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財富與機會的三重不平等

2014年11月13日

這篇是上月底幫《財訊》譯的Project Syndicate專欄文章（已出刊）， 講不平等問題，說得比較籠統，但也有可看之處。

所得、財富與機會的三重不平等（The Inequality Trifecta）

穆罕默德．伊爾艾朗（Mohamed A. El-Erian）   閱讀原文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最近結束的年會出現了不少脫節現象。當中最突出的是與會者討論不平等現象的興趣顯著有別，以及各國政府持續未能提出處理不平等問題的正式行動計劃。這是政策想像方面的重大失敗，是必須緊急處理的大問題。

人們對不平等問題興趣大增大有道理。雖然各國之間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減輕，但無論是先進或開發中國家，一國之內的不平等問題是惡化了。這種趨勢受長期和結構問題驅動，包括科技進步的性質變化，「贏家通吃」的投資設計興起，以及袒護富裕階層的政治體制，而週期因素也加劇了這種趨勢。

在已開發國家，問題的根源在於空前嚴重的政治分化；這問題已阻礙政府執行全面的政策，使得各國中央銀行承受過重的政策負擔。雖然貨幣政策當局比其他決策機構享有更多政治自主權，它們欠缺有效處理國家難題的必要工具。

在正常時期，財政政策會支持貨幣政策，包括發揮再分配功能。但眼下並非正常時期。政治僵局使得政府無法以適當的財政政策回應國家難題──二○○八年之後，美國國會有五年未能通過年度財政預算，而通過年度預算是負責任的經濟管治的基本要求；在此情況下，各國央行被迫以人為手段支撐經濟。央行仰賴接近零的利率和非傳統措施如量化寬鬆，以求刺激經濟和就業成長。

這種政策除了不完整外，無疑也偏袒富裕階層，因為他們掌控的金融資產多得不成比例。在此同時，企業在節稅努力上日益進取，它們的手段包括所謂的「稅負倒置」（tax inversion），也就是將公司總部遷往低稅國家。

結果多數國家面對所得、財富和機會三重不平等的問題。這三種不平等若不受抑制，會互相加強，產生深遠的後果。事實上，在這三重不平等的道德、社會與政治涵義之外，還有一個嚴重的經濟問題：不平等不再鼓勵人們努力工作和力求創新，反而開始損害經濟活力、投資、就業和繁榮。

因為富裕家庭的支出佔其所得與財富的比例較小，不平等問題惡化將壓低消費總額，進而妨礙已受總合需求不足困擾的經濟體復甦。眼下的嚴重不平等也阻礙提高生產力的必要結構改革，同時妨礙各界解決殘餘的過度負債問題。

這是損害社會凝聚力、政治效能、當前經濟成長和未來經濟潛力的危險現象。這就是為什麼儘管人們比以前更關注不平等問題，IMF與世界銀行的年會（與會者包括數以千計的政策制定者、民間人士、記者，而且期間召開了研討會探討先進與開發中國家的不平等問題）還是未能對各國的政策議程產生顯著影響，會如此令人失望。

政策制定者看來確信目前不是提出有意義的方案，處理所得、財富和機會不平等問題的合適時間。但是等待只會令問題變得更難解決。

事實上，我們可以、也應當採取一些措施阻止不平等惡化。例如，在美國，持久的政治決心將有助堵塞遺產規劃和繼承，以及家庭與企業稅務方面的巨大漏洞；這些漏洞帶給富裕階層不成比例的好處。

以優惠稅率對私募股權和對沖基金的「附帶收益」（carried interest）課稅的做法已經過時，也有改革的空間。民眾自置房屋的徵稅和補助方式可以更進一步改革，尤其是針對高價房產。此外，已經有人提出有力的理據支持提高最低工資。

沒錯，這些措施只能稍微減輕不平等，儘管這是重要和引人矚目的進步。為了加深這些措施的作用，我們需要更全面的總體經濟政策，需要明確地以重振和重新設計結構改革、提振總合需求和解決負債過重問題為目標。這種做法將可減輕各國央行目前肩負的巨大政策負擔。

全球對不平等問題的更大關注，是時候轉化為一致行動了。有些措施將直接針對不平等問題，有些將消除助長不平等的力量。整體而言，它們將產生巨大作用，幫助解決損害當前與未來世代的經濟與社會福祉的一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