人，知道不能亂扔石頭」，因為村上春樹自己也做翻譯，就是說做翻譯的人就相當於住在玻璃房子裏的人，知道不能亂扔石頭。其實我以前在讀翻譯作品的時候也會覺得，這句話譯得不對，譯得不好，或者怎麼譯得那麼生澀、那麼僵硬，可能自己做了翻譯之後會發現這裏面的難處和甘苦，這也是我做了翻譯之後的一個態度上的變化。//

針對翻譯糾錯問題，數年前也有台灣譯者寫過一篇
〈「糾錯」是討論翻譯的理想方式嗎？〉，然後有讀者非常認真地長篇留言回應，內容頗有意思，有興趣者可以看看。

糾錯之於翻譯討論或評論，確實屬於頗低的層次，但糾錯可以有很大的意義，因為在多數情況下，翻譯如果連正確傳達原文的意思都做不到，那實在是對不起讀者和原著作者。當然，翻譯錯誤有些微不足道（不影響讀者掌握原文重點），有些則至關緊要（誤導讀者或使讀者無法理解原文），而哪些重要、哪些不重要有時各人看法不一、難有定論。

回到譯者對於自己的譯作被糾錯的問題，我相信無論公開的態度如何，絕大多數譯者都不希望自己的譯作被挑出很多錯誤公開批評。這是人性使然，難有例外。這也正是為什麼有人公開糾錯時，許多譯者反應激烈。但如果有高人願意付出時間精力仔細指正翻譯問題，我認為這是非常難得的學習機會，值得珍惜。

回到前述譯者所談的翻譯糾錯目的，我認為至少還有第四種目的：針對自己看不順眼的同業，公開其錯誤，加以羞辱。前述譯者認為糾錯的動機是偏向惡意還是善意非常重要，我的看法略有不同。我認為對當事人（評論者和被評論者）來說，評論偏向惡意還是善意確實重要，因為無論出於什麼原因，有意作惡總是不好的事，而被惡意針對的人難免會受傷害。但是對於公眾來說（雖然關心翻譯對錯的人不多，有能力判斷的人更少），評論偏向惡意還是善意不是重點，重點是評論是否指出了攸關公益的重要問題、評論者的重要論斷是否公允，對促進公益是否有幫助，而指出嚴重的翻譯錯誤，當然是有公益意義的事。

最後想講一點：凡人做事動機往往很複雜，難免夾雜個人好惡、偏見、私利考量，但公開的評論，我們實在不必那麼在意評論者動機如何，因為關鍵是那些公開的評論是否有見地，是否指出了攸關公益的重要問題。

新書面世：大衛．哈維精選文集

2018年1月28日

書名：挑戰資本主義：大衛．哈維精選文集

原文書名：The Ways of The World

作者：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8年1月30日

目錄

前言

引言

第一章 地理學中革命性的與反革命的理論及貧民區形成之問題

第二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地理──馬克思理論的重構

第三章 資本主義下的都市過程──一個分析框架

第四章 紀念碑與神話──建造巴黎聖心堂

第五章 時空壓縮與後現代狀況

第六章 從管理主義到企業主義──晚期資本主義都市治理的轉變

第七章 環境的本質──社會與環境變遷的辯證

第八章 戰鬥性地方主義與全球雄心

第九章 「新」帝國主義──掠奪式積累

第十章 金融危機的城市根源──為反資本主義鬥爭重奪城市

第十一章 資本的演化

大衛．哈維這本精選文集終於要出版了。這本書我去年交稿時如釋重負，以下是當時的筆記：

//終於譯完。

用了三個多月，譯文共二十四萬三千多字。

上次譯完《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覺得是我譯書七年多最難的一本。現在譯完這本，最難的變成這本了。【這張專輯，11首單曲，只有第三首和最後三首較為平易近人，其他的都相當棘手，第七首譯得我快吐血。】

我以後還是盡可能譯寫給大眾看的書就好了。//

自從譯了哈維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之後，我多了機會接譯相關著作。此事於我有喜有憂：喜是有機會譯一些有意思、有深度的著作，憂是個人學力有限，譯起來其實相當辛苦。例如這本The Ways of The World，我就譯得戰戰兢兢，並不享受。

