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斯後語另譯

2014年12月27日

張五常這篇文章刊出時，正是我剛開始當自由譯者的時候。那時我還沒接到什麼工作，百無聊賴，看到老先生的譯文，讀起來覺得不順，便手癢也譯了一次（下文中的「許譯」）。

張五常：長眠的闡釋——高斯的後語會進入歷史嗎？

2008 年 9 月 16 日

高斯在芝加哥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改革研討會議」今年七月十八日終結時，作了簡短的後語。事前他花了十分鐘寫了一點初稿，但講時沒用上，只是毫無準備地說了一些話。這些話感人，聽者流淚，站起來鼓掌兩三分鐘，而高斯自己也熱淚盈眶。王石當時在場，事後給我一個短信，說：「切身感受高斯老教授對中國的真誠關懷。」

有憑有據

這個沒有文稿的後語按錄音翻出來了，高斯說要修改一番才發表。但這一次—只這一次—我不尊重他老人家，一意孤行地在這裡刊登原文。理由有二。其一是他將會修改過的不是現場有感而發的話。其二是因為有感而發，這後語有機會打進將來中國的經濟歷史去。這裡先發表，過後我會放進自己的結集中，檔案明確，有憑有據，將來寫中國歷史的要怎樣取捨是他們的選擇。

下面先刊英語原文，前思後想，認為要補加翻譯。難譯 ，是由我翻的，其中「長眠」（long sleep）一詞如何闡釋有爭議。不便問高斯，但按上文下理讀者或可解通。全文如下（是錄音翻出的沒有文稿的講話，文字上這裡那裡有點沙石）：

1. Although I knew that I would have to say something at the end of the conference, I am nonetheless taken by surprise when I had to do it and I am not sure I know what I am going to say. Which puts me in the same position you are in, you don't know what I am going to say.

張譯：「雖然我知道在這會議終結時我要說一些話，事到臨頭我卻驚訝於自己一定要說，而又不能肯定要說些什麼。這就把我放在你們的位置上：你們不知道我將會說些什麼。

許譯：「雖然我知道，這會議結束時我得說一些話，但事到臨頭，沒想到自己都不肯定要說些什麼。這令我變得跟你們一樣：你們也不知道我將說些什麼。

2. This conference has clearly been a great success. I wanted this conference to take place because what happened in China was a great surprise to me. If you are surprised at what happens, it means you don't understand it, and I don't understand it. And I thought we should have a conference in which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events in China could speak as against having people who didn't take part in the events and whose opinions weren't always very reliable. So we tried to get businessm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cademics who had been involv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to speak to us.

張譯：「這個研討會議取得巨大的成功是清楚的。我要這個會議出現，因為中國發生了的事給我很大的驚奇。如果你對發生的事感到驚奇，是說你不明白。我不明白。於是想，我們應該有一個研討會議，讓參與過中國發展的人說話，這會比那些沒有參與過的人的見解來得可靠。我們於是嘗試找那些參與過中國經濟改革的商人、幹部與學者來對我們說。

許譯：「這個研討會顯然非常成功。我要召開這個會議，是因為中國的發展令我驚奇萬分。如果你對所發生的事感到驚奇，那就是說你並不明白這一切，而我確實不明白。於是我想，我們應該開一個研討會，請參與過中國發展的人來講話，他們的見解要比那些沒有參與過的人來得可靠。我們於是嘗試找那些參與過中國經濟改革的商人、幹部與學者來跟大家演講。

3. I must say I had belief in China's future for a long time. As a young boy I read Marco Polo, and just as he was amazed at what he found, so was I, and I felt here is a country with great potential but somehow didn't achieve it. And it was a puzzle to me as to why didn't achieve it and I was very surprised when, in the period after 1978 it seemed it was going to achieve its potential. And what I heard in this conference has confirmed this view. I now have a feeling that the events which were set in motion in 1978 will be a great success.

張譯：「必須說的是我相信中國的前途有很久的時日了。作孩子時我讀馬哥孛羅，正如他吃驚於所遇，我也是，而我當時覺得那是個潛力龐大的國家，不知為什麼沒有發揮出來。對我來說，不能發揮這潛力是一個謎，而使我震驚的，是一九七八之後的跡象顯示，這潛力彷彿開始體現了。這個會議我聽到的，證實著這個觀點。現在我有這樣的感受：一九七八啟動了的發展，將會是個偉大成就。

許譯：「必須告訴大家的是，很久以前，我就已經相信中國會有前途。小時候我讀馬哥孛羅時，和他一樣對他的見聞嘆為觀止。當時我就覺得，那是個潛力巨大的國家，但不知道為什麼沒有發揮出來，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謎。令我非常訝異的是，一九七八年之後的跡象顯示，中國看來要實現自身的潛力了。各位在這會議上所說的，證實了此一觀點。我現在覺得，一九七八年所啟動的發展，將會取得偉大的成就。

4. However, human beings have a great capacity for messing things up. You will understand that, when I describe what happened in my life. When I was born in 1910,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has been absorbed in Europe. The social system seemed stable. And what happened when I was four the Great War opened. It was a stupid war. It achieved nothing worthwhile, in fact it did harm, and millions of men were killed. People lost faith in the social system and then communism came in. It was absolute disaster and it destroyed changes in attitude in people and resulted in a world a good deal worse than it was when I was born.

張譯：「然而，人類有很大的能耐，可以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告訴你我一生遇到的，你會明白。一九一○年我誕生的時候，歐洲正在神往於工業革命。社會的制度看來是穩定的。但四歲時，世界大戰爆發了。是一場愚蠢的戰爭。爭取到的毫無價值，事實上造成損害，百萬計的人死了。人們對社會的制度失卻了信心，共產制度於是來臨。絕對是大災難，這制度毀滅了人們的態度轉變，效果是世界變得比我出生時壞很多。

許譯：「然而，人類把事情搞得一團糟的本事也很大。聽我講完我的人生經歷，你就會明白。一九一○年我出生的時候，歐洲正盛行工業革命，社會制度看來是穩定的。但到我四歲時，世界大戰爆發了。那是一場愚蠢的戰爭，毫無成就而且禍害人間，殺害了數以百萬計的人。人們對社會制度失卻了信心，共產主義趁勢冒起。這絕對是大災難，它毀滅了人們態度上的轉變，結果令世界變得比我出生時壞很多。

5. Now if you think of the present situation, that is, we have a situation in which everything seems be going along well, that's what I'd learnt from this conference. When I wrote the forward to Steven Cheung's book of English articles, I said that 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that I truly believe. Well, will we actually achieve this desirable result? Well of course I will never know although you will. All I can do is to say that our discussions carried out will make it possible. But to make it possible as we know is not enough. The political regime has to carry out its actions. Whether it will or not, I don't know. All I can do is to hope it will and to wish you well in the next hundred years. And I can now thank you…thank you.

張譯：「現在你們想想目前的情況，那就是我們面對的情況，看來進展得好，而這是我在這次會議中學得的。當我為張五常的英語論文結集寫前言時，我說中國的奮鬥是世界的奮鬥。這一點我是深信的。但我們真的會爭取到良好合意的效果嗎？這問題的答案我永遠不知道，但你們是會知道的。我能做的只是說，我們的研討增加了這合意效果的可能。然而，我們知道增加這可能不足夠。政治系統要以行動帶來實踐。是成是敗我不知道，我只能希望這系統會履行，也希望今後百年你們萬事如意。現在我可以感謝你們……感謝你們。

許譯：「現在你們想想目前的情況，一切看來都運作良好，這是我從這次會議得到的印象。我為張五常的英語論文結集寫前言時，我說中國的奮鬥是世界的奮鬥，我深信這一點。但我們真的能達到滿意的結果嗎？我是沒辦法知道答案了，不過你們是會知道的。我只能說，我們的研討提高了成功的可能，但光是這樣是不夠的。政治系統必須坐言起行。這能否實現我不知道，對此我只能寄予希望，同時祝你們今後百年萬事如意。現在我可以感謝大家了……感謝你們。

6. What you are going to do, as I am sure you are, is to bring about desirable results. And I would think of you now, because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do much thinking in that long sleep which I am going to have. But it makes me happy to think that you will, as is shown by what you said in this conference, make the efforts. That makes me happy and I thank you.

