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典

2016年8月26日

昨天台灣最熱的新聞人物應該是新獲任命的政務委員唐鳳，一些譯者提到「萌典」是她做出來的。謝孟宗先生便說：「輾轉得知萌典也是她的手筆，真是嘉惠我等文字工作者。自從線上國語辭典變成會強制跳回首頁，沒有萌典，我還真不曉得要怎麼翻譯和寫作。」

唐鳳創造「萌典」，對必須經常在電腦上查中文字詞的人來說，說得上功德無量。不過，說起來這也是因為台灣教育部的線上國語辭典實在太爛──不是內容爛（萌典的國語辭典內容與教育部相同，主要貢獻在於介面好用太多），而是介面其爛無比；最主要的一點，就是你隔一段時間沒用，它會跳回首頁，迫使你重新點入。（當然還有其他問題，例如字體難看，但那已經算是小事了。）

這個強制跳回首頁的設計，真會令用戶不堪其擾，實在是極度愚蠢的設計。官僚體制做出這種蠢東西，一點也不奇怪，奇怪的是這麼多年來，一直不願改進。我不知道這個蠢設計目的何在，或許是為了做業績、衝人氣，因為該辭典頁面上有「總人次」記錄，大概是要強制跳回首頁，才可以人為提高這個使用次數統計。

我常用的另一個線上工具，是國家教育研究院的專有名詞資訊網，雖然沒什麼令人驚艷之處，但光是沒有強制跳回首頁這種蠢設計，便已經好太多了。

萌典還提供可以離線使用的桌面版，有需要的人不要錯過。

金融業的貓鼠遊戲

2016年8月22日

顏擇雅論兆豐案，頗有慧見。我未了解兆豐案的詳情，無法具體評論，但容我講一點可能離題的聯想。

近年國際上金融機構因為牽涉洗錢或其他違法嫌疑，遭美國監理當局重罰的案例並不罕見：2012年，匯豐（HSBC）便在美國因為洗錢問題遭罰19億美元；2013年，美國最大的銀行JP摩根因為房貸擔保證券（MBS）方面的問題，同意支付130億美元（你沒看錯，我也沒寫錯，確實是130億美元，也就是約四千億台幣），了結美國政府對該公司的相關調查。

相對於匯豐和JP摩根那種規模的罰款，兆豐1.8億美元的罰款雖然不能說輕，但真的只是零頭而已。

因此，我們或許可以說，兆豐一案反映了台灣企業一些嚴重的問題（如顏小姐所講的不願投資在人才上，結果因貪小便宜而吃大虧）。那我們該如何理解國際金融機構比兆豐嚴重得多的違規問題呢？它們也像台灣的銀行那麼不專業嗎？

近年我偶爾會聽到香港人說，現在要在香港替公司開銀行戶口，非常非常麻煩（可能比停掉有線電視的服務更麻煩，連希特勒都搞不定）。這反映什麼呢？當然是因為金融法規變嚴了。金融法規變嚴是為了什麼呢？當然是為了防止各種利用金融體系行騙、洗錢、作弊之類的惡行。但常言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金融騙徒（或利用金融作惡的人）就像西遊記中想吃唐僧肉的妖怪，是非常積極的「創業者」，而金融監理人員則像西遊記中天庭的兵將，是領薪水的公務員；你說在這種競賽中，誰佔上風呢？

金融業的問題，歸根究底大概就是人性和道德問題：太多業者不甘心老實做好金融業支援實體經濟的本分，無所不用其極地鑽漏洞，投機爛賭之餘，也以金融財技掠奪世人的財富。金融業其實是個信譽掃地的行業（金融海嘯是誰搞出來的？），加強法規監管絕對有必要，但這個業者與監理者之間的貓鼠遊戲意義何在？真能創造什麼產值嗎？

當各行各業都喪失互信時，我們其實與活在地獄中相去不遠。

顏擇雅論兆豐案：

我認為兆豐被罰1.7億美元，只是剛剛好而已。如果所有金控公司都因此受到警惕，趕緊補強法務部門的國際化能力，這宗罰款給台灣創造的產值絕對會是 1.7億美元的好幾倍。我們應該要謝謝美國政府才對。

幾十年了，台灣一直要發展服務業，但我們只看到服務部門創造的大量就業機會都是低薪長工時，高薪知識工作一直很少，需要國際化能力的更少。相對應的就是一堆博士找不到工作，年輕學子也不想再出國攻博。

