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

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彭明輝先生〈社會變革的起點〉一文多次提到史迪格里茲，令我想起曾譯過他闡述不平等問題的系列文章，以下轉貼一篇，供有興趣的讀者看看。

原文標題為 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刊於《浮華世界》（Vanity Fair）2011年5月號。

擺在眼前的事實，假裝它並未發生是沒有用的。美國頂層1％的人，如今每年拿走全國近四分之一的所得。如果看財富而非所得，頂層1％控制了全美40％的財富。他們近數十年大大走運。25年前，上述兩個數字分別是12％和33％。對於這種變化，我們或許可以讚揚頂層人士的機智和幹勁（帶給他們好財運），並宣稱水漲船高，低下階層也在這過程中受惠。但是，這種說法是誤導的。美國頂層1％的所得最近10年增加18％，但中間階層的所得實際上下跌了。只有高中學歷的美國男性境況特別差，他們的所得過去四分之一個世紀便萎縮12％。最近數十年的經濟成長成果全都落入頂層的口袋，而且他們還額外多佔了一些。以所得平等程度而言，美國落後於小布希總統喜歡嘲笑的所有僵化老歐洲國家。情況和我們最接近的是以寡頭壟斷著稱的俄羅斯，以及伊朗。拉丁美洲以前嚴重不平等的一些國家，例如巴西，近年在改善窮人境況和縮窄所得差距方面相當成功，而同期美國卻坐視不平等惡化。

很久以前，經濟學家就曾嘗試替19世紀中期巨大的不平等辯解──當時的不平等跟美國目前的情況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他們提出的辯解被稱為「邊際生產力理論」。簡而言之，這理論認為高所得與高所得人士的較高生產力有關，也與他們對社會的較大貢獻有關。富裕階層一直很愛這理論，但支持該理論的證據至今仍然薄弱。近三年來的經濟衰退，企業管理層有顯著的責任；他們對社會和他們的公司的貢獻是巨大的負數，但仍然領到了豐厚的薪酬和獎金。有些公司因為覺得把這種獎勵稱為「績效獎金」實在太尷尬，因此被迫改稱「留才獎金」（儘管它們留住的只有惡劣的績效）。那些大力推動金融創新的人差點毀了全球經濟，但在這過程中暴得巨富；相對之下，對社會有重大正面貢獻的人，從基因研究先驅到資訊時代的開創者，得到的獎勵少得可憐。

有些人看到所得不平等的情況之後會聳聳肩：這個人多拿一點、那個人少拿一些，那又如何呢？他們認為真正重要的，不是經濟大餅怎麼分，而是餅有多大。這種觀念有根本的錯誤。如果多數民眾的境況一年差過一年，這種經濟體（也就是美國當前的情況）長期而言不大可能有好表現。之所以如此，有幾個原因。

首先，不平等加劇反映了另一種現象：機會減少。機會平等受損，必然意味著我們未能人盡其才，浪費了若干最寶貴的資產（也就是人才）。第二，導致不平等的許多扭曲狀況（例如與壟斷勢力有關的情況，以及照顧特殊利益集團的租稅優惠），會損害經濟效率。這種新的不平等製造出新的扭曲狀況，進一步損害經濟效率。舉一個例子：我們才幹出眾的年輕人有太多因為被異常豐厚的薪酬吸引而加入金融業，而他們本來可以從事其他領域更有意義的工作，提升我們的經濟生產力，並使我們的經濟變得更加強健。

第三，也可能是最重要的一點，現代經濟體需要「集體行動」，也就是需要政府投資在基礎設施、教育和科技上。美國以至全球均大大受惠於政府資助的研究，這些研究衍生網際網路，並改善了公共衛生。但是，美國早已因為基礎設施（想想我們的高速公路和橋樑、鐵路和機場的狀況）、基礎研究和所有層級的教育投資不足而受害，而且這些投資未來還將進一步縮減。

我們對這些情況全都不應感到意外，因為一個社會的財富分配嚴重不平等時，自然會發生這些事。財富越是集中在有錢人手上，他們越是不願意花錢滿足公眾的需求。有錢人不必仰賴政府提供公園、教育、醫療或保護人身安全，他們花錢就能替自己買到這些東西。在這過程中，他們與一般人愈來愈疏離，最終會喪失他們可能有過的同理心。他們也擔心出現強勢政府，擔心政府可能運用其權力糾正過度的不平等，拿走有錢人的部分財富並投資在公益上。頂層1％可能會抱怨美國現在這樣的政府，但他們其實就是喜歡這種政府：因為囿於政治僵局，無法推動有力的再分配政策；因為太分裂，除了減稅，做不了任何事。

對於如何充分解釋美國不平等加劇的問題，經濟學家沒有確定的答案。一般的供給和需求因素無疑產生了一定的作用：節省勞力的技術令許多中產藍領「好」工作顯著減少。全球化創造出一個全球市場，令美國的高薪非技術勞工面對海外低薪非技術勞工的競爭。社會變遷也有一定的影響，例如工會勢力大幅衰退，從原本代表美國三分之一的勞工降至現在的12％左右。

但是，我們的社會如此不平等，一大原因在於頂層1％希望它是這樣。稅收政策是最明顯的例子。有錢人的一大部分所得來自資本利得，而降低資本利得稅率使美國有錢人享有近乎搭便車的特權。壟斷和接近壟斷向來是經濟勢力的來源，從上世紀初的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到世紀末的比爾．蓋茲皆如此。反壟斷法執行鬆懈，尤其是在共和黨執政時期，對頂層1％是天賜的禮物。現在的不平等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心人操縱金融體系，而這又是因為金融業收買政客，指使他們按照業者的意願修改金融法規──這是金融業歷來的最佳投資之一。政府以接近零的利率放款給金融機構，並在它們走投無路時，以非常寬鬆的條件慷慨提供資金拯救它們。監理機關則對金融業者運作不透明和種種利益衝突視若無睹。

頂層1％控制的財富比例，會使人想把這個國家不平等加劇的情況視為一種典型的美國成就：我們起初遠遠落後於其他國家，但不平等程度如今已達世界頂級水準。而且未來多年我們的成就看來還將擴大，因為促成它的因素會自我加強。財富產生權力，權力產生更多財富。在1980年代的存貸醜聞期間（這醜聞的規模以今天的標準而言是小得異常），國會一個委員會問銀行業者基廷（Charles Keating），他花150萬美元在數名重要的民選官員身上，是否真的能替他買到影響力。基廷回答：「我當然希望能買到。」最高法院在最近聯合公民案（Citizens United）的判決中，取消對團體競選捐款的限制，形同擁護企業收買政府的權利。個人與政治如今完全契合。幾乎所有美國參議員和多數眾議員上任時都是頂層1％的成員；他們靠頂層1％的錢保住議席，而且知道如果自己服侍好頂層1％，離任時將獲得頂層1％的獎賞。貿易和經濟政策的主要行政決策者，基本上也是來自頂層1％。我們因此不應對製藥業者獲得1兆美元的大禮（藉由立法禁止政府這個最大的藥物買家與藥廠議價達致）感到奇怪。稅收法案如果沒有替有錢人大幅減稅就不可能在國會通過，這種事也不應使我們感到驚訝。考慮到頂層1％的勢力，這正是這個體系的正常運作情況。

美國的不平等在我們想像得到的每一方面扭曲我們的社會。首先，大量證據顯示，民眾的生活方式受到影響：在頂層1％以外的民眾中，入不敷出是愈來愈普遍的現象。經濟效益下滲或許有如神話，但行為方式下滲卻真實不虛。不平等大大扭曲了我們的外交政策。頂層1％極少從軍──事實是我們的「全志願」軍隊支付的薪酬，不足以吸引頂層1％的子女，而愛國是有限度的。此外，美國開戰時，富裕階層也不會受加稅所苦，因為國家可以舉債支應所有軍費。外交政策必然是力求國家利益與國家資源之間的平衡。頂層1％掌權，而且不必承受代價，平衡和克制的觀念自然被拋諸腦後。國家可以無限冒險；企業和承包商只會因此得益。經濟全球化的規則也明顯偏向嘉惠有錢人：這些規則鼓勵各國競相爭取企業投資，因此壓低了企業稅、削弱對人類健康和環境的保護，並損害勞工權利，包括集體談判權（這些權利以前獲視為「核心」勞工權利）。想像一下，如果這些規則偏向鼓勵各國競相爭取勞工，世界會是怎樣。政府將競相提供經濟保障，降低一般受薪者的稅負，提供良好的教育和乾淨的環境；也就是提供勞工在乎的東西。但頂層1％不必關心這些東西。

