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提到的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大鴻溝》一書,將於5月27日上市。以下是該書前言,為原譯版本,與博客來頁面提供的版本略有不同。】
如今沒有人可以否認,美國有一道大鴻溝,分隔了非常富有的少數人(有時被稱為「頂層的1%」)和其他人。這兩群人過著不同的生活:他們有不同的煩惱,不同的抱負,生活方式也不同。
一般美國人擔心不知如何籌措孩子的大學學費,擔心家裡有人重病怎麼辦,擔心退休時存不到足夠的養老金。近年經濟大衰退走到谷底時,數千萬美國人擔心保不住自己的房子。結果確實有數百萬人失去了房子。
頂層的1%,尤其是頂層的0.1%,關心的是其他問題,例如該買哪一種私人飛機,以及怎樣避稅最好(萬一瑞士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再替銀行客戶保密,那會怎樣?開曼群島會是下一個嗎?安道爾安全嗎?)在長島南安普敦的海灘,他們抱怨鄰居從紐約市坐直昇機過來時很吵。他們也有自己的憂慮:擔心自己萬一失去當前的優越地位,不知會如何──可以失去的東西太多了,而這種落難案例雖然罕見,偶爾還是會發生的。
不久之前,我參加了一個晚宴。晚宴主人是頂層1%聰慧的一員,他意識到大鴻溝的存在,擔心不平等問題,於是請來重要的億萬富翁、學者和其他關心這問題的人討論事態。晚宴開始前大家閒聊期間,我無意中聽到一名富豪(他的第一桶金來自繼承巨額財富)和另一個人討論懶惰的美國人試圖佔其他人便宜的問題。他們很快便非常自然地轉為討論避稅手段,顯然沒有意識到這當中諷刺之處。那天晚上,在場的富豪互相提醒,坐視不平等過度惡化是很危險的;他們數次提到瑪麗.安東娃妮特(譯註:路易十六的王后,以奢侈著稱,遭革命法庭判處死刑,死於斷頭台上)和斷頭台,「毋忘斷頭台」成了晚宴的主調。他們因此實質上承認了本書的一個主旨:美國社會如此不平等並非無可避免,也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的。這是政策與政治的問題。這些有權勢的人似乎想說,他們是可以為減少不平等做一些事的。
連頂層1%也熱切關注不平等問題,這現象有多種原因,以下只是其中之一:富豪的財富有賴經濟持續成長,而愈來愈多富豪意識到,當絕大多數人所得停滯時,經濟是無法持續成長的。
2014年,全球精英一年一度聚集於達沃斯(Davos)時,國際扶貧組織樂施會(Oxfam)有力地指出了世界如何嚴重地不平等:一輛巴士乘載全球最富有的85人,他們的財富加起來與全球較窮的一半人口(約30億人)一樣多。一年之後,這輛巴士可以縮小一些:80個座位就夠了。同樣驚人的是,樂施會發現,全球頂層1%已擁有全球接近一半的總財富,而且估計到2016年時,頂層1%的財富便會與其餘99%人口的總財富一樣多。
大鴻溝之形成,花了頗長一段時間。二戰之後的數十年間,美國經濟以歷來最快的速度成長,而且舉國一起成長。所有階層的所得都增加,全民共享繁榮。底層的所得,成長速度快過上層。
那是美國的黃金時代,但在我少年的眼中,光明之中似乎有些暗邊。我在密西根湖南岸長大,家鄉是美國著名工業城鎮印第安納州加里市(Gary)。我在那裡看到貧窮、不平等、種族歧視,以及美國經濟偶然衰退時出現的失業潮。美國的繁榮確實值得讚美,勞工致力爭取公平分享成果,勞資衝突因此是常見的事。我聽到美國是中產社會的說法,但我看到的人基本上屬於這個中產社會的底層,而他們的意見對主導這個國家的人沒有什麼影響。
我家並不富有,但我父母因應自身所得調整生活方式──這是現實中的掙扎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穿哥哥穿過的舊衣服,母親總是在特價時買這些衣服,注重耐穿而非能省一時之錢;她說,買不耐用的東西是小錢精明,大錢糊塗。母親於大蕭條期間畢業自芝加哥大學,我成長時期,她幫助父親做保險生意。她工作時,我們這些小孩就交給我家的「幫手」艾利思(Minnie Fae Ellis)照顧,她是親切、勤勞且聰慧的婦人。我雖然才10歲,但也覺得有點不安。我那時候心想:我們這個國家據說很富有,而且人人有機會,為什麼艾利思只念了六年書?為什麼她來照顧我而不是照顧她自己的孩子?