大家總罵流浪博士學的是產業不需要的東西。兆豐案，和前不久的第一銀行隔空取款案卻告訴我們，是企業心態大有問題。是企業打心底不想聘僱高水準人力。連最必要最不能省的投資也不想。企業明明有獲利，卻不願為長遠發展做投資，難怪我們薪資起不來。

如果第一銀行有花錢聘僱國際第一流的資安顧問，怎會倫敦分行被侵入還不知？你抱怨台灣沒人才，倫敦總不可能沒人才吧，你怎不花錢請？

兆豐的出事地點是紐約，也是很可笑的。怎樣，你要抱怨紐約缺金融法務人才嗎？

駭客認證與譯者認證

2016年8月22日

日前譯一本內容相當有趣的書，當中提到「白帽駭客」（white-hat hacker）這一行，他們也就是所謂的善良駭客（ethical hackers），從事電腦網絡的滲透測試工作（penetration test），協助客戶辨明系統保安漏洞。白帽駭客是相對於黑帽駭客（也就是惡意駭客）而言。

書中談到白帽駭客的一項資格認證，我覺得很有意思：

//駭客的資歷和背景相當多元，滲透測試人員並無公認的行業標準，但有「道德駭客認證」（Certified Ethical Hacking）：只需要上五天的課，通過一個四小時、一百二十五題的考試，便能取得這資格。在滲透測試界，幾乎所有知名高手都認為道德駭客認證非常公式化，提供的訓練顯然不足和過時；他們甚至多數認為，個人履歷表最好不要列出這項資格。

提供這項駭客認證的國際電子商務顧問局宣稱，它為資訊安全研究者提供的培訓「是全球最先進的道德駭客課程，內容涵蓋19個最新的資訊安全領域，都是道德駭客增強所屬組織的資訊安全時會想了解的。……課程結束時，你將掌握市場渴求的駭客技術，並獲得國際公認的道德駭客認證！」//

也就是說，那項「道德駭客認證」在駭客界沒什麼地位，高手根本不放在眼裡。

 

台灣算是很熱衷考證照的地方，有時我會看到新聞說某某學生未畢業就考了多項證照，言下之意是該學生很懂事、很有職場競爭力意識，懂得為自己的職業做好準備。

高度專業的領域通常有嚴格的專業資格認證，例如醫師、律師和會計師都有公認的資格和經驗要求。對技術有要求的工作，例如廚師或甚至是飲料調製，在台灣都有證照可以考。翻譯方面則有「中英文翻譯能力檢定考試」，有些譯者便會在自我介紹中註明自己是「教育部檢定合格英譯中譯者」。

我看中國有關翻譯業的報導和評論，偶爾會看到有人強調翻譯業非常需要政府介入加以規範，協助糾正一些業界亂象（例如劣譯充斥、譯酬低賤之類）。我對政府介入的作用頗有懷疑，但也不敢斷然否定。

我沒考過台灣的翻譯能力檢定考試，也不打算去考，但我覺得年輕譯者如果通過這項考試，多少可以證明自己的能力。當然，有志於翻譯工作的人，如果負擔得起時間和金錢，可以去念翻譯研究所。

取得這些資格和認證，除了經由這過程鍛鍊自己的翻譯能力外，當然也是希望有助自己加入翻譯這一行，能比較順利地接到工作。畢竟如果你完全沒有相關資歷，又沒有人脈的話，要入行是會有點困難的（當然市場上有一些極低薪的爛工作或許不難接到，但你大概不會想做那些）。

好了，我囉嗦了這麼多，其實想講的話很簡單：市場上有一些學校，提供所謂的口筆譯「國際認證」課程，但那種認證在翻譯業界眼中，地位恐怕比「道德駭客認證」在駭客界的地位還不如。因此，有志於翻譯工作的人，選擇進修課程時務必小心，不要貪圖虛有其表的「國際認證」，課程本身的品質才是關鍵。

