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翻譯與中國夢

2016年5月29日 

許淵沖先生寫了〈宇文所安先生，您說的不對〉一文，原標題〈文學翻譯與中國夢〉，是很好看的文章。

宇文所安說：「譯者始終都應該把外語翻譯成自己的母語，絕不該把母語翻譯成外語。」這話可能說得斷然了一點，但頗有道理：大部分譯者的母語表達能力強於外語，因此比較適合把外語譯為母語。

不過，許淵沖的批評也是有道理的：「英美譯者理解中文詩詞不如中國譯者，中國譯者英譯中國詩詞卻不一定不如英美譯者。」畢竟譯者如果對原文的理解不對或不夠透徹，則他的譯入語（target language）表達能力再好，也無法交出令人滿意的翻譯。（但是，對不懂原文的大部分讀者來說，譯文只要流暢可讀便可以了，反正他們也看不出譯者譯錯了或譯得不貼切。）

劉紹銘在〈讓我們一起吊起來〉一文中，便舉了一些外國人誤解中文的例子： 

//最嚴重之訛，莫過於識其字而不解其意，如耶魯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誤把「莫逆之交」中的「莫逆」誤解為「平逆」（rebel pacifier）；把「仕女」一分為二，解作「年輕男女」（young men and women）。

堂堂長春藤名校教授在此之所以犯錯，理由跟Arthur Waley把「赤腳大仙」譯為“red-footed immortal”的情況相似，忘了「不恥下問」的規矩。一個「外國人」，英文再到家，沒有美國南方「土著」做“informer”從旁點撥，是不好翻譯馬克吐溫《頑童流浪記》的。// 

許淵沖一文，這段話顯得突兀，但頗值得思考： 

//宇文所安認為中國不該花錢讓中國譯者把中文典籍翻譯成英文，而應該讓英美譯者來翻譯；中國政府不該資助中國譯者翻譯出版大中華文庫系列叢書。這是一個中國譯者能不能使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中國人能不能實現中國夢的大是大非問題，甚至是一個世界文化的大問題，非認真討論不可。// 

近年中共致力宣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似乎是當局的一個重要目標，資助中國文學譯為外文大概是手段之一。借翻譯之助，促進文化交流，本來是美事，但事情扯上了專制政權的「民族強國夢」，則很可能大大走調。正如網友所言：「古典文學是中國人翻譯或外國人翻譯，其實都無妨。真正的問題，是硬要扣上『中國夢』這種無謂的政治宣傳口號。如果只是抱著宣揚國威的想法，而不是促進文化交流，譯文再好，也不會有人看。」

閻連科

文學探索人性，經典文學作品固然值得譯為外文，但與中國人當代處境關係最密切的作品，對外國人了解中國現況當然有更大的意義。可是，中國政府會支持這種文學作品的翻譯嗎？中國作家閻連科4月中在香港科技大學演講，這幾段話可圈可點： 

//中國文學進入新的冷凍期，但絕對不會回到80年代清除精神污染時期，那是要排除所有西方文化對我們的影響。今天的中國讀者非常了解世界文學的現狀。

嚴肅文學的空間在縮小，但另一種文學突然畸形地發展繁榮。這種繁榮下培育出一種特殊的「審美」，它不包含審視黑暗、審視醜惡，純粹意義上去擁抱溫暖、美好、溫情。這種文學會像中國山水畫一樣，畫一棵樹、一隻麻雀、一隻蝦米就可以成為世界名作，賣一個億、兩個億。畫山水花鳥能賣幾千萬，只有中國畫家中會出現。這在全世界其他地方是不可想象的。

這種情況在文學當中越來越多。今天中國很多作家的努力也是在這個方向上，既不會回到文革的極端，也不再嚴肅地探索人性，而在允許的範圍內，以審美的名義使某一種「溫暖的」文學，一種政府、讀者、批評家都能接受的文學，畸形地發達，被高度認可。// 

許淵沖先生似乎很想強調，比起外國人，中國譯者可以把中文典籍譯得更好。這或許是真的，但也令我想起中共當局在談香港管治問題時說過的豪言：「英國人做得到的，中國人也能做到，而且比英國人做得更好。」優秀的文學，理論上屬於全人類。誰譯得好，就由誰去譯，實在不必牽扯到民族意氣。真正自信自強的民族，大概也不在意自身的文化能否「走向世界」，因為如果你真的那麼優秀，大概全世界都搶著翻譯和傳播你的文化，而不是蔑視你。中國真要復興，停止種種踐踏人性的管制和壓迫，人民享有真正的思想、言論、新聞、資訊自由，其餘一切自然事半功倍。放不開控制一切的心魔，中國夢永遠都只是一個夢而已：口喊中國夢的人，真正要做的卻是成為美國人、實現美國夢。

人性是追求自由的，同時也渴望安全。生活在中國這種國家，既不自由，也不安全，還談什麼「中國夢」？這種「中國夢」若真能實現，實在是全人類的惡夢。