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詞翻譯與文字迷障

2015年5月24日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David Brooks 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地牢裡的小孩〉，這三段很觸動我：

也有人認為，這故事是在質疑當代盛行的效益主義心態。

理論上，我們多數人認同一套價值觀，它們建基於一個觀念：人是目的，不是工具或手段。將人當成物件是說不過去的。奴役人是錯誤的，即使這種奴役可以產生很大的好處。殺人取其器官是錯誤的，即使這麼做可以救很多人。

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我們並不奉行這項關鍵的道德法則。現實中充斥著各種悲慘的折中妥協。在許多不同情況下，少數人受苦受難被說成是正當的，因為我們要靠他們的犧牲來成就多數人的最大幸福。

其中第一段的英文是：

In another reading, the story is a challenge to the utilitarian mind-set so prevalent today.

Utilitarian mind-set 不一定要譯為「效益主義心態」，譯為「效益至上心態」或許好一些。此詞組講的東西，確實與 utilitarianism 是同一回事。而 utilitarianism 舊譯「功利主義」，改譯「效益主義」是因為許多人認為「功利」一詞在中文裡有明顯的貶義，而 utilitarianism 是中性的理論名稱，改用感覺中性的「效益主義」較佳。

鍾漢清先生不同意這種改譯，他說：「這種說法太草率，因為你的"效益"，是我的 effectiveness，所以那天又被正名掉。」

我是贊同將 utilitarianism 譯為「效益主義」的，因為我確實認為中文「功利」有明顯的貶義，而 utilitarianism 雖然講究追求最大的 utility（效益、效用），但utility並不是多數人看到「功利」這個詞時所理解的意思。

Utilitarianism 是規範倫理學（normative ethics）的一種理論，我沒有研究，不應多言，以上是純粹談翻譯問題。有關這種理論，可以參考這兩篇文章：〈效益主義不功利！〉和〈「功利主義」的濫用〉。

專有名詞的翻譯，基本上是一種約定俗成的過程：有人倡導某些譯法，獲得社會普遍採用接受，便成為公認的標準譯法。時移世易，如果有人認為標準譯法不好，提出新的譯法，如果獲社會普遍接受，便成為新的標準譯法。

在這種過程中，我們多數人（包括譯者）是被動的，通常只能接受當下的標準譯法。事實上，即使是譯者，也可能沒有很多人有興趣去研究這種問題，特別是專業領域的專有名詞譯法。前陣子我翻譯時碰到Endowment Effect這個詞，是因為實在無法接受眼下的流行譯法，才自己去想個新譯法。但是我想出來的譯法，連能否通過審稿編輯這一關都很難說，遑論最終成為標準譯法。

鍾漢清先生說「你的"效益"，是我的 effectiveness」，這話我能理解，因為我們常說的「成本效益」，正是英文 cost-effectiveness（其實日常談話，根本不用講「成本效益」或「CP值」這種偽裝專業的名詞，正常的人話是「划算」、「划得來」之類）。但「效益」並不屬 effectiveness專有，確實也廣泛用來講utility。

至於我說utility並不是多數人看到「功利」這個詞時所理解的意思，如果你問我有何根據，我只能去搜集「功利」這個詞的使用例子，證明人們使用此詞，確實常常有別於中性的效益一詞。這當然有點麻煩，我就偷一點懶好了。

咬文嚼字非我所長，像幾個月前，陳雲與馮睎乾談 common sense 的譯法，我基本上只有看的份（陳雲文章；馮睎乾文章）。有時我覺得語言文字確實是一種迷障：各人對同樣的字詞，理解大有差異，要說清楚一些事情可能很費力。但人類溝通又非常仰賴語言文字，而各人講話行文，基本上是根據個人的直覺理解（個人的語感）來譴詞用字；如果這種理解偏離公認的標準，就會造成誤會或理解困難。此所以我認為譴詞用字最好力求清楚準確，盡可能尊重既有的語文規範，例如「驕傲」一詞在中文裡明明是貶義詞，何苦硬要把它當作正面的「自豪」、「光榮」使用，造成混淆呢？又例如「被」字在中文裡明明有不幸、無奈的含義，而且中文不像英文那樣普遍使用被動語態，何苦寫中文變得像直譯英文，嚴重濫用「被」字呢？

譯者希望人們譴詞用字清楚準確，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意思含糊、歧義叢生的文字十分難譯。當然，世上多的是挖空心思扭曲語言文字的人：眼下香港多份報紙（包括多年來號稱「公信第一」的知識份子報），每天就有不少有身份地位的人發表文章，將明明是扼殺民主的偽普選方案，說成是實現民主普選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渾然不以歪曲事實、混淆是非為恥。

世道如此，君欲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