再談校稿

2016年8月10日

看到某同業談到譯文被改壞了的問題：

//好的譯者不見得站在最後一關。……我的意思不是千錯萬錯都是老闆的錯。而是這種事情有很多環節上會有問題。例如一家糖果公司新推出一款要打「Fun」的產品，外國譯者寫了一句：「Fun is the name of the game！」後來，產品轉到了某個環節的人才手中，那人也許心想：「我們又不是做遊戲的，為什麼是name of the game？根本亂譯！」所以在這環節就把這句話改成了很沒感覺、又荒謬的台式英文。

看久了，也就看開了。當然不是說譯者和編輯一定完美，只是每個工作都有專業。當行銷、廣告、代理等等行業需要用語言來包裝產品時，為何要自曝其短？算了，反正說到底，大家都是語言專家。大家翻譯和語言能力最好了，絕對可以當個專業的譯者過生活。像我一樣的坊間譯者都很爛的啦！亂譯！（自暴自棄）//

看久了，真的就看開了嗎？

未必啊，其實你很可能還耿耿於懷，只是把自己的忿恨和不甘壓抑起來，裝作沒事而已。

這時候可能會有人想說：「要溝通啊，好好溝通就能解決問題。」可惜這種話即使出自好心，聽起來往往就像風涼話。現實中一些千奇百怪的狀況，絕非溝通就能解決。

校稿涉及一些恆常的問題，除了文字品味和技術能力之外，校稿者的性格也是關鍵因素：有些人就是喜歡改到自己滿意為止，結果是把譯者的文字改到近乎面目全非。原則上委譯者有權將譯稿改成自己滿意的模樣，但這種細改是理想的作業方式嗎？當然不是。高明的編輯大概很少會細改譯稿，他會盡可能選擇信得過、合得來的譯者，期望拿到不怎麼需要改的譯稿。一般情況下，譯者是花了最多功夫理解原文的人，而認真的譯者也必然會盡力去想出最合適的表達方式，所以校稿者不要輕易否定譯者的判斷；明顯的筆誤或理解錯誤，當然可以逕自改之，但如果你委託的譯者真的可靠，這種錯誤不會很多。

我說溝通有時不能解決問題，主要是因為即使你非常努力地說明自己的看法，還是會有溝通不了的情況。有次我與某人有點爭論，我解釋了一番後，對方終於說出一句我認同的話：「If you yourself can not tell good from bad, I agree we should stop.」對啊，既然你都無法分辨好壞對錯，我們還爭論什麼呢？

我講這些話，是因為我很厭惡自己的譯稿被人大改嗎？如果你沒有把對的改成錯的、把簡潔的改成累贅的、把對味的改成突兀的，其實你怎麼改我並不在意，我也絕不會說我的譯稿不能改。至於幫我糾正錯誤、幫我把譯文改得更可讀的人，我當然是感激的。

相關文章：

校稿

剃人頭者，人亦剃之

職業譯者的自言自語

2016年7月31日

A：欸，你把那篇〈職業譯者的自我修練〉又貼了一次，說自己非常慚愧，正重新開始修練。如果明年這個時候，你還是非常慚愧地必須重新修練，你又要再貼一次嗎？這樣豈不好笑？

B：哈哈，如果是這樣，可能就不好意思再提了吧。不過，我這個星期確實有進步，平均日產量應該是今年以來的新高。

A：但我覺得這不值得欣喜，因為一來你是迫於交稿期限，不得不努力；二來你的日產量在週三創新高之後，連續三天下降，趨勢很不妙啊。

B：哎，你可真是明察秋毫啊，世事都被你看透了。情況確實就像你講的，不過我也有一點進步，那就是把一天要看的報紙，基本上都押到傍晚和臨睡前再看。這當中我有幾點體會。首先是積重難返的道理：壞習慣形成之後，要改掉真的非常困難。好不容易堅持了幾天，情況似乎大有改善，但只要稍為鬆懈，你便不由自主地逐漸向頑固的惡習靠攏。因為積重難返，所以防微杜漸、避免養成壞習慣，真的很重要。