張譯：「你們將會做的，我肯定你們會做的，是要帶來良好的合意效果。現在我會想著你們，因為在我將要有的長眠中多想什麼不容易。但當我想到你們將會盡力而為——會議中你們這樣表達過——我高興。你們使我高興，我感謝你們。」

許譯：「你們將會做的，就是促成中國的發展達到令人滿意的結果，我肯定你們會這麼做。現在我會想著你們，因為我將要進入長眠，到時要多想什麼可不容易。你們在會議上的發言告訴我，你們將會盡力而為，一想到這我就很高興。真的很高興，感謝你們。」

[許註：第五段高斯說：Well, will we actually achieve this desirable result? Well of course I will never know although you will. 意思顯然是說自己年紀大了，看不到中國發展最終是否能有令人滿意的結果，而在座各位還年輕，是會看得到的。由此看來，最後一段的long sleep應該是指離開人世、永遠的長眠。]

感人後語

朋友，人非草木，你哭了嗎？有點爭議的，是高斯在最後說自己將要長眠，有兩個解法。其一是會議開了五天，他累了，要好好地睡一長覺。其二是他近九十八歲了，快要離開人世，永遠地長眠去也。哪個解法才對呢？我知道答案，不說，讀者自己闡釋吧。

高斯的思想對中國改革的貢獻我說過多次了。他對中國的真誠關懷我知道了四十年——他當年千叮萬囑要我回到香港去給中國的同胞解釋經濟制度的運作。今天所見，神州未富先驕，為爭取自己利益而不顧大局的人那麼多，效與願違的政策層出不窮，高斯的希望能得到實踐的機會不大。但如果他的希望真能體現，我認為上述的感人後語會在將來的中國歷史上佔有一個可愛的註腳。

Translating Sharing

2014年12月20日

任職通訊社期間，我曾擔任培訓編輯兩年，負責新譯者的培訓和翻譯品質控管工作。期間除了繼續撰寫In Plain Words、以淺白的語言解釋財經概念外，主要工作之一是撰寫Translating Sharing，選擇有問題的工作實例，提出建議譯法並加以解釋。前後共寫了43篇，最後一篇發表於2006年4月10日。

以下選錄兩例，分別取自第39篇和第36篇，留個紀念。

例1： Callable CDS on CB

2005/11/9 RTRS - ANALYSIS-Asia's equity boom fuels convertible CDS market

A callable CDS premium could cost anywhere from 15 to 25 basis points more than non-callable CDS for actively traded Indian convertible bonds, traders said. The non-callable CDS for insurance on these names cost in the 60-120 bps range.

建議譯法：就印度的可轉債而言，可贖回信用違約交換合約（CDS）的成本較不可贖回的CDS高出15-25基點，後者的成本在60-120基點之間。

解釋：上述金融工具全名為callable credit default swaps on convertible bonds。CDS是credit default swaps的縮寫，中文稱為信用違約交換合約，是一種信用衍生工具（credit derivative）。債權人買入CDS，相當於為債務人違約（即未能付息還本）買了保險。果真發生違約時，CDS的賣方必須賠償債權人的損失，這是其收取CDS權利金（premium）所承擔的責任。除了CDS，還有信用衍生工具是針對債券收益率與公債間的利差突然拉闊的風險而設的。

可轉換債券是允許債權人將債權按事先約定的條件轉換成股權的公司債。這種債券（簡稱CB，港稱可換股債券）是結合股票選擇權及債券的企業融資工具，兼有股本（equity）及債務（debt）的元素。可轉債的投資人除享有債券帶來的較高程度本金保障外（發行人的信貸質素越佳，本金保障越高），也能在公司股票升值時從中獲益，可說是兼享債券及股票投資之好處，但代價是債券利息顯著低於一般公司債。

CDS on CB是為可轉債提供違約保險的金融工具。上文提到印度的可轉債CDS成本在60-120基點之間，意思是為印度可轉債購買違約保險的費用（每年）是受保債券面額的0.6-1.2%，即若為面值1億元的可轉債買入CDS，每年費用是60-120萬元。

可轉債CDS一般是不可撤銷的（non-callable）合約。這種CDS提供的違約保險覆蓋可轉債到期前的整段時間，即使持有人在債券到期前將債券轉換成股票，亦須繼續支付CDS的費用，直至該債券的原定到期日為止。而可贖回的（callable）可轉債CDS，則給予債券持有人在將債券轉換成股票後，終止CDS合約的權利。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得到這種權利的代價就是付出更多的權利金，在印度的情況是多付15-25基點的保險費。

例2：Sterilisation

2005/9/7 RTRS - More yuan flexibility needed - Cleveland Fed study

Sterilization occurs when the authorities drain liquidity from the domestic money market, often by selling bonds, to offset the impact of foreign currency purchases on the money supply.

原譯：沖銷操作是央行採用的一種穩定市場的做法，當一國當局為抵銷外幣購入對國內貨幣供應的影響時，往往採用賣債券的方式讓國內貨幣市場失去流動性。

建議譯法：沖銷操作是央行穩定市場的一種做法，當局透過賣出債券等方式，從國內貨幣市場收走一些流動資金，藉此抵銷購入外幣對本國貨幣供應的影響。

解釋：Phrasebox有兩筆有關sterilise的資料，分別是沖銷先前干預釋出的資金，以及特指日本情況的央行干預匯市後再到貨幣市場吸收（沖銷）先前釋出的日圓過剩資金。Sterilisation的概念其實並不複雜： 政府當局為保持本幣幣值穩定（亞洲的情況通常是政府致力抑制本幣升值以保護出口競爭力），會積極消化市場上的外幣賣盤（即當局會買入外幣、賣出本幣），這等同向市場投放了大量的本幣，本國貨幣供應大增，可能導致信貸過度擴張、經濟過熱以及通貨過度膨脹。為避免這種惡果出現，當局即藉旨在「消毒」（sterilise）的沖銷操作，從國內的貨幣市場抽走過剩的資金。

沖銷操作透過央行的公開市場操作（open market operation）進行。央行進行公開市場操作，主要旨在控制貨幣供給以配合當下的貨幣政策。當央行認為貨幣供給過緊時，可藉由公開市場操作釋出資金，反則會回籠資金以免市場上資金過度浮濫。公開市場操作主要是透過買賣短期政府債券進行（央行向商業銀行發行票據或存單，性質等同發行短期公債），買賣的方式有兩種：一是單純的買入或賣出（outright purchase or sale，買斷或賣斷）；二是回購交易（repo or reverse repo，附買回操作）。在中國，央行進行正回購交易是回籠貨幣的操作，指央行以政府債券為抵押向商業銀行借入資金；逆回購則相反，是央行接受債券為抵押向商業銀行借出資金，是釋出貨幣的操作。

中國的問題是，因外貿順差龐大、外商直接投資（FDI）相當活躍，加上近年押注人民幣升值的熱錢大量湧入，人行為維持人民幣緊釘美元的匯率制度，不斷大量買入外幣，賣出人民幣。為了回籠市場上過剩的人民幣資金，人行只好進行大規模的沖銷操作。賣出債券是回籠資金的一個方式，其目的不是要令貨幣市場失去流動性，只是要防止貨幣市場資金度過浮濫而已。

怎樣才算是好中文

2014年12月14日

近日翻譯工作遇到一點小挫折，促使我思考兩個問題：

一、怎樣才算是好中文？

二、譯者形成自身的文字品味和行文本色之後，若與語言文字的市場潮流格格不入，是否很容易遭淘汰？

第一個問題我其實沒有能力深入探討，因此只能基於自身經驗，拉雜閒談。我的中學和大學是在香港讀的，高中讀理科，大學主修會計，雖然也愛看閒書（看得最多的是金庸武俠小說，到高中時每一部至少都看過三次以上；我認為金庸小說的文字非常好），但從來不算是熱愛文學的文青，對語言文字沒有什麼研究，也從未在學校學過翻譯。我的翻譯能力，是進入通訊社做新聞編譯之後，從實際工作中鍛鍊出來的。當自由譯者之後，我也從來沒譯過文學作品，譯書以實用和說理性質的財經類著作為主。

因此，咬文嚼字固非我所長，評論文字之好壞更超乎我的能力。但是，讀了那麼多年書，加上從事文字工作多年，我當然也養成了自身的文字品味，也形成了自己的行文本色。籠統而言，我喜歡平實、簡潔、明晰的中文，認為中文應該有中文的模樣，討厭生硬、機械、標新立異的翻譯腔；相對於中國流行的現代漢語，我顯然是「偏古典派」。

