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4月22日 星期五

從張忠謀的謬論談到《大鴻溝》

2016422

彭明輝老師在〈對90%人有害的思想(2):貧富差距有益經濟成長〉中提到,《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作者皮凱提(Thomas Piketty2014年底訪台,同台的張忠謀表示:「我認為只要有公平的稅制、公平的教育、社會安全網,貧富差距並不是問題,甚至我們應該要追求。例如我覺得CEO的薪水高達基層員工的好幾百倍並沒有什麼問題,這都是市場決定的。」

張忠謀的說法有嚴重的謬誤。首先,近三、四十年來,在鼓吹「小政府、大市場」、「法規鬆綁、自由競爭」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肆虐下,多數國家的貧富差距大幅擴大,造成頂層1% vs.底層99%的貧富兩極化現象,而這正正是因為金權勢力操縱政經體制,使我們無法享有公平的稅制、公平的教育和可靠的社會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張忠謀講什麼「只要有公平的稅制、公平的教育、社會安全網,貧富差距並不是問題」,不是極度荒謬嗎?

(事實上,在金融業失序擴張、監理鬆懈的情況下,金融業者以低下階層為目標,慫恿窮人借錢消費,並積極拓展次級貸款市場,為房市泡沫增添柴火,然後大玩資產證券化遊戲,最終釀成2008年的金融海嘯,禍害至今未消。)

其次,張忠謀說「CEO的薪水高達基層員工的好幾百倍並沒有什麼問題,這都是市場決定的」,言下之意似乎是:市場是公平公正的,只要是市場決定的,應該沒問題。此說大謬,因為市場不是什麼公平公正的自發秩序,而是人類創造出來的;金權勢力即使不能完全操控市場,也可以利用其龐大財力,利誘政客按照金主的意願修改遊戲規則,嚴重扭曲市場的運作。

大企業高層的薪水嚴重膨脹,其實是最近三、四十年間才發生的事。在此之前的幾十年裡(也就是二戰之後的幾十年),美國企業最高層的薪酬,大概是員工平均薪酬的數十倍,如今擴大至數百倍,真的是這些企業高層那麼厲害,對公司的貢獻增加了十倍嗎?還是因為他們特別貪婪,無所不用其極地扭曲制度、瘦下肥上呢?這一點,彭明輝老師在〈對90%人有害的思想1):貧富差距是必要之惡〉中有提到: 

//哈佛法學院教授 Lucian Bebchuk 2005 年就警告過:金融市場裡高階管理階層超乎尋常的所得,乃是來自於高階管理階層(尤其是華爾街 CEO)具有「地位上的優勢」(positional advantages),可以用損及投資大眾與總體經濟的方式來給予自己超額報酬,也就是所謂的「經濟租」(economic rent)。

諾貝爾經濟講得主 Joseph E. Stiglitz 則在《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表示:上述特殊的「優勢(議價)地位」乃是扭曲的(不公平的)法律所造成的;而 Lucian Bebchuk 教授的前述論文則具體指出如何在立法與制度上改善這種扭曲與不對等的「地位優勢」。// 

值得注意的是,皮凱提在《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指出,二戰之後那三十年是歷史上的一段異常時期:經濟快速成長,繁榮廣泛共享,所有群體均得益,而且社會底層的所得成長百分比超過上層。可惜到了新自由主義主宰世界的最近三、四十年,繁榮不再廣泛共享,貧富嚴重分化,結果是少數人暴富(包括大企業的高層),金融危機頻繁;金融海嘯之後,世界還陷入零利率、低成長的「新常態」,許多國家厲行財政緊縮,窮人的日子當然更加難過。儘管如此,我們還能聽到張忠謀那種謬論。更慘的是,許多人對這種謬論深信不疑。

彭明輝老師提到史迪格里茲(Joseph E. Stiglitz)的著作《不公平的代價:破解階級對立的金權結構》(The Price of Inequality),這是一本專論不平等問題的好書。作者20154月出版了The Great Divide: 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一書,收錄他多年來替大眾媒體撰寫的、以不平等問題為主題的文章,可讀性相當高,因為他是替諸如《浮華世界》雜誌(Vanity Fair)和《紐約時報》等媒體撰稿,面向廣大讀者,而這些媒體的編輯當然很重視文章的可讀性。

此書台灣中譯本由天下雜誌出版,書名應該是《大鴻溝》,估計近日面世。我很榮幸能翻譯這本書。史迪格里茲文筆清晰、論述有力,文章寫得很有感情,同時又有深厚的專業素養,能翻譯這樣的書,真的很開心。

以下摘錄《大鴻溝》一書中、與本文主題有關的幾段文字,讓大家先讀為快。



尋租 

「租」這個詞原來是指讓別人使用自己的土地所收到的報酬,至今也仍有這意思。租是靠產權得到的報酬,不是靠實際做什麼事或生產什麼;例如租與「工資」不同,因為後者有補償勞工付出勞力的意思。

「租」後來也衍生出「壟斷租」(monopoly rents),指純粹因為某種壟斷勢力而得到的收益。隨著時間的推移,租的意思進一步擴大,涵蓋其他產權產生的報酬。如果政府授予某公司進口特定數量的某種商品(例如糖)的獨家權利,這種專營權產生的額外報酬便是「配額租」(quota rent)。採礦權或鑽油權,以及特殊利益集團得到的租稅優惠都能產生某種租。

廣義而言,「尋租」(rent-seeking)是指我們政治體制運作犧牲大眾、嘉惠有錢人的各種手段,包括政府為富裕階層提供撥款和補助,藉由立法降低市場的競爭程度、容許執行長支取高得不成比例的薪酬(雖然《陶德法蘭克法》〔Dodd-Frank Act〕改善了情況,要求至少每三年安排股東就薪酬方案做不具約束力的表決),以及容許企業一邊破壞環境一邊賺錢。

最簡單而言,租只是一種財富再分配:財富從社會某部分流向尋租者。我們的經濟不平等,主要是尋租的結果,因為尋租在相當大程度上令財富從底層流向上層。

(所謂尋租,是指靠操縱制度分得較大份的經濟大餅,而非致力把餅做大〔也就是在沒有創造財富的情況下,靠某些手段佔得較大比例的既有財富〕。) 
史迪格里茲,The 1 Percent’s Problem


財富越是集中在有錢人手上,他們越是不願意花錢滿足公眾的需求。

有錢人不必仰賴政府提供公園、教育、醫療或保護人身安全,他們花錢就能替自己買到這些東西。在這過程中,他們與一般人愈來愈疏離,最終會喪失他們可能有過的同理心。

他們也擔心出現強勢政府,擔心政府可能運用其權力糾正過度的不平等,拿走有錢人的部分財富並投資在公益上。頂層1%可能會抱怨美國現在這樣的政府,但他們其實就是喜歡這種政府:因為囿於政治僵局,無法推動有力的再分配政策;因為太分裂,除了減稅,做不了任何事。
──史迪格里茲,Of the 1 Percent, by the 1 Percent, for the 1 Per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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