準確點講，是他們以為自己不必關心這些東西。頂層1％對我們社會最大的損害，可能是腐蝕我們的認同感；公平競爭、機會平等和社群意識對我們的認同感至關緊要。美國向來以社會公平、人人有平等的成功機會而自豪，但統計數據顯示我們的社會其實不是很公平：在美國，窮人以至中產家庭的小孩晉身社會上層的機會不如許多歐洲國家。現實環境處處對他們不利。體制不公、苦無機會的民眾感受，是中東各地反政府怒火的燃料，食物價格高漲、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則是火種。美國青年失業率約達20％（某些地方和某些社群的數字比這高一倍）；希望全職工作的美國人當中，每六人有一人找不到全職工作；每七個美國人便有一個仰賴食物券（受「糧食不安全」所苦的美國人也大概是這數目）。這一切足以證明，某些人吹噓的經濟效益下滲管道（從頂層1％流向大眾）被某些東西堵住了。許多人因此對社會產生疏離感是可預料的：20-29歲的選民上次選舉的投票率只有21％，與他們的失業率相若。

最近幾週，我們看到在一些高壓國家，數以百萬計的人上街抗議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埃及和突尼西亞的政府遭推翻。利比亞、葉門和巴林也爆發民眾抗爭。區內其他國家的統治家族在他們開著冷氣的豪宅裡緊張地關注局勢：「我們會是下一個嗎？」他們確實應該擔心。在這些國家，極少數人（不到人口的1％）控制了多數財富，而財富在這些地方大致等同權力；根深蒂固的各種貪腐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富裕階層經常積極阻撓可以改善大眾生活的政策。

我們看著街上的民眾怒火時，應該問自己一個問題：這種情況何時出現在美國？我們自己的國家在許多重要方面，已經變得像遠方某個動盪的地方。

托克維爾曾表示，他看到美國社會特有的一種天才，主要就是美國人能「正確理解自利」。「正確理解」是關鍵詞。人人都懂狹隘的自利：我現在就要得到好處！「正確理解」的自利則不同：一個人最終要得到幸福，必須關注所有其他人的自利，也就是關注社會的共同福祉。托克維爾並不是暗示這種觀念如何高尚或充滿理想色彩；事實上，他所暗示的恰恰相反。這是美國人務實的標記。那些精明的美國人明白一個基本事實：替別人著想不但對心靈有益，對生意也有益。

頂層1％住最好的房子、受最好的教育、看最好的醫生、過最好的生活，但金錢似乎沒有替他們買到一樣東西：認識到他們的命運與99％的人過怎樣的日子息息相關。縱觀歷史，頂層1％最終確實會明白這道理，可惜為時已晚。

延伸閱讀：史迪格里茲刊於《浮華世界》的另一篇文章 The 1 Percent’s Problem

新書面世：基本收入

書名：基本收入：建設自由社會與健全經濟的基進方案

原文書名：Basic Income: A Radical Proposal for a Free Society and a Sane Economy

作者：菲利普．范．帕雷斯（Philippe Van Parijs）；楊尼克．范德波特（Yannick Vanderborght）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17年12月13日

無條件基本收入是為了追求真正的自由而非只是形式上的自由，是為了所有人都自由而非只有少數人自由。

本書不是某個黨派的宣傳材料，它基本上是全面和批判性地綜合此一主題正迅速增加的跨學科多語文獻。

序

錢在手裡可以換取自由，但如果必須非常費勁才能得到，錢是奴役人的工具。

──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懺悔錄》，1778年

為了令世人對社會和世界的前途恢復信心與希望，勇敢的思想家必須顛覆許多方面的傳統觀念。整個社會必須擺脫某些偏見，學會欣然接受一些基進的（radical）觀念。這種基進觀念中有一個相當簡單但至關緊要，那就是無條件基本收入：所有人定期獲得一筆完全個人的現金收入，不必通過經濟狀況審查，也沒有必須工作的要求。

這構想並不新鮮。自18世紀末以來，許多能大膽設想的人曾想到這主意。不過，現在因為不平等程度愈來愈嚴重、世界經歷新一波的自動化浪潮，加上人們更敏銳地意識到經濟成長的生態極限，無條件基本收入在世界各地受到空前熱烈的關注。任何人若深入研究已開發福利國家的體制前景，或是研究如何替相對落後的國家設計基本經濟保障制度，都無法避開該構想。如果你希望未來的世界是個自由的世界（真正的自由而非只是形式上的自由，所有人都自由而非只有幸福的少數人自由），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構想至少應該能夠激起你的興趣，更可能令你興奮不已。

本書第一章提出支持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核心理由，說明它如何處理貧窮、失業、厭惡性工作和瘋狂成長的問題，以及為什麼它可說是提供了一種獲得自由的工具，是可持續的解放型制度框架必要的一部分。第二章討論若干可代替基本收入的構想；覺得基本收入概念很有吸引力的人（包括我們）往往覺得這些替代方案有可取之處，而我們將說明為什麼基本收入是更好的方案。第三章概括敘述兩種行之有年的社會保障方式（公共援助和社會保險）自16世紀以來在學術和制度上的際遇。第四章回到根本不同的第三種社會保障方式，也就是基本收入，追溯該構想自18世紀末以來迷人的歷史。第五章先提出反對基本收入的道德理由，然後說明我們認為可以有力支持該構想的基本道德理由（第一章僅略為提到），並討論若干其他辯解方式。第六章提出我們是否負擔得起可觀基本收入的問題，然後討論已經有人提出的許多財源安排。在此背景下，第七章檢視世界各地的政治和社會勢力對實行基本收入制度的態度，並探索避免該制度引起反彈的方法，藉此評估該構想的政治前景。最後，第八章討論基本收入方案在全球化的脈絡中面臨的具體挑戰。整本書主要討論在富裕社會實施基本收入制度的問題，但在許多地方也討論該構想對相對落後國家愈來愈大的意義。

在細察無條件基本收入的構想後，我們可以選擇支持它或抵制它。本書說明為什麼我們認為應該支持它。但本書不是某個黨派的宣傳材料。它基本上是全面和批判性地綜合此一主題正迅速增加的跨學科多語文獻。因此，我們希望本書能提供許多可靠的資料和富啟發性的見解，對支持或反對基本收入的人都有用，有助糾正正反雙方常見的事實錯誤和概念混淆。本書也致力正面處理最重要的反對論點，它們否定基本收入的可取性和可行性。迴避這些反對理由或許有助支持者在公開辯論中勝出，但無法確保這個公正的方案能取得持久的勝利（事實上剛好相反）。沒錯，我們有可能建立一個比較美好的世界，但為此我們必須發揮我們的想像力並熱情投入。除此之外，知性上誠實的討論，不迴避令人尷尬的事實和難題，同樣不可或缺。這正是本書希望讀者能投入的集體努力。

基本收入並非只是一種或許有助舒緩迫切問題的聰明措施。它是自由社會的關鍵支柱之一；在這種社會裡，工作和非工作活動產生的真正自由將大增，而且分配將是公平的。它是取代舊社會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的基進方案的必要元素，是實際可行的烏托邦的必要元素；這種烏托邦可以提供的，遠非只是保衛以往的成就或抵制全球市場的命令。我們需要一種能將威脅轉化為機會、認命轉化為決心、痛苦轉化為希望的願景，而無條件基本收入正是這種願景至為重要的一部分。

石黑一雄得獎理由與翻譯之難

2017年10月9日

有關石黑一雄榮獲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理由，我之前列出十家媒體的譯法。對於“in novels of great emotional force, has uncovered the abyss beneath our illusory sense of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該如何翻譯，大家似乎頗有興趣。