我的中文能力遠遠不足以寫出通達的文言或「類文言」，但或許因為我追求較正統的中文，行文偏向文言多於口語。例子之一，是我不時會用「此」、「即」、「如」、「若」、「或」、「皆」、「均」等單字，因為我覺得它們都是非常好用、簡潔明瞭的書面語。可是我這種行文習慣，在某些編輯看來，便顯得太古板、與時代脫節了。

當然，我知道文字工作必須考慮讀者／受眾，用古雅中文去寫「都市輕小說」確實不倫不類。而如果編輯認為其出版物的讀者以年輕人、品味洋化的都市人為主，他們也很可能不接受與時代氣息不合的中文。

討論語言文字時，不時有人提出一種「與時俱進論」，認為語言文字隨時代改變，存在即合理，認真計較現代人行文機械粗劣或不合正統是食古不化，會「損害自己欣賞不同事物的能力」。我是反對此論的。我認為語言文字的演變絕非「存在即合理」，而是可以講道理、論品味、辨好壞的。日前我讀到年輕有為的沈旭暉教授文中有此一句：「對大學生像小學生那樣點名，幾乎不具備可操作性……」，便忍不住搖頭嘆息。這種文字很能迎合大陸人的品味，但是好中文嗎？為什麼他不寫「對大學生像小學生那樣點名，基本上不可行……」呢？以中文而言，歷史上文言已發展至非常成熟的狀態，但如今已無法成為庶民通用的中文；現代白話文之歷史僅百年左右，發展過程中問題重重，西化的病態似是愈來愈嚴重，此所以我一再推薦余光中〈怎樣改進英式中文？──論中文的常態與變態〉一文。

余光中該文寫於1987年，但我是近年才讀到的。近十多年來，我在中文方面大概是受陳雲先生影響最多。他論中文的三本著作（中文解毒、執正中文、中文起義）對我有很多啟發，書中收錄的一些文章在香港的報紙文化版刊出時，我已第一時間拜讀，常常讚嘆不已。容我引述幾段： 

自從國人脫離惜墨如金的中文修辭紀律之後，中文也要面對文字通脹之弊。一兩個字講完的，今日要一大串字。本土語言的精簡表達方式，換了迂迴曲折的洋化詞彙及共產中文。特別是近代中國人被西洋科學及官僚管理迷惑，中國的革命痞子又鏟除文化貴族之後，官僚語言、偽科學語言成為最高級的官方語言方式。然而，西洋的文化貴族仍在，清雅語言方式仍在，於是與國際接軌之後，中文便成為次級語言。文化自殘、自我殖民，是自我奴役的最深刻方式。

文字通脹之下，愈窮愈見鬼。以前，無隔宿之糧，謂之「家貧」；今日，月入四千七，就是「家裡的經濟條件不好」。往昔，連白無常都惜墨如金，高帽上只寫「一見發財」；如今的陰間阿sir，要寫「每次見面都會為你帶來經濟狀況改善的機會」。難怪地府率先通脹，冥鈔都以億元起算。

──陳雲：通脹 (香港文字學系列．十)

港式的程式中文是怎樣煉成的？首先是以新造的合成詞彙來削弱既有的自然語彙，鈍化感覺；其次是以洋化句式來堆砌句子，迷惑理智。

學了英文的 share，便以中文的「分享」來配對，兩者「鎖死」了關係，於是排擠了分擔、承擔、擔當等其他中文詞彙，連「分擔」苦楚也誤說成「分享」苦楚了。英文的 proud of 及 pride，意義偏向褒義（貶義是 complacent、arrogant），但中文的「驕傲」是貶義，榮幸、光榮、榮譽、自豪等是褒義，卻都被英文 proud of 及 pride 對譯的「驕傲」排斥掉了，不論是香港的歌星容祖兒、香港特首曾蔭權和台灣前總統陳水扁，即使自覺榮幸，也都只懂得說「我的驕傲」、「香港的驕傲」和「台灣的驕傲」。

英文被動語態用的 be，統統譯作中文的「被」。昔日的文官，懂得說「敬告閣下」，今日的 AO，很多受到 Please be informed……的語法枷鎖，亦步亦趨，只能寫「請你被告知」了。中文的被字，帶有不幸或蒙難的意味，並非被動語態，而中文也無被動語態。中文的蒙、獲、由、受、告、見、被、遭、罹……由褒義、平義到貶義，一連串的豐富詞彙，由於誤用了被動語態的 be，都遭「被」吃掉了。

──陳雲：虛詞 (續香港文字學．二十六)

我已中年，個人的文字品味與行文本色大概很難改變了。我相信譯者最好能像優秀演員，有廣闊的戲路，能靈活迎合市場品味和潮流。但如果文字品味和行文本色與個人性格密切相關，要當一名「戲路廣闊」的譯者，大概是很不容易吧。

相關文章：陳雲 - 香港文字學系列

Financier = 金融家？

2014年12月12日

早上看到這則新聞，講英國一名 financier經歷漫長的離婚（爭財產）訴訟，墜樓身亡的事。

想起之前提到懶惰的譯者喜歡機械式翻譯，相關例子其實隨處可見，例如 financier一詞通常便被不加思索地譯為「金融家」，banker是「銀行家」，investment banker則是「投資銀行家」。

如果文中的人在其領域大有成就、卓然成家，稱其為「xx家」是確當的。但是 financier與 banker這些詞，如同 politician，一般都只是中性地點明當事人從事某個行業，並無卓然成家的意思，因此譯為「金融家」、「銀行家」或「政治家」往往是離譜的。你總不成見到 translator就譯為「翻譯家」吧？當然，現代漢語人無奇不有，已婚男人提到自己老婆，不講「我太太」或「內子」（「拙荊」或「賤內」則有點太古老，不合時宜了），都逕自稱「我夫人」了，譯者自稱「翻譯家」又有何奇？

除非文中的人的確成就非凡，我不會譯 financier為「金融家」，會視情況譯為「金融業者」或「金融業人士」，如果是指出資的人則可能譯為「金主」。Banker或 investment banker，也是這樣處理。

難與易

2014年12月10日

翻譯時當然要先讀一遍原文，如果讀下來近乎毫無阻礙、完全理解，心情通常會很輕鬆，因為知道自己可以順利譯完。

但如果初讀時遇到不少難處，例如沒碰過的慣用語（idioms）、自己不懂的專門知識，或作者含糊其辭，譯者難免有點心情沉重，擔心譯不出來，或需要耗費很多時間與力氣。

據個人的有限經驗，Project Syndicate的財經類文章通常屬於第一類，可以輕鬆完成。Bill Gross以前在PIMCO的月度投資展望多數屬第二類，會有一些地方需要譯者費勁思索。

書籍當中，《柏南克的四堂課》（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整本和《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多數內容屬第一類，《美好價值》（Good Value）和《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三部（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屬第二類。

第一類的內容，若能集中精神，一氣呵成，感覺非常暢快。第二類內容中的難題，則通常需要查很多資料，反復推敲，搞不好還要寫信請教作者或向優秀同業求救。但如果能順利完成，可以得到「奮鬥有成」的滿足感。

專注

2014年12月8日

如前所述，剛開始當自由譯者時，我因為原本的一些工作計畫落空，新的工作關係一時尚未建立，曾有一段非常空閒的日子。那時候我曾去和平東路上一家學店當筆譯課講師，教財經翻譯，上下午各三小時，總共當了三天老師。課堂上我曾與學生開玩笑，說「freelancer的意思，就是你很free，free到常常沒事做」。（好吧，我承認這句話完全不好笑。）

如果有經濟壓力，沒事做當然是freelancer的惡夢，因為自由工作者其實就是賣勞力（當然也需要腦力），而勞力賣不出去，是無法儲存起來的（勞工階層的悲哀）。所以freelancer要謀生，必須維持夠高的「產能利用率」，穩定接案因此對自由譯者極其重要。

但是，自由譯者要維持一定的收入，穩定接案還是不夠的，因為你還必須維持一定的工作效率，確保有穩定的產出。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但其實並不簡單，否則也不會有那麼多自由工作者一再強調自律之重要了。

對我來說，自律之關鍵，在於工作時維持專注力，尤其是不能想東想西（忽然想到一些什麼，就可能去Google，結果在網路上逛一圈，少則數分鐘，多則半小時便過去了），或是心癢癢上臉書（真是一個可怕的無底洞）。我的體會，是情緒不穩或感到寂寞時特別容易分心。分心最嚴重的時候，坐在電腦前數小時，可能只譯了數百字，結果心情自然是更差了。

