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6月29日
《秘密讀者》編輯委員印卡發表於端傳媒的〈華航罷工的地理學想像〉，提到大衞．哈維（David Harvey）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哈維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十七章「生活的異化」，關於工作時數與技術關係的討論，在這個當下相當適合閱讀。為何科技越發達，工作越吃重？在書中提到，機器人的發展反而威脅勞動者的工作權，是一個例子。在華航罷工事件中，一班來往工作與居家的列車，為何是前往工作地點而不是回家，則是另一個例子。這本書最真摯的提醒或許是：不讓你閒暇，就是控制你不讓你反抗。//
這誘使我翻閱《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17章「人性的反叛：普遍的異化」，把我譯過但已淡忘的相關段落再看一遍，看完覺得哈維的論述相當精采（當然，比起暢銷作家如 Michael Lewis和 Malcolm Gladwell，哈維的文字遠遠沒有那麼有趣和易讀，一般讀者必須耐下心來才能看得下去，才有機會領悟當中的深意；哈維的論述能吸引到許多嚴肅的讀者，當然是有道理的），忍不住做了一點書摘與大家分享：
//新技術的應用本來應該可以減少勞工的工作時數，但多數人卻發現自己的工作時間變長了。不過，這也有它的社會作用。允許愈來愈多人有空去追求自我實現，對資本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不利於資本繼續穩當地在職場和市場控制勞工。高茲（Andre Gorz）寫道，資本主義「經濟理性容不下既不生產也不消費商業財富的真正閒暇。它不給受雇者閒暇不是因為客觀上必須如此，而是它的源起邏輯使然；工資的設定，必須以誘使工作者盡最大努力為原則。」工會提出的工資要求「實際上是唯一不損害經濟體制的理性要求」。理性消費（理性是針對資本的不斷積累而言）變成是資本生存下去的絕對必要條件。「另一方面，與工作時間、工作強度、工作的組織和性質有關的要求則充滿顛覆性的基進主義（radicalism）；它們不能以金錢滿足，它們衝擊經濟理性本身，進而挑戰資本的權力。一旦人們發現不是所有價值皆可量化，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用錢買到，而且錢買不到的還是必要、甚至是唯一必要的東西，『基於市場的秩序』便受到可能動搖根基的挑戰。」如那個「無價」廣告所言：「有些東西錢永遠買不到，除此之外，萬事達卡為你達成。」
「使個體相信，他們獲得供應的消費品和服務，足夠補償他們為獲得這些商品而必須作出的犧牲，相信消費構成個人幸福的港灣並使他們與眾不同，往往是商業廣告這一行的工作。」在這領域，「廣告狂人」（廣告如今占美國經濟活動相當大一部分）成為主角，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他們的關注焦點是民間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任務是說服人們消費「並非必要、甚至毫無用處」的商品。商品「總是被描述為含有奢華、豐盛和夢幻的元素；這些商品替它的購買者貼上『幸福和優越人士』的標籤，藉此保護他們免受理性化世界的壓力，不必承擔做個有用的人的義務。」高茲將這些商品定義為「補償型商品」，「人們渴望得到它們，可能主要是看中它無用的特質而非它的使用價值，因為正是這種無用的特質（例如，一些非必要的小玩意和裝飾品）象徵著購買者逃離集體世界，進入個人可以完全自主的港灣。」廣告狂人已證實精通推銷的，恰恰是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和無用特質。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與滿足人類的需要和渴望是有深刻矛盾的。這觀念連現任教宗也認同。他在最近一次宗座勸諭中抱怨：「當代社會提供的無限消費和消遣可能，導致所有層面皆出現某種異化，因為當社會的組織、生產和消費形式使人較難奉獻自己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團結關係時，社會便異化了。」
但是，如高茲指出：「因為覺得工作帶來的消費機會是足夠的補償、因此接受工作異化的功能型工作者，必須同時成為社會化的消費者，才能以這種狀態存在。但是，只有一個市場經濟領域和與之相隨的商業廣告，才能製造出這些社會化的消費者。」1968年的革命運動雖然自誇追求個人自由和自主權以及社會正義，但結局恰恰如此──迷失在異化消費主義的世界，沉沒在豐富的補償型商品中；擁有這些商品被視為人類慾望市場中自由選擇的標誌。//
有關異化
哈維在這一章有關「異化」這概念的幾段說明，也很值得看：
//異化（alienation，又譯疏離）的動詞alienate有多種意思。作為法律用詞，它是指將產權轉讓給別人。例如，當我將一塊土地賣給別人時，便是將它的產權轉讓了出去。在社會關係方面，它是指對某個人或體制或某項政治事業的感情、忠誠和信任變淡，可能轉移至另一標的上（有時可能是在有心人的引導下）。對人或體制（例如法律、銀行、政治制度）的信任異化（也就是喪失），可能極其嚴重地損害社會結構。作為被動的心理現象，異化是指疏遠了某些重要關係，變得孤立。我們為了某些無法說清、無可挽回的損失感到悲痛時，便是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異化。作為主動的心理狀態，異化是指對於自己實際或覺得被壓迫或剝削感到憤怒和充滿敵意，並以行動發洩這種憤怒和敵意，有時會在沒有明確原因或合理目標的情況下，以激烈行為宣洩對世界的不滿。例如，當人們因為生活中缺乏機會或努力追求自由、但結果受人宰制而感到沮喪時，便可能會出現異化的行為。
這種含義的多樣性是有用的。勞工合法地將約定時間內的勞動力轉讓給資本家，以換取薪資。在這段時間內，資本家要求工作者忠誠地服務，而且要相信資本主義是產生財富和造福人類的最佳體制。但是，在勞動合約期間（因為工作辛苦，通常還包括勞動之後的一段時間），工作者疏離了他的產品、其他職工、大自然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工作者自身的創造本能受挫，感到失落和悲傷，便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剝削與剝奪。最後，這名工作者不再悲傷憂鬱，轉為對他的異化直接來源動怒，可能是對使他過度勞累的老闆，也可能是對不體諒他的疲累而提出食色要求的伴侶。當他處於極度異化的狀態時，這名工作者會破壞他工作場所的機器，或是對家裡的伴侶砸東西。
異化這主題存在於本書已檢視的許多矛盾中。在交換價值的支配下，與商品的有感接觸（其使用價值）喪失了，與自然的感官關係被阻斷了。勞動的社會價值和意義在金錢的代表形式中變得模糊了。以民主方式達成集體決定的能力，在孤立的個人利益與國家權力彼此矛盾的理性的永恆交戰中喪失了。社會財富因為流入私人口袋而消失了（製造出一個財富私有、汙穢公有的世界）。價值的直接生產者與他們生產的價值變得疏離。階級的形成使人與人之間出現了不可弭平的鴻溝。分工盛行之下，我們愈來愈難從日趨零碎的部分看到整體。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大肆吹捧為資產階級的最高美德，社會平等和社會正義的希望已告幻滅。資本實現領域中的剝奪式積累（例如，藉由迫遷或在房貸違約時沒收房屋）衍生的積怨已經沸騰。自由變成了宰制，奴役便是自由。//