A：確實是這樣。要養成好的新習慣，藉此戒掉惡習，從來就不容易。

B：所以大概要更警惕吧，一發現自己又在磨磨蹭蹭，又在網路上漫無目的地閒逛，就要趕快重新投入工作。

A：口說容易，做起來才困難。我覺得你可能需要一些實用的方法幫助你，例如一些什麼生產力促進工具之類，譬如找一些app記錄你的時間都花在哪裡了，方便自己檢討表現。

B：我知道有這種東西，但我希望盡可能保持簡單；我怕試用那些工具，反而耗費我的時間，所以暫時可能不會試用了。其實有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就是工作效率跟在譯什麼有很大的關係。首先是翻譯難度，如果是譯自己熟悉的題材和內容，效率當然會好一些。有時候磨磨蹭蹭是因為譯到某個地方卡住了，就會很想去逛一下網路，結果一逛就逛到天涯海角去了。再來就是有時譯到一些寫得不好的原文，例如非常囉嗦，又或者內容根本就令人反感，這樣你就很難一直保持效率譯下去。

A：先講卡住的問題。這問題有個很實際的應付方法，就是先跳過，繼續譯下去。有時你譯到後面，前面的問題自然就想通了；即使還是想不通，至少你沒有一直卡在那裡浪費自己的時間。這一點我想你要學起來。再講原文令你厭惡的問題。你知道有人說，所謂專業，就是你不喜歡的東西，也能夠把它做好。

B：我知道這說法。是有一點道理，但太簡化了。譯者再專業，也不是機器，總是有自己的偏好和情緒，不可能一直像機器那麼穩定。不過，我同意不能太情緒化，工作答應了就要盡力好好完成。或許接案時要更小心，避免接到實在不適合自己的。

A：道理是這樣，但有時候很難做到。例如你要跟新的出版社建立合作關係，那麼對方最初委託的書即使你不喜歡，最好還是接下來。再來有一點令人擔心，就是所謂的出版業寒冬，相信你略有所聞。你看Pokémon GO一推出，全球一片瘋狂，但現在台灣出版的翻譯書，一刷賣得掉就偷笑了，情況天差地遠。出版產業若變慘業，難免會經歷較大的調整，到時翻譯的機會可能會減少，譯者能接到書可能就要慶幸了，還能挑書嗎？

B：這問題確實有點令人擔心。但情況複雜，牽涉頗廣，譯者想太多也沒用，有書譯的時候便認真譯，做好份內事最實在。如果有一天整個行業嚴重萎縮，那也沒辦法。這種情況近十年來其實也不罕見，你看以前證券業大家說是金飯碗呢，但現在大家都用網路下單了，許多證券營業員如果還沒轉業，根本就慘兮兮的，不少人要靠自己買賣，也有不少人要兼其他工作才足夠維生。

A：嗯，確實是這樣。所以即使喜歡譯書，最好還是維持一些其他翻譯工作吧。

張許 - 譯名趣事

2016年7月11日 

【明報文章】英國能源及環境變化部國務大臣利雅華（Andrea Leadsom）的譯名，引出外國人名中譯的諸多趣事。兩岸三地之前有關她的中譯名至少有「黎瑟姆」「李德森」「利德森」三種，最終由英國駐港總領館為她改了個官方中文名。

但官方譯名亦未必能一錘定音，除香港外，內地和台灣都不跟英國官方的中文譯名，例如已故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H Thatcher），內地就譯撒切爾，台灣則稱柴契爾；現任內政大臣文翠珊（Theresa May），內地譯特蕾薩．梅，台灣譯梅伊。類似例子不勝枚舉。地名亦是如此，加西省份 British Columbia，內地譯名為「不列顛哥倫比亞」，香港人以及當地華人卻習慣根據其英文縮寫 BC稱之為「卑詩省」。同樣，一個 San Srancico香港譯成三藩市，台灣譯成舊金山，而在內地出版的世界地圖上，卻赫然譯成聖弗朗西斯科。

兩岸三地的英文名中譯各有所本，港譯以粵音為準，兩岸則以國語（普通話）發音。由於廣東人是較早出外闖世界的中國人，至今很多兩岸三地的標準譯名，都是粵音，如華盛頓、夏威夷、麥當勞等，用普通話讀都與原名相去甚遠。但荷李活（Hollywood），海峽兩岸就都譯作好萊塢。

外國人名中譯多取姓氏，但英文名同姓者甚多，一家人可用老小來區分，如美國兩任總統老布殊與小布殊，如英國工黨兄弟巨頭文立彬和文禮彬。但若是非親屬關係的同姓且都屬同期重要人物，就頗傷腦筋。如美國總統列根（Ronald Reagan），內地譯里根，台灣譯雷根。但在其內閣中，有一位財長名 Donald Regan，於是，內地將他譯為里甘，台灣則將他譯為黎根。