我之前說：「看到有人說翻譯大衛哈維的書，每個中文字應該要給5元台幣，我也希望是這樣，但光靠市場機制這當然是不可能的，其實連1元都沒有啊。（不過如果真有一字5元的行情，應該也輪不到我譯吧？畢竟台灣人才濟濟。）」這話是認真的：台灣確實人才濟濟，而如果翻譯那麼好賺，這本書我大概連試譯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偶然的機緣，這本書交給了我翻譯。學術文章最好應該是找翻譯能力一流的學界中人翻譯，其次是由職業譯者翻譯，必要時由相關領域的學界中人審訂。有些學術文章艱深晦澀，讀懂就已不易，翻譯當然更難，當中滋味難與外人道，細述起來容易變得瑣碎嘮叨，有時也難免予人炫耀之感（「你看我處理了多麼刁鑽的問題！」）。

所以我不打算說太多，但《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譯後記中的這段話，我還是想重提：「翻譯這本書，令我多少明白為什麼有些翻譯文字很難讀：因為原文本身就很難讀，所以譯者即使已經盡可能避免硬譯直譯，也難以交出淺顯易讀的譯文。翻譯確實有其極限，譯者只能盡力而為。」

這一段也完全可以照錄：「我已經盡了力，希望讀者至少能讀得通。至於讀者是否滿意，那已經不是我能控制的事了。相信一定有人可以譯得更好，但現實世界豈能盡如人意。」

最後要感謝時報出版的湯先生給我機會譯這本書。

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彭明輝先生〈社會變革的起點〉一文多次提到史迪格里茲，令我想起曾譯過他闡述不平等問題的系列文章，以下轉貼一篇，供有興趣的讀者看看。

原文標題為 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刊於《浮華世界》（Vanity Fair）2011年5月號。

擺在眼前的事實，假裝它並未發生是沒有用的。美國頂層1％的人，如今每年拿走全國近四分之一的所得。如果看財富而非所得，頂層1％控制了全美40％的財富。他們近數十年大大走運。25年前，上述兩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對於這種變化，我們或許可以讚揚頂層人士的機智和幹勁（帶給他們好財運），並宣稱水漲船高，低下階層也在這過程中受惠。但是，這種說法是誤導的。美國頂層1％的所得最近10年增加18％，但中間階層的所得實際上下跌了。只有高中學歷的美國男性境況特別差，他們的所得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便萎縮12％。最近數十年的經濟成長成果全都落入頂層的口袋，而且他們還額外多佔了一些。以所得平等程度而言，美國落後於小布希總統喜歡嘲笑的所有僵化老歐洲國家。情況和我們最接近的是以寡頭壟斷著稱的俄羅斯，以及伊朗。拉丁美洲以前嚴重不平等的一些國家，例如巴西，近年在改善窮人境況和縮窄所得差距方面相當成功，而同期美國卻坐視不平等惡化。

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就曾嘗試替19世紀中期巨大的不平等辯解──當時的不平等跟美國目前的情況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提出的辯解被稱為「邊際生產力理論」。簡而言之，這理論認為高所得與高所得人士的較高生產力有關，也與他們對社會的較大貢獻有關。富裕階層一直很愛這理論，但支持該理論的證據至今仍然薄弱。近三年來的經濟衰退，企業管理層有顯著的責任；他們對社會和他們的公司的貢獻是巨大的負數，但仍然領到了豐厚的薪酬和獎金。有些公司因為覺得把這種獎勵稱為「績效獎金」實在太尷尬，因此被迫改稱「留才獎金」（儘管它們留住的只有惡劣的績效）。那些大力推動金融創新的人差點毀了全球經濟，但在這過程中暴得巨富；相對之下，對社會有重大正面貢獻的人，從基因研究先驅到資訊時代的開創者，得到的獎勵少得可憐。

有些人看到所得不平等的情況之後會聳聳肩：這個人多拿一點、那個人少拿一些，那又如何呢？他們認為真正重要的，不是經濟大餅怎麼分，而是餅有多大。這種觀念有根本的錯誤。如果多數民眾的境況一年差過一年，這種經濟體（也就是美國當前的情況）長期而言不大可能有好表現。之所以如此，有幾個原因。