我高中畢業後,母親實踐她一生的抱負:回學校取得教師資格,然後去教小學。她在加里市的公立學校教書;後來隨著許多白人遷離加里市,她任教的學校實際上成了一間種族隔離的學校,而她是僅餘的數名白人教師之一。67歲被迫退休之後,她去了普渡大學位於印第安納州西北邊陲的校區教書,為普及教育出一份力。她到八十幾歲時才退休。
一如許多同代的人,我迫切期望社會有所改變。人們告訴我們,改變社會是很困難的,是需要時間的。雖然我不像加里市的同輩那樣受過很多苦(只有遇到一點點歧視),我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我數十年後才具體研究所得數據,但我那時已經覺得美國不是某些人宣稱的那樣機會遍地:有些人可以得到很好的機會,但很多人沒有什麼機會。愛爾傑(Horatio Alger)19世紀寫的那些窮少年出人頭地的故事,至少有一部分是神話:許多勤勞的美國人永遠出不了頭。我是在美國確實得到機會的幸運兒之一:得到全美優秀學生獎學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去念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這機會對我至關緊要,我日後的種種機會,可說是拜它所賜。
如我在〈美國的黃金時代神話〉一文中所言,我在阿默斯特學院念到第三年時,從主修物理轉為主修經濟學。我那時亟欲了解我們的社會為何如此運作。我成為經濟學家不只是為了了解不平等、歧視和失業等現象,我還希望出一份力,幫忙處理這些困擾美國的問題。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所寫的博士論文最重要的一章,是研究決定所得與財富分配的因素;兩位指導教授是梭羅(Robert Solow)和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他們後來都榮獲諾貝爾獎。這篇論文1966年在計量經濟學會(經濟學家的一個國際學會,其成員研究數學和統計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一次會議上發表,1969年在該學會的期刊《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上刊出,半個世紀後仍然是人們研究相關問題時常用的思考框架。
那時候,分析不平等問題的文章讀者有限,在民眾當中是這樣,甚至在經濟學家當中也是。當時人們對這題材不感興趣。在經濟學界,關注不平等問題有時甚至會遇到公然的敵意。即使美國的不平等問題開始顯著惡化,也就是約在雷根出任總統的時候,情況仍然如此。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榮獲諾貝爾獎的盧卡斯(Robert Lucas)便非常有力地表示:「對健全的經濟學有害的傾向當中,最誘人和……有害的一種,是集中關注分配問題。」
一如眾多保守派經濟學家,盧卡斯認為幫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是令國家的經濟大餅變得更大。他認為關注窮人分到的餅太小會令人分心,妨礙大家致力於把餅做大這個更根本的問題。經濟學界確實有一項悠久的傳統,認為效率與分配(也就是如何把餅做大和如何分餅)這兩個問題是可以分開處理的,而經濟學家的職責是狹窄、重要但困難的:只負責想出如何把餅做到最大。經濟大餅怎麼分則是政治問題,是經濟學家應明確避開的問題。
盧卡斯此派的立場在經濟學界非常流行,難怪多數經濟學家對美國日趨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幾乎完全視若無睹。他們不怎麼注意以下事實:雖然國內生產毛額(GDP)持續成長,多數美國人的所得停滯不前。因為忽略這事實,他們最終無法有力地解釋經濟現象,無法掌握不平等惡化的涵義,無法設計或許能使美國改弦易轍的政策。
這就是為什麼《浮華世界》雜誌(Vanity Fair)2011年邀我向廣大讀者解釋不平等問題時,我高興極了。結果我寫了〈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這篇文章,讀者人數確實遠遠超過數十年前我在《計量經濟學》期刊發表的那篇論文。《浮華世界》這篇文章討論的新社會秩序(99%的美國人同坐所得停滯的船),結果成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99%」。本書的文章和我隨後的寫作一再呼應該文的主要論點,那就是:如果社會平等一些,幾乎所有人(包括頂層1%中的許多人)的日子都會比較美好。