譯名選字大體、優雅，也與三地語言有莫大關係，如足球明星碧咸（David Beckhaｍ）用內地譯貝克漢姆或台灣譯法貝克漢來讀，港人都會不知所云；同理，美國網球名宿 Brad Gilbert港譯基拔，兩岸國語人讀來，也會感覺不雅。

書摘：從華航罷工談到科技、工作與異化

2016年6月29日

《秘密讀者》編輯委員印卡發表於端傳媒的〈華航罷工的地理學想像〉，提到大衞．哈維（David Harvey）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

//哈維的《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十七章「生活的異化」，關於工作時數與技術關係的討論，在這個當下相當適合閱讀。為何科技越發達，工作越吃重？在書中提到，機器人的發展反而威脅勞動者的工作權，是一個例子。在華航罷工事件中，一班來往工作與居家的列車，為何是前往工作地點而不是回家，則是另一個例子。這本書最真摯的提醒或許是：不讓你閒暇，就是控制你不讓你反抗。//

這誘使我翻閱《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第17章「人性的反叛：普遍的異化」，把我譯過但已淡忘的相關段落再看一遍，看完覺得哈維的論述相當精采（當然，比起暢銷作家如 Michael Lewis和 Malcolm Gladwell，哈維的文字遠遠沒有那麼有趣和易讀，一般讀者必須耐下心來才能看得下去，才有機會領悟當中的深意；哈維的論述能吸引到許多嚴肅的讀者，當然是有道理的），忍不住做了一點書摘與大家分享：

//新技術的應用本來應該可以減少勞工的工作時數，但多數人卻發現自己的工作時間變長了。不過，這也有它的社會作用。允許愈來愈多人有空去追求自我實現，對資本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不利於資本繼續穩當地在職場和市場控制勞工。高茲（Andre Gorz）寫道，資本主義「經濟理性容不下既不生產也不消費商業財富的真正閒暇。它不給受雇者閒暇不是因為客觀上必須如此，而是它的源起邏輯使然；工資的設定，必須以誘使工作者盡最大努力為原則。」工會提出的工資要求「實際上是唯一不損害經濟體制的理性要求」。理性消費（理性是針對資本的不斷積累而言）變成是資本生存下去的絕對必要條件。「另一方面，與工作時間、工作強度、工作的組織和性質有關的要求則充滿顛覆性的基進主義（radicalism）；它們不能以金錢滿足，它們衝擊經濟理性本身，進而挑戰資本的權力。一旦人們發現不是所有價值皆可量化，不是所有東西都能用錢買到，而且錢買不到的還是必要、甚至是唯一必要的東西，『基於市場的秩序』便受到可能動搖根基的挑戰。」如那個「無價」廣告所言：「有些東西錢永遠買不到，除此之外，萬事達卡為你達成。」

「使個體相信，他們獲得供應的消費品和服務，足夠補償他們為獲得這些商品而必須作出的犧牲，相信消費構成個人幸福的港灣並使他們與眾不同，往往是商業廣告這一行的工作。」在這領域，「廣告狂人」（廣告如今占美國經濟活動相當大一部分）成為主角，對社會秩序造成巨大破壞。他們的關注焦點是民間的企業和個人。他們的任務是說服人們消費「並非必要、甚至毫無用處」的商品。商品「總是被描述為含有奢華、豐盛和夢幻的元素；這些商品替它的購買者貼上『幸福和優越人士』的標籤，藉此保護他們免受理性化世界的壓力，不必承擔做個有用的人的義務。」高茲將這些商品定義為「補償型商品」，「人們渴望得到它們，可能主要是看中它無用的特質而非它的使用價值，因為正是這種無用的特質（例如，一些非必要的小玩意和裝飾品）象徵著購買者逃離集體世界，進入個人可以完全自主的港灣。」廣告狂人已證實精通推銷的，恰恰是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和無用特質。這種過度的消費主義與滿足人類的需要和渴望是有深刻矛盾的。這觀念連現任教宗也認同。他在最近一次宗座勸諭中抱怨：「當代社會提供的無限消費和消遣可能，導致所有層面皆出現某種異化，因為當社會的組織、生產和消費形式使人較難奉獻自己和建立人與人之間的團結關係時，社會便異化了。」

