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泰：文盲的悲哀──《尋找家園》譯事瑣記

（收錄於高爾泰著作《草色連雲》，允晨文化出版）

我是讀著翻譯書長大的。一個窮鄉僻壤的野孩子，能讀到那麼多世界名著，我一輩子都感謝翻譯家們。

不少譯者，我視同作者化身。如葉君健就是安徒生，汝龍就是契科夫，傅雷就是羅曼羅蘭……

當然也曾夢想，能從原文閱讀，命運沒給我這個機會。

但是給了我另一個機會：自己的作品被譯成外文。

得失之間，有一個間隙，或者說錯位。這個錯位的體驗，值得說說。

一、

漂流之苦，首先不在失落，而在於同外間世界文化上的隔膜。

一本書，在國內受到政治過濾，被傷害的不僅是文字，還有人的尊嚴與自由。

那麼在國外受到非政治的、文化的過濾呢？不是體制性的，但有時同樣也是。

這個感覺，來自《尋找家園》的第一次英譯。

03年到06年，我在內華達大學維加斯分校（UNLV）當代文學研究所作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文學部門的負責人丹恩找到我，說在雜誌上看到《尋找家園》零星譯文，想給我出一本275頁的譯本。我問為什麼是275頁，他說，這個厚度的書好賣。275頁大致是我書第二部分《流沙墜簡》的厚度。商定先出《流沙墜簡》。如超過275頁，就稍微厚點；如不足，從一、三部分選譯補足。

文學所找了一位大牌經紀人，代理我和出版社談條件。按照共同簽訂的契約，哈珀柯林斯買下我書除中文之外的全球版權。英文版在08年北京奧運會之前出版。出版後到各地巡迴朗讀，簽名賣書，參加法蘭克福書展。文學所付翻譯費，負責選定譯者。先是傳閱了一位中國資深翻譯家的試譯稿，一致認為。由懂英文的中國人來譯，不如由懂中文的美國人來譯。他們說，後者更瞭解美國讀者。以英文為母語，也更容易被接受。

在我看來，譯者瞭解中國和原著，比瞭解美國和讀者重要。特別是當代中國，外國人很難瞭解。「沒有在深夜裡痛哭過的人不足以談人生」（柴靜語），沒有經歷過毛時代的人不足以談中國。但是，考慮到市場和銷路，這個理由顯得迂腐。

UNLV一位華裔莊教授來訪，說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先生想譯我書，文學所已同意，托他來要我的書稿。我和葛從無聯繫，但赫赫大名，早有所聞。據說，許多中國名作家大詩人，都圍著他轉來轉去。不久前還收到國內一位朋友寄來的、那年四月《中華讀書報》上採訪葛的《十問》，告訴我這位美籍猶太裔漢學家，被哥倫比亞大學前東亞系主任夏志清教授稱之為「公認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之首席翻譯家」。我想這不會是偶然的，聽莊一說，倍感榮幸，立即就把書稿給他了。

果然是大牌權威，沒有問過我任何問題，譯本就到出版社了。速度之快，使我意外，使我驚訝，也使我有點兒不大放心。從文學所要到一份譯文副本，發現其中的問題，怎麼也無法接受。把意見寫下，請熟悉我書、中英文都好的幾位朋友給看看，他們同意我的意見，但都勸我接受。說，「著名譯者的譯本好賣」。說，「沒有更好的了」。說，「作者干涉譯事，會造成許多問題」。說，「沒有人這麼摳門」。都是好意。

可能是鑽牛角，我真的想不開。我覺得作品的生命不在書本，而在讀者的閱讀之中，一本被誤讀的書等於不存在，正如一本不再被閱讀的書等於死了。何況聽任誤導閱讀，近乎假面舞會。我知道假面舞會，於名於利有益。我知道朋友們的諄諄勸告，值得深深感謝。但是反覆考慮，還是無法接受。