當然，社會爆發大事時，也可能嚴重影響自由譯者的工作效率──如果你很關心那些事的話。2012年香港反國教、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香港佔領運動，均曾嚴重考驗我的工作效率。

對我來說，工作時嚴重分心、效率崩盤，絕對是非常可怕的事。我其實知道，關鍵在於心要定下來，但是修心又豈是簡單的事？（譯者最怕的事之三）

〔補記：我去當筆譯課老師，必須接受學生的evaluation，前兩次學生反應還過得去，第三次出現了激烈的負評，雖然也有一些好評，但那一次之後，我的筆譯教學生涯就告一段落了。也好，我其實不擅長也不喜歡講課。〕

免於被改稿的自由

2014年12月1日

陳穎青先生10年前寫過一篇〈免於改稿的自由〉，這篇文章在出版界和翻譯界也可說是膾炙人口了。他建議以要求譯者試譯和仔細審閱試譯稿的方法，避免發譯給不適任的譯者，以免編輯墜入改爛稿的地獄。他的建議很好，編輯若能切實執行，的確可以得到免於改稿的自由。（但編輯有時是無法堅持要求試譯的，例如譯者已由上級指定，而且是老闆的好朋友。）

但我日前也提到：編輯不必具備專業譯者的能力，但必須有能力判斷譯文的水準。譯文若不及格而編輯看不出來，那就不必談什麼品管了。

數年前，我曾接受某出版公司的試譯邀請，結果落選了。對方回覆我，說覺得我的譯筆比較適合原文屬性較嚴肅的書。我重看自己的試譯稿，的確不盡理想，雖然自信意思正確，但有些文字稍嫌呆板；落選雖然失望，但也無話可說。

可是數月之後，該書出版了，我上博客來，發現試閱內容剛好包含我試譯的部分。我自然拿來跟我的試譯稿比較，一看深感不服：我的問題最多只是文字有點呆，但已出版的這個版本，卻有一些關鍵概念譯得不知所云，甚至有概念上的錯誤。我對編輯的能力會有前述的感慨，這件事是一大原因。

不久之後，這家出版社真的找我譯一本「原文屬性較嚴肅的書」。負責的編輯找來一位特約編輯改稿，並且按照出版程序，將特約編輯改過的一校稿交給我，要求我審閱。一看之下，我幾乎暈倒，因為實在有太多意思清楚、文字淺白，根本不必改的文字，被改得一塌糊塗。

這位特編的問題包括過度斷句（有些普通長度的句子，被他加了兩個逗號，切成三截，不必要地打斷文意，反而造成讀者的理解困難；句子不是短就好，長句有時是必要的，長短句適當配合才是好中文），莫名其妙的用字禁忌（「此」、「即」、「如」、「或」、「均」等常用單字，一律成了禁用的古老中文，但其實它們都是非常好用、簡潔明瞭的書面語），以及過度追求寫成口語的模樣（這是一本「原文屬性較嚴肅的書」，並不是劇本，也沒有對白，簡潔的書面語更恰當）。

除了文字上的問題外，這本書的原文有不少明顯的錯誤，我既然看到了，也就無法裝作沒看見，然後「忠實地」譯出錯誤的東西（我認為自己必須對中譯版的讀者負責）。我費了不少心血，找到相關的資料，將原文的錯誤一一糾正，並且在譯文中標明。結果這位特編將不少這些「不忠實」的譯文按照原文改回去，成為「忠實的」錯誤譯文。

我整理出一小部分問題後，寄給責任編輯，建議他認真考慮捨棄一校稿，用回我的原譯。我的建議遭否決，責編堅持要我整理出我看到的全部問題。結果我用了兩三天時間（當然沒有pay），整理出數百個我認為被改壞了的地方。最後該書出版時，我提出的問題，大部分按照我的意見改回去了，但也有不少地方仍保留被改壞的模樣。

這是一次極不愉快的合作。我與這位責編，當然不會再有合作。

實際作業上，不是每一家出版社都會將一校稿交給譯者審閱，而像我這種懶惰的譯者也樂得輕鬆。只是有時候收到樣書，看到譯文被改壞了（有些不能刪的字被刪了，有些句子被改過後出現贅字或漏字，有些句子意思被改錯了），心裡不免難過。（後來已出版的書或已刊登的文章，我極少會細閱。）

回到陳穎青所講的編輯「免於改稿的自由」，我認為譯者也應該有「免於被亂改稿的自由」。譯者的稿子當然可以改，譯者也不能要求編輯不改他的譯稿（業界傳聞：有譯者後台超硬，編輯改其譯稿，每一處都必須說明），但是譯者可以合理地期望他的譯稿不會被亂改。（譯者最怕的事之二）

難望再有詩

2014年11月29日

2006至2009年間，我曾忽然文青，嘗試寫詩。前後共寫了14首，如今再看，多不堪讀。儘管如此，寫詩的日子多少令人懷念。以下是幾首我覺得尚可見人的。

去哪裡？

2006年10月27日

雨後春筍

等著被收割

籠裡的鳥

嚷著要翱翔

世界急促前進

不知要往哪裡去

蟬變

2007年7月23日

有一種人

像蟬那樣

蟄伏良久

破土而出後

就拼命地鳴叫

非常聒噪

相當煩人

人們都聽見了

人們也都聽不見

秋風吹起時

鳴足叫飽的蟬一一死去

留下愛鳴叫的人

帶著沙啞的嗓門

去迎接冬天

許多個寒暑之後

他們大多成了蟬

一隻隻

寒冷中噤聲的蟬

番紅花與人字拖

──記日本記者長井健司採訪緬甸反軍政府示威時遭士兵槍殺

2007年9月28日

天安門

天鵝絨

鬱金香

橙

還有……

番紅花

袈裟染血時

他的相機在手上

魂斷異鄉

暴卒疾走

穿著……

一對人字拖

流血

不流血

流血

剝削

磨難……

再剝削

槍聲響過

留下

一地的拖鞋

同一個世界

不同的拖磨

冷與熱之間

2008年4月18日

心上結痂

快脫落之際

一陣輕癢

難言的惆悵

於是明白

「但我已不在乎」

其實是在說

「但我仍在乎」

Unspeakable Sadness

9 June 2008

It is callous to seek for the truth behind disasters, they say

Always look at the bright side, they say

Always think positively, they say

Look to the future, they say

It is callous to cover up sins, I say

It is coward who cannot face the dark side, I say

It is self-deceiving to think one-sidedly, I say

There is no future without knowing history, I say

Heartlessness abounds

Brainlessness so common

Unfeeling ambitions aspired everywhere

All that leaves are

Unspeakable sadness, and

Aching void

最美一刻

2008年12月2日

你說

黎明之前最是黑暗

我想

腐爛之前最是甜美

夜盡晝臨

衰退的盡頭是復甦

世界周而復始

凋零的是個體

酸掉之前

請好好品嘗

櫻桃的滋味

梁文道 - 翻譯的態度與常識

香港蘋果日報   2007年6月24日

最近讀當紅法國哲學家于連（Francois Jullien）的訪談錄《（經由中國）從外部反思歐洲──遠西對話》，發現一個非常罕見的奇事，作者竟然和譯者公開鬧矛盾，而且全都呈現在這本書中。根據書前〈譯者的話〉，譯者曾多次保證中國出版譯書的程序能夠「出精品」，但作者于連教授就是不放心，而且不放心到了一個地步要另外寫一封〈作者告讀者書〉，並且指明要一個他信得過的人中譯之後連法文原件刊印，以正視聽。

他想告訴讀者什麼呢？他說：「雖然我十分感謝譯者對我思想複雜性的闡述所顯示出的極大耐心，我還是拒絕對該書中可能出現的誤解和錯誤承擔任何責任。特此聲明」！再回到〈譯者的話〉，譯者隱晦地表達了他的感受：「譯者慶幸本書在中法文化交流年內出版，其宏觀意義在於交流兩國文化，這個〈作者告讀者書〉也可視為對本書的一個不無意義的腳注。讀者不僅可知其書也可知其人，由此更充實了文化交流的內涵」。

我不懂法文，實在沒有能力判斷這究竟是怎麼回事，不曉得到底是譯者的水平果然有限，還是作者的為人太過麻煩。就算遇上了令人看得莫名其妙的章節，我也不知道是誰的責任。好在我還有丁點常識，可以藉此摸出些蛛絲馬跡。在這本書的第八十九頁，于連提到他七十年代在香港新亞研究所就讀的經驗；可是譯者似乎沒聽過「新亞」這個名字，於是直接按原文音譯把它寫作「Xinya研究院」。此外他也不曉得「啟德機場」，因此就有了「Kaitax飛機場」。如果說他沒來過香港，不知道什麼叫「新亞研究所」，也不知道香港曾經有個新亞研究所，那倒也罷了。