但是，如高茲指出：「因為覺得工作帶來的消費機會是足夠的補償、因此接受工作異化的功能型工作者，必須同時成為社會化的消費者，才能以這種狀態存在。但是，只有一個市場經濟領域和與之相隨的商業廣告，才能製造出這些社會化的消費者。」1968年的革命運動雖然自誇追求個人自由和自主權以及社會正義，但結局恰恰如此──迷失在異化消費主義的世界，沉沒在豐富的補償型商品中；擁有這些商品被視為人類慾望市場中自由選擇的標誌。//

有關異化

哈維在這一章有關「異化」這概念的幾段說明，也很值得看：

//異化（alienation，又譯疏離）的動詞alienate有多種意思。作為法律用詞，它是指將產權轉讓給別人。例如，當我將一塊土地賣給別人時，便是將它的產權轉讓了出去。在社會關係方面，它是指對某個人或體制或某項政治事業的感情、忠誠和信任變淡，可能轉移至另一標的上（有時可能是在有心人的引導下）。對人或體制（例如法律、銀行、政治制度）的信任異化（也就是喪失），可能極其嚴重地損害社會結構。作為被動的心理現象，異化是指疏遠了某些重要關係，變得孤立。我們為了某些無法說清、無可挽回的損失感到悲痛時，便是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異化。作為主動的心理狀態，異化是指對於自己實際或覺得被壓迫或剝削感到憤怒和充滿敵意，並以行動發洩這種憤怒和敵意，有時會在沒有明確原因或合理目標的情況下，以激烈行為宣洩對世界的不滿。例如，當人們因為生活中缺乏機會或努力追求自由、但結果受人宰制而感到沮喪時，便可能會出現異化的行為。

這種含義的多樣性是有用的。勞工合法地將約定時間內的勞動力轉讓給資本家，以換取薪資。在這段時間內，資本家要求工作者忠誠地服務，而且要相信資本主義是產生財富和造福人類的最佳體制。但是，在勞動合約期間（因為工作辛苦，通常還包括勞動之後的一段時間），工作者疏離了他的產品、其他職工、大自然以及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工作者自身的創造本能受挫，感到失落和悲傷，便體驗到和內化了這種剝削與剝奪。最後，這名工作者不再悲傷憂鬱，轉為對他的異化直接來源動怒，可能是對使他過度勞累的老闆，也可能是對不體諒他的疲累而提出食色要求的伴侶。當他處於極度異化的狀態時，這名工作者會破壞他工作場所的機器，或是對家裡的伴侶砸東西。

異化這主題存在於本書已檢視的許多矛盾中。在交換價值的支配下，與商品的有感接觸（其使用價值）喪失了，與自然的感官關係被阻斷了。勞動的社會價值和意義在金錢的代表形式中變得模糊了。以民主方式達成集體決定的能力，在孤立的個人利益與國家權力彼此矛盾的理性的永恆交戰中喪失了。社會財富因為流入私人口袋而消失了（製造出一個財富私有、汙穢公有的世界）。價值的直接生產者與他們生產的價值變得疏離。階級的形成使人與人之間出現了不可弭平的鴻溝。分工盛行之下，我們愈來愈難從日趨零碎的部分看到整體。即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大肆吹捧為資產階級的最高美德，社會平等和社會正義的希望已告幻滅。資本實現領域中的剝奪式積累（例如，藉由迫遷或在房貸違約時沒收房屋）衍生的積怨已經沸騰。自由變成了宰制，奴役便是自由。//

哈維中國演講系列

最後介紹端傳媒的「哈維中國演講系列」，當中許多概念，哈維在《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有比較完整、深入的闡述。以下是端傳媒系列報導的摘錄：

一、中國資本危機的空間轉移

哈維在講座中指出，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的成果和問題都十分巨大。而最集中的體現，就是中國的城市化。中國城市化速度和規模，都位居世界最前列，在取得了矚目的建設成就同時，也造成了許多必須正視的問題——如城鄉收入差距迅速拉大、自然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等等。

哈維強調，危機是可以在空間轉移的。當資本無法在一個區域實現積累和增殖時，它就要尋找另外一片區域，藉由多種機制來吸納和消化過剩資本。這種通過地理擴張和地理重構，來解決資本主義經濟體內部危機的動力學機制，被哈維稱作「空間修復」（spatial fix）。哈維認為，今日的中國正在進行這樣的擴張——就像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的美國，1960年代的日本、1980年代的韓國和台灣。