最初想的，是和譯者溝通，請他按原文重新翻譯。人家不聽你的，纏不清。請文學所所長艾瑞克幫我堅持，得到的結果只是，補譯了原先被刪除的五篇中的兩篇：《石頭記》和《面壁記》。其餘三篇，《常書鴻先生》、《花落知多少》和《竇占彪》，不補了。理由是，已經超過預先約定的275頁。

我通知出版社，拒絕這個譯本。

出版社文學部門負責人丹恩來電話，說葛譯文很好，他要用。

我想試試，爭取責任編輯的支持。出版社在紐約，紐約的朋友出於好意，都不幫這個忙。說，你要在美國廝混，不能和主流社會對抗。說，同出版社部門頭兒的關係很重要，更不能得罪葛浩文。說，妥協是雙贏策略，退一步海闊天空……都對，但是我不想聽。後來得到在華爾街做事的廬歡女士的幫助，終於同我書的責任編輯聯繫上了。廬歡因此，接到一通粗暴電話，指責她沒資格插手此事，使我深深歉疚。

責任編輯凡雷恩先生同意我的意見。但是不知為何，他辭職了。走以前把我的意見轉給了接手處理此稿的第二位責編伯尼特女士。伯尼特女士也同意我的意見。但是不知為何，她也辭職了。

三、

《十問》中，葛浩文先生在反駁《紐約客》雜誌上厄普代克對他的一個中譯本的批評時說，「可是他不懂中文」。我知道，假如我公開批評他的譯本，他也可以說，「可是他不懂英文。」

我是不懂英文，不知道譯文的好壞。但是我起碼知道，自己的作品中寫了什麼，而譯文中沒有；沒寫的，譯文中卻有。這很容易看得出來。

其他方面怎樣，我不知道。這是文盲的悲哀。

葛譯和原文最大的不同，是加上了編年：1949、1956、1957、1958……，並且根據這個先後順序，調整和刪節了原文的內容。

由此而出現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可以在直譯和意譯之間進行再創造，也不在於是否可以按照歷史的原則，而不是文學的原則來處理文本。問題在於，所謂調整，實際上改變了書的性質。所謂刪節，實際上等於閹割。

書中許多人物的命運，並不互為因果。俞同榜不知道安兆俊，唐素琴沒見過常書鴻，五十年代末的警察和八十年代末的警察是兩撥子人……。有些人，我已認識三五十年；有些人，我偶然碰到，相處十幾分鐘，別後永沒再見，連姓名都不知道。有關憶述，獨立成篇，一個人一個故事。故事的份量和長短，不取決於見面時間的久暫，全是自然而然。無數小正常，集合成一個大荒謬，也是自然而然。

所謂自然而然，這裡面有個非虛構文學和歷史的區別。前者是個體經驗，帶著情感的邏輯，記憶有篩選機制，有待於考證核實。在考證核實之前，不可以稱為歷史。怎麼能將不同時期的細節調換編年，賦予一個統一的歷史順序，納入一個公共的大事框架？

何況此外，還有閹割。

既已拒絕了這個譯本，只要它不和讀者見面，這個不說也罷。但是，在頗有名氣的英文雜誌《目擊者》（Witness）06年第二期上，看到葛譯的我的幾篇文章。其中一篇叫《狗》，我書並無此篇。我的書中，有一篇《阿來與阿獅》，講抗日戰爭時期我們家在山裏避難時，家庭成員中一隻山羊和一隻狗的一些瑣事，潛結構是相互間深情厚誼。這些，譯文中全沒有，只有結尾「一九四九年」以下的一點點：我家的狗（阿獅）被一個解放軍打死以後，我同他打架的事。沒了前因，後果就沒來頭，成了歇斯底里。別說情感的邏輯，連情節的邏輯都沒了。

《電影裏的鑼鼓》，寫反右運動。結尾是，二十一年後我回到蘭州，遇見一個老實巴交，當年也曾隨大流對我下過一石的同事，邀我到學校頂樓他的單人宿舍喝酒。告知在我被處理（勞教）以後，他在家鄉的妻兒先後死於大躍進和大饑餓，他無家可歸，所以老了還住在學校……樓外風景依舊，寒日無言西下。這個結尾，譯文中沒有。沒了這個，就沒了個體經驗中呈現出來的歷史多樣，沒了「右派」以外「人民大眾」命運的縮影，沒了淒清結局與熱烈開端的對比，以及喜劇性與悲劇性互相交織的張力結構。剩下的政治運動，已被千萬人反復講述，已成公式，還值得寫嗎？

