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席翻譯與說明體

2015年4月18日

達賴喇嘛東京說法；照片來源：藏人行政中央官方網

蘇錦坤先生去東京聽達賴喇嘛說法，談到會場的即席翻譯，相當有趣：

會場的法主以藏文說法，包含《般若心經》、「灌頂」及「破瓦法」，地主國在藏文宣講兩、三句之後，以日文對大眾直接翻譯，其他語言的人分別由「翻譯機」同時收聽自己的語言，翻譯機分別以不同頻道收聽大會安排的華語、英語、韓語，和一種我瞧不出名堂的語言。

即席翻譯沒多久，華語群就發現問題。負責「藏譯華語」的是台灣去達蘭沙拉出家的蔣揚，目前還俗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在漢譯結束之後，通常日語還要繼續講個兩三分鐘才算譯完。蔣揚熟諳名相與經典內容，常是半分鐘或一分多鐘不疾不徐地完成轉譯，日譯則似連珠炮，幾乎沒換氣急速地趕路講完內容。有一次法主講了三句，日譯居然翻了五分多鐘；法主在三分鐘過後開始覺得奇怪，四分鐘左右打了一個豪邁如獅子吼的噴嚏，日譯在噴嚏過後仍不改其志，繼續翻譯了一分鐘才譯完。

記得西元2000年，法主在美國洛杉磯說法，有一次兩句話，華語翻譯居然翻了三分多鐘，法主意味深長的看了譯者一眼。

……由於日譯時間過長，造成蔣揚在譯完之後還有時間跟我們補充說明重點與名相；這也是「即席翻譯」的奇談。

我一直欽佩技藝高超的口譯者，覺得這種技術實在不簡單。筆譯遇到疑難，通常可以從容地搜尋資料，再三推敲。即席口譯遇到當下譯不出來的東西，要如何是好？

多年前，我在證券公司上班時，為了配合投資銀行部門的工作，陪某中國公司的財務主管向潛在投資者推銷該公司的股票，有時要將客戶的普通話譯為英文給外國人聽。有一次可能太累了，客戶講完一段普通話之後，輪到我譯為英文，我竟然也說起普通話來……

數年前當起自由譯者之後，也曾有人問我是否做口譯，我都說不做。壓力太大了。

蘇先生提到：『即席翻譯，理應忠實反映講者的字句，譯者其實沒有「說明、註解」的空間或時間。』「翻譯說明體」這說法，可能是源自前輩譯者鄭明萱。她在〈翻譯的悲劇：翻譯家風格〉一文中提到，她『一直策勵自己絕不可用翻譯體（貌似通順但你譯他譯都一貌的翻譯八股）、吾譯體（譯張譯李不同作者都譯成你的文字風格）、說明體（把翻譯當成解釋改寫用你自己的話「白話釋本」）。當然最要不得的是「觀念偷換」，把自己的想法偷渡入原文，假成原作之口。以上標竿，當然是指原作者是風格大家，你把他風格弄沒了，他還是他嗎？但翻譯大作品之難，也正難於此。』

鄭女士這說法當然是很有道理的，但她也不忘加上一個但書：「以上標竿，當然是指原作者是風格大家。」也就是說，翻譯文字風格突出的內容，如果丟失了原文風格，會是一大缺陷，而「說明體」當然很可能會有這問題。余光中日前接受《明報》訪問，有一段話值得參考：

風格是很重要的，翻譯到了最後就是風格的問題。翻譯什麼像什麼，句子、字詞，乃至文氣都給重現出來。平白的譯得平白，疙瘩的跟着它起疙瘩，因為不是創作，而是在介紹。譯詩我字斟句酌，但戲劇就不一樣了。戲劇是演出的，針對的是觀眾。詩或散文縱然普及，可真正坐下來，是一個人在讀，讀不懂，明天再讀。然而，成千上萬的觀眾聚首一堂，演員、劇作家只有一次講俏皮話的機會，台下接不上：「對不起，你再講一遍」，那就失敗了。戲劇翻譯得愈透明愈好，那是給觀眾聽的。詩，我是譯給個人讀的。

余光中同樣重視風格，但他也提到戲劇翻譯的特別情況：因為是譯給觀眾聽的，聽得懂非常重要，通常不能要求觀眾像讀詩那樣慢慢咀嚼體會。由此看來，如果將外國劇本譯為中文演出，不可能像翻譯小說那樣忠實地貼近原文；更重要的是考慮目標觀眾的接受能力，例如說笑話時必須是觀眾隨即能懂的。此時就不是單純翻譯了，而是一種改編。

但是，一般翻譯真的切忌「說明體」嗎？我想不是。例如鄭女士那篇文章，便有讀者留言說「看了很慚愧，可能在新聞界幹久了，本人的翻譯都是說明體」，而鄭女士的回應是：「新聞報導多屬功能性資訊，重在清楚正確客觀，有時化譯為釋是必要的。記者本身文字風格並不強也不該太強，除非是名家専欄評論。」可見她也認為，「說明體」是有用的，有時可能還是必要的。

個人淺見認為，翻譯的原則可說很簡單，就是追求忠實呈現原文的意思和風格，但實踐起來必須隨機應變，解決許多需要酌情考慮的問題。「說明體」之用，往往是出於譯者苦心，希望讀者易於接收原文想傳達的意思──當然，用得是否高明是另一回事；是否因為太雞婆而變成越俎代庖，或解釋錯誤，或丟失原文風格，端看譯者的技藝。有時「忠實」與「通達」難以兩全其美，就必須有所取捨：意譯派會偏向「通達」，直譯派會偏向「忠實」。只知道直譯原文字詞、硬套原文句式的「機械派」則根本不入流。機械派往往連原文都看不懂，又或者懶得去透徹理解原文再轉化為通暢的中文，就以「忠實直譯」來替自己辯解。

（蘇先生文中引用〈翻譯說明體的風險：以《譯藝譚》為例〉一文，我有回應一文，張華先生後來也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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