在哈維看來，今日中國所走的「不過是英國、美國、日本的老路，這是一條可以被稱為『帝國主義』的道路」。不過對哈維來說，「帝國主義」不必然等同於「殖民」，其關鍵在於資本擴張的經濟邏輯。

「空間修復」的動力學機制，將中國的過剩資本和勞動力轉到世界各地，在世界範圍內尋找能夠消化中國過剩產能的空間。哈維提醒聽眾思考：中國這幾年的發展規模，在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如果這種空間修復遭遇極限，又該如何應對由發展主義邏輯導致的危機呢？

二、資本主義「螺旋失控」的麻煩

哈維總結道：資本運動是一種循環運動──生產、實現、分配、價值增殖，再到生產。這當中的驅動力，在於追逐「剩餘價值」。（剩餘價值，可簡單理解為勞動力生產的總價值扣除工資之後，由資方佔有的部分。）資本力圖將剩餘價值佔為己有，並將其投入到再生產的循環當中，以追求更大的剩餘價值。這種循環運動與其說是個「圓周」，不如說是「螺旋式上升」的過程。

哈維談到，螺旋上升的形態，是一種不易處理的形態，在英語裏就有「螺旋失控」（spiral out of control）這樣的短語。哈維指出，資本的本性，是最大限度追逐剩餘價值。但在擴大再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也就是說，資本追求更多產品、更多利潤的天性，需要無限擴大消費市場來滿足。但是，產生剩餘價值的資本主義剝削關係，會造成有限需求不足，從而限制消費市場的擴大。這必然導致一種「惡的無限性」。那是一種沒有極限的積累，為了積累的積累。可用的資源是有限的，可生產的商品量也是有限的。但是，資本採取的形式中，有一種形式沒有限度，那就是貨幣。

哈維以城市空間為例說明：在資本主義邏輯下，當前的城市化是為了投資者而建設城市，而非為了民眾宜居。人們投資不動產是為了增值，而不是為了居住。因此，全球各地都存在庫存住房難以消化的問題，少數人佔有大量房產，卻又有數不勝數的流浪者無家可歸。

哈維表示，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分析讓大家認識到：問題不在於民眾愚蠢而懶惰，問題在於資本的運動。美國當下的政治困局，正是對上述問題的體現。過去三十年內是美國史上第一次，資本積累和增長完全沒有讓勞動者獲益，生產力的增長完全被上等階級拿走。哈維以此解釋特朗普和桑德斯這類非傳統政治家的崛起──資本的動力（dynamics）轉化成了政治壓力。

三、數位新經濟、社會運動與左派的未來

哈維分享了他對當下流行的數位時代新經濟，如「萬眾創業」與「共享經濟」模式的觀察。在他看來，這些新經濟模式並沒有提供一條脫離「螺旋失控」的出路，反而只是一種新的拜物教（fetishism）形式，它並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問題，而是讓問題變得更為嚴重。

哈維認為，如今時移世易，嚴格死守馬克思在19世紀提出的結論，是一種教條主義的表現，是理論思考的無能。雖然快餐員工與產業工人有非常不同的特徵，但某種意義上說，麥當勞員工已經成為「21世紀的鋼鐵工人」。

傳統馬克思主義者，一般只着眼於生產過程中的剝削與階級鬥爭；但哈維認為，「價值實現」（消費）過程中，也存在着剝削與階級鬥爭。他強調，現在勞資關係的普遍趨勢是：資方在生產過程中有所妥協，可以給勞工開出不低的工資，卻在價值實現過程中進行回收。勞工的消費能力變得日益強大，但他們作為消費者，也正遭到層層的盤剝。因而，我們應該認真考察生產和價值實現之間的對立與統一，並對價值實現過程中的剝削與鬥爭，予以比過去更多關注。

哈維提醒，我們不能抱有幻想，覺得搭乘經濟增長的列車，就可以坐等大同社會的來臨——那是一種非辯證的經濟決定論，也是對馬克思的誤讀。哈維提出，我們當前的部分目標，就是以新的、不同於既存秩序的原則，來改造和重組日常生活，這是諸多政治行動都應該遵循的方向：為探尋一種美好的生活而努力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