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鴻溝》書摘：TPP是好東西嗎？

2016年5月22日 

「台灣新總統蔡英文在就職演說中，特別提到TPP（跨太平洋夥伴協定），那段話這麼說：『〔經濟〕改革的第一步，就是強化經濟的活力與自主性，加強和全球及區域的連結，積極參與多邊及雙邊經濟合作及自由貿易談判，包括TPP、RCEP等。』TPP有那麼重要嗎？她真的懂TPP嗎？」

「你這麼小看她？蔡英文在李登輝總統任內，曾擔任台灣加入GATT與WTO的首席談判代表15年之久啊，她不會不知道TPP是什麼。今年2月中，她便曾表示，『TPP除了關稅減讓，著墨最多的就是如何讓各國法規治理、行政程序彼此協調』，可見她對這議題頗有了解。」

「有趣的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恰恰曾撰文批評TPP這一點，他說：如果想調和法規，我們可以把各國的法規調整到最高標準。但是，企業尋求的『調和』，其實是希望藉由沉淪式競爭，把法規調整至某種最低標準。」

「史迪格里茲對TPP的批判，確實挺有力的。台大劉靜怡教授在去年的文章中也曾提到這一點。劉教授在那篇文章中指出：『TPP勢將對台灣的市場進入、租稅措施、金融服務與投資管制、國營事業、農業發展、食品安全、公共衛生、環境保護、勞工權益、政府採購、電子商務、著作權與專利保護期間延長、商品標示、藥品與醫療設備方法之專利取得、資訊自由、爭端解決等諸多面向，均帶來幅度頗高的衝擊。』」

「天啊，影響這麼廣泛！那為什麼台灣兩大黨都好像認為TPP是很好的東西，台灣非爭取加入不可呢？」

「這關係到意識形態，大致上台灣朝野都認為國際貿易對台灣極其重要，不加入這種自由貿易協定非常吃虧。但其實問題遠非如此簡單，只是國際貿易議題相當複雜，一般民眾很難掌握其中關鍵，很難辨明當中的利弊，所以就被少數人牽著鼻子走，認為台灣不能閉關鎖國啦，要拚經濟就要開放，就要支持自由貿易啦，bla bla bla……」

「那麼一般人要如何加深對這問題的認識呢？」

「我想閱讀史迪格里茲的文章，多少有幫助。參與所謂的自由貿易遊戲，一定會產生贏家和輸家。史迪格里茲有句話，令我印象特別深刻：『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些支持自由貿易的舊理論也只是說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並沒有說贏家會補償輸家。』」

【本書摘為原譯版本，與博客來頁面提供的版本略有不同。】 

文章標題為〈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原文為On the Wrong Side of Globalization，2014年3月15日刊於《紐約時報》。

貿易協議是可以令人昏昏欲睡的話題，但也是我們所有人應當關注的事。目前磋商中的一些貿易協議若付諸實行，多數美國人恐怕將站在全球化錯誤的一邊。

針對這些協議的對立觀點，實際上正在撕裂民主黨，雖然你從歐巴馬總統的言辭看不出這一點。例如在國情咨文中，他只是溫和地提到「新的貿易夥伴關係」將可「創造更多職位」。目前正在協商的是《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這協定一旦談成，環太平洋的12個國家將構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TPP的談判始於2010年，而據美國貿易代表的說法，其目的是降低參與國之間的關稅和減少貿易障礙，促進貿易和投資。但是，因為相關談判秘密進行，我們只能仰賴外洩的草案去推測協議的條款。在此同時，美國國會今年引進一條法案，賦予白宮「快速通關權」（fast-track authority），避免受國會議員的拖延戰術困擾：白宮使用這項權力時，國會只能通過或否決提交審議的貿易協議，不能修訂其內容。

此事激發激烈爭議，而這是大有道理的。基於外洩的內容，以及以往貿易協議的安排，我們不難推斷出整份TPP的模樣，而情況看來令人擔心。該協定很有可能嘉惠最富有的一小群美國人和全球精英，同時損害所有其他人。我們竟然會考慮締結這樣的貿易協議，證明不平等對我們的經濟政策有極深的影響。

