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譯本書名

2016年3月4日 

政大社會學系黃厚銘教授日前寫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提到非常認真的譯者宋偉航翻譯 McLuhan著作 Understanding Media的故事。他說，宋偉航譯完該書時，譯註與譯文篇幅相若，而這些譯註「絕對有助於讀者了解McLuhan這本書的思想……堪稱是獨步全球的學術貢獻」。但出版社貓頭鷹後來換人翻譯該書，原因之一與該書書名怎麼譯有關： 

//剛剛提到宋偉航在翻譯 McLuhan這本書當中也不時會與我聯繫，我也趁勢向她推銷了我翻譯 media這個詞時所做的區分。簡言之，當media所指涉的是報社、電視台等機構時就翻譯為媒體，而所指的是技術層面時，像是報紙、電視，則翻譯為媒介。這個區分後來也被好友兼學長蘇碩斌在翻譯《媒介文化論》時所採納，並在書中以一個譯註來加以說明推廣。顯然，McLuhan這本書中絕大多數的情形所指的都是媒介，而非媒體機構。再加上，McLuhan在本書導言末尾就已經用經濟蕭條為例，說明了理解與控制之間的關係，以便凸顯 Understanding Media這本書的意圖，宋偉航和我都認為應該要把這本書的書名翻譯為《理解媒介》。但貓頭鷹出版社的總編老貓卻因為他心目中一般讀者的考量，堅持要改為《認識媒體》。我在這爭執中又被宋偉航請出來協助調停，不過，連我也拗不過對方，畢竟人家是出版社的實際負責人。後來貓頭鷹就把宋偉航撤換掉，重新找人翻譯。但對於宋偉航在這本書裡投注的可觀心力，貓頭鷹有沒有支付稿費、以怎麼樣的價碼計算稿酬，這我就不得而知了。//

 
譯者寫出篇幅與譯文相若的譯註，還為了書名的翻譯與出版社負責人激辯，為此請學者出面調停，對我來說有點匪夷所思。譯者如此認真，我是很欽佩的，但認真到這種程度也確實令我驚嘆，尤其是為了書名怎麼譯與出版社爭辯這一點。

我自己譯過三十幾本書，書名都是出版社逕自決定的。我會譯出書名供出版社參考，但出版社幾乎從不採用直譯的書名，也從來不會與譯者商量書名。我對此習以為常，即使不欣賞某些書名，也明白出版社有權決定書名，而替翻譯書取名主要是基於行銷考量，希望有助賣書，絕不是考慮書名是否貼近原著精神。

在上例中，宋偉航與黃厚銘認為 Understanding Media應該譯為《理解媒介》，自然有他們的道理，那是出於學者的嚴謹精神。我不知道出版社為什麼堅持要譯為《認識媒體》，因為這似乎不比《理解媒介》通俗很多，而且對會想看McLuhan著作的人來說，說不定《理解媒介》比《認識媒體》更有吸引力。

學者型的人大概比較在意翻譯書的書名是否準確，例如王偉雄教授便曾寫道： 

//哈佛哲學教授 Michael Sandel 的暢銷書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有兩個中譯本，一是樂為良譯的《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雅言文化），另一是朱慧玲譯的《公正：該如何做是好？》（中信出版社）；樂譯的副題完全不符合原著的意思，朱譯雖然不是另作副題，但也不十分準確，如果譯為「甚麼是正當的行為？」或「怎樣做才合乎道德？」，便更能點出那個 'right' 字的道德含義。// 

或許應該再澄清一次：翻譯書的書名是出版社決定的，絕大多數與譯者無關；有時甚至連各章標題，編輯也可能會發揮一些創意，而這一切的主要目的，當然是希望有助賣書。所以各位如果不喜歡書名或副題，可以自由批評，但也請注意，這很可能完全不是譯者的責任。 

去年商周出版的《物聯網革命：共享經濟與零邊際成本社會的崛起》，原書名是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The Internet of Things, the Collaborative Commons, and the Eclipse of Capitalism，也有人質疑中譯本書名太誤導了。我相信這不是譯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