但接下來，這位譯者竟把一代中國思想史名家，于連的老師，徐復觀先生，譯成既有福氣又有官運的「徐福官」，而且還標明這是「音譯」。這不是一本談中國哲學思想的書嗎，譯書的人怎能連徐復觀是誰都沒聽過呢？就算沒有這方面的背景知識，隨便上網查一下，也不難找到「徐復觀」這三個字吧？如此苟且的態度，難怪于連授如此不滿，如此不信中國翻譯能「出精品」了。讀到此處，我總算知道了于連授的「為人」是何等地認真，這次「文化交流的內涵」也實在太充實了。

又有一本書，是已故美國思想家薩義德（Edward Said）的《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我在是書中譯本的編者前言看到這麼一句話：「在另一個界標上，為了突出那句塞訥卡人格言的重要性，薩義德從一開始就投入了這個主題……」。誰是塞訥卡人呢？他們又說了些什麼格言？我在這篇前言的上一段又找到了這一句話：「『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這句格言儘管已經是老生常談……」。看來這就是塞訥卡人的格言了。

至於塞訥卡人，本書譯者很認真地提供了一條譯註，他說：「塞訥卡人（Senecan），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聯盟中最大的部落，主要生活在美國紐約州西部」。我非常驚訝，原來這支部落竟有一句美國學界人所共知的老生常談，而我卻一無所知，於是趕緊找回英文原版學習學習。一學習我就發現原來「人所固有的，我都具有」原來是「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這句名言的中譯。譯得對不對，姑且不談；但這句話又那是什麼印第安人的格言呢？但凡受過西方人文學訓練的，大概都知道這句格言其實出自劇作家特倫斯（Terence），但他可不是什麼印第安人，而是兩千多年前的羅馬帝國人。

由此推斷，所謂的「塞訥卡人」（Senecan）指的應該是著名的古羅馬人文主義思想家「塞內卡」（Seneca），暴君尼祿王的老師。這篇前言的作者的意思應該是說「Nothing human is alien to me」是句「塞內卡式」的格言，擁有塞內卡式的人文主義精神。看來《人文主義與民主批評》的中譯者對人文主義的傳統所知有限，才會把一個古羅馬人當成了印第安人。難得他還要很認真地去提供一條譯註，生怕讀者看不懂，儘管是條錯得離譜的譯註。

譯者之言：看完這篇妙文，我想起林行止專欄曾在提及中國現在翻譯出版頗為活躍，不少有犯禁嫌疑的名著都獲准出版時，冷冷地說：中國政府准許這些譯作出版，可能是因為很多譯文莫名其妙，讀者都看不懂。

我去逛書店時，常有書海無涯，人壽有限之嘆，另外亦常懷疑，那麼多精美的書籍之中，包含了多少垃圾？

于連教授寫那一段disclaimer，不但顯示出他是個認真的作者，還相當高明。奈何啊，認真的人多討人厭，而世上多的是不及格的翻譯和不負責任的出版業者，不斷製造導人於盲的「文化精品」。

日文漢字（舊文轉貼）

2014年6月21日

今日《明報》木暮〈解散〉一文引用日劇《Change》（個人認為該劇水準不高）中的一句話：「政治家都是骯髒的，政治家都是不可信任的。」當中「政治家」一詞應該是直接引用日文漢字，而日文「政治家」其實是中性的「從政者」之意，是指「以政治作為職業，從事政治工作的專家，通常指議會的議員」。因此，日文的「政治家」其實如同英文的 politician，一般可譯為「從政者」、「政界人士」或「政治人物」，而不能直接引用，因為中文「政治家」如同英文 statesman，一般理解為偉大的從政者。（日文「政治家」也不宜譯為「政客」，除非上下文有明確的貶意。）

日文漢字往往是翻譯上的陷阱，「政治家」一詞是一個好例子，因為其字面意思與中文同字詞語相關，很容易被不假思索的譯者直接引用到中文裡，造成理解上的混淆。

數年前中工作中碰到不少類似例子，因為同事翻譯時可以參考日文報導，所以有時會直接引用日文漢字。以下是當年寫給同事的 memo：

日文書面語有不少漢字，但畢竟日文與中文是兩種不同的語言，在很多情況下，日文漢字不能直接搬過來當中文用。翻譯時，要考慮中文用詞的習慣，以及讀者理解的難易。

一般情況下，日本的人名若有漢字，我們照用不誤（有些字的寫法會有不同）。但公司及機構名稱的漢字，我們就未必會照單全收，比如日本汽車公司多以「XX自動車」為名，但我們選擇寫「XX汽車」，如豐田汽車、日產汽車，就是考慮到中文遣詞用字的習慣。

日本有一家負責退休金投資的官方機構，英文名稱是 The Government Pension Investment Fund，日文名稱為「年金積立金管理運用獨立行政法人」，這對大部分中文讀者來說是相當彆扭費解的，我們寧可按其性質直譯英文為「政府退休金投資基金」，加附英文縮寫「（GPIF）」以協助讀者辨識（英文全名可不附就不要附，以免版面累贅）。

財經用語方面，日文以「利益」為 profit的書面語，相當於中文常用的「利潤」、「盈利」及「獲利」等。就中文而言，「利益」另有所指（相當於英文的 benefit/interest），一般是不用來指 profit的。因此，考慮到中文的用字習慣，我們應避免照用日文的「利益」來指利潤。

日本公司財報中常見「營業利益」，我們應用「營業利潤」；「經常利益」則可用「經常性獲利」；而「當期利益」（current profit，包含非營運盈虧之稅前獲利）則用「當期利潤（包含非營運盈虧之稅前獲利）」。

再補一個例子：Tokyo Stock Exchange的日文是「東京証券取引所」，我們不會直接引用，會按中文習慣譯為「東京證券交易所」。

書摘 - 巴菲特的金融市場寓言

交易之惡：交易成本（摘自2005年巴菲特致股東信）

對波克夏及美國其他企業的股東來說，這些年來賺錢實在有夠輕鬆。讓我們舉一段很長的時間為例：1899年12月31日至1999年12月31日期間，道瓊工業指數從66點升至11,497。（猜猜看需要多高的年成長率才能產生這樣的結果？令人訝異的答案就在本文結尾。）股價指數漲勢這麼大，原因很簡單：這一個世紀中，美國企業表現格外優異，投資人搭上了順風車。如今企業表現依然出色，但股票投資人因為一連串的自殘行為，投資報酬率受到顯著的傷害。

要解釋此現象，首先可以從一個基本事實說起：撇開一些不重要的例外情況（例如某些公司破產時，部分損失由債權人吸收），從現在至最後審判日，股東整體而言能賺取的收益，不可能超過企業的累計盈餘。沒錯，投資人A若買賣精明或運氣夠好，的確可以賺得較大份的收益，但這多賺的部分是由投資人B埋單的。沒錯，股市上漲時，所有投資人都會覺得自己的財富增加了。但某位股東若獲利了結，必然得有另一位投資人頂替其位置。某位投資人高價出售持股，另一位投資人就得高價接手。整體而言，股東能得到的財富，不可能超過他們的企業所創造的；這當中是沒有魔法的，金錢不會從天而降。

事實上，因為存在「摩擦」成本，股東能賺到的，必然少於企業的盈餘。這就是我想說的：目前此類成本已變得非常沉重，股票投資人得到的報酬因此遠低於過往。

為說明此類成本是如何暴增的，且讓我們做一個假設：美國全部企業皆由單一家族擁有，未來也將永遠如此。讓我們稱此家族為「得寶家族」（Gotrocks）。在支付股息稅之後，得寶家族的財富跟隨其擁有的企業之總盈餘逐年增加。如今這筆盈餘為每年7,000億美元。當然，這家族會花掉部分所得，但它存下來的部分會產生複利作用，對家族累積財富大有好處。在得寶家族裡，每一個人的財富均以同樣的速度增加，家族裡一團和氣。