首先，不平等加劇反映了另一種現象：機會減少。機會平等受損，必然意味著我們未能人盡其才，浪費了若干最寶貴的資產（也就是人才）。第二，導致不平等的許多扭曲狀況（例如與壟斷勢力有關的情況，以及照顧特殊利益集團的租稅優惠），會損害經濟效率。這種新的不平等製造出新的扭曲狀況，進一步損害經濟效率。舉一個例子：我們才幹出眾的年輕人有太多因為被異常豐厚的薪酬吸引而加入金融業，而他們本來可以從事其他領域更有意義的工作，提升我們的經濟生產力，並使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加強健。

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現代經濟體需要「集體行動」，也就是需要政府投資在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上。美國以至全球均大大受惠於政府資助的研究，這些研究衍生網際網路，並改善了公共衛生。但是，美國早已因為基礎設施（想想我們的高速公路和橋樑、鐵路和機場的狀況）、基礎研究和所有層級的教育投資不足而受害，而且這些投資未來還將進一步縮減。

我們對這些情況全都不應感到意外，因為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時，自然會發生這些事。財富越是集中在有錢人手上，他們越是不願意花錢滿足公眾的需求。有錢人不必仰賴政府提供公園、教育、醫療或保護人身安全，他們花錢就能替自己買到這些東西。在這過程中，他們與一般人愈來愈疏離，最終會喪失他們可能有過的同理心。他們也擔心出現強勢政府，擔心政府可能運用其權力糾正過度的不平等，拿走有錢人的部分財富並投資在公益上。頂層1％可能會抱怨美國現在這樣的政府，但他們其實就是喜歡這種政府：因為囿於政治僵局，無法推動有力的再分配政策；因為太分裂，除了減稅，做不了任何事。

對於如何充分解釋美國不平等加劇的問題，經濟學家沒有確定的答案。一般的供給和需求因素無疑產生了一定的作用：節省勞力的技術令許多中產藍領「好」工作顯著減少。全球化創造出一個全球市場，令美國的高薪非技術勞工面對海外低薪非技術勞工的競爭。社會變遷也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工會勢力大幅衰退，從原本代表美國三分之一的勞工降至現在的12％左右。

但是，我們的社會如此不平等，一大原因在於頂層1％希望它是這樣。稅收政策是最明顯的例子。有錢人的一大部分所得來自資本利得，而降低資本利得稅率使美國有錢人享有近乎搭便車的特權。壟斷和接近壟斷向來是經濟勢力的來源，從上世紀初的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到世紀末的比爾．蓋茲皆如此。反壟斷法執行鬆懈，尤其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對頂層1％是天賜的禮物。現在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心人操縱金融體系，而這又是因為金融業收買政客，指使他們按照業者的意願修改金融法規──這是金融業歷來的最佳投資之一。政府以接近零的利率放款給金融機構，並在它們走投無路時，以非常寬鬆的條件慷慨提供資金拯救它們。監理機關則對金融業者運作不透明和種種利益衝突視若無睹。

頂層1％控制的財富比例，會使人想把這個國家不平等加劇的情況視為一種典型的美國成就：我們起初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但不平等程度如今已達世界頂級水準。而且未來多年我們的成就看來還將擴大，因為促成它的因素會自我加強。財富產生權力，權力產生更多財富。在1980年代的存貸醜聞期間（這醜聞的規模以今天的標準而言是小得異常），國會一個委員會問銀行業者基廷（Charles Keating），他花150萬美元在數名重要的民選官員身上，是否真的能替他買到影響力。基廷回答：「我當然希望能買到。」最高法院在最近聯合公民案（Citizens United）的判決中，取消對團體競選捐款的限制，形同擁護企業收買政府的權利。個人與政治如今完全契合。幾乎所有美國參議員和多數眾議員上任時都是頂層1％的成員；他們靠頂層1％的錢保住議席，而且知道如果自己服侍好頂層1％，離任時將獲得頂層1％的獎賞。貿易和經濟政策的主要行政決策者，基本上也是來自頂層1％。我們因此不應對製藥業者獲得1兆美元的大禮（藉由立法禁止政府這個最大的藥物買家與藥廠議價達致）感到奇怪。稅收法案如果沒有替有錢人大幅減稅就不可能在國會通過，這種事也不應使我們感到驚訝。考慮到頂層1％的勢力，這正是這個體系的正常運作情況。