幫助建設一個沒那麼分裂對立的社會,符合頂層1%的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我不是試圖發起新的階級戰爭,而是想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凝聚感,因為這種凝聚感已經因為我們的社會出現貧富的大鴻溝而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集中討論我們為什麼應關注不平等顯著惡化這問題:這不僅是價值觀和道德的問題,還攸關經濟學、我們社會的本質,以及我們的國家認同感。這問題甚至關乎更廣泛的戰略利益。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軍費支出幾乎佔全球的一半,但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長戰爭顯示,這種力量有很大的局限:即使在比美國弱得多的國家,我們也無法明確控制哪怕只是小小的土地。美國的力量向來在於它的「軟實力」,尤其是它的道德和經濟影響力,它為其他國家樹立的榜樣以及美國理想的影響力,包括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理想和榜樣。
不幸的是,因為日趨嚴重的不平等,美國的經濟模式並未造福多數美國人:經通膨調整之後,典型的美國家庭經濟狀況不如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甚至連貧窮人口的比例也上升了。崛起的中國雖然有嚴重不平等和「民主赤字」的問題,但其經濟相對帶給多數中國人更多好處:在美國中產階層所得停滯期間,中國約有5億人口脫貧。無法造福多數公民的經濟模式,不大可能成為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
《浮華世界》那篇文章衍生《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書,我在當中細述該文提到的許多課題。結果《紐約時報》2013年邀請我策劃探討不平等問題的系列文章,我們稱之為「大鴻溝」(The Great Divide)系列。我希望藉由該系列進一步喚醒美國人注意我們面對的問題:我們不是我們以為的機會之地,雖然許多外國人也認為美國是機會之地。我們已經成為不平等程度最嚴重的發達國家,而且我們的機會平等程度幾乎是最差的。我們的不平等問題以無數方式呈現出來。但這不是無可避免的,也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的,而是我們的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改變政策便可能有不同的結果:更好的經濟表現(無論以什麼標準測量),以及比較平等的社會。
《浮華世界》那篇文章,以及我撰寫的「大鴻溝」系列,構成本書的核心內容。約15年來,我也替Project Syndicate每月撰寫一篇聯載專欄文章。Project Syndicate起初致力於替東歐鐵幕倒下之後、過渡至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介紹現代經濟觀念。一段時間之後,該組織大獲成功,其文章如今刊登在世界各地的報紙上,包括多數發達國家。我替Project Syndicate撰寫的文章,自然也有許多是以不平等為題材,當中一部分以及我替其他報紙和期刊撰寫的相關文章,也納入了本書。
雖然本書是以不平等為主題,我還是納入了幾篇有關近期經濟大衰退的文章,它們是我在20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一段時間,以及美國和世界經濟隨後進入「大抑鬱」(Great Malaise)期間撰寫的。這些文章值得收入本書,因為近年的金融危機和不平等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平等是促成危機的原因之一,危機令既有的不平等惡化,不平等惡化導致經濟顯著走下坡,使得經濟更難強健復甦。一如不平等本身,近年危機如此險惡和持久絕非無可避免。事實上,近年的危機並非一種不可抗力,像是百年一遇的水災或地震。這場危機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一如離譜的不平等,它是我們的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