一些網友提出了自己的譯法，我覺得以下三位都譯得不錯：

在情感豐沛的小說中，揭示了我們以為與世界連結的那層幻覺底下的深淵。（鄧嘉宛）

其深具感情力量的小說，揭露了我們與世界連結的幻覺背後的深淵（Alia Li）

他以擁有巨大情感力量的小說，揭露了人心與世界連結的幻覺背後的深淵。（alfredo）

金融時報中文網譯「他在具有巨大情感力量的小說中，揭示了在我們對於與世界的聯繫的錯覺下存在的深淵」，文字累贅了一點。相對之下，鏡週刊謝樹寬譯得相當俐落：「在具有強大情感力量的小說中，揭露我們與世界連結的錯覺底下的深淵。」

我的部落格有讀者留言，說我原本列出的十家媒體「沒有一個翻譯正確」，而他「剛好讀過 Never Let me Go，所有有一些些知道他在說什麼。」此外，何英傑先生也在臉書上表示：「諾貝爾評審的意見，非常顯明，可惜新聞報導都翻錯了。」他詳細解釋了他的看法，並提出他的譯法：「他小說裡濃烈的情感力量，揭露了人對這個世界幻覺般的認知，與其中深藏的黑暗。」他有位臉友提出另一譯法：「黑石一雄在其情緒力量強大的小說中，揭露了人與世界浮幻感知聯繫之下所隱藏的深淵。」

我個人認為，“in novels of great emotional force, has uncovered the abyss beneath our illusory sense of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這句話文字不複雜，但意思微妙，頗堪咀嚼。至於該如何翻譯，我認為鏡週刊謝樹寬的譯法已近乎典範：原文怎麼說，譯文就怎麼說，至於文字背後的意思，留待讀者自己去體會。

 

有關這一點，我覺得楊絳在〈翻譯的技巧〉一文中，說得相當透徹：

//我暫且撇開理論──理論只在下文所談的經驗裏逐漸體現。反正一切翻譯理論的指導思想，無非把原作換一種文字，照模照樣地表達。原文說什麼，譯文就說什麼；原文怎麼說，譯文也怎麼說。這是翻譯家一致承認的。至於如何貫穿這個指導思想，卻沒有現成的規律；具體問題只能各別解決。因此談翻譯離不開實例。

談失敗的經驗，不免強調翻譯的困難。至少，這是一項苦差，因為一切得聽從主人，不能自作主張。而且一僕二主，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譯者一方面得徹底瞭解原著；不僅瞭解字句的意義，還須領會字句之間的含蘊，字句之外的語氣聲調。另一方面，譯文的讀者要求從譯文裡領略原文。譯者得用讀者的語言，把原作的內容按原樣表達；內容不可有所增刪，語氣聲調也不可走樣。原文的弦外之音，只從弦上傳出；含蘊未吐的意思，也只附著在字句上。譯者只能在譯文的字句上用功夫表達，不能插入自己的解釋或擅用自己的說法。譯者須對原著徹底瞭解，方才能夠貼合著原文，照模照樣地向讀者表達。可是儘管瞭解徹底，未必就能照樣表達。徹底理解不易，貼合著原著照模照樣地表達更難。//

我之前說石黑一雄得獎理由那句英文多少可以說明文學翻譯之難，正是因為文學翻譯經常會遇到意思模糊曖昧、意在言外的文字，譯者要透徹理解原文本已不易，要用同樣微妙婉轉的譯文表達相同的意思，當然更煞費思量。

石黑一雄的得獎理由

2017年10月7日

石黑一雄榮獲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審的理由是他 “in novels of great emotional force, has uncovered the abyss beneath our illusory sense of connection with the world.”

這句話中文媒體很難避開不譯，結果我們就看到很多不同的譯法，有些相當離譜，有些中規中矩。以下是網路上找到的一些譯法，多少可以說明文學翻譯之難（那句英文寫得頗為「文學」）。

香港蘋果日報即時報導（https://goo.gl/DiRFSM）：

瑞典學院讚揚他「在有龐大情感力量的小說中，揭開世界與虛幻深淵的連繫。」

台灣上報（https://goo.gl/whfcg7）：

評審團認為，石黑一雄的小說中「蘊含豐沛的情感力量，揭開吾人在現實世界與虛幻無底深淵的情感需求連結。」

台灣TVBS（http://news.tvbs.com.tw/world/783772）：

「201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獎的是英國作家石黑一雄，小說中強大的情感力量，將深藏在人們內心，與世界連接的虛幻感受，呈現了出來。」

台灣自由時報（http://news.ltn.com.tw/news/focus/paper/1141307）：

獲獎理由為「小說裡的強大情感驅力，揭露了我們與世界連結的幻覺深處」。

台灣蘋果日報（https://goo.gl/JXCaiy）：

「藉由感情力道豐沛的小說，揭露我們與世界的虛幻連結背後深不可測的事物」

台灣風傳媒（http://www.storm.mg/article/340625）

獲獎理由是「他在具有偉大情感力量的小說世界中，揭露我們與世界的連結那種空幻感之下的深邃心理。」

台灣聯合報（https://goo.gl/z7QauR）：

學院在頌辭中讚許石黑的八部小說「具有巨大的情感力量，揭露人類與世界相連的錯覺之下的心靈深淵。」

台灣中央社（https://goo.gl/TYQnac）：

得獎原因是作品「展現強大情感，揭露了我們與世界聯繫虛幻感覺的深處」。

香港信報：

諾貝爾委員會讚揚他的小說「具有強大情感能量，揭示位於我們自身與世界連結幻象之下的深淵」

香港明報（https://goo.gl/VmvAzy）：

讚揚他的作品「擁有強烈的情感，揭示人們與世界虛幻連繫之下的深淵」。

新書面世：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

書名：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全新增修版〕

原文書名：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 Lessons for Corporate America, Fourth Edition

作者：華倫．巴菲特/原著、勞倫斯．康寧漢/編選

原文作者：Warren Buffett、Lawrence A. Cunningham

出版社：時報出版

出版日期：2017年9月19日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是美國一位研究公司治理的教授，將巴菲特歷年來致股東信的內容，依主題分類編纂而成。有關巴菲特的著作很多，但因為巴菲特並不寫書，這本書便成了他「親筆撰述的唯一著作」。

不是每個人都崇拜巴菲特，也不是每個人都想了解巴菲特，但如果有機會閱讀他每年寫給股東的信，多數人會覺得趣味盎然。光就敘述風格而言，巴菲特的文字可說是「簡潔有力、自然直率、趣味十足，寫下來跟講出來是一樣的」。

另一篇書摘：巴菲特的金融市場寓言

攸關生死的債務

2010年致股東信

毫無疑問，有些人因為運用借來的錢而變得非常富有。但是，這種操作也可能令你一貧如洗。財務槓桿對你有利時，它會放大你的獲利。此時你的配偶覺得你很聰明，你的鄰居很羡慕你。但是，槓桿操作是會上癮的。嘗過槓桿的神奇好處之後，很少人會回歸較為保守的操作方式。我們小學三年級時便學過，無論之前的連串數字有多大，一旦乘以零，一切即化為烏有；有些人在2008年重新學到這教訓。歷史告訴我們，槓桿太常產生一切歸零的結果了，即使運用槓桿的人非常聰明也不例外。

企業運用槓桿，當然也可能產生致命的後果。背負重債的公司，往往假定這些債務到期時將能獲得再融資。這假設通常是正確的。但是，偶爾也會出現這種情況：公司的個別問題或全球信貸短缺導致債務到期時無法再融資，只能還清欠款。此時公司就只能拿出現金還債。

這種時候借款人便認識到，信貸有如氧氣：它充裕時，沒有人注意它；它不足時，所有人都只關注這問題。哪怕只是短暫的信貸短缺，也可能摧毀一家公司。2008年9月，許多經濟領域驟然陷入信貸嚴重短缺的困境，美國整個國家頓時岌岌可危。

在波克夏，除了受管制的公用事業和鐵路子公司所持的現金外，我們至少會持有100億美元的現金。因為這個原則，我們手上通常有至少200億美元的現金，以便公司可以應付空前巨額的保險賠償（我們迄今最大的保險賠償為卡崔娜颶風造成的約30億美元理賠，這是保險業歷來損失最大的巨災），以及快速把握投資機會（即使在金融動盪時期也不例外）。