假設此時出現了一群口才便給的「服務者」（Helpers），他們熱心遊說得寶家族的成員：只要在適當時機跟親戚做一些股票交易，閣下所得就能顯著超過其他家族成員。這些服務者義不容辭地負責完成這些交易──當然會收取服務費。得寶家族仍擁有全體美國企業，股票交易不過是改變了股權的分佈。該家族的財富原本是跟隨企業盈餘成長，但在服務者協助下，家族必須支付股票交易佣金，因此每年的財富增幅就會被這些佣金吃掉了一部分。得寶人之間的交易越頻繁，服務者得到的佣金越多，家族所得就越少。這群服務者其實就是經紀商，他們深明此中道理：交易是他們的好朋友，他們想盡辦法鼓勵人們交易。

一段時間之後，得寶家族多數成員意識到，這種「打敗兄弟」的遊戲並沒有為他們帶來多少好處。此時另一群服務者出現了，他們向每一位得寶人解釋：單憑閣下一己之力，是不可能打敗其他家族成員的。他們建議的辦法是：「請一位經理人吧。沒錯，就是我們，讓我們為您提供專業的投資服務。」這群經理人也是透過經紀商執行交易，他們甚至可能更積極地買賣，好讓經紀商多賺一些。整體而言，更大份的財富流向了這兩群服務者。

得寶家族因此更加失望。每一位得寶人都聘請了專業人士，但家族整體所得不增反減。該怎麼辦呢？當然是尋求更多專業服務囉。

於是財務策劃師與機構顧問就登場了，他們的任務是幫助得寶家族成員挑選投資經理人。糊裡糊塗的得寶人欣然接受這種服務。到此地步，他們已相信自己不但沒有能力正確選股，也不知道如何正確選擇投資經理人。那麼，為什麼他們會認為自己能選對顧問呢？但得寶人沒想到這問題，而投資顧問當然也不會提醒他們。

得寶人如今要養三群收費昂貴的服務者，家族所得進一步萎縮，他們因此陷入絕望的深淵。但就在希望看似幻滅之際，第四群服務者（讓我們稱之為「超級服務者」吧）適時出現了。這群親切的專業人士向得寶人解釋：他們的所得不理想，是因為既有的服務者──經紀商、經理人與顧問──缺乏激勵誘因，因此根本無心服務。超級服務者說：「這樣一群行屍走肉，你能期望他們替你做些什麼呢？」

超級服務者提出一個簡單得驚人的解決方案：多付一些錢，讓我們來操盤。這些超級服務者自信滿滿，堅稱得寶人除了支付昂貴的固定管理費外，交易獲利分一大部分給他們，就必定能在投資上打敗其他得寶人。

比較機警的得寶人發現，部分超級服務者不過是穿上新制服的投資經理人，大衣上繡著「對沖基金」或「私募基金」這種很炫的名稱而已。但這些超級服務者鼓起如簧之舌，令得寶人相信這種換裝行為至關緊要，就像溫文爾雅的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穿上他的超人制服，馬上就有了神奇的力量。得寶人聽了這解釋後覺得很安心，決定掏錢聘用這群超級服務者。

而這就是我們當前的處境：本來股東只要安坐搖椅上，就能全數進口袋的企業盈餘，如今有好大一部分流向陣容鼎盛的「服務者」，數額之大前所未見。對股票投資人代價最高昂的，是近年像流感般流行的投資分紅方案。在這種方案下，服務者若是精明或幸運，可以分走好大一部分的投資獲利；服務者若是愚笨或倒霉（有時是存心欺詐），則投資人在承擔全部損失之餘，還得支付昂貴的固定費用。

這種服務方案（賺錢時經理人分走一大部分，虧錢時投資人全數認賠，同時支付昂貴的服務費）如果大流行，得寶家族或許就應該改稱「失寶家族」（Hadrocks）了。事實上，今天得寶家族承擔的各種摩擦成本大有可能高達美國企業盈餘的20%。換句話說，因為必須向一層層的「服務者」付費，美國股市投資人的整體投資報酬，僅為他們安坐搖椅、不理任何人時的80%。

很久以前，艾薩克．牛頓爵士告訴我們，運動有三大定律。這真是天才之作。但艾薩克爵士的天才不包括投資：他在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中損失慘重，事後解釋說：「我能算出天體運行的軌跡，但無法預料人類的瘋狂。」如果不是因為此次投資慘敗的創傷，艾薩克爵士大有可能發現第四運動定律：對整體投資人來說，動作越多，投資報酬越低。

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現在揭曉答案：精確點講，道瓊工業指數於二十世紀從65.73點漲至11,497.12，年複合報酬率為5.3%。（當然，在此期間投資人還會收到股息。）倘若二十一世紀表現相同，2099年12月31日收盤時，聽好了，道指將來到2,011,011.23點。我不貪心，給我整數兩百萬點就好了。只是新世紀開始六年以來，道指仍在原地踏步。

  

書名：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經典重譯．最新增修版）

原文書名：The Essays of Warren Buffett: Lessons for Corporate America Second Edition

作者：華倫．巴菲特/原著、勞倫斯．康寧漢/編選

原文作者：Warren Buffett、Lawrence A. Cunningham

出版社：財信出版

出版日期：2010年7月7日

《巴菲特寫給股東的信》是美國一位研究公司治理的教授，將巴菲特歷年來致股東信的內容，依主題分類編纂而成。有關巴菲特的著作很多，但因為巴菲特並不寫書，這本書便成了他「親筆撰述的唯一著作」。

不是每個人都崇拜巴菲特，也不是每個人都想了解巴菲特，但如果有機會閱讀他每年寫給股東的信，多數人會覺得趣味盎然。光就敘述風格而言，巴菲特的文字可說是「簡潔有力、自然直率、趣味十足，寫下來跟講出來是一樣的」。

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從巴菲特致股東信中看到不同的景觀，即使是金融門外漢，也能領略他的許多重要觀點。富批判精神的人更會意外發現，巴菲特談笑之間，幾乎每年都在批判商業社會的醜惡現實，有時也不忘自嘲一番。2005年的這一篇可說是談交易成本的絕妙寓言。

另一篇書摘：巴菲特對商界的批判

去日苦多──沉沒成本的啟示

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和沉沒成本（sunk cost）是我很想向大家解說的兩個經濟概念，上一期In Plain Words已講了機會成本，本期向大家介紹沉沒成本。

在使用上，沉沒成本一詞遠不如機會成本普及，但這概念其實也非常重要，對日常生活同樣有重大啟示。

從「去日苦多」說起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這是曹操《短歌行》前四句，短短十六字，流傳千古，引起無數人共鳴。說來很慚愧，我是不久前才明白「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意思。以前，我只覺得「去日苦多」這句子很sentimental，還以為說的是「來日大難」，未來的苦日子還有很多（反映了一些年青人的想法？但「去」字又怎能理解為未來呢？）。香港的許鞍華導演1997年拍了一套紀錄片，記錄自己面臨九七主權移交的所思所感，片名就叫做《去日苦多》，我這笨蛋還以為證實了自己對「去日苦多」的理解！

當然，大家都知道，曹孟德這兩句詩，說的是人生苦短，有如朝露般稍縱即逝，已經逝去的時光已很多，真叫人苦惱。許鞍華導演1947年出生，在1997年感慨去日苦多，是很合理的。

那麼，去日苦多與沉沒成本有何關係呢？沉沒成本這概念，要告訴大家的，恰恰就是：已經付出、無法收回的資源就是沉沒成本，對於未來無關宏旨，在決策時不應考慮。因此，對每一個人來說，因為時光無法倒流，「去日」都是沉沒成本，不管多少，都不應該影響我們的決策。

一如其他經濟學概念，沉沒成本也強調理性思考——無關的成本（irrelevant costs），無論多麼巨大，無關就是無關，若胡裡胡塗受其影響，很可能會作出愚蠢的決定。但人性結合了感性與理性，為了無法收回的資源而感慨是人之常情，吟誦「去日苦多」雖然不合理性的經濟邏輯，卻有難以衡量的感性價值——比如紓解鬱悶，還可能留下極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經濟學對人類行為的基本假設是「自利／自私、理性」，難怪會被稱為是dismal science（憂鬱的科學）。

其實，中外均有很多成語含有沉沒成本的概念，比如：

逝者已矣，來者可追
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
It’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t milk.