這本書主要是談不平等的經濟學。但如我剛才暗示,政治與經濟是無法清楚切割的。在本書許多文章和我的前作《不公平的代價》中,我闡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經濟不平等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結果又加重經濟上的不平等,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美國的政治體制尤其如此,它賦予財富不受約束的權勢。隨著許多一般美國人對國家的政治運作感到幻滅,這種惡性循環變得更加鞏固:2008年危機餘波盪漾之際,當局動用數千億美元的資金拯救銀行,但對需要幫助的房貸戶相當冷淡。在財長蓋特納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桑默斯影響下(這兩人參與設計的解除管制政策,是促成近年危機的因素之一),歐巴馬政府起初不支持(甚至是反對)協助房貸債務重組的措施,也就是不支持幫助受銀行業掠奪式和歧視性放款所害的數以百萬計美國人。難怪那麼多美國人對兩大黨都失望透了。
我頂住了修改本書所選文章的誘惑,不擴寫,甚至不更新。寫這些文章時,我常為了不超過字數限制而掙扎不已,刪減了許多重要論點,但這一次我也沒有將這些刪掉的東西加回去。報刊文章的形式要求本身有許多優點:簡短有力,回應時事議題,不像多數學術文章那樣受很多限制和規矩約束。我寫這些文章時,通常是參與當下某方面的熱烈爭論,但也記住自己有較深層的訊息想傳達。我希望本書能成功傳達我對不平等議題的見解。
我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偶爾也寫一些社論版文章,但Project Syndicate 2000年邀我寫月度專欄之後,我才定期寫這種文章。這對我來說是一項挑戰,我因此遠比以前敬重那些每週必須寫一至兩篇專欄的人。相對之下,每月寫一篇的主要困難之一是選題:世界各地每月出現那麼多經濟議題,哪一個議題最有意思,而且可以用來傳播一些有較廣泛意義的重要訊息?
近十年來,我們的社會面對的核心議題中,有四個與大鴻溝(美國和許多發達國家出現的巨大不平等)有關,它們是經濟管理不當、全球化,以及國家和市場的作用。如本書指出,這四個議題是彼此相關的。不平等加劇既是我們的總體經濟苦難、2008年危機和隨後經濟長期萎靡的起因,也是它們的後果。全球化無論對促進經濟成長有何好處,幾乎肯定導致不平等惡化,尤其是因為我們的全球化管理相當失敗。我們的經濟和全球化管理失當,則與特殊利益集團在我們的政治體系中發揮的作用有關──這個政治體系愈來愈代表頂層1%的利益。但是,雖然政治是我們當前困難的部分原因,我們只能在政治運作中尋找解決方案,因為市場本身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不受約束的市場將產生更多壟斷勢力,更多金融業惡行和更失衡的貿易關係。我們必須藉由改革我們的民主體制,使我們的政府對全體公民負起較大的責任並加強照顧全民利益,才能癒合大鴻溝造成的傷害,使國家回到共享繁榮的狀態。
本書所選的文章歸入八部分中,每一部分都以一篇簡短的引言開頭,我在當中說明該部分文章的寫作背景,或是提一些之前因為受篇幅所限而被迫省略的論點。
本書以「序曲:盛世裂縫」開頭。近年危機爆發前的多年間,我們的經濟領袖,包括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可以吹噓我們進入了一種經濟的美麗新世界:以前折磨我們的經濟波動已成過去,所謂的「大穩定狀態」(great moderation)帶來了低通膨和(看似)高成長的新時代。但是,只要願意稍為深入研究的人都能看到,這一切不過是虛有其表,它們掩蓋了大規模的經濟管理失當和政治貪腐,當中一部分因為安隆公司(Enron)醜聞而曝光;更糟的是,多數美國人分享不到當前經濟成長的成果。大鴻溝正在擴大。這部分的幾篇文章描述危機如何形成及其後果。
序曲之後的第一部綜合敘述不平等現象的一些關鍵議題,收錄我替《浮華世界》撰寫的那篇〈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以及我替《紐約時報》「大鴻溝」系列所寫的開篇文章。第二部的兩篇文章回顧我早年如何對不平等問題產生興趣。第三、四、五部分別講不平等問題的面向、起因和後果;第六部討論若干重要政策構想。第七部檢視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問題和對應政策。最後的第八部講美國眼下不平等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業市場長期萎靡。我嘗試回答以下問題:我們可以如何提供體面的工作(支付可過活的薪酬),使美國恢復充分就業?本書後記是我與《浮華世界》編輯墨菲(Cullen Murphy)的一次簡短訪談,當中提到一些人們討論不平等現象時一再提到的問題,例如:美國是何時走上歪路的?頂層1%不是創造就業的人嗎?既然如此,促進社會平等到頭來是否反而會傷害99%的人?