我們的現金主要放在美國國庫券上，同時避開收益率高數個基點的其他短期證券；這是我們遠在商業本票和貨幣市場基金的脆弱性2008年9月暴露出來之前，便已奉行的政策。我們認同投資作家雷．迪福（Ray DeVoe）的觀察：「人們因為追逐高收益而損失的錢，比歹徒持槍搶走的錢更多。」在波克夏，我們不倚賴銀行信用額度，也不簽必須提交擔保品的契約，除非金額相對於我們的流動資產微不足道。

因為在財務槓桿上如此謹慎，我們的報酬率略為受損。但是，持有大量流動資金使我們得以安枕無憂。此外，當我們的經濟偶爾爆發金融危機、其他公司忙亂求生時，我們將有充裕的資金和心理準備主動出擊。

正是因為這樣，2008年雷曼兄弟宣告破產之後市場風聲鶴唳的25天內，我們投資了156億美元。

用人之道

1986年致股東信

查理和我真正重要的職責只有兩項。其一是吸引並留住優秀的經理人，由他們經營我們的各項事業。這件事不難做到。這些優秀的經理人通常來自我們收購的企業，他們已經歷過各種商業環境的鍛鍊，證明了自己的才能。早在認識我們之前，他們已經是明星經理人，我們的主要貢獻是避免妨礙他們工作。這種做法看來很簡單：如果我的工作是管理一支高爾夫球隊，而傑克．尼克勞斯（Jack Nicklaus）或阿諾．帕瑪（Arnold Palmer）願意為我效力，我是不會去教他們如何揮桿的。

我們有一些重要的經理人本身很富有（我們希望他們全都是這樣），但這不妨礙他們繼續熱情地投入工作：他們工作是因為樂在其中，享受表現傑出帶來的興奮感。他們總是站在東主的立場看事情（這是我們對經理人的最高恭維），對所經營的事業每一方面都極感興趣。

（在我們看來，那位耗費多年儲蓄前往梵蒂岡朝聖的天主教裁縫，是這種職業熱情的典型。他回到家鄉，教友們特地聚會，聽他對教宗的第一手描述。虔誠的教徒熱切問道：「快告訴我們，他是怎樣的人？」我們的英雄一句廢話也沒說，答道：「他穿44號衣服，中等身材。」）

查理和我明白，只要找對球員，幾乎所有球隊經理人都可以表現出色。我們認同奧美廣告天才創辦人大衛．奧格威（David Ogilvy）的理念：「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雇用比我們弱小的人，我們將變成一家侏儒公司。相反，如果我們每個人都雇用比我們強大的人，我們將成為一家巨人公司。」

我們的管理方式還有一個好處：我們可以輕鬆地擴展波克夏的事業版圖。一些管理學專著明確指明每一名主管只能管理多少名下屬，但這種理論對我們沒有什麼意義。如果你手下的經理人正直能幹，對所經營的事業滿懷熱情，那麼你就算再多管十幾位、甚至更多這種經理人，也能應付裕如，有時間睡午覺。相反，如果你手下的經理人狡詐、無能或無心工作，只要一個就夠你操心了。如果我們找到的經理人都具備波克夏既有經理人的稀有特質，那麼即使我們的經理人數目倍增，查理和我也完全能夠妥善管理。

我們打算繼續只跟我們喜歡且欽佩的人合作。這原則不僅是我們爭取佳績的最佳保障，還能確保我們享有美好時光。相反，跟那些令你反胃的人合作，有如為錢結婚──在任何情況下都很可能是一件蠢事；如果你本來就已經很有錢，那就更是愚不可及。

認股權費用與會計準則

2002年致股東信

數十年前，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審計意見是審計界的圭臬。這家事務所內部有一個由菁英組成的專業標準小組（Professional Standards Group），無論客戶施加什麼壓力，均堅持誠實報告事實。秉持這種原則，專業標準小組1992年表明立場，指企業向員工發放認股權的成本顯然是一項費用，應以費用的名義記錄在財務報表上。但是，小組的意見遭安達信一些「呼風喚雨的」合夥人推翻了。這些合夥人很清楚客戶想要的是較高的公告盈餘，不管實際情況如何。許多企業執行長也極力反對認列認股權費用，因為他們知道，一旦真實的成本必須反映在帳上，他們渴求的巨額認股權（價值高得可恥）勢必將遭大幅削減。

安達信專業標準小組的意見遭推翻後不久，獨立運作的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以七比零的票數，通過要求企業認列員工認股權成本的議案。結果主要的會計師事務所與大群企業執行長一如預期地湧向華府，對參議院（還有哪一個機關更適合仲裁會計問題呢？）施加壓力，要求推翻FASB的意見。抗議者的聲音，因為他們大筆的政治獻金而變得更雄壯。這些政治獻金多數是由企業的股東埋單，如今卻被用來遊說國會支持一些矇騙企業股東的會計準則。真不是公民教育的好示範。

可恥的是，參議院以88比9的票數通過反對認股權成本列為費用的議案。數名富影響力的參議員甚至呼籲，FASB若不改變立場，應廢除該組織。（獨立機關的獨立性不過如此。）時任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主席的小亞瑟．萊維特向來積極捍衛股東權益，他隨後表示，他在此事上不情願地屈服於國會和企業界的壓力，是他任內最遺憾的事。（萊維特在他的傑作《散戶至上》〔Take on the Street〕中，提及這件骯髒的事。）

在參議院已成囊中物、SEC又遭制伏的情況下，美國企業界知道在會計問題上，自己就是老大。財務報表因此進入一個「隨心所欲」的新時代，有時還獲得一些赫赫有名的會計師事務所背書。由此衍生的種種放肆行為，很快就成為巨大資產泡沫的氣泵。

在遭受參議院恐嚇後，FASB立場軟化，採行一種「榮譽制度」（honor system）：該組織宣稱認股權成本列為費用是比較可取的做法，但也容許不想認列費用的企業依然故我。結果教人氣餒：標準普爾500指數的500家公司中，498家選用了被視為較不可取的會計方法，以便公司的「盈餘」漂亮一些。求財若渴的執行長們很樂見此結果：榮譽讓給FASB，制度由他們掌控。

想念我朋友

2005年致股東信

有一天通用再保證券（波克夏子公司通用再保險的金融衍生商品部門）終於收攤時，我對它終於離我們而去的感覺，可以用以下這句鄉村歌曲的歌詞來總結：「我太太跟我最好的朋友私奔了，我實在想念我朋友。」

回應《巴菲特的投資原則》的誤譯

2017年7月24日

常言道：「剃人頭者，人亦剃其頭。」我好批評，大概惹惱了一些人，難免也要受批評。（徹底惹惱某些人，大概是從2015年9月批評某多產譯者教授開始。）

空洞的指謫不需要回應，難得有人花了時間，具體針對我的譯作指出一些問題，好應該有所回應。

這位945chin列出了我今年出版的譯作《巴菲特的投資原則》的七個問題，我的具體回應如後附。總結如下：第2和第7例，我的原譯均無問題，批評者眼中的是誤譯和漏譯（其實也不嚴重），是編輯修改的結果。第6例我不同意是誤譯，原譯的意思並無問題。第1、3、4例的原譯是否嚴重誤導，各位可自行判斷。第5例批評得對，理應糾正；我將連同其他應該修正之處，通知出版社。

945chin說我是「愛批評別人，自己又錯誤百出的譯者」，前半句大致正確（其實我更在乎事情本身，而非具體的人），後半句我不同意。但無論如何，我感謝她花了時間，指出了一些問題。

1. 中文版p.23-24

After completing Dale Carnegie’s course to overcome his discomfort with public speaking, Buffett taught as a way to keep up his skills.

