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5日
義譯，一般是指意譯，相對於直譯或音譯而言。但我用「義譯」是將它當作「義務翻譯」的簡稱，也就是翻譯的義務工作。義務工作在香港簡稱「義工」（也指做義務工作的人），台灣稱為「志工」，中國稱為「志願者」，我偏好「義工」。
義譯也可以是「義憤之譯」，出於義憤而無償譯之。
靠翻譯謀生的譯者，當然無法做太多義譯。有些自由譯者會碰過親戚朋友要求「幫幫忙，隨便幫我譯一下」，如果是舉手之勞，當然不妨做個人情。但這種要求多了，一定是不勝其煩，此時便要硬起心腸拒絕之。如果是你願意接的案件，可按正常行情要求收費（可說是一種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 at arm's length），千萬不要不好意思。
數年來我的義譯絕無僅有，因為我公餘主要是看中文文章，很少看英文，也就不常碰到覺得值得義譯的東西。以下這篇是我8月底花了一個晚上翻譯的，雖然只是摘譯，也有三千多字。這篇乍看是談教育，但主旨是批判美國的名校體制「加劇社會不平等，阻礙社會流動，延續特權，並製造出與社會大眾極其疏離的精英階層」。以下這段話我想許多人會有共鳴：「培養有能力在大學入學遊戲中競爭的小孩需要越來越多錢……富裕家庭幾乎是從小孩出生那一刻起，便開始花錢買通前進精英大學的路。」曾有大學同學對我說：以前我們成績好，家裡窮也不難進入好學校；現在他們要看你的課外活動，看你去過哪裡遊學，我們這種窮人要如何跟人家競爭？
世界越來越不公平，沒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遊戲。這篇既是義務翻譯，也是義憤之譯。
William Deresiewicz - 不要送你的小孩上常春藤名校
〔譯者按：畢業自哥倫比亞大學、在耶魯大學教了10年書的美國作家William Deresiewicz日前在美國《新共和》雜誌發表文章，對美國頂尖名牌大學（常春藤聯盟）有沉痛犀利的批判，引發美國社會熱烈議論。全文很長，對此議題有興趣者應閱讀原文，以下僅摘譯個人覺得特別有意思的若干段落。〕
現今精英大學特別傑出的學生多數是這樣的：雙主修、精通某項運動和某種樂器、掌握數門外語、曾在世界某些遙遠角落當志工，外加數種高尚嗜好。他們具備這些條件，展現出泰然自若的自信，令成年人和同儕莫不敬而生畏。
這些可羡慕的年輕人看來是人生競賽中的勝利者（他們從童年開始就被大人投入這場競賽中），但事實看來絕非如此──這是我從自己許多學生身上看到的情況，也是近幾年來數百名曾與我在校園交談、或是寫信給我的年輕人告訴我的情況。沒錯，我們的精英教育系統製造出聰明、有才幹、有衝勁的年輕人，但他們也焦慮、畏怯和迷失，缺乏求知的好奇心和健全的使命感：他們陷在特權的泡沫中，溫順地朝同一方向前進，對自己在做的事非常在行，但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做這些事。
身處常春藤名校24年後（在哥倫比亞大學唸本科和博士，然後在耶魯大學教了10年書），我才開始思考這系統如何影響年輕人和我們的社會、他們可以逃離這系統，以及我們可以如何拆掉它。
另一間學校的一名年輕女性寫信給我，談到她讀耶魯的男朋友：「他進大學之前，多數時間花在閱讀和寫短故事上。三年之後，他變得極度不安，擔心一些我唸公立學校的朋友想都不會想的事，例如一個人吃午餐很可恥，以及他在『建立人脈』這件事上是否不夠努力。只有我知道他努力假裝自己博覽群書：他的做法是快速瀏覽他聽過的書的第一章和最後一章，以及不可自制地大量閱讀書評而非好好看書。他這麼做並不是因為他缺乏好奇心，而是因為能夠跟別人談書所能得到的社會獎勵，大於實際看過那些書。」
我在常春藤名校任教期間，教過許多傑出的年輕人：他們聰明、懂事、富創造力，跟他們交談和向他們學習是一件樂事。但他們多數看來滿足於在他們的教育替他們畫出的框框裡發揮，很少人對思想觀念有熱情，很少人視大學教育為發現知識和發展智能的大計劃的一部分。人人都穿得像是隨時要去面談工作似的。
他們表面看來調適得很好，但內心往往充滿恐懼、焦慮、憂鬱、空虛、漫無目的和孤立的感覺。最近一項大型調查發現，大學新生自報的情緒健康已跌至該調查25年歷史上的最低水準。
精英大學的入學標準如今非常極端：成功入學者幾乎不可能有失敗的經驗。不成功的可能使他們感到恐懼和迷惘。即使只是短暫達不到標準，也是他們無法承受的。結果是他們極度厭惡風險。因為沒有犯錯的餘地，他們極力避免犯錯的可能。Pomona一名學生曾對我說，她很想有機會去思考她正在學習的東西，只是她根本沒有時間。我問她是否想過不要力求每一科都拿A。她非常錯愕地看著我，像是我提出了一個下流的建議似的。
如今人們談論大學教育時，常常出現的一個詞是「投資報酬率」。但似乎沒有人會問：所謂「報酬」應該是什麼？只是多賺一些錢嗎？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讓你能找到工作嗎？大學的存在意義到底是什麼？
大學的首要功能，應該是教你思考。這並非只是幫助你發展個別學科的智能。大學教育提供一個機會，讓你在接受了家庭教育傳授的正統觀念之後，在面臨工作的迫切要求之前，有數年時間，在與現實世界保持距離的情況下深思各種事物。