書名: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
原文書名: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
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天下雜誌
那是美國的黃金時代,但在我少年的眼中,光明之中似乎有些暗邊。我在密西根湖南岸長大,家鄉是美國著名工業城鎮印第安納州加里市(Gary)。我在那裡看到貧窮、不平等、種族歧視,以及美國經濟偶然衰退時出現的失業潮。美國的繁榮確實值得讚美,勞工致力爭取公平分享成果,勞資衝突因此是常見的事。我聽到美國是中產社會的說法,但我看到的人基本上屬於這個中產社會的底層,而他們的意見對主導這個國家的人沒有什麼影響。
我家並不富有,但我父母因應自身所得調整生活方式──這是現實中的掙扎很重要的一部分。我穿哥哥穿過的舊衣服,母親總是在特價時買這些衣服,注重耐穿而非能省一時之錢;她說,買不耐用的東西是小錢精明,大錢糊塗。母親於大蕭條期間畢業自芝加哥大學,我成長時期,她幫助父親做保險生意。她工作時,我們這些小孩就交給我家的「幫手」艾利思(Minnie Fae Ellis)照顧,她是親切、勤勞且聰慧的婦人。我雖然才10歲,但也覺得有點不安。我那時候心想:我們這個國家據說很富有,而且人人有機會,為什麼艾利思只念了六年書?為什麼她來照顧我而不是照顧她自己的孩子?
我高中畢業後,母親實踐她一生的抱負:回學校取得教師資格,然後去教小學。她在加里市的公立學校教書;後來隨著許多白人遷離加里市,她任教的學校實際上成了一間種族隔離的學校,而她是僅餘的數名白人教師之一。67歲被迫退休之後,她去了普渡大學位於印第安納州西北邊陲的校區教書,為普及教育出一份力。她到八十幾歲時才退休。
一如許多同代的人,我迫切期望社會有所改變。人們告訴我們,改變社會是很困難的,是需要時間的。雖然我不像加里市的同輩那樣受過很多苦(只有遇到一點點歧視),我對他們的處境感同身受。我數十年後才具體研究所得數據,但我那時已經覺得美國不是某些人宣稱的那樣機會遍地:有些人可以得到很好的機會,但很多人沒有什麼機會。愛爾傑(Horatio Alger)19世紀寫的那些窮少年出人頭地的故事,至少有一部分是神話:許多勤勞的美國人永遠出不了頭。我是在美國確實得到機會的幸運兒之一:得到全美優秀學生獎學金(National Merit Scholarship)去念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這機會對我至關緊要,我日後的種種機會,可說是拜它所賜。
如我在〈美國的黃金時代神話〉一文中所言,我在阿默斯特學院念到第三年時,從主修物理轉為主修經濟學。我那時亟欲了解我們的社會為何如此運作。我成為經濟學家不只是為了了解不平等、歧視和失業等現象,我還希望出一份力,幫忙處理這些困擾美國的問題。我在麻省理工學院所寫的博士論文最重要的一章,是研究決定所得與財富分配的因素;兩位指導教授是梭羅(Robert Solow)和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他們後來都榮獲諾貝爾獎。這篇論文1966年在計量經濟學會(經濟學家的一個國際學會,其成員研究數學和統計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一次會議上發表,1969年在該學會的期刊《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上刊出,半個世紀後仍然是人們研究相關問題時常用的思考框架。