誤譯：為了克服公開演講的不習慣，巴菲特上了戴爾‧卡內基課程，隨後他便以教學作為維持投資技能的一種方法。

說明：這裡的keep up his skills是指巴菲特藉由繼續教學，維持上台不怯場的技巧，這點他經常提到。

回應：看來確實譯錯了。如果你想知道為什麼會譯成這樣，可以看看原文那一整段：

Buffett, while investing during the day, really did teach an evening class throughout the late 1950s and 1960s and his Aunt Alice, along with a few other eventual partners, really did attend his class. After completing Dale Carnegie’s course to overcome his discomfort with public speaking, Buffett taught as a way to keep up his skills. Not only that, but he was following the example of his mentor, Ben Graham, who in addition to writing letters to his investors also taught a course on securities analysis at Columbia Business School, while running GrahamNewman, his investment company.

原譯：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期間，巴菲特白天管理投資，晚上確實負責教一個投資課程，而他姑媽愛麗絲和另外幾名後來的投資合夥人，也確實上過他的課。為了克服公開演講的不適感，巴菲特去上了戴爾．卡內基（Dale Carnegie）提供的一個課程，隨後他便以教學作為他維持自身投資技能的一種方法。他這麼做也是仿效他的老師葛拉漢：葛拉漢經營其投資事業葛拉漢紐曼公司期間，除了寫信給他的投資人外，也在哥倫比亞大學教一個證券分析課程。

2. 中文版p.25

Buffett was consumed by Graham’s ideas from the moment he encountered them—so much so that he even named his son, who is in line to become the next nonexecutive chairman of Berkshire Hathaway, Howard Graham Buffett.

誤譯：巴菲特一接觸葛拉漢的見解，便馬上為之著迷，甚至把兒子命名為霍華德‧葛拉漢‧巴菲特（後來成為波克夏哈薩威的非執行董事長）。

說明：他要等巴菲特或蒙格死後才會變成非執行董事長，不是已經變成非執行董事長了。In line to是表示未來的接班計畫，巴菲特還沒死。

回應：所謂的誤譯，是編輯改出來的，原譯如下：

巴菲特一接觸葛拉漢的見解，便馬上為之著迷──他甚至將他兒子（將成為波克夏哈薩威的非執行董事長）命名為霍華德．葛拉漢．巴菲特（Howard Graham Buffett）。

3. 中文本 p.33

Christmas will come even if it’s in July.

誤譯：即使現在是七月，聖誕節總是會來。

應該是：即使聖誕節是在七月，它還是會來。

回應：請看原文整句：

We have a strong feeling that this competitor will do quite decently over a period of years (Christmas will come even if it’s in July) and if we keep beating our competitor we will have to do something better than “quite decently.”

原譯：我們相當確定我們這個對手在一段數年的時間裡會有不錯的表現（即使現在是7月，聖誕節總是會來的），而如果我們要打敗這個對手，我們必須有比「不錯」更好的表現。

括弧中那句，應該是要說明作者對自己的判斷很有信心，誤譯是否影響讀者掌握這整句的意思，各位可自行判斷。

4. 中文本p.34

If we start deciding, based on guesses or emotions, whether we will or won’t participate in a business where we should have some long run edge, we’re in trouble.

誤譯：如果基於猜測或情緒來決定是否投資一家公司，即使那家公司因為有某些優勢值得長期投資，我們還是會碰到大麻煩。

說明：亂拆句子，那個子句是這樣解釋的嗎？

這句話的意思是：如果我們開始根據猜測或情緒來決定是否投資長期來看理當有優勢的公司，我們的麻煩就大了。

回應：原譯如下：「如果我們開始基於猜測或情緒來決定是否投資一家公司（即使那家公司因為有某些優勢而值得長期投資），我們將有大麻煩。」

會這樣譯，主要是因為若採用類似「如果我們開始根據猜測或情緒來決定是否投資長期來看理當有優勢的公司」這種說法，句子有點太長、讀起來不舒服。至於原譯的意思是否扭曲了原文以致誤導讀者，各位可自行判斷。

5. 中文版p.35和 p.283

My mentor, Ben Graham, used to say, “Speculation is neither illegal, immoral nor fattening (financially).” During the past year, it was possible to become fiscally flabby through a steady diet of speculative bonbons. We continue to eat oatmeal but if indigestion should set in generally, it is unrealistic to expect that we won’t have some discomfort.

誤譯：過去一年中，如果你一直吃投機糖果，在財務上可能會變得非常虛弱。

說明：在這一年的股東信裡（其實就是本書中文版 p.281到283頁的內容），巴菲特解釋為什麼大家都賺得遠比他還多（「去年績效顯著高於道瓊指數的投資人比例可能是史上最高....很多公司大勝道瓊指數.......許多投資機構的績效顯著優於我們的合夥事業，有些報酬率甚至超過100%。在我看來，這像是投機加劇的情況。」）。這裡的flabby怎麼會是虛弱。這句話應該是說「過去一年中，如果你一直吃投機甜頭，財務上是有可能虛胖的。」

回應：批評得對。

6. 中文版  p. 42和 p.47

“Without attempting to evaluate the psychic income derived from finding a new hemisphere,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even had squatter’s rights prevailed, the whole deal was not exactly another IBM.

誤譯：即使強占者的權利得到維護，這筆投資還是比不上IBM

說明：這裡應該是指強行占有久了變成合法擁有，譯者該不會是把prevail看成preserve吧。這裡的prevail應該是生效的意思（to be or become effective or effectual）。

回應：不同意這是誤譯，原譯的意思沒問題。

7. 中文版 p.55：

The chance of doing better by investing actively as opposed to passively comes with a significant risk that results will actually be worse.

原譯：主動式投資有機會優於大盤，但也確實有顯著風險。

說明：漏譯。主動式投資有機會優於大盤，但也伴隨著績效不如大盤的顯著風險。

回應：這是編輯修改的結果。原譯如下：選擇積極型投資方式確實可能得到優於大盤的績效，但也必須冒實際績效不如大盤的顯著風險。

讀者來信

2017年7月24日

譯者其實很少接收到讀者的反應，至少我個人的經驗是這樣。當然，多產和譯作暢銷的譯者，可能較常收到讀者來信。

數年前我難得收到一名女士來信，內文如下：

I read first and 2nd chapter of the book xxx which was translated by you but decided to thru away the book thou I am really interested in the subject. I learned that you have won award in 2011 in your excellence of translation, H'ever I had such difficulty to read this book because the translation is truly meaningless.

這位讀者是在講我譯的一本企管書。看她說得我的譯文如此不堪入目，我便拿出這本書，從頭看了幾頁，又抽看了一些段落，確定沒有發生譯文被改壞的問題，便回信說：謝謝你買這本書，很遺憾我的譯文令你看不下去，但我相信自己的譯文是可讀的，所以如果你覺得這本書很難看，建議你看原文書，而且應該盡可能避免閱讀企管書的中譯本。

這本書的內容有點硬，覺得難看並不奇怪，但把我的翻譯說成是「truly meaningless」則未免過分。我雖然未能達到榮辱不驚的境界，而且負面評論予人的刺激往往比較強烈，但這位讀者的反應我並不是很在乎，主要是因為我知道自己譯這本書時並沒有亂來，是一貫地認真翻譯並審校；如果你有正常的閱讀理解能力，對書的內容又有興趣，我的譯文不至於令人看不下去。（至於覺得譯文讀起味同嚼蠟的人，我總是想說：你要不要看看原文，體驗一下？）

隔了一日，這位女士回信：

Obviously you do not have a stomach for criticism, I did not expect you to answer me actually no answer probably is better than your answer

我回：

In fact, translators rarely get responses from readers. So, I appreciate that you took your time writing to me, telling what you think about a book translated by me, even though your criticism is not useful to me.

If you want to criticize someone's translation, you need to give examples and explain why you think the translation is not good, rather just saying "your translation is truly meaningless."

I actually welcome meaningful criticism, which is very rare. You don't really know me but you are not afraid of jumping to conclusion and saying such unkind words to a stranger. To me, that reflects to some extend the kind of person you are.

I know you are pissed off with the book translated by me. I suggest that you avoid reading translated business books not out of self-defence, but because I think you would not be happy reading most of those books.

If you are kind enough to offer detailed criticism with examples, I would appreciate that. Otherwise, I think we should stop here before we both become more unkind.