哈維中國演講系列
最後介紹端傳媒的「哈維中國演講系列」，當中許多概念，哈維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有比較完整、深入的闡述。以下是端傳媒系列報導的摘錄：
哈維在講座中指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的成果和問題都十分巨大。而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都位居世界最前列，在取得了矚目的建設成就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必須正視的問題——如城鄉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等等。
哈維強調，危機是可以在空間轉移的。當資本無法在一個區域實現積累和增殖時，它就要尋找另外一片區域，藉由多種機制來吸納和消化過剩資本。這種通過地理擴張和地理重構，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部危機的動力學機制，被哈維稱作「空間修復」（spatial fix）。哈維認為，今日的中國正在進行這樣的擴張——就像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韓國和台灣。
在哈維看來，今日中國所走的「不過是英國、美國、日本的老路，這是一條可以被稱為『帝國主義』的道路」。不過對哈維來說，「帝國主義」不必然等同於「殖民」，其關鍵在於資本擴張的經濟邏輯。
「空間修復」的動力學機制，將中國的過剩資本和勞動力轉到世界各地，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能夠消化中國過剩產能的空間。哈維提醒聽眾思考：中國這幾年的發展規模，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這種空間修復遭遇極限，又該如何應對由發展主義邏輯導致的危機呢？
哈維總結道：資本運動是一種循環運動──生產、實現、分配、價值增殖，再到生產。這當中的驅動力，在於追逐「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可簡單理解為勞動力生產的總價值扣除工資之後，由資方佔有的部分。）資本力圖將剩餘價值佔為己有，並將其投入到再生產的循環當中，以追求更大的剩餘價值。這種循環運動與其說是個「圓周」，不如說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哈維談到，螺旋上升的形態，是一種不易處理的形態，在英語裏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這樣的短語。哈維指出，資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追逐剩餘價值。但在擴大再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說，資本追求更多產品、更多利潤的天性，需要無限擴大消費市場來滿足。但是，產生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剝削關係，會造成有限需求不足，從而限制消費市場的擴大。這必然導致一種「惡的無限性」。那是一種沒有極限的積累，為了積累的積累。可用的資源是有限的，可生產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但是，資本採取的形式中，有一種形式沒有限度，那就是貨幣。
哈維以城市空間為例說明：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當前的城市化是為了投資者而建設城市，而非為了民眾宜居。人們投資不動產是為了增值，而不是為了居住。因此，全球各地都存在庫存住房難以消化的問題，少數人佔有大量房產，卻又有數不勝數的流浪者無家可歸。
哈維表示，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分析讓大家認識到：問題不在於民眾愚蠢而懶惰，問題在於資本的運動。美國當下的政治困局，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體現。過去三十年內是美國史上第一次，資本積累和增長完全沒有讓勞動者獲益，生產力的增長完全被上等階級拿走。哈維以此解釋特朗普和桑德斯這類非傳統政治家的崛起──資本的動力（dynamics）轉化成了政治壓力。
哈維分享了他對當下流行的數位時代新經濟，如「萬眾創業」與「共享經濟」模式的觀察。在他看來，這些新經濟模式並沒有提供一條脫離「螺旋失控」的出路，反而只是一種新的拜物教（fetishism）形式，它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讓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哈維認為，如今時移世易，嚴格死守馬克思在19世紀提出的結論，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表現，是理論思考的無能。雖然快餐員工與產業工人有非常不同的特徵，但某種意義上說，麥當勞員工已經成為「21世紀的鋼鐵工人」。
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只着眼於生產過程中的剝削與階級鬥爭；但哈維認為，「價值實現」（消費）過程中，也存在着剝削與階級鬥爭。他強調，現在勞資關係的普遍趨勢是：資方在生產過程中有所妥協，可以給勞工開出不低的工資，卻在價值實現過程中進行回收。勞工的消費能力變得日益強大，但他們作為消費者，也正遭到層層的盤剝。因而，我們應該認真考察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的對立與統一，並對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剝削與鬥爭，予以比過去更多關注。
哈維提醒，我們不能抱有幻想，覺得搭乘經濟增長的列車，就可以坐等大同社會的來臨——那是一種非辯證的經濟決定論，也是對馬克思的誤讀。哈維提出，我們當前的部分目標，就是以新的、不同於既存秩序的原則，來改造和重組日常生活，這是諸多政治行動都應該遵循的方向：為探尋一種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奮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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