那時候,分析不平等問題的文章讀者有限,在民眾當中是這樣,甚至在經濟學家當中也是。當時人們對這題材不感興趣。在經濟學界,關注不平等問題有時甚至會遇到公然的敵意。即使美國的不平等問題開始顯著惡化,也就是約在雷根出任總統的時候,情況仍然如此。著名經濟學家、芝加哥大學榮獲諾貝爾獎的盧卡斯(Robert Lucas)便非常有力地表示:「對健全的經濟學有害的傾向當中,最誘人和……有害的一種,是集中關注分配問題。」
一如眾多保守派經濟學家,盧卡斯認為幫助窮人最好的方法,是令國家的經濟大餅變得更大。他認為關注窮人分到的餅太小會令人分心,妨礙大家致力於把餅做大這個更根本的問題。經濟學界確實有一項悠久的傳統,認為效率與分配(也就是如何把餅做大和如何分餅)這兩個問題是可以分開處理的,而經濟學家的職責是狹窄、重要但困難的:只負責想出如何把餅做到最大。經濟大餅怎麼分則是政治問題,是經濟學家應明確避開的問題。
盧卡斯此派的立場在經濟學界非常流行,難怪多數經濟學家對美國日趨嚴重的不平等問題幾乎完全視若無睹。他們不怎麼注意以下事實:雖然國內生產毛額(GDP)持續成長,多數美國人的所得停滯不前。因為忽略這事實,他們最終無法有力地解釋經濟現象,無法掌握不平等惡化的涵義,無法設計或許能使美國改弦易轍的政策。
這就是為什麼《浮華世界》雜誌(Vanity Fair)2011年邀我向廣大讀者解釋不平等問題時,我高興極了。結果我寫了〈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這篇文章,讀者人數確實遠遠超過數十年前我在《計量經濟學》期刊發表的那篇論文。《浮華世界》這篇文章討論的新社會秩序(99%的美國人同坐所得停滯的船),結果成了佔領華爾街運動的口號:「我們是99%」。本書的文章和我隨後的寫作一再呼應該文的主要論點,那就是:如果社會平等一些,幾乎所有人(包括頂層1%中的許多人)的日子都會比較美好。幫助建設一個沒那麼分裂對立的社會,符合頂層1%的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我不是試圖發起新的階級戰爭,而是想建立一種新的國家凝聚感,因為這種凝聚感已經因為我們的社會出現貧富的大鴻溝而奄奄一息。
這篇文章集中討論我們為什麼應關注不平等顯著惡化這問題:這不僅是價值觀和道德的問題,還攸關經濟學、我們社會的本質,以及我們的國家認同感。這問題甚至關乎更廣泛的戰略利益。雖然美國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軍事強國,軍費支出幾乎佔全球的一半,但我們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漫長戰爭顯示,這種力量有很大的局限:即使在比美國弱得多的國家,我們也無法明確控制哪怕只是小小的土地。美國的力量向來在於它的「軟實力」,尤其是它的道德和經濟影響力,它為其他國家樹立的榜樣以及美國理想的影響力,包括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理想和榜樣。
不幸的是,因為日趨嚴重的不平等,美國的經濟模式並未造福多數美國人:經通膨調整之後,典型的美國家庭經濟狀況不如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甚至連貧窮人口的比例也上升了。崛起的中國雖然有嚴重不平等和「民主赤字」的問題,但其經濟相對帶給多數中國人更多好處:在美國中產階層所得停滯期間,中國約有5億人口脫貧。無法造福多數公民的經濟模式,不大可能成為其他國家效法的榜樣。
《浮華世界》那篇文章衍生《不公平的代價》(The Price of Inequality)一書,我在當中細述該文提到的許多課題。結果《紐約時報》2013年邀請我策劃探討不平等問題的系列文章,我們稱之為「大鴻溝」(The Great Divide)系列。我希望藉由該系列進一步喚醒美國人注意我們面對的問題:我們不是我們以為的機會之地,雖然許多外國人也認為美國是機會之地。我們已經成為不平等程度最嚴重的發達國家,而且我們的機會平等程度幾乎是最差的。我們的不平等問題以無數方式呈現出來。但這不是無可避免的,也不是無情的經濟規律造成的,而是我們的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改變政策便可能有不同的結果:更好的經濟表現(無論以什麼標準測量),以及比較平等的社會。