她回了一句：「If you yourself can not tell good from bad, I agree we should stop.」

At long last, I agree with her. So we stop.

Job security

2017年7月23日

自由譯者面對的一個問題，就是工作沒有保障：你固然是自由的，可以拒絕自己不想接的案子，也可以彈性安排工作時間，但你的客戶也是自由的，可以隨時終止合作，畢竟幾乎沒有什麼案子是非要某人做不可，而你也總是有競爭對手；如果有人可以提供大致相同的品質，而且價格比你便宜不少，客戶當然會有理性的選擇。（市場上有家翻譯社，據說要求譯者報價時總是提醒譯者：請盡可能報較低的價格，否則可能接不到案。這固然使不少譯者感到非常不快，但經營者的想法當然是理性的：只要能滿足客戶的需求，我自然是選擇最便宜的譯者，因為這樣我才可以多賺一些。）

Job security的問題，在自由譯者剛入行時通常特別大，因為那時候你通常還沒有穩定合作的客戶。但是，雖然自由譯者如果做得好，一段時間之後通常不會有無案可接的情況（譯書者尤其如此，可以一本接一本譯下去），但其實也很難說就可以高枕無憂，因為合作關係有時看似穩固，其實相當脆弱，隨時可能斷掉。斷掉的原因未必與譯者本身有什麼關係，例如出版社可能突然停業，當然也就不再有書可以給你譯。有時譯者與客戶發生一點摩擦，也可能就此分手。

既有合作關係破裂之後，建立新的關係通常需要一些時間，也需要一些機緣，未必可以「無縫」替補，這當然是自由譯者必須承受的風險。不過，如果你專業上真的可靠，客源枯竭的風險不會很可怕。真正可靠的譯者，客戶通常希望保持合作：編輯換了公司，找以前合作的譯者譯書，是常有的事。譯者若想保住客戶，最重要的不外乎認真做好本份，保持良好的工作品質。如果我是客戶，發現譯者雖然有能力但態度散漫，品質相當不穩定，我當然會不放心，當然會希望找到可以安心信任的譯者。

Job security的問題，不是只有自由工作者才有。現在已經很難有一家公司、一種職業、一份工作可以做一輩子的事了；如果國家面臨財政危機，連公務員也有可能失業。為自己工作欠缺保障而焦慮不安，往往於事無補；認真做好工作並持續充實自己，才是正道。

中國社科類中譯本的翻譯問題

2017年7月13日

譚蕙芸替端傳媒訪問房慧真，當中提到：

//對於知識，她有一種開放性。她寫筆記時會交替使用簡體和繁體字，夾雜日本的「之」字和英文單字；書櫃上，新買的書有三分二是簡體字書，都是一些沒有繁體版，內地出版社有翻譯的海外著作，原著來自英美、土耳其、奧地利、法國、匈牙利、波蘭、哥倫比亞，多談國際形勢、民主發展、全球化危機。枱面現在放着的新書有：英國社會地理學家大衛哈維於2001年寫的《資本的空間》繁體本 ；美國歷史學家詹姆斯克里弗德2013年出版的《復返：21世紀成為原住民》簡體本。

我對房慧真說，香港年輕人近年對簡體字抗拒，連帶簡體書也排斥。房表示訝異：「我2000年就開始看簡體字書，因為我看英文不夠快，簡體字讓我看到外語作品。在台灣這邊目前還沒有人會批評說你看簡體字書，大家只會批評翻譯水平問題。我們台灣已經走過了偏激的做法，不會單純去檢查你，不是去拿標籤。」//

台灣讀者確實對中國出版的簡體中譯本有不少批評，除了不滿這些翻譯書肆意刪去中國當局不想看到的內容外，也常批評中國的翻譯品質。日前就有人指出「馬克思唱歌給房東聽」的爆笑錯誤：

//「1851 年 2 月，馬克思已經積欠房東摩爾根．卡瓦納的房租兩個星期了……幾個月後，馬克思為了避免被逐出，唱了一首 I Love You 給他的房東聽。」（大衛．麥克里蘭，《馬克思》，291。）

這是一個低級的翻譯錯誤，McLellan的原文是：“A few months later Marx avoided eviction only by signing an IOU to his landlord,”是 signing 而不是 singing，IOU是指欠條，而不是 I Love You 的縮寫。//

當然，台灣讀者批評翻譯品質，絕非僅針對簡體中譯本，ptt網友decorum日前針對史景遷著作台灣中譯本的批評，就很值得參考。

台灣人看簡體中譯本，主要原因可能正如房慧真所言：看英文不夠快，而那些著作台灣並沒有出版中譯本。當然，有些書原著並非英文，而是德文、法文或西班牙文之類，而如果你看不懂原文又不方便看英譯本（未必有），而中國又出了中譯本，那你看簡體中譯本，是很合理的事。

但簡體中譯本的翻譯品質，確實常有嚴重問題，讀者很容易因此接收了錯誤的訊息，或是根本搞不清楚作者想講什麼。碰到翻譯品質太差的中譯本，看完很可能只是浪費了時間而沒有實質收穫。中國當然有優秀的譯者，可惜因為各種原因，簡體中譯本劣譯充斥，是不爭的事實。房慧真看的那些簡體中譯本，當中應該有不少是社會科學方面的書，而這些簡體中譯本的翻譯品質，確實相當不可靠。中國界面新聞的「新譯者訪談」系列，有一集是訪問社會科學類譯者李康，他是學界中人，看得出對翻譯有研究有心得，可是他自己也承認：「目前主觀客觀（條件）都不允許再做翻譯了。」原因不難理解：在學術體制中，翻譯工作不受重視，學者譯書絕對是費力不討好的事。李康便說：「我從老師的角度，覺得翻譯絕對是有必要的，是造福；但是從學者的角度，做翻譯完全就是奉獻，我自己讀一本書一週就讀完了，可要翻譯一本書就得一年，收入多少、算不算成果那都不說了。」

當然，這不是說學者翻譯本身領域的外文著作，就是品質的保證，因為翻譯需要的能力不同於學術研究，優秀的學者未必是稱職的譯者。我們檢視中譯本的翻譯品質，對照原文和譯文來評論即可。

之前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曾找來三本中國和兩本台灣的社科類翻譯書，仔細對照過部分章節的原文與譯文，發現整體而言，台灣的翻譯品質顯著較佳（雖然也有一些錯誤），而中國那三本，有一本翻譯品質尚可，一本頗不理想，還有一本極差。

 

極差的那本是《後現代的狀況》（閻嘉譯；2003年；北京：商務印書館），原著為大衛．哈維（David Harvey）的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豆瓣有一則讀者評論認為「原書理論很好，翻譯實在超級爛」：

//大衛哈維是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代表人物，本來對該書中關於“時空壓縮”這一概念很感興趣，但是通篇讀下來，翻譯者的水平可謂爛到了家，列斐伏爾的空間的生產，翻譯成空間的產品，還有很多地方，大段大段的翻譯，不知所云，雲裡霧裡，好端端的一本後現代理論書籍，被翻譯糟蹋成一本垃圾。不僅有大量的錯譯，想當然的翻譯，還有大部分的勉強翻譯。總之一句話，翻譯者的水平完全把這本書給玩壞了。//

我雖然只對照過該書其中一章的原文和簡體譯文，但從我看到的情況看來，這名豆瓣讀者講的是事實，並無誇大。台灣也有少數讀書人莫名地仰慕中國的一切，甚至認為台灣人批評中國翻譯書是「雞蛋裡挑骨頭」，而台灣譯本問題更多、更離譜、更不可靠。但根據我有限的經驗，事實絕非如此。台灣出版的書翻譯品質確實也參差，也有一些可說是離譜，但真要比爛，台灣還是比不上中國。

為免有人說我沒有憑據，以下提供《後現代的狀況》簡體中譯問題的三個例子，供大家參考：

1. ‘People make up their minds about you in around one tenth of a second these days,’ says one image consultant.