這些成語說的均是「無可挽回的，就讓它過去吧」，而這恰恰就是沉沒成本的要旨。

The Concorde Fallacy

1956年至1961年，英法兩國分別研究超音速客機，並各有一種設計方案，由於研製費用高昂，加上兩國方案相近，於是兩國決定聯合試製。1962年11月達成合作協議，並將飛機正式命名為「協和」（Concorde），研製費用兩國平攤。

協和客機尚在開發階段時，設計人員已經意識到，這種超音速飛機的經濟效益將無法彌補其成本。雖然客機尚未投入商業運作，研發者已能預期，這種客機雖然飛得特快，但開發和經營成本太高了，不會有很多消費者願意付出高昂的價格來享用這種史無前例的飛行服務。

在發現協和客機沒有商業前景時，英法兩國已投入巨額的資金，這時面對一個表面艱難、實則簡單的抉擇：一、認賠停損——放棄開發計劃，損失全部已投入的資金；二、冒著損失更多的極大風險，完成超音速飛行的夢想。

結果大家都知道，英法合資的協和客機風光面世、慘淡經營，在撐了27年後，終於在2003年10月24日起停飛，原因一如當初預期：成本太高，票價太貴，乘客太少，虧損累累。

這就是著名的協和謬誤（the Concorde Fallacy），已成為說明沉沒成本這一概念的上選例子。我說英法當局當初面對的抉擇「表面艱難、實則簡單」，是因為只要稍有經濟理性，都應明白：已投入的研發費用有如潑出去的水，收不回來的就是沉沒成本，與應否繼續計劃毫無關係；繼續計劃既然只會虧更多的錢，虧錢的生意不應該做（除非還有更重要的因素要考慮）——難怪在協和這個案中，虧的主要是英法納稅人的錢，私人企業因為風險太大而未有參與。

協和謬誤的教訓，用英文講就是：One should never throw good money after bad。用中文則可以這麼說：覆水難收，停損為上。我們時常聽到類似這樣的說法：「唉，我也知道情況很糟糕，但已付出這麼多，還是不想放棄。」這種想法很危險，往往導致浪費更多資源在無益之事上。我們必須記住的是，若明知情況改善的希望很渺茫，就應果斷地承認錯誤，為已投入的資源（既然已無法收回，就是與未來不相關的沉沒成本）感到可惜而加碼投入，是愚蠢及揮霍的行為。

協和謬誤發生在個人投資者身上，最常見的就是，沒有設定停損點並嚴格執行投資紀律，買了賠錢的股票不肯壯士斷臂，甚至在股價大幅下跌後加碼買入以求「降低平均投資成本」，結果越賠越多。投資者如果能遵守停損的紀律，比如一旦虧損達15%便即時平倉，大出血的可能性是很低的。可惜，正如《信報》專欄作家曹仁超所說，多數散戶都會犯兩大錯誤：止賺而不停損——賺了小錢便急著獲利了結，賠了大錢還不願面對現實。

日常生活中有很多情況可以從沉沒成本的角度思考，比如入錯了行、愛錯了人、浪費了日子、買錯了鞋子，損失可能足以令人悔不當初，但如果我們都能理智一點，知道覆水不必追，記取教訓，果斷停損，則可免除無謂的自擾之苦。

開採石油的成本

Sunk cost在路透的英文報導中甚少出現，以下這篇講的是北海油田的採油成本：

2000/9/14 RTRS - Old North Sea oilfields helped by lower costs - CGES.

The Centre for Global Energy Studies released an analysis of production costs related to UK and Norwegian North Sea fields in 1998, showing costs per barrel or equivalent (boe) at $9.2 for the area's 21 billion barrels of oil and 13 billion boe of gas. … …

"Nevertheless,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the production from the producing fields will not cease even if the price of oil falls below $10/bbl," the report added.

"An important point to be underlined is that once the fields are developed, the committed investment will be treated as sunk cost and oil production will be continued as long as the price covers the operating costs."

In 1998, weighted average operating costs were $1.9 per boe in Norway and $3.7 per boe for the UK. Of total production of about six million barrels per day, operating costs were less than $5/barrel for about five million bpd of that.

"Thes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ducing fields in the North Sea will be kept in production no matter how low the price of oil is," the study said. … …

Capital costs still outweighed production costs, but were falling faster, with platform costs dropped more quickly than those related to drilling, the study said.

這篇報導說的是，全球能源研究中心（CGES）分析1998年英國和挪威在北海油田的採油成本，發現平均每桶石油的總開採成本為9.2美元，這其中包含了油田的日常營運成本——挪威方面是每桶1.9美元，英國為每桶3.7美元，其餘的則是每桶石油所分攤到的固定成本——海上鑽油台等資本設備的成本。

第三段指出分析石油生產成本必須注意的一個重點：開發油田的資本投資一旦投入，就會被視為是沉沒成本，只要開採出來的石油的市場價值高於油田的日常營運支出，即使每桶石油的總成本（計入資本設備的成本）超過油價，油田還是應該保持開工，否則虧損更大。由於北海油田的日常營運成本相當低——每日600萬桶的產量中有500萬桶的成本低於每桶5美元，因此，油價必須跌至每桶5美元以下，才會顯著影響北海油田的產出。

在成本會計上，分清各種成本的性質極為重要。在上述例子中，鑽油台等設備一旦投入，成本就是固定的，不管日後開採出多少石油，設備的總成本固定不變（分攤到每單位產出上的固定成本，則視產出的規模而定），這種成本稱為固定成本（fixed costs）。油田的日常營運支出則屬於可變成本（variable costs），會隨著產量的改變而變動，理論上油田一停工，營運支出會降至零。一般而言，只要產品的市價超過產品的單位可變成本（variable cost per unit），生產線即應保持開工。

我們常聽到的「規模經濟」一詞，便涉及固定成本、平均單位成本和產出規模的關係，以下釋義摘自路透金融詞典：

Economies of Scale 規模經濟／規模效益

指隨著廠商擴大生產規模，產品的平均單位成本隨著產出增加而下降的現象。資本密集型產業的規模效益通常較為明顯，因為廠房及設備等固定成本龐大，分攤到更多的產出上，每單位產出平均成本下降的效果很顯著。規模效益亦可以是因為隨著生產規模擴大，廠商能以較低的價格大批買進原料、在融資上獲得較優惠的利率，以及因生產上分工更精細而提高了生產力。

沉沒成本與會計

在北海油田的例子中，「once the fields are developed, the committed investment will be treated as sunk cost」並非精確的說法，因為已投入在鑽油台井等設備上的資本投資，並非全部都是沉沒成本——即使油井廢置，這些設備至少應該有一部分可回收再用。當然，可回收的設備可能不多，如果考慮到回收的額外支出，設備的剩餘價值可能微不足道。

但無論如何，我們必須了解，生產設備並非一旦花錢引進，其成本就全部成了沉沒成本，因為將設備轉手賣掉還可以收回部分成本，而根據定義，沉沒成本只是無法收回的成本。

在會計上，固定資產（廠房及設備等）必須攤提折舊，反映理論上資產因損耗而降低的價值。每年所攤提的折舊是一筆非現金的支出，反映使用固定資產的代價，會降低損益表上的盈餘。而在資產負債表上，固定資產一天未全部折舊完畢，其歷史成本都會保留在帳面上，減去歷年累計的折舊總額，就是固定資產的帳面淨值。

當一項固定資產的成本已全部透過折舊攤提完畢，即使該項資產實際上仍在使用中，在會計上，該項資產已「鞠躬盡瘁，完成使命」，因此會從帳面上消失（固定資產的登錄上會保留這些帳面淨值為零的資產之記錄），這是會計資訊不完全反映現實的一種情況。在這種情況下，這項實際上仍然有用的資產在會計上是不存在沉沒成本這一問題的，因為理論上，這項資產已物盡其用，當初投入的成本已全部在使用中收回來了。

至於那些仍留在帳面上的固定資產，其帳面淨值（歷史成本減累計折舊）代表該項資產理論上的剩餘價值。若這種資產因故需要汰換或廢棄——例如已無法滿足營運上的需要或在天災中毀壞，其沉沒成本是帳面淨值減去實際的剩餘價值。舉一個例子，一套印刷設備成本1億元，估計可使用10年，假設按最簡單的方式每年攤提折舊1,000萬元，到第五年結束時，其帳面淨值為5,000萬元。假設有以下兩種情況：

1. 該設備的印刷品質已無法應付市場競爭，需要汰換，公司在市場上賣掉此套設備能得到2,500萬元，這套舊設備的沉沒成本是帳面淨值5,000萬減去實際剩餘價值2,500萬，即2,500萬元。
2. 該套設備因地震而完全毀壞，剩餘價值為零，公司可從保險公司取得1,000萬元的償付，該套設備的沉沒成本是帳面淨值5,000萬減去可獲得的賠償1,000萬元，即4,000萬元。