《浮華世界》那篇文章,以及我撰寫的「大鴻溝」系列,構成本書的核心內容。約15年來,我也替Project Syndicate每月撰寫一篇聯載專欄文章。Project Syndicate起初致力於替東歐鐵幕倒下之後、過渡至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介紹現代經濟觀念。一段時間之後,該組織大獲成功,其文章如今刊登在世界各地的報紙上,包括多數發達國家。我替Project Syndicate撰寫的文章,自然也有許多是以不平等為題材,當中一部分以及我替其他報紙和期刊撰寫的相關文章,也納入了本書。
雖然本書是以不平等為主題,我還是納入了幾篇有關近期經濟大衰退的文章,它們是我在2007-08年金融危機爆發前一段時間,以及美國和世界經濟隨後進入「大抑鬱」(Great Malaise)期間撰寫的。這些文章值得收入本書,因為近年的金融危機和不平等有錯綜複雜的關係:不平等是促成危機的原因之一,危機令既有的不平等惡化,不平等惡化導致經濟顯著走下坡,使得經濟更難強健復甦。一如不平等本身,近年危機如此險惡和持久絕非無可避免。事實上,近年的危機並非一種不可抗力,像是百年一遇的水災或地震。這場危機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一如離譜的不平等,它是我們的政策和政治運作的結果。
這本書主要是談不平等的經濟學。但如我剛才暗示,政治與經濟是無法清楚切割的。在本書許多文章和我的前作《不公平的代價》中,我闡述政治與經濟的關係:經濟不平等導致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結果又加重經濟上的不平等,形成一種惡性循環;美國的政治體制尤其如此,它賦予財富不受約束的權勢。隨著許多一般美國人對國家的政治運作感到幻滅,這種惡性循環變得更加鞏固:2008年危機餘波盪漾之際,當局動用數千億美元的資金拯救銀行,但對需要幫助的房貸戶相當冷淡。在財長蓋特納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桑默斯影響下(這兩人參與設計的解除管制政策,是促成近年危機的因素之一),歐巴馬政府起初不支持(甚至是反對)協助房貸債務重組的措施,也就是不支持幫助受銀行業掠奪式和歧視性放款所害的數以百萬計美國人。難怪那麼多美國人對兩大黨都失望透了。
我頂住了修改本書所選文章的誘惑,不擴寫,甚至不更新。寫這些文章時,我常為了不超過字數限制而掙扎不已,刪減了許多重要論點,但這一次我也沒有將這些刪掉的東西加回去。報刊文章的形式要求本身有許多優點:簡短有力,回應時事議題,不像多數學術文章那樣受很多限制和規矩約束。我寫這些文章時,通常是參與當下某方面的熱烈爭論,但也記住自己有較深層的訊息想傳達。我希望本書能成功傳達我對不平等議題的見解。
我擔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和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時,偶爾也寫一些社論版文章,但Project Syndicate 2000年邀我寫月度專欄之後,我才定期寫這種文章。這對我來說是一項挑戰,我因此遠比以前敬重那些每週必須寫一至兩篇專欄的人。相對之下,每月寫一篇的主要困難之一是選題:世界各地每月出現那麼多經濟議題,哪一個議題最有意思,而且可以用來傳播一些有較廣泛意義的重要訊息?