《月色淡淡》中，我寫了一個天才的毀滅。我和此人素不相識，只因為在同一農場，月夜勞動，偶然遇到一次。也是偶然地，他說起關於生命科學的一個猜想，為難以證實而苦惱；說「將來出去了，一定要弄清這個問題」。譯文到此為止。以下被刪去的部分，也是全文的關鍵：三十多年後我來到美國，才知道他生前的那個假設，同時也是他所不知道的西方科學家們的假設，在他死亡二十多年以後，終於被實驗證明。沒有這個結尾，此文縱然還值得寫，性質完全不同，意義也小得多了。

《荒山夕照》寫的是，文革中我們七八個人被派到深山裏開荒。環境原始，生活簡單，但相互關係複雜緊張醜陋，和大自然的美形成強烈對比。諸如「總怕夜裏說夢話出賣了自己」，或者「這些理由沒人說破」之類的句子，以及關於「女兒酒」、「打鐵花」、烏魯木齊繁華等等的談話，也和大山大谷的描寫一樣，雖與情節無關，雖能指與所指之間沒有一對一的線性關係，但是作為張力結構的審美元素，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必不可少。譯文刪除了所有這些，只留下一個打獵故事，猶如電影裏的動作片……令人扼腕。

《逃亡者》原文的前半部分，寫上海知青李滬生的遭遇，讀者可以從中瞭解，什麼叫「全民皆兵」。親朋鄰里都「革命警惕性很高」，逃出去了也無處藏身，這是夾邊溝很少有人逃跑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四周沙漠戈壁圍繞，沒可能徒步逃脫。所有這些，譯文全刪，只留下一個冒失鬼逃跑失敗的驚險故事。但是，沒了天羅地網中絕地求生者不顧一切孤注一擲的精神張力，光是故事有趣，又有什麼意思？

《沙棗》譯文中，對於「月冷龍沙，星垂大荒，一個自由人，在追趕監獄。」及其前後文的刪除，性質類似，限於篇幅，茲不一一。

其實《流沙墜簡》的篇幅，超過275頁。經葛大刪大削，已遠遠不夠頁數，不得不從第一部分《夢裏家山》中選譯補充。

刪除的是重點，遞補的卻是雞毛蒜皮。

所謂雞毛蒜皮，是指從作品的整體結構中割裂下來的細節。細節是從屬於整體的。任何整體，都有一個結構。無論是詩的結構、戲劇的結構、理論的結構還是數學方程的結構，都有一個美或不美的問題。作品的美，在於各個局部與細節之間的有機聯繫。就像一棵從根本到枝葉生氣灌注的樹，割離了根本，枝葉會死。我書的根本，是人的命運。《夢裏家山》的根本，是我的親人老師同學們的命運：不問政治的父親被打成右派慘死工地，姐姐為父親痛哭被補打成右派勞苦終身，忠於黨國的老師同學，或坐牢或自殺或死於監獄……所有這些荒誕慘烈，譯文中絲毫不見蹤影。有的只是我小時候如何打架、逃學、留級之類似乎「有趣」的故事。

有問題如此，即使我懂英語，語言的好壞，還值得關心嗎？

四、

曾替葛浩文來向我要書稿的那位莊教授到亞利桑那開會，遇見葛先生，才知道我拒絕譯文的事，使葛非常驚訝。他讓莊轉告我，中國許多大紅大紫的著名作家，如某某、某某、某某某都說，只要是他署名翻譯，怎麼刪改都行。