美國的不平等在我們想像得到的每一方面扭曲我們的社會。首先，大量證據顯示，民眾的生活方式受到影響：在頂層1％以外的民眾中，入不敷出是愈來愈普遍的現象。經濟效益下滲或許有如神話，但行為方式下滲卻真實不虛。不平等大大扭曲了我們的外交政策。頂層1％極少從軍──事實是我們的「全志願」軍隊支付的薪酬，不足以吸引頂層1％的子女，而愛國是有限度的。此外，美國開戰時，富裕階層也不會受加稅所苦，因為國家可以舉債支應所有軍費。外交政策必然是力求國家利益與國家資源之間的平衡。頂層1％掌權，而且不必承受代價，平衡和克制的觀念自然被拋諸腦後。國家可以無限冒險；企業和承包商只會因此得益。經濟全球化的規則也明顯偏向嘉惠有錢人：這些規則鼓勵各國競相爭取企業投資，因此壓低了企業稅、削弱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保護，並損害勞工權利，包括集體談判權（這些權利以前獲視為「核心」勞工權利）。想像一下，如果這些規則偏向鼓勵各國競相爭取勞工，世界會是怎樣。政府將競相提供經濟保障，降低一般受薪者的稅負，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乾淨的環境；也就是提供勞工在乎的東西。但頂層1％不必關心這些東西。

準確點講，是他們以為自己不必關心這些東西。頂層1％對我們社會最大的損害，可能是腐蝕我們的認同感；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群意識對我們的認同感至關緊要。美國向來以社會公平、人人有平等的成功機會而自豪，但統計數據顯示我們的社會其實不是很公平：在美國，窮人以至中產家庭的小孩晉身社會上層的機會不如許多歐洲國家。現實環境處處對他們不利。體制不公、苦無機會的民眾感受，是中東各地反政府怒火的燃料，食物價格高漲、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則是火種。美國青年失業率約達20％（某些地方和某些社群的數字比這高一倍）；希望全職工作的美國人當中，每六人有一人找不到全職工作；每七個美國人便有一個仰賴食物券（受「糧食不安全」所苦的美國人也大概是這數目）。這一切足以證明，某些人吹噓的經濟效益下滲管道（從頂層1％流向大眾）被某些東西堵住了。許多人因此對社會產生疏離感是可預料的：20-29歲的選民上次選舉的投票率只有21％，與他們的失業率相若。

最近幾週，我們看到在一些高壓國家，數以百萬計的人上街抗議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埃及和突尼西亞的政府遭推翻。利比亞、葉門和巴林也爆發民眾抗爭。區內其他國家的統治家族在他們開著冷氣的豪宅裡緊張地關注局勢：「我們會是下一個嗎？」他們確實應該擔心。在這些國家，極少數人（不到人口的1％）控制了多數財富，而財富在這些地方大致等同權力；根深蒂固的各種貪腐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富裕階層經常積極阻撓可以改善大眾生活的政策。

我們看著街上的民眾怒火時，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這種情況何時出現在美國？我們自己的國家在許多重要方面，已經變得像遠方某個動盪的地方。

托克維爾曾表示，他看到美國社會特有的一種天才，主要就是美國人能「正確理解自利」。「正確理解」是關鍵詞。人人都懂狹隘的自利：我現在就要得到好處！「正確理解」的自利則不同：一個人最終要得到幸福，必須關注所有其他人的自利，也就是關注社會的共同福祉。托克維爾並不是暗示這種觀念如何高尚或充滿理想色彩；事實上，他所暗示的恰恰相反。這是美國人務實的標記。那些精明的美國人明白一個基本事實：替別人著想不但對心靈有益，對生意也有益。

頂層1％住最好的房子、受最好的教育、看最好的醫生、過最好的生活，但金錢似乎沒有替他們買到一樣東西：認識到他們的命運與99％的人過怎樣的日子息息相關。縱觀歷史，頂層1％最終確實會明白這道理，可惜為時已晚。

延伸閱讀：史迪格里茲刊於《浮華世界》的另一篇文章 The 1 Percent’s Problem

新書面世：基本收入

書名：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

原文書名：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作者：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楊尼克．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13日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為了追求真正的自由而非只是形式上的自由，是為了所有人都自由而非只有少數人自由。