沉沒成本的概念，就講到這裡為止。希望大家看了這篇文章能有所得益，不會覺得浪費了大好時光，投入了無可挽回的「沉沒成本」！

順帶一提，路透金融詞典中有收入opportunity cost以及sunk cost，前者概念錯誤，後者解說不清，日後如有機會再版，應當修正。

Once upon a time at Reuters

後記：這篇文章發表於2005年11月29日，當時人在北京，擔任通訊社翻譯部門的培訓編輯，負責培訓與品管工作。文章原題In Plain Words: Sunk Cost，是用淺白文字解釋財經概念的In Plain Words系列的最後一篇。該系列自2002年6月開始，共寫了22篇，有很多內容是我研究新資料整理出來的心得，也是自己數年間的學習記錄。撰寫此系列是上司Fanny交待的任務，每次寫完都先交她審閱，多年來得到她很多支持和鼓勵，不勝感激。

社會物理學：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

2014年11月22日

《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是Alex Sandy Pentland英文著作Social Physics的繁體中文版，大塊文化出版，12月1日上市。這是我替大塊文化譯的第一本書，非常感謝從我第一本譯作就開始合作的編輯盈華帶給我這個機會。

本書作者潘特蘭是麻省理工學院人類動力學實驗室（MIT Human Dynamics Laboratory）主任，麻省理工媒體實驗室創業計劃主持人。他十多年前便主持全球第一個「賽博格」（cyborg）群體：所有成員生活和工作時，身上均配置以無線方式連結的電腦，戴著可當作電腦顯示器使用的眼鏡。這個實驗的許多構想，最終找到了實際用途：潘特蘭以前的學生如今正領導一些尖端商業計劃，如內建電腦顯示功能的Google眼鏡和全球第二大社群網絡Google+。

所謂社會物理學（social physics），可說是應用大數據（big data）技術，研究意念和資訊的流動如何影響人類的行為。資料科技的巨大進步，無線網路和智慧型手機的普及，大大促進了社會物理學的發展。潘特蘭在本書第一章這麼解釋社會物理學：

社會物理學是一門量化社會科學，描述資訊和意念流（idea flow）與人類行為之間確實的數學關係。社會物理學幫助我們了解意念如何經由社會性學習（social learning）機制在人際間流動，以及這種意念流如何決定企業、城市和社會形成規範，影響其生產力和創造性產出。它使我們得以預測小群體、企業部門，以至整個城市的生產力。它也能幫助我們調整交流網絡，可靠地提升決策品質和生產力。

社會物理學產生的關鍵見解，全都與人際間的意念流有關。這種意念流當然可見於電話或社群媒體通訊的形態，但也可藉由評估人們相聚的時間長短、是否去同樣的地方和擁有類似的經歷來觀察。我們在後續章節將會看到，意念流對了解社會極其重要，不僅是因為及時的資訊對維持系統高效運轉至關緊要，更重要的是因為行為轉變和創新，正是靠新意念的傳播和組合來推動。

聚焦於意念流，正是我選擇將本書英文書名取為「社會物理學」的原因。傳統物理學的目的是了解能量的流動如何轉化為運動之變化，社會物理學則是嘗試了解意念和資訊的流動如何轉化為行為之變化。

本書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可能是這段話：

我們有關人類自身和社會如何運作的許多傳統觀念是錯誤的。最好的主意並非只能來自最聰明的人，而是往往來自擅長彙集其他人想法的人。推動變革的並非只是最堅決的人，往往還有與同道中人保持密切聯繫的人。最能激勵人的不是財富或名望，而是同儕的尊敬和幫助。

正因為「最能激勵人的不是財富或名望，而是同儕的尊敬和幫助」，所以社群誘因（social incentives）才會那麼重要，在許多情況下甚至比經濟誘因更重要。這涉及人類在社群中的互動情況，本書有不少有趣的例子，頗發人深省。

《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作者談永續的數位生態

這段短片的字幕是我譯的，沒有原文文字稿，在網路上找到幾句，多少有些幫助。這是我第一次譯字幕，發現沒有文字稿譯起來真不輕鬆。後面有一句聽了好多次都不肯定講什麼，請教一位優秀的同業，得到答案，如釋重負。

《數位麵包屑裡的各種好主意》作者談社會物理學

（這一段的字幕不是我譯的）

本書試閱

懶惰的譯者喜歡機械式翻譯

2014年11月19日

萬毓澤教授在臉書談到翻譯要戒急躁：

剛好在審訂某書的翻譯，所以順便談談翻譯問題。我常在翻譯課上對同學說，翻譯的基本功之一是「用心」，不要急躁。

太急躁的結果，就是看到 when 就翻成「當」，看到 ism 就翻成「主義」，看到 as 就翻成「作為」，看到被動態就下意識地翻出個「被」。只要多用點心，是可以避免這些毛病的。做學問或做翻譯都沒有捷徑，貪快的人往往最慢抵達終點。

萬教授說的當然沒錯。但我在翻譯工作中感受更深的，是許多譯者的問題不在於急躁，而是他們太懶惰了。他們喜歡將翻譯當作一種機械作業，最好每個詞或詞組都有固定對應的中文，每種句式都有可套用的中文句式，因為這樣翻譯是最輕鬆的。

可惜這種機械式譯法效果往往非常不理想，譯文不但讀起來不順，還往往相當費解。我認為翻譯的基本要求，是譯者透徹理解原文，然後以妥貼自然的中文準確表達原文的意思。

當然，這只是通論，實際翻譯會遇到許多必須隨機應變的情況。例如譯者碰到以下這種十分academic的文字，難免會感到無奈，因為原文本身不容易理解，很難先「消化」再意譯，而如果用「忠實直譯」的方法，譯文也會相當費解：

Social tie density and idea flow offer simple, generative links among human interaction patterns and mobility pattern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economies without the need to appeal to hierarchy, specialization, or similar social constructs.

當「忠實直譯」效果不好時，譯者會覺得為難，因為他很可能必須承受譯文不順的指責。有朋友回應我這個例子，說：「據說近年翻譯學術界日益推崇的是foreignization而非domestication，即愈加看重忠實。」我的回應是：Foreignization與domestication的學術問題，我無法置評。但我擔心的是中文日常語言的foreignization，也就是英式中文的問題。我至今尚無法接受諸如「吸引眼球」（attract eyeballs）、「餘下的是歷史」（The rest is history）這種說法（被動句式的濫用更令人看了難過）；對我來說，這種直譯不是忠實，是譯者懶惰和本身中文不好。我覺得余光中近三十年前的文章〈怎樣改進英式中文？──論中文的常態與變態〉說得很好，絕大多數論點至今仍適用。

我對翻譯理論並無研究，但我覺得古德明老師七年前一篇短文，就翻譯的大致道理已有很好的說明：

古德明 - 談翻譯

香港蘋果日報   2007年10月5日

《南華早報》社評說：There is no better sign of the mainland's realisation that its "development at all costs" attitude has to change than acknowledgement by senior officials that the Three Gorges Dam could cause an environmental catastrophe。這 no better sign than句式頗為複雜，怎樣翻譯才好？

那位讀者把句子試譯如下：「雖然大陸認識到必須改變『發展便是硬道理』的思維，但更好的徵兆就是，連高層官員也得承認三峽水壩或會引起環境大災難。」我的翻譯簡短一點，意思似乎也妥貼明白一點：「大陸高官承認三峽水壩可能引起環境大災難，正好顯示當局明白『不惜一切發展經濟』的態度必須改變。」

〔我會修為：大陸高官承認三峽水壩可能引起環境大災難，至能彰顯當局明白「不惜一切發展經濟」的態度必須改變。〕

我向來認為翻譯沒有成法，所以不會說 no better sign than應用什麼相應句式翻譯，只能說這四字即「沒有比……更好的徵兆」，也就是「……的最好徵兆」，也就是「正好顯示」。這三個譯法，由硬譯以至半硬譯以至意譯，顯示了三個層次。硬譯一般最累贅也最難明。日前有讀者來信，說讀《雙城記》原著，讀到不懂的地方，參看譯本，還是不明白，這不奇怪。譯者本身大概都讀不懂原文，唯一辦法就是照原文句子結講一字一字硬譯過來。那樣的翻譯我見得太多了。

讀者可以發覺我沒有用「硬道理」這類下流的新中國詞語，也沒有用「思維」這類有點學術味的堂皇詞語。文字我喜歡平實，而且「思維」有「理性分析」含義，和attitude不大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