當時一聽了之，沒反應過來。回答說，別人授權他改，同我沒有關係。

幾天後，莊又來問，翻譯的事，想好了沒有？

我才明白，葛先生托他傳話，是要啟發我重新考慮，不要不識抬舉。

葛譯本已使我驚訝，更使我驚訝的，是葛會對我的驚訝感到驚訝。

葛浩文先生，你不必驚訝。我不僅是拒絕一個不真實的譯本，不僅是拒絕一個大牌的傲慢與霸道；更重要的是，我拒絕一種，對於其他民族苦難的冷漠。

我們沒有大屠殺博物館，沒有受難者紀念碑，我們的奧斯威辛沒有遺址。只剩下幾個倖存者星星點點的記憶，在烈風中飄零四散。保存不易，憶述更難。流亡中寫作，字字艱辛。竟被如此糟蹋，說驚訝已太溫和。

五、

新譯者多賽特（Robert Dorsett）先生是詩人，執業醫生。不靠翻譯為生，只譯喜歡的東西。2001年曾翻譯我的《幸福的符號》，發表在國際作家議會會刊上，在法蘭克福書展獲得好評。他住在舊金山郊區，離艾瑞克家不遠，聽後者說了我的事情，對照原文和葛譯，證明我勘誤沒錯，表示願重新翻譯。艾瑞克又申請到一筆經費，資助重譯。但出版社拒絕合作，不肯推遲交稿日期。說已經簽定的契約，絕對必須遵守。

時間過於緊迫，來不及認真翻譯。多賽特先生在雜誌上看到，英國著名漢學家、倫敦大學講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卜立德（David Pollard）先生翻譯的我的五篇文章，譯得非常之好。由艾瑞克出面，請求卜立德先生支持。承蒙卜先生厚愛，俯允加盟，分擔了一半譯作，是此書莫大幸運。

作為詩人，多賽特先生所喜歡的，是《石頭記》、《面壁記》、《風暴》一類文字，說那裏面深層的東西最難轉述。但他沒到過中國，政治上有些隔膜。感謝伯克萊大學中國訪問學者王敦，就近給了他許多幫助。其餘問題，他來維加斯與我商量。比如艾瑞克建議，「火燒」、「油炸」、「砸爛」某某的「狗頭」之類，粗野血腥，應刪除。他問，這樣的標語，別的地方有嗎？我說那一陣子，全國都有。他說，那就不能去掉。

卜立德先生不在美國，只能通信聯繫。信是手寫，小而工整的漢字，蒼健有力。方言俚語，典故民諺，信手拈來，風趣幽默，透出深厚的中國國學功力。有時夫人孔慧怡女士附筆，娟秀與蒼健輝映。先生說，「拙荊同譯，買一送一，很划算的」。雖是玩笑，開得精彩。因為夫人的中國經驗，大有助於原文的閱讀。

雖然愛開玩笑，提問卻很嚴肅。對答案的要求，也都馬虎不得。

例如對《月色淡淡》中那位醫生1958年在夾邊溝農場說的話，同三十多年後我在美國讀到的一位生物學家在書裡說的話互相印證，他要根據。有些專業術語，「根瘤菌」、「腺粒體」、「原始細菌」……等等，他要復核。直到我找出那位生物學家書中的相關文字，複印了寄去，他才滿意。又如譯《運煤記》，他問「魏詩」是「魏風」嗎？我說是魏晉南北朝的魏，《采薇》是魏文帝作品。他問貴可稱帝，怎麼還「薄暮苦飢」？我說那就只能猜了，兵荒馬亂之中，什麼都可能的吧？再如譯《沙棗》，他問，十來個人的飯桶，「比汽油桶矮些粗些」，有這麼大麼？一勺子半加侖糊糊，那就很多啦，怎麼還吃不飽？這些量度，是我事後估計，未必準確。飯勺是鐵皮的，半圓形，近似半個籃球。桶是木桶，很厚，上大下小，有兩塊板子高出其餘，左右對稱，上有圓孔，可繫繩以抬。一下子說不清，我畫了個圖，兩人抬一桶，桶上掛著勺，給他寄去。他看了說，明白了。

如不明白，那就沒完。我相信，這才是翻譯。先生直言不諱，說他不喜歡《又到酒泉》中的部分文字。為表示尊重，我請他酌情處理。我說，這是十年敦煌的一個句號，我文革經歷的一個拐點，留下個痕跡就行。他刪除了有關軍區政委的部分文字，無傷整體。