大學教育並非學習思考的唯一機會，但它是最好的機會。有一件事是很確定的：如果你學士畢業時還未開始學習思考，你很可能以後都不會做這件事。這就是為什麼唸本科時如果純粹是在為就業做準備，基本上是浪費了四年時間。
至少精英大學的課程有嚴謹的學術要求，不是嗎？未必。理科通常是，但其他學科則不是那麼嚴謹。現實中當然有一些例外情況，但教授與學生基本上達成了某觀察者所稱的「互不侵犯協議」。大學視學生為「顧客」，是必須迎合而非挑戰的人。教授必須研究有成才會獲得獎勵，他們因此希望盡可能少花時間在教學上。教授這一行的整個激勵制度是不鼓勵認真教學的，而且學校名望越高，這種傾向越強。結果是教學馬馬虎虎，但大家得到的分數卻很好。
名望最高的學校主要是藉由「領導」（leadership）這概念傳達社會責任的觀念。麻省劍橋的陳腔濫調是「哈佛為領袖而設」（Harvard is for leaders）。學校不斷敦促傑出學生視自己為社會的未來領袖。但這些學校講「領導」，不過是指爬上頂尖位置：在某大律師行成為合夥人，成為某公司的執行長，無論投身那一行都要爬到「滑溜柱子的頂端」。我不認為精英大學的負責人曾想過，領導這概念應該有更高的意義（他們甚至可能不認為領導這概念有任何其他意義）。
諷刺的是，精英大學告訴精英學生，他們想成為怎樣的人都可以，但結果是他們多數會做少數幾樣很相似的工作。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頓和康乃爾幾家頂尖名校約三分之一的畢業生選擇進入金融業或顧問業。一些領域幾乎完全被唾棄了：神職人員、軍人、參選從政，甚至是學術這一行（包括基礎科學）。如果你因為想成為下一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而從名校輟學，大家覺得你很酷；但如果你名校畢業後去當社工，人們會認為你很可笑。記者Ezra Klein說：「華爾街發現，大學正製造出大批非常聰明但徹底迷惘的畢業生。這些年輕人智力很強，工作熱情很高，但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該做什麼。」
我們不要騙自己了：大學入學這遊戲的關鍵，不在於中低階層力求向上提升，甚至不在於中高階層嘗試維持自身地位。這遊戲的關鍵，在於決定中高階層本身之中的確切地位等級。在富裕的市郊社區和市區中富裕的孤立社區，也就是這遊戲主要玩家的聚居地，問題不在於你是否唸精英大學，問題在於你唸哪一間精英大學：是賓州大學vs.塔夫斯，不是賓州大學vs.賓州州立大學。聰明的年輕人可以上俄亥俄州立大學，成為一名醫生，然後定居Dayton並過上很好的生活。但這不是中高階層會考慮的事：這種結果對他們來說太可怕了。
這系統正加劇社會不平等，阻礙社會流動，延續特權，並製造出與社會大眾極其疏離的精英階層（這些精英理論上是要領導社會的）。相關數字無可否認。1985年，250間入學要求最嚴格的大學有46%的新生來自收入高居前四分之一的家庭。到2000年，這比例已升至55%。2006年，競爭力最強的大學只有約15%的學生來自收入後二分之一的家庭。大學名望越高，來自富裕家庭的學生比例越高。公立大學的情況也並不是好很多。2004年，入學要求最嚴格的一批州立大學有40%的新生來自年收入超過10萬美元的家庭，而不過是五年前，這比例還只是32%。
這趨勢背後的主要原因很清楚：並不是學費上升（雖然這是原因之一），而是培養有能力在大學入學遊戲中競爭的小孩需要越來越多錢。進入精英大學的障礙越多，幫助你家孩子克服這些障礙的成本便越高。富裕家庭幾乎是從小孩出生那一刻起，便開始花錢買通前進精英大學的路：音樂課、運動裝備、海外旅遊，更重要的當然還有私人補習費，以及住在鄰近頂尖公立中小學附近的成本。大學入學重要的SAT考試理論上是要測量學生的天資，結果實際上是在測量家長的收入（SAT分數與家長收入密切相關）。如今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學生，上四年制大學的不到一半。
問題不在於夠格入讀好大學的低收入家庭孩子不夠多。精英私立大學永遠不會允許其學生的經濟背景分佈一如整個社會。它們承受不了這種情況──它們需要夠多學生支付全額學費，而且必須照顧主要捐款人；它們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想有太多平民學生。
因此，美國家庭收入不平等惡化至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程度，以及美國社會流動性幾乎是已開發國家中最低的，兩者均絕非巧合。精英大學不僅無力扭轉社會不平等加劇的趨勢，它們的政策事實上正是在加劇不平等。
改革不能停留在入學程序的層面。入學程序改革雖然能處理平庸化的問題，但不能處理不平等的更大問題。問題在於常春藤聯盟本身。我們將社會領導階層的培訓工作交給了一群私立大學。無論它們多強調自己以公益為上，它們實際上永遠以自身利益為第一。當前的制度對這些大學是好事，但哈佛渴望獲得校友捐款是延續當前這種階級制度的充分理由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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