原譯：「在那些日子裡，人們又一次十之八九都會在自己心裡把你打量一番，」一位形象顧問說。（簡體中譯本，第361頁）

試譯：一名形象顧問說：「現在人們看到你，只需要十分之一秒就決定了他們對你的看法。」【原譯連簡單的英文都未能正確理解。】

2. Baltimore was essentially a one-beer town (locally brewed) in 1970, but first the regional beers from places like Milwaukee and Denver, and then Canadian and Mexican beers followed by European, Australian, Chinese, Polish, etc., beers became cheaper.

原譯：巴爾的摩在1970年實質上是一個大飲啤酒（當地釀造的）的城市，但當地的啤酒最初是來自密爾沃基和丹佛那樣的地方，接著是來自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啤酒，再接著是來自歐洲、澳大利亞、中國、波蘭等地的啤酒，啤酒變得越來越便宜。（簡體中譯本，第375頁）

試譯：1970年的巴爾的摩基本上只供應一種（本地釀造的）啤酒，但隨後來自美國其他地區如密爾瓦基和丹佛的啤酒開始出現，然後是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啤酒，隨後歐洲、澳洲、中國和波蘭等地的產品也來了，而啤酒也變得比較便宜。【原譯再次無法掌握簡單的英文。】

3. Italo Calvino reports the effect on his own craft of novel writing this way: “Long novels written today are perhaps a contradiction: the dimension of time had been shattered, we cannot live or think except in fragments of time each of which goes off along its own trajectory and immediately disappears. We can rediscover the continuity of time only in the novels of that period when time no longer seemed stopped and did not yet seem to have exploded, a period that lasted no more than a hundred years.”

原譯：伊塔洛．卡爾維諾像這樣報道了他自己的小說寫作手藝的效果：「今天寫出來的長篇小說或許成了一種矛盾：時間維度已經被粉碎了，除了在時間的分裂中以外，我們無法生活或者無法思考每一次沿著它自身的軌道進行又突然消失的東西。只有在那個時期的各種小說裡，我們才可以重新發現時間的連續性，那時，時間再也不會顯得是停滯的，甚至也不顯得是已經破裂，那時是一個延續了決非100年的時期。」（簡體中譯本，第364頁）

試譯：卡爾維諾這麼描述他所從事的小說寫作受到的影響：「現在寫長篇小說或許是矛盾的：時間這個維度已經裂成碎片，我們只能在時間的碎片裡生活或思考，而這些碎片沿著自身的軌跡運行，瞬間消失。我們只能在歷史上那段時期的小說中重新發現時間的連續性，那時候時間看來既非靜止不動也非四分五裂，但那段時期只有不到一百年。」【這段稍為複雜一點，原譯譯錯更不稀奇。】

看這種錯誤百出的中譯本，你能期望得到什麼呢？

可能是最後一次談校稿

2017年7月5日

有關校稿，我之前寫過幾篇文章，本來不想再談什麼，但因為之前發生的一件事，還是很想整理一下自己的想法。

事情就是我譯了一本財經書，有個編輯很仔細地改了我的譯文，幾乎每一句都改了，很多句子近乎重寫，然後將審校版發給我，要我再看看是否有問題。我看了一下，指出審校者改壞了很多地方，包括通順的改成彆扭的，正確的改成錯誤的，問出版社是否可以捨棄那個一校版本，改用我原本的譯文。出版社說沒辦法，要求我一一指出一校有問題之處。

結果我花了整整五天時間，共提出了三百多條問題，包括三十多條是審校者把正確的原譯改成錯誤的。出版社採納了我絕大多數意見，將有問題的地方改回去了。整件事非常蠢，因為如果大家真正夠專業，根本不應該發生這種事。對我來說，這過程也是嚴重的煎熬：看著自己其實正確通順的譯文幾乎被逐句細細修改，而且改壞改錯了很多地方，感覺就是自己的文字被蹂躪、被踐踏，自己的專業被羞辱。

出版社為我花了這五天時間提供了合理的補償，但我那種不愉快的感覺，當然難以完全釋懷。當時我在寫給那位審校者的電子郵件中，曾這麼說：「我必須強調：我的譯文不是不能改，我也不是不接受別人改我的譯文，但我無法接受本來正確通順的譯文，被別人改壞了。畢竟這本書的譯者，是掛我的名字，我不想為不是自己責任的事負責。」

我這種遭遇，相信不少經驗豐富的譯者都曾遇過。至於如何避免這種情況，老實說我沒有萬全之計，因為譯者總不能跟出版社說「我的譯文不能改」，而譯者總是有可能遇到自以為是的離譜審校者，肆意亂改你的譯文。他幾乎逐句修理你的譯文，即使你有機會提出意見，也可能像我這次那樣，受到很大的煎熬。

我向來對那種「翻譯沒有對錯，孰好孰壞見仁見智」的說法非常反感。譯文的好壞對錯，確實會有難以評斷的時候，這種情況往往發生在原文含糊不清時，在文學翻譯中尤其容易碰到。但在實用性文字的翻譯中，只要你有正常的判斷力，譯文的對錯好壞往往相當明確，根本不能說是見仁見智。一個人審校譯稿，最基本的原則，就是不能降低譯文的品質：不能將正確的意思改成錯誤的，不能將通順的改成生硬費解的。即使你的某些修改改善了譯文，你改壞了譯文仍是造成實質的傷害，是無法功過相抵的。

另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審校者必須對譯者有基本的尊重，譯文不用改就盡可能不要改。文字通順、意思正確的譯文，你為什麼硬要改成你喜歡的模樣呢？你不是譯者，不是嗎？你如果真那麼厲害，可以顯著改善譯文也就算了，但你改完反而顯著變壞了，這算什麼呢？

我寫這些，很可能也是白搭。但我還是想重申之前講過的話：「一般情況下，譯者是花了最多功夫理解原文的人，而認真的譯者也必然會盡力去想出最合適的表達方式，所以校稿者不要輕易否定譯者的判斷；明顯的筆誤或理解錯誤，當然可以逕自改之，但如果你委託的譯者真的可靠，這種錯誤不會很多。」

新書面世：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

2017年6月30日

書名：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一個「圈內數學家」對演算法霸權的警告與揭發

原文書名：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How Big Data Increases Inequality and Threatens Democracy

作者：凱西．歐尼爾（Cathy O’Neil）

出版日期：2017年6月29日

這本書內容十分有趣，原書名直譯為「數學毀滅性武器」，是將大數據年代普遍應用的數學模型（演算法）比作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WMDs）。

作者將本書獻給弱勢者。她顯然非常在意演算法加劇不平等的問題，這一點她在本書結語中講得很清楚：

//在這趟虛擬的人生旅程中，我們到訪了中小學和大學、法院和職場，甚至還有投票站。一路上我們看到了數學毀滅性武器造成的破壞。它們承諾促進效率和公平，但扭曲了高等教育、加重人們的債務負擔、促使國家囚禁大量人口、幾乎一有機會便打擊窮人，而且還損害民主。由此看來，合理的做法是逐一消除這些數學毀滅性武器的殺傷力。

問題是它們環環相扣，互相配合。窮人比較可能得到較低的信用分數，住在周遭都是窮人的高犯罪率社區。邪惡的數學毀滅性武器一旦掌握這些資料，便會向這些窮人不斷放送掠奪式廣告，誘使他們申請次級貸款或報讀營利至上的學店。這些系統也會派出更多警察去逮捕犯法的窮人，並在他們罪名成立時判處較長的刑期。這些資料會提供給其他數學毀滅性武器，而它們將斷定這些人風險較高（又或者是容易掠奪的目標），進而限制他們的就業機會，同時提高他們的房貸和汽車貸款利率，以及你想得到的每一種保險的保費。這會進一步壓低這些人的信用評等，製造出一種致命的惡性循環。在數學毀滅性武器的世界裡，當一名窮人正變得愈來愈危險，必須付出愈來愈高昂的代價。//

本書雖然是講數學模型的應用問題，但不涉及難懂的技術細節，所以一般讀者都看得懂。以下摘錄本書引言的一個案例，從中可以看到數學毀滅性武器的一些特質：

//2007年，華盛頓特區新市長芬提（Adrian Fenty）決心改善該市表現不佳的學校。他的計畫大有道理：當時在華盛頓特區，九年級之後每兩名高中生只有一名能順利畢業，而八年級學生數學成績達到該年級標準的只有8%。