本書不是某個黨派的宣傳材料，它基本上是全面和批判性地綜合此一主題正迅速增加的跨學科多語文獻。

序

錢在手裡可以換取自由，但如果必須非常費勁才能得到，錢是奴役人的工具。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懺悔錄》，1778年

為了令世人對社會和世界的前途恢復信心與希望，勇敢的思想家必須顛覆許多方面的傳統觀念。整個社會必須擺脫某些偏見，學會欣然接受一些基進的（radical）觀念。這種基進觀念中有一個相當簡單但至關緊要，那就是無條件基本收入：所有人定期獲得一筆完全個人的現金收入，不必通過經濟狀況審查，也沒有必須工作的要求。

這構想並不新鮮。自18世紀末以來，許多能大膽設想的人曾想到這主意。不過，現在因為不平等程度愈來愈嚴重、世界經歷新一波的自動化浪潮，加上人們更敏銳地意識到經濟成長的生態極限，無條件基本收入在世界各地受到空前熱烈的關注。任何人若深入研究已開發福利國家的體制前景，或是研究如何替相對落後的國家設計基本經濟保障制度，都無法避開該構想。如果你希望未來的世界是個自由的世界（真正的自由而非只是形式上的自由，所有人都自由而非只有幸福的少數人自由），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構想至少應該能夠激起你的興趣，更可能令你興奮不已。

本書第一章提出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核心理由，說明它如何處理貧窮、失業、厭惡性工作和瘋狂成長的問題，以及為什麼它可說是提供了一種獲得自由的工具，是可持續的解放型制度框架必要的一部分。第二章討論若干可代替基本收入的構想；覺得基本收入概念很有吸引力的人（包括我們）往往覺得這些替代方案有可取之處，而我們將說明為什麼基本收入是更好的方案。第三章概括敘述兩種行之有年的社會保障方式（公共援助和社會保險）自16世紀以來在學術和制度上的際遇。第四章回到根本不同的第三種社會保障方式，也就是基本收入，追溯該構想自18世紀末以來迷人的歷史。第五章先提出反對基本收入的道德理由，然後說明我們認為可以有力支持該構想的基本道德理由（第一章僅略為提到），並討論若干其他辯解方式。第六章提出我們是否負擔得起可觀基本收入的問題，然後討論已經有人提出的許多財源安排。在此背景下，第七章檢視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社會勢力對實行基本收入制度的態度，並探索避免該制度引起反彈的方法，藉此評估該構想的政治前景。最後，第八章討論基本收入方案在全球化的脈絡中面臨的具體挑戰。整本書主要討論在富裕社會實施基本收入制度的問題，但在許多地方也討論該構想對相對落後國家愈來愈大的意義。

在細察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構想後，我們可以選擇支持它或抵制它。本書說明為什麼我們認為應該支持它。但本書不是某個黨派的宣傳材料。它基本上是全面和批判性地綜合此一主題正迅速增加的跨學科多語文獻。因此，我們希望本書能提供許多可靠的資料和富啟發性的見解，對支持或反對基本收入的人都有用，有助糾正正反雙方常見的事實錯誤和概念混淆。本書也致力正面處理最重要的反對論點，它們否定基本收入的可取性和可行性。迴避這些反對理由或許有助支持者在公開辯論中勝出，但無法確保這個公正的方案能取得持久的勝利（事實上剛好相反）。沒錯，我們有可能建立一個比較美好的世界，但為此我們必須發揮我們的想像力並熱情投入。除此之外，知性上誠實的討論，不迴避令人尷尬的事實和難題，同樣不可或缺。這正是本書希望讀者能投入的集體努力。

基本收入並非只是一種或許有助舒緩迫切問題的聰明措施。它是自由社會的關鍵支柱之一；在這種社會裡，工作和非工作活動產生的真正自由將大增，而且分配將是公平的。它是取代舊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基進方案的必要元素，是實際可行的烏托邦的必要元素；這種烏托邦可以提供的，遠非只是保衛以往的成就或抵制全球市場的命令。我們需要一種能將威脅轉化為機會、認命轉化為決心、痛苦轉化為希望的願景，而無條件基本收入正是這種願景至為重要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