更糟的是，像TPP這樣的協議不過是一個更大問題的其中一面，而這問題便是：我們管理全球化的方式非常不恰當。

先談一點歷史。大致而言，現在的貿易協議與二戰之後數十年間的協議大不一樣：當年的貿易談判以降低關稅為焦點。各方降低關稅的結果是貿易顯著成長，各國可以發展自己有優勢的產業，生活水準因此得以提高。有些職位會消失，但也會有新職位產生。 

現在的貿易協議則有不同的目的。世界各地的關稅已經相當低。貿易談判的焦點已經轉向「非關稅貿易障礙」，而對推動相關談判的企業利益來說，各國的法規是最重要的非關稅貿易障礙。巨型跨國企業抱怨，各國不一致的法規推高了商業成本。但多數法規即使有瑕疵，是有理由存在的：它們保護勞工、消費者、經濟和環境。

而且，這些法規往往是政府因應公民的民主要求而建立的。如今貿易協議的推動者委婉地表示，他們只是希望「調和法規」，彷彿他們只是單純地希望藉此促進效率。當然，如果想調和法規，我們可以將各國的法規調整至最高標準。但是，企業尋求的「調和」，其實是希望藉由沉淪式競爭，將法規調整至某種最低標準。 

當TPP這樣的協議規管國際貿易時，各國均同意奉行某種最低標準，跨國企業便能恢復某程度的肆意妄為，就像它們在美國1970年制定《潔淨空氣法》和1972制定《淨水法》之前，以及2008年的金融危機爆發之前那樣。所有地方的企業都大有可能認同廢除各種法規有助增加盈利。在企業的遊說下，貿易談判代表可能會相信這些貿易協議將能促進貿易和提高企業盈利。但是，這種協議也將製造出大輸家，也就是我們絕大多數人。

因為涉及如此重大的利益，容許貿易談判秘密進行是特別危險的事。環顧全球，負責貿易事務的政府部門受企業和金融界操控是相當普遍的事。當貿易談判秘密進行時，民主程序無法發揮必要的制衡作用，限制這些協議的負面影響。 

TPP談判保密，本身便可能足以引發重大爭議。我們因為資料外洩而知道的一些細節，則令這協議更令人不快。它最惡劣的地方之一，是容許企業藉由國際仲裁庭向政府尋求賠償，而且不限於針對政府不公平地沒收企業財產之行為，還可以針對法規導致企業潛在利潤縮減而尋求賠償。這並非只是理論上的問題。菲利普莫里斯（Philip Morris）便已試圖利用這種方法對付烏拉圭，聲稱該國贏得世界衛生組織讚賞的反吸菸法規不公平地損害該公司的利潤，違反了瑞士與烏拉圭的雙邊貿易協定。就此而言，最近的貿易協議有點像歷史上的鴉片戰爭：西方強國成功迫使中國開放鴉片進口，因為這些國家認為這對糾正它們與中國之間的嚴重貿易失衡非常重要。

已經納入其他貿易協議的一些條款，在某些國家正被用來削弱環保和其他方面的法規。開發中國家為簽訂這些協議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它們因此得到更多投資的證據則既薄弱又富爭議。雖然這些國家是最明顯的受害者，但同樣的問題也可能發生在美國身上。我們不難想像以下情況：美國企業在某個TPP成員國建立一家子公司，藉由該子公司在美國投資，然後利用美國企業所沒有的「外資」公司權利，對美國政府採取法律行動。這同樣不是純粹的理論問題。已有若干證據顯示，企業選擇將資金配置在各國時，會考慮哪些地方賦予它們最有利的法律地位去對抗政府。 

TPP還有其他有害的條款。美國近年正努力降低醫療成本，但是TPP將令學名藥變得比較難引進，因此將推高藥價。在最窮的國家，這不只是幫助企業發財而已：成千上萬的人將因此不必要地死去。沒錯，研發活動當然應該獲得補償。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設有專利制度。但是，專利制度理論上應審慎平衡保護智慧財產權和另一個重要目標：促進知識的流通。我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經指出，有公司濫用我們的制度，試圖替令婦女容易罹患乳癌的一些基因註冊專利。美國最高法院裁定這些專利無效，但在此之前已經有很多婦女因此不必要地受苦。貿易協議提供了更多濫用專利的機會。

令人擔心的事還有不少。從外洩的談判資料看來，TPP可能將使美國的銀行比較容易在世界各地銷售高風險的金融衍生商品，而這可能會釀成嚴重的金融危機，就像導致近年經濟大衰退的那場危機一樣。