當時當局的想法是這樣的：學生學得不夠，是因為老師沒做好教學工作。因此在2009年，當局推行一個方案，目的是開除表現最差的一批教師。這是全美各地有問題的學區的一個趨勢，而站在系統工程的角度，這種想法極有道理：教師的表現必須接受考核，表現最差的教師必須離職，表現出色的老師則應放在他們可以發揮最大作用的位置。採用數據科學家的說法，這麼做可以「優化」學校系統，而這理應可以改善學生的成績。除了「壞」老師，誰會質疑這種做法呢？當局開發出一套名為IMPACT的教師評價系統，然後在2009-10學年結束時，華盛頓特區將表現最差的2%教師全部炒掉，翌年再炒掉5%的教師（206人）。

教五年級的韋索奇（Sarah Wysocki）看來完全不需要擔心。她在麥法蘭中學（MacFarland Middle School）只是教了兩年，但已經得到校長和學生家長非常好的評價。有人稱讚她很關心學生，還有人說她是「我見過的最佳教師之一」。

但是，2010-11學年結束時，IMPACT系統給韋索奇打了一個很差的分數。問題出在一個名為「增值模型」（value-added modeling）的新評分系統，該系統的目的是測量她教數學和語言技能的表現。增值模型由一種演算法產生分數，而該分數占她得到的總評價一半，結果完全抵銷了學校主管和學生家長對她的好評。因為韋索奇的IMPACT總分數達不到最低標準，華盛頓特區教育局只好炒掉她（另有205名教師因此失去教職）。

韋索奇看來不像是被迫害或遭報復。事實上，教育當局的做法有其道理。畢竟學校主管可能是壞老師的朋友，可能喜歡他們的作風或表面上的熱忱。壞老師確實可能裝得很像好老師。因此，一如許多其他地區，華盛頓特區決定盡可能防止人的偏見影響老師得到的評價，而辦法是倚重客觀數據：學生的數學和閱讀測驗分數。教育官員表示，數字將說明一切，而這是比較公平的做法。

韋索奇當然覺得她得到的分數極度不公平，而她希望知道分數是怎麼來的。她後來對我說：「我想沒有人明白那些數字。」一位好老師怎麼可能得到那麼差的分數呢？增值模型是在測量什麼？

嗯，韋索奇發現，事情相當複雜。華盛頓教育當局請了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的數學政策研究（Mathematica Policy Research）當顧問，負責建立教師評價系統。該組織必須解決的難題，是測量華盛頓特區學生的學習進度，然後估算學生成績之進步或退步多大程度上是拜老師所賜。這當然不容易。學者知道，學生的成績受許多因素影響，包括學生的社經背景，以及學生是否有學習障礙。評價教師的演算法必須顧及這些差異，而這也是這些演算法變得非常複雜的原因之一。

估算一名教師一個學年下來對某些學生產生多大的影響，是相當複雜的事。韋索奇表示：「教與學的過程受很多因素影響，要一一測量是非常困難的。」此外，藉由分析25名或30名學生的測驗成績來替一名老師的教學表現評分，在統計學上是不可靠的，甚至是可笑的。因為出錯的可能性非常多，這樣的樣本規模實在太小了。

同樣重要的是，統計系統需要回饋：如果系統脫離了常軌，系統管理者必須藉由某種方式了解情況。統計學家利用失誤的情況調整他們的模型，力求模型變得更「聰明」。如果沒有回饋，統計系統可能持續產生錯誤而且有害的分析，而且一直無法從自身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數學政策研究設計的評分系統認定韋索奇和另外205名教師為失敗者，教育當局便開除他們。但這個系統如何知道自己的判斷是否正確呢？它不會知道。系統本身認定這些人是失敗者，當局於是認定他們是失敗者。206名「壞」老師被開除了。光是這事實似乎便證明增值模型非常有效，因為這顯示華盛頓特區正在清除表現不佳的教師。系統不尋找真相，分數本身便代表真相。

韋索奇得到的評分低得驚人，但她找不到一個可以向她解釋原因的人，這件事本身很能說明問題。數學毀滅性武器產生的結論，有如演算法神祇發出的命令。模型本身是個黑箱，其內容是相關業者極力保護的商業機密。顧問公司如數學政策研究因此得以收取較高的費用，但這還有另一種作用：相關業者認為，如果被評價的人不知道自己得到的評價是如何產生的，他們比較不會試圖鑽系統的漏洞。他們將只能努力工作，遵守規矩，然後祈求系統懂得欣賞他們的努力，給予好評價。但是，如果細節不公開，人們也將較難質疑或抗議系統產生的評價。

儘管如此，韋索奇清楚知道，學生的標準測驗分數是評價系統考慮的一個關鍵因素，而她懷疑這當中有問題。她任教於麥法蘭中學的最後一年開始前，她很高興看到她將教的五年級生在上一學年的標準測驗中表現意外出色。她的許多學生來自巴納德小學（Barnard Elementary School），而該小學高達29%的學生閱讀成績被評為「高級」，是學區平均值的五倍。

但是，學期開始後，她發現許多學生連閱讀簡單的句子都有困難。頗久之後，《華盛頓郵報》和《美國今日報》的調查發現，該學區內41間學校（包括巴納德小學）的標準測驗答案卷擦改的比例相當高，而這意味著這些學校測驗作弊的可能性較大。在當中一些學校，高達70%的班級有作弊的嫌疑。

這與數學毀滅性武器有何關係？容我一一說明。首先，教師評價演算法是改變教師行為的有力工具。這正是這些演算法的目的，而在華盛頓特區的學校，它們既提供獎勵，也準備懲罰表現不佳的教師。教師知道，如果學生在標準測驗中表現太差，他們可能飯碗不保。教師因此有強烈的誘因確保學生在測驗中取得不錯的成績，尤其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經濟大衰退打擊就業市場的情況下。在此同時，如果他們的學生表現出色，教師和學校主管有望獲得高達8,000美元的獎金。 如果你考慮這些強大的誘因和相關證據（許多學校的答案卷擦改比例相當高，學生測驗分數也異常高），你會有理由懷疑四年級的教師出於恐懼或貪婪，竄改了學生的答案卷。

我們因此有理由相信韋索奇所教的五年級生上一學年的測驗分數，因為有人做了手腳而被人為推高了。果真如此，他們本學年結束時的測驗成績將使他們看起來顯著退步了，而他們的老師將因此被視為表現不稱職。韋索奇確信這正是她遇到的情況。這理論符合家長、同事和校長對她的評價（也就是她確實是個好老師），也可以解開疑惑。韋索奇有很好的理由提出申訴。

但是，你無法向數學毀滅性武器申訴。這正是這種武器威力驚人的原因之一。它們不聽人講話，也不會屈服。它們不但不理會你的討好、威脅或誘騙，也不會聽你講道理──即使它們用來推出結論的資料顯然很有問題。沒錯，如果自動化系統顯然因為系統問題而不斷出錯，造成令人尷尬的情況，程式設計師確實會調整演算法。但在多數情況下，這些程式將產生堅定的判斷，而運用它們的人遇到有人抱怨時，只會聳聳肩，就像是說：「嘿，要不可以怎樣？」這恰恰是韋索奇最終從學區官員那裡得到的回應。

你看到這當中的矛盾了嗎？某個演算法處理了一些數據，估算出某個人不適合聘用、將會借錢不還、將參與恐怖活動或教學表現不稱職的機率，然後根據該機率算出一個分數，而該分數可能令當事人的生活天翻地覆。當事人試著反擊時，「很有意思的」反證無法證明自身清白，因為當局僅接受確鑿的證據。我們將一再看到，在證據標準這一點上，當局對數學毀滅性武器受害者的要求，遠高於對演算法的要求。

韋索奇對自己遭開除震驚不已，但她僅失業數天。 因為很多人（包括校長）願意替她的教學表現作證，她很快便在維吉尼亞州北部某富裕社區一間學校找到了教職。因此，拜一個非常可疑的模型所賜，貧窮社區的學校失去了一名好老師，富裕社區一間不會根據學生的分數開除教師的學校，則得到了一名好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