近十年來,我們的社會面對的核心議題中,有四個與大鴻溝(美國和許多發達國家出現的巨大不平等)有關,它們是經濟管理不當、全球化,以及國家和市場的作用。如本書指出,這四個議題是彼此相關的。不平等加劇既是我們的總體經濟苦難、2008年危機和隨後經濟長期萎靡的起因,也是它們的後果。全球化無論對促進經濟成長有何好處,幾乎肯定導致不平等惡化,尤其是因為我們的全球化管理相當失敗。我們的經濟和全球化管理失當,則與特殊利益集團在我們的政治體系中發揮的作用有關──這個政治體系愈來愈代表頂層1%的利益。但是,雖然政治是我們當前困難的部分原因,我們只能在政治運作中尋找解決方案,因為市場本身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不受約束的市場將產生更多壟斷勢力,更多金融業惡行和更失衡的貿易關係。我們必須藉由改革我們的民主體制,使我們的政府對全體公民負起較大的責任並加強照顧全民利益,才能癒合大鴻溝造成的傷害,使國家回到共享繁榮的狀態。
本書所選的文章歸入八部分中,每一部分都以一篇簡短的引言開頭,我在當中說明該部分文章的寫作背景,或是提一些之前因為受篇幅所限而被迫省略的論點。
本書以「序曲:盛世裂縫」開頭。近年危機爆發前的多年間,我們的經濟領袖,包括聯邦準備理事會主席葛林斯潘,可以吹噓我們進入了一種經濟的美麗新世界:以前折磨我們的經濟波動已成過去,所謂的「大穩定狀態」(great moderation)帶來了低通膨和(看似)高成長的新時代。但是,只要願意稍為深入研究的人都能看到,這一切不過是虛有其表,它們掩蓋了大規模的經濟管理失當和政治貪腐,當中一部分因為安隆公司(Enron)醜聞而曝光;更糟的是,多數美國人分享不到當前經濟成長的成果。大鴻溝正在擴大。這部分的幾篇文章描述危機如何形成及其後果。
序曲之後的第一部綜合敘述不平等現象的一些關鍵議題,收錄我替《浮華世界》撰寫的那篇〈富豪所有、富豪所治、富豪所享〉,以及我替《紐約時報》「大鴻溝」系列所寫的開篇文章。第二部的兩篇文章回顧我早年如何對不平等問題產生興趣。第三、四、五部分別講不平等問題的面向、起因和後果;第六部討論若干重要政策構想。第七部檢視其他國家的不平等問題和對應政策。最後的第八部講美國眼下不平等的核心原因之一:就業市場長期萎靡。我嘗試回答以下問題:我們可以如何提供體面的工作(支付可過活的薪酬),使美國恢復充分就業?本書後記是我與《浮華世界》編輯墨菲(Cullen Murphy)的一次簡短訪談,當中提到一些人們討論不平等現象時一再提到的問題,例如:美國是何時走上歪路的?頂層1%不是創造就業的人嗎?既然如此,促進社會平等到頭來是否反而會傷害99%的人?
書名: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
原文書名: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
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天下雜誌
此書其實簡單來說是描述了美國兩股政治勢力之對抗。
回覆刪除(1) Liberal (通常屬 Democrat). 但真正之 liberal 亦嫌 Democratic Party 去得未夠盡,即太「溫和」.
(2) Republican.
如果有人不清楚文中那類人屬那種政治理念,那你讀 100 本「大鴻溝」之類的書也沒用,你根本不理解美國的政治文化。此類型書背後通常是支持(1)或(2)理念呀。
所以有時看書,最好理解一下所述各國之政治文化。指出問題非常容易,解決問題才是天下之難,要看天時地利,而最重要者:人和(人的質素)。我隨便舉一例:the cobra effec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