儘管如此，仍有一些人熱烈支持TPP和類似的貿易協議，包括許多經濟學家。他們之所以能夠支持這種協議，是拜虛假、已被拆穿的經濟理論所賜；這種理論能夠繼續流傳，主要是因為它們對最富裕的極少數人有利。

自由貿易是經濟學早期的核心信念之一。這理論指出，貿易確實會產生贏家和輸家，但贏家總是能夠補償輸家，自由貿易（或甚至只是比較自由的貿易）因此對雙方皆有利。不幸的是，這結論是基於大量假設，而當中有很多根本是錯的。

例如那些舊理論根本忽略了風險，假定勞工可以毫無障礙地轉換工作。這種理論假定經濟處於充分就業的狀態，受全球化影響而失業的勞工因此可以快速地轉換跑道，從低生產力產業轉進高生產力產業（低生產力產業之前興旺，是因為關稅和其他貿易障礙擋住了國際競爭）。但是，當失業率居高不下時，尤其是當很大比例的失業者長期失業時（美國目前正是這樣），這種假設是脫離現實的。

眼下有2,000萬美國人希望全職工作但找不到這種職位。數以百萬計的人已經放棄求職。因此，在受保護的產業從事低生產力工作的人，確實很頗大的風險：他們大有可能加入失業大軍，成為零生產力的人。連保住工作的人也會因此受傷害，因為失業率升高會令薪資受壓。

我們的經濟為何未能像理論中的理想狀態那樣運作，是個可以爭論的問題──是因為總合需求不足嗎？還是因為我們的銀行對投機和操縱市場更有興趣，因此忽略了放款，導致中小企業資金不足？不過，無論原因為何，這些貿易協議確實可能加重我們的失業問題。

我們的經濟表現差勁，原因之一是我們的全球化管理失當。我們的經濟政策鼓勵企業將工作外包出去。海外廉價勞工生產的商品，可以便宜地運到美國銷售。美國勞工因此知道自己必須與海外勞工競爭，他們的議價能力因此變弱了。美國全職工作的男性勞工實質所得中值如今低於40年前，上述問題正是原因之一。

美國目前的政治運作加重了這些問題。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那些支持自由貿易的舊理論也只是說贏家可以補償輸家，並沒有說贏家會補償輸家。事實上，他們沒有這麼做──實際情況是恰恰相反。貿易協議的倡導者常常說：美國若想保持競爭力，不但必須壓低薪資，還必須減稅和減公共支出，尤其是要削減造福一般民眾的支出。他們說，我們應接受種種「短痛」，因為長期而言，所有人都將受惠。但是，實際上幾乎沒有證據顯示這些貿易協議可以促成較快較強的經濟成長，又或者長期而言多數勞工可因此受惠。

批評TPP的人非常多，因為支撐該協議的程序和理論已徹底喪失公信力。反對力量不但興盛於美國，在亞洲也很茁壯，而相關協商在亞洲已陷入僵局。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瑞德（Harry Reid）帶頭全力反對賦予政府促成TPP的快速通關權，看來已賦予我們一點喘息的空間。認為貿易協議犧牲99％的人、圖利企業的陣營看來贏了這場小衝突。不過，我們眼前還有一場更大的仗，那便是設法確保貿易政策（廣義而言是全球化）的設計可以提升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水準。這場仗的結果目前仍不確定。

在本欄的系列文章中，我一再強調兩點。第一點是美國眼下嚴重的不平等，以及近30年來不平等大幅惡化的趨勢，是一系列的政策、方案和法律累計產生的結果。因為總統本人已經強調，抑制不平等應該是美國的首要任務，所有的政策、方案和法律都應該從它們如何影響不平等程度這角度去檢視。類似TPP的貿易協議對促成當前的嚴重不平等有重要作用。企業可以從中獲利，以傳統方式衡量的GDP也可能會增加（雖然這遠非確定的事），但是一般民眾的福祉很可能將因此受損。

由此就講到我一再強調的第二點：涓滴經濟學是一種神話。TPP這種協議可以造福企業，但未必能惠及中間階層，社會底層就更不用說了。

相關文章：《大鴻溝》書摘：前言 

書名：大鴻溝：從貿易協定到伊波拉病毒，撕裂的階級擴大衝擊全球社會公平
原文書名：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作者：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
出版社：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