第三位責編史密斯女士所處理的我的書稿，已經是這個新譯本了。不知為何，就在新書出版的同時，她也辭職了。來信說她喜歡這本書，很自豪編輯了這本書。她去了企鵝出版社，留下電話號碼電子信箱，囑我們保持聯繫。讀她的信，我們感到一份溫暖，也感到一份苦澀。

新譯本出版後，朋友們都說好。《紐約時報》和《洛杉磯時報》的書評也很正面。美國國務院資深外交官薄佐齊先生，經常受命修改潤色總統、國務卿的講演詞和發言稿，他的夫人、傑出作家韓秀女士來信，說譯文很好，說Jeff一向對文字極為挑剔，也說譯文很好。「那是真的很不錯了。當然不能說無懈可擊，但是譯者忠實於原著，敘事的速度與節奏也讓讀者感覺貼心。很不容易。……總而言之，大作英譯成功地傳遞了您的心聲，我們為您高興。」這個權威的評論，更讓我們心裏踏實。

六、

但是我的不識抬舉，還是傷害了自己。新譯者日夜緊趕，終於如期交稿。當初不肯推遲交稿日期。說已經簽定的契約絕對必須遵守的出版社，無理違約，拖了又拖，一年多以後（09年10月）才出版，新書出來，無聲無息。原先約定的宣傳活動，到各地簽名賣書、參加法蘭克福書展等安排，全沒了。沒有任何解釋，牛！

但我毫不後悔，很慶倖擺脫了葛譯。

 

雖慶倖，仍有遺憾，新書的封面上，多了個副書名：「勞改營回憶錄」，很彆扭。裝幀卻是山水畫，更彆扭。

如果說美國沒有近似的歷史，因此造成隔膜，那麼有過近似歷史的波蘭出版的、波蘭文譯本《尋找家園》的封面，卻是一群現代中國女民工的照片。我書中沒寫一個女犯（因為沒有見過）。照片上的人物，身體健康，衣服完整，不但迴異於夾邊溝人，也迴異於當年的農民。不識波蘭文，不知譯者誰。收到四千美元版稅，一包樣書。光看封面，不像我的書。

 

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誰能想到，上圖那艷俗美女，會是楊顯惠《夾邊溝紀事》的英譯封面？不知譯、編者有無和作者溝通，只知道楊的文字難得，寓深沉於木訥，寓悲憤於質樸，和大戈壁鹽鹼地上那些無聲的慘烈渾然一體。封面反差如此之大，我真擔心楊著獨有的文學價值和人文精神，有可能被商業書市濾去。

巴黎的鳳凰書店出版社，要出我書的法文版。友人劉君夫婦，代我同法方經紀人聯繫。要求譯本不要改編、刪節、另起書名或者增加副書名，要求作者對譯文有否決權。難得經紀人同意，全都寫入了合約。雙方簽字後，寄來八千歐元。這是預支的版稅，按合約，書在2013年出版。

不知譯者是誰，經紀人一直沒說。拜託在法國的朋友，給聘請一位能夠對照原文幫我看看譯稿的校閱者。朋友很熱心，推薦了兩位可靠譯者。很遺憾，我沒資格聘請譯者，因為付翻譯費的，是出版社，他們才能決定。這時，譯者來信了，說喜歡此書，早已想譯，定會出好這書，請放心。署名宋剛，中國人。2013年到來的時候，法方經紀人告知劉君夫婦，宋剛沒譯，到台灣去了，書不出了。從法律層面上說，有約在先，可以和簽約對方談判。但我不想再煩，更不想讓朋友們再煩，那些個額外的心了。

所謂額外，是書以外。書的價值，書的命運，只有歲月可以鑒定，煩心也是白煩。當然我也願意有錢。「富果能求策吾馬」（聶紺弩句）。但是一介文盲，書錢之間沒門。縱有駑馬，安能策之？假面舞會非吾願